主题：聊聊明清民国的江南士绅(4)（下） -- 狂草舞茅

近年来有一种风气，鼓吹小政府，由乡贤们代替政府实行基层自治。那么，在绅权扩张的晚清，湖南和江南士绅基层自治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模式。在明清两代，皇权是不下县的。民国时期，则分为两阶段。北洋军阀时期基本上是清朝体制的延续，后期国民党政权下延至区公所一级，也就是最基层的区公所负责若干个乡的行政事务。国民党统治时期，封建社会的士绅阶层因为科举制度的解体早已不占主导地位。国民党起源于会党，本质是黑社会+买办，自然不遗余力地排斥任何稍有传统道德的阶层，包括封建士绅。其结果是，国民党的区公所往往为土豪劣绅、土匪恶霸所把持，欺男霸女，横征暴敛，农村秩序大坏，甚至不如清朝，导致农村经济凋零破败。而我党的触角则延申到每个自然村，甚至根据人口的不同，把壮年，青年，妇女，儿童都全部组织了起来，重新构建了农村秩序，经济、文化、道德均获得复兴。在基层对决中，国民党可以说是完败的。仅以财政动员能力而论，解放区1946-1947财年的税收总额折合约80亿斤粮食。国统区同期政府收入仅为2亿多美元，折合约为73亿斤粮食。也就是说，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具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实际税收能力居然高于具有3亿人口且控制着绝大部分通都大邑的国统区。考虑到国统区实际税率远高于解放区，显然国统区大量的财政收入在低效率的管理模式中消耗掉了。这场效率竞争决定了谁来主导神州大帝的命运。

回到明清。既然皇权不下县，基层该如何治理呢？大体有三种并行的模式。一是保甲制，保长、乡约等由政府任命，保长完成赋役，乡约力行教化，可称为准官吏，但不属于公务员系列，不领官俸。理论上讲，以村落为基础的“里”在完成其赋役征收功能的基础上也具有一定的村落自治功能。尤其太平天国大乱之后，清朝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尝试恢复保甲制度。然而在实际运行中，保甲制度的运行是没有效率的，甚至可以说是彻底失败的。原因在于，保长、乡约虽然受政府委托，但没有可支配的资源，更缺乏足够的人望。基层事务繁杂，如果认真实现政府期望的职能，所需开支并不小，但是保长、乡约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均低于士绅，即使划分出一部分“公产”作为其公共事务的经费，其支配权往往低于士绅。但士绅又不屑于充当地位卑微的保长、乡约。所以，保甲制度在资源错配的情况下，是必然失败的。

那么士绅能否担当起联结皇权与农民的重任呢？如果能，则今天的“乡贤”或许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不能，则“乡贤”无非是民国土匪恶霸控制基层社会的前奏。本人研读清末历史发现，不否认在个别时期个别地区，士绅的崛起的确有重大政治和经济作用，然而长期来看，无论是湖南还是江南，绅权要么是一种无效率的存在，要么是上噬皇权，下吃农民的膨胀势力。那种父慈子孝、岁月静好、安于联结皇权与农民的绅权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恐怕也只存在于某些居心叵测的学者臆想之中。原因在于，绅权一旦放虎出笼，就有足够的影响力左右基层政府，而政府却无能力约束士绅。结果就像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描述的“惟查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紳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 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今不但官与紳不洽，即民与紳亦不洽。且不但民与紳不洽，即紳与紳亦不洽。以致渙若散沙之弊，全实惧焉”。换言之，绅权扩张的长期后果必然是，官绅不和，绅民不和，绅绅不和，导致基层社会成为一盘散沙。

第三种途径是胥吏。胥吏的优点在于作为官员的下属，理论上是要执行官员的意志的。但缺点是，有利时执行有力，无利时阳奉阴违。清代条例繁杂，外来的官员既无法掌握规则，又不能及时更新信息（如土地产权变更信息，水旱灾情信息），而胥吏往往世袭许多代，又是本地人，具有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官员为了完成业绩考核，往往受制于胥吏。此一现象被称为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清代为限制胥吏的作用，对吏人差补、解试出职和停降都作了细致的规定，但效果甚微。士绅阶层中，不肖之徒会和胥吏勾结，鱼肉百姓。有操守有理想的士绅则又会对胥吏非常敌视。江苏士绅冯桂芬曾请求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士绅替代胥吏，曾国藩虽然对冯桂芬客气又尊重，但对此提议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那么，从政府官员的角度看，既然保甲制度不靠谱，那么士绅和胥吏两者该选哪一个呢？胥吏贪蠹害民，而士绅不受官府约束。

曾大人本人对此态度是异常矛盾的。

在曾文正还是个愤青的时代，那还用选吗？答案就是士绅。我们此前提到，曾国藩作为在籍士绅，私设了一个叫“湖南审案局”的法庭。这个法庭不看证据，不遵流程，只要士绅看谁不顺眼，报案给审案局，就基本上没有活路----砍头，杖毙，鞭刑，站笼，总之，有杀错没放过。抓的什么人呢？按曾国藩自己的说法，有教匪、会匪、盗匪。但是呢，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居然光明正大地承认：“臣寓馆设审案局，派委妥员两名，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吏、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皇帝啊，我在长沙住所设了一个私人法庭，叫审案局，我聘请了两个靠谱的士绅作为法官，抓到匪徒，立刻严加审讯，[不仅教匪、会匪、盗匪死的很惨]，就算普通的坏人，如奸诈的书办，贪污的小吏，包揽诉讼之徒，还有诈骗犯，我都加倍严惩，完全不顾我大清刑法的有关规定。谁敢说曾国藩不诚实呢？

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之后，以左宗棠、黄冕、郭嵩焘为首的湖南士绅们，基本全盘控制了湖南的丁、漕、厘、捐、盐、茶、军需、粮台，政府官员拱手签字而已，胥吏敢反对，下场可能是“就地正法”。那个湖南审案局呢？继续营业，不过继任者没有曾大人头铁，业务范围缩小了些，改为“发案局”。

业务范围窄了，但营业地域扩大了。湘军到哪里，发案局就跟到哪里—比如江西。江西士绅们一方面给湘军募捐，一方面仿效湘军办团练。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寅恪的爷爷，维新派人物—就是江西士绅，和其父亲一起办团练，获得了曾国藩赏识，踏上了升迁之路。

曾国藩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理由之一是非法拘禁团练士绅彭寿颐。陈启迈撤职。

曾国藩参劾了安徽巡抚翁同书，理由之一是纵容苗沛霖杀害团练士绅。翁同书判斩监候，也就是秋后问斩。后来他爹帝师翁心存病死，朝廷加恩改为充军，死在充军途中。

曾国藩指责多隆阿，理由之一是多隆阿凌辱皖北士绅。多隆阿不愿意跟着曾国藩混，去陕西了。战死在陕西周至。

那么湖南有没有因为士绅掌权而变得更美好呢？许多湖南人做了官，发了财，淳朴的风气不再，霸蛮攀比之风盛行。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为例，他捐了个监生，在家管理团练，性格霸道，不但出入衙门自由，还私设公堂，手段狠毒，逼着县令按他的意思杀人，激起民愤，还代人追债。可谓恶行累累，连李鸿章都看不下去，投诉到曾国藩那里。

固然财富与权势打开了三湘四水的眼界，丰富了湖南人的思想。但是人们忘记了带来财富和权势的创业者们—罗泽南、李续宾等等，大多数是穷书生。这些人有不少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中的绝大多数已死在十余年的内战之中。后来湖南第一流门阀的第一流士绅，如谭延闿，固然门第傲人，拒绝当黄埔军校校长，拒绝娶宋美龄—换言之，蒋介石所追求的，他全拒绝了。但其真实水平也就那么回事。湖南后续第一流的人物，如蔡锷、毛润之，彭德怀，粟裕多数来自中等或贫寒人家。

曾国藩本人掌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大权之后，对绅权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他反对江南绅士办团练。他说：“团练之法，只能防小支千余之遊匪，不能剿大股数万之悍贼。其练丁口粮若太多，则与募勇之价相等，不必仅以团名；若太少，则与兵勇之价迥殊，不能得其死力。其团局经费，若取之於丁、漕、厘、捐四者之中，則有碍督抚生财之道；若设法于丁、漕、厘、捐四者之外，則更无丝毫措手之处。事权既无专属，刚柔实觉两难。”在他的建议之下，撤销了江北团练大臣晏端书和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的职务。

至于江南士绅办的团练，可谓一言难尽。在江南大营垮台之前，他们主要任务是背靠江南大营贪污团练经费。在江南大营垮台之后，主要工作是勒索富户财产。太平军占了上风，大量团练投靠太平军。清军杀回，他们又抛弃太平军投靠清军。

其次，曾国藩拒绝冯桂芬建议，用绅士取代胥吏征收税收。曾国藩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曾国藩的幕僚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阜宁县令请求丁日昌派炮船去收税，原因是当地士绅手里仍有团练武装，拒绝交税。丁日昌说哪有派炮船打士绅的道理。县令只好与当地士绅好言商量。士绅骗县令，说县令大人你先委派士绅负责征税，我们就完税。县令听从，签发了委任书。然后士绅有了委任书，就变成了合法的包税人，反而拿委任书和县令讨价还价，要求县令以旱灾的名义申请税收豁免，县令被挟制，只好听从。自然，穷人的土地是拿不到免税的，而士绅的土地肯定要免税的。税收豁免成了士绅兼并土地的利器。

实际上曾国藩根本不敢信任江南士绅。他让郭嵩焘来两江负责漕务和盐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然，郭嵩焘背后是曾大帅的湘军，所以才能成绩斐然。他后来去广东就栽了大跟头。

李鸿章是受上海士绅的邀请接收上海的。但到了上海，他就斥逐了邀请他的士绅，选择了一批与他亲近的士绅合作。苏州，常熟等地的善后也需要当地士绅。这些士绅最热衷于报复曾投靠长毛的包税人，即所谓的长毛绅士。最初是杀掉这些包税人，然后发现太亏。后来就逼迫这些人献出家产，和国民党接收大员抢夺汉奸资产一个德行。虽然从长毛乡官手中搜刮的金钱“盈千累万而亿万，悉充善后经费”，但这些经费大多数进了善后局士绅的口袋，但饥民连口稀粥都喝不到。以常熟为例，李鸿章只得“立拿善后局董事李孙兰、王雨梅、钱竹菴、钱仲謙四人，周沐潤亦撤回。局务实已糜烂”。之后善后局归翁同龢的侄子翁曾荣负责，翁的风评是“倚势骄横，贪酷成性”，常熟善后局则 “刁劣董事，如蔓草生枝，层层剝削， 差役穷思极想，百計搜罗，实未办得一樁善后公事”。

同治三年，常熟善后局改为清粮局，负责征收地租。其中有一位非常奇葩的局董莫钟琳。咸丰十年常熟失守，莫钟琳家属曾报其殉难，获得朝廷抚恤。 常熟收复后，莫钟琳又“死而复生”，自称城陷当日”帶勇竭力抵御，寡不敌众，右腿左胁均被枪伤，昏倒在地，经民勇抢救，抬至寿兴沙，数月伤平，复患怔忡之病，医治经年始痊“。得知家属误报殉难，莫钟琳请求朝廷撤销抚恤。朝廷上諭：“莫钟琳既经遇救得生，何以迟至数年始知家属误报阵亡，所称养伤患病之处，殊难凭信。除將该員卹典撤銷外，其有无規避捏飾，仍著李鴻章确切查明，与江苏失守城池人员案內一并从严参办。”但李鸿章不仅不追究，反而把莫钟琳委任为清粮局委员。

薛福成給曾国藩上万言书，其中说：“今苏常松太各属，每县各有善後局，局数十百人，平居皆习为奸利，至无行义之辈。其中或有稍公正者，上官使主其事，亦以乡党亲故，莫能相禁。以故岁糜巨万，报销于上官，不啻以一为五，道路嗟叹，以为不如其已。由此观之，孰若悉罢此輩，以节浮費而济事实哉。“

但是曾国藩又能拿自己提拔的李鸿章怎么样呢？弊端何止善后局/清粮局，战后江苏贸易越来越繁荣，许多地方厘金收入却越来越少，显然是贪污越来越严重。曾国藩明知其中弊端，却碍于李鸿章的面子，无法深究。

太平天国期间，江南士绅组织了各种团练，军需局，劝捐局，善后局，厘局，绅权不可谓不扩张。但无一事不是弊端百出。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幕府内招募了数以百计的江南士绅，李鸿章更是和江苏浙江士绅大肆勾结，左宗棠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李鸿章有盛宣怀，左宗棠有胡雪岩。固然，盛宣怀于江南士绅渗透层面更广更深，胡雪岩则是商人，不入诗书攒缨之家的法眼。

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江南金石学家、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澄葬送了老湘营的最后余脉，而湖南人谭嗣同和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常熟人翁同龢居然混成一个阵营。此时的湖南士绅，除了战死沙场的数百理学穷书生，和江南士绅又有多大区别呢？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黜，士绅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数年中回光返照，但接着是北洋军阀与国民党黑社会的斗争加剧，以及共产党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登场，士绅的时代遂一去而不复返。清末绅权扩张最终带来的是官绅不和，绅民不和，绅绅不和，导致中国基层社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彻底沦为一盘散沙。

靡不有初，鲜有克终。在湖南理学读书人打起卫道大旗，对太平军挥舞屠刀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谭嗣同会改宗心学，和两广人站在一起批评自己的父辈贪婪好杀。曾国藩何尝想到自己招募的湘军裁撤后和太平军老兵一起成为袍哥，混迹于哥老会。自律向上堪称国人楷模的新建陆军到了国民党时期成了堕落、贪腐、淫邪、寡廉鲜耻的黑社会打手和买办帮凶。

鼓吹乡贤的大咖们，你们知道乡贤们怎么被国民党黑社会斗垮，导致中国农村彻底衰败，而衰败的农村又如何孕育出一共，一共又是怎么甩国民党反动派三百条大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