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俄乌战争的5个思考（第一部分） -- 史文恭

弘芯与火炬之间有多笔蹊跷的账务往来，图为2019年5月30日，作为乙方的火炬向弘芯汇款4.5亿元。图片由环宇方面提供给 36 氪

作为乙方的火炬，为何要给弘芯付款？一位知情人士告诉36氪，因为弘芯承诺将多余的贷款利息付给火炬，因此火炬自愿以担保人身份向银行借款，再输血给弘芯。

这种做法也让火炬深陷泥潭。由于弘芯后期无法及时还款，作为担保人，火炬还为弘芯垫付了总计1100万元的贷款利息。在电话中，火炬负责人卢海涛谈及弘芯时多次破口大骂：“这帮人有问题，分包商都恨他们恨得要死。”

2020年1月21日，距离除夕只有3天，火炬负责人卢海涛给李雪艳打去了7个电话，一个都没有接通。

他心急如焚。由于5000万元的农民工资没结清，还没返乡的几百名工人们急了，他们聚集在工地上，眼看辛苦一年的工钱化为泡影。最坏的情况发生了。1月22日白天，工人们冲进了武汉东西湖区政府，“警察都拦不住”。

矛盾已经激化，弘芯仍迟迟不愿放款。直到1月22日晚1点，弘芯财务才勉强承诺支付1200 万，又磨到凌晨4点，这一方案再次被弘芯推翻，弘芯方面称只能支付 800万，剩下的400万要等到大年初七到账。

双方在付款方案上僵持不下，卢海涛被彻底激怒，他对着当时在场的政府工作人员说，“我邀请你们把我拘留15天，给工人一个交待”、“我举报，老子打市长热线，到市区委反映情况。”

这场闹剧也传到了弘芯内部，员工们议论纷纷。为了安抚员工，李雪艳多次在重申弘芯绝对安全，她不时向员工强调：弘芯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但钱绝对不是问题。

“弘芯这帮人嘴里没一句实话”，卢海涛愤慨表示。

事实上，钱绝对是个问题。

对不上的账目

弘芯成立时，铺天盖地的新闻里，弘芯是计划投资1300亿元的天选之子，可到头来连200万都拿不出来。

那么，弘芯究竟有没有钱？钱又到哪里去了？

36氪根据访谈、公开资料粗略整理了一份弘芯自2017 年11月成立，至2020年6月蒋尚义离职，期间2年零7个月的大额收支记录：



武汉弘芯大额收入、支出、欠款统计。根据访谈、公开资料整理

在进账方面，武汉市发改委此前发布的文件显示，弘芯截至2019年12月31日获得的投资额总计达到153亿元。

还不止这些。为了套出更多的钱，弘芯还不断把土地、光刻机这些实体资产抵押，其中光刻机套取了5.8亿。另外，有知情人士向36氪出示了证据，证明武汉弘芯曾经让工程总包方火炬集团作保，向当地银行先后提取了7亿元左右的贷款。

入袋不少，弘芯支出极其有限，粗略为弘芯算一笔账：

1． 弘芯一期工程土建费用17亿元（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承包商向36氪表示，弘芯工厂在一期工程的土建方面最多值20亿）；

2． 买下光刻机花费近8亿；

3． 弘芯没有花钱购置光刻机以外的生产机器，工厂还没运转起来，没有产生研发和销售费用；

4． 剩余较大额的固定支出主要是人员工资。考虑到弘芯高峰期的员工人数只有不到500位，半导体制造行业平均月薪为1万元，即使考虑到高级技术人员工资较高，如果以两年的运营时间粗略计算，产生的员工支出应该不超过4亿元。

与此同时，弘芯还对外欠下不少外债。据36氪了解，弘芯并未结清与精泰、火炬及其他专业承包商的账目。

估算下来，假如153亿投资款全部到位、所有欠款都已结清，弘芯账上理应还剩大约124亿元。但这些钱到底哪去了？

天眼查显示，2020年9月，一家名为盛品精密气体（上海）有限公司和弘芯的诉讼中，弘芯账户内的余额被查封。判决结果显示，彼时弘芯的账户中只剩下1500万元左右。

这个问题连弘芯内部人士看来也无解。36氪走访了多位武汉弘芯高管，没人能说清楚弘芯是如何走到资金干涸的境地。

在调查中，36氪发现弘芯与多家体外公司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绑定关系。

以其中一家名为“佛山汉岂”的公司为例，汉岂名义上是弘芯的顾问公司，但其实是借用培训员工/咨询等名义进行利益输送。陶永向36氪表示，汉岂团队的操盘手，是李雪艳的弟弟李雪松。

林雄也告诉36氪 ，汉岂借由中介公司从长江存储、台积电、联电等公司吸纳了不少芯片工程师。

这些工程师的日常工作，是把前东家的技术资料写成PPT，最终由汉岂将这些 PPT打包卖给弘芯。

为了掩盖这种交易，在汉岂内部，参与培训的工程师都用化名相称，“小毛、小丰、小朱”，为了混淆视听，汉岂还在培训中掺杂其他内容，比如让工程师学习耐基成功学，集体阅读三国演义等。

虽然不务正业，但这些工程师们的月薪高达15万-30万，这一支出由弘芯拨款，名义是“技术授权”。

最终的结果是，这家按说已经拿到高额投资的公司，很快就处处缺钱。

按照弘芯原来的规划，一期工厂原应在2019年年底开始运转，但彼时，弘芯连最重要的生产设备采购尚未开始，“全都卡在最后一环的财务那”。财务部门给出的回复是，“到2020年1月份就有钱进来”，但这一期限又不断往后延迟至3月、4月，甚至更晚。

芯片制造已经停工许久，2020年4月，陶永接到一项令人不解的任务：弘芯董事会要求11位管理层，包括CEO蒋尚义，编写各部门发展计划书，“给了很宽泛的命题，每个人要写电话本那么厚，还要向董事会报告。”陶永对36氪说。

这项工作明显是障眼法。待管理层们各自汇报计划书完毕，弘芯董事会无人提出质疑，却在散会后告知全员：“计划书写得不对，所有人重写第二稿。”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2020年4月，武汉市发改委曾发布的《武汉市2020年市级重大在建项目计划》中，写到2020年弘芯计划投资额为87亿元。

在又一场如皇帝新衣般的高管会议结束后，蒋尚义忍无可忍，大骂李雪艳。他有点激动：“我们拿弘芯的薪水，要做对得起弘芯的事，写这些东西（计划书）就是浪费时间”，“我以CEO的身份命令你们，统统不要写。”

这是陶永第一次见到蒋尚义发怒。和弘芯董事会的矛盾彻底激化后，2020年6月份，蒋尚义很快向弘芯董事会请辞，随后离开武汉。

蒋尚义的离开，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0年7月，武汉市自曝了弘芯资金断裂的事实。10月，国家发改委称，对于芯片项目烂尾的现象，将引导地方加强对重大项目建设的风险认识，按照“谁支持、谁负责”原则，对造成重大损失或引发重大风险的，予以通报问责。

最终受损的是谁？

在为这个项目投入可能高达153亿元之后，武汉东西湖区政府还要处理烂摊子。2020年11月，武汉东西湖区收购了持有弘芯90%股份的光量蓝图，完全接管了弘芯。陶永对36氪说，政府在接盘弘芯烂摊子后，清退了李雪艳，派出了一支游说团到上海等地四处寻求收购，但这个项目恐难起死回生，因为弘芯的大部分员工已经找好了退路，只等着拿完年终奖后择机退出。

环宇的王立银至今还在为4千万的工程尾款四处奔波。讨债的这一年半以来，他四处奔波，试过给李雪艳写信，联系过法院、区政府，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因为这笔钱，他的环宇公司已经濒临倒闭。

火炬这边，为了讨回欠款，2020年9月份以来还在假装“全面复工”，实则召集了一小批工人，每天还在帮弘芯做着涂抹外墙、拆脚手架的“门面工作”。



2020年12月，弘芯工地上，有工人在“施工”。由36氪邱晓芬拍摄

获益的是谁？

在 36 氪获得的通话录音中，王立银、卢海涛都谈到听闻过弘芯携款潜逃的传闻，政府也有所警觉。“有朋友去东西湖政府求证，政府回复说，弘芯卷了一部分（钱）走了。”王立银这样说。

根据天眼查显示，2019年5月，弘芯董事长龙伟、董事曹山退出公司管理层。离开弘芯后，曹山才向身边人松口：“哈哈，台湾人（指蒋尚义）可真好骗，这就是一个局，让他来做接盘侠。”

一位弘芯内部人士告诉36氪，原弘芯董事长龙伟在一次大酒后吐露真言：“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才一两万，靠工资我什么时候才能搞到一个亿？但干完这个项目（弘芯），我就能退休了。”

曹山仍继续流窜各地，用相似的手法复制“芯片局”。36 氪获悉，曹山手中握有多个操盘中的芯片项目。自2018 年11月起，曹山相继成立珠海逸芯、云芯国际、湖北天芯、济南泉芯……即使在弘芯爆雷后，曹山依然在济南将“泉芯”项目搞得风生水起，用和弘芯同样的套路，撬动了济南当地拿出上亿资金建厂。



曹山背后有多家芯片公司，36氪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发稿前，36氪向曹山拨去11 通电话，均为拒接与挂断状态，曹山仅发来一则“请信息”的短消息。在36 氪发去核实消息的来意后，曹山失去了音讯。

地方造芯热潮的无奈和图谋

弘芯式骗局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上滋生的？

一位长期驻扎在长三角产业投资人向36氪表示，地方造芯项目当中，“行骗”证据往往难以坐实。芯片制造环节复杂，一个项目黄了，很难说清楚是因为投资方资金没到位、地方政府干预过多，还是技术、设备有问题。再者，芯片项目爆雷，属于地方政府的“家丑”，大多不愿意继续追究，只能吃哑巴亏。

这直接导致，半导体行业行骗成本比大家以为的要低，半路流产项目也屡屡出现：

2020年5月，拟投资10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大厂成都格芯，正式宣告彻底关停。这个项目，仅仅坚持了2年；

2020年7月，南京德科码，这一当初号称投资30亿美元的芯片项目，沦为欠薪、欠款、欠税的“三欠公司”，如今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

2017年，淮安市淮安区政府一口气拿出了26亿购买德淮半导体60%的股权——这笔钱相当于当地一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如今却只留下一个有上亿元债务的公司。



2015年以来，国内主要烂尾芯片项目。36氪基于公开资料整理

当然，并非每个芯片项目都像弘芯一样是“做局人”蓄意行骗，但依然不乏资金断裂、半路流产的项目。

2020年，芯片制造行业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现象：地方造芯项目一边爆雷，一边又快速进场。据市场研究机构CB Insights统计，仅2020上半年，已有15个省份、超过29个城市落地半导体项目，同比去年增长84%。按照签约金额排名，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山东省排名前四，让向来重视半导体项目投资的上海只能屈居第五名。

这背后，一面是中兴、华为等公司因为高端芯片“卡脖子”，频频呼吁重视芯片制造；另一面，是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对半导体过度追捧，甚至不少房地产、水泥公司等门外汉都做起了半导体生意，投机者有了可乘之机。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去年10月份点明了中国这场“芯”病：国内投资集成电路产业热情高涨，没经验、没技术、没人才的“三无企业”进入行业，个别地方对集成电路规律认知不清，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风险显现。

芯片毕竟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项目，真想做成，条件缺一不可：即需要政府或者其他资方口袋够深、决心够大——与弘芯隔壁区的紫光“长江存储”芯片项目一期投入资金以千亿元计，芯片项目成本往往要5到8年才能确定；也需要定位准确、人才到位。

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创投合伙人宋春雨认为，避免踩坑的第一步，关键是要看创始人是不是行业老兵，以及提出来的目标是否尊重行业客观规律。在他看来，集成电路从材料到装备到制造工艺，需要20-30 年才有可能做出来，需要有关键的带头人，需要和客户一起反复验证，需要和设备长期磨合的工艺。

“半导体没有捷径，没有 short time。”宋春雨对 36 氪说。

但需要明确的是，芯片项目有泡沫，并不代表做芯片的大方向是错的。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历程或许值得当下的芯片行业借鉴：在这两个行业的政策补贴时代，刺激了行业快速膨胀的同时，也沦为骗补重灾区。但规范密集出台，泡沫逐渐清除，目前国内企业从材料到设备稳居全球光伏产业龙头地位、新能源汽车出货量也已占据全球第一。

除了骗子，还有很多想在芯片领域干出一番事业的人。

74 岁的蒋尚义在业内人脉通达，且极其爱惜羽毛，早年持有的台积电股票更使他早已不为生计所迫——照常理看，“蒋爸”不应轻易落入弘芯圈套。

一位与蒋尚义接触甚多的人士告诉 36 氪：“蒋爸太需要一个舞台了。”

谈及蒋尚义为何仓促加入弘芯，上述人士谈到三点原因：其一，蒋尚义半生在台积电工作，做技术的人更像“学者”，行业资历够深，但社会阅历不足；其二，2016 年，蒋尚义从台积电前往中芯国际履职时，惹恼了台积电掌门人张忠谋，为了平息其怒火，蒋尚义答应在中芯国际只以顾问身份工作，实则无权，这种境地让蒋爸“英雄无用武之地”。

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半导体遭遇断供后，谁能抢先一步突破技术封锁，意味着名留青史。“他（蒋尚义）很想在这辈子留个名。”该人士表示。截至发稿，36氪未能联系到蒋尚义。

退出弘芯后，蒋尚义重振信心，加入了中芯国际。尽管工资只有台积电时期的1/5，更吸引他的是完成先进制程的事业。

回望过去，中国出现了三次造芯潮：第一次在改革开放时期，国内33个单位、投入13亿元引进了各类集成电路产线，却因为缺少经验，最后真正投入使用的产线寥寥无几；第二次是在90年代的“909工程之后”，第三次是在2014年成立国家大基金至今。

三次造芯浪潮不是没有成果。第一次造芯潮之后，1988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首次达到了1亿块——这代表着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大生产阶段；第二次造芯潮，出现了中芯国际、龙芯这样的代表性公司；第三次，2020年，集成电路产量数字飙升到了2613亿。

（应受访者要求，陶永、林雄为化名。36

弘芯的做局者，是一个名叫曹山的人。

2017年底，武汉弘芯成立。但仅仅一年后，2018年11月，曹山就突然退出武汉弘芯。

离开弘芯后，曹山曾道出实情：

这就是一个局，台湾人（指蒋尚义）好骗，让他来做接盘侠。

曹山离开弘芯仅仅1个月后，2019年1月，济南泉芯宣告成立。

泉芯总投资598亿，济南市政府前后共投资近60个亿。

不管是武汉弘芯，还是济南泉芯，在成立初期，做局者都给项目描绘了美好前景。

但毕竟是做出来的项目，与武汉弘芯的结局一样，泉芯在成立1年多后，如今也走到了烂尾的局面。

从一成立就开始打桩建厂房的泉芯，到今天才刚刚完成打桩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都在打桩。

厂房迟迟不能竣工，致使花费17个亿买进来的高端设备无处放置，员工只能挤在政府提供的场所里办公。

透过烂尾的泉芯，人们看到了让人吃惊的场面：

泉芯的操盘者，也是做局武汉弘芯的，曹山。

弘芯暴雷，曹山转奔济南，采用同样的套路撬动济南方面出资建厂，做局泉芯。

1280亿的政府项目暴雷，却面不改色，换个地方继续做局，这叫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曹山真是人才，将武汉和济南两地玩于股掌，前者搭进153亿，后者赔掉60个亿，而曹山自己，仅仅掏了200万。

从这点来看，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闪转腾挪，四两拨千斤。

实际上，为了配合他的演出，从2018年起，曹山就相继成立了多家芯片公司，有珠海逸芯、云芯国际、湖北天芯、济南泉芯等。

如今，弘芯和泉芯虽然都已烂尾暴雷，但曹山手里依然还握有云芯逸芯。

所以，云南和珠海方面要多长个心眼，以免步武汉济南的后尘。

02

曹山在政府间的长袖善舞，实在让人好奇，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实际上，再传奇的人物，一旦揭开那层神秘面纱，就会发觉，也不过尔尔。

曹山是谁？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曹山的真实身份是：

安徽典创电子董事长，名叫鲍恩保。

而曹山，是鲍恩保司机的名字，鲍将其拿过来摆上前台，是否便于后期跑路，不得而知。

安徽典创电子，注册地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庐江县。

而曹方本人，也就是鲍恩保，更是只有小学学历。虽然学历很低，却巧舌如簧，喜欢说大话。

鲍恩保手上登记有多家半导体公司，长期利用“台积电副总”与“宏碁驻美国纽约第一任副总”的名义，在多个省会城市间流窜。

在网上，鲍恩保也早已是声名狼藉，因多次拖欠工程款被人告上法庭，目前依然有多项官司缠身。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抓住了芯片这个风口，成功游走在各政府之间，空手套白狼。

2019年初，泉芯成立。

2020年6月，济南领导到泉芯视察，鲍恩保作为泉芯的代表全程陪同。

这个时候，外界才算是第一次看到了鲍恩保的长相。

疫情的原因，让这个伟大的操盘手得以藏在口罩的后面，没有露出真容。

虽然戴着口罩，但额前的一缕白发，成为鲍恩保的一个标志。

从视频看，鲍恩保的年龄并不大，不超过50岁。

今天，我们再撕开那个口罩，将鲍恩保完全暴露。

这是鲍恩保前几年的照片，额头的那缕白发甚是明显。

没有过人的长相，没有炫耀的学历，这样的人放到人堆里，没有丝毫突出之处。

但就是他，接连撬动武汉济南两级政府，撬动总共1800亿的芯片项目，想想就神奇。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仅仅依靠巧舌如簧和长袖善舞的交际能力，恐怕难以做到。

如今弘芯和泉芯也是一样，烂尾之后，当地政府都避而不谈，更谈不上追责了。

这也就给了如鲍恩保之流的做局者更大的胆量。

为何打掉牙咽肚里，因为对地方来说，这是家丑，没有谁愿意将家丑抖落给外人看。

再说，当初做出决策，有受到做局者蒙骗的成分，但自己的失误也不可置疑。

比如武汉东西湖区上马弘芯，很大原因就是看到隔江相望东湖区的芯片项目发展的红红火火，眼热了。

再加上芯片的火热风口，地方上自然很难理性。

但是，相比见多识广的地方，鲍恩保做局其实并不高明。

四处游荡的鲍恩保，一直都想抓风口，钻政策的空子。

武汉弘芯是鲍恩保的第一个操盘成功的项目，在操盘前，鲍遇到了一个关键人物，龙伟。

龙伟确实有些人脉，与武汉政界方面也颇为熟悉，在他的穿针走线下，鲍恩保得以与武汉东西湖区坐到了一起。

很多时候，局面的改变就在一刹那。

龙伟的穿针走线，其实双方坐到一起的那个时刻，局面就已经达成了。

这里面有鲍恩保的三寸不烂之舌，也有地方政府热切的心理，两者一拍而合。

对鲍恩保来说，有了武汉弘芯的做局成功，这是一个绝大的金子招牌，所以仅仅一年后，他又迅速在济南组建了泉芯。

弘芯是广告，有了这杆大旗，鲍恩保不愁四面开花。

如果不是弘芯烂尾，泉芯估计也不会出事，那么接下来，鲍恩保还会在全国其他地方，继续上演各种芯。

目前我国共有4.63万家芯片相关企业，这些年，各地不断传出芯片烂尾：

南京德科码，政府投入2.5亿，

贵州华芯通，高通和贵州共投资5.7亿美金，

成都格芯，政府砸进70亿，

武汉弘芯，政府投入153亿，

陕西坤同，政府入资1亿美金

济南泉芯，政府投入60亿……

这些都是几亿几百亿的大项目，说投就投，太过轻松。

比如鲍恩保之流，随便上网一查，就能查出此人此前的项目与芯片八杆子都打不着，听从这样的人搞高端芯片，岂不是搞笑？

即便前期没有调查好，从他们的后期操作，也照样能看清他们的面目。

他们一般都是这样操作的：

先以极低价从政府手里拿地，

再用地区银行做抵押贷款，然后修建一期，

一起建好后再抵押修二期，以此类推。

整个过程中，个人不用掏钱，或者掏很少的钱。

如果最后不出事，皆大欢喜；一旦出事，由于体量很大，都是由政府兜底。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会有补贴，这个补贴是补到个人的，数量还非常可观。

所以，像曹山，也就是鲍恩保这种窃贼，能够在省会一级政府间游走，并通吃，真是让人吃惊。

是真查不清他们的底细吗？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i看见）

毛泽东60年代初的几次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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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

毛泽东曾经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不但大力提倡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且身体力行，只要认识到了错误，就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改正。

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过去工作特别是“大跃进”工作中所出现的失误，毛泽东先后几次作自我批评，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也为当时中国采取紧急措施渡过难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似乎是歌颂毛主席的，呵呵）

(一)

“大跃进”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遭遇天灾和苏联逼债双重压力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约见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当这些人批评他搞“钢铁元帅升帐，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和“相信亩产万斤粮”等问题时，他很坦然地讲：“五八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庐山会议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到1959年的年底，中国进入了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城市粮食供应紧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因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中共中央对工作中的失误再一次进行了思索。

1 9 6 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调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在会议结束那天，也就是6月18日，毛泽东大清早起来，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写了一篇《十年总结》。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1 0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

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怎么老是你？周总？）

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 9 5 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

（这是为了把浮夸风的责任推给毛，其实没有一毛钱关系，只是钢铁指标毛主席被蒙蔽了，然后被迫接受了官僚的想法）

（这也是改开文一贯的手段，把几个数字来回翻，把责任推给毛主席。钢铁数据的确影响了农业，但是不是一回事，这是长期计划，和浮夸风短期疯狂，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 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总是故意把毛主席对长期目标的总结和检讨说成是浮夸风检讨，然后把毛主席纠正五风当成玩笑话，意思是毛主席还是要吹牛高指标。原因是反右打击了说实话的官员，这里面确实有点复杂，但是也不那么难懂！！！！！！！！！！！！！！！！！！！！！！！！！！！！）

(二)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共产风”。

《紧急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集市贸易等。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

当时甘肃省委的一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针对这个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写道：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 “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渡的时间是太快了。

（这是刘少奇的责任，毛主席确实有了一些要求，但是一直在控制，徐水的错误就是毛刘纠正的，但是其他地区的浮夸风不是他俩搞的）

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 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 （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

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

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 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 （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 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

所以说‘至少’2 0年不变。

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

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 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

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北京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等文件，决定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权选购商品、选择进货地点；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走街串乡的小商小贩；开放农村集市，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当年钢产量由原定2000万吨调低到1100万吨。

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进行甄别平反。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这是周总的特色）

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以上是纠正五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自治区、市、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 0 0 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讲话，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责任。

会后，中央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要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以及军队负责干部参加，共7 1 1 8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习惯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主张开一个“让大家交心又出气的大会”，“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于是有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毛泽东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大会就从中央作检讨开始，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这是针对谁？）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李井泉？？），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这话被公知批为毛主席虚伪）。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 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段主要意思是强调毛主席承认大跃进的错误，意思是大跃进责任缺失属于毛主席）

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这段是大跃进后期大兴调查之风的来历）

他还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 0 0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

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

（这段的意思是其他人也真诚检讨了，意思是说毛主席不真诚）

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 ，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包括刘少奇，经常被忽略，当热刘少奇不太真诚，不过责任缺失不属于他），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干部心情比较舒畅，从而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邓小平后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毛主席的功劳成了邓小平的了）

来源：《党史文汇》2008年09期，作者长青

徐庆全：胡乔木与周扬1983年的公开检讨

1983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公开检讨。周扬表示拥护邓小平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检讨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研讨会上所作的讲话：“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关于这个检讨，双方当事人有不同回忆。

据熟知周扬的秦川（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顾骧（著名文艺批评家）生前回忆，周扬作这个公开检讨，是胡乔木和邓力群联手促成的。而且，周扬公开检讨后，心情抑郁。陆定一曾说，周扬是被气死的，说的也是周扬被迫作检讨这件事。

可另一方当事人则有不同的说法。

邓力群说：“邓小平在二中全会的简报上看到了周扬的自我批评以后，很快就把我和乔木找了去。邓小平对我们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代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于是，胡乔木和我把邓小平的意见传达给了周扬。周扬听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很紧张，他知道不作检查是不行的，但采取的办法却是拖。胡乔木对周扬很关心，希望他再作一点检查，早点过关，几次打电话去问。后来，还是乔木出的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自我批评，发表在报纸上。”（“邓力群自述”P306。以下所引邓力群的回忆，均源于此，不再注明）

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卢之超则说：“现在有的人攻击胡乔木如何不近人情，硬逼着病中的周扬做这个检讨。其实，据我后来听说，邓小平讲话后，周扬在二中全会的分组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胡乔木、邓力群认为这样就可以了。……谁知邓小平知道以后，把邓力群找去对他说，周扬写了上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能交代得了吗？不行。一定要他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这使邓力群、胡乔木和周扬都出乎意料。周听了很紧张，不做又不行。结果还是胡乔木出了个主意，建议周扬用对记者谈话的形式做点自我批评，才算找到一个过关的办法。后来胡乔木催着周扬并出主意帮助他，都是为了使他早点解脱。由此可见，后来传的乔木给周扬的那首诗，是有真实感情的。乔木和周扬有着长久的交往和友谊，他这个人倒是非常地人道主义。这本来是个细节，但乔木已经作古，不能不说一下。我们总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嘲讽逝者的真诚。”（“海边忆往”P127-128，以下所引卢之超的回忆，均源于此，不再注明）

两人回忆的共同点是，周扬的这个检讨，是邓小平发话后不得不做的；胡乔木不但对周扬很“真诚”，而且出主意想办法让周扬“早点解脱”。

真实的历史是否如此呢？我试着梳理出一下。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周扬的讲话后，胡乔木、邓力群就定下了要周扬作检讨的调子。

3月16日，胡乔木得知周扬的报告发表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说：“对《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

据卢之超回忆，胡乔木“对周扬、王若水都提得很严格”，“要处分周扬，调他文联的工作，撤消王若水的工作”（此时，周扬任中国文联主席）。

为此，在邓力群的主持下，由贺敬之、李彦、卢之超三人执笔，“起草了上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题目是《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衷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写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有关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秦川也有错误，应做一次检讨；周扬是中顾委委员，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在中顾委会上表示一下态度。”

报告中对王若水的处理意见是“调出《人民日报》”；对周扬说法是：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两相比较，卢之超的正式文本更可信。既然周扬的观点“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他不检讨怎么行？“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虽然没有说是让周扬公开检讨，但定下了要周扬作检讨的调子。

两种不同意见拉锯，周扬和胡乔木顶牛。

据邓力群回忆，3月20日，他主持的这个报告送到中央书记处讨论时，一位书记处书记出来打圆场，说：“要周扬在什么会上表示一点态度，没必要吧”。

胡耀邦说：“你们写的报告，涉及具体事，要与本人核对。今天我们不做结论，先把报告给本人看，该改的、该更正的搞好。”显然，也不同意这个定调。

3月26日，中宣部召开核对事实的部务会议，胡乔木和周扬直接顶牛。我采访秦川时，他回忆说：

周扬看了报告后，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扔在乔木面前，连声说：“你们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震惊了，十分激动地说：“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地说：“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应声作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胡乔木你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怒得有点失常：“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声音都变了。

周扬据理不让，大声说：“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气氛骤然紧张。

这样顶牛的结果，如果周扬不作公开检讨，胡乔木怎么能下得了台？

这次核对事实的会议后，4月20日，虽然胡乔木和邓力群仍然把报告送给了中央书记处，但胡耀邦却“留中不发”，用邓力群的话来说，“以后就没有了消息”。

不仅如此，胡耀邦还试图说服邓力群，放下这个问题。邓力群回忆说：胡对邓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邓则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也杠上了。邓只好采取“你不管，我也只好不再管了”的态度了。

可是，胡乔木却没有邓力群这么洒脱，问题是他提出来的，周扬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他顶上了，只有周扬作了公开检讨，才能让自己下的来台。否则，情何以堪？

胡乔木想方设法

从卢之超的回忆看，我用“想方设法”这个词，应该是准确的。

卢之超回忆说：

4月29日，中宣部文艺局支部开组织生活会，周扬在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说我的那个报告，准备的时间比较匆促，没有很好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到我家谈了一个上午，对我的意见谈得比较客气。他讲话声音很轻，没听清楚他说受耀邦同志的委托来谈的。后来我没有出来制止刊登或反对发表，我是有责任的。

邓力群得知这个发言后很高兴，马上转告乔木，乔木5月6日又与周扬谈话，对他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并就他讲话中关于异化的论点提出批评，希望他能在适当时机写一短文对讲话中的主要错误予以纠正。周开始表示同意，但最后说他还要考虑考虑，没有做。

《胡乔木传》说：4月29日，周扬在中宣部文艺局的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后，5月6日，乔木就与周扬谈话，对周扬对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希望周扬能在适当时机写一短文对讲话中的主要错误予以纠正，这样解决问题最好。这就给周扬提出了公开检讨的要求了。

但“周扬开始同意，继则表示再考虑考虑”。换句话说，就是周扬拖着不写。

周扬是中顾委委员，于是，乔木就通过时任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给周扬施加压力。

5月12日，薄电话告诉胡：“周扬同志的问题，在中顾委里头对他进行了批评帮助，周扬同志也做了自我批评。乔木、力群这样做很好，不是一棍子打死，让人自我觉悟。”

但是，还是没有达到胡 “希望周扬能在适当时机写一短文对讲话中的主要错误予以纠正”的目的。

6月16日，胡给薄送去王若水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发表的《谈谈异化问题》一文，并致信说：“此件请一阅。由此可知，周扬文中讲异化的部分，确实出自王若水的手笔。周文中所列三化（思想、政治、经济）与王若水1980年文章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周接受了王的思想，即我们社会中到处都是异化，改革即克服异化是周的发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实际上给反社会主义分子提供了 ‘理论’武器（不亚于‘不断革命’，因社会主义不断发生异己力量），而又出自权威之口，其影响就更大。而周对此至今没有觉悟。希望你能帮助他认识这个严重的危险的错误（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他能写一个短文与此绝缘，于他无损而对党有益，一个老党员应有此责任感。”（《胡乔木传》P713-714）。

这是明确地提出要求，希望薄继续给周扬施压，达到让周扬“写一个短文”对目的。

不知薄一波如何做的，但从此后的事实上看，周扬也没有服从。

从胡耀邦这里找不到支持，从薄一波这里也没有达到目的，胡乔木如何做呢？他在主持起草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给周扬的文章来定调。在邓小平讲话中，谈到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时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邓小平文选》第3卷P41-44）

邓小平定调了，周扬就不得不有个态度了。他在二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简要阐述了对“异化”问题的看法，既为自己进行辩护，同时也作了检讨。他说：“我在文章中把克服‘异化’和当前的改革联系起来，……也许我这样联系是不恰当的，是错误的。”“我在谈‘异化’问题的时候，求改革之心切，防污染之意疏，这是应当引以为教训的。”

据当年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郝怀明回忆：周扬这个书面发言，印发会议《简报》最后一期，因为会期只有两天，不知这期简报是否下发过，代表们可曾看到？我想，很有可能没有下发，即便下发，大家也来不及看了。

但在胡乔木看来，周扬这个书面发言，不能代替公开检讨。但是，胡耀邦给拦住了。

二中全会结束后第三天，胡耀邦在中顾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的发言中，针对对周扬、王若水的批判，他说，要解决认识问题，批评要讲究质量。首先打态度，我不赞成。给一年半年时间（来解决问题）也不迟。（《胡耀邦思想年谱》下，P924）

什么是“打态度”？就是公开检讨嘛。胡耀邦直截了当地表态：“我不赞成”。胡乔木想遂心愿，那只有靠邓小平发话了。

于是，就有了邓小平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谈话，提出让周扬公开检讨的情节了。

根据掌握的信息，这两家公司单单在2022年一年，与中国公民或经济实体（其中香港公民和经济实体就占了三成）产生的有案可查经济业务往来，已经超过298次，累积金额超过19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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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科斯基在华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在华销售各种直升机外，还参与了这些直升机的在华维护、升级、检修公司，并和中国企业组建了合资公司来承担这些业务往来，所以中国制裁洛马公司，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制裁其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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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公司在2020年和联合技术公司合并后，其下属的奥的斯电梯公司，在华业务范围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