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点西安事变和周邓 -- 真离
首先谈周总，周总对毛主席的能力是极度佩服的，比较信任，基本上最好是理解了毛主席的军事思路下。
是尊重和佩服的，所以内心有畏惧，尤其是豫东战役之后，军事情况显著得好，这点要是看不出来，就别谈军事了。
所以周总愿意配合毛做一些事情，西安事变时期，他还没有这种思路。
邓是一个实用的人，现实的人，为了逃命很疯狂，在中央苏区时期，他是自己玩一套，改开说他是追随毛主席，根本不是，他就是周的人，也是亲苏派，但是他善于利用大家信服毛主席。
邓是不服气毛主席的，没有尊重，只有利用，胡耀邦如此，邓更是如此，因为他见到了毛主席在中央的沉沦，他的反应和别人不同。
解放战争不在乎一城一地，注重歼敌是毛主席的总原则，晋冀鲁豫即便打了仗还要拒绝执行中央歼敌任务，逃亡大别山，这就是邓的风格。
正如我以前所说，周总安排刘邓领导陈毅等打大仗，这点周总是想通了，但是刘邓扶不上墙，陈毅军事能力不行，这点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时候，谭震林还是毛派人，说实话，军事攻击陈毅，粟裕是顺带的，而当时只有歼灭或者打残华东中原机动国军才是根本，这些，出了粟裕，谁也不行，也谋划不出来，就是毛主席谋划出来，临机也要粟裕处理。
这是关键，也是遗憾，因为，粟裕不是华东实在的军事第一人。
周总的实力还很大，导致不能及时调解，周总是个可以利用规则把副总做到极致的领导，就是领导能力不够。邓是个聪明人，把这点看的很清楚。
所以，大跃进，他就开始胡来了，作为副帅，也玩起了飞起。总书记不是白做的，当时为何不让毛主席开会的是刘邓二人，这很说明问题。
这就是邓不尊敬毛主席，改开后，邓利用各种层级对毛主席的尊重又所谓继承了毛的政治遗产，确实厉害。
这就是毛邓一体说的来历，大家似乎忘记了当年邓也是不让毛主席开会的那一位。
西安事变是国内禁忌的话题，因为牵扯了太多问题，在这里陕北军事实力被打压只是一个小侧面，而对刘志丹的打压被退给了毛主席，这是明显的错误。
这里面有苏联问题，张学良问题，西路军问题等等，中央也的确不是要牺牲西路军，而是三种势力在徐向前的错误领导下的覆灭，这确实可惜。
之所以说中央，不仅有张国焘的错误，也有周总的错误，导致了徐陈的僵化，周总的设想是没错的，通过西路军的动作来影响西安事变，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操作结果，能力有限。
结果自然是悲剧，周总的军事灵活性太差了。可能思想也有问题，因为西路军归根结底要立足于自身，只有活下来才能是做事情。徐向前和张国焘为周总挡了枪。
周总的智力全在外交，和张学良国民党周旋，在想西路军方面太少了吧，也很难想明白。
为什么是周总，因为张学良也知道周总是苏联的人啊，所以张学良也确实愿意和需要找他，当然，这是错误了，导致了后来的不利。
这是周总的污点，所以国内不好意思谈西安事变，一谈，周总能力不行，还有没有真正服从毛主席的指挥啊。
这就是历史，需要恢复真相。
1月9日，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
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河南、安徽，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到宝沿铁路各县。
1月15日，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
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17路军各一部，等等。
作者：金台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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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入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东北军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
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既然是蒋介石带着甲、乙案来的，为何最后不是有利的甲案呢？这个文章逻辑不通啊？
甲案应该是咱们的思路。
为何没有实现呢？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分析形势：
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的阵地，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
1月9日，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
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河南、安徽，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到宝沿铁路各县。
1月15日，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
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17路军各一部，等等。
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国民党政府革职留任处分，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1月2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人，指出：
解决西安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
1月24日，毛泽东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谈到西安事变的后续解决时强调，“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
1月25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周恩来等人，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间以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
东北军自相残杀，周恩来苦苦调停
此时，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周恩来正在东北军苦口斡旋之际，南京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
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月27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五十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坚持释张再撤兵。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周恩来获悉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
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 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间题。
1月29日，东北军的团以上军官和主要幕僚在渭南开会。因应德田等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前，决不先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
2月2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善后问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被东北军中主张武力解决的青年军官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人枪杀（抗战爆发后，应德田在汪精卫的伪政府里，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投降当伪军的还有孙铭九、张学铭等人）。
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2月8日，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九日，张冲、潘汉年到达西安。
接受“乙案”，东北军被分割使用
作者：金台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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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有意思是因为意图反毛，却又觉得自己难以自圆其说，推出了张闻天主持说法，要说可能也是，但是是他主导的吗？
呵呵，张闻天的总负责，自己知道就好了。
总之，后面大段文字不得不承认是毛主席也是自扇耳光了。
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①，尤其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②，负责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领导处理或参与了中共的一系列重大事件③。但是由于“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延安整风清算党内路线时就是批判的重点，庐山会议后冤案(似应为“蒙冤”——引者注)17年直到逝世，光整他的专案材料就满满40多包，因此关于他的历史可以说很长一个时期被搅得连基本事实都面目全非。”④由于以上原因，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长期遭到淹没或主观回避，使一些事情显得比较模糊，并由此引起争论。争论者或各执一端，或语焉不详，或违背史实……使本就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更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更加深了对历史理解和认识的难度。本文要探讨的张闻天与“陕北肃反”问题便是真相长期不明，也是近年来争论比较激烈的重要历史问题。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试澄清现在广为流传的当时身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观点，还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同时简要分析一下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
问题在于，中共中央（临时）驻陕北特派员到底是谁？
后来又说是北方局派遣，是谁？刘少奇在陕北支队了，呵呵。
这里面就把责任推给了朱理治，戴季英，郭洪涛还有杜衡，和临时中央驻陕北，不具名，说是王明路线。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而张闻天的执行不彻底，到底怎么回事？上文说张闻天也是关注者，就没有周总呗。
所以，这事确实有意思。多看一些资料吧。
现有的资料是逻辑不完整的！
刘志丹和谢子长的矛盾是大家公开的了，问题是谁给的胆子？戴季英和十五军团的实力吗？呵呵。
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上海临时中央局先后派原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朱理治、原中共中央秘书聂鸿钧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领导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负责处理陕北党“右倾”问题。
代表团听信郭洪涛等人的“情况汇报”，认为陕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认为陕北形势和全国一样，正处在“伟大阶级决斗的前夜”，革命力量已超过反革命力量，要求陕北红军“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
1935年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豹子川，9月18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程子华被吸收为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成员。代表团下令取消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刘志丹等陕甘、陕北红军负责人排挤出主要领导岗位。
正值国民党军队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的紧急时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者主观武断地认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者是“右派”、“反革命”，从而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肃反运动。9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并派人分别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
1935年10月初，劳山战役刚结束，中共主要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遂以指挥北线作战名义调刘志丹回瓦窑堡。刘志丹行至安塞真武洞时，路遇赴前线传达命令的通讯员，从陕甘晋省委给前线的指示信里看到逮捕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领导人名单，他亦名列其中。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致丧失，他以原样将信件封好，嘱咐通讯员送往前线，自己星夜驰至瓦窑堡，以图说服省委制止肃反。10月6日凌晨，刘志丹刚进入省委大院，即遭保卫局逮捕。前线遂将高岗、习仲勋、杨森、杨琪、刘景范、马文瑞等高级干部秘密逮捕押至瓦窑堡保卫局，并红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领导干部及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200人杀害。
刘志丹等60余人关押西北保卫局（原汇川通商号，今子长县副食公司院）。保卫人员给他戴以重镣，爬宽不盈尺砖壕，用灌辣椒水、做老虎凳等手段昼夜审讯，索取口供。
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苏区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引发了陕甘、陕北红军与二十五军间的误解，陕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从赤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等人反映的情况获悉陕北正在肃反，且处于步步升级之中，于是派罗迈、贾拓夫带一个连队和无线电台作为先遣队找寻陕北红军和刘志丹。罗迈等在甘泉下寺湾遇到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郭洪涛、程子华，得知刘志丹等关押瓦窑堡，随即通过电台向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指示王首道（中央保卫局长）、贾拓夫（中央军委总政破坏部部长）、刘向山等先行到达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以防止事态发展恶化。10月13日，王首道一行到达瓦窑堡，传达了中央命令，接管了西北保卫局。11月7日，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并于当天下午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景纯、赵启明、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高岗、朱奎、王聚德、王家娃（刘志丹警卫员）等18人。
西北中央局组成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罗迈、郭洪涛为委员。委员会审查了戴季英（西北保卫局局长）提供的案卷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认为刘志丹等不是“右派”、“反革命”，强加的罪状不能成立。11月26日，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第二高小召开平反大会，洛甫主持，博古、邓发、张浩、朱理治、聂鸿钧、戴季英及党务委员会长远和陕北部分干部参加。王首道宣读《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刘志丹等人是无罪的，应予以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刘志丹在会上发言：这次肃反是错误的，同志们受了委屈，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是非，正确处理的；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更希望受委屈的同志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会上由王首道宣读中央《关于戴季英、聂鸿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议》，决定给戴季英以最后警告、聂鸿钧以严重警告处分。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后，听取了王首道处理肃反事件的汇报，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 ‘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中共子长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在《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中他满怀崇敬的心情写道：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够经过三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现在这样的伟大胜利，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新发展，它创造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典型。
自从有了这个理论，中国革命便大放光彩,中国人民革命的车轮便一直沿着胜利的道路前进。
这个理论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也教育了中国人民。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1942年11月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关于陕北党史和肃反问题的发言：
关于陕北过去历史问题，肃反问题，我想在过去几年当中我是马马虎虎的，全部是搞不清楚。在这次大会上，我把这个东西搞的比较更清楚一些，因此对于以后工作上，现在了解问题上，更比较彻底一些。我想其他讲话时的帽子我不用了，我就讲一讲我所知道的事情。
我讲二十七军的问题。二十七军是哪里来的？怎样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肃反的事情，就是肃反时的前方情形，我要谈一谈。大概就讲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在陕北大革命时代，大革命以后，已有了一批干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员一批到太原去，一批到西安，一批到甘肃。因为站不住脚，到处跑。陕北党员有一批在军队里头混，在混的当中，懂得一些军事常识。
特别是刘志丹，他在很早以前已在黄埔住过；谢浩如，他在山西太原学兵队住过；高岗，在西安三民主义军官教导队住过。我是1930年的时候从陕北出去的。那一批中间，有我们50多人到宁夏，高岗当我的队长，我就在学兵队中间当一个学员。大概这样搞了两三年。
在34年以前，陕北的情况我不大清楚。我是33年冬回来的。洪涛和谢浩如也回到陕北来。我是腊月间回来的。我回来以前，二十六军派的强世清，那一个支队叫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已在33年秋失败了。33年以后我回来的时候，清涧、吴堡、神木已有了游击队，四支队、三支队、二支队。当我回来以后，34年谢浩如给我写信，要我到部队来。因为部队干部很少，知道我是从甘肃回来的，我是在马××部队开小差回来的。34年我在安定当第一支队的政委。在安定窑子峁河（地名）第一仗就击溃张建南。这一仗中有二十六军派来一游击队，刘约三同志带着也参加该战斗，收了一些枪。这一仗后，刘约三同志就南下回去。
接着，郭洪涛同志在安定，一、二、五支队也会合到安定西区，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是谢浩如，政委是郭洪涛，我兼参谋长。6月6、7号打安定县城，打进去又打出来，因为人家城里住三连人，我们打进去只有6个人。打到县衙门口，把监狱门打开，放出一些犯人。
安定打罢以后，我们就南下会合二十六军，会合后就在阎家洼开了个会。这个会开了三天，这个会上讲了些什么东西呢？前几天讨论中已有许多同志讲过了，还是那一套，总是讲二十六军梢山主义，逃跑路线，撤了高岗同志的职。就在这时候，二十六军给了步枪，有80多支。这些枪中间有好的，有坏的，猪贯肠、老婆毪、黎明灯、扒拉斯，游击队中有了这些枪，就很阔了，只要有枪就是好的。我上来二十六军就给我们游击队这样多的枪。
现在，我们那里还有一个管理员，叫做扒拉斯，因为二十六军给的枪里边，有一个扒拉斯给他用了。一个叫作黎明灯，老婆毪，都是这样来的。
这一回我们回到陕北，二十六军给我们陕北游击队的枪是比较多的一次。这一回我们就阔起来了。游击队的枪多了，也有二三百人。虽然枪不好，大家也非常高兴。
并且派老三团（就是王世泰同志带的那个团）和我们一同上来到安定。一开始是打景武家塌，消灭了姜团的一个连，把×的××连消灭的干干净净。消灭了以后，接着打老君殿、石窑湾和张家圪台（地名），打了以后就打河口。河口这一仗，冲破了井岳秀的第一次围剿。
这一次冲破了以后，我记得那一次洪涛还没有上来，留到清涧。我们一支队和二十六军的老三团就一同返回安定，并在安定西区崖窑沟成立了红一团，团长是我当的。陕北过去没有红军，叫游击队。成立了红一团后之一二日内，又在董家寺和高雨亭部打了一仗，没有打得什么结果。
以后就是三团南下了。陕北冲破了第一次围剿，到第二次围剿中间，经过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在这一阶段，我就在陕北安定胡混，也不懂得军事，听说要打就打。老百姓报告说，老君殿民团欺侮我们，我们怎样办？我说怎样办？就打吧！
那时红一团不上二百人，一个寨子怎么能够打？但是也不管，就去打。那天我们打张家坪寨子，打上来又打下去。这个时候，陕北特委曾写信批评我们红一团，认为我是英雄主义，军事冒险主义。确实，我那时候是碰上敌人就打，也不管敌人的大小。这确实有点冒险主义。我只是感觉到非常高兴，也没有什么战略思想，游击战术。跑是懂得的，打不过就跑，明确的战略战术是不懂的。
一直到34年12月26日，我们在安定西区白庙岔成立了八十四师。清涧红二团上来了，和我们红一团集中在一起。师长是杨琪同志。杨琪是二十六军的老同志，胡子长长的，很有经验，小心谨慎。这个同志派来的时候，给我的帮助很大。
因为那时候我是盲动的，要打仗就打。他来了很老练，很小心谨慎，行军打仗他都有很大经验。还有一个好处，每天鸡叫他就睡不着了，就要起来。每天都是他起来的最早，我们行军总是他起来叫。他起来总是喊老贺。那时有人叫我二百五（给我起了个名字就是叫二百五）。（哄笑）所以，每天起来，他就喊我：“二百五，起来吧！该走了。”
八十四师在安定成立的时候，正是第二次“围剿”开始布置的时候。那时高桂滋到了，开始在军事上布置，是以连为单位。在我们陕北清涧高家村、安定南沟岔等，都是以连为单位。
八十四师在34年12月26日成立，28号就开始打高桂滋。在安定的南沟岔，消灭了差不多一个连。这一仗夺来2支轻机关枪，34支步枪。这恐怕是我们整个陕北红军有轻机关枪的第一次。我们就抬起轻机枪到处跑，老百姓也都很喜欢我们。安定打了以后就打清涧，把高家村敌人消灭了一个排。以后由延川回来时，又在贺家湾对高桂滋一个连又消灭了一些。这时就接到安定的信，二十六军主力上来了，要我们马上回安定。我们上来以后到西区会合，会合后组织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是老刘，政委是高岗。八十四师主要的发展就是在配合以后，在配合前力量并不怎么大。我大概记得，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合起来，最多共有五百人。（笑）
这时候，大概是35年春到35年一来的时候，高桂滋以连为单位，他觉得他这样的战术是吃不开，要变成以营为单位，由清涧和瓦窑堡两地出击向我们进剿。
这时我们的主力会合了，二十六军上来了，红三团、义勇军、郭宝珊的义勇军很强。会合以后，我记得刘志丹同志写了一个冲破二次“围剿”战斗的动员令。这个东西以后找不到了。
那时，听了这个战斗动员令非常好，陕北任何人要写这样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写出的。（笑声）因此，我们就讲，这个地方会合的时候，我们现在想到，那时候，刘志丹和高岗同志战略战术的思想是正确的。
后来，我在保安住了红大，毛主席讲战略的时候，我就想到过去的许多事情了。
高岗、刘志丹过去有许多重要的东西，都和这个相同。那时，虽然没有明确的讲出，但是有许多的东西都和这个相同。因此，也说明了刘志丹和高岗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这个正确的东西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许多实际打仗中搞出来的。
我过去把老君店的寨子，打了许多次都没有打开，没有办法打。一百多人冲一个寨子，冲了三次都没有冲开。以后的办法是不冲寨子。第一仗打吴家寨子。志丹同志说，会合以后，第一仗一定要打胜仗。因此，第一仗我们非常慎重。调查了好几次，决定我们的军队首先打杨家园子。因为我们布置了要打，主力军统统布置开了。那天晚上，调了几十个骑兵和红一团，在杨家院子背后过去。可是，天明的时候，刘志丹和高岗同志写了一封信来说，赶紧把队伍撤了回来。“据我们调查的情形不同了。以前以为敌人没有什么工事，现在据我们调查的结果，敌人是有坚固的工事的。杨家园子的敌人恐怕难消灭。如果要打，一定要吸引敌人出来再打!”我那时非常不高兴。我说：“毬！已经开到了，为什么不打？即开到了，就打他一下算了。为什么又要走呢？”但还是带部队撤退了。
我们一走，把敌人吸引出来了。敌人就在我们的屁股后面出来追。这时，情况是后面追来了敌人，但向瓦窑堡方面也来了敌人一个连，已经快要逼在面前，中间相隔20里路。有人说要打，有人说要走。我就把累累赘赘的那些人要他们走了。原来是不准备消灭，说是打不过就到处乱钻，见了沟就钻。（大笑）规定晚上在玉家湾集合。
那时，红军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有的跑出去两三天自己就回来了。
敌人一来就打，打了一两个钟头，就收了四五十支步枪，五个轻机枪。这时，后面的一营敌人就追来了，刘志丹、高岗同志率主力也就插过来了，把这个营消灭的干干净净。
这是我们在陕北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打了以后，老百姓高兴得很，都端了馍馍米汤送来了。
四面山上的老百姓都在呼儿喊叫。接着由清涧又来了一营敌人，营长是左向衡，这个人是高桂滋的亲戚。这个营就在那个距杨家园子20里的马家坪被我们消灭了。把高桂滋李团长的老婆也抓来了。
这一仗以后，收了许多枪，红军马上就扩大了。那时候，扩大是容易极了，不像现在，归队找也找不来。那时老百姓这个说我当，那个说我也当，都想当兵，几天就招了几百人。
整个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部队，在这个战争以后是扩大了。
这一仗以后就打清涧。这时我还不懂得什么声东击西。（中央红军来了以后，讲游击战争，我才懂得声东击西）。
那时我们是决定打清涧，郭洪涛主张打米脂，高岗、刘志丹不主张，最后决定打清涧打张家圪台。
这一仗把张家圪台敌人消灭了以后，刘志丹要过无定河，上吴堡、神府。那时我就问，是不是要上去？他说不上去。我说，不上去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呢？你为什么那样说呢？高岗同志说，要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吴堡，而解除敌人对延长的围剿和防御，我们悄悄去打延长城。在晚上就又偷过无定河，白天黑夜的急行军走，在距延长50里路的地方住下了。架了云梯去攻城。那晚我们就攻城，我们在延长城上去了有30人，他们城里还不知道。在城里，有一个人拿着洋油灯去小便了，一个炸弹就炸死了。打延长城，我们受的损失最小，没有两个钟头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会合以前对俘虏的政策不懂得，只要把国民党的军官抓着了，只要说是一个排长，便非杀了不可。刘志丹和高岗同志上来以后，在打各个仗中没有杀俘虏。在玉家湾开庆祝会，给俘虏讲话。
那时有高桂滋一个连长，叫他们在台子上讲话，并且给俘虏路费，“不愿在这里的，回去！”俘虏政策。我们今天看来，那时在陕北，刘、高已经懂得了这个东西。所以，打罢延长，高桂滋的一个连长带彩了，刘志丹雇了老百姓送他到延安去。所以，俘虏政策那时就懂得了。
打罢了延长，准备打甘泉。因为走得太疲劳了，已经到了天明了，所以没有打。绕过甘泉打开了高桥、安塞县、李家塌子，把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完全打成一片的任务是完成了，接着就决定打靖边去。这时，刘志丹同志的战略布置，是在八十四师抽出了个二团，到石湾方向，暴露红军的目标，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把井岳秀的军队吸引到横山方向，他带我们主力袭击靖边。好的很！靖边城被我们攻下了，敌人一个营被我们全部消灭了。这个战役后，就在安定唐家川开了庆祝六县胜利大会，会后又接着打老君殿，把高桂滋的团长艾杰三的四个营打塌了，消灭了一个营。这次战斗就冲破了二次“围剿”，高桂滋的部队钻到瓦窑堡、绥德、清涧、延安县城，死也再不敢出来了。
这三个多月的时间，打了这样多的胜仗，红一团已经发展到八、九百人样子，整个八十四师已经发展到一千到二千人的样子，也就是说八十四师（陕北的二十七军）主要是在这个时间发展的，过去像这样快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刚把二次“围剿”冲破，三次“围剿”紧接着就来了。阎锡山便从吴堡过了黄河，于是接连便开始了战斗。上去的时候，我记得从清涧过了无定河，到解家沟这个地方。我记得是这样打的，组织精干部队，红一团，老三团，义勇军，这几个部队……经过一个白区，来到吴堡苏区。我们那个时候是白天睡觉，周围放着隐蔽哨，晚上走路，赶到天明一定要到一个地方。跟我们到吴堡的时候，吴堡的敌人还不知道。把吴堡的慕家源寨子攻下，共消灭两个连，并击溃四处来的援兵。回头又能打井不烂沟，整整消灭了晋军一个团（马旅）。
我记得回来的时候，就到文安驿。回来的时候，朱理治已来了，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在戏台上开了几天会，朱理治报告了三天，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那个时候，就是马马虎虎。报告了三天，右倾机会主义的来源、表现及它的危险等。当时我们感觉着人家能行，讲得好，三天没有讲重话。我当时只认识到讲的好，内容就没有管。觉得人家会讲，叫我上去就没有办法，只有人家会讲。
关于陕北的红军（即二十七军）这件事，我再讲讲我那时候是这样的感觉，今天也是这样的感觉。
陕北的部队，二十七军是陕北的红军，是高岗、刘志丹同志领导下的一部分军队。高岗、刘志丹同志对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从来没有两样看等。
我们天天是在一起，不是行军，便是打仗，便是住下。我们陕北的干部，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很多，所有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干部，团结的没有一点隔阂，团结的亲亲密密。如果高岗、刘志丹领导思想上错误了，不正确，吞并的政策，那么三个月的时间，发展到一千人到二千人，是没有可能的。这证明了他们的思想方法，领导的思想不是宗派主义的，不是不正派的思想，没有把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分开，因此在短的时间，能够发展起来。
记得有一次在安定路家寺召集二十七军连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志丹同志对我们的讲评是：老大帝国红三团，少年英雄红一团，乱七八糟红二团，短小精干红五团，他们对于我们几个部队是这样的批评。因此，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边的生活，郭洪涛那样宗派主义的思想，不正派的思想，在前方红军里面没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红军里面是团结的，在国内战争，冲破第一次“围剿”到三次“围剿”一直到底是团结的，互相间没有什么意见。
我对于刘志丹没有什么意见，高岗同志按个人来说我是他的学生，根据他的领导思想，是正确的。我们感觉到，打了这样多的胜仗，我们是越打越胜利，那还要什么事情才好？还要什么，还要上天吗？
在文安驿会议以后，听说要打瓦窑堡，要赵通儒同志带路。那时我也不管，能打开，在家里住几天。但是瓦窑堡没有打，队伍开到冷窑子后，高岗、刘志丹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谈了一下。志丹同志说，郭洪涛真是个学生娃娃，不懂什么。
瓦窑堡怎么往开打呢？事实上，如果不是拿主观主义的眼光来看，是打不开的。瓦窑堡的敌人驻了一个团，城上有坚固的工事，是石灰灌了的，城下是梅花桩。我们走到这地方，看了看，确是没办法。再打瓦窑堡，就会把过去胜利的元气，会消灭很多。因此就决定打横山。打横山时，召集了团以上的干部开了一个会，他说明了打横山的好处。他说，它的好处是：横山的城防不巩固；横山只有一个营；同时，敌人在防御上，根本不知道我们转到这个地方来；打横山是袭击的战斗。横山占领之后，威胁榆林，可以解除神府的围剿。这思想是对的。当然，打横山没有打开，原因后面联系起来再讲。没有打开横山，我们又撤回来。我们到安定魏家岔开了个会，这时送信的来说，二十五军来了。
高岗同志就讲：“二十五军来了。人家是正规军队，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各方面的制度都很好。我们这回下去，应该学习二十五军的作风。另外又说，打破第三次围剿更有把握，因为又来了一个大力量”。因此，我高兴的很。但是，跑到永坪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当然，我们陕北的红军是乱七八糟的，穿的老百姓衣服，背着一杆枪，既没有背包又没有碗。
二十五军是穿的整整齐齐的，的确，二十五军制度是正规的，比我们正规得多，每个人带着个缸子。我们陕北的红军，鞋子都不穿，跑来跑去。也并不是没有鞋子，有些红军，就是有鞋子他们硬是不愿意穿。现在我们五团有个马来同志，还有一个赵殿如同志，还是不愿意穿鞋子。
可是我感到，二十五军给我的印象很坏，就是骂人打人太凶，干部们看到下面不好就骂，“妈那个屄哟！”“娘卖屄！”我说糟糕！红军还打人！（哄笑）我就害怕了，说二十五军不得了。
那是在永坪开了个会，我没有参加。我就是个吊儿郎当的人（笑），过去也是这样。那时是胡里胡涂，那时我也不知道来了什么人，只说来了个朱理治，说是个中央的代表。以前来了个张胖子，说是个中央代表。以后来了个聂鸿钧，也说是中央代表（笑声）。我说糟糕，尽是代表。（哄笑）
那时我脑子里乱七八糟，你也代表，他也代表，代你的表去吧！（大笑不止）我也不管。
我记得已到了永坪了，那时说中央代表给我们写了个信，说你们二十六、二十七军的轻机关枪，你们不会保管，也不会使用，交给二十五军，要他们给你们擦一擦，给你训练训练，连枪带人一齐交过去，要他们给你们保管一下。我说好！你拿去算毬！（哄笑）
那时谁也没想到后来会来个肃反，就给了他了。
以后不久就宣布程子华同志是政委，海东是军团长，刘志丹是副军团长，郭述申是政治部主任。那时要我们把军队开到一个地方，后来又要撤回来。
我就去找老刘，进去一看，上面坐着徐海东，高岗同志和刘志丹同志也在那里。我一进去就说：“老刘！军队开到了，你走不走？”（笑声）
徐海东就把我看了一眼：“叫老刘！？”我看情势不好，我又是“游击主义”，也不管就跑出来了。刘志丹同志以后就给我讲：“人家是正规军。以后要叫副军团长，可不敢叫老刘！”可是，我总觉得叫副军团长不如叫老刘亲热。（笑）见面就叫副军团长，还要敬一个礼，那时就不敢当人家的面叫老刘了。一直到打罢劳山之后，刘志丹同志坐到炕上，我一连叫了几声老刘，（大笑）我说现在我可以叫几声老刘了吧？（大笑）这是这样的一段。
我讲的统统是事实的经过，经过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知道，二十七军究竟是从那里来的？郭洪涛同志常常吹牛说，二十七军是他一手创造起来的，陕北苏区也是他一手创造起来的。当然，郭洪涛同志在陕北也是做了些工作，并不是完全睡了觉的。
但是他这样讲，我过去就感到有些碜人。我觉得，二十七军也还是梢山来的。没有梢山，没有二十六军，就没有二十七军。
陕北这一批干部是哪里来的呢？我没回来之前，33年就派来了一大批干部，如白雪山、魏武、惠泽仁、强世清等等。在我没有回来以前，陕北红军已经是种下了种子了，二十六军已经是给陕北红军种许多种子了。
我回来以后更不用讲了，枪的帮助，人的帮助，干部的帮助。
第一次“围剿”，如果没有二十六军老三团，是没有办法冲破的。以及冲破二次“围剿”，二十六军主力如果不上来，如果不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你们那几个崧矛杆杆子还会冲得破！（大笑）高桂滋的围剿冲破就很困难。因此，我觉得二十七军是在高岗和刘志丹领导之下的一部分红军，也并不像郭洪涛自己所讲的，他一手创造的军队，和他认为陕北部队是他的，干部也是他的。我觉得，郭洪涛同志在我回来时，他是不大信任我的。自然这不过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们成立二十七军时，郭洪涛同志曾和高岗同志谈，谢浩如同志也在。那时高岗同志在安定，谢浩如同志也在安定。说：贺晋年政治上不如马佩勋可靠。当时，高岗和浩如同志讲，那也不一定。人家在外面也做了许多艰苦工作，也遇过许多危险，也有很长的斗争历史。
那是谢浩如同志，在河口第一次“围剿”中带了彩，我在那里住，和他隔两三里路。谢浩如给了我一支枪。因为那时苏区不巩固，他带了两支枪，给了我一支。那时特委派人来要我的枪，说特委决定把枪交来，送到前方去。我说我不给，这是老谢给我的。他又跑到老谢那里去要，老谢哭了一鼻子，骂了一顿。因为老谢病得很厉害，天天搬家，天天抬着跑。他们也不管，只管要枪。老谢说：“事实上，我是政治委员。你管我要枪干什么？”就没有给。
当时我和李仲英谈，说这事情真是不好，老谢带了两支枪为什么还和他要？我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是什么企图，什么原因。老谢在那里住，天天搬家天天跑，拿两支枪他还和他要，敌人来了怎么办呢？我觉得那件事情很难过。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当时前方肃反问题，就是肃反时前方的情况。
我们在打完劳山后，我就害怕过，高岗、刘志丹同志没有被捕的，我们大家都回来了。打罢劳山，在王家坪开了个会。
打劳山那是非常危险和大的战斗。我们打的是正面战，二十五军打的是迂回战。那个地方的东北军非常凶，二十五军还没有迂回到。我们打了两个多钟头。那时东北军展开了火力，机关枪大炮一齐发射，没有半个钟头，我们有七个干部受伤抬下来了。我一看没有办法，就把衣服一脱，脱了个红膊溜就往上跑。以后老刘看到我上去了，就和杨森同志说：你看，二百五上去了！于是，杨森也脱了个红膊溜上来了。我们上去以后就把敌人打垮了。我们这一仗打下来之后，在王家坪开会时，我们有个李营长（按：李玉亭），不知是谁报告的，说他动摇害怕，就要杀他。
当时第一团的政委李宗贵站起来说，这个同志虽然是白军里转变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动摇害怕，他有错误可以批评他。他们就说，谁说的？老天，我们打了这样的胜仗，回来还要这样的对待，还说我们打仗不坚决。如果这样，谁能保证不被杀头呢？这是寻着找麻达！
我记得逮捕高岗和杨森时，我们七十八师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时命令我南下打杨泉原，没有下来。这一仗又是伤亡很大，伤亡了二百多人。回来时，我说去看老高去。到了老高的房子，一看，铺盖没有了。我问，高主任哪里去了？有人说，前天去分配工作了，没有回来。我们出来时，看到高岗同志的特务员站在那里。我就问特务员：主任哪里去了？他说：“谁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出来时，看到他的马在那里。我和张达志非常害怕，我说：“赶快走，不知出了什么乱子了”。这时，前方部队已经恐慌了。
以后过了一个时期，他们派来了一个张明先当我们师的委员，把张达志调走了。因此，以后我们说话走路都不自由了。我是常爱说话的，这时把我的说话病治了。这时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说好话不对，说坏话更不对。如果你不说，他说你这家伙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不说出来？
有一次，我没有鞋子穿，就写了个条子，到供给部去领，要他们发给我一双。供给部说，政治委员说了，如果没有政治委员的盖章，谁也不发给。我说连双鞋子都不发给？
那时我们有一个团，包围甘泉。在那里看到有些戴布帽帽的，一回十个一回八个的来了。我一看这戴布帽帽的，就想起我自己，什么时候也戴这个东西？这时害怕极了。下面已经发生了恐慌。我和李仲英、李宗贵都不敢讲话。他走过来，想和我说话。我说不要说。（笑）我的脸一转就过去了。那时，下面已经布置好了，谁打谁都布置好了。再要开始捉人的时候，就有可能打起来。营长、团长、政治委员都恐慌了，通讯员、特务员，下面通通都准备好了，准备什么时候来抓人，就打，一有动作就打，已经分工了。
那时我是糊里糊涂，只是不敢和他说话。可是我也有主意，我有一个三号手枪，里头经常装着一颗子弹。（笑声）你什么时候来我就一搬，反正老子不得活，你来抓我你也活不了（笑声），我反正不戴那个布帽帽。布帽帽一戴就没有什么好事
。以后打榆林桥，大家是拼命的打，往街上攻的时候，大家都是背了盒子枪，提了手榴弹，不管他。但是也没有打死，觉得死在这地方总比戴黑帽帽好些。榆林桥北街头，高庙敌人的工事非常巩固。那时上自师长，下至每个战斗员，一声号令全都攻上去，“谁不干，日他的先人！”（笑声）
这一回战斗也胜利了。高福源的一团人通通解决了。我记得回来时，到了道佐铺，我们在六里峁，郭洪涛同志找我谈话，我、张达志、李宗贵，连他四个人。
他给我们讲了一些话，给了我们一些任务。他问我：“高岗、刘志丹对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你看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区别。他问这话，这事并不是我一个人。张达志今天还在晋西北，他回来还可以记得起。我在那里他就问了我们这些问题。
第二个问题又问我们：“你在横山战斗时，高岗、刘志丹说没有打开要你负责任，说攻城是你攻的。”那时我害怕极了，越说越害怕。我说：“这事情不能怨我。”我给他讲当时的情况。没有攻下的第一个原因，是带路的人没有带好。带路的人，我们没有让他带到城的下面，可是他很糊涂，他慌慌张张的把我们带到城门跟前，他就跑了。我们就赶紧往上爬。
第二是云梯没搞好。我们过去打其他的城市，是没有用过这种竹子云梯的。以后我们嫌木云梯太笨，那种云梯是用一个竹子上边绑几根竹棍棍，拿铁链子连起来。几个人登了云梯往上爬，有一个人一登没登稳，就轰隆通跌下来了，掉下来又要扒上去。十几个人一上，那个云梯转起来了，我们就不得上去了。城上本来有哨，这时发现我们了，就丢了一个炸弹，我们的人就退下来了。那时鸡已经叫了，天明了，还没有打进去，只是在街上消灭了些敌人。所以这一次没有打进去。
打横山的情形就是这样。他还问：“你们在打横山回来，在魏家岔开了个会，是个什么会？”我说：“我们听说二十五军要来，三次围剿的冲破更有把握。其次说，人家是正规红军，我们要学习他们。”就是这些问题。郭说：“高岗、刘志丹、张秀山已经确实是封建集团。假使部队里知道了，你们给部队里解释解释。”但我始终是没有给部队解释过的，这也不好解释。
第三说杨森过去参加过第三党，你感觉怎样呢？我说，我没有什么感想，我也不敢感想什么！（笑声）
我看当时郭洪涛的意思是想逼着我想讲出点东西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部队中有右派组织吧！你好好的调查一下。第三个问题，要我到二十五军去当副师长。我说：“我不能去，我们陕北干部经验少，当不了。”我就怕到二十五军去，二十五军凶的很，真是把我骂的没办法。我并不是说二十五军是个坏部队，不是革命的部队。
二十五军是革命的好部队，但是在领导的作领上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把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带来了是真的。
有一次战斗中，一些伤兵没办法走路，我要少共营把他们抬回去。少共营他没有吃饭，我说别的部队不要吃，你们先吃，吃了送伤兵回去。他们就去吃了。
那里有一个二十五军的政治干事，他说你为什么先吃？谁叫你先吃？他说：“我们师长下了命令，要我们先吃。”他说：“你妈那个屄哟！”就把少共营政委打了一个小嘴巴！（笑）也不让他吃了。
那时没有办法，他们就这样说：你这个师长，我们伙夫马夫都可以当的。这时给我的印象非常不好。郭洪涛那时要我去二十五军当副师长，怎么行呢？去了究竟怎么办呢？说话不行，不说话也不行，说好话说你有阴谋，说坏话更倒霉。（哄笑）这事情难干极了。
在这个时候又听说中央红军来了，我说糟糕，中央红军又来了！（哄笑）我们就更要倒霉了，二十五军来了把我们整了这一下，那时总是对中央红军没有好印象，认为中央红军来的早一点，倒霉就快一点。
我就给后方省委写了三封信，我说，你快把我调回来吧！中央红军来了，我非常害怕，（笑）越说中央红军开到了，我就越写的信多。
我想我在军队里干不了。我说把我调回当一个赤卫队长，作农会工作。乡下红军来了，我给他们运粮运草就算了。这事情真是把人逼的没办法。
那时我们八十一师第一团团长刘明山同志，现在志丹保安大队长，他怕极了，对我说：师长，你快把我放了吧！二十五军不是要洗刷富农吗？你就说我是富农，把我洗刷掉罢！我知道他明明不是个富农，家里什么都没有，他硬要我说他是个富农。还有个三团的政治委员王国昌，整天爹爹妈妈的喊，说：我怕呀！你们赶快把我放了吧！这个同志今天已经得了神经病了，恐怕是那时起的。那时部队里许多人是愁眉不展的，还有一个同志因为害怕这事情，有一天把冲锋机关枪对准自己，用脚把机扭一登，就死了，自杀了。那时军心是恐慌极了，愤慨极了。
我想如果暴动了怎么办呢？又说中央红军快来了，怎么办呢？那时确是把我的说话病治了，一天也不讲话，一晚上也不睡觉，什么话也不说，瞪着个大眼睛。二十七军的干部统统知道我的样子，就是在自己住的院内走来走去，部队也不敢去，因为那时他们说我在下面勾结李宗贵、李仲英和贺吉祥，开秘密小组会议。
那时中央红军张（现联防司令部参谋长）来了，那时在司令部当科长，他满客气的说老大哥长，老大哥短，你们坚定奋斗创造了陕北苏区，这时又觉得中央红军比二十五军好些，但这时我脑子里仍然愁的要命。
一天，从瓦市来了两个给前方送信的同志，我问他们：“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从瓦窑堡来的。我问：“你有些什么消息？”他说：其他消息没有，高岗、刘志丹被放出来了，共19个。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我说赶紧作饭。平时我一天吃不上两碗饭，这次我一顿就吃了四碗……。
那时候后来畅快了，这回中央来了，做了好事，不然的话就糟糕了。
过了两天以后，彭司令员、叶参谋长、边章五三个人来了，见了我们说，你们很好，讲你们陕北的同志怎么样怎么样好，因为肃反关在瓦窑堡的许多同志都放出来了，这时我觉得还是中央好，不坏，是救命的活菩萨，不然的话，非暴乱不可，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对于这个问题，对于整个党的历史，肃反的历史，我过去是马马虎虎的，并不是完全的了解。还在最近，这次大会以后，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过去对于郭洪涛同志的认识还不是完全的，只是了解他是吹吹打打，吹毛求疵的人。像郭洪涛同志，如何的没有党性，在人格上如何卑鄙，这个会议以后，我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和我直接工作的关系很少，因为我很少回后方。
郭洪涛同志未必知道我，以后知道我，他的认识是这样认为我是一个二百五，你这个人还不是不懂什么，知道我是一个老干部，简单得很，能打仗，冲锋还差不多。
至于郭洪涛说我，我要求给陕北部队编一个师，这个我心里实在没有想：我要当师长，要编一个师，编好怎么办呢？我还要当一个师长吗？像贺师长、林师长一样？老天爷呀！我怎么能当一个师长呢？从前八十一师，只有一两千人，我又不懂战略、战术、军事理论。叫我打仗还可以，带头冲一冲，要打就打，硬要打下，打不下就要杀头。我就是这样的战术。我过去打仗就是用这个肉洋战术。（笑声）比如打李家塌，硬是把人往上拥，那时候36个人，一拥上去，硬是杀了他们五、六百人。就是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那也不过只是喊喊口令，在操场上喊一、二、三、四而已，就是这样的认识。
当然，我对陕北部队问题，我在过去有过不满。我对陕北许多同志也讲过，过去把陕北的部队搞垮了，就是现在没有培养起一批军事干部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也这样想过，刘志丹出来之后，为什么只给他一个烂部队，一点游击队？为什么不把八十一师、七十八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呢？如果给了他，也许今天还不会死掉。
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想。这件事到今天才明白，我对于这个问题也了解了，原来是这样的原因。
这个，郭洪涛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刘志丹死的时候，他的鉴定表上还是那样的鉴定。这一点是蒙蔽了中央，蒙上欺下，刘志丹是因为这样蒙蔽下而死的，我们西北的革命领袖就是这样被害死了。
陕北二十六军全部并给二十五军，以及二十七军的五六十挺机关枪、四营和少共营，一个特务队机炮连，整个交给了二十五军。这个问题，我不满意。
我已经记得，1938年，司令员找我谈过一次话，谈了这个问题，向我解释了一下，中央解决陕北问题是正确的。可是我那时候还是发生疑问的，想不通。在这个会上我才了解了。
假如没有肃反，不是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这个队伍不会搞掉的，刘志丹同志也不会牺牲的，还有杨森、杨琪、陈文保、谢绍安等也可能不会牺牲了。这些统统都是好干部，都是陕北有功劳的干部。这个就是蒙蔽中央，欺压下级。
郭洪涛同志说：“我只是供给材料，只是讲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讲反革命。”不管郭讲了没有，郭洪涛到前方来，为什么又要问我？何必呢？你心里明白，一方面说他不是反革命，一方面为什么到前方去找材料，问我呢？张达志现在晋西北，他知道，你这样的说，什么包庇右派、封建集团，这两个名词的本身就是反革命的。因此，郭洪涛个人我感觉到，不仅党性没有，连人性也没有了。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过去是不大清楚的。你这次会以后，才深深的感觉到过去的马虎。
我们当时总以为主要是二十五军搞坏的，因为我在前方，后方的事情不大知道。二十五军来了就打人捉人杀人，这几天会议以后，才把陕北干部的许多问题搞清楚了。
我们要从思想上把这个问题清算一下，清算之后，大家的肚子就畅快一些。
同时，毛主席所号召的整顿三风中，也是在思想上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整党整军整政整民，从陕北党的历史上从思想上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容易整了，这样搞才能把问题搞好，这也是我们很需要的。
大会给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我的话完了。
1942年11月13日
（本文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文件翻印）
那时中央红军张（现联防司令部参谋长）来了，那时在司令部当科长，他满客气的说老大哥长，老大哥短，你们坚定奋斗创造了陕北苏区，这时又觉得中央红军比二十五军好些，但这时我脑子里仍然愁的要命。一天，从瓦市来了两个给前方送信的同志，我问他们：“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从瓦窑堡来的。我问：“你有些什么消息？”他说：其他消息没有，高岗、刘志丹被放出来了，共19个。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我说赶紧作饭。平时我一天吃不上两碗饭，这次我一顿就吃了四碗……。
那时候后来畅快了，这回中央来了，做了好事，不然的话就糟糕了。过了两天以后，彭司令员、叶参谋长、边章五三个人来了，见了我们说，你们很好，讲你们陕北的同志怎么样怎么样好，因为肃反关在瓦窑堡的许多同志都放出来了，这时我觉得还是中央好，不坏，是救命的活菩萨，不然的话，非暴乱不可，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特别是贺的最后一句话：
同时，毛主席所号召的整顿三风中，也是在思想上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整党整军整政整民，从陕北党的历史上从思想上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容易整了，这样搞才能把问题搞好，这也是我们很需要的。
哪些大能将这些线捋捋。
其中还有程子华的撑腰，吴焕先战死牺牲了，不然也是大将。
其实关键应该是中央代表，代表谁哪里来的，和苏区中央什么关系要厘清。
后来张闻天的错误到底是张个人的问题还是他人的？
肯定不是毛的了吧？
我们知道，那时的新三人团是周张毛。毛是1942年整风才获得最高位置的！！！
这点很有意思啊。
因为，很明显，中央和徐海东都要搞陕北红军和根据地，这个贺晋年也有感觉，这么朴素的一个人。
我和老狐兄说，这是要端掉整个陕北的一个军事集团，陕北刘志丹部对中央恐惧和害怕不是假的，这么一个老实直率的人都有这个感觉。
可见其他，因此，不仅不可以搞掉刘志丹，还要更好的和刘志丹部相处，陕北系统肃反群体显然不在乎这点，那么哪里来的勇气？
一个平衡系统，一方搞掉另一方需要怎样的谋划，仅仅用冲动，不好解释吧？况且，谢子长同志已经病逝。
就算加上徐海东程子华红25军，我想也不一定能给他们这么大的勇气。
把这个功劳归于周张的中央，这是抵消了毛主席精准的判断和功绩，这是瞎贴金。
实际上这是削弱了组织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朱理治回回检讨有啥用？不解决中央的根本错误。
当然，1942年整风的确是好机会，老贺抓的时机也对，也不再是250了，革命使人成长。
但是，今天是历史大时代了，不能再回避周总的错误了，我也不是打倒他，干死他，但是起码错误得说清楚，这个大山因为高饶的问题压了陕北帮这么久就合适了吗？
这也不公平啊？！是伟大正确的毛主席再一次挽救了共产党，这不是彭德怀跟着龙超清、潘清泉清洗王佐袁文才导致丢失井冈山的再次犯错吗？
我说句不好听的，彭老总在这里还真容易犯这个错误，徐海东就是这样。
其他人大概是不说话跟着中央干。这是我谈论这个话题的根本意图。
毛主席啊，抓住事务重点的能力太强了。简直没法说。
张进

这次会议在边区党的历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和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具体地进行整党整风。我相信在这次会议以后，边区党政军民学各个部门的工作和在干部当中，将会以新的姿态，新的工作作风出现。在整党草案中已经指出了边区党过去曾经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统治过。这两天大会，发言的同志已经讲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统治的情形，现在我就我们边区党历史上的一些争论问题补充一点意见。意见不一致，表明我们的党和党内干部的思想还不一致。
最近我们都学习了整风文件，这次会议大家到了一起，把我们过去争论的分歧意见，大家来讲一讲，当面谈一谈，究竟谁是谁非，在这次会议后，做出结论，大家的思想一致了，在同志间的关系上也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党工作。每个同志都能拿出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检讨过去，这对于整个党，对于干部都有好处。我们今天这样研究问题，是为了整党整风，是为了大家团结一致，也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过去历史的问题很复杂，争论的问题很多，我今天只讲三点：
（一）1934年至1935年，陕甘党内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争论，是主观主义与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非宗派主义的争论。
（二）陕甘党那个时候的宗派主义表现在哪里？
（三）1935年肃反的原因和责任问题。
第一个问题，1934年至1935年，陕甘党内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争论，过去争论的问题很多，我想简单地讲这样几点：
一、1934年夏天在阎家洼子会议上的争论。
郭洪涛、谢浩如带领陕北游击队来边区，和红廿六军会合后，陕甘边的特委、红廿六军和陕北游击队的干部，大家开了一个联席会。在那次会议上，郭洪涛同志作了政治报告，在政治报告中，讲了那个时候的资本进攻，以及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还讲了红廿六军过去机会主义的问题，郭的报告当中，讲红廿六军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一贯是逃跑主义和窜山林路线。我觉得这样检讨红廿六军的工作，在路线上这样讲是不对的。郭那个时候，没有把红廿六军的政治路线、政治方针研究一下，就作了这样的结论。
红廿六军的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说红廿六军在那时候的政治路线、军事方针，一般地说是正确的。过去红廿六军曾经在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退却逃跑，在叛徒杜衡领导下，在创造渭华苏区的口号下断送了红二团。
红廿六军过去曾经打了一些败仗，也打了很多胜仗。在长期的战争中，红廿六军慢慢地摸索出了正确的路线。当时已有一个正确的战略部署，具体规定在陕甘普遍发展游击战争，首先以红廿六军为主，创造三个根据地，分成三路游击队，陕北是第一路，陕甘边是第二路，关中是第三路。每一处都有了基础，每一处都派了许多干部，比如陕北，便派去了杨重远、白雪山、强世卿、魏武、惠泽人、王兆相等，还有其他同志，在陕北发展了游击战争。陕甘边如庆阳、合水、安塞也组织了游击队，派了很多干部，在关中也派了许多干部。关中的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打死了几个游击队总指挥，打死了一个，又派去一个，这样创造了三个根据地，红廿六军在三个根据地里进行作战，这三个根据地互相配合，以打成一片。当时这个路线对不对呢？我们今天看来，是对的。但是，是不是总的路线是对的，它的下面就没有缺点错误呢？相反的它也是有缺点的。我们过去历次在党的会议上，检讨出许多不够的地方，许多错误和缺点，但总的说，创造苏维埃，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总的路线是没有错误的（红廿六军在南山失败以前一个时期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郭洪涛在这次会议以后，搜集了一些材料，写了一篇报告给北方局，题目叫做“红廿六军长期斗争中的主要教训”，登在《西北斗争》第一期，现在还可以找到，同志们也可以看一看，这篇文章写的不大好，至于它的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讲，它总的精神就是一句话，红廿六军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没有一个好人。郭写这篇文章，是用什么方法写的呢？他的方法有这样三点：
（一）捕风捉影，似是而非，武断地做了结论。许多事情都是似是而非，举个例子，比如说红廿六军和义勇军的关系，他说义勇军是奸淫掠夺，纪律非常坏，它（义勇军）和红军会合后，红军受义勇军指挥是犯了严重错误，应该红军指挥义勇军，不应该义勇军指挥红军。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的，实际上他并没有把事实研究清楚。义勇军奸淫掳掠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红军会合后，王泰吉当总指挥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当的？王泰吉仅仅是为当民族英雄呢，还是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志愿呢？这些他都没有研究清楚，便做了这样的结论。事实是义勇军在耀县暴动时曾经奸淫掳掠，但在和红军会合后我们改造了这个部队之后，纪律是严明的。后来义勇军中有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王泰吉也恢复了党籍，成为一个共产党员。部队里有党的组织，党员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要统一指挥，王泰吉做总指挥，这不能算义勇军指导红军吧。以后王泰吉还当了红四十二师师长，因为他能力胜任，可以这样做。而郭则做了这样似是而非的结论。
（二）他把过去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归罪于后来的领导者头上。红廿六军在历史上，是有过严重的机会主义，但郭把历史上的机会主义都加在后来领导者的头上，这种方法也是不对的。
（三）抹煞红廿六军的成绩，夸大了它的错误，他这样来写报告和文章差不多都是主观主义的。今天当着郭洪涛同志的面提出这样的问题。请你考虑考虑，在中央印出的文件《六大以来》选集上有1934年陕甘边特委会决议案和郭写的一篇西北政治危机与党的紧急任务。在这两个文件和《西北斗争》上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争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现在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当面研究一下，到底谁是谁非，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来。
二、第二个争论问题
1934年冬天，陕甘边特委，写了一封信给陕北特委，因为红廿六军的红三团从陕北打游击后回到陕甘边，谈到陕北的一些情形，说清涧实行集体农场，陕北有“赤白对立”现象。陕甘边特委便给陕北特委写信说，在清涧实行集体农场，是立三路线的复活。这篇文章没有经过陕北特委的同意，就在陕甘边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上发表了，郭是非常不满意的。我们今天要作自我批评，这是不对的。因为两个特委是兄弟关系，不经过他们的同意便发表了，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指出他们组织集体农场，是立三路线的复活，对不对还可以研究。那时候陕北反对“沙唐”路线，沙就是崔田民，唐就是唐洪澄。一直到现在，许多同志还有很多意见和争论，这个争论也在大会上研究出一个结论来，以后大家的意见一致了，就不要再争论了。
三、陕北和陕甘边统一领导后，在玉家湾会议上还有些争论。
1934年，陕北和陕甘边在游击战争普遍发展的群众斗争中，在红廿六军帮助下，红廿七军创立起来了。在两个苏区的扩大、党和军队扩大的情形下，我们感到统一领导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1934年冬天，陕甘边特委就派了刘志丹、惠子俊同志来陕北开了一个联席会（在阳历1月里开的）。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党的统一领导机关——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军事领导机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谢浩如是副主席；出了一个粉碎国民党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在这个动员令下，把二十六、二十七两军动员起来了，进行反对国民党二次围剿的战争。根据这个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集结陕北作战，在这个问题上郭说红二十六军迟迟不来陕北，直到马鸿宾进攻后才来陕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马鸿宾进攻时，红二十六军在边区的方针是绕到敌后，打击敌人的弱点，在这个方针下，骑兵团在敌后得到了胜利，至柳村塬战斗失利后才接到命令，主力即北上。
当时廿六军主力北上时的军事部署，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那时马鸿宾已进逼华池，所以决定主力转移阵地，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杨森同志率骑兵团向关中平原冯钦哉的后方，韩、蒲、白、宜、洛等地进行游击；我带红三团及抗日义勇军来陕北与红廿七军会合；红一团在关中及陇东马鸿宾侧后游击，坚持斗争；红二团向三边发展，策应陕北，在这个部署下，各路都得到了胜利。
红廿六、廿七军两个主力部队会合后，进行反对第二次围剿的战争。我来到了陕北，在五月间，我们会合后在玉家湾开会，出席的人，有西北工作委员会及廿六、廿七两军的负责同志，郭洪涛、马明方、高岗、刘志丹、崔田夫和我，这次会议除了讨论党的工作和军事政治问题外，还分配了干部，怎样分配的呢？刘志丹同志做了前敌总指挥，高岗做了前敌总政治委员。我从四十二师调回来做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崔田夫做组织部长，郭洪涛调为秘书长，书记是惠子俊。这样分配干部，今天看来对不对？大体上还差不多。除了我没有能力不能胜任外，其他同志都是适当的。郭说这次会议是无原则地把他调成秘书长，他是不满意的，非常不高兴。分配以后，他和许多同志讲，我（郭洪涛）是做了傀儡了。玉家湾会议究竟是正确呢？还是无原则？干部的分配适当不适当？大家可以研究讨论。在这个会议上，我、刘志丹和高岗批评了他的缺点，主要是批评他对干部的打击政策；打土豪造成红白对立；没有坚持葭（今佳县）南根据地，借口不懂军事，实行退却逃跑等问题。当时我提出这样的批评，郭非常不高兴，开会时便睡倒不讲话，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同志，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他很不满，认为这次会议是打击他。这次争论，对他的批评究竟是错误呢，还是对的？大家可以研究研究。
四、粉碎第二次围剿后，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的掀起
粉碎二次围剿的主要战争是在1934年的夏天，在杨家园子、清涧、延长、安塞、靖边，打了十几仗，把高桂滋打垮了，那时候我们是完全胜利的，至于游击区则争取到六个县的完整苏区，比今天的边区还大。把陕北、陕甘边的苏区打成了一片。这个时候，党的领导机关西北工作委员会，在郭和朱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他们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这个会在永坪开的，时间我记不大清楚了，是在一个吃西瓜的时候。我从吴堡返回来已开过了，没有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除了讨论党的工作外，主要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朱理治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和向郭的谈话中收集到的材料，做了一个报告，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反右倾机会主义，讨论在苏区怎样坚决肃反。朱理治在报告中说：特别是右倾取消主义，是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大会决议要和右倾取消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这就打下了以后肃反的基础。此外还决定肃清苏区内的白点（在清涧、瓦窑堡、延安还有白军）。在军事上主张打瓦窑堡，今天来看，肃清苏区内的白点对不对？把它当作政治宣传口号，号召群众封锁围困敌人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军事部署则是错误的。以当时红军的装备，要打下瓦窑堡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军事路线呢？我想是主观主义促使，因为敌人常常破坏苏区，永坪离瓦窑堡很近，我们连睡觉都不放心，主观上肃清白军是需要的，但是他们就不管客观条件可能不可能？这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以后刘志丹、高岗领导部队，没有照这些执行，郭就不满意。在那次会后，郭洪涛写了一篇《论扩大会议》，登在《西北斗争》上，同志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材料，这篇文章恐怕也是主观主义的，他把这次会议，渲染得非常伟大，替朱理治歌功颂德，这篇文章是带着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
五、廿五军来到陕北以后，陕甘晋省委成立会上的争论
粉碎二次围剿以后，国民党又接着来了第三次围剿。晋绥军从黄河东打过来，东北军从南线推进，红廿六、廿七军首先在定仙墕打垮了晋军。在反对第三次围剿的战争中，廿五军由汉南来到陕北和红廿六、廿七军会合，在永坪红军干部学校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议上就是专门打击廿六军的干部。在未开会以前郭洪涛、朱理治先给廿五军负责同志谈刘志丹等同志如何的坏，如何的勾结右派反革命。
朱理治同志来陕北以后没有和别的同志谈过话，他没有和廿六、廿七军的干部谈过，没有和高岗、刘志丹、苏维埃领导人马明方同志、副主席霍维德及西北工委会惠子俊、我、崔田夫这些人谈过，当时虽然我们住在一起几个月，在一起吃饭，但没有谈过话，他仅仅和郭洪涛谈，有时候我去了他们就不谈了。他谈的结果还写成两本东西，有的是用英文写的，有的是草写，我们也认不出来，我当时想朱理治对我们这样仇视，可能他是中了邪。这时，郭洪涛又以同样的办法和廿五军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等同志谈陕北的情形和廿六军在陕甘边的情形，谈了些什么内容，当时不得而知，我只看到他们在那里谈。一天，我到西北工作委员会去，他们正在谈，我去了以后，他们便不谈了，我就走了，以后我再没有去过。
他们谈话不几天，便准备开会，这次会议是在下午开的，一直开到第二天天亮，这次会议主要的是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反。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指出高岗、刘志丹等的名字，但是所讲的内容，主要是红廿六军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公开指出惠子俊是右倾机会主义、右派的傀儡，要严厉的打。我当时讲了几句话，说他是工人同志，能力弱，可以好好地帮助教育……我说了这样两句，他马上就说：你这个调和主义，反右倾不坚决。郭、朱和廿五军的许多同志都讲了话，会上杀气腾腾，使得许多同志不敢说话，这次会议就把反右倾和肃反更提高了一步。在这次会议上，干部重新分配了；又为反对右倾、右派、反革命，统一军事领导，成立了十五集团军，成立陕甘晋省委。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团长刘志丹、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高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在这次会议之前，朱理治同志、程子华同志、聂洪钧同志组织了“中央代表团”。这次会议是“中央代表团”领导的。陕甘晋省委是朱理治当书记，他又是中央代表团书记，郭洪涛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调我到西北军委供给部做部长。对干部重新分配，我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分配是带了宗派主义的情绪。我那时虽有这样的感觉，但还是这样想，他们来领导我们更好，我们求之不得，我们过去感到能力差，没经验，经常希望中央派人来领导，这次他们来领导，我们在他们领导下做点下层工作也好。但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杀人，会使革命失败，的的确确是没有想到的。在这次会议以后，他们对廿六军干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搞出这样疯狂肃反的事情。
六、最后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主观主义的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肃反以后，在十五军团政治工作中讲，我们已经把右派肃清了，红军牢固了。这样的结论正确不正确呢？把干部乱打乱杀，廿六军、廿七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在这样的时候作为政治工作领导者说：右派肃清了，红军巩固了（会场笑声），这样的政治工作是值得考虑的。关于争论的材料很多，我只讲这样几点。
第二个问题，宗派主义表现在哪里？
宗派主义的出发点就是一个“我”字，为了达到个人领袖的目的必然要搞宗派。在干部政策上，凡是捧我的便提拔，批评我的不管他能力如何，必然要打下去，宗派主义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一、郭洪涛和王达成的关系不正常
郭说：王达成坐牢出来以后回家就不出来了，是我到他家里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的。郭洪涛这种精神是好的，可是三顾茅庐在从前还可以，在今天一个共产党员，要别人三顾茅庐是不大光彩。郭把王达成请出来以后，让他作了神府的特派员。
王达成同志在神府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敌人进攻面前动摇，束手无策，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方针，不去动员群众与红军来粉碎敌人的进攻，而是采取退却逃跑政策，直到敌人深入到苏区时才被迫着进行战斗。王达成同志在进行战斗动员时，向部队说：“成功失败在此一举”，这次要好好地打，一定要胜利，不然就没有办法了。后来在瓦窑堡被打败退回去，王看到形势不好，对干部公开地讲，没有办法了，好比一担水泼在地下收不回来了，你们各自找出路吧！愿意自首的就去自首。在这样的领导下，干部一批一批地自首叛变，使神府苏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后来王达成同志化装由山西回到陕北苏区，他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检讨神府工作的会议上讲，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而郭洪涛非但没有批评处罚他，反而提拔他为组织部副部长，此后他们两人的关系更特殊了，郭洪涛做陕北省委书记时又把王提拔为组织部长，而王达成也就完全做了为郭捧场的人。
王达成同志经常讲郭洪涛在陕甘是起决定作用的干部，我们今天来看王达成同志的估计，是不是妥当，郭的决定作用在陕北历史上，在红军胜利的当中看不到，在开展游击战争中也看不到，如果说郭有决定作用的话，也仅仅是在肃反中起了决定作用（会场大笑）。
二、对天津来的人特别信任
洪涛同志是天津来的，朱理治同志是天津来的，他们的关系不正常，不相信其他干部。朱理治同志到这个地方来以后不相信陕北的干部，不相信土地革命中锻炼出来的干部，不相信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仅仅相信郭洪涛一个人。朱理治同志经常和郭洪涛秘密会谈，谈的内容别人不知道。这样来决定党的政治和干部问题，这无疑的也是宗派主义。洪涛同志所相信的干部便提拔起来，在肃反期间，派鲁贲做陕南区特委书记，派李景林做陕甘边特委书记；把不捧场的人打下去。
这种宗派主义是很明显的，朱理治同志也在这里坐着，我希望朱理治同志来一个反省，我觉得你的反省精神不够，自我批评精神也不够。我在师哲同志那里看到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你给中央写的。这个材料中完全是你为自己过去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领导肃反的错误和责任进行辩护，这个材料和过去1937年出的肃反解释的小册子，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这里面完全把自己的责任推掉，自己好像没有责任，但在这个材料中也看到朱理治隐隐约约地有点自我批评。他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过去的错误就是没有和其他同志谈话。”朱理治同志在反省中说：“那时候仅仅和郭洪涛同志一个人谈话，没有找其他同志谈话，所得的材料是有缺点的。”他没有坦白地作自我批评，“究竟偏听了些什么，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不能兼听，是否是主观主义作祟”。而他仅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来掩盖自己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
三、我觉得郭洪涛的观念中有“人家人”的观念
郭洪涛同志是“凡是捧我的，常常拥护我的，是自家人”；“凡批评我的，不尊重我的，对我的领导不听从的，是人家人”。把统一的整体的党内干部分成两种人：一种是自家人，一种是人家人。“人家人”的观念不仅过去有，而最近还有。郭从山东回来，见了一个同志问：“你现在干嘛？”他说当团长。又问有多少人，答五六百人，郭则说：“人家就不相信你，你不是人家相信的干部！”由过去一直到现在还是把党内分成两种人：“人家人”、“自己人”。这是有害于党的。这怎么能团结呢？把“人家人”、“自己人”的观念永远当成干部政策？这是不对的。这差不多是宗派主义的吧。
四、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吞并红军方面
廿五军从陕南跑到陕北以后，和廿六、廿七军会合。那时候是带着国焘路线的残余，也可说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残余，到了陕北以后，开始肃反，把红廿六军党员连以上的干部，一网打尽，结果把廿六军完全吞并了。把甘七军半吞并了，把张达志撤了职，另派张明先去廿七军当师政委（后来叛变），这样的做法，那时候红军怎么会团结呢？闹得战士、干部、老百姓怨声载道。这不是宗派主义吗？
五、肃反以后干部的配备问题
肃反以后，许多干部没有杀掉，这是因为中央来了，把这些干部救下来了。这时候陕甘晋省委，在分配干部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那时候把许多干部分配的不适当。身经百战的有能力的干部分配成杂务人员，摆在无用的地位。中央调刘志丹担任廿八军军长——由游击队编起来的，装备很差。而郭仍然反对。一直到刘志丹东征牺牲了，他始终还是有成见的，说刘志丹如何无用等等。对这种身经百战而所谓“人家人”的干部，郭洪涛分配的很不恰当。被这样分配的干部很多，在这不说了。肃反以后，郭在陕甘晋领导岗位上，常常对于干部政策发生非常不正常、不正确的现象，实际是浓厚的宗派主义作怪。
六、苏维埃党代表大会问题
前天晚上崔田夫同志已经讲过。当时，郭不光是陕北党的领袖，还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在第一次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把许多不应该提的名单提起来了，把许多应该提的没有提。郭认为是自己的人就提起来；过去有成绩的，有能力的，许多人报都没有提。像高岗、王世泰、习仲勋同志等都没有提。因为没有提出，大会的代表就闹起来了，这样才又把名单补进去，这完全是宗派主义。在宗派主义的领导下，使得下面的干部情绪非常不好。过去陕北党死气沉沉的原因，就是由于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领导造成的。关于出席代表大会的问题我现在讲一点，当时我在神府工作，郭给我打电报说要在党政军民中派五个代表，留我在神府主持工作。那时候，我想郭为什么不要我去？恐怕是怕我揭他的黑幕。还有许多同志应该参加大会的，都没有让去，这个代表大会应该出席的没有出席，有些不应该出席的，反而出席了！我想郭洪涛恐怕是怕暴露了自己过去的问题，怕暴露过去的黑幕及肃反的责任。
虽然在第一次大会上开展了反对郭的斗争（很多同志反对提郭洪涛为候选名单）。但是，那些同志在下面工作，不了解郭错误的真相，没有把一些原则问题提上去争论，在郭没有自我批评及诡辩的情况下，他的肃反责任没有弄清楚，他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没有弄清楚，虽然有些同志不满意，结果在第一次大会上郭当上了边区党的书记。郭的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其表现很多，一提起来，许多同志都能讲出一些，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三个问题，肃反的原因和责任问题。
肃反总的原因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搞鬼。具体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北方代表领导的错误
北方代表的指示信严重地指出“要进行肃反”，北方代表指示信是错误的。根据这个东西，就展开了疯狂的“肃反”。当然，在四中全会后（见中央《六大以来》文件选编），这个作风是相当普遍的。在北方代表这样总的作风下，指示“陕北党，要进行空前的肃反斗争”，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代表团领导的错误
（当时领导者是朱理治同志、程子华同志、聂洪钧同志）。这个自称的“中央代表团”，后来中央己否定了。这是个伪代表团（会场笑声），这个伪代表团不了解情况，就来发号施令，就来杀人，肃反它是要负责任。
第三，张国焘路线的残余
军阀主义吞并政策的残余廿，五军来后开始肃反，没有军事的力量，是搞不起来的。就是要搞起来也会迟一点。二十五军在汉南把张汉民（党员同志）杀了，据说张汉民自称与刘志丹、高岗有关系，因此就有怀疑。后来还把该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全体集合起来都杀了。他还这样说：“鄂豫皖苏区的许继圣是反革命，因此刘志丹也是反革命。”所以张国焘路线的残余助长了肃反。
第四，是反革命分子陷害干部
第五，重要决定作用的原因
就是郭洪涛同志供给了错误的肃反材料。我在上面已经说过，郭洪涛给了北方局代表的一个报告，北方局以此就认为红廿六军的干部是机会主义，一直到不信任红廿六军的干部，他的根据就是郭的报告。朱理治和郭洪涛三个月的秘密会谈，搜集的材料。朱理治过去没有来过陕北，来了陕北以后，也没有调查研究，所知道陕北的事情，都是听郭洪涛讲的。这可以从肃反中散布的材料中看出，在肃反中说：“刘志丹是白色的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说：“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后来在肃反中就慢慢不信任这些干部了。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呢？朱理治的根据就是三个月秘密会谈得到的。所以我说郭洪涛供给的肃反材料是起了决定的作用。北方局的指示信是根据他的材料来的；朱理治进行肃反，程子华、聂洪钧肃反，也是根据这个，都是一个东西下来的，这是起了决定的作用。
肃反开始，陕甘晋省委先是逮捕了蔡子伟、张文华。之后在前方逮捕刘志丹、高岗；在后方逮捕我。关于肃反的问题，洪涛和我是有争论的。他说：“逮捕你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那时我去瓦窑堡了。假使我不去瓦窑堡，就不能逮捕你。”我被捕后，戴季英审问时说：“逮捕你省委是很慎重的，现在你应该坦白。”后来郭洪涛又改了一种说法，说：“逮捕你是蔡子伟咬出来的。”在永坪审讯蔡子伟的时候，我就在永坪的街上，听到蔡子伟还在说，他不承认他是反革命。就在当天的晚上把我抓起来了（这时候蔡子伟还是没有承认）。由这证明，我相信戴季英说的：“洪涛是慎重地逮捕你的。”戴说的是事实，证明郭洪涛同志是在掩盖。
逮捕是主观主义的，审讯时的主观主义也一样是最严重最厉害的。戴季英审讯我，问了几次没有问出什么反革命的口供来。到了瓦窑堡，最后一次，朱理治和戴两个人共同来审问我。一开始就叫我说反革命的活动事实。我说：“我过去的历史是一步一个脚印，你们可以去考查，过去的历史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一点反革命嫌疑，就马上枪毙我。”这样也不行。他就说：“不讲，就吊起来打！”打昏了用凉水喷活再问，还不承认，再打，打昏再用凉水喷活，拷打时还讲：“你还不讲吗？我就替你讲”他说，“哼！蔡子伟介绍你加入右派，你担任右派前委书记，后来你到陕北又交给刘志丹，你们最近还有活动，你现在还不承认？”我说：“这不是事实，完全是反革命的造谣。”不承认再打，打死再灌活，我还是没有讲，朱又讲：“你是最顽强的反革命。你还不承认？现在前方逮捕，后方逮捕，你不承认就不杀你吗！”
这个时候，打得我一塌糊涂，我也不清楚什么了，这时我想起了张庆孚讲的话：“朱理治是一个叛徒，你不要受他的领导”。张庆孚被捕押起来后，还是这样讲。当时我还不相信这个话，我仍相信北方局的代表和河北省委的关系是正确的。一直到我被捕以后，我认为这可能是肃反当中发生的错误，他考察以后会放出来的，或者是因为有一点的嫌疑所以把我逮捕起来。那时我还是相信是肃反中的错误。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一点点道理也不讲，这时我把过去不相信的想法改变过来了，我想恐怕他（张庆孚）讲的是事实，朱是从天津来的。如果他说出一点事实来，如果是有一点事实说我是反革命，那还可以辩论，现在没有一点根据，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也要杀。”这时，我怀疑他是一个反革命。所以我就说我是反革命，我承认就是想来一个速死。
第二天又审讯，叫我写材料，那时候我的手还不能写字，勉勉强强可以写一点，我写道：昨天晚上你们说的口供完全是你们自己捏造的，你还不明白的话，请你把我赶快杀了，如果你不是反革命的话，请你考虑考虑！我就写了这样一个东西。朱还不相信，当时又问了很多。他问了这样一句：你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柳村塬打了败仗？同志们！这是非常伤心的事情，打了一个败仗，就能决定他是一个反革命吗？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说，打一个败仗就是反革命，以此来看军事干部，那么，在座的军事干部，不都是反革命了吗？因为战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客观情况的复杂，使得主观上容易发生错误。我试问：多年来领导战争的干部，哪一个没有打过败仗？我想，或多或少都是打过败仗的！岂不都是反革命了吗？那么，谁没有打过败仗呢？我想：只有从来没有听过枪声，根本不知道怎样打仗的，整天坐在屋子里拿笔杆子写胜利口号的人（会场笑声）。只有这些同志是决不会打败仗的（会场笑声）。也只有朱、郭这样的同志不是反革命，其他打过败仗的都是反革命！也只有这些同志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千战千胜（会场笑声）。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是没有道理。
朱为什么要怀疑柳村塬作战，因为打了一个败仗，就是反革命。柳村塬打仗时，朱根本没有来。依照我的看法，大概是郭洪涛供给的材料。柳村塬作战是马鸿宾进攻陕甘边区时的事情，当时我们的战役方针是绕到敌人后方打它的弱点，为什么打败了呢？这不是战役的错误，而是战术的错误。因为那时对于敌人的侦察情报工作搞得不准确、不确实，同时在这次战斗中，兵力使用不妥当。这是战术上的错误。那时参加战斗的兵力，主要是红三团、骑兵团与抗日义勇军。三团团长王世泰同志、骑兵团团长赵国卿同志都受了伤；战士干部伤亡很大。这个战役，的确打得不好。战役是杨森和我指挥的，确实在战术上有错误。但是，就因为这个战斗就决定是反革命吗？恐怕也是主观主义吧！？
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你不是反革命，那么为什么给游击队派干部？”这个问题也是毫无道理，我们红廿六军过去是给游击队派了好多干部，如陕北第一游击区，陕甘第二游击区，关中第三游击区，为了开展游击战争，派了很多干部去，装备差的也补充了好多子弹、枪支给他们，有的地方根本没有游击队，红廿六军就派干部去帮助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在有游击队的地方，派干部去帮助它发展，我们就是这样去培养他们。我们红廿六军开展游击战争，就要帮助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应该是一个模范，然而他们得出了是反革命的结论。我们这样的发展苏区，创造苏维埃，竟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花样。同志们！这真是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派很多干部帮助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也没有引起当地干部、群众与红廿六军干部的对立。再比如，王泰吉起义领导的部队，郭宝珊的抗日义勇军与红廿六军汇合后，以及廿六军到陕北和廿七军汇合后，团结得很好，没有吞并关系，没有发生宗派主义。他们竟把我们这些工作看成是“反革命的新花样”，这个主观主义也够水平了！
至于那时候肃反中监狱里的黑暗更难启齿。戴季英当时是保卫局长，他们对于真正的反革命张文华，去了脚镣、手铐放出来，认为他是坦白自首的好干部。他们并不知道是张文华把红廿六军的干部陷害了。他们对他非常优待，给他换了新衣服，头剃得光光的，胡子刮得光光的，在外面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叫他来影响其他人，来自首。对于其他真正的好干部，不但严刑拷打，而监狱也非常黑暗。经常听到用马刀背子擦擦砍人，马鞭子随便打人，而且还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教训”。同志们！可笑不可笑（会场笑声）。把前方的干部，一批一批地拉回来，关起来，在陕甘边、关中拉回来乱杀乱砍，莫明其妙地拷打。拷打不承认，就杀，用小刀子捅，如对我们一个很好的营长于振西同志用小刀子捅，他死也没有承认。当时一批一批地活埋。这样毫无根据地进行疯狂的肃反，这是过去陕北党内最痛心的事件。但是情况还要更复杂，我只讲这些。
关于肃反的责任问题，有的说是张三，有的说是李四。我认为，第一位应该负责任的是郭洪涛同志，肃反是他供给的材料，由于他供给了错误材料而进行了肃反，掀起了肃反，他是第一名，这样说不过火。第二名是朱理治，那时候朱依照他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相信了郭所供给的材料，相信了我们是“反革命”，他是肃反主要的领导人。当时郭、朱是肃反的领导者，这是公认的，朱是“中央代表团”的书记，又是陕甘省委的书记，按照组织关系说，应该朱是第一名，但是供给材料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郭。这两个同志，不管是谁第一，谁第二，都是领导人。戴季英、聂洪钧是执行者——打手。后来郭、朱把责任推在聂洪钧、戴季英身上，这一点郭洪涛、朱理治反省是不够的。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郭洪涛隐蔽起来，怕暴露他的错误，怕脱裤子，赶紧又多穿了一条裤子，写了一个欺骗党员的小册子——陕甘党肃反的教训，在这个册子上，完全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完全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我希望郭洪涛、朱理治同志要重新详细地考虑自己过去的责任。
我们现在是在整风学习中，我们应该自己反省反省，究竟自己应负什么责任？我想肃反中的具体负责人，应该这样提出来。由于郭在肃反以后，还没有来一个很好的转变，很好地反省，在肃反以后又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欺骗党员欺骗干部，蒙蔽中央的错误。因为掩盖错误，蒙蔽中央，所以又当上了陕甘党的领袖，不然，身负了过去肃反的罪恶责任，怎么还能成为陕甘党的领袖，甚至于成为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呢？今天应该要很好地反省自己。肃反以后他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郭仅仅是这样说：“我的错误，就在于没有也不敢制止肃反”，郭洪涛同志只是这一点为了“明哲保身”吗？其实，这完全是诡辩，不是事实。据他说：“我到前方去的责任是为了到前方去制止肃反”。郭是去制止肃反吗？实际上已经杀得差不多了！郭到前方去不是为了制止肃反，而是为了贯彻肃反，事实上他到了洛河川后还杀人捕人了！这个，前方的同志可以证明。郭还说：“我一贯地坚决地反对戴季英、聂洪钧杀人；我一贯地说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好同志，不是反革命”。然而，郭到了前方，却对前方的同志说：“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一个封建集团”。同志们想一想，是一个封建集团，当然不是革命的，是反革命的，当然是右派反革命的头子。尤其是过去陕甘晋是以郭洪涛、朱理治同志为首的省委，出了肃反的指示信，这个信上说：“反革命在红军中，在苏区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必须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的领袖。”这是他们给前方同志指示信中的解释，你这是来领导肃反，还是去制止肃反！？你哪里是制止肃反？实际上是怕前方的干部怀疑，是去给他们作解释的，实际上是说高岗、刘志丹、张秀山是反革命，应该杀。这些情况前方同志是可以证明的。
在迎接中央来的时候，郭洪涛又拿出自己一套新面孔来。在肃反中把明白装进去，糊涂拿出来；中央来了以后，他把明白拿出来，把糊涂推给别人。中央知道红廿六军作了革命的工作，没有作反革命的事情，所以中央派人来，下命令立即停止逮捕干部，已经被捕了的交中央处理。中央红军来到洛河川的时候，洪涛同志去迎接的，他又拿出新面孔，把明白拿出来，糊涂装进去，把责任推给别人了。他说：“我就是不主张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他们主张打人的。”实际上，这是说到过去的责任问题。
今天大家都在，当面可以谈一谈，这对于大家都有好处。中央在蓝家坪会议以后，对于肃反的责任搞明白了，调换郭洪涛同志的工作，到山东去了。他去山东的时候，这样说：“天下是打下了，就看你们能不能够保住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是说，陕甘边区是我创造的。他自己也这样讲过，“我是陕甘边区的领袖”。真是自高自大的了不起。实际上他是这样的一种逻辑：我的是我的，你们大家的也都是我的。大家看看，可笑不可笑？滑稽不滑稽？我这样批评郭、朱同志，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过去没有做过一点工作，没有一点成绩呢？不能这样说，郭从1934年到1935年是做过许多工作，开了会，写了文章，这是不能抹灭的，然而如果讲的是主观主义，写得是党八股，干的是宗派主义，那是劳而无功的（会场笑声）。如果说郭有功劳的话，那么他的功劳至多也是这么一杯水；他的错误至少像太平洋。他在肃反当中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险些把党、把陕甘边区葬送掉了。没有中央来，就没有现在的陕甘宁边区。就像昨天贺龙同志讲的，就没有我们这一批干部。外面进攻，里面杀，
所以眼界高于贺晋年。
1924年12月7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上，决定成立“常设性”、“享有全权”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李大钊任书记、谭平山为副书记。北方局负责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满洲等地党的工作。1925年初即撤销。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9月初，中央北方局在北京成立，书记王荷波，秘书长蔡和森，委员有彭述之、张昆弟、刘国庄、杨善南。负责领导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古的党组织。9月下旬，北方局从北京迁驻天津。10月18日王荷波在北京被捕，不久牺牲。由蔡和森主持北方局工作。11月11日，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
1930年8月，由顺直省委改组而重建北方局。书记贺昌，组织部长阮啸仙，宣传部长余泽鸿，秘书长陈复，军委书记张兆丰。
1933年3月孔原任书记。
1935年5月高文华任书记。
1936年4月，刘少奇任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林枫任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先后任书记，领导华北敌后抗战、根据地建设及敌占区党的组织。1945年8月20日，改称晋冀鲁豫中央局。
可以自己对着时间表看吧。
1934年3月，朱理治被上海中央局派到天津，先后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1935年5月，他受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遣前往陕北苏区，作为北方局代表领导陕甘和陕北两个特委。他努力扩大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同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陕甘晋省委和以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的红十五军团。
孔原不过是个小喽啰。
当时是有说法，中央代表派遣的朱理治，但是，似乎没直接说法，朱理治都说名字了，干嘛瞒着他的上级呢？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朱理治也是中央代表，由北方局或者中央派出，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敢确认。
因为，你知道，临时中央跑到了中央苏区，而上海撑死是个办事处。
我试图找到朱理治和苏联的关联，但是没有证据，我只能推测是陕北党和中央苏区在之前的电报沟通。
虽然没有说啥直接如何，陕北省委借势中央压制刘志丹派。
中央对刘志丹派印象不好是因为谢子长病逝前写了这封报告，报告说刘志丹集团不好。中央先入为主。
虽然是借势，但是中央也有问题，可以肯定，进入了陕北的中央也是周全局控制，张闻天的总负责是个虚职，毛主席仅仅是在军事上对周的帮助人。
但是，陕北事情太大了，根据中央对张国焘部的操作，毛主席判断中央有失误，一定会失误，所以必须出言调查相劝。
必须出手，我前面的很多资料是说毛主席看到了苏区公报，询问习仲勋下落，这不奇怪么？肯定奇怪啊，轮不到毛主席说话啊。
只有毛主席是第一负责人，才能这样的嘛？
但是，毛主席肯定不是带头人，他只是在军事上大大帮助了周总的！
所谓现在官史，其实很可笑的。
就是想营造毛主席是遵义会议后的领导人，这样，周总的错误就几乎没了、少太多了。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但是，时间点上不对。过于紧凑了，为什么呢，因为把周总的错误减少了嘛，所以时间就不合了呗。
实际上根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