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点西安事变和周邓 -- 真离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分析形势：

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的阵地，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

1月9日，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

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河南、安徽，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到宝沿铁路各县。

1月15日，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

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17路军各一部，等等。

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国民党政府革职留任处分，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1月2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人，指出：

解决西安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

1月24日，毛泽东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谈到西安事变的后续解决时强调，“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

1月25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周恩来等人，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间以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

东北军自相残杀，周恩来苦苦调停

此时，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周恩来正在东北军苦口斡旋之际，南京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

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月27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五十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坚持释张再撤兵。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周恩来获悉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

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 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间题。

1月29日，东北军的团以上军官和主要幕僚在渭南开会。因应德田等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前，决不先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

2月2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善后问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被东北军中主张武力解决的青年军官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人枪杀（抗战爆发后，应德田在汪精卫的伪政府里，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投降当伪军的还有孙铭九、张学铭等人）。

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2月8日，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九日，张冲、潘汉年到达西安。

接受“乙案”，东北军被分割使用

作者：金台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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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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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①，尤其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②，负责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领导处理或参与了中共的一系列重大事件③。但是由于“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延安整风清算党内路线时就是批判的重点，庐山会议后冤案(似应为“蒙冤”——引者注)17年直到逝世，光整他的专案材料就满满40多包，因此关于他的历史可以说很长一个时期被搅得连基本事实都面目全非。”④由于以上原因，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长期遭到淹没或主观回避，使一些事情显得比较模糊，并由此引起争论。争论者或各执一端，或语焉不详，或违背史实……使本就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更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更加深了对历史理解和认识的难度。本文要探讨的张闻天与“陕北肃反”问题便是真相长期不明，也是近年来争论比较激烈的重要历史问题。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试澄清现在广为流传的当时身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观点，还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同时简要分析一下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

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上海临时中央局先后派原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朱理治、原中共中央秘书聂鸿钧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领导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负责处理陕北党“右倾”问题。

代表团听信郭洪涛等人的“情况汇报”，认为陕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认为陕北形势和全国一样，正处在“伟大阶级决斗的前夜”，革命力量已超过反革命力量，要求陕北红军“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

1935年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豹子川，9月18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程子华被吸收为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成员。代表团下令取消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刘志丹等陕甘、陕北红军负责人排挤出主要领导岗位。

正值国民党军队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的紧急时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者主观武断地认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者是“右派”、“反革命”，从而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肃反运动。9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并派人分别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

1935年10月初，劳山战役刚结束，中共主要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遂以指挥北线作战名义调刘志丹回瓦窑堡。刘志丹行至安塞真武洞时，路遇赴前线传达命令的通讯员，从陕甘晋省委给前线的指示信里看到逮捕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领导人名单，他亦名列其中。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致丧失，他以原样将信件封好，嘱咐通讯员送往前线，自己星夜驰至瓦窑堡，以图说服省委制止肃反。10月6日凌晨，刘志丹刚进入省委大院，即遭保卫局逮捕。前线遂将高岗、习仲勋、杨森、杨琪、刘景范、马文瑞等高级干部秘密逮捕押至瓦窑堡保卫局，并红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领导干部及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200人杀害。

刘志丹等60余人关押西北保卫局（原汇川通商号，今子长县副食公司院）。保卫人员给他戴以重镣，爬宽不盈尺砖壕，用灌辣椒水、做老虎凳等手段昼夜审讯，索取口供。

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苏区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引发了陕甘、陕北红军与二十五军间的误解，陕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从赤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等人反映的情况获悉陕北正在肃反，且处于步步升级之中，于是派罗迈、贾拓夫带一个连队和无线电台作为先遣队找寻陕北红军和刘志丹。罗迈等在甘泉下寺湾遇到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郭洪涛、程子华，得知刘志丹等关押瓦窑堡，随即通过电台向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指示王首道（中央保卫局长）、贾拓夫（中央军委总政破坏部部长）、刘向山等先行到达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以防止事态发展恶化。10月13日，王首道一行到达瓦窑堡，传达了中央命令，接管了西北保卫局。11月7日，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并于当天下午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景纯、赵启明、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高岗、朱奎、王聚德、王家娃（刘志丹警卫员）等18人。

西北中央局组成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罗迈、郭洪涛为委员。委员会审查了戴季英（西北保卫局局长）提供的案卷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认为刘志丹等不是“右派”、“反革命”，强加的罪状不能成立。11月26日，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第二高小召开平反大会，洛甫主持，博古、邓发、张浩、朱理治、聂鸿钧、戴季英及党务委员会长远和陕北部分干部参加。王首道宣读《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刘志丹等人是无罪的，应予以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刘志丹在会上发言：这次肃反是错误的，同志们受了委屈，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是非，正确处理的；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更希望受委屈的同志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会上由王首道宣读中央《关于戴季英、聂鸿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议》，决定给戴季英以最后警告、聂鸿钧以严重警告处分。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后，听取了王首道处理肃反事件的汇报，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 ‘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中共子长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在《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中他满怀崇敬的心情写道：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够经过三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现在这样的伟大胜利，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新发展，它创造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典型。

自从有了这个理论，中国革命便大放光彩,中国人民革命的车轮便一直沿着胜利的道路前进。

这个理论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也教育了中国人民。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1942年11月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关于陕北党史和肃反问题的发言：

关于陕北过去历史问题，肃反问题，我想在过去几年当中我是马马虎虎的，全部是搞不清楚。在这次大会上，我把这个东西搞的比较更清楚一些，因此对于以后工作上，现在了解问题上，更比较彻底一些。我想其他讲话时的帽子我不用了，我就讲一讲我所知道的事情。

我讲二十七军的问题。二十七军是哪里来的？怎样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肃反的事情，就是肃反时的前方情形，我要谈一谈。大概就讲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在陕北大革命时代，大革命以后，已有了一批干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员一批到太原去，一批到西安，一批到甘肃。因为站不住脚，到处跑。陕北党员有一批在军队里头混，在混的当中，懂得一些军事常识。

特别是刘志丹，他在很早以前已在黄埔住过；谢浩如，他在山西太原学兵队住过；高岗，在西安三民主义军官教导队住过。我是1930年的时候从陕北出去的。那一批中间，有我们50多人到宁夏，高岗当我的队长，我就在学兵队中间当一个学员。大概这样搞了两三年。

在34年以前，陕北的情况我不大清楚。我是33年冬回来的。洪涛和谢浩如也回到陕北来。我是腊月间回来的。我回来以前，二十六军派的强世清，那一个支队叫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已在33年秋失败了。33年以后我回来的时候，清涧、吴堡、神木已有了游击队，四支队、三支队、二支队。当我回来以后，34年谢浩如给我写信，要我到部队来。因为部队干部很少，知道我是从甘肃回来的，我是在马××部队开小差回来的。34年我在安定当第一支队的政委。在安定窑子峁河（地名）第一仗就击溃张建南。这一仗中有二十六军派来一游击队，刘约三同志带着也参加该战斗，收了一些枪。这一仗后，刘约三同志就南下回去。

接着，郭洪涛同志在安定，一、二、五支队也会合到安定西区，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是谢浩如，政委是郭洪涛，我兼参谋长。6月6、7号打安定县城，打进去又打出来，因为人家城里住三连人，我们打进去只有6个人。打到县衙门口，把监狱门打开，放出一些犯人。

安定打罢以后，我们就南下会合二十六军，会合后就在阎家洼开了个会。这个会开了三天，这个会上讲了些什么东西呢？前几天讨论中已有许多同志讲过了，还是那一套，总是讲二十六军梢山主义，逃跑路线，撤了高岗同志的职。就在这时候，二十六军给了步枪，有80多支。这些枪中间有好的，有坏的，猪贯肠、老婆毪、黎明灯、扒拉斯，游击队中有了这些枪，就很阔了，只要有枪就是好的。我上来二十六军就给我们游击队这样多的枪。

现在，我们那里还有一个管理员，叫做扒拉斯，因为二十六军给的枪里边，有一个扒拉斯给他用了。一个叫作黎明灯，老婆毪，都是这样来的。

这一回我们回到陕北，二十六军给我们陕北游击队的枪是比较多的一次。这一回我们就阔起来了。游击队的枪多了，也有二三百人。虽然枪不好，大家也非常高兴。

并且派老三团（就是王世泰同志带的那个团）和我们一同上来到安定。一开始是打景武家塌，消灭了姜团的一个连，把×的××连消灭的干干净净。消灭了以后，接着打老君殿、石窑湾和张家圪台（地名），打了以后就打河口。河口这一仗，冲破了井岳秀的第一次围剿。

这一次冲破了以后，我记得那一次洪涛还没有上来，留到清涧。我们一支队和二十六军的老三团就一同返回安定，并在安定西区崖窑沟成立了红一团，团长是我当的。陕北过去没有红军，叫游击队。成立了红一团后之一二日内，又在董家寺和高雨亭部打了一仗，没有打得什么结果。

以后就是三团南下了。陕北冲破了第一次围剿，到第二次围剿中间，经过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在这一阶段，我就在陕北安定胡混，也不懂得军事，听说要打就打。老百姓报告说，老君殿民团欺侮我们，我们怎样办？我说怎样办？就打吧！

那时红一团不上二百人，一个寨子怎么能够打？但是也不管，就去打。那天我们打张家坪寨子，打上来又打下去。这个时候，陕北特委曾写信批评我们红一团，认为我是英雄主义，军事冒险主义。确实，我那时候是碰上敌人就打，也不管敌人的大小。这确实有点冒险主义。我只是感觉到非常高兴，也没有什么战略思想，游击战术。跑是懂得的，打不过就跑，明确的战略战术是不懂的。

一直到34年12月26日，我们在安定西区白庙岔成立了八十四师。清涧红二团上来了，和我们红一团集中在一起。师长是杨琪同志。杨琪是二十六军的老同志，胡子长长的，很有经验，小心谨慎。这个同志派来的时候，给我的帮助很大。

因为那时候我是盲动的，要打仗就打。他来了很老练，很小心谨慎，行军打仗他都有很大经验。还有一个好处，每天鸡叫他就睡不着了，就要起来。每天都是他起来的最早，我们行军总是他起来叫。他起来总是喊老贺。那时有人叫我二百五（给我起了个名字就是叫二百五）。（哄笑）所以，每天起来，他就喊我：“二百五，起来吧！该走了。”

八十四师在安定成立的时候，正是第二次“围剿”开始布置的时候。那时高桂滋到了，开始在军事上布置，是以连为单位。在我们陕北清涧高家村、安定南沟岔等，都是以连为单位。

八十四师在34年12月26日成立，28号就开始打高桂滋。在安定的南沟岔，消灭了差不多一个连。这一仗夺来2支轻机关枪，34支步枪。这恐怕是我们整个陕北红军有轻机关枪的第一次。我们就抬起轻机枪到处跑，老百姓也都很喜欢我们。安定打了以后就打清涧，把高家村敌人消灭了一个排。以后由延川回来时，又在贺家湾对高桂滋一个连又消灭了一些。这时就接到安定的信，二十六军主力上来了，要我们马上回安定。我们上来以后到西区会合，会合后组织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是老刘，政委是高岗。八十四师主要的发展就是在配合以后，在配合前力量并不怎么大。我大概记得，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合起来，最多共有五百人。（笑）

这时候，大概是35年春到35年一来的时候，高桂滋以连为单位，他觉得他这样的战术是吃不开，要变成以营为单位，由清涧和瓦窑堡两地出击向我们进剿。

这时我们的主力会合了，二十六军上来了，红三团、义勇军、郭宝珊的义勇军很强。会合以后，我记得刘志丹同志写了一个冲破二次“围剿”战斗的动员令。这个东西以后找不到了。

那时，听了这个战斗动员令非常好，陕北任何人要写这样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写出的。（笑声）因此，我们就讲，这个地方会合的时候，我们现在想到，那时候，刘志丹和高岗同志战略战术的思想是正确的。

后来，我在保安住了红大，毛主席讲战略的时候，我就想到过去的许多事情了。

高岗、刘志丹过去有许多重要的东西，都和这个相同。那时，虽然没有明确的讲出，但是有许多的东西都和这个相同。因此，也说明了刘志丹和高岗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这个正确的东西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许多实际打仗中搞出来的。

我过去把老君店的寨子，打了许多次都没有打开，没有办法打。一百多人冲一个寨子，冲了三次都没有冲开。以后的办法是不冲寨子。第一仗打吴家寨子。志丹同志说，会合以后，第一仗一定要打胜仗。因此，第一仗我们非常慎重。调查了好几次，决定我们的军队首先打杨家园子。因为我们布置了要打，主力军统统布置开了。那天晚上，调了几十个骑兵和红一团，在杨家院子背后过去。可是，天明的时候，刘志丹和高岗同志写了一封信来说，赶紧把队伍撤了回来。“据我们调查的情形不同了。以前以为敌人没有什么工事，现在据我们调查的结果，敌人是有坚固的工事的。杨家园子的敌人恐怕难消灭。如果要打，一定要吸引敌人出来再打!”我那时非常不高兴。我说：“毬！已经开到了，为什么不打？即开到了，就打他一下算了。为什么又要走呢？”但还是带部队撤退了。

我们一走，把敌人吸引出来了。敌人就在我们的屁股后面出来追。这时，情况是后面追来了敌人，但向瓦窑堡方面也来了敌人一个连，已经快要逼在面前，中间相隔20里路。有人说要打，有人说要走。我就把累累赘赘的那些人要他们走了。原来是不准备消灭，说是打不过就到处乱钻，见了沟就钻。（大笑）规定晚上在玉家湾集合。

那时，红军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有的跑出去两三天自己就回来了。

敌人一来就打，打了一两个钟头，就收了四五十支步枪，五个轻机枪。这时，后面的一营敌人就追来了，刘志丹、高岗同志率主力也就插过来了，把这个营消灭的干干净净。

这是我们在陕北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打了以后，老百姓高兴得很，都端了馍馍米汤送来了。

四面山上的老百姓都在呼儿喊叫。接着由清涧又来了一营敌人，营长是左向衡，这个人是高桂滋的亲戚。这个营就在那个距杨家园子20里的马家坪被我们消灭了。把高桂滋李团长的老婆也抓来了。

这一仗以后，收了许多枪，红军马上就扩大了。那时候，扩大是容易极了，不像现在，归队找也找不来。那时老百姓这个说我当，那个说我也当，都想当兵，几天就招了几百人。

整个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部队，在这个战争以后是扩大了。

这一仗以后就打清涧。这时我还不懂得什么声东击西。（中央红军来了以后，讲游击战争，我才懂得声东击西）。

那时我们是决定打清涧，郭洪涛主张打米脂，高岗、刘志丹不主张，最后决定打清涧打张家圪台。

这一仗把张家圪台敌人消灭了以后，刘志丹要过无定河，上吴堡、神府。那时我就问，是不是要上去？他说不上去。我说，不上去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呢？你为什么那样说呢？高岗同志说，要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吴堡，而解除敌人对延长的围剿和防御，我们悄悄去打延长城。在晚上就又偷过无定河，白天黑夜的急行军走，在距延长50里路的地方住下了。架了云梯去攻城。那晚我们就攻城，我们在延长城上去了有30人，他们城里还不知道。在城里，有一个人拿着洋油灯去小便了，一个炸弹就炸死了。打延长城，我们受的损失最小，没有两个钟头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会合以前对俘虏的政策不懂得，只要把国民党的军官抓着了，只要说是一个排长，便非杀了不可。刘志丹和高岗同志上来以后，在打各个仗中没有杀俘虏。在玉家湾开庆祝会，给俘虏讲话。

那时有高桂滋一个连长，叫他们在台子上讲话，并且给俘虏路费，“不愿在这里的，回去！”俘虏政策。我们今天看来，那时在陕北，刘、高已经懂得了这个东西。所以，打罢延长，高桂滋的一个连长带彩了，刘志丹雇了老百姓送他到延安去。所以，俘虏政策那时就懂得了。

打罢了延长，准备打甘泉。因为走得太疲劳了，已经到了天明了，所以没有打。绕过甘泉打开了高桥、安塞县、李家塌子，把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完全打成一片的任务是完成了，接着就决定打靖边去。这时，刘志丹同志的战略布置，是在八十四师抽出了个二团，到石湾方向，暴露红军的目标，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把井岳秀的军队吸引到横山方向，他带我们主力袭击靖边。好的很！靖边城被我们攻下了，敌人一个营被我们全部消灭了。这个战役后，就在安定唐家川开了庆祝六县胜利大会，会后又接着打老君殿，把高桂滋的团长艾杰三的四个营打塌了，消灭了一个营。这次战斗就冲破了二次“围剿”，高桂滋的部队钻到瓦窑堡、绥德、清涧、延安县城，死也再不敢出来了。

这三个多月的时间，打了这样多的胜仗，红一团已经发展到八、九百人样子，整个八十四师已经发展到一千到二千人的样子，也就是说八十四师（陕北的二十七军）主要是在这个时间发展的，过去像这样快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刚把二次“围剿”冲破，三次“围剿”紧接着就来了。阎锡山便从吴堡过了黄河，于是接连便开始了战斗。上去的时候，我记得从清涧过了无定河，到解家沟这个地方。我记得是这样打的，组织精干部队，红一团，老三团，义勇军，这几个部队……经过一个白区，来到吴堡苏区。我们那个时候是白天睡觉，周围放着隐蔽哨，晚上走路，赶到天明一定要到一个地方。跟我们到吴堡的时候，吴堡的敌人还不知道。把吴堡的慕家源寨子攻下，共消灭两个连，并击溃四处来的援兵。回头又能打井不烂沟，整整消灭了晋军一个团（马旅）。

我记得回来的时候，就到文安驿。回来的时候，朱理治已来了，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在戏台上开了几天会，朱理治报告了三天，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那个时候，就是马马虎虎。报告了三天，右倾机会主义的来源、表现及它的危险等。当时我们感觉着人家能行，讲得好，三天没有讲重话。我当时只认识到讲的好，内容就没有管。觉得人家会讲，叫我上去就没有办法，只有人家会讲。

关于陕北的红军（即二十七军）这件事，我再讲讲我那时候是这样的感觉，今天也是这样的感觉。

陕北的部队，二十七军是陕北的红军，是高岗、刘志丹同志领导下的一部分军队。高岗、刘志丹同志对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从来没有两样看等。

我们天天是在一起，不是行军，便是打仗，便是住下。我们陕北的干部，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很多，所有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干部，团结的没有一点隔阂，团结的亲亲密密。如果高岗、刘志丹领导思想上错误了，不正确，吞并的政策，那么三个月的时间，发展到一千人到二千人，是没有可能的。这证明了他们的思想方法，领导的思想不是宗派主义的，不是不正派的思想，没有把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分开，因此在短的时间，能够发展起来。

记得有一次在安定路家寺召集二十七军连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志丹同志对我们的讲评是：老大帝国红三团，少年英雄红一团，乱七八糟红二团，短小精干红五团，他们对于我们几个部队是这样的批评。因此，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边的生活，郭洪涛那样宗派主义的思想，不正派的思想，在前方红军里面没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红军里面是团结的，在国内战争，冲破第一次“围剿”到三次“围剿”一直到底是团结的，互相间没有什么意见。

我对于刘志丹没有什么意见，高岗同志按个人来说我是他的学生，根据他的领导思想，是正确的。我们感觉到，打了这样多的胜仗，我们是越打越胜利，那还要什么事情才好？还要什么，还要上天吗？

在文安驿会议以后，听说要打瓦窑堡，要赵通儒同志带路。那时我也不管，能打开，在家里住几天。但是瓦窑堡没有打，队伍开到冷窑子后，高岗、刘志丹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谈了一下。志丹同志说，郭洪涛真是个学生娃娃，不懂什么。

瓦窑堡怎么往开打呢？事实上，如果不是拿主观主义的眼光来看，是打不开的。瓦窑堡的敌人驻了一个团，城上有坚固的工事，是石灰灌了的，城下是梅花桩。我们走到这地方，看了看，确是没办法。再打瓦窑堡，就会把过去胜利的元气，会消灭很多。因此就决定打横山。打横山时，召集了团以上的干部开了一个会，他说明了打横山的好处。他说，它的好处是：横山的城防不巩固；横山只有一个营；同时，敌人在防御上，根本不知道我们转到这个地方来；打横山是袭击的战斗。横山占领之后，威胁榆林，可以解除神府的围剿。这思想是对的。当然，打横山没有打开，原因后面联系起来再讲。没有打开横山，我们又撤回来。我们到安定魏家岔开了个会，这时送信的来说，二十五军来了。

高岗同志就讲：“二十五军来了。人家是正规军队，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各方面的制度都很好。我们这回下去，应该学习二十五军的作风。另外又说，打破第三次围剿更有把握，因为又来了一个大力量”。因此，我高兴的很。但是，跑到永坪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当然，我们陕北的红军是乱七八糟的，穿的老百姓衣服，背着一杆枪，既没有背包又没有碗。

二十五军是穿的整整齐齐的，的确，二十五军制度是正规的，比我们正规得多，每个人带着个缸子。我们陕北的红军，鞋子都不穿，跑来跑去。也并不是没有鞋子，有些红军，就是有鞋子他们硬是不愿意穿。现在我们五团有个马来同志，还有一个赵殿如同志，还是不愿意穿鞋子。

可是我感到，二十五军给我的印象很坏，就是骂人打人太凶，干部们看到下面不好就骂，“妈那个屄哟！”“娘卖屄！”我说糟糕！红军还打人！（哄笑）我就害怕了，说二十五军不得了。

那是在永坪开了个会，我没有参加。我就是个吊儿郎当的人（笑），过去也是这样。那时是胡里胡涂，那时我也不知道来了什么人，只说来了个朱理治，说是个中央的代表。以前来了个张胖子，说是个中央代表。以后来了个聂鸿钧，也说是中央代表（笑声）。我说糟糕，尽是代表。（哄笑）

那时我脑子里乱七八糟，你也代表，他也代表，代你的表去吧！（大笑不止）我也不管。

我记得已到了永坪了，那时说中央代表给我们写了个信，说你们二十六、二十七军的轻机关枪，你们不会保管，也不会使用，交给二十五军，要他们给你们擦一擦，给你训练训练，连枪带人一齐交过去，要他们给你们保管一下。我说好！你拿去算毬！（哄笑）

那时谁也没想到后来会来个肃反，就给了他了。

以后不久就宣布程子华同志是政委，海东是军团长，刘志丹是副军团长，郭述申是政治部主任。那时要我们把军队开到一个地方，后来又要撤回来。

我就去找老刘，进去一看，上面坐着徐海东，高岗同志和刘志丹同志也在那里。我一进去就说：“老刘！军队开到了，你走不走？”（笑声）

徐海东就把我看了一眼：“叫老刘！？”我看情势不好，我又是“游击主义”，也不管就跑出来了。刘志丹同志以后就给我讲：“人家是正规军。以后要叫副军团长，可不敢叫老刘！”可是，我总觉得叫副军团长不如叫老刘亲热。（笑）见面就叫副军团长，还要敬一个礼，那时就不敢当人家的面叫老刘了。一直到打罢劳山之后，刘志丹同志坐到炕上，我一连叫了几声老刘，（大笑）我说现在我可以叫几声老刘了吧？（大笑）这是这样的一段。

我讲的统统是事实的经过，经过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知道，二十七军究竟是从那里来的？郭洪涛同志常常吹牛说，二十七军是他一手创造起来的，陕北苏区也是他一手创造起来的。当然，郭洪涛同志在陕北也是做了些工作，并不是完全睡了觉的。

但是他这样讲，我过去就感到有些碜人。我觉得，二十七军也还是梢山来的。没有梢山，没有二十六军，就没有二十七军。

陕北这一批干部是哪里来的呢？我没回来之前，33年就派来了一大批干部，如白雪山、魏武、惠泽仁、强世清等等。在我没有回来以前，陕北红军已经是种下了种子了，二十六军已经是给陕北红军种许多种子了。

我回来以后更不用讲了，枪的帮助，人的帮助，干部的帮助。

第一次“围剿”，如果没有二十六军老三团，是没有办法冲破的。以及冲破二次“围剿”，二十六军主力如果不上来，如果不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你们那几个崧矛杆杆子还会冲得破！（大笑）高桂滋的围剿冲破就很困难。因此，我觉得二十七军是在高岗和刘志丹领导之下的一部分红军，也并不像郭洪涛自己所讲的，他一手创造的军队，和他认为陕北部队是他的，干部也是他的。我觉得，郭洪涛同志在我回来时，他是不大信任我的。自然这不过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们成立二十七军时，郭洪涛同志曾和高岗同志谈，谢浩如同志也在。那时高岗同志在安定，谢浩如同志也在安定。说：贺晋年政治上不如马佩勋可靠。当时，高岗和浩如同志讲，那也不一定。人家在外面也做了许多艰苦工作，也遇过许多危险，也有很长的斗争历史。

那是谢浩如同志，在河口第一次“围剿”中带了彩，我在那里住，和他隔两三里路。谢浩如给了我一支枪。因为那时苏区不巩固，他带了两支枪，给了我一支。那时特委派人来要我的枪，说特委决定把枪交来，送到前方去。我说我不给，这是老谢给我的。他又跑到老谢那里去要，老谢哭了一鼻子，骂了一顿。因为老谢病得很厉害，天天搬家，天天抬着跑。他们也不管，只管要枪。老谢说：“事实上，我是政治委员。你管我要枪干什么？”就没有给。

当时我和李仲英谈，说这事情真是不好，老谢带了两支枪为什么还和他要？我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是什么企图，什么原因。老谢在那里住，天天搬家天天跑，拿两支枪他还和他要，敌人来了怎么办呢？我觉得那件事情很难过。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当时前方肃反问题，就是肃反时前方的情况。

我们在打完劳山后，我就害怕过，高岗、刘志丹同志没有被捕的，我们大家都回来了。打罢劳山，在王家坪开了个会。

打劳山那是非常危险和大的战斗。我们打的是正面战，二十五军打的是迂回战。那个地方的东北军非常凶，二十五军还没有迂回到。我们打了两个多钟头。那时东北军展开了火力，机关枪大炮一齐发射，没有半个钟头，我们有七个干部受伤抬下来了。我一看没有办法，就把衣服一脱，脱了个红膊溜就往上跑。以后老刘看到我上去了，就和杨森同志说：你看，二百五上去了！于是，杨森也脱了个红膊溜上来了。我们上去以后就把敌人打垮了。我们这一仗打下来之后，在王家坪开会时，我们有个李营长（按：李玉亭），不知是谁报告的，说他动摇害怕，就要杀他。

当时第一团的政委李宗贵站起来说，这个同志虽然是白军里转变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动摇害怕，他有错误可以批评他。他们就说，谁说的？老天，我们打了这样的胜仗，回来还要这样的对待，还说我们打仗不坚决。如果这样，谁能保证不被杀头呢？这是寻着找麻达！

我记得逮捕高岗和杨森时，我们七十八师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时命令我南下打杨泉原，没有下来。这一仗又是伤亡很大，伤亡了二百多人。回来时，我说去看老高去。到了老高的房子，一看，铺盖没有了。我问，高主任哪里去了？有人说，前天去分配工作了，没有回来。我们出来时，看到高岗同志的特务员站在那里。我就问特务员：主任哪里去了？他说：“谁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出来时，看到他的马在那里。我和张达志非常害怕，我说：“赶快走，不知出了什么乱子了”。这时，前方部队已经恐慌了。

以后过了一个时期，他们派来了一个张明先当我们师的委员，把张达志调走了。因此，以后我们说话走路都不自由了。我是常爱说话的，这时把我的说话病治了。这时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说好话不对，说坏话更不对。如果你不说，他说你这家伙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不说出来？

有一次，我没有鞋子穿，就写了个条子，到供给部去领，要他们发给我一双。供给部说，政治委员说了，如果没有政治委员的盖章，谁也不发给。我说连双鞋子都不发给？

那时我们有一个团，包围甘泉。在那里看到有些戴布帽帽的，一回十个一回八个的来了。我一看这戴布帽帽的，就想起我自己，什么时候也戴这个东西？这时害怕极了。下面已经发生了恐慌。我和李仲英、李宗贵都不敢讲话。他走过来，想和我说话。我说不要说。（笑）我的脸一转就过去了。那时，下面已经布置好了，谁打谁都布置好了。再要开始捉人的时候，就有可能打起来。营长、团长、政治委员都恐慌了，通讯员、特务员，下面通通都准备好了，准备什么时候来抓人，就打，一有动作就打，已经分工了。

那时我是糊里糊涂，只是不敢和他说话。可是我也有主意，我有一个三号手枪，里头经常装着一颗子弹。（笑声）你什么时候来我就一搬，反正老子不得活，你来抓我你也活不了（笑声），我反正不戴那个布帽帽。布帽帽一戴就没有什么好事

。以后打榆林桥，大家是拼命的打，往街上攻的时候，大家都是背了盒子枪，提了手榴弹，不管他。但是也没有打死，觉得死在这地方总比戴黑帽帽好些。榆林桥北街头，高庙敌人的工事非常巩固。那时上自师长，下至每个战斗员，一声号令全都攻上去，“谁不干，日他的先人！”（笑声）

这一回战斗也胜利了。高福源的一团人通通解决了。我记得回来时，到了道佐铺，我们在六里峁，郭洪涛同志找我谈话，我、张达志、李宗贵，连他四个人。

他给我们讲了一些话，给了我们一些任务。他问我：“高岗、刘志丹对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你看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区别。他问这话，这事并不是我一个人。张达志今天还在晋西北，他回来还可以记得起。我在那里他就问了我们这些问题。

第二个问题又问我们：“你在横山战斗时，高岗、刘志丹说没有打开要你负责任，说攻城是你攻的。”那时我害怕极了，越说越害怕。我说：“这事情不能怨我。”我给他讲当时的情况。没有攻下的第一个原因，是带路的人没有带好。带路的人，我们没有让他带到城的下面，可是他很糊涂，他慌慌张张的把我们带到城门跟前，他就跑了。我们就赶紧往上爬。

第二是云梯没搞好。我们过去打其他的城市，是没有用过这种竹子云梯的。以后我们嫌木云梯太笨，那种云梯是用一个竹子上边绑几根竹棍棍，拿铁链子连起来。几个人登了云梯往上爬，有一个人一登没登稳，就轰隆通跌下来了，掉下来又要扒上去。十几个人一上，那个云梯转起来了，我们就不得上去了。城上本来有哨，这时发现我们了，就丢了一个炸弹，我们的人就退下来了。那时鸡已经叫了，天明了，还没有打进去，只是在街上消灭了些敌人。所以这一次没有打进去。

打横山的情形就是这样。他还问：“你们在打横山回来，在魏家岔开了个会，是个什么会？”我说：“我们听说二十五军要来，三次围剿的冲破更有把握。其次说，人家是正规红军，我们要学习他们。”就是这些问题。郭说：“高岗、刘志丹、张秀山已经确实是封建集团。假使部队里知道了，你们给部队里解释解释。”但我始终是没有给部队解释过的，这也不好解释。

第三说杨森过去参加过第三党，你感觉怎样呢？我说，我没有什么感想，我也不敢感想什么！（笑声）

我看当时郭洪涛的意思是想逼着我想讲出点东西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部队中有右派组织吧！你好好的调查一下。第三个问题，要我到二十五军去当副师长。我说：“我不能去，我们陕北干部经验少，当不了。”我就怕到二十五军去，二十五军凶的很，真是把我骂的没办法。我并不是说二十五军是个坏部队，不是革命的部队。

二十五军是革命的好部队，但是在领导的作领上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把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带来了是真的。

有一次战斗中，一些伤兵没办法走路，我要少共营把他们抬回去。少共营他没有吃饭，我说别的部队不要吃，你们先吃，吃了送伤兵回去。他们就去吃了。

那里有一个二十五军的政治干事，他说你为什么先吃？谁叫你先吃？他说：“我们师长下了命令，要我们先吃。”他说：“你妈那个屄哟！”就把少共营政委打了一个小嘴巴！（笑）也不让他吃了。

那时没有办法，他们就这样说：你这个师长，我们伙夫马夫都可以当的。这时给我的印象非常不好。郭洪涛那时要我去二十五军当副师长，怎么行呢？去了究竟怎么办呢？说话不行，不说话也不行，说好话说你有阴谋，说坏话更倒霉。（哄笑）这事情难干极了。

在这个时候又听说中央红军来了，我说糟糕，中央红军又来了！（哄笑）我们就更要倒霉了，二十五军来了把我们整了这一下，那时总是对中央红军没有好印象，认为中央红军来的早一点，倒霉就快一点。

我就给后方省委写了三封信，我说，你快把我调回来吧！中央红军来了，我非常害怕，（笑）越说中央红军开到了，我就越写的信多。

我想我在军队里干不了。我说把我调回当一个赤卫队长，作农会工作。乡下红军来了，我给他们运粮运草就算了。这事情真是把人逼的没办法。

那时我们八十一师第一团团长刘明山同志，现在志丹保安大队长，他怕极了，对我说：师长，你快把我放了吧！二十五军不是要洗刷富农吗？你就说我是富农，把我洗刷掉罢！我知道他明明不是个富农，家里什么都没有，他硬要我说他是个富农。还有个三团的政治委员王国昌，整天爹爹妈妈的喊，说：我怕呀！你们赶快把我放了吧！这个同志今天已经得了神经病了，恐怕是那时起的。那时部队里许多人是愁眉不展的，还有一个同志因为害怕这事情，有一天把冲锋机关枪对准自己，用脚把机扭一登，就死了，自杀了。那时军心是恐慌极了，愤慨极了。

我想如果暴动了怎么办呢？又说中央红军快来了，怎么办呢？那时确是把我的说话病治了，一天也不讲话，一晚上也不睡觉，什么话也不说，瞪着个大眼睛。二十七军的干部统统知道我的样子，就是在自己住的院内走来走去，部队也不敢去，因为那时他们说我在下面勾结李宗贵、李仲英和贺吉祥，开秘密小组会议。

那时中央红军张（现联防司令部参谋长）来了，那时在司令部当科长，他满客气的说老大哥长，老大哥短，你们坚定奋斗创造了陕北苏区，这时又觉得中央红军比二十五军好些，但这时我脑子里仍然愁的要命。

一天，从瓦市来了两个给前方送信的同志，我问他们：“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从瓦窑堡来的。我问：“你有些什么消息？”他说：其他消息没有，高岗、刘志丹被放出来了，共19个。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我说赶紧作饭。平时我一天吃不上两碗饭，这次我一顿就吃了四碗……。

那时候后来畅快了，这回中央来了，做了好事，不然的话就糟糕了。

过了两天以后，彭司令员、叶参谋长、边章五三个人来了，见了我们说，你们很好，讲你们陕北的同志怎么样怎么样好，因为肃反关在瓦窑堡的许多同志都放出来了，这时我觉得还是中央好，不坏，是救命的活菩萨，不然的话，非暴乱不可，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对于这个问题，对于整个党的历史，肃反的历史，我过去是马马虎虎的，并不是完全的了解。还在最近，这次大会以后，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过去对于郭洪涛同志的认识还不是完全的，只是了解他是吹吹打打，吹毛求疵的人。像郭洪涛同志，如何的没有党性，在人格上如何卑鄙，这个会议以后，我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和我直接工作的关系很少，因为我很少回后方。

郭洪涛同志未必知道我，以后知道我，他的认识是这样认为我是一个二百五，你这个人还不是不懂什么，知道我是一个老干部，简单得很，能打仗，冲锋还差不多。

至于郭洪涛说我，我要求给陕北部队编一个师，这个我心里实在没有想：我要当师长，要编一个师，编好怎么办呢？我还要当一个师长吗？像贺师长、林师长一样？老天爷呀！我怎么能当一个师长呢？从前八十一师，只有一两千人，我又不懂战略、战术、军事理论。叫我打仗还可以，带头冲一冲，要打就打，硬要打下，打不下就要杀头。我就是这样的战术。我过去打仗就是用这个肉洋战术。（笑声）比如打李家塌，硬是把人往上拥，那时候36个人，一拥上去，硬是杀了他们五、六百人。就是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那也不过只是喊喊口令，在操场上喊一、二、三、四而已，就是这样的认识。

当然，我对陕北部队问题，我在过去有过不满。我对陕北许多同志也讲过，过去把陕北的部队搞垮了，就是现在没有培养起一批军事干部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也这样想过，刘志丹出来之后，为什么只给他一个烂部队，一点游击队？为什么不把八十一师、七十八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呢？如果给了他，也许今天还不会死掉。

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想。这件事到今天才明白，我对于这个问题也了解了，原来是这样的原因。

这个，郭洪涛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刘志丹死的时候，他的鉴定表上还是那样的鉴定。这一点是蒙蔽了中央，蒙上欺下，刘志丹是因为这样蒙蔽下而死的，我们西北的革命领袖就是这样被害死了。

陕北二十六军全部并给二十五军，以及二十七军的五六十挺机关枪、四营和少共营，一个特务队机炮连，整个交给了二十五军。这个问题，我不满意。

我已经记得，1938年，司令员找我谈过一次话，谈了这个问题，向我解释了一下，中央解决陕北问题是正确的。可是我那时候还是发生疑问的，想不通。在这个会上我才了解了。

假如没有肃反，不是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这个队伍不会搞掉的，刘志丹同志也不会牺牲的，还有杨森、杨琪、陈文保、谢绍安等也可能不会牺牲了。这些统统都是好干部，都是陕北有功劳的干部。这个就是蒙蔽中央，欺压下级。

郭洪涛同志说：“我只是供给材料，只是讲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讲反革命。”不管郭讲了没有，郭洪涛到前方来，为什么又要问我？何必呢？你心里明白，一方面说他不是反革命，一方面为什么到前方去找材料，问我呢？张达志现在晋西北，他知道，你这样的说，什么包庇右派、封建集团，这两个名词的本身就是反革命的。因此，郭洪涛个人我感觉到，不仅党性没有，连人性也没有了。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过去是不大清楚的。你这次会以后，才深深的感觉到过去的马虎。

我们当时总以为主要是二十五军搞坏的，因为我在前方，后方的事情不大知道。二十五军来了就打人捉人杀人，这几天会议以后，才把陕北干部的许多问题搞清楚了。

我们要从思想上把这个问题清算一下，清算之后，大家的肚子就畅快一些。

同时，毛主席所号召的整顿三风中，也是在思想上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整党整军整政整民，从陕北党的历史上从思想上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容易整了，这样搞才能把问题搞好，这也是我们很需要的。

大会给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我的话完了。

1942年11月13日

（本文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文件翻印）

那时中央红军张（现联防司令部参谋长）来了，那时在司令部当科长，他满客气的说老大哥长，老大哥短，你们坚定奋斗创造了陕北苏区，这时又觉得中央红军比二十五军好些，但这时我脑子里仍然愁的要命。一天，从瓦市来了两个给前方送信的同志，我问他们：“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从瓦窑堡来的。我问：“你有些什么消息？”他说：其他消息没有，高岗、刘志丹被放出来了，共19个。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我说赶紧作饭。平时我一天吃不上两碗饭，这次我一顿就吃了四碗……。

那时候后来畅快了，这回中央来了，做了好事，不然的话就糟糕了。过了两天以后，彭司令员、叶参谋长、边章五三个人来了，见了我们说，你们很好，讲你们陕北的同志怎么样怎么样好，因为肃反关在瓦窑堡的许多同志都放出来了，这时我觉得还是中央好，不坏，是救命的活菩萨，不然的话，非暴乱不可，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特别是贺的最后一句话：

同时，毛主席所号召的整顿三风中，也是在思想上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整党整军整政整民，从陕北党的历史上从思想上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容易整了，这样搞才能把问题搞好，这也是我们很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