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怎样消除贫困 -- 翼德

中国是否存在贫困问题？当然存在。

一个处于贫困中的人，应该如何行动？

看下面这段文字写得怎样：

【人生最重大的结果常常是通过简单手段得到。。。每日的平凡生活。。。为工作者提供努力和自我进取的机会。任何有目标的人生追求，其成功与否并不需要杰出的才能－但需要成功的力量，而且需要努力的愿望，坚忍不拔的愿望。甚至当一个人失败了，他会因曾竭尽全力而自我满足。卑微的生活中没有比这些更令人鼓舞：一个人用忍耐对抗苦难；或者一个人拖着流血的脚和不听使唤的腿，凭借勇气继续前行。】

这是英国作家和政治改革者Samuel Smiles发表于1859的小册子《自助》的节选。

你越努力，老板压榨越起劲。造反干他娘的才能脱贫。当然，大部分人比如我都是怂包，于是“安贫乐道”。

对于劳动者整体无用，对于个体或许有巨大作用。

每个人的存在是个体的形式而不是整体形式。

我不认为一般情形下，多数人能够超越个体经验。

比如骆驼祥子，他有愿望不？努力不？结果呢......

要不怎么说脱贫攻坚战NB呢，要不说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呢

我这么赤果果搞宣教是不是过分了😁

这里的问题在于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每天都在努力的奔走生活。比如之前说的每天自愿14小时的女工。但他们没有摆脱，或者极少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成功学或者文娱作品里的鸡汤或者灵知。因为完全是废话。这种态度是所有成功的基础，还需要这些人来灌输？人家就没有脑子认识到自身的边界？这样灌输努力究竟谁能得利？这里甚至不是零和，而是负和。

之前回答美国生育问题时候刚好提到了几本纪实，描写了很多底层生活。尤其女性，几乎无法翻身。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一重接一重，根本积累不下任何东西。不管是钱，还是本领。耐心或许有了，但心理健康就很难说。长年累月的负反馈，有几个人能坚韧不拔？不幸患点小病，就算有点积累也早一干二净了。有没有考虑过坚韧不拔本身就受先天的神经类型和后天的家庭教育影响？还有个体的价值建构？

所以不存在996对个体有巨大作用，因为是努力是所有人生活的本钱，没有人不努力。哪怕躺平也不例外，要知道有些人连躺平都做不到。甚至连纨绔都需要努力。因为996不能和努力等同。考虑到互联网企业的高工资，本质上是在透支未来，比如45左右清退（至多50），还有严重的身心问题，更何况996的入职条件？用马云的话，真的是福报。

问题不在于多数人能够超过个人经验，而是多数人无法超过多数人的经验。

讨论个体经验从自身出发和个人经验是否能够超过多数人是两回事，这里是在偷换概念。

翼德河友搞混了一个问题，我想他的本意应该是说，比别人更勤奋努力，超出其他人的工作量，对个人或许有巨大的作用。但是996目前指的可以认为是一个普通的工作现象，996的人，并不比其他996的人勤奋努力，工作量并没有超出其他人。

至于害处，无需浪费大家时间。

私有制社会中，贫穷是无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且回顾一下英国贫穷救济相关法律的早期部分，英国人称“旧济贫法”。

圣经中多处记载耶稣的教诲“要帮助无处不在的穷人兄弟”，通常被认为是基督教会对穷人救济的初心。至少在十五世纪，已经有记载英国的各类基督教机构救济穷人。随着修道院的衰落和解散(1536年),　济贫逐渐从传统的自愿活动转变成为乡村教区的义务性税收。

在这个转变完成前，济贫方面的立法主要针对乞丐和流浪汉。黑死病之后(1348-9)，劳动力缺乏导致农业人员的工资上涨。议会通过法律固定工资于黑死病之前的水平。尽管如此，因为缺乏政府行政强制手段，自由劳动者还是在各地漫游，以寻找出价更高的雇主。他们甚至假扮成病残人士去各地乞讨。1349年的《对劳动力的法令》禁止个人向身体健全者提供救助。

１３８８年《剑桥法案》禁止乞丐和各类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各郡之下的行政区负责照料本区内的老弱人等－那些因年老体弱而无法工作的人。仆人（服务业从业者）如果离开本行政区，需要本区的法官之类官员开具介绍信。否则会被投入监狱。这个法案被认为是英格兰的第一个济贫法律。然而，因为缺乏强制手段，这个法案的效果是有限的。

１４９４年《乞儿和无业游荡者法案》是１３８８年《剑桥法案》的强化版本。它规定，”无业游荡者，闲人和其他可疑人等会被关于监狱３天３夜，期间除面包和水外无其他食物，然后驱逐出城。每个能工作的乞儿和无业游荡者必须回到他最后居住的教区。。。“更进一步的１５４７年《定居法案》规定，一个顽固不化的乞儿会被打上烙印，或者无偿为奴两年（如果逃走的话会被罚终身为奴。）。这个法案谴责了对流浪汉的”愚蠢的同情和慈悲“。这个法案的正面作用是要求各行政区为老弱人等修建房屋。

１５３６年通过一个短命的法案，要求教区的教堂管理员在教区中收取自愿性的捐赠，用于对老弱人等的救助。同时，具备工作能力的闲人必须工作，否则会被收监。这个法案禁止乞讨和非官方的救济行为。随后几十年内，在伦敦，剑桥，约克等主要城市，缴纳济贫税成为义务。１５７２年随着以一种地方财产税的形式“穷税”的引入，缴纳济贫税成为全国性的政府济贫手段。穷税的缴纳金额由本地法官决定，本教区实行管理。

１５６４年的一个法案旨在压制游荡乞儿现象，授权教区管理者为这类人的生活和居住指定场所。这是后世的济贫院的先声。作为本法案的补充，１５７６年通过的《安置穷人工作》法案规定，这类场所必须提供体力劳动的机会。

１５９７年一个法案叫《为穷人减轻痛苦》规定每个乡村教区任命”穷人管理员“，责任是为穷人寻找工作，为他们提供居住条件。

１６０１年是伊丽莎白治下的第四十三年。该年通过的《济贫法案》是对１５９７年法案的改进，通常被认为是英国旧济贫法的基础。此法案之前的各法案综合要求是，每个教区负责救助本区的老弱病残，抚养孤儿，训练孤儿的工作态度，为无一技之长的人们提供劳动机会。１６０１年法案的要点如下：

１.以教区为单位实行济贫。教区管理者负责收取穷税并分放救济。

２.为身体健全者提供体力劳动的机会。拒绝工作者会送到”感化院“或者监狱。

３.对老弱病残无劳动能力者实行救助。救助包括无需工作的住房。对老弱病残的第一责任归于他们的直接亲属。

４.建立儿童学徒制度。

穷税的收集工作由教区管理者负责，这个额外工作是无收入的。每年从教区选出一人。这是个苦差事。每月的例行会议如果失机一次，都可能导致严重罚款。穷税的分发方式可以是面包，衣物，燃料，房租或者钱。

１６０１年的济贫法案授权教区管理者从本教区居民中收取穷税。穷税的金额比照纳税人的收入水平。这本是一种地方所得税，后来演变成以不动产价值为基础的地产税。穷税的缴纳者因此是租户而不是所有者。未能缴纳穷税者会被法官罚款，没收财产甚至收监。

１６６２年通过另外一个历史性法案《为本王国穷人更好地提供救助》，通常被简称为《定居法案》。实际上本法案是１３８８年剑桥法案的改进版。定居法案规定地方法官有权将他认为能够缴纳穷税的外来者赶出本教区回到他们的定居地，除非他们能够支付每年至少１０镑的租金。这个金额远超一般体力劳动的收入水平。１６６２年法案没有特别明确”定居地“的定义，因为原则早己经成为共识。一个儿童的定居地是出生时父亲的定居地。婚后的妇女采用丈夫的定居地。非婚儿童的定居地是他们的出生地。这使得教区管理者通常驱赶未婚先孕的妇女离开本区，比方在孩子出生之前送她去另外一个教区，或者出钱找另外教区的男人娶他。１６９１年的法案为定居地资格做出额外的规定。如果一个儿童在七岁前成为学徒，那学徒地就是他的定居地。另外一整个获得定居资格的方法是在一个教区连续受雇一年。雇主常常采取只雇佣３６４天的方式避免这个后果，或者在合同中规定若干天无薪假期。１６９７年的法案《为济贫法案中的缺陷》是对《定居法案》的补充。外来者携带定居地的证明可以在其他教区工作，直到他们被认为应该缴纳穷税为止。几乎百年后１７９５年一个法案《不可驱赶穷人除非他们能够缴纳穷税》，除了未婚先孕妇女外，所有外来者都受到不被驱逐的保护。１６９７年的法案还要求接受救助的穷人佩戴标识。此条规定的执行在各郡情况不一，于１８１０年被终止。

定居法案的实行导致复杂的法律后果。教区之间经常发起昂贵的法律诉讼，关于是否可以驱赶某人至另外的教区以及相关费用的负担。１８４６年一个法案规定５年的居住时间即构成定居权。定居法案直到１９４８年才被废除。

１７２２年的尼阿尺布尔法案《对定居，雇佣和济贫法案的补充》简称《济贫院考验法案》，是对济贫程序的重大改变。济贫从此成为有利可图的机会。该法案授权教区建立济贫院。济贫院的原则是收留穷人，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工作，但是工作所得归济贫院。不愿意接受济贫院的穷人会被驱赶，不得接受救济。济贫院是对穷人的考验，只有真正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接受济贫院的制度。济贫院制度为教区提供了收入，所以很快发展起来。１７３２年的估计数量是７００间，到１７７６年的时候大约２０００间济贫院在运作，每７个教区有一间。

济贫院的运作并不需要教区直接管理。更多的情形是第三方承包，保证收留供养穷人，定期从教区收取费用。承包人利用济贫院住户的劳动获取额外收入，因此产生一个词汇：“种植穷人”。有个叫艾登的人在１７９７年考察英格兰穷人的状况，描绘了在英格兰南部法拿穆地方一个济贫院的情形：

【承包人可以使用房屋和家具，获取穷人的劳动收入，每年从教区得到１千镑的费用，安排收留各类合同中规定的穷人，但是不负责有关的法律费用。目前（１７９５年１０月）有１２４个住户，其中５０个老弱。。。体弱者被安排挑选羊毛，儿童照看纺织机器。。。】

１７８２年的吉尔伯特法案《为穷人提供更好的救济和工作》在管理穷税方面有重大改变。在此法案下，数个教区联合开办一间济贫院。济贫工作的管理职责从教区管理人转移到教区内纳税人通过选举成立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通过法院任命，法院同时任命一个访问者监督委员会的工作。

尽管斯宾汉姆兰体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吉尔伯特法案，是南方伯克郡的斯宾汉姆兰教区首先实行用穷税支持低收入家庭。１７９５年本地法院决定作为补充收入的济贫金额跟随面包价格和家庭儿童数量。斯宾汉姆兰体系从未成为立法的一部分，但是在各地被广泛采纳。有争论说这个济贫体系导致有劳动能力的人倾向于依赖济贫而对工作和雇主失去应有的态度。

１７９６年效用主义哲学家边沁设计了一个宏大的《穷人管理计划》，建议通过私有化方式成立全国性的连锁济贫院，私人投资者负责建设和运营费用。每间济贫院可容纳２千名住户，过着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他们的工作收入归投资者。

为了改进对济贫制度的管理，以及降低济贫成本。１８１８年和１８１９年先后通过两个思特奇伯恩法案，这两个法案授权教区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负责审查济贫程序和结果，委员会成员在教区纳税者中选举得出，每个投票者的投票权重与他的财产成比例。然而到１８２０年，对济贫制度不满在逐渐增加，尤其来自那些缴纳大部分穷税的土地拥有者阶层。

１８３２年政府决定委任一个王室特派员机构审查整个济贫制度。这个机构出具了一份报告，主要观点如下：

人的贫困出于自身原因，要多于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原因。救济受领者索取救济不是以他本人的道德相关：多子女大家庭有机会多领，这导致未有财经规划的婚姻；女人为非婚生子领取救济，这鼓励了道德败坏；劳动者没有努力工作的动机；老板乐得压低工资，反正工人可以从穷税那里得到补贴。

顺便说一句，这个结论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看很多IT人说高工资（尽管依然不合理），９９６会带来更多收入。

普遍的９９６是不合法的。

资本不傻，实际上只是给了该给的工资。为什么会觉得收入高？因为中国经济在发展，短期内高收入用于投资，会水涨船高。比如购房或者学习，能滚动发展。甚至996本身也是一种投资……除此之外，就是国内经济结构的问题了，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多。

因为实际上无法比较，比如前文说的神经类型和家庭教育。勤奋背后有太多条件，多到令人发指，接触的越多越明白这一点。

这里至多是拿出两个相似背景的个体来判断一个人的实际劳动量是否比另一个人更多（注意是劳动量不是工作量，工作量是综合的评价指标），这种差异是否和收入差异呈现线性关系。比如至少能在统计上证明？

结果甚至是反的，按效率／工作量算也是如此。比如本地同样的工队，有已经出去上亿的，有还在当地小打小闹的。男女工差异乃至女工内部也是如此。

所以最终是方法和过程（视野）决定了结果。从勤奋出发，自然是勤奋的结果。我觉得戴尔比较实在，他干脆说知道为什么成功比知道为什么失败还难。努力可以保证不失败而已。但

然后就是上面说的了，大家都在努力……当然，这里是指中国。

所以我觉得准确一点的说法是：不努力，什么也不会有。而改变命运是意外之喜，需要因缘际会。

从这也可以引出一个观点，那就是有些人的确心存侥幸，又或者难以坚韧不拔，等不到机会来临。这就是所谓成功学的受众，试图用方法突破，不想改变自己的知行结构。从这个角度讲，的确可以说勤奋努力会摆脱命运，因为是经过对比、经过定义之后的。

不是说要努力就能努力。下面内容本来主要是想回这的，后来想了想，一鸡两吃吧。不是所有人都有可以努力

努力，是个选择么？当然，更进一步的讨论，是很多科学家认为，不存在自由意志这东西，人的决定都是系列化学反应的结果，没有地方去放“自由”。

一是时薪低，二是时间成本高，三是健康成本高。实际上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人，很难测算后两个成本。

提一句，房贷，房贷这种持续时间长达二三十年，单笔就要占用大量现金流的投资，站在金融投资角度上看，风险是非常大的，只有钱多得没处花的人才会去碰这种投资。

不是简单地批评或者表扬。

对比英国历史上社会上层对待穷人的态度，可供思考的地方还是很多。

联合王国以区区小国怎能成为帝国主义之首；它有广大的无产阶级，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俄国的革命。说真的，英国国家从十六世纪中期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以来，除去护国时期（1642年－165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再无任何大的社会变动。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我不能理解某些夸口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从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