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共产党历史》读后感 -- 给我打钱87405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提到了三次庐山会议,其中第二次说的是陈伯达在会议期间不告而别。第二次庐山会议本身也比较有意思。时任西藏党委书记和军区司令的张国华未能按时到会,会议秘书处就给他打电话催他快一点,但这个电话,泄密了。老蒋怀疑中共 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讨怎么收复台湾,急得睡不着,派了好几拨特务过来侦查。中央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决定将计就计,搞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这不是陈伯达第一次不告而别,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他也干过一回。毛泽东想找陈伯达来起草文件,却发现人不见了,于是问机要秘书叶子龙。叶子龙告诉毛泽东,陈伯达搬到使馆去了,去他看那个宝贝儿子。毛泽东发了火,但还是把陈伯达留在身边。陈伯达的这两次不告而别,确实是很容易被人扣上特务的帽子。
自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之后,当时的中央第四号人物陈伯达就凉了。依毛泽东的原意来看,是要”“放过”陈伯达的,然而江青却不同意,死揪着。康生替陈伯达写检讨,写得很重。毛泽东跟周恩来看过之后都表示不满意,叫康生改。康生只好改一改。接着陈伯达就被关在家里,林彪摔死之后,又转到秦城监狱,江青、康生说他是国民党特务。陈伯达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呢?他救过毛泽东的命。最后是毛泽东保住了陈伯达,人还是关在秦城,但是待遇很好,一个人住一栋楼。
邓小平上台之后,判了陈伯达18年,刨去前面羁押了10年还剩8年,这是一定要判的,不可不判,程序必须到位。过了一年,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陈伯达晚年过得很平静(至少旁人看来是如此),中央还请他搞研究、写材料,有《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什么的(我一篇 都没读过)。
陈伯达,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文人。有人说命运对他不公平,我本人却表示很羡慕。叶永烈先生在《陈伯达传》中曾记载,陈伯达晚年曾给他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跟过去皇帝干的事有相似之处,“老头”们得让位,区别在于,毛泽东是要给所有年轻人留位置,而不是自己的血亲。陈伯达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是毛泽东的“笔杆子”,而这支“笔杆子”也老了,也得让位。为了一个民族的兴旺,有什么好悲悲切切的?!值。我还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让人用,可惜我不配。
这个题目一出现,我就放狗搜出了作者江亢虎,意外收获这个网站,文献还是比较全的,推荐。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我提请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象稍为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叫道。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浯,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ch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记下的笔记又重译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对耐心的吴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下面就是这样做的结果: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泽东接着说:“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想了很久,无非八个字,容易忽悠,自以为是。
现在,我要进入“玄学”这个层面了,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我露出了哲学家的真面目,对此,我既不想承认,也不想反驳,嗯,这恰好就很“玄学”。
直说吧,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叫我着迷的一段历史,但我很清楚,得非常小心,要跟它保持一段距离。这段历史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人马座A*,但也许是“宇宙大爆炸”。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一个相对大的背景和几个相对小的背景。
相对大的背景就是“中国与西方的相遇”,这是显然不能脱离的。
相对小的背景则是,在经过头三年的调整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党乃至于全国人民甚至全人类已经比较确信,在“经济建设”这个问题上基本有谱了。实际上,应该把时间再往回倒一点,那就是共产党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执政了,尽管只是局部执政,这和过往的农民起义都不一样的,可能最接近的是太平天国——红军在长征途中重走了石达开走过的路,这算是巧合吗?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初期就立了下全国执政的大志,所以一路走过来都在不断的积累执政经验。这样,新中国建立之后,只用了八年时间,中共就已经对怎么搞经济建设心里有谱了。因此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时间,是在五十年代末,而并非是1966年。“三年困难”时期掩盖了这一点。
表面上来看,文化大革命是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展开的。在这里,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只盯着“国家领导人的接班人”,实际上,接班人问题涉及到所有人,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接班人”这一强烈的意愿。“自己”在这里尤其关键,它的意思是“不相信知识分子”,这是因为 “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改造思想,只能是无产阶级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知识分子”只能在提供“技术支持”这个范围内小心行事。这样,接班人问题就有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关乎“上层”和“下层”,国家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上层”,普通老百姓是“下层”,其它的,要么是“中层”,要么就是处于游离状态的“边缘人”;另一个维度关乎“血缘”和“教育”,说得直白点,前者是指“有个好爹”式接班,后者则指“知识改变命运”式上位。这两个维度的存在,让事情变得异常复杂。但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黑洞”的原因。
另外,我要再次引用一段文字:
毛泽东接着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的话说道: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
我引用这段文字的意图是为了提醒那些“善于”脑补的人注意一个事实:张三有一块田,李四有一块田,这两块田相差无几,但只需要一到两年,张三必定会甩开李四。这样一种事实长久的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除非采用另一种分配制度:平均分配。
这让事情进一步的复杂,因为有人说,张三的脑子显而易见的被资产阶级思想所武装,而另一些人则反驳说,李四才是资本家的另一种具体形式。
但这,仍然不是文化大革命如“黑洞”般存在的原因。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去的一切经验都只能称为“有一定的道理”,时间和空间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它们分别是硬币的正面和反面,而不是硬币本身。人类或许很早就知道了这 一点,可始终不知道硬币本身是什么。硬币正面与反面的长久冲突,恐怕就是因为人类搞不清硬币本身是什么。与其发疯,不如干上一仗。
以上,非常“玄”,对吗?可以换一个时髦的词,赛博朋克。
“悬而未决”的状态,用我的方式来说,就是:在黑暗中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手中只有一个火把,火焰时暗时明。
所以,脚踏实地感是一种逃避。
人们的这种逃避,被菲利普·迪克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出现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记忆大批发》等作品当中。用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菲利普·迪克在问,当一个人眼前出现难以置信的一幕时,他会掐一下,用痛来确认自己“活”着,一切都是真实的。然而,这是真的吗?也许这痛感本身就是幻觉的一部分呢?
我认为菲利普·迪克并非是在提问,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很多人难以面对“悬而未决”的状态。
菲利普·迪克去世之后,他的作品才大红大紫,这是西方社会的“惯例”。赛博朋克的爱好者们,似乎是无意间误读了迪克真正想表达的内容,但我认为,这种误读是有意的——因为这并不是思考,而是陈述,这种陈述叫许多人感到万分难受。
中国人也在反复描述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比如老子的“无为”,比如孟子的“内忧外患”。
中西的区别在于,西方人总是把这一陈述“巧妙”地加以扭曲,然后,“带节奏”,然后,变成消费品。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西方哲学沉思本质都是在逃避现实,逃避不确定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人不消费现实。
全人类坐在同一条船上,这也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一方面人们承认确实如此,另一方面人们却说距离真正的“全人类坐在同一条船上”还很遥远,所以不如“务实”些,比如,把钱先装到自己兜里来再说,毕竟“我”的本事要大一些。同样的,西人逃避这一状态。中国人则面对它。
当然主题不同。迪克讨论现实的本质,博尔赫斯讨论本质的虚无。
但从某种角度讲,他们是相同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洛夫克拉夫特……现实是荒诞的,隐藏着可怕的现实。
当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时候,就会陷入思考和恐惧。不过,我一直认为,洛氏的害怕未知并不成立。因为真正的害怕,全部都是已知。我们已经知道的,能够感受到的那些危险和伤害。自然包括不可名状与不可避免的疯狂。
刚才回复宝兄的恰好也是这个话题。事实为什么无法构建出世界边界?因为事实是无限的,因果是无穷的,你要怎么确定有这样一个边界,又或者能够确认这样一个边界呢?你的认识能有用多久?
这就是编号所说的在黑暗中行走。
这意味着永远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永远更新,永不确定。
这也能说明,为何现代人更容易容易抑郁。
不确定性=不知可为=行动思考受限=小心谨慎=对环境的变化专注而敏感=消耗精力。压力而压抑,压抑而抑郁。
同样反应人类的处境,西方更关注存在,再现实在……我们活在怎样一个局面里?但明白了本质,生活还要继续。这是中国所关注的。面对永不停歇的现实,我们往哪里走?
——
又把编号兄的意思重复了一遍。本来想说确定边界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价值会成为把握一切的基础。无为、中庸只不过是方法。只不过是最基本的如何面对现实。但这种价值不能和一般的价值相提并论,因为他要一以贯之,统摄所有现实。西方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点,只是往往有所偏移,误把形而上的东西当作现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代,认为把握科学就把握了世界的,依然是主流。
然而我本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在于“接下来会怎么样”。我现在很担心,新冠扮演的角色,类似于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指的是1966年之后的事。另外,我还是要反复强调的是,在上世纪中叶,出现了全球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迪克是1928年生人,一个中国人,出生于1928年,那么在1950年,他在哪呢?他正好在朝鲜战场上打仗,并且也许就阵亡牺牲了。这些事都不是孤立的。
别人的事我是管不了的,包括我的亲人们。我如今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要做最坏的打算,思想上、物质上,得有足够的储备。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不够。另一方面,我也不想下定论,匆忙下结论不是一个好习惯。总而言之,枕戈待旦。
单纯从事实上或者说做一个科学预测,想来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但科学是科学,现实是现实。如果不能把握背后的价值或者说意识形态,能够从价值层面做出预测,并且能够身体力行,转化为现实,那么和蒙查查依然没有区别,只能“顺应”历史进程。
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引入价值判断,而且必须分出高低,与现实联系。尽管这可能意味着一辈子都很难过。但是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事实混淆成价值。或者把价值的潜能当作事实。
不知之前是否表达过,在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感觉”很无力(我认为应该无力),因为一再重复的,不过是再基本不过的常识。就算曾经走偏,也总会明白过来的。问题应该反过来,是那些看上去我们知道,实际上一叶障目,连门都没入的事情。不管科学还是生活本身。
后面的删掉。
这个引力,就是我们全人类沉重的历史。
《星际穿越》是有所指的,同《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一样,加了一层科幻包装。
枯萎病正在蔓延,这是事实,不论你是否承认。马克思跟老布兰德教授一样,“把两只手捆在背后工作”,心中满是绝望。
根据 这个https://www.sohu.com/a/239845798_501366
史记52万字, 整个25史一共2733,8304个字。
不过,貌似好像“读速”最高的是钱钟书。据说当年他的同学为了考他,要他说出某书在图书馆的哪个位置,他闭着眼睛就说出来了。同学们自然甘拜下风。
我读书是真“读”,读出声,默读容易走神。一分钟200到300字,一个小时约2万字。默读比读出声要快,但我已经是老头了,很容易分心的,所以要读出声。
所以,一个礼拜读20万字,相当于每天拿2小时出来读书,坚持10年,就能破亿。能坚持10年,就能坚持一辈子。😁
另外,“读速”是累进的,读得越多,后面越快,因为很多语句都是成套的,一目十行不是神话。有人不相信,是因为他积累得不够多。
当然,还有一个“习惯”问题,读书对我来说,原本就是娱乐方式之一,换言之,张三出门看个电影,前后怎么也得花3个小时,3个小时我已经读了五、六万字了……
光读不行,还得写。我有长期写作的习惯,所谓写作就是写读书心得,并且我写完就扔了,并不保存——存在“脑子”里,因为写的目的是为了理顺,理顺了就可以存在脑子里了。
是的。我还要走路呐,每天一万步,1个半小时到2小时。
问:“那你还有时间娱乐吗?”
答:“我这就是娱乐啊。读书花2到3小时,走路2小时,先读后走,走路的时候还可以消化所读的内容,再回家就洗了睡了,我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问:“那,没有女人喜欢你吧?”
答:“我本来就不招女人喜欢,因为 不招女人喜欢,所以被迫去读书走路,哈哈哈。”
为啥会这么说?
如今的网站大概可以分两派,一种是可以随时改贴、删贴的,另一种则不能改贴、删贴。我记得有一阵西西河的制度是发出来一个字都不能改,后来放宽了,1小时内可以改。
我前面说“原始资料”,这里面有一块内容,就是现场感。现场感为什么在历史中非常重要?因为史官在现场,史官记还是不记,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决定的,而是为史官自己获得的现场感所影响。比方说,某次皇帝跟大臣商讨某事,过程中皇帝勃然大怒,指着大臣的鼻子说:“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史官根据自己的现场感决定要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指着某大臣的鼻子说:‘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那么皇帝就有可能转过身来对史官说:“这你怎么能记呢?”史官见状又给记了下来:“皇帝对史官说:‘这你怎么能记呢?’。”再接下来,皇帝就有可能一挥手说道:“你爱怎么记就怎么记。”这次,史官就不记了。为啥?
这一点我们很多人是 不容易体会到的,没有人天天拿个小本本跟着你,把你的一言一行给记下来。然而,“你”可以自己记。这里稍微提一句,西方人天天讲保护隐私,说明了什么呢?
下面贴一段,是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记录,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2]。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主席: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3]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主席: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主席: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主席: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主席: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主席: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主席: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主席: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4]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主席: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主席: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美国大选)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主席:一九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主席: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诺:你想到了。
毛主席: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主席: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主席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主席: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主席: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主席: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主席: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5]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主席: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6]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主席一个。
斯诺: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主席: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Belden(贝尔登[7])。
斯诺: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主席:那个拉提摩尔[8]怎么样了?
斯诺: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主席: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主席: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g(编者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删去该词。)长岛。
斯诺: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9]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修养》[10]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诺:是新版吗?
毛主席: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党内的反动分子。(编者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删去了此句。)
斯诺: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主席: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11]搞出来了。
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诺:就是《炮打司令部》[12]那张大字报吗?
毛主席:就是那张。
斯诺: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主席: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13]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主席: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主席: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主席: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主席:不怎么样。
斯诺: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主席: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收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主席: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主席: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主席: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诺: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主席: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诺: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主席: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主席: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
毛主席: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主席: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主席: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主席: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14]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诺: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15]
毛主席: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编者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删去此段。)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诺: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诺: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主席: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诺: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主席: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诺: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主席: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会见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谈话纪要,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本篇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编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删节。
[2]“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的群众、干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清,最后不了了之。
[3]指斯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
[4]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对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5]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6]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五十多人。
[7]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一九三三年以海员的身分来到中国,九年后回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
[8]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一九四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一九四二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裴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一九五三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
[9]指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印发了这个文件。
[10]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杂志上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了第二版。“文化大革命”期间,该书和它的作者一起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批判。一九八〇年三月,人民出版社重印了一九六二年修订本,一九八一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
[11]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
[12]指的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根据手稿刊印。载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毛泽东这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司令部”,实际上是指“文化大革命”被定性的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3]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4]柯西金,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5]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部分内容已节编入《毛泽东外交文选》。)
你所谓一星期20万字,如果是小说类那倒是有可能。
但是即便是通史之类的,那怕是白话版,一星期20万字,根本做不到。
除非翻书算读书,那你开心就好。
真人里面,我知道一个是夏鼐,一个是顾颉刚,那是有这个水平。
不过人那是真聪明,也真勤奋,不但读的快,写的也快。
而你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吓唬那些没怎么好好读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