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原创】闲聊 正在形成的大逆转大家没有注意到? -- 新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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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就要让既得利益阶层都变得高尚起来？有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这样去做？你我在其位了又能如何？
我们这儿有句老话，“XX人是蜡烛，不点不亮”，推而广之，任何人都有其不自觉的一面，因此，没有外在的约束，这样的学习难免最后沦为美好的愿望而已。
是指政府不是这样判断呢？
还是说未来经济不那么“安全”？
如果是后者，实际上我也不这样认为。还请详加阐述。不必客气，我提出一个想法，本来就是抛砖引玉，听听高人是如何想的
强烈建议你开新帖把这个问题好好谈谈，你吊俺们的胃口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都是这么遮遮掩掩的，性质非常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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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单的一张一驰,下面有多少白骨啊!
苛政猛于虎,古人的痛呼还尤在耳,如何可不查之?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假设是你在那个位置，磨刀十年，如今党政军大权在握，面对中国的现状，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首先，改革开放功绩不可磨灭，但是这２０多年来的社会副面影响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应该是到了要纠正的时候了。教育、医疗、环境，这些都是问题。比方说，潘岳到环保总局不是没有理由的。
其次，中央和地方的冲突，地方政府和地方群众的冲突，简直就要白热化了。这个问题急需解决。我很佩服锦涛就在于他总能够把突发事件作为改变现状的机遇，化险为夷靠的不是运气，二两拨千斤那是功夫。
还有，那就是东海问题了。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发展，实在难以预料。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我只能说一句：相信锦涛，拥护锦涛！
俺消息闭塞的很，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葡萄兄弟，说话不要说半截好不好？
我给您献花了！
中国青年报：震惊！大学学费10年翻了20倍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5年08月03日周欣宇
王燕（化名）是陕西某医学院一名大一女生，每年5000多元的学费逼得她和全家走投无路。除了幸福的期许之外，她再没有任何可供交易的本钱。于是，王燕在网上公开发出“征婚信息”：如果有人愿意代为支付学费，她“保证毕业后嫁给他”。
有人就此骂王燕“出卖了尊严”。但更多的人对她的困境给予同情，毕竟，每年近万元的学费及生活费，对于来自贫困山区的王燕来说，近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据统计，2004年，中国农民年平均纯收入2936元。也就是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需要一个农民13年的纯收入！
王燕的困境在当下绝非个例，比她更为决绝和惨烈者不胜枚举。去年8月，辽宁辽阳市一位农村学生孙大朋考上大学后，其父孙守军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其女儿被东北师大录取后，为凑1万元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无功而返，最终喝农药自尽；陕西宝鸡市学生小丁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复旦大学，然而接到录取通知书刚10天，其父却因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跳楼自杀……
“学费在吃人！”这不仅仅是孙大朋们的钻心之痛，也正在成为我们身边众多家长们的切身感受。据几天前的新华社报道，1994年至今，国内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飚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不等，10年间学费猛涨20倍，而此期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
针对此，有人援引另一组数据，继续为国内大学收费的“合理性”辩护。据今年5月8日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为全球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为8930英镑，是中国学生的10倍左右。
表面看，没错。殊不知，中国人均GDP仅为1000美元左右，而日本人均GDP为3．1万美元，是中国的31倍。从支付比例看，日本人支付8930英镑（约合人民币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也就是说，中国现阶段大学生的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天津市民李景存是一个大学男生的母亲。她为记者算了一笔细账：学费6000元，加上每月800元生活费，儿子每年的支出大约是1．5万元。李女士和丈夫的年收入加起来不过3万元左右，儿子的教育支出竟占了全家收入的一半。相比全国城镇居民平均不足万元的年收入，李女士家的经济状况，虽然已大大高于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数”，但仍然感到供儿子读书“相当吃力”。
不争的事实是，过于昂贵的教育支出，已让无数家庭气喘如牛。尽管国人有为教育投资不惜血本的传统，事实上，他们普遍也接受了高等教育收费的现实。但作为靠纳税人支撑的公立高等院校，再次从受教育者那里收费，是否应该有个合理的尺度？
据世界银行年度报告显示，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8％，高收入国家为5．7％（美国为7％），低收入国家为4％。而我国的情况是，公共教育经费只占到GDP的3．19％。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先生据此测算出，从1985年到2003年，政府欠教育的经费总计为10100亿元。
“这部分支出实际上转嫁给了大学生的家长。”李女士恍然大悟。
另据世界银行对33个国家的统计，家庭所交纳的学费占公立高等学校经费的比例平均是1／8到1／9。而中国目前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年均成本是1万元到1．5万元，家庭承担的费用占1／3到1／2。
仅以欧洲为例，许多国家都实行大学免费或低收费制度：德国对本国和外籍大学生一律实行免费就读；北欧各国也实行大学免费入学制度；法国对大学生只收少量注册费；英国1998年以前一直对大学生免收学费，从1998年起开始试行收费办法；不少东欧国家也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制度。
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北师大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并不赞同大学免费或降低学费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把学费降到多低，总会有人缴不起学费。因此，应该从保障机制上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比如，日本所有的大学生全部是通过贷款来解决学费问题的。贷款的期限很长，可以在20年内还清。虽然中国现在也有助学贷款制度，但主要依靠商业贷款，银行积极性低、还贷期短，目前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则认为，这些只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是，政府不愿意出更多的钱，却又急于实现教育的高速发展，于是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将成本转嫁到了国民身上。
不论事实如何，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明确表示，对目前高等院校的高收费忧心忡忡。他说：“高等教育不能办成谁有钱谁就能上大学的局面，这不是共产党国家的教育。” （本报记者 周欣宇）
对顾雏军恶言相向不如理性以待
2005年08月04日
叶檀
当一个市场标志性人物倒下的时候，跟随这个人物倒下的，不仅有一个利益群体，还有这个人物所代表的商业理念。
据《金融时报》报道，8月2日，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国证监会已于近期完成了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顾雏军等人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的调查，并将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顾雏军的主要违法行为包括在“科龙电器”采取虚增收入、少计费用等多种手段，虚增利润，导致该公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与事实严重不符，涉嫌构成未按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所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及有重大遗漏等多项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的行为。
这个消息并不出人意料。顾雏军将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当然有理由为此击掌欢呼。
欢呼过后，本应继之以冷静的思考与反省，但现在事态的发展溢出了这一轨道，而进入全民对顾氏本人以及曾支持过顾氏的大批经济学家的集体声讨阶段。令人遗憾的是，曾有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道德激情无益于现代制度社会的建立，对与己相左的意见进行冷静的思考，对历史事实的约束条件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走上制度建设的正道。
在顾雏军事件中，我们必须回答如下问题：顾雏军想打造怎样的一个产业模式，这一模式在社会约束条件下，会以怎样的逻辑往前发展，最终会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顾氏的产业梦简而言之，由冰箱与客车两个产业王国构成，前者经由他的制冷剂销售链条贯穿起来，后者主要通过购买品牌与技术的方式。与寻求自有技术的新飞等厂家不同，顾雏军坚信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依靠建立国内生产厂家的代工垄断联盟，给跨国巨头贴牌生产是与跨国巨头相抗衡的最好办法。为此，顾雏军开始大规模收购冰箱生产厂家，在3年时间里，顾雏军掌控了中国冰箱制造业25％的产能。由于冰箱王国出师顺利，顾氏开始将这一模式复制到客车王国，花大笔现金整合亚星客车、襄樊轴承和欧洲客车企业。
通过顾氏的产业发展线索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通过并购急剧扩张的发展模式，需要充足的资金供应与管理团队来支撑。对顾氏而言，缺乏的不是管理理念与经验，而是扩张所需的巨额资金。虽然顾雏军曾说过，“我惟一不缺的就是钱”，但这样的大话显然当不得真。对任何一个企业，资金总是第一位的。
顾雏军的资金从何而来？科龙大本营一度是他的资金蓄水池，但挥霍过度造成资源枯竭。顾氏尝试使用极具风险的杠杆收购解决资金难题，从格林柯尔年表中加总可以查证，顾雏军以9亿多元人民币刮起“收购风暴”，一举吞并科龙、美菱，投资安徽格林柯尔、收购亚星、收购襄轴，换回国企资产共计136亿。在顾氏眼中，这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常见手法，但对于处于信任与风险双重危机下的国内资本市场，这是原罪。用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杠杆收购法，用零资本或极少的资本撬动巨额资产的做法，既是冒进，也不符合国内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更不会为众多股民接受。
更糟糕的是，顾雏军几乎动用了地产运作、专利溢价、关联交易等一切资金运作手段，这些不规范的运作与顾氏团队的高薪以及科龙财务报表的窘迫交织在一起，经过郎咸平富有煽动力的白话解读，成为股民愤怒的导火索。
顾氏在中国资本与商业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背景下，急于打造一个庞大的产业帝国，这一前提早已决定了他的资金来源、他的并购模式不可能以合乎中国规范的方式进行，也决定了他本人的命运。有人因顾雏军事件预言，中国将从国退民进时代进入国退洋进时代。从某个程度上看，确实如此，当西方企业带着雄厚的西方资本进入中国时，他们不会遭遇到顾雏军的资本困局。问题在于，当国内众多的企业家面对着越来越残酷的世界范围的产业竞争时，他们的心态与顾氏相去几何？他们的行为逻辑又将以何种方式呈现？
顾雏军满盘皆输，决不是因为跳出了一个声称要挽回国资的郎咸平，以及自荐科龙董事的严义明，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而是因为顾雏军的扩张野心与中国的资本市场现有工具不匹配，与民众的主流经济观念相差悬殊，与中国现阶段的法律不合所致；更是因为顾雏军缺乏对法律的敬畏所致。这一悲剧折射出中国市场发展的种种困境，对中国经济将影响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