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怀念文革并敬仰大大的粉红们,出来走两步? -- 老科学的家
怎么说呢,你可以从一开始讨论中的对立面开始看到他们对我的认知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过我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实用主义者,但是我的实用主义从边沁开始一以贯之,承认现实的不完美,不求次优解只寻找次优解的解决方案。因此,你说的我都涉及,也都不涉猎不深。比如,古埃及学止步字母解读,西方哲学源头,因为引我入门的人卡在努斯这块,所以我就止步在努斯的概念。我曾经在穷究最优解中迷失过,前面提到的给我阿维斯塔的 夫妇,他们中一个对我说,带着问题去看书事半功倍,然后五年后他补全了那句话,学会控制问题。你我讨论,是基于什么。追求无尽的知识么,吾生也有崖而知无崖,以有崖追求无涯殆也。所以有人以有崖践行,有人求索,有人随遇而安。记得很多年前,一个网站创始精英团体,为道统论与马列冲突而选择的时候,那位说的话我至今感触良多,他说 宁可守道而亡不可无道而死。所以,我知道我写出第三文明纪元的时候一定会有非议与冲突。这是个开放充满无尽冲突的时代,对于不同人的答案,我能说的就是别轻易去评价任何人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是人为自己选择负责。思想与知识在交流中碰撞的火花然后沉淀下来,有人去积累也有人去实践。最终时代总会选择中形成众人的合力,但是历史进程是一次又一次选择中的迭代。
原本我还不知道怎么回复能比较贴切 直到昨天有人贴了一个连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Q4y1Y7pH?p=1&share_medium=iphone&share_plat=ios&share_session_id=13987EC7-055E-4983-93D3-8390C4635518&share_source=WEIXIN&share_tag=s_i×tamp=1640623837&unique_k=hdcBrGQ
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一开始有人开始思考一次又一次选择中重复的问题,有人把这个叫周期律。但是,周期律和道统论一样都是一种先验的经验。他们看不到人类进程中,在一次又一次选择中发展壮大的根源。什么叫有些事总要有人做。你看连接里,从元宇宙叙事,其实是从一个又一个构想在实践中扩展而来。同样,一个主义一个学说乃至一个宗教一个文明的积累,都是从一个破格局的滥觞 中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为之付出践行。我们现代文明的痼疾,马克思韦伯说的直接而明白,科层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冬天。不如此,汤因比也不会说 文革是人类最后以此挣扎。
我所有的叙事不过最终在解释,文革不是人类最后一次挣扎,未来或者新纪元方心未艾 。如此而已。然后我用我15年后常常用来描述数字化未来的叙事的中结束来收尾,当你在数字化浪潮中对变化中的新事物 触手可及力所能及,就毫不犹豫跳进这个潮流去干吧。
拉马努金的一些数学应用,直到移动通信时代才能实践,其他数学前贤的论证,有人说过要到星辰大海时代来论证。
现在才开始理解,十年前一个数学教授说量子算法的时候,他说他至今不能理解,这个方向初创者是怎么点出来的。
现在他们正在做这事,通过普遍性教育、普遍性纪律,来改造人类的本性。
许多人一提文革,就认为是主席的一个污点,其实呢这事呢就跟抗战我们损失大不大?很大对不?牺牲多不多?很多对不?所以……提出抗战的人,必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吧?一样的道理。
别的不说了,就举一个例子:卞仲耘,百度上这样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谁打死的,其实大家个个都知道,毕竟当年都是上万人的大场面,毕竟中国那么有名的女生也不多,就算找人来顶锅道谦也没用……
再深挖下,当时是谁派的到这个学校的工作组,团中央,当时的团书记是谁?胡*邦,工作组组长是谁:胡*立。当年全国此类工作组总负责人,刘少*。前两个熟悉不?以后他们拨乱反正,负责平反噢!
当时的主席还在南方,等回京时,你所说的花帅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全国政法系统的(公安)已基本全换血清洗,全国已是一遍血雨腥风,这时已是神仙也写不出的剧本,神仙也改不了剧本,本来已成定局,教员一张大字报给改了……然后就是更加腥风血雨的斗争,其实就是红二代的”红卫兵“在体系的支持下对所谓的”造反派“单向屠杀而已。
以一个之力号召民众对抗整个体系对抗五千年传统,教员的确没赢,但也没输,他就算躺在那儿了,就算事实上某些人已经家天下了,,但“为人民服务”这块牌子还得必须扛着。还有,群众都受教育了,几千年的传统比如乡绅乡绅叫了这么多年,也基本不用担心再回来了。
更好在,有这么两代人,该忍的都忍了,然后等该死的都死了,这不现在就不忍了吗?北京某公司不也被扫过黄了吗?扫黄啊,哈哈哈哈!当时看到这消息我肚子都笑痛了,在朋友圈的评论是:诸位公公,大事不好!皇尚,是铁心要造反了啊!
过去有人敢在太庙结婚,现在开个车进故宫都有吃爪群众说三道四了,虽然还是任重道远,不过,总在进步是不是?
毛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但不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
他让普通民众也能识字受教育,懂得让知识武装自己;让执全球牛耳的国家低声下气来求合作;让卫星上天,让氢弹和激光技术领先;让社会和谐到路不拾遗夜不闭门,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还能输出思想号召全球,被人抬着进联合国。你在历史上找一个同样“优秀”的统治者出来看看?
真够乌鸦嘴的。
传说中是睡梦中悟出,有点像所谓的阿卡西记录。
年纪越大越觉得有些东西神奇而又不可思议,越来越相信神或者是造物主的存在。
最近看到杨振宁在一个公开视频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大意是不认为有人格化的神,但是认为有造物主,因为世界太奇妙了,不像是非刻意之为。
不知道您怎么看呢?
首先是能够找到一条好的发展路线,做大蛋糕,让大家吃饱肚子。
你说的那些成绩,是走了苏联计划经济路线,在早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计划经济还是比较给力的,但是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精细化的发展阶段,粗放的计划经济就开始效率低下了。
而且毛执政的时期,政治上的动荡实在是太频繁了,这反映了毛领导下的中共对于统治的不成熟,政治的动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政治动荡的厉害。现在虽然有资本压迫,跟毛时代的政治压迫根本没法比的,现在一个996很多人就受不了,那你在毛时代又如何活下去。现在习上台以后某些部门狠拍马屁,动不动就学“习”写心得体会,动不动就得讲政治,体制内的怕是快烦死了,说实话这些连毛时代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呵,如果谁想回到那个时代,我只能佩服他真有勇气!
提笔就能作曲,作出来可以一个音符都不改,而且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传世之作。
同样也是命运多舛,英年早逝。
没记错的话是曾仕强。他说天才是不需要人教的,是来完成天赋的某种任务的,完成了就可以回去复命了,所以会短命。
俺寻思牛顿爱因斯坦活的岁数也不小啊。不过考察一下他俩的成就确实都是在年轻时候,牛顿老了去炼金和炒股了,爱因斯坦沉醉于没前途的统一场论蹉跎几十年,可能完成了既定目标以后神就不再给提示了吧。
星宿下凡总有些神迹的,例如朱德去世,某个八路军总部旧址前的枣树就死掉了,而那棵枣树的枯枝折断后中间是五角星的形状,与别的枣树不同。
再例如,毛主席、小平同志、华国锋去世,都是天上有彗星,地上地震。
但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反而不是星宿下凡,他们只是做完了他那个时代能做出来的问题而已。
他是人民的一员。
毛主席时代的政治动荡,大部分是敌强我弱,局势使然。这就好比一个司机载着一车人,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天上还有敌机扔炸弹,他只好不断急停急转打大弯,有些人在急停急转中被甩出去摔死摔伤了。最后他把大部分人安全带到了目的地,那他的急停急转就是车技高超的证明,而不能用来指责他。
你不要忘记了,毛主席打大弯的时候,海峡对岸的李敖、柏杨也在坐牢。
就一般而言,现代哲学可以分为语言哲学和实践哲学,前者强调对知识的澄清,后者强调生活世界的应用。本质上讲,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前者,不管是不是分析哲学。以此讨论数学和哲学的关系,那么结果只能是数学哲学和通用的形式背景。前者主要是数学基础和悖论研究,比如形式主义。后者主要是提供基本工具和概念,比如数理逻辑。
如果放宽范围,将哲学定义为知识的综合(19-20世纪初),或者更早的等于知识本身(19世纪以前),数学属于哲学,经常参与形而上解读。即数等于世界。这个不用再提。
还可以选另一种形式解答,即数学的目标是是探寻“存在结构”,或者说还原世界的本质。这和哲学的目标是相同的。但哲学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人文探索,为社会生活行动提供价值基础。后者会指导和使用前者完成自己的目标。
然后再说数学,古代数学和现代数学是不同的。古代数学比如中国更强调计算,除了数术,均以生产生活为主。而易数主要是一种思维体系,强调类比,和以证明为主的数学有本质不同。而现代数学,以存在性证明为主(此处值得商榷),差距就更遥远。东西方都是如此。
数学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一般看具体的应用背景,比如流体力学、量子力学。甚至是存在性的,比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以不动点定理为基础,从而使微观经济学能够成立。再有就是具体工具,百度一下应用数学说的更好。
废话有点多,数学的关键是会参与形而上世界的建构。对于古代哲学和物理主义来说尤为如此。结果自然是数学揭示世界本质。
知识的综合应该是20世纪之前。典型是康德、黑格尔,即综合所有知识,得出更为基本形式……更高一级的知识。科学大分科之后,这点已经毫无意义。但数学似乎依然有类似的地位。
别的不说了,就举一个例子:卞仲耘,百度上这样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谁打死的,其实大家个个都知道,毕竟当年都是上万人的大场面,毕竟中国那么有名的女生也不多,就算找人来顶锅道谦也没用……
再深挖下,当时是谁派的到这个学校的工作组,团中央,当时的团书记是谁?胡*邦,工作组组长是谁:胡*立。当年全国此类工作组总负责人,刘少*。前两个熟悉不?以后他们拨乱反正,负责平反噢!
当时的主席还在南方,等回京时,你所说的花帅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全国政法系统的(公安)已基本全换血清洗,全国已是一遍血雨腥风,这时已是神仙也写不出的剧本,神仙也改不了剧本,本来已成定局,教员一张大字报给改了……然后就是更加腥风血雨的斗争,其实就是红二代的”红卫兵“在体系的支持下对所谓的”造反派“单向屠杀而已。
你描述卞仲耘之死的时间线是有问题的。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华北的李雪峰,东北的宋任穷,中南的王任重,华东的陈丕显等各大区书记都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主席讲了话。主席在讲话中继续批评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批评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组,批评他们不许群众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准他们打电报给中央文革。主席说,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凡阻碍运动的,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的。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
1966年7月29日召开撤销工作组大会。
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紅衛兵組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的人员一时成了“保守派”。由于最高领导机构工作组的消失,校内秩序发生混乱。
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一些学生發起了“斗黑帮”行動,其他學生紛紛湧來。因是學校的主要负责人,即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
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
当晚,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饭店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死因。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向毛主席献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宋彬彬遂改名宋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