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先秦之历代传国传世秘宝考证 -- 张新泉
一、关联
传世《易》经又名《周易》，是姬昌姬旦父子在传录伏羲八卦、夏《连山易》、商《归藏易》基础上推演六十四卦。整理上古及夏商《易》经之卦辞附证，增添商周以来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内容，重新编纂而成。春秋中晚期，孔子韦编三绝述而不作、笔则笔削则削，又增加自己的理解思考以及武王伐纣以来若干新内容附证录入。
传世《尚书》与《周易》，都是孔子"述而不作"笔笔削削、重新释读后整理汇编上古至西周早期经典而成。两部经典也就不可避免都有孔子个人风格及春秋中晚期典籍时文特色渗入。虽然具体文本内容都以上古至夏商周旧典籍为主而各有其专属领域，掺杂孔子个人与春秋中晚期因素又都细微且有差异，但风格相似还是极清楚地。
《书》与《易》内容上虽各有专属领域，但也有一些联系。比如涉及上古及夏商周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社会风俗等内容，就有一些可以互相印证之处。
尤其地，《尚书》中《洪范》篇内，本来就有专讲"卜以稽疑"占问吉凶段落。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将伏羲八卦、夏《连山》、商《归藏》直至《周易》，上古至夏商周以来由巫、祀阶层历代传承的职守、技能，从整体系统角度给予概括总结、纳入洪范九畴之内。
由此，《书》、《易》既各自独立又有更紧密联结。也因此，不但《尚书》《洪范》文本已与夏鼎金册玉牒、禹碑蝌蚪文字、河图洛书相互联系，《易》经亦然。
由此，金册玉牒夏鼎及其上所镌刻、范铸的四十五或五十四或七十七个蝌蚪文字符，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历代之传国至宝，不但因为其可演绎的《洪范》文本所包罗的字典政典百科全书性质内容，具有文明文化精华保存传承意义。也还因为它们又与《易》经也可相关联，也就必然与祭祀宗教相关联，尤其是由卜筮所关联到的所谓"天命""气数""吉凶″之类，更是直接牵涉到合法性、稳定性、持久性、连续性等方面内容。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无论是从殷墟甲骨文的庞大数量、具体内容与它们在最危时刻受到的保护等级，还是从秦汉以来史书中鱼腹书、陨石字符、谶纬、政治童谣、推背图……等等历来受到的重视，足以证明这些涉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现实及未来时势判断的归纳总结、演绎应用乃至方式方法"技能技巧"，都是历代帝王必须牢牢掌控于己手的传国至宝传世之秘，而不容漏泄操于他人之手。否则，极易谣言四起人心动摇，乃至涣散分崩倾覆瓦解。
二，举证
《易》经卦爻辞中，有不少涉及重大历史事件之概括、规律之总结，具有传国之秘传世之宝性质。
兹举二例。
其一，夏《连山》、商《归藏》与"东北丧朋西南得朋"
夏《连山易》、商《归藏易》之卦爻辞，涉及到的社会历史乃至一些自然事件、现象、规律，都有当时特殊性。这些事件、现象、规律往往极其著名、重要，而非阿猫阿狗诸如李四家婆姨丢了铜饰，可到隔壁王六家炕底找寻，被祭司占卦卜算出来并预断以"凶″之类的事情。
比如《坤卦》之"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在数十百件都能与之可类比挂钩事件中，只有颛顼"绝地天通″，才更可能作为附证。它导致了原始公天下时代至夏王朝建立时，牛河梁祭祀宗教中心与三星堆祭祀宗教中心之间的各种变迁与后续影响，以及夏族部落国与商族部落国由此而来的系列变化与长远后果，甚至直接关联、深刻影响到华夏文明发展路径、方向的选择。只有这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才更有记录附证以衍解卦象价值。
由此，在商、周时期没有更著名更重大事件可与之比拟时，这句卦辞就是对"绝地天通"系列事件及其影响的归纳总结、概括。由于这句卦辞只在颛顼、夏族部落国立场上成立，站在商族部落立场上，甚至后果、结论相反。
据此，此则记录大概率为夏代《连山易》的坤卦之附证卦辞，而非后来商、周人所总结或旁观之结论。
由此，亦可证周代《易》经，卦数固然推演扩大为六十四卦，伏羲易连山易归藏易也因之消失。但前三易之附证，却也已然融入《周易》。
以前所认为的夏《连山》商《归藏》均已失传，周《易》是文王被囚羑里推演伏義八卦而另行重新撰制。现在看来，是错误地。
《易》经之中，如"东北丧朋西南得朋"这类夏代《连山易》原有附证和其它应属商代《归藏》易原有内容者，应该还有不少。它们能保存传承录入到《周易》，或是因为所揭示关联历史人物、事件、规律极重大，如涉及王权与宗教祭祀神权、重商抑商等等之类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决策。
这些上古至夏商数千年经验总结、规律性质的论断及其吉凶成败判断，当然就有传国之宝传世之秘的地位、身价。
其二，孔子笔削《易》经及嫡长继承制度
春秋时孔子韦编三绝、述而不作笔削《易》经时，除直接撰写《易传》附入，还在卦爻辞里，也掺入了一些自己理解思考及文王之后若干事件附证。
以《损》卦六三爻之爻辞"三人行，则损一人″为例。
"三人行，则……"，这种文句习惯，显然并非佶屈聱牙之夏商周代早期之文字风格。类似此句之文风而更有名到妇孺皆知者，即孔子语录《论语》中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两句文字，在熟悉春秋时代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之后来其它学习者眼中，甚至有如文字密码。更广为人知浅显易懂易熟记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能提醒孔子之后某些特别选定的阅读、研究《易》经者。帮助他们从众多佶屈聱牙卦爻辞中，迅速注意到这句"三人行，则损一人"，关注到这个《损》卦六三爻。能让他们意识到这则卦爻极端重要，以至于孔夫子不得不采用了"明码呼叫"直白手段。
当然，这显然尚不足以证明它就必然为孔子所书自家之理解思考心得。
这句爻辞之理解，同样不能以阿猫阿狗诸如陈五埋银三百两被人偷挖，须到隔壁王二家找寻之类事件去附证释译。
《损》卦是《泰》卦之变卦，其六三爻是《泰》卦九三爻损下益之上而变得的。
《泰》卦卦象是上坤下乾而天地交泰，是革故鼎新之后出现的首卦，往往指示开国建国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局面，其乾、坤也可以直接象征开国君主夫妇。
《泰》卦其九三爻如为主爻，则需与六四爻、六五爻合为《震》卦。此爻也可与九二爻、六四爻合为《兑》，但《兑》卦主爻就不是九三爻，而是六四爻了。
故《损》卦里六三爻所谓之"三人行"，即指其变卦《泰》卦卦象所包含的乾(父)、坤(母)、震(长子)三人。以《损》卦六三爻指示的《泰》卦九三爻，则此《震》卦主爻所象征指示的就是长子、太子、储君之类。这句爻辞其实也就是总结历代开国君主继位者的特殊规律。
《泰》卦九三爻损下益之上，就变成《损》卦六三爻。其爻辞所谓的"三人行，则损一人"，则指明被损掉的就正是《震》卦之主爻。
即开国君主，其继承者大多不是长子、太子。上古至夏商周，延及秦汉至元明清，乃至古今中外，大多如此。
这则《损》卦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究竟是谁写的附证呢？所据为何？
也许，它是周文王推演《损》卦《泰》卦时，伤感长子伯邑之死，又总结前代历代类似事件而作，还有文字(非"三人行")附证。
当然，它更大概率是孔子自己所思考而后作。
一则，随后之"一人行，或得其友"卦辞，更可能就是指周成王得周公辅政以及桐叶封弟这些事件。虽也有夏之少康失国中兴亦可附证同解，但更大概率是以成王周公及封弟为例证。而周成王这些″一人行"事件作附证，那就不是姬昌能知道了。
二则，变卦、对卦这些规则，是孔子在《易传》中所详细总结讲解阐发地。虽然文王推演时就必然已经使用(否则六十四卦出不来)，但孔子完整总结系统阐发，却是在文王之后四五百年间经数代十几代人反复运用后集体经验智慧之凝结，而非文王一人初创初演时之生涩乃至或有谬误可比。
这三方面理由，文王推演时，或许也能有一、二亦可成立。但三者均能成立，则出自孔子之手概率显然更大。
最致命证据尚且并非这些理由，而恰恰是这句爻辞所指示规律本身。
周文王周公旦时，如果就已总结出这个规律，并将它看作《损》卦六三爻最明显说明、附证，他们又怎么会改变商代"兄终弟及"已稳定传承了六百多年的继承制度？为什么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代之以"立嫡以贵不以长，立子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子继承制？他们明知嫡长子继承结果，大概率不是被"则损一人″，就是甚至"克父克母克贤"才能偶尔"或得其友"，为何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根本说不通。
所以，周文王周公旦父子要么都对这个规律认识不够，只是抄录了《归藏易》原有附证这一爻的标示"太康失位，伊尹放太甲"之类文句，添加了商周以来诸如标示"太伯迁吴"、"伯邑被杀"之类文句作为新附证，但还没有上升到王权继承规律高度给予重视。
要么，文王姬昌或许已知其真义，但死前交待给武王姬发时并没有讲清楚关键。武王姬发去世仓促，摄政周公旦只能从文王所遗文字(并非"三人行")字面揣测，且又误解了文王本意，以为父亲姬昌是遗憾伯父(吴泰伯)、长兄(伯邑)当年之失位不立。为解决这个遗留问题，他就立下嫡长继承制这一宗法规矩。
同时，"恐惧流言"的周公旦当时确立这个制度规则还有现实背景，既是对周成王地位进一步的，强化，也是明示自己尽心辅佐之意以安抚"流言"下的人心。
基于这些理由，这句甚具孔子个人特色的"三人行"爻辞，可以确定是孔子后来所补充，而非文王易中原本所具有。
更有甚者，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述而不作"、"笔则笔"地加入这句爻辞时，极大概率还"削则削"，砍掉了夏《连山易》商《归藏易》所原有及文王推演后所加写的附证。把这句"三人行，则损一人"变成"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明码语录所标示的，仅为殷商后裔、儒家所挑选出的核心成员才能知晓掌握其中真义的不传之秘。
问题来了，同样地，孔子明知了、掌握了这个规律后，却还一再颂扬赞美周公，把周公所确立的典章制度吹捧得无以复加，并隐藏其中真义只留下密码文字供特定人员掌握，他又所为何来？历代儒家更是将"嫡长继承"当作不可更易的周、孔宪法，违背者就是"非汤武薄周孔″乱臣贼子，帝王欲更改就会动摇国本、天下不宁生灵涂炭。岂非更是荒谬？
抛开这些，单以《泰》卦九三爻《损》卦六三爻互变，附证的这则"三人行"爻辞所指示规律的极端重要性而论，《易》经成为儒家最重要经典也就理所当然。这样一条关系王朝根本的制度"规律"，当然具有成为传世之秘传国之宝价值。
《周易》里，还有多少这样的规律、总结？
三，释疑
上述疑问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三人行则损一人"的继承现象、规律是否成立？其次，造成这些现象、规律背后原因是什么，本质或要害又是什么？第三，孔子、儒家核心成员知晓掌握这些现象、规律后，反其道而行之，原因又是什么？最后，这一规律与后世儒家所做所为，后果、影响如何？
从夏商周直至元明清的四千多年里，大大小小或统一或分裂割据的历代几十个王朝王国开国君主的实际继承者，高达九成以上比例都不是其长子、嫡子。唯二、三的两三个，一是西汉惠帝，一是西晋惠帝，还有一个是勉强也算的明代建文帝。
这三位以嫡长子(孙)身份继承了开国君主皇位，成为各自王朝第二位君主。他们既没有其它王朝以非嫡非长身份继承皇位王位的第二位君主们都被尊为"太宗"的地位。史书中他们的存在感也极低，有其位而无其政，且全都在位短暂不得善终。
这甚至已不是统计学意义上有研究价值的现象，而是一种规律乃至必然。
"三人行，则损一人"作为一种规律总结概括，其结论从历史实证角度可说是完全成立，甚至准确到精确。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普遍"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呢？
嫡长子身份的唯一性、无可替代性，决定了他离王权皇权最近。欲戴其冠，从他出生落地就注定确定。但最终却是未戴其冠先承其重，然后就是过承其重不得其冠，而成"则损一人"。
开国君主革故鼎新，手中王权皇权威力往往是各王朝内几代十几代帝王中最高者。同时，他们也是各王朝诸帝王里承受风险最大者、处理危机最多者、承担责任最重者。
身份唯一、无可替代的嫡长子，往往未得其权、利，就已分担了王权皇权带来的责任、风险，要代受各种危险直面各种危机。他们常常被王权皇权运行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压力交集于身，却又无实际王权皇权抵御护佑。责、权、利长期高度失衡不对称，成为最危险职业。他们成为被"损一人″概率极高，古今中外历史事实证明，概率高达九成以上。
王朝统治秩序稳定后，后来的君主在更和平安稳环境下交替权力，以嫡长子继承者也常常被各种偶然危险、突发矛盾因素而成为被"损一人″(典型如明光宗、胤礽)。何况开国时期？
"三人行，则损一人"揭示的开国君主嫡长子继承王权皇权风险极高规律，是成立地。这是由嫡长子唯一性、不可替代性所决定的"未戴其冠，过承其重"，是责、权、利长期极不对称所必然导致的高风险性结果。矛盾冲突更激烈更频繁危机更严峻责任更重风险更大的各王朝开国时期，其嫡长子幸存机率低到可忽略不计。
这一规律本质或要害又是什么呢？
本质或要害就是世袭制家天下取代原始民主公天下之后，在皇权王权继承问题上，不应采取最极端最僵化最教条的嫡长继承制度，其风险极高危害极大后果极严重。一言以蔽之，就是否定嫡长子继承制度。
世袭制家天下已将权力继承限定在极小范围，已较大程度有效避免了统治集团整体上系统性阶级阶层层面层级的内部分裂、内耗内斗风险。如此，就不宜再继续进一步限定在最小范围乃至无可替代。那就彻底丧失了最低限度灵活性，变得教条僵化，反而成为最大风险。
一言以蔽之，嫡长子继承制是风险更高、危害更大的继承制度，不宜采用。历史实践证明，王权皇权继承，越具有某些王室宗族范围内适度竞争优先的制度，越有利于王朝长期政治稳定。
嫡长子继承制度断绝了中国历代王朝对于继承制度探索改进完善的尝试，使得中国历代王朝都始终不必要地不断反复承受王位皇位更替过程中最高程度的风险。
西周仅传承两三百年，便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实亡，王室及姬姓诸候无不礼崩乐坏内斗内战日益激烈残酷。
秦代以后，历代王朝即便一再层层递进不断强化君权，也依然避免不了继承制度重大缺陷带来的反复冲击严重内耗。没有一个王朝能打破两三百年治乱更替宿命。商代兄终弟及制度虽然未必最佳，但所创下六百多年强势天下共主延续纪录，甚至没有一个王朝能望项背。
"三人行，则损一人"大概率本就含有孔夫子对嫡长制的鄙夷嘲讽，而"一人行，则得其友"也蕴含孔夫子对于殷商"兄终弟及"适当灵活继承制度的肯定。
周代以来三千年的现实历史中，兄终弟及制度被历代儒家批评，嫡长制被颂扬受到极力维护。究其根源，当然有周公旦制定嫡长制作为周代宗法制度最关键准则的因素，也有周王朝在商周鼎革中是胜利者、成王败寇思维主导的原因。但是，孔子明知其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也是后世儒家将此遗祸三千年之制度奉为万世不易法条的重要根源。
孔子及后来儒家核心成员之所以明知嫡长继承会承担"损一人"高风险，却一再维护、反其道而行。原因有二:
春秋及战国时代，孔子及儒家早期核心成员都是殷商后裔。周王室及姬姓诸候越是因糟糕的继承制度而内耗内斗内乱加剧，尊尊亲亲名存实亡礼崩乐坏，也就越有利于"打着周旗反周"的殷商后裔们完成复兴殷商。
秦汉之后，知晓其中奥秘的儒家核心成员，自然不用再坚持"反周复殷"。但他们继续宣扬复周礼维护嫡长继承制度，才有更多机会、更大把握在复杂斗争中始终选择正确立场，确保自己更大概率站在胜利者一边。只要嫡长制不废除，站在看上去赢面最大的嫡长子阵营对立面，胜率往往总是更大，回报也会更高。
比如，明初的政治投机赌徒姚广孝，如果读透了《易》经、或各种原因知晓了总结出这条"历史规律″，他甚至会在朱元璋长子太子朱标还活着时，就在朱元璋其它几个年长皇子中去观察比较、挑选出末来的所谓"真龙"。他后来那些看似神奇的各种预知、算定，说穿了不过是预先知晓了概率最大结果，再努力利用各种条件使之逐渐变为现实。难度当然会降到最低。
谁能想到朱标可能早死？但知晓嫡长子"则损一人"规律的姚广孝，他却很早就可以把这种可能性作为前提去制定一整套预案，随时不断完善补充。
历代王朝不乏这种似有"先进之明"的投机者，究竟其中有多少只是身不由己而"意外"捡漏，又有多少却是掌握了这条不传之秘"历史规律"而先有布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嫡长继承制大大加剧了秦汉以来封建制度整体上系统性的僵化程度，大大增加了历代王朝内耗内斗内乱风险发生的频率、烈度。持续坚持这一制度，缩短了各王朝预期寿命，增加了各王朝治乱循环更替的频率、发生概率。周秦以来，华夏文明发展陷入缓慢停滞、反复循环的怪圈，这一延继了三千年的制度内在重大缺陷，即便不是最根本原因，也是极重要根源。
须知，继承制度上多类殷商兄终弟及的赵宋王朝，后宫外戚宦官干政、父子兄弟相残、宗室内斗内耗等等嫡长制王朝频发多有的这类各种内乱，就极其鲜有，几乎从未发生。赵宋王朝少了皇权继承高风险体制所致的严重内斗内耗，即便面对辽夏金元这些一个比一个严重的外患，三百年王朝却依旧能逐渐积累起拥有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早期阶段的最低限度资本、财富。
四，周延
范畴镌刻有蝌蚪文字的夏鼎、金册玉牒，都是上古帝王世代传承的传国至宝。其上所镌蝌蚪文符与《洪范》、《禹贡》等《尚书》篇目文本相对应，保存传承了历代文明结晶文化精华，是传国之典。它们所间接关联的《易》经，卦爻辞更是附证有历代大事件之吉凶卜占总结和重大制度之规律结论，当然更是必须掌握在帝王手中不容漏泄的传世之秘。
然而，商周鼎革之际，金册玉牒实物原件或已为殷商后裔秘藏。周秦交替之际，夏鼎实物亦没入河淮波涛。《洪范》《禹贡》文本，箕子传授解读于武王姬发之时或已有删减、歪曲，只讲述字面文章而隐藏其中真义。历代《易》之卦爻辞附证本据，亦随数万数十万甲骨之秘埋而真意留存所剩无几。
传国之宝、传世之秘，数百年间皆失散无传。殷商后裔、孔子所传儒家，或知其大要而世代隐传其秘，或知其线索而隐其实情。周代世袭史官及其后裔所传之道家，亦或也略知其中奥秘。
战国之时，百家之学乘时而起，亦多系殷商之后裔。《洪范》五行之秘要真义，即演绎成阴阳家之学说。其余兵家、名家、纵横家……无不各据《洪范》文本表面文章诸段落背后之秘要，而各成其一家之言。此可谓殷商后裔掌握传国秘要之证明。
赵宋王朝开国之首要功臣赵普，亦赵宋典章制度之主要创作者。他的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其中真意何所指？
从现在各种隐秘揭晓后角度观察，他指出了世人所读字面文章《论语》，其实只是半部以"吾从周″为旗帜掩饰、可明示世人的《论语》。还有半部透露寄托了孔夫子反周复殷真意的《论语》，则须凭"三人行"之类文字密码，从孔子韦编三绝过、"述而不作″的《尚书》、笔笔削削的《周易》中去摸索找寻。
此亦可谓孔子及儒家知悉传世秘宝真义之证据。
至此，从河图洛书而伏羲八卦、蝌蚪文符而金册玉牒夏鼎而《洪范》《尚书》《易》经传而禹碑，诸般符号文字、文物之内在勾连，串成一线。其中秘密，亦大体捋清揭晓。
传国之宝传世之秘，何以历代帝王孜孜以求？其中最近真实最合情理之原由，至此方才清楚。
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夏鼎、夏代文字、金册玉牒等等实物之真实情况，自然意义重大、研究价值非比寻常。
此外，无论是推进文字起源与甲骨文研究、上古夏商周历史研究，还是重读孔子儒家，明晰两三千年学术流变，都以华夏文明文化之根基、主干为对象，作发现性质探索研究，而非发现基础上之发明创造创作。经由禹碑蝌蚪文字解读，溯源追踪而得的上述这些隐掩三四千年之秘被揭示，可为相关历史研究、文字文物研究及考古工作提供线索、指明方向乃至标示相关人、物、时间地理方位。
此外，《易》学研究发现夏《连山》商《归藏》，揭示孔夫子笔笔削削刻入"三人行″明码呼叫，自然有必要对《周易》研究作根本改进。
要摆脱汉宋明儒字面考据旧窠臼，另起炉灶。以找寻上古夏商周重大历史事件、变革之概括及重大典章制度运行运转效果后果之规律总结为主，求其线索，判其年代。或归入夏之《连山》，或纳入商之《归藏》，或断之孔仲尼之述而不作笔削功夫，归类分解。
先易后难，积少累多，研究其中差异，再反向互证，求能终至尽皆复原。使孔子整编后之《周易》所掩所隐，大体都能显现。还原传世之秘数千年规律总结之本真面目，尽洗江湖术士《诈欺手册》积年之尘垢。
复次，甲骨文研究。
一方面，剔除蝌蚪文字因保密、传承、神圣化需要而做的艺术"加工"、祭祀宗教因素"加持"，还原其早期象形文字符号面目，就可与甲骨文、大篆等后期常用文字作对比研究，找寻出早期上古至夏代文字传承演进流变之线索。
另一方面，过去以为夏《连山》易商《龟藏》易均已散失无存。殷商占卜之甲骨文，与《周易》当然无涉。现在既然已知夏连山、商归藏卦爻辞录存于《周易》，那么甲骨之归类整理，当然可以依据《易》经、尤其是其中伏羲八卦部分来作大致区分。也可与《连山易》《归藏易》之附证卦爻辞分析研究互相比证，互相发明，互相推进。
这两方面也是互相联系地。
商代甲骨文字、占卜内容，与上古至夏代常用文字、伏羲易连山易也可能存在许多关联。过去以为甲骨文字记载的全是商代内容，现在看来，夏代之内容有一定概率亦可传录于商，复制保存于商之卜甲卜骨。尤其是无烧灼痕迹之摹刻纹孔、及无刻纹孔纯文字"仿制"甲骨，它们是传录自夏代的概率当然更高。
此外，随着《尚书》《易经》的发掘，上古至夏商周的历史研究，亦可不断有新的各种大发现。
尚书、易经、古史的新发现新读新译，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思想与《尚书》、《周易》之关联，互相比较亦当有新发现得一新天地。道家与儒家之关系，也可沿新方向开发新领域课题。
殷商后裔、孔子儒家思想及其潜流研究，当然也要重新开展。
汉代以来围绕《尚书》各种争论、斗争研究，也将进入新阶段获得新角度给予新观察带来新发现。
《尚书》《周易》终究是华夏文明文化总根源，对它们分析研究所取得的任何"新发现"，意义影响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五，结语
此文立论前提与预设有二:
一是禹碑蝌蚪文字之解读与《洪范》文本、金册玉牒夏鼎进而周《易》之层次递进重新阅读。由此而来一系列建构于残缺历史信息、尚待定论之考古发现等等基础上，以合理化推导为主要手段的"新发现"。可谓假设、推断之大集合。虽有合理化之框架，但终究尚待更多文史资料、历史研究成果、考古成果去证实、证伪。
其二就是对孔子及其儒家早期学说，尤其是《尚书》《周易》及《论语》作了全盘解构。将孔夫子明言公示自我标榜的"夏无文商少典，……吾从周″根本立场，作了彻底解析推倒翻转。
儒家学说、经典所绘制的上古及夏商周历史，明显与其它各家所述有异，也与实际考古所揭示历史越来越颠倒。在汉武以来两千年儒家"独尊儒术"主导下的华夏文明现实进程中，儒家学术、经典在历史实践、实际运使过程中所表现的字面冠冕堂皇，理论脱离远离实际乃至完全颠倒、背反，也都越来越显明越来越严重。
追根溯源，不能不怀疑孔夫子之《论语》，传世字面文本确实只是半部，内中还另有半部。
与儒家在华夏两千多年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作用相较，基督天主教会在西方文明中之情形大体相近。字面意义上的《圣经》，固然也立意良善、胸怀博爱仁慈。但究极本来，亦只是犹太遗民复国理念意志为其原始内蕴。
秦汉之后，周已覆亡四五百年，后世儒家弟子儒生儒士自然没有什么念念不忘反周复殷。
尤其是西晋洛阳武库大火后，历代文物典籍宝物付之一炬。五胡乱华中原沉沦南渡衣冠沉迷玄谈而佛经广传。秦汉之前古史旧事，均成过往云烟。儒家经典自然也就只剩下字面意思上可见之圣贤胸襟、理念，全无丝毫玩政治者皆肮脏、各种阴谋诡计之踪迹。
一如《圣经》到了中世纪，已全都是代上帝立圣言，谁还知晓其原本为星散欧陆犹太民族复国理念之寄托、集成？
这两个前提与预设，现在看来根基实在很浅，似乎一推就倒。相反立论则已延传千年数千年，根深枝繁叶茂。
然而，随着甲骨文字研究的深入、商周战国文字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的深入，两者的证实与证伪，形势必然越来越逆转。
无他，凡存在必有其"合理"。反之，更"合理"者，其存在过、发生过，概率也会更高一点。
后记
己亥清明解读禹碑蝌蚪文字后，至今已有三十一月九百多天。常自谓捡到本世纪乃至数百年来文史领域之最大漏，亦常自吹其意义重大。
现在回顾起来，却惊觉过去以为的高估了其价值，很可能还是低估。过去以为的不无狂妄之语，很可能竟还是伪作虚谦。
当然，这篇文字写完后，由禹碑蝌蚪文字研究开出的这片天地里，最大瓜果乃至较大瓜果就已采摘完了。作为"发现者"，这也是当仁不让理所当然地。
两年多来所玩文字，大致分为三部分:
一是禹碑蝌蚪文字而《洪范》文本而金册玉牒而夏鼎夏代文字而《易》经连山、归藏，直至此文彻底揭示其中各种关联、内中隐秘。
以《长沙岳麓禹碑蝌蚪文字解读思路》及《洪范禹碑解读》，进而《洪范九畴金册玉牒考证》《发现夏鼎夏代文字》，进而《略谈夏无文商少典》《"绝地天通″与连山归藏》《易经密码本半部论语考证》等等，最后以此文《传世之秘传国之宝考证》作结。
一是孔子及儒家思想之解构重读。以《儒本是商，商就是儒》作一小结集。
一是上古夏商周至明清之古史重构重读。以《中国史上七个666年》《西晋洛阳武库大火与明末王恭厂爆炸研究》等文章为框架，粗略试构一历史新范式。
九百多天了，且作一小记，聊备参考。
北大张新泉
2021.11.10
浙江杭州钱塘
汉、晋、明及本朝皆有"惠帝"，算是"三人行，则损一人"这条根本法则之例外、补充，其实也有一定"规律性"了。
这几例例外、补充，都并非反证，而是更加强化了"则损一人"这条根本法则。
周孔宪法，嫡长子继承，是世袭制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又是存在根本漏洞的。
它也符合周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变则通"等等更高法则。
兄终弟及，灵活性太强，稳定性略差。嫡长继承，原则性太强，灵活性太差。
都不完美，都有问题。
前者确实更适合迁徙不定征伐四方爆发式跃进的商文明，殷商、赵宋、日不落、美帝。后者则更适合人类社会一般常志慢发展农耕文明周、秦、汉、明及本朝。
改开赶超跃进时期的继承制度，是与时俱进的泛化"兄终弟及"类似版本。习卷天下之后新时代更长远的制度，恐怕还是又会回归"嫡长"体系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