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惊闻央视纪录片《李井泉》 -- 侧翼

1966年1月来到让自己达到人生巅峰的地点：黑龙江省。

来到黑龙江省，潘复生的职务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黑龙江省的一把手，就是在当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席卷全国，或许是受到之前被打成“右派”的影响，这一次，潘复生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左派”的行列中，公开支持红卫兵造反，还“夺权”成功了，于1967年1月率先在黑龙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潘复生担任革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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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期，潘复生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是人们眼中的“革命干部”，他本人也紧跟时代形势，执行了许多“左”的政策，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以致动乱在持续发酵，鉴于此，“九大”之后，潘复生就被撤销了职务，时间是1971年。

在此之后，潘复生一直处于被监禁审查的状态，还没等到审查结论的那一天，这位当年风光无限的“革命干部”，堂堂的黑龙江革委会主任，就于1980年离开了人世，终年72岁。

批林整风中，对纠“左”采取更为积极而坚定的态度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老同志。他们首先抓紧整顿领导干部的队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陆续撤换了一批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和造反起家、表现很坏的省区负责人，如浙江省的南萍、陈励耘，江西省的程世清，山东省的王效禹，黑龙江省的潘复生，贵州省的李再含，山西省的刘格平等。同时，抓紧对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如1971年11月，派人到贵州，找到被流放到该省农村的贺龙夫人薛明，准备为贺龙冤案平反。1972年4月，周恩来抓住井冈山时期的老干部陈正人和曾山因缺医少药、治疗不及时而不幸逝世的事件，指示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让500多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到北京检查身体，从而使许多流放外地的老干部得以重新回到北京，有的还重新安排了工作。

　　为了纠正由于极左思潮而对老干部产生的错误认识，周恩来还指示《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一篇恢复和落实党的正确干部政策的社论，名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申了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左”倾路线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而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对现实有强烈的针对性，又使江青等人难以反对。这篇社论中强调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平反一些地区性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整顿和恢复被错误砸烂的公检法机关；整顿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制止对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种种极左行动等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也作出了积极努力，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对于任何纠“左”、批“左”，江青一伙都是不赞成的，都是极力反对的。但是，上边提到的这些在干部政策、冤假错案、组织制度等方面的纠“左”，一方面是牵涉到林彪集团的罪行，江青一伙要与林彪集团划清界限，扮成一贯反林的面孔，当然不便出面反对；另一方面，这些纠“左”的举措又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或批准的，一贯宣扬自己是忠于伟大领袖的江青一伙，当然也是不好出面反对的。不过，他们心里对批“左”是极端不满的，早已在那里挖空心思，窥测时机，一旦他们认为找到了适当的名目就会立即出击的。这样，纠“左”当中的斗争和曲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6年年8月，郑州大学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这张大字报在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1966年9月3日，在“联委”发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中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

9月4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在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任延庆（联委主要头头之一）的带领下，十余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芝圃战斗队”，在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任延庆（联委主要头头之一）的带领下，十余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9月5日，“联委”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全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发言中控诉了河南省委1959年前后“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的罪行。

9月11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再次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悲惨历史”，由于吴芝圃已调离河南，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对此，参加会议的纪登奎等当场质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

9月7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的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

66年9月9日，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宣告成立。其负责人是“校文革”正副主席彭学敏、郑毅涛。这时候，党言川的私人信件被披露，再一次让“战斗师”抓住了“把柄”。

66年8月下旬，新乡师院“八三一”（保守派）得知该院学生朱××和党言川曾有书信来往，趁该同学外出之际，拿出他的读书笔记和信件，发现1962年党言川给该同学的信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就进行拍照后送给院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又送到新乡市公安局内保科。9月初，曾在新乡师院担任工作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知此信，如获至宝，亲赴新乡要回照片，并由公安厅白副厅长放大保存，后披露出来。

党言川在信中谈到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这封信成了党言川“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此后，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大造声势，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

对于“联委”的 《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件》，省委领导文敏生、纪登奎等也认为有“原则错误”。在“联委”主持召开的9月5日大会上讲话表态“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决支持你们”的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

在“战斗师”的重炮猛轰下，“联委”于9月25日发出《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此后，“郑大联委”抓住运动初期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狠批猛攻。66年9月19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而省委对“郑大联委”的继续支持，也基于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而对立派却认为，“党言川之流”已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刘、文、纪的“御用工具”，是真正的“保皇派”。

66年9月15日，“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宣告成立。负责人是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张书震，还有马鸿勋、杨钦宝等。从《宣言》中看出，“造委”和“联委”大方向一致，自然是“战略伙伴”关系。可是，既然方向一致，为何另起炉灶？这得从“造委”负责人张书震说起。张书震文革前就是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文革初期，是院党委的红人。随着运动的深入，张书震和部分同学认清了院党委、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面目，决定当造反派。可是，对“联委”的一些做法有不认同（如《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信件”中关于“三面红旗”的看法），于是，这些人就拥戴张书震成立了“造委”。66年10月15日，以王志明为首的部分学生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和“联委”、“造委”并肩战斗。

1967年1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保守派“战斗师”已基本瓦解。然而，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

1月22日，来河南串联的清华大学学生唐×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发出了《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59、60年老帐？……省军区公开支持唐×，并把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唐×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围绕《27个为什么》，郑州造反派出现了分歧。“郑大联委”等认为《27个为什么》是大毒草，唐×是“清华井冈山”的“冒牌货”，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却和军区保持一致。

1967年2月3日，发生一件趣事：“郑大联委”负责人之一的任延庆，冒充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混入“郑工造反队”主持召开的大会会场，被认出后，当场揭穿，送号“冒牌驴”，并被带到军区照相。会后，“活捉冒牌驴”的传单四处散发——从此，“老冒”就成了任延庆的代号（详见附件三）。

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是大势所趋。郑州地区造反派在大联合中产生分歧，军队的介入使之迅速分裂。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大附中红旗、第二砂轮厂“造联”、印染厂“八一”、 新乡师院“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派组织，于2月7日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在省军区的支持下，“郑工造反队”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省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省直造总”等“十大总部”联合起来，镇压“二七公社”。

2月9日，郑大“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召开会议，听取赴京调查刘建勋问题的同学汇报，根据刘建勋到北京后的表现和北京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对刘建勋的看法，统一了认识，决定保护刘建勋。2月10日，“郑大战斗师”在行政楼开始活动。社会上出现许多针对党言川的铅印大传单，如：《党言川是个政治大扒手》、《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党言川的内幕》等。这些传单大都是以刘、文、纪是省委“走资派”，党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等为内容。

2月13日晚，“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三组织召开合并大会，统称“郑大联委”或“郑大革联”。14日，党言川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电报。接着，北京和全国许多著名的造反派组织都发表“严正声明”表态支持“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省军区驻军、“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在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清华学生唐×在会上发言，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大会之后，“郑大联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史称“二月黑风”。会后，赵文甫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3月8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郑州晚报》1967年3月10日第3版）：①“郑大联委”这个非法组织，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交代你们的幕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②“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限于本月15日前来郑州市公安局进行登记。凡是属于“郑大联委”的一切文件、资料、物资等，必须全部交出，不准转移，不准销毁。③凡是为“郑大联委”保存文件、资料、物资的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资料全部交出。④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要迅速觉醒，揭发“郑大联委”中的一切罪恶事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通令》最后说：“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违反本通令上述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同日，省公安公社（公安厅保守组织）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3月9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负责人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申茂功相继被捕。1967年8月18日，河南省军区直属机关披露一份“二月黑风”中的“黑名单”，是从军区参谋长东××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抄下来的。当时是为随时抓人准备的。其中有“郑大联委”16人：党言川、方复山、任延庆、唐伯绪（唐一兵）、孟福海、殷树山、杜秀萍、梁国喜、席占修、袁宝珠、刘玉钦、余明相、张松玲、李玉芳、李庆云、李长杰、王志亭。名单中有的人被抓起来，有的人及时逃离河南。后来，由于中央的一再干预，军区才有所收敛。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双方到北京汇报。可是，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竟然支持“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原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依群，曾写过一组诗词，取名《抗逆小集》，可作为河南“二月黑风”的佐证。如：①五月吟：刀光剑影遍街头，烈火频烧二七楼。热血横流何所惧？红旗依旧傲中州（1967.6.2）②水龙吟：堪恨河南刘邓，枪口对二七战友。二月黑风，几番血案，频施毒手。小丑跳梁，蚍蜉撼树，何伤之有？听中州子弟，凯歌高唱，共风雷吼！（原载《革命造反报》郑大联委主办，1968.2.7 ）

后来，经过“二七公社”艰苦不懈的斗争，在中央有关精神和周总理的干预下，被捕头头得以释放。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河南省三方（河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进京汇报会。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②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文敏生、赵文甫；③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军区在给中央的检查中这样写道：“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3月6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央文件和省军区的检查等于给“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平了反。67年8月以后，郑州大学成了“联委”的“天下”，声讨何运洪的罪行、敦促战斗师“反戈一击”、批判刘邓陶、批判王培育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声讨会上声泪俱下，批判会场口号震天。在“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第31期（67.9.1）头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文写道：“郑大面貌焕然一新。被战斗师拆毁的大字报栏又林立在校园。大字报、大标语、巨幅宣传画，琳琅满目。看大字报的人们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整个校园充满了火热的战斗气息。”“二月黑风”中军区镇压造反派的内幕被揭露出来，证据确凿，骇人听闻。被军区逮捕迫害的“联委”同学，成了英雄人物。1967年8月23日下午，郑州市公安局二七联络部在二七纪念堂召开“控诉何运洪滔天罪行大会”，特邀郑大外语系学生杜××介绍“郑大联委”斗争史，特别是她“二月黑风”中被捕坐牢的情况，十分感人。

1967年11月1日，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党言川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由龚依群、任延庆、张书震、李长杰担任；常委除正副主任外还有程天富、马鸿勋、刘作周、方复山、唐一兵、孙日新、李恒福、袁宝珠。接着，各系革委会相继成立：数学系11月10日下午成立，主任朱久海；中文系11月11日上午成立，主任席占修；政治系11月12日夜成立，主任殷树山；化学系13日上午成立，主任韩立忠。还有物理系，主任侯德臣；历史系，主任：余明相；外语系，主任李杰。革委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和教育革命。

1968年8月26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郑大。9月26日，郑大联委宣布撤销。11月1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郑大。

1968年8月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开展，党言川等同学相继离开学校，到解放军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6月1日，毛泽东在郑州的专车上接见刘建勋和纪登奎时，还问到“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这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党言川。

以上关于郑州大学文革概述，主要是依据笔者所存资料，其准确性、完整性远远不够，诚望郑州大学文革亲历者，给予批评指正。

2005年12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内容

附件一：“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文革时，党言川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初期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的围攻、压制，得到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后成为“郑大联委”负责人。1967年2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后，说党言川是刘建勋的“保皇派”、“反动学生”。3月6日，省军区召开10万人大会，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会后，用飞机撒发《告全省人民书》等传单。3月9日，党言川被捕。由此，“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顺口溜。

在“河南造总”夺权主办的《郑州晚报》上（1967.2.12）登载有一首小诗，是3月6日在飞机上执行撒传单任务的一个战士写的。题目很美：“春光无限好”。诗句很美：“豫西的群山在欢呼/奔腾的黄河在欢笑/与坐在机舱里的战士/有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思潮……//是什么使我如此激动？/是什么使我今天的热情这样高？/是这堆满机舱的传单啊/把我的心与革命左派的心紧紧相交//《告全省人民书》是大夺权的进军号/我们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臭斗倒/《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是我们共同的心声/表达了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教导//……千万张传单飘下去了—-像春天的花种/在革命左派的心窝里扎根长茂。”……毋庸置疑，在战士的心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左派”是光荣的，而承担“飞机撒传单”的任务更是神圣的。所以，诗中表现出来的真诚、自豪、激动、愉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战士的心是洁白无瑕的。至于支持的是否真正的“左派”，恐怕这位战士也不会真正明白。时隔4个月，河南省军区向中央作检查，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镇压了革命左派”，飞机撒传单显然是错了。后来，党言川担任了郑大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滑县县委副书记等职务。再后来，毛主席去世，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党言川因“造反罪”成了阶下囚，撒传单这件事又成了万分正确。——就这样反反复复，构成了这段特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