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武则天――女皇之路（9.15更新） -- 萧让

吴王并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没参与这场谋反案罢了，我想对于吴王之死李治是默许的，我后面会提到。然而李道宗就纯属得罪了无忌而遭横死，李治肯定会不安的。

两个人合谋一起搞倒这批顾命大臣。皇后事件不过是他们找的导火索并借题发挥。，不管那个女婴是不是武则天暗害的，两个人都会把这个屎盆子扣到王皇后头上的，再大胆推测一下，即使真的是武则天做的，高宗很有可能是知情者或者猜测到了真实（因为王皇后再蠢，也不会做这种自寻死路的事情），但是为了联盟的稳固和打击敌手的意图，还是容忍了下来。

===========

对于这一点，我倒不是很赞同了。武则天的确在这方面是李治的政治伙伴，但如果高宗知道武则天行事如此狠辣，岂会对她放心？将心比心，如果你知道枕边人是可以连自己女儿都掐死的，你敢信任她么？我觉得武则天平时是有向高宗说王皇后的坏话，令她妒妇的形象深深的印在高宗脑海里的，只不过史籍上抹杀了这些罢了。后宫嫔妃争宠而暗害子女之事，屡见不鲜，后来武惠妃生的子女都死得莫名其妙，只能拿出宫去带才活了下来。高宗为人，比较拖泥带水，犹豫不决，如果没人推动没有事情诱发，很可能就一直这么下去。他后来对武的不满主要是缺乏诱因，而不是武给足他面子，而且武在最后才得专权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高宗应该是不知情的。

且不说那个时候有多少小孩子活不到取名字。

也就高宗这种糊涂蛋信。

不过以高宗的性格，知道了又怎么样？前面的汉成帝，后面的明宪宗，不都无动于衷。

好文，佩服！佩服！喜欢！送花！

　第五章 舅甥之间

　　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影响深远，因此历代史家多有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1）美色所惑说

　　2）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

　　3）士族与庶族之争

　　4）君权与相权之争

　　千百年来流传的多是第一种说法，即“女祸论”，指高宗昏庸无能，为武昭仪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摆布的旗子，在其操纵下杀了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从而种下亡国祸根。世易时移，如今当然没人再用这样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代之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说”，讲一个胆小没用的男人，为了给爱人一个正室的名分，如何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似的勇气，把于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们一口气宰了个精光，从而成全了他和爱人的一段倾国姻缘。呵呵，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说成是老鼠爱大米，大约也是国人善良心态的一种体现吧^_^ 然而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李治若真对顾命大臣们信任有加，倚之为国之栋梁，大可采用折衷的办法，如后来唐明皇便是让武惠妃享有皇后的待遇却无皇后的名分，岂会为了一个宠妃而自毁长城？考虑到长孙家与李唐皇室姻缘交错，渊源极深，高宗两位同父同母的姐妹长乐公主与新城公主均联姻长孙家族，而竟采取贬嫡、杀戮乃至祸连九族这样的极端手法，着实令人深思。所谓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纵，不过皮相之论，不足深究。

　　而“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一说，则是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开创之关中本位制，制度上以府兵制为支柱，人事上以关陇集团为轴心，其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存在。故太宗晚年为国本计，大力扶持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胄，打压山东寒族，杀刘洎、推倒魏征碑、贬逐李勣等，均为其执行关中本位制确保传位顺利的一系列具体手段。故此以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李义府为刘洎引荐）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便拥护同为山东庶族出身的武氏为后，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则拥护同样出生士族的王皇后，双方遂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最终以关陇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而武后掌权之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至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富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先生认为，李唐国本之所固，正在于由西魏以来的关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时天下府兵六百余所，关内道独占二百六十多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岭南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故此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层开始方能成功，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妇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乱均可轻易扑灭的缘故。然武后自垂统以来，为灭唐兴周而有意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大杀李唐旧臣，开科举提拔寒门，听任甚或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洛阳，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时，各项旧制已然大坏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听信李林甫谗言而走入歧途，以关中为本位的强干弱枝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大员始可为患，遂酿成安史之乱，为中国历史别开一新世局。陈先生据此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而武氏之立后，实为“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

　　被列入关陇集团的反对派主要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被列入山东豪杰的主要有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其领袖人物分别是长孙无忌和李勣了，太宗当日以他们同为辅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东集团领袖李勣之助，遂不顾关陇贵胄的反对而悍然行事。陈先生为隋唐史一代宗师，立论高远，气魄宏大，其关中本位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褚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于志宁虽出身关陇集团，但在立后之争中态度中立，不敢表态。而上表劝谏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本为旧隋大将来护儿之子，江都之难中为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所杀的来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么也算不上关陇集团中人。其劝谏当是出于太宗朝之忠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集团利益着想。而长孙无忌打压的政敌之中，同样也有李道宗这样的关陇集团中人。因此，仅以地域出身来解释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个人以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鉴于这一点吧，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士族与庶族之说，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时期，这一说法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后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庶族是新兴势力，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谓儒法斗争的概念，长孙无忌是反动儒家的代表，武则天就是进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谁，当然不言而喻了，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这一标签真是太恶心了，以至于文革之后，很多备受迫害的学者专家气愤不过，纷纷撰文论证“武则天及其宫廷奸党才是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代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客观的来说，武后临朝称制之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的确有打压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杨篡周之后急于摆脱旧日关陇同僚而开科举，然而，这仅仅局限于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她本人对士族并不反感，甚至还相当看重，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择婿薛绍，听说薛绍的嫂嫂萧氏出身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绍的哥哥休妻，直到别人提醒萧氏其实出身兰陵萧氏，国之旧姻，才告罢休。具体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更不可以武断地说成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了。

　　因此，这场立后废后之争，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战。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争，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勣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曾跟人笑说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渊的问题在于有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儿子（网友可卿语），李治的问题是不仅有个儒家圣王的老爸，还有个空前绝后的太太，任何人给这么两位一前一后一挤兑，也都会变得什么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门观百戏，之后对侍臣说：“我听闻吐蕃人喜欢打球，这也是好的习俗，曾经一度观之。昨日登楼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见到。这些吐蕃人以为朕喜爱打球，所以就驰骋表现。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举一动影响深远，岂能太随意轻率，所以朕已经焚毁此球以此作为自诫。”[1]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文里这位不愿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变成了他父亲唐太宗^_^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虽说高宗的确对武则天的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成王败寇到这个地步，也难怪他郁闷。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颇为显赫，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握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不过，永徽年间他被长孙无忌逐步架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无忌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从贞观后期的太子废立之事讲起：

　　封建制度下太子当立嫡立长，长孙皇后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晋王李治。承乾为人聪颖，多次监国期间也挺受太宗赞许，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太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自己本非嫡长子出身，对立嫡以长的制度并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渐渐向被誉为“聪敏绝伦”、“文辞美丽”的魏王李泰倾斜，承乾因此忧惧不安，颇有些自暴自弃的举动，加之李泰不住挑拨，约在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太宗便产生了更换太子的念头。[2]与此同时，太宗对李泰的恩赏越来越重，屡有逾制之举，许开文学馆，每月赏赐超过皇太子等。随着太宗的心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流露，李泰身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马房遗爱、柴令武等，细心的朋友会发觉，这些人正是日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的主角^_^ 对于泰的夺嫡之谋，反对最厉害的便是魏征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劝谏太宗不可对泰有逾制的封赏，一般理解为这是两位大臣的忠直，然内里却另有乾坤——坚持嫡长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则日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合力将晋王治推上了太子宝座。当时大臣分为两派，拥护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于志宁、杜正伦等，拥护李泰的有刘洎、岑文本、马周、崔仁师等。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险举事失败，太子党全军覆没，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贬，此二人均为魏征所荐，太宗于是怀疑魏征“阿党”。褚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前后诤谏言辞”抄示褚遂良。但魏征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褚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征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 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hard sell 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拢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

　　1）长孙无忌

　　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从这些言词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权，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2）李勣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1） 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

　　2） 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

　　3） 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

　　国际方面，贞观后期的对外战事明显比初期频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决，显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颇有欲在生前尽量解决所有争端之意。亲征高句丽也是在这种“不遗子孙后患”的心态下发动的。此役虽未达到一战灭国的效果，唐军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仅仅在高句丽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扫平漠北强国薛彦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丽开战时该国颇有些不老实。一战灭国之后，太宗更乘势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将铁勒回纥诸部落安抚+恐吓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之后，双方关系尚属融洽，贞观末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针对西突厥汗国发动以吞并整个西域为目标的昆丘道行军，唐军杀焉耆王，俘虏龟兹王，“绑架”于阗王入侍，招抚西突厥各部，在碎叶以东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从此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镇，以安定西域，守护陇右，捍卫关中。

　　经过一轮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对境外势力的优化组合了一番，唐帝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而国内政局的稳定，也是太宗十分关心的问题。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晋王派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立晋王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结党相互倾轧之意，继马周、刘洎被派去辅佐东宫之后，原魏王党的岑文本又被升为中书令，可见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终更为信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旧部，且对于曾经卷入承乾与李泰之争的大臣心有成见，这就为长孙一派打压异己提供了机会。晋王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原来拥护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决非偶然。先是崔仁师“忤旨”被贬，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留太子监国，崔仁师与韦挺（也是魏王党）共知海运，又别知河南水运，这是个苦差事，结果两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师之后将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参知机务，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颇忌嫉之”，终又以“罔上”之罪被贬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为中书令之后不喜反忧，叹自己非勋非旧而得高官，责重位高，惶恐不安，应是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的莫名压力。或者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岑文本越发兢兢业业，疲累过度，不幸英年早逝。马周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谦冲，很会做人。唯有一向任侠使气的刘洎依然故我，锋芒毕露，终被卷入党争之中而遭横死，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

　　刘洎“性疏峻敢言”，为贞观后期最出名的谏臣，不仅对太宗多有规劝，同僚之中若有过失也同样率直敢言。曾上书猛烈抨击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勋引荐官员多存私心，处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久妨贤路，殊为不可。”这种性格是否受人待见，问问你自己是否喜欢BBS上老拍你砖头的就知道了^_^ 纳谏是帝王的职业道德，普通人没有这个思想觉悟的还真有点吃不消。不过，刘洎的确也有不知轻重，政治敏感度不够的毛病。他和岑文本同时被提拔为侍中和中书令，分掌门下和中书省，但却没有岑文本那份惧月满则亏的智慧。太宗征辽，命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监国，临行前对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刘洎贸然答道：“陛下不必担心，大臣如果有过错的，臣立刻就杀了他！”太宗震惊于他的狂放，当即对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这几乎是警告了，而刘洎反误解这是太宗对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语，进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贞观十九年，太宗自辽东回师，途中病倒，刘洎与马周入谒，出来在门口遇到褚遂良。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褚遂良歪曲原话，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状，说刘洎认为太宗病倒没关系，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权臣自命，辅佐少主而铲除异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恼怒，疾愈后亲自审问刘洎，刘洎据实以答，当时在场的马周也为他作证。然而褚遂良执证不已，太宗于两派之间，始终更为相信褚遂良，于是赐洎自尽。太宗一般不轻易杀大臣，犯罪该杀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听偏信，置马周的旁证于不顾，当是承乾事件的后遗症，以及征辽临行前刘洎给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刘洎自尽之前，向狱吏要纸笔欲上奏遭到拒绝，刘洎死后太宗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挽回，只能把狱吏下狱惩办一通。刘洎之死，虽与长孙无忌及诸遂良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太宗对原魏王派官员不信任的心态作祟，是太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经过一轮有意无意的清洗和排挤，原魏王派官员已所剩无几。后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龄、李靖等重臣也相继去世，原本熠熠生辉号称明星阵容的贞观政坛逐渐黯淡了光彩，太宗本人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心境更是进入了沉沉暮年。在继承人差强人意的情况之下，辅政大臣的人选也就变得越发重要。故旧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坚辞宰相之位的长孙无忌越来越受重用，地位稳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机中，他除了表态支持皇帝的决定，几乎都隐身幕后，沉默以对。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贞观后期宫廷里，他的沉静和稳健，使得太宗对他越发看重，视之为宁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为李治挑选辅政班子的时候，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选。这是太宗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综合各种资料看来，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单一早已经确定，即以长孙无忌为主，以诸遂良为臂助，以李勣为制衡。能被列入顾命大臣的人选，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为精擅权谋的封建帝王，太宗对于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顾忌和防范。作为下一代领导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风稳健，也不缺乏决断，玄武门事变力劝太宗夺嫡，贞观年间辅政多年经验丰富政绩斐然，显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虽有私心，但对外甥李治的关爱仍是有目共睹的，决非作伪。其关陇贵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声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托孤人选。太宗对于他的担心主要有两重，其一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怀疑。贞观末年，太宗品鉴群臣，对于无忌的评价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 长孙无忌长于内政，却不善军事，加之个性“倨傲”，和武将关系疏远，多有不合。（题外话一句，这种疏远，不排除有无忌刻意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这四字评语也不是白来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终争取到顾命大臣的权力。）随太宗亲征高句丽，大约使这一缺点暴露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有一位军事强人来协助他处理国际事务。其二是对外戚专权的担心。贞观末年，无忌的专权之势已然隐隐流露，太宗对其私心也有所察觉（详见上文君臣二人论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历史，很清楚中国历史上主幼国疑之际循环出现的外戚权势过大的现象，隋文帝杨坚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国辅政最后篡夺了北周的江山。特别是在继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况下，太宗不能不没有这层顾虑，于是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贞观二十三年，继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之后，再以嫡亲女儿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巩固两家联姻，动之以情。此外，以与长孙无忌关系疏远的李勣执掌军事，分之以权。如此既有协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执政人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至于李勣其人，向来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历经瓦岗时代、李唐开国之后饱经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恪守为臣本分，“军人不参与内斗”的职业道德。李勣在当时的名声很好，为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虏之后，不顾其礼遇想方设法回归李唐的麾下，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忠义的美誉，被高祖赞为“纯臣”。玄武门事变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协助的请求，当时太宗虽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后倒又觉得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可贵，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不过，太宗对于武将的防范，又比文臣更为严厉。毕竟，国家的权力基础说穿了就是暴力机关，文臣尽管再大权在握，要达到造反的程度却难。而贞观诸将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当时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权兵力之资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处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险的。因此，太宗并未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对象，而是将他置于长孙无忌之下，以文臣主导，以武将辅佐，一方面不至于直接挑战威胁到长孙的地位，也就不会引起长孙无忌的敌意而引发内耗，造成类似刘洎之死那样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军权的人物权势过甚，那便无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诸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诸遂良的头上。此外，长孙无忌身为首辅大臣位高权重，难免遭人嫉妒和政敌攻击，王皇后个性柔弱，诸遂良也负起了保护外朝内宫的这两位当家人的责任。太宗所拣选的三位辅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辅、良将及谏臣了。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宫时病情急剧恶化，自感已不能回京，于是突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旨，连家都不回便动身前往。数日之后，太宗病危，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托以身后之事，并对太子说，“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为国家担忧！”随后又单独对褚遂良说：“太宗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辅政之后，不可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无忌。若出现此事，非复我臣。”命褚遂良草拟遗诏之后，太宗病逝，时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长孙无忌拭去眼泪，请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抚内外，李治竟不能答。无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发丧，急招禁军飞骑护送太子由翠微宫回京，将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方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继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进二品，旋即拜相。

　　有说太宗生前贬嫡李勣的一个原因，是李治于他无恩，这么来一下，必能“致其死力”。两唐书中均有类似记载：

　　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唯《资治通鉴》记载为太宗密嘱李治，若李勣徘徊顾望当杀之：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太宗担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这样嘱托是极有可能的，但说话时应只有他父子俩。事后高宗可能会将这番话告诉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说出后面那半截“如不愿则杀之”的话，所以新旧唐书都只记载了前面的说辞。而通鉴的说法，可能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会知道将李勣调离京城的确事出有因。当时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长孙无忌等均随侍在侧，不在京城。既已确定无忌辅政，而李勣与他关系平平，又手握重兵，那么将李勣暂时调离政治中枢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确保政权交接的顺利完成。这和太宗发丧独不准李泰前来奔丧是同一个原因。李治继位后对李泰不薄，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非常时期减少不稳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继位，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集三省权力于一身了。而以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勣则坚辞尚书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大致就是这样。

　　李治继位之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权力交接时的正常现象。东突厥车鼻可汗，及负责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接连反叛，名将高侃（我偶像高适的爷爷啦，一定要提一笔^_^）生擒车鼻可汗，押送至京师，于是东突厥汗国所有部众，皆为大唐封内之臣，以其地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阿史那贺鲁的叛军也被唐军击败，边陲安定。国内则表现为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问也不问当即初斩。接着褚遂良和许敬宗双双被人弹劾，褚遂良被告以低价强行购买他人土地,就是仗势欺人搞土地兼并了，许敬宗的罪名是将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礼，被告贪财害礼，“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这理由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爷是少数民族，其实对方好歹也是个小王子的说，要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宁愿倒贴也要嫁出国去，咳咳，时代不一样^_^ 调查结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双双被贬外放。不过褚遂良很快就官复原职（顾命大臣到底不一样），许敬宗虽然后来也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枢已无异己存在，自然同心协力，年轻天子初登大宝，自信心严重不足，也表现得相当合作，对于两位辅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无有不准，“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就是说克制自己，听从二人的教导，史家用词真是精妙无匹，值得人再三回味^_^

　　不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很有治国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号为永徽之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议的颁行，其二是五经正义的统一。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唐律一方面是后世各朝修订法律的楷模和蓝本，之后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未超出唐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对东亚诸国，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代法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我们所称的唐律，正是于永徽年间制定并颁行的唐律疏议。永徽初年，长孙无忌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二者溶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因此，《永徽律疏》就成为唐律的代表，后世称为《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律体例完善，结构严谨，用刑持平，某些方面比如对变相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给今人的一份极为珍贵的瑰宝。

　　而五经正义的修订则是延续太宗朝未完的事业，两汉经学大盛，然派别众多，各存门户之见。至大唐太宗皇帝尊祟儒学，对经学亦极留意，认为经籍文字多有讹误，为害后学非轻，遂于贞观四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定为五经定本。其后，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复诏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至贞观之末仍末完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学士复以考正，于是长孙无忌诸人便就原书加以增补，作为定本，于永徽四年诏颁全国，定为国学，规定科举取士皆以正义为标准，就是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有了统一标准教材^_^ 要想当官出人头地，就必须熟悉五经正义了，这是继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把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联系起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而另一方面，自《五经正义》修定后，诸经文字由此划一，学术思想的定于一尊，也有助于政治上的统一及稳定。

　　由此可见，永徽之治的出现长孙无忌当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无以伦比的。而李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继承了父亲善于纳谏、赏罚分明的作风，对于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尤为看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贞观末期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弊端。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绝各州县贡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称：“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让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说无妨，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回去写奏折呈上。”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人们或有这样的疑惑，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这话也对也不对，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总百官，治万事”，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当然要报经皇帝批准），考虑到宰相自己也不过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荣而无实权，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权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之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但并不常见。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中书省拟定，集体讨论通过后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不太强势的君主会感觉十分被动，因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犹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动用最后否决权，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样需要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中书省草拟诏书，门下审议通过后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较为开明，屡屡有皇帝诏令被驳回之事，门下省官员甚至直接在诏令上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敢于封驳的官员被视为“劲节”而广泛受到时人的称赞，唐代颇有些干这种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这也是政绩之一，而不敢封驳的则被视为碌碌无为迎奉阿旨的庸人。后来武后废中宗，软禁睿宗，正一门心思想当皇帝，知道诏旨在中书门下会遇到麻烦，索性绕过去直接下旨，引发大臣不满，宰相刘祎之即道：“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你这圣旨都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审阅，算什么圣旨？可见当日之规矩流程，不经中书门下的诏旨极为少见。李治初登大位，经验和信心都不足，还在继续扮演小白兔乖乖的角色，好外甥+好学生=好皇帝^_^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来形容，绝不过分。从上文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可以看出，他揽的事儿着实不少。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颇知收敛的长孙无忌，在天子言听计从，政敌束手敛声的情况下，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越公杨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说超过越公。“自揣诚不羡越公，”无忌听后徐徐道：“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2] 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然而对于年少的新任天子，却难免有轻视之心，仍是难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态，就算开始还有些警觉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所磨灭，却没有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长幼虽关人伦，君臣自有名分，李治虽是他的晚辈，虽亏欠了他许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末，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李泰在郁郁寡欢中死于均州，行事越来越没有顾忌的长孙无忌乘机借高阳公主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争夺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将魏王旧党，不满当权者及自己政敌一网打尽，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

　　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这倒也罢了，见识过了小绵羊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恪，一早远离长安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居然还被编排成甘冒乱伦之名爱上高阳这种女人，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她的和尚情郎，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她是拿这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高宗登基之后，她才重新活跃起来，大概是看着高宗好欺负，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遗爱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坐事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等开小会，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玩些“假如大变忽起，我辈当XXXX”之类的架空小说接龙。这样口没遮拦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一下倒也罢了，偏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事，对象是她一直看不顺眼的大伯房遗直。房遗直以房玄龄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爵位，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公承袭爵位，次次告状，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诬告大不了挨顿骂，久而久之，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乐此不疲的游戏。房遗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房遗直终于忍无可忍，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高阳还是比较适合没见过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了。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为助他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如今胜负已分，竟然还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夺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长孙无忌的新仇旧恨，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尽。头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荆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争位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恪也被牵涉进来。此案审理结果，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均被处斩，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阳、巴陵二公主赐自尽。纵然是金枝玉叶，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

　　其中吴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后人同情，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遗爱夫妇愚蠢的密谋，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吴王恪并非没有野心的人，并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奉异母兄弟李治为主。当日承乾谋反、李泰被黜之后，颇受太宗宠爱的他也曾下过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为太子，终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封他为安州都督，让他远离政治中心的长安，临行之际特地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诛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如果吴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会说出如此重话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继承皇位，大把人自负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资格主宰天下，吴王因太宗曾亲口表示过立储意向，更居司空高位，无形中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所谓“地亲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身为当权者的长孙无忌自然要将其除掉，以“绝众望”，安天下。吴王既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夺嫡梦破，复遭陷害横死，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据说李治曾以荆王吴王为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为臣下劝阻，不得不杀（“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实此二人均为他皇位的实际威胁者，犯事处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间，而他希望宽宥的理由也十分牵强，既以亲戚身份为二王求情，那么置高阳、巴陵二公主于何地？以我心里阴暗的揣测，倒像是为求仁君之名而诿过于臣下，颇有作态之嫌。

　　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还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那之后的进一步株连就纯属为报私怨了：现任宰相侍中宇文节，李唐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马执失思力，皆坐与房遗爱交通，流放岭南，其家属也没为官奴。之后更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软禁于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与河间王李孝恭军功最甚，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贞观末期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还是逃不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专权朋党、滥用刑法之甚，实为大唐开国以来之仅见，被人视为伊尹、霍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因。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但对其“猜忌大臣，拟皆夷戮”的作为，也有尖锐的指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于水，玩火者多自焚。长孙无忌一生精擅权谋，辣手执政，他日后的悲凉结局，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徽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长孙的煊赫权势和铁血手段。若干名王贵人生命的消逝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严。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长孙无忌的声势，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阳公主一案，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政敌们在惶惧之下越发的抱拢成团，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踌躇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正在越聚越浓，只待一个女子的纤纤素手挑动，便将化为惊雷密雨，泼天富贵，顷刻被雨打风吹尽。盈亏之间，祸福一发，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勘破的呢？

　　注：[1]通鉴永徽三年事

　　[2] 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黄永年先生认为这是李治继位后史官给他泼的污水，借此说明李治继位的合理性。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

　　[3]《隋唐嘉话》

第四章皇后之路分为两个章节吧，第四章为《血影》，讲述小公主之死。长孙无忌及贞观永徽故事为第五章《舅甥之间》，之后进入第六章：决定命运的时刻，讲述阿武最终夺取后位。

太宗冷冻李勣就是为了给高宗用，如果说长孙无忌和诸遂良两个人是文官的代表，在初唐将领凋零殆尽的情况下，李勣就是军方的最有威信的将领了。可以说是军方的代表。如果提拔新的军方年青将领，太宗死后，高宗就没有足够的威信来压制。 薛仁贵当时虽然已经出头，但是在军中的资历还不够，军方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来控制，李勣就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李勣当年受李密的恩遇，对李密一直忠心。太宗选拔他也是看中这一点，何况李勣的军事才能也很出众，后来平高丽就是他的功劳。太宗跟高宗的这个谈话应该不是虚构的，因为太宗是司马光打算给皇帝看的效法的榜样。而这段谈话可以说是有损于太宗仁厚的形象，司马光本人也不是把历史当小说写的人。因此如果说没有所本的话，司马光不太会自己虚构这段的，估计很可能是参照已经失传的某份资料来写的。司马光尽管喜欢把很多相互矛盾的资料都写出来，但是要人为的制造没有的材料，这不是他的风格。我估计这段话的泄漏很可能是高宗自己跟李勣说的，当然是高宗已经能够控制李勣以后，用意是为了让李勣对他和太宗更加感恩。这种权术很多帝王都用过。因此高宗初年的李勣实际是控制军方的主要人物。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高宗跟李勣说的“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实际上是高宗拉拢军方的手法。当时支持他的那些官员不过是底层官员，即使想反对长孙无忌也不容易成功。武则天的加入的确有助于他，但是还是缺乏必要的信心。但李勣的“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实际上是军方的支持的表态，不管李勣说这句话的用意何在，对于李勣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此时他身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来说，他对高宗的行动没有异议本身就是一种表态，至少军方将领不会支持长孙无忌。高宗由此吃了定心丸，不用担心长孙无忌借废后为名行霍光之事，故能够果断的行动（帝意遂定），李勣对此事的态度还可以从后来他后来主持对武则天的册立看出，因为这个表态他后来得以进入高宗庙廷，如果不是孙子敬业的败家，估计子孙的爵位可以终唐一世。长孙无忌尽管权倾四野，但仅仅只是文官，由于没有拉拢到军方的支持，而他的那些下属同僚对他的服从，大部不过是畏惧他的权威，一旦皇帝解除了他的这个位置，他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西汉霍光之所以能够废立皇帝，就是因为他得到了军方的支持。

当时支持他的那些官员不过是底层官员，即使想反对长孙无忌也不容易成功。武则天的加入的确有助于他，但是还是缺乏必要的信心。但李勣的“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实际上是军方的支持的表态，不管李勣说这句话的用意何在，对于李勣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此时他身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来说，他对高宗的行动没有异议本身就是一种表态，至少军方将领不会支持长孙无忌。高宗由此吃了定心丸，不用担心长孙无忌借废后为名行霍光之事，故能够果断的行动（帝意遂定）

========

还有，原本做司空的是吴王李恪，所以我觉得李勣的这个态度也算含蓄而积极的回应。

至于太宗临死前的吩咐，当时和唐风的几位同道聊过，倾向也是高宗自己说出来的，但高宗应该只会说出两唐书所载的前半截，不会说出后半截“如不愿则杀之”的话。猜测是不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

高宗不过是借用武则天的势力打击这个外戚势力罢了，

-------------------------------------

这个时期武则天的势力真的很强大吗？强大到高宗要扳倒长孙无忌不得不借助它的地步？还是高宗只是想利用她，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

作为一个弱势皇帝，他要搞倒长孙无忌，在没有准备充分之前是不好亲自出面拉拢官员的。因此他需要一些能够帮他跟下面的官员联络的人士，武则天充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打手和同盟者的角色，他们两个人在搞倒长孙无忌和王皇后上具有共同利益，因此能够建立这个同盟。李义父和许敬宗就是被武则天拉拢的人员。就像老头子依赖四人帮等搞文革一样的。高宗一直是在幕后唱红脸的。但是如果仅仅依赖武则天控制的后宫和这些底层官员，高宗这一方的实力还是过于单薄。即使发动政变，是否能够彻底打倒长孙无忌的势力，他们还是心中没有底的。因此高宗向李绩发出的试探信号，就是看看朝中的高级官员是否是铁板一块。结果李绩尽管没有明确的说站在皇帝这一边，但是也没有表示会支持长孙无忌。高宗他们才有了打倒长孙无忌的决心。

初唐政坛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素来为人所称道，然而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第一功臣，所得评价一向不高。对他的指责主要有他身为人臣，两度干预君王立储，且都主张废长立幼；贞观时期建树不多，排挤大臣，又不敢向太宗进谏；永徽时专权用事，诛杀异己等等。有人甚至说他毫无才华，只是靠裙带关系才位居凌烟阁首位，一旦掌权又视君上为傀儡，如果不是出了个武则天，他很可能篡权夺位。加之现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这位凌烟阁第一功臣，几乎给妖魔化成了白脸奸臣。

平心而论，长孙无忌确有好弄权有私心的一面，但怎么也不至于如此不堪。无论是玄武门事变还是太宗立储，主要还是太宗自己在决定，说来立储事之所以会闹出如此大的风波，也是太宗偏爱李泰而引起。各种明里暗里的支持，滋长了泰的野心，也让他对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彼此有过多次冲突。魏征就对李泰很不感冒，虽说和魏征自己立嫡以长的政见有关，但泰和不少极受太宗看重的贞观重臣的关系不睦是不争的事实，太宗不能不考虑这些。李治虽不理想，但已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继承人了。长孙无忌拥戴李治自然是因为李治性格柔顺，跟他更为亲近，不似李泰那么傲慢疏远，但李泰的这种做法本来也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体现。

至于长孙无忌在贞观时的作为，更有必要一辨。长孙无忌的确很少向太宗进谏，但也要看到，凡是参与过玄武门事变的核心人物，几乎没有向太宗犯颜直谏的，比如房玄龄宇文士及，而以直谏出名的大多是原东宫人马，如魏征王珪等。长孙无忌是太宗心腹，参知机密甚多，自不敢再象魏征等人那么直言无隐，犯主逆鳞。但不劝谏并不等于就没有建树，不过彼此分工不同而已。现在有些人把贞观之治的光环聚焦于魏征之上，甚至以是否接受魏征的谏言作为人君是否失德的标准，以是否向君王进谏判断大臣是否有建树，着实有点奇怪。宰相的三个职权：议政，执行政事，监督执行情况，魏征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个人以为长孙无忌、房杜，乃至李靖李勣起到的实际作用，恐怕比魏征还要大一些。就长孙无忌而言，仅仅一部《唐律》就足以震古烁今了。他并不是那种名誉编撰者，而是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法律的修订，以及各种庭议和辩驳，如《贞观律》、《永徽留司格》、《散颁格》的修订。此外，贞观之治的成功不仅在于法律的完备，也在于礼仪的修明，即所谓“礼”“刑”兼备。长孙无忌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大唐礼仪》就是他编纂的，其实中国法律（指古代）礼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谓“以礼率律”。唐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这和长孙无忌的努力和学识分不开，所以他对贞观之治的贡献绝对是不容抹杀的。长孙无忌的才华，还可以从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中体现出来，绝非只靠攀龙附凤即能获享高位之辈。

长孙无忌的确有弄权专断，诛杀异己的一面，不过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决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为了李治的统治稳定着想。说他会成为王莽第二，夺取李唐江山，那是太过了。他从来没有试图掌控军队威胁幼主的举动，提拔的人物虽然有偏私之嫌，大多与自己政见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备口碑颇好，说他是权臣不错，但权臣却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汉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张居正，均属这类并非十全十美却力能回天的能臣+权臣。不过，高阳公主一案中他对于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确有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后他即将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只因狠辣太过，势必万众瞩目。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长孙无忌的光芒，已经刺疼了年轻君主的眼睛。一个微妙的信息是，就在此案结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

太宗晚年，曾评点过当世三大名将，称李勣、李道宗作战，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作战，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道宗和万彻，无论是谨慎小心还是轻率鲁莽，都死于这场大狱。当世三大名将，已仅仅剩下李勣一人。他会否有物伤其类之心？会否因与长孙关系疏远而担心过己身的安危？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是皇帝的授职，更有李勣的接受，这与永徽初年他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迟左仆射的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君上的恩宠犹不只此，之后又特命再度为他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称李勣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置长孙无忌这位国舅兼托孤大臣于何地？如果无忌还能保持他在贞观时期的洞察力，应该会留意到这个危险的讯号，然而他没有。仍然沉浸在政敌人头落地胜利喜悦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换。

李治对于政事的不满越来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会议上他抱怨官员们不给他意见，“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长安城外郭修葺，一个小官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言道：“汉惠帝修长安城，没过几天就死了，现在又修城墙，一定大不吉利。”这人真是很会说话，不是红口白牙地咒皇帝死么？几个大臣都上书要求惩办他大不敬之罪，按律当诛。李治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其实薛景宣的话本无道理可言，李治执意饶恕这只大嘴乌鸦也不愿意断绝言路的心态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

按照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臣下提意见建议往往有两条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后或者直接处理掉或者作为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种则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权相对较重而君权相对较轻时，臣下跟宰相接触多而和皇帝接触少，国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时处理，而多由宰相独对时向皇帝提出提议，此时缺乏参考意见的皇帝是很难对这些提案提出反驳意见的，所以以照准为绝大多数，一些试图垄断朝政的权臣，甚至是很不愿意臣下接触皇帝向皇帝提意见的，比如玄宗时代的李林甫。而相权轻而君权重时，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汉武帝时九卿“受事宫中”就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里的“事”是文书之意，南朝有中书通事舍人，就是负责传递诏书的，“受事宫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从宫中下达的诏书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状态诏书拟就后下给宰相，由宰相指挥相关部门，这种情况也称“事从中下”），至于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决，这就是相权极轻的表现了，实际上这时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了。

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对政治设施实际负责的唐高宗，却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来找自己，或者面陈或者上“封事”议论朝政，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可以理解为对君权过轻的一种不满，也可理解为对长孙无忌的施政有不满，因为臣下议论事情，虽然往往是采取对皇帝进行劝谏的形式，但除非是针对宫闱私事的批评，否则实际受到伤害的总会是长孙无忌，因为作决定的实际是长孙。就以景宣议论修长安城来说，虽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没有触怒长孙为首的政府呢，因为作出修长安城决定的只会是长孙和他手下的官员。景宣批评政府修长安城的举措忽视了皇帝的健康，虽然话说得比较难听，其动机我想高宗还是很领情的，这也是政府要求惩处他而高宗给予庇护的原因吧。他宁肯忍受一些既不精辟也不睿智的说辞，也不愿意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寂寞无垠的空间里，沉默而浩瀚，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逝于虚空。

群臣意见往往清一色一面倒，朝廷上几成一言堂，高宗在政事上的挥洒空间日益局限，后宫生活也同样不如意，永徽五年，发生了小公主暴亡一事，王皇后母舅柳奭惶惧自请辞相，李治于是想把心爱的女人武昭仪立为皇后。这并不容易，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加之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但如果能得到神通广大的国舅的同意，他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于是，在和武昭仪商议之后，他们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

皇帝驾临太尉兼国舅的府第，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武昭仪也陪随同至，就比较稀罕了。七窍玲珑心的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八分，当下不动声色地将天子及其宠妃迎入府中，盛宴以待。皇帝看来心情很好，一见面就破格提升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即使对于宰辅重臣，这样的重赏也是极为罕见的。按照大唐铨叙之法，散官分为九品三十阶，以科举出身的，进士只能由从九品上起叙，明经由从八品上起叙，以门荫出身而有国公封爵的也不过从正六品上起叙。朝散大夫计阶为从五品下，按大唐制度已属通贵之官，授官便必须奏取进止，按每年量多少起叙。而今次授官的三个儿子，不过是无忌宠姬所生的庶出儿子，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酒酣耳热之际，皇帝微微一叹：唉，可惜王皇后无子。折腾了半天，至此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国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无忌心里雪也似的明亮，却诈作不知，话锋一转，随口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如此几次三番，直到所有的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他在装傻为止。话到这个地步，已经没了继续说服下去的必要，于是“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悻悻然回宫。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想见的。“王皇后无子”，这是李治唯一能搬上台面的废后理由，因为皇后杀一个未有公主封爵的嫔御之女，根本够不上废后的标准，何况此案还未证实，反而无子关系着大唐的国运。可是这个能搬上台面的理由，却不是个能说服人的好理由，尤其对于无忌来说。一方面，王皇后的养子太子忠正是由无忌拥立为太子的，且当年之所以如此匆忙立储，正是针对武氏入宫后不久怀孕即升昭仪的举措，因此先天便有一重抵触。另一方面，以武氏的出身和背景的确大有问题，寒门小户不说，还是先帝的侍妾，在深宫中呆着也就罢了，要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怎么可以？让天下人耻笑皇帝乱伦么？在他看来，武氏能做上昭仪已经很够意思了，她实在应该安分一点。说来可笑，长孙无忌多次干预帝王立储，每每因主张废长立幼而被人指为不合礼法，存有私心，当他头一次为了维护封建礼法力主立嫡以长的时候，却因此而身遭横祸，家破人亡。历史之吊诡，也正在于此了。

李治很郁闷。“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别人的重礼，却不帮忙办事，香饵吞进去，鱼钩吐出来，难怪别人会有意见，何况这人还是皇帝。以堂堂帝王之尊，亲自跑到臣子的府第行贿，本来已是上下倒错尊卑易位，现在居然还被拒绝了，这真是……太太太不给面子了！如果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他看到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就是直接地感受到长孙对自己意愿的冷淡和对帝王权威的轻视，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李治，此刻愤怒更是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毕竟，他还是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又怎会没有一点点脾气。自他十六岁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就一直处在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可以喘口气了，却又时时刻刻处在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监督下，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这样尊而重之的结果，换来的是对方日益专权妄为，虽身为帝王，却如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无法挥洒自如，既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打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正妻，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然而求诸朝堂，大臣们都意见一致铁板一块，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处理事情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失策的地方，想干预也找不到借口。后宫之中，如王皇后萧淑妃之辈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和支持，初唐宦官势力可以忽略不计。朝臣、外戚、后宫……思想一圈，能借重的只有她——武昭仪，苍茫的天地间，她是他唯一的同谋。

向长孙无忌行贿试探，武昭仪第一次冲击皇后宝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她并不是承受不起失败的人，但长孙无忌的态度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夺取后位的这条路将会行进地异常艰难。她将面对目前掌控朝政的所有重臣的反对，一旦失败，已经亮出野心的她下场将极为凄惨。王皇后一旦熬过这场劫难，他年太子忠登基为帝，王皇后便将升格为太后，如何对付她这个情敌，是可以料想的。不错，是她先下的手，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惨痛。但现在再来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既然跨出了这一步，就不能再回头，而李治则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了。在命运的赌桌面前，这是她唯一可以带上阵的资本。

纷繁复杂的局面蓦然间变得异常简单而清晰，为了达到彼此的目标，他们需要对付同一个人——长孙无忌。联系彼此的不再只是男女情欲，更关系着自身的生死浮沉，他们不再只是皇帝和宠妃的关系，而是政治伙伴，以及同盟者。两人齐心合力，共同对付阻碍他们前程和梦想的元老集团。

得到高宗全力支持的武昭仪信心倍增，这年三月，她刚刚完成了一本书，名为《内训》，教导女子如何服从丈夫，幽娴贞静，俨然已以皇后自处。只因这类女子教育书籍，传统都是由皇后著述，作为母仪天下的懿德佐证，武昭仪此举，无疑已是僭越。而以她曾事二夫的经历，公然教导女子应该如何持节守贞，更是有些滑稽。好比一个经常作弊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写起学生手册，并要求别人遵守，被人指为“以身作贼”，那也不算冤枉。不过这正是武昭仪一向的风格，你有你说，我有我做。她是规则的制定者，却非遵行者，似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个明显的矛盾而伤脑筋。一如一切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们制定规则，却又超脱于规则，仰天一笑打个哈哈，世俗礼法岂为我辈而设！轻轻松松一句话搞定。人言可畏，在一些人眼里，公众的声音是足可压死人的大山，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却不过是个气球罢了，轻轻吹口气便会飘远，甚至不必用针刺破。遥想当日踌躇满志地捧着《内训》的武昭仪，想必也是嘴角噙着一丝讥讽的微笑，傲慢的、挑衅的、不屑的冷对着大众的瞠目结舌或是冷嘲热讽。不过如此。

武昭仪的行动并不仅仅停留在示威上，稍事休息之后，于永徽六年六月再度发难，目标直指已行同禁锢的王皇后。这位可怜的皇后，再次被身边人告发，指她与其母魏国夫人行“厌胜之术”。厌胜，指因憎嫌某人而作图画形象，对其刺心钉眼，以此诅咒此人受苦或横死。也可用于媚道，以博取尊长的喜好或男子的爱恋。施此术者，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对象是尊长或皇帝，则罪当处斩，列于十恶重罪之五的不道（即背违正道，阴行不轨），属不赦之罪。这次手脚做得可能过于明显，就连撰写唐实录的史官也认为是武昭仪诬陷，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王皇后，民间更是议论纷纷。[1]但皇帝的处理却异常果决，禁止魏国夫人入宫，复贬王皇后舅父柳奭为遂州刺史，中途又以“漏泄禁中语”之罪，再贬为更为遥远的荣州刺史。此外，以旧制“贵、淑、德、贤”四妃名额已满，欲别置“宸妃”之号，以武昭仪为之。以此事观之，似乎高宗此时尚未有立即废后之心，武氏也并未试图直接跃居后座，当是有意试探群臣的意向。

“宸”，为北极星之所在，后引申为帝王之所居，乃至帝王本身。以“宸”为特设封号，彰显其地位的尊贵与超然，隐隐有傲视群伦之意，当是出自素来醉心于文字魔力的武昭仪之请，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不料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两省宰相的反对，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韩瑗和来济俱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彼此同气连枝，自不待言；来济却非关陇贵戚，素性忠直，贞观末期从未卷入太宗诸子之争，只在事后规劝太宗对承乾从轻发落以全父子之情，此番进谏，当是出于太宗朝忠谏的遗风以及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了。既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不欲在此多事纠缠，进号宸妃一事，于是就此罢议，但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大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武昭仪的心里。

私下打探长孙无忌的态度和进号宸妃之议，是武昭仪谋夺后位的两次序曲和试探，两次群臣都毫不含糊地亮出了反对牌，不能不悻悻然收手。纵有万丈雄心，却遭遇群臣一致的冷面以对，一时颇有进退维谷之感。既已付出了那么多，势必要个结果，然而旧时代留下的势力看来是如此强大，坚冰重重，何从突破？这时，一次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终于让李治下定决心将皇后废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起因是长孙无忌看某人不顺眼，按老规矩想把他贬出京，虽说长孙无忌贬斥大臣常有排除异己之讥，但他跟这个人过不去却绝对是有道理的。此人便是中书舍人李义府，《新唐书*奸臣传》中排行第二，说来也是初唐有名的白脸奸臣了。只是跟电视剧中凡奸臣往往形容猥琐不同，李义府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他是靠刘洎引荐才得以入仕，又显然对这位恩人深怀感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刚正豪放的刘洎，怎么会和阴柔狠辣的李义府扯上关系，于是就纷纷传说他们是同性恋伙伴。咳咳，都是美貌惹的祸^_^ [2]李义府文采风流，与来济同以文章翰墨扬名，时号“来李”。当我们读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这样柔媚清丽的诗句，纵然厌恶其为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文学才华。看来做奸臣，也是要有几分真本事的，否则也不过只能做摇旗呐喊的小喽罗而已。《旧唐书》虽承认他“才思精密”，却又忍不住诸多不满，只得道“所谓猩猩能言，鄙哉！”这是因人废文了。和他清秀的外表一致，李义府跟人说话也极其谦恭有礼，脸上永远带着三分迷人的笑意，但你若以为他面和必然心善，那就赶紧攒钱给自己买棺材吧，因为李义府最擅长的便是温柔一笑就出刀，让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阴狠的事情干得多了，时人赠他一个美号“笑中刀”，又号“李猫”。初唐时选官讲究德才兼备，李义府风评太恶，和他同时扬名的来济都已经做到了中书令，他还只是个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跟许敬宗是同僚。长孙无忌掌政之后，李义府因为受马周、刘洎推荐入仕，算来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因此之故，李义府一向极为留心朝中动态，探知长孙无忌有意将他贬出长安，到偏远的剑南做壁州司马，顿时慌了手脚。好友王德俭替他出主意说：“武昭仪甚承恩宠，皇上本有意立她为后，只是担心宰相阻挠，你若能挺身而出，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说不定可以转祸为福。”李义府深以为然，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一旦出京便将难有翻身之日。当下飞速写好，趁王德俭在宫中当值之日，深夜叩阁，直达天听，恳请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深夜之中，当然没有朝臣阻碍，表章立即送到李治手里。正为立后事得不到群臣支持而烦恼的李治，见了真是大喜过望，立即传召李义府，并赐珠一斗，留任原职。长孙无忌贬他出京的诏书都已经在中书拟好，正要转送门下省，皇帝留任的圣旨已经到了，诏书顿时发不出去，徒唤奈何。隔日，武昭仪亲自派人登门慰问。不久更将他升职为中书侍郎，为仅次于中书令的副长官。对于李义府而言，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也打破了李治的重重顾忌，武昭仪更是大受鼓舞，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朝中还有支持他们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李义府是第一个提出废后事宜的人，也是第一个鲜明表态支持武昭仪的朝官，他职位的不降反升，无疑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让所有在现行体制下郁郁不得志的官僚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他们指明了上位的途径。这是李治第一次违犯长孙无忌的意愿提拔长孙要贬斥的官吏，虽然诏书未曾送达门下，上呈李治处理，从而避免了一场面对面驳回重议的尴尬，但宦海浮沉的老手们都能感觉得出这对君臣已有了裂痕，皇帝不再对长孙无忌言听计从了。李义府的升迁，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荡起了层层涟漪，首先波及的便是许敬宗。那位给李义府出主意让他深夜递表的狗头军师王德俭，正是许敬宗的亲外甥。我甚至怀疑，也许本来是老于世故的许敬宗察觉到了这一点，却不想轻举妄动，于是让李义府去投石问路了。

许敬宗的仕途比李义府还惨，早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才名满天下的他就已经入选秦府十八学士了，三十年过去居然还在原地踏步，继续编写永远写不完的国史，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这下总算看到机会，忙不迭地表忠心支持立武昭仪为后，四处奔走宣言：“田舍翁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当今天子！”其实这话说得十分不雅，居然把堂堂九五之尊的大唐皇帝比作喜新厌旧的老农民，真是岂有此理。许敬宗也算饱读诗书，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破比喻，但只要是赞成易后，李治听了也觉顺耳，当下又升他为礼部尚书。这样明显的暗示，就算是瞎子也明白皇帝的心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是最早的一批，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可以说是为她打江山的第一批功臣，后来被武后视为有“翊赞之功”,武周朝多次重赏加封，并惠及子孙，足见感念之深。受后宫之战的启发，武昭仪将这一批人物网罗麾下，组织成严密的情报网，触角于是从内宫延伸到外朝，连成一片，互为表里，便于及时掌握信息并做出反应。武昭仪坐镇宫中，总揽全局，随时留意最新进展并报知李治。这个情报网的严密与高效，是其最后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支持者中，许敬宗最为资深，又是李治东宫旧属，深受信任，当下便受命去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再去登门拜访长孙无忌，望他通融赞成废后。

从这里来看，李治对于舅父始终是心存忌惮的，然而关陇贵族的骄傲，两朝重臣的身份，以及一直以来的一帆风顺，长孙无忌仍然不愿意松口。李治花心思收买几个中下级官吏改变不了这一点。皇帝亲自登门都一无所获，许敬宗能得到什么？一通好骂。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出马，同样不给面子。皇帝肝火渐渐升起，恼恨舅父太以过分，长孙无忌也没有想通一向温顺的小外甥怎么会不听话到了这个程度。皇帝的坚持，国舅的固执，君臣矛盾越演越烈，逐渐从幕后搬到了台前。皇帝欲立武昭仪为后，已是尽人皆知，而长孙无忌的反对，也是明明白白，一个是“春秋鼎盛，声溢震方”的年轻天子，一个是受命辅弼权倾朝野的托孤重臣，满朝文武各自眼尖尖站好队，只待风暴来临之际能够找到方向。君臣对决眼见得已如箭在弦势不可免，最后摊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安政坛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那种大变将临的疑惧和不安，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长安令裴行俭忍不住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认为如立武昭仪为后，国家祸患必由此而始。武昭仪的情报网迅速做出反应，先是袁公瑜打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密告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又飞速传到了李治耳中。李治暂时拿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莫可奈何，一口鸟气全出在了裴行俭头上，立即下旨将其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西州都督府地处西域边陲，这是皇帝再次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任免官吏，裴行俭也是第一个因为反对立武昭仪为后而遭贬的京官，不料这一去就造就了大唐一代名将的产生。裴行俭文武双全，纵横西域，从未败过，代表着大唐文人用兵的最高水准，并为大唐培养了王方翼、程务挺等诸多名将，他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也因为他是最早被逐出京城的反对派吧，这也让他幸运地避过了君臣交锋最激烈的对决，从而逃过了之后接二连三血腥的大清洗。后来被贬出京的人士，无不杀身殒命，家破人亡。裴行俭这个最初的失意者，却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塞翁失马，祸福相倚，古中国的这一智慧哲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又一次的得以印证。李治一旨贬黜裴行俭，再也按捺不住，遂于永徽六年九月，正式提出了易后之议，君臣之最后对决终于开始了，政坛的飓风也随之而刮起！

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政局及核心人物。大唐实行群相制，易后前夕共有宰相七名，分别为：

1、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北魏皇族后人，父亲为隋代著名外交家长孙晟，母亲也出自高门大阀渤海高氏，关陇门阀领袖。与太宗相知莫逆，一手将李治捧上皇位。李治登基之后，长孙无忌因兼具顾命大臣吉国舅双重身份，权倾朝野，唯与军方关系一向疏远，且为当时三大名将李道宗、薛万彻之死负有直接责任。执政多年，缔造了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却也树下政敌无数。

2、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初唐名将，军方领袖。起自山东寒门，少年时即已名扬天下，即《说唐》中的徐茂公是也。李勣向有“纯臣”之名，玄武门事件中恪守军人职业道德，拒不介入皇室内斗。贞观末期随着李靖的隐退、侯君集谋反被诛，李勣俨然已成为大唐首席将领。更因原为李治东宫旧属，太宗对其着意栽培，既是弥补长孙无忌不善军事的弱点，也是作为一种分权和制衡。高宗登基后，李勣为避免与长孙无忌直接抵触，坚拒尚书省左仆射之位，远离政治漩涡，高阳公主谋反案后，李治以之接替吴王恪拜为司空作为拉拢，推重之心，溢于言表。

3、 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

出身鲜卑贵族，其先祖于谨，与李唐皇室祖先李虎同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家世十分显赫。本人文章德行冠于天下，高祖时便对他甚加礼遇，贞观时为太子承乾之师，因屡屡直言诤谏触怒太子，遣刺客刺杀于志宁。当时于志宁正在守丧，其孝行与品格竟连刺客也为之感动，下不了手，于志宁这才逃过一劫。因此太子谋反案发后，原东宫旧属均获罪被贬，唯有于志宁仍然深被信任，又被派去做李治的老师。于志宁是个老实人，真正的至诚君子，持身谨慎，一直力图远离政治是非，然德高望重，世所同钦，永徽时除继续担任宰相之外，更再拜为太子忠的老师。

4、 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

先祖为南朝衣冠，父亲褚亮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贞观时渐受重用，官至中书令，与长孙无忌一同受命辅政，颇有权势。褚遂良于贞观后期即已投效无忌，合力将李治推上皇位，其间也少不了有些小动作，对于拥护承乾及李泰的大臣有所打压，刘洎之死即与他有关。

5、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

旧隋名将来护儿之子，江都政变时炀帝被弑，来氏家族阖家殉难，来济成为唯一遗孤。来济并非关陇贵族集团成员，而是以原李治东宫旧属的身份被起用，直言敢谏，文名传于天下。

6、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

出身山东著姓、四大望族之首的博陵崔氏（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崔敦礼高祖时便已入仕，精善辞令，长于外交，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后接替为中书令，当时年事已高，屡次请求退休，处于半隐退状态。

7、 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

关陇贵胄，与长孙无忌及李唐皇室均有间接婚姻关系，新近提拔为门下省最高长官。

虽然从家世和背景来看，这些人多出生于高门士族，但和长孙无忌真正说得上同气连枝的，主要也就是褚遂良和韩瑗二人，只是因无忌同时兼具外戚与顾命大臣的身份，无形中成为众人领袖罢了。

这日朝罢，按规矩宰相在退朝之后当齐集门下省之政事堂商议国事，是为政事堂体制。忽闻皇帝宣召宰相入内殿议事，然而宰相七人，仅有四人被宣召，是为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省左右仆射于志宁及褚遂良，而近期提拔的韩瑗、来济及崔敦礼三人均未获召见。事有蹊跷，人人心中俱有所感：“今日之召，多为中宫。”——该来的终于来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然而事情到了眼前，仍不免让人感到紧张。“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有人提议。

褚遂良考虑了一下，道：“太尉贵为国舅，如触怒皇上岂非让皇上蒙上不敬尊长之名？不可。”

又有人提议说：“英公李勣素为皇上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称：“司空为国之元勋，不可让皇上负上降罪功臣之名。遂良躬奉遗诏。若不尽其愚诚。何以下见先帝。”表示自己将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首先劝阻皇帝了。[3]

这样的交谈，无疑是在事先串联以求达到共同劝阻皇帝废立的共识，要求英公李勣首先进言，则是明着试探李勣的态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勣当即决定称疾不入，避免在关键场合公开表态。他既不愿意帮助群相给皇帝施压，也不愿意当众和同僚翻脸，回避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其余三人步入内殿，皇帝沉默良久，顾望长孙无忌道：“莫大之罪，绝嗣为重。皇后无嗣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

褚遂良即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孝道的大帽子压下来，谈话顿时无法继续。不欢而散。

李治不甘心，第二日，旧事重提。这回褚遂良干脆把武昭仪的背景全部抖了出来：“陛下必别立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使万世之后，何以称传此事？”

武氏原为先帝侍妾，高宗以之为妃，已是子夺父妾，行同乱伦。这个事实虽然尽人皆知，却绝少有人敢当面说出来。而今到了废立皇后的生死关头，褚遂良突然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大出高宗的意外。

光天化日之下，自己的隐私突然被赤裸裸地形诸口舌，公诸于众，“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一字字如箭刺心，凌厉尖刻，惟其说的是事实，更让当事人觉得情何以堪。

褚遂良犹未住口，续道：“陛下倘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

此次以孝道责备皇帝，已经不像昨日那样仅仅是遗弃王皇后，有负先帝嘱托，而是直斥皇帝子夺父妾，乱伦通奸，给先帝戴绿帽子了。纵然他是顾命大臣的身份，说出这话也可说是大胆已极了。

皇帝一口气还没喘过来，褚遂良已经先把朝笏放到地上：“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 表示自己誓死也要忠于职守不负所托的决心，说罢频频叩头出血。题外话一句，褚遂良对于太宗倒可以说是竭尽忠诚，相当依恋的，太宗曾谓：“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李治此刻听来，只觉愤慨，怎么你对老爸就是小鸟依人，对我就是老树盘根？难道他是皇帝，我不是皇帝？骂得那样痛快，皇帝还没有发作，他倒先寻死觅活起来，一腔怒火，哪里还按捺得住！当下命令殿前武士将褚遂良拖出殿外。

刺目的鲜血，盛怒的皇帝，气氛紧张得如绷紧的弦，快要断裂开来，突闻珠帘之后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何不扑杀此獠！”

赫然竟是武昭仪！

她当时也不过就是个普通嫔妃罢了，竟然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不仅偷听，而且公然发作出声要求惩办顾命大臣！群臣震惊过度，一时反倒说不出话来。

平心而论，武氏这一生很少有这么失态的时候，当是褚遂良先鄙薄她出身寒门，接着揭露她曾事二夫的隐私，让她太以难堪，激怒之下终于不克自制吧。

原本紧张得让人喘不起来的局势，被武昭仪这么横插一脚，顿时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尴尬。长孙无忌毕竟久经风浪，当下道：“褚遂良曾受先帝遗命辅政，不可加罪。”

此次激烈程度比昨日尤甚，先是褚遂良指责皇帝乱伦，天颜震怒喝令拉出，顾命大臣血染金殿，武昭仪帘外发难，君臣针锋相对，态势逐步升级，亲眼目睹这一场龙争虎斗互不相让直至最后彗星撞地球一幕的两朝老臣于志宁，吓得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举朝惊骇。与长孙无忌荣枯与共的韩瑗当即入奏：“皇后是陛下在籓府时先帝所娶，今无愆过，欲行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惕然？且国家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大计，无以臣愚，不垂采察。”[4]这是重弹太宗亲为择妇的老调，加以废立为取乱之道，可是皇帝要的就是四海之士惕然心惊的效果，重塑天子威严，哪里肯听？次日韩瑗再度切谏，感情更加悲切，说到激动之处，潸然泪下，悲不自胜。皇帝大怒，促令引出。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以皇后母仪万国，左右善恶，事关重大为由，援引妲己倾覆殷商，褒姒毁灭周室为例，直斥武昭仪必为亡国祸水，不堪为后。与关陇集团素无瓜葛的中书令来济也上表声援，纵论古今，大谈家世背景之重要，汉成帝以出身微贱的赵飞燕为后，如何使得皇统亡绝，社稷倾沦云云，总之以出身背景两皆尴尬的武昭仪为后就是不行。

这些话虽已重复过多次，高宗早已听得耳朵生茧，再不新鲜，可是立后之事竟然牵动那么多宰相，态度又都是如此坚决，高宗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七名宰相除了李勣尚未正式表态之外，无一持赞成态度，激烈反对的倒是大有人在。而他们多出生士族，无论家世背景，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力。而武昭仪虽然新近也招揽了一批支持者，但都是中下层官吏，资历最老的也不过就是有“无行文人”之称的许敬宗而已，他的礼部尚书还是刚提上去的。要依靠这些人力拼整个宰相集团，显然不现实。他们的富贵都是高宗给的，而高宗自己的皇位都是长孙无忌给帮忙捂热的，只此一端，高下立见。高宗烦闷之下，轻车登门，密访李勣。“朕欲立武昭仪为后，然顾命大臣皆以为不可，”皇帝吐出一肚子苦水，是倾诉也是试探，“现在只能停止。”李勣微笑，笑容中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以他一贯含蓄的口吻回答：“此为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5]作为军方代表的李勣这样一说，无疑是暗示高宗自可随心所欲，不必有太多顾忌。对于高宗来说，这句话真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露，精神为之一振，扰攘多时的皇后废立之事，至此一锤定音。——“上意遂决。”

对于李勣这一举动，历来颇多猜测，有认为他因太宗临终前的贬官举动暗含杀机感觉寒心，故此在大唐社稷面临危机之际采取了袖手旁观冷漠以对的做法，然而细细考究便可知此说颇为牵强，大有事后诸葛亮之嫌。毕竟，武氏当时不过是个宠妃罢了，后来能走那么远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开天辟地以来什么时候出过女皇帝呢？而当时有震主之威权势侵凌天子的，并不是曲意承欢的武昭仪，恰恰正是直言厉色反对废后的托孤大臣们。如果李治自己是有才能的，那么很显然他借皇后废立事件开始巧妙地摆脱被老臣控制的情况，意欲有所作为，难道不好么？如果他本人昏庸无能，那么被权臣挟制和被内宠玩弄又有什么不同呢？这至少是个改变的机会吧！王皇后本人并不是一个贤能出众的聪明女人，况且没有子息，何足为惜。

值得注意的是，受命保护王皇后和长孙无忌的，是褚遂良而不是李勣。从太宗的临终安排倒是可以看出他是以长孙为辅政，以李勣为制衡了。李勣是否另有遗命在身，这里暂且不论，但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和褚遂良不同。而终高宗之世，李勣这个军政大保镖的任务，也算功德完满，这不仅表现在皇后废立事件中，给予李治以军方的承诺和支持，也表现在日后李义府触怒高宗时，李勣作为唯一监审的朝中重臣，判处李义府以长流岭外的无期徒刑，累及家属，虽遇大赦而不得放还，最后愤激而死。这也难怪日后武后临朝称制，何以会激起李勣之孙徐敬业的反抗，而武后又何以会罪及英公尸骨了。

除了以上为公的原因，从个人上来讲，不过问皇家是非向来是李勣坚守的原则，玄武门事件即持中立态度。而他跟长孙无忌的关系，素来疏远，真要说起来，长孙一手炮制了名将李道宗和薛万彻之死，跟这二位有袍泽之谊的李勣未必不怀有戒心，又怎么能期待他会像一直和长孙合作愉快的褚遂良那般支持长孙无忌呢！

总之，不管他是为公也好，为私也好，作为军方领袖人物的他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说话，给了李治以万金不易的承诺，暗示长孙决不会得到军方的支持。只要军队不掌握在权臣手中，那就好办。得此一诺，李治始能放手施为，不致担心长孙无忌情急之下效霍光行废帝之事，当即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拿顾命大臣开刀了！

永徽六年十月，高宗终于下旨：“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所谓“谋行鸩毒”云云，无非欲加之罪，只是因王皇后历经劫难而未倒，在此添上最后一根稻草，而萧淑妃如何会获罪，却完全找不到迹象。唯一的解释是武昭仪忌惮她曾经受宠，又有子嗣，视之为潜在对手，务必除去，至于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令李治对淑妃如此厌恶，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道诏旨一下，足见胜负已分，大局已定，许敬宗遂联络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于是高宗再度下诏：“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道诏书也是出于许敬宗的手笔，与其说是措辞如何巧妙，用典如何精致，毋宁说是一通挟嫌含怨的回应之词，字字句句，皆是针对众宰相反对武后的言辞。既鄙薄武氏出身寒微，便开篇即声称她为名门闺秀勋贵之后，既指责她曾事二夫不堪为后，便回应这是先帝自己的安排，亲自送给儿子做礼物的。这类册后诏书原本吹捧虚饰的居多，但似这般从头到尾撒谎到底，竟赫然昭告天下的，也算史无前例了。不过昭仪的性格，向来不惧人言，若是真一剑刺去她可能还害怕一下，若只是出言议论，她当你是空气。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因此册后典礼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异常隆重，让天下都看到新皇后的煊赫声势和今日风光。这种心态，李治完全可以理解，他深心之中又何尝不想穿着正式的皇帝冠冕，册立自己所爱的女人为皇后，好好地向一众反对立后的老臣示威一番？立后诏书一下，随即大赦天下，普天同庆，恭贺道喜的人络绎不绝，而武昭仪这时却出乎意料地上了一道表章，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皇帝以表章出示韩瑗和来济。

武昭仪何以会在立后大殿前夕上此表章，其用意颇可玩味。有指她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故示大度，表示自己确有母仪天下的胸襟和雅量，其实不然。若武昭仪果有此心，她应该要求的是宽恕二人谏阻立后之举，却无端端的把庭争宸妃的往事提出来，“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 既然这件事情那么困难，他们也算忠心为国了，当赏。”）尤其语含讥讽。当日韩瑗与来济以不合制度为由，迫使武昭仪做宸妃一事搁浅，而今立后的诏书也堂而皇之的昭告天下，岂非一大讽刺！ 更是一种危险的提醒和暗示，表示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过了就会这么算了，这一点一滴，件件桩桩，都深刻地铭记在心，并没有被忘记。难怪韩瑗来济看了表章之后不喜反忧，频频要求辞职，皇帝不许。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废立皇后之争，终以朝臣的全面败北而告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回顾这场没有硝烟却意义深远的战争，深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们（可称为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吧！）是太过自信，也太轻视对手了。明知道王皇后已经因为小公主之死而失宠，王皇后舅父柳奭也因此罢相贬黜，仍然没有一点点警觉意识，严重低估了武昭仪的野心和能耐，从而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应变的状态，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其次，长孙无忌掌政多年，虽然权倾朝野，却也树敌无数，对其专权垄断心怀不满的大有人在，只是被掩盖在一片喝彩声中罢了。而无忌因为仕途的一帆风顺，逐渐冲昏了头脑，对此缺乏清醒的认知，尤其对于皇帝转变态度与自己渐行渐远无所察觉，对手握军权的李勣的立场和态度，也自始至终在状况外，直至最后决战时刻，仍然蒙在鼓里（由此也可见李勣的世故与老练），铸就了最后惨败的主因。军队既不在手，何以威慑他人？只搬孝道这类的大道理，那是只能招人烦，不能让人怕的。道理大不如拳头硬，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昔日西汉权臣霍光便是靠了军队的支持，就算毒杀许皇后，汉宣帝也只能忍气吞声，长孙无忌若有军队之助，何至于如此束手无策？不过，这也从一方面反映长孙无忌虽有私心，但对李治由始至终并无加害之意，更无篡夺李唐江山之心了，否则掌政多年，在军队上安插收买几个亲信并非难事，然而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而武氏再度入宫之后，能在短短数年间，由侍女而宠妃，最后夺嫡成功，正位中宫，除了她本身的聪明机智，以及李治对她确有真感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李治本身跟顾命大臣们便有嫌隙，一直希望能找机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否则即使李治对她宠爱有加，也很难无视那么多重臣的激烈反对，将她捧上皇后的宝座。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为讨好宠妃杀子杀女都很常见，——那不过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副产品，但为此而杀大臣却不多见，杀宰相一级重臣的更是寥寥可数，反而为了讨好大臣而宁愿娶丑女为妃为后的比比皆是，网络上流传的晚清诸妃照片可以为证^_^ 何况李治针对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朝臣，而是整个宰相团体，立后事件不久，除李勣外，其余六名宰相全部大换血，可见其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度。

因此，这场立后风波的真正主角正是李治本人，有计划地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发动的政治事件，目的在于收回帝王的权柄，只是因为政事上无隙可乘，于是转而从后宫寻求突破。而武昭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出谋划策和牵线搭桥，因天子深居九重之内，是不好动辄亲自出面拉拢官员的。不过也应该看到，在立后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李勣，并非短期内利诱以金帛功名便能打动，考虑到李勣事后依然谨守臣节，远离决策圈子，并未借机邀功，为自己谋取任何政治上的利益，因此很难说他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武昭仪合作了。

然而武昭仪的表现，仍是令人赞叹的。在李治的支持下，利用行贿、重赏和贬黜等手段，以拉拢和收编的方式，迅速组织起自己的翊赞班子，在内宫外朝均密布眼线，随时监控政敌的一举一动，甚至亲自监听君相的密谈，充分展现了她强烈的企图心和控制欲，以及灵活机动的斗争战术。她的果敢和才智，令李治对她叹服之余也更为倚重，已不再只是亲密爱人，更兼具了政治伙伴这一身份。而在立后斗争中收编的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也逐渐成为她的心腹，为她日后进一步干预朝政建立自己的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高宗李治正式册立三十一岁的武昭仪为皇后。是日，百官朝新皇后于肃仪门，开百官朝皇后之先例。司空李勣与立后斗争中持中立态度的老臣于志宁，各奉玺绶与册文于武皇后，标志着她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在这万众瞩目荣耀之极的时刻，她在想什么呢？她是否会想起从十四岁入宫起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回首当年，几番感慨，几多悲凉？她是否在总结这次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中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而倍感欣慰？或者，低回凝眸间，她也会想起早夭的长女？那一抹大红朝服也掩不去的淡淡的血痕，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和遗憾。这些都有可能，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她已经在盘算下一步计划了吧，如何把长子弘扶上太子的宝座，令自己的后位更加稳固。沉溺在往事中顾影自怜或沾沾自喜，并非武皇后的风格，她的目光，永远是向前看的。事情也总是这样的，为了保证现有的，便必须拥有更多的。填不了的欲望，停不下的脚步，目标永远在前方。为什么不呢？欲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王尔德曾经说过：“人生有两种不幸，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为不幸。”当踌躇满志的武皇后为儿子的将来谋筹规划的时候，她不会想到，日后她的弘儿将成为她争夺最高权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而此刻，终于排除万难让武昭仪带上凤冠成为皇后的李治，也不会想到，这个自己生命中最爱的女人，才是李唐王朝的真正终结者，李唐皇族最可怕的敌人。同样，时光倒流十多年，当长孙无忌最终说服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又岂会想到跟自己最贴心最温顺无害的小外甥，今日会变得如此疏远如此陌生呢？时光在走，改变所有，至亲至爱，终成对手。在危险而残酷的权力的祭坛上，所有的热爱与依恋，终究会化为阵阵轻烟，随风湮灭。

立后大典，肃穆而堂皇。成为皇后，是古中国每个女人梦想中荣耀的极致，却非武则天人生道路上的巅峰。接过李勣呈上来的皇后的玉玺，如此晶莹而温美，折射出它所代表的无上荣光。从宫妃到皇后，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她终究是走过来了。轻迂一口气，她极目远眺，看夕阳将血倾泻在长安城巍峨的宫墙上，华丽而森然，有种令人震怖的美。现在她是这里的主人。

注：[1] 通鉴的记载即是来自于实录，民间传言可见刘肃所作《大唐新语》。

[2] 《全唐文*劾李义府疏》：昔事马周，分桃见宠；後交刘洎，割袖承恩。

[3]《唐会要*忠谏》

[4]《旧唐书*韩瑗传》

[5] 通鉴谓李勣自行入见，今从唐书。

“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

呵呵，哈哈，去年回国时看到这个电视剧，当时真是想吐啊。

以前的第四章第一第二节全都独立成章了，内容也增添了不少。

李唐子孙喜欢扒灰，刘汉子孙喜欢搞基，由此可见血统传承的吓人之处。

不过，不知为何看你的武后传，让俺不舒服，原本对武则天这个人，倒没有恶感，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