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班师万日淝水边”──科大78级少年班05大聚会侧记 -- 夏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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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人物】“班师万日淝水边”──科大78级少年班05大聚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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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注】闻名遐尔的科大少年班从1978年3月（8日）创立到2005年7月（24日）已走过了一万个日日夜夜。当初的少年大学生，今天都已是人到中年。在部分同学的倡议下，78年入学的一二期少年班（因后来都是78级本科生，故统称为78级少年班）于2005年7月初重新聚会于合肥。作者从一个聚会参加者的角度记叙了此次大聚会的过程。

“班师万日淝水边”

──科大78级少年班05大聚会侧记

吴向东

一

一万天──这是什么概念？让我们相信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地球的年龄是46亿年，那么，一万天相当于宇宙年龄的5亿分之一，地球年龄的1.7亿分之一：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的时间增量。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一万天却如此之多，如此之重要。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一万天？你能有三个，但很难有完整的第四个。是啊，一万天意味着27.397年！

27年──27年前，1978年，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经过特殊的挑选，从全国20多个省份，聚拢到了合肥，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的中国，刚刚走出了十年寒冬，冰消雪溶，万物复苏，春天就要来了。我们的老校长，以其诗人的敏感，发出这样的呼唤：“科学的春天就要到了，让我们拥抱这个春天吧！”

在这样一个春天里，科学，五四运动尊为“赛先生”的西洋客人，再一次走向神坛。全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着这个神秘的殿堂，甚至在冬日的严寒中，这里也曾为我们带来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现在春天到了，它自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甚至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啊，一年的阳谋，两年的跃进，三年的饥荒，十年的动乱…我们的民族在一种非理性的狂热中已经失去了太多，我们急切需要恢复理性，我们需要理性的救治，而科学，做为理性思维的最高权威乃至标准，自然而然，成了一个时代的拯救者。

赛先生的头上现出一轮神圣的光环，当伟大领袖万岁之后，人们有什么理由不成为赛先生的信徒呢？人们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最好孩子奉献给科学呢？

一个民族的仰望和期待聚焦于科学的殿堂，十亿人的目光在急切搜索着。人们注视着殿堂内神秘的人们，人们需要新英雄，新的偶像，以便承载他们虔诚的企盼和信心。于是，人们注意到一个囊中羞涩，蜷缩在六平米陋室中终日演算的怪人，他常因过度思考而撞到树干。人们发现他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真正的英雄，他正在摘取的，是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人们也发现了一小群具有惊人才智的少年，他们虽然只有十二、三岁，却表现了超常的禀赋和智力。这不正是古之所谓“神童”吗？所不同的是，这些孩子表现的，不仅是诗才，而且还有不可思议的数学及逻辑才能。在他们的身上，人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希望总是指向未来的。他们当然属于科学，而且，他们一步入科学的殿堂，就理应成为偶像级的人物。

应该把他们聚集到一起，而且，还应该聚拢更多。最合适的地方，就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顶尖学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就有了科大少年班── 一个世人瞩目的班级，它是如此的特别，如此的耀眼，不夸张地说，全国任何地方的最聪明的孩子都会以进入这个班级为骄傲的。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这个班级的选择范围：古人形容精挑细选，是说“百里挑一”。十多亿的人口，70岁的人均寿命，当时处于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应该有八九千万，从这里，在1978年，以特别的考题和面试，挑出了一期二期一共88个孩子。这是何等量级的遴选？百万分之一！百里挑一的百里挑一的百里挑一！

这是一种足以产生核反应的纯度，而这，也正是人们所期待的。因此，在这个班级，也产生了类似核反应的压力。而他们，那些小小肩膀的主人，只是些未谙世事的孩子，最小的一位还带着红领巾。他们过早地承受了这一切──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但是，他们也因此幸运地聚集到了一起，来到合肥，带着江东父老给予的光荣，也带着少年绚丽的梦想。

二

然而，没有巨响，没有炫目的光，更没有蘑菇云。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康桥“柔波”中的“水草”，曾未卜先知，反演了这个过程。22年前，我们轻轻地走了，从科学的神坛走下，进入平凡的世界，艰难地尝试着做一个平常人。22年后，我们又轻轻地来了，再一次聚集到合肥，带着一颗平常心。当年的孩子，如今已经为人父母，人到中年。当年我们来自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今天，我们却分布于全球四个大洲。88个“神童”，留下了88行曲折的脚印，88条奇妙的轨迹。这些轨迹中的一半又一次相交于同一个地点，同一时间──这就是我们的聚会。生命真是一个奇迹！当年朝夕相处的我们，到了今天，若论原子分子，早已更新代谢，无一存留。但是，27年后，我们的记忆犹在，音容犹在，话语犹在，心灵犹在。这无法称重、测量的一切，竟然保存得如此之好，如此鲜活！心灵的一切仿佛能跨越时间，有如跨越溪流，进入某种神秘的寂静。

聚会的地点在科大东区专家楼，老校门的东侧，眼镜湖边，离当年的教学主楼（如今称为教学一楼的）只有百步之遥。

王永来了，先于我们所有人，时间不可考，这些天他进进出出，已不知从何算起。王永在科大，他是这次聚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整个活动中最辛苦的人。近水楼台，他既帮我们看守老窝，所以也最先忙活，连他的夫人也来帮忙。会议的主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日程安排、联系会场、制作礼品、雕塑设计、邮件往来…林林总总，都是他的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席不暇暖，脚不着地。会务繁杂，连王教授的学生们也不得闲，迎来送往，登记带路、灯光音响…真是忙坏了这帮年轻的硕士博士们。杀鸡牛刀，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师弟师妹们倒是任劳任怨。

先来的人中还有谢彦波和周逸峰，他们也在科大，谢彦波在四系，周逸峰在八系。谢彦波是我们的小老弟，在一期的入学登记册上，有五六个孩子的后面标了一个“团”字，唯独谢彦波的后面标着“少”，那意思不是少年班，而是少先队！今天的谢彦波已经当爸爸了，又是教授，样子比当年老成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小，偶尔楞你一眼，让你一下想起当年挂着红领巾的眼神。他这两天挺忙，等他一抽出空来，就赶紧找王永，等待分配任务。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接人：林承典和刘剑岚要到了。我们中最小的弟兄也要尽一份地主之谊。

周逸峰是大堂总指挥，兼管票务和游览。这个当年的腼腆娃娃站在签到台和总台之间，往来协调，调兵遣将，很有点样子。周逸峰说，他恐怕是我们同学中最稳定的，从毕业起，除了出去念书的时间，他一直在同一个实验室，从硕士生一直做到实验室老板。周逸峰的研究方向是视神经，包括弱视、斜视和视神经衰老。

不一会儿，运筹帷幄的人来了：那就是清华紫光的郭总裁，郭元林同志。虽然没看见正式下文，郭元林显然是这次聚会的总指挥，为了保证会议的基本运力，郭总甚至在合肥本地调来了一部宝马车。和当年参加数学竞赛的那个山西娃相比，郭元林深沉了许多。商场上的风风雨雨在他的脸上似乎也留下了痕迹：两个眼睛意味深长地眯缝着，嘴角不无深意地往上一瞥，似笑非笑，任何人看到这样的表情都得琢磨半天。也许是在北京呆久了，郭元林带上了明显的京腔，也学会了那种地道的北京幽默，只要桌上没摆醋，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个老北京呢！

彭兴还是一个活雷锋──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是那么地道的一个东北人──虽然他已经搬到珠海住了很久。稍有变化的地方是头发，有些花白，但挺匀称。彭兴是这次会议的后勤部长，专门负责调车、买单和收钱。彭兴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后勤，最后一天晚饭，他拿了张单子，一个一个同学问过去，落实离开的时间，再琢磨能不能调车。在外地同学中，他最后一批走，掩护大部队撤退。他带来的Canon相机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它的个头儿足有通常专业相机的两倍！太专业了。我心说这哥们儿是不是改行做摄影了？一打听，原来，彭兴在珠海佳能，就是生产相机的地儿，种瓜得瓜，能不专业嘛？

汪老师是29号到的。做为一期二期少年班的班主任，汪老师是这次聚会的倡导者，她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纽带。八十多号人，谁都有可能把个把同学忘了，但是，就算我们忘掉了自己的同桌，我想每个少年班的孩子都不会忘记敬爱的班主任汪惠迪老师。直到今天，只要我闭上眼睛，回到当年的记忆中，我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汪老师说话时的表情甚至手势，她的声音曾经给了我那样的安慰，以至于到了今天，我还是把它与妈妈的声音放到一起的。是啊，那时的我们多小啊！那么早就离开了父母，虽然自己没有察觉，但幼小的心灵自然而然地就会寻求母爱。汪老师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好的班主任，她的角色与其说是老师，不如说是母亲。面对这样一群早慧而敏感的孩子，她以一种本能的母爱温暖着我们，象一个妈妈一样，关心着我们中的每一个。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才逐渐理解：其实，老师和老师的本质区别，并不在知识，乃是在爱心。等我当了父亲，以父亲的眼光注视着每一个孩子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汪老师对我们的爱，一种无私、无条件的爱。这种无私的爱曾经怎样地温暖着我们！这种无条件的爱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又是何等重要！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一袋奶粉，就在少年班，汪老师送我的，说是让我注意营养。我平生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表达，只记得自己好像很乖很乖地点了点头。我的词汇无法描述这件事的影响，这么小的事，汪老师自己也许都忘记了，但是，它是如此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到今天，它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汪老师有点老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些许印记，也刻上了更多的慈祥。我本以为，22年后，我见到了汪老师，会说许多的话，但等我真的站在汪老师面前，我才发现语言原来是如此无力，甚至多余。第二天晚饭时，我去给汪老师敬酒，受李剑芒的委托，我代表李剑芒，当然还有我自己，给汪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三

七月的合肥是炎热的。南七、金寨路、机研所，名字都记得，但景观已然大变，南七的电影院、照相馆都没了踪迹，只有偶然映入眼帘的一两座老房子使人依稀想起当年。科大的校园现在玩的是四国大战：当年我们生活其中的校园被称为东区，四系住过的银行干校称为北区，安大的对面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西区，王永和周逸峰的实验室都在那里，还有一个我至今未曾去过的南区，好像是合并了烟草学院。在东区，当年我们背着书包进进出出的大门已经关闭，科大的正门如今直接开向金寨路，地方毗邻足球场，当年，李剑芒在这里负过伤，撞着了膝盖的半月板。去南七的那个门还开着，那条熟悉的小路直通四牌楼，四牌楼还是老样子，四四方方，老实得像火柴盒，只是外面的松树长粗了许多。抬眼看着那熟悉的楼板和窗子，我想起了中国队赢球的那个夜晚，大伙儿从窗户探身敲着破盆，烧着了扫帚往下乱扔。152楼一楼教室，二期少年班的家。记得当年我好像是最后一个到的，就从这走廊转进去。宁夏招办的人一糊涂，把我的录取通知书忘在抽屉底下了，要不是科大还惦着我，打了个电报（那意思可能是你小子怎么这么牛，连少年班都不来？）我可能就若无其事上高中去了。拎着两个帆布包，15岁的我自个儿坐火车走了5000里地，到合肥，上对了一路车却下错了站，最后由一个好心的女老师领着，找到152楼，走进这间教室，终于混进革命队伍。就是在这间教室，史济怀老师让我们领略的数学之美，也领略了难题之难。记得有一次小测验，我居然才得了55分，从小得惯了100分的我哪受得了这个？下了课围着那几颗小松树转来转去，眼泪差点掉下来！就是在这间教室，安大的语文老师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给我们念古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幽幽，肠断白萍洲”，还有：“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蔬影里，吹笛到天明。”…

从四牌楼到图书馆的路是主路，水泥路面已经翻新，铺上了平整的变性沥青，路两边还是那熟悉的法国梧桐，花白树干舒展着，枝叶在路的上空交叠，象细心的老朋友，默默地替你遮挡阳光。蝉鸣如织，好风如扇，一阵湿润的空气吹来，你猛然间闻到了当年的气息，不由得深深吸了口气。空气中似乎缺了点什么？哦，是歌声，当年的高音喇叭早以拆除，“迎接着永恒的东风”也不再伴随我们自习、吃饭的脚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幽深的宁静，一种更益于回忆与思考的沉默。图书馆还在那里，但书大都搬到了西区的新馆。这里曾是我们的自修之地，每学期我都要从里面借四五十本书，我曾在这里读到双膝冻僵，半天无法站起；我也曾在这里读到心如刀绞，痛哭失声。主楼的外墙经过了装修，颜色已经不是红砖的本色，但样子还认得出来。著名的101、102教室还在那里。成排的老梧桐默默环绕着老楼，通往老校门的路现在成了幽径，看起来比记忆中长了许多。眼镜湖匀称地分布在路的两侧，今年的荷叶长得特别高，也特别翠绿，正所谓“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我到专家楼的时候是30日中午，先我而来的同学有郭元林、林承典、刘剑岚，王化军、秦禄昌、赵卫平，我刚在门口琢磨着怎么登记，那边台阶上下来三位，冲我直招手，仔细一看，是林谦、翁征宇和刘军，显然他们到得也比我早。王化军和秦禄昌下午各有一个报告，估计现在在准备着呢！刘军说他又不在广州了，搬北京了，这是个新情况，我怎么不知道呢？一问，是不久前的事。在同学中，刘军的样子是变得比较多的，也许是因为去了几次以色列，他的发型很酷，体形也与时俱进，遂跟保守的当年拉开了距离。还好我跟他常见面，不会认错。翁征宇变得更加文雅了，一看你就会把他归入教授的范畴，一般不会错的。我猜对了：他在清华当特聘教授。林谦还是那么谦和，腼腆，而且似乎还保持着当年的几分白净。他也在清华当教授。看来名字对人还是有影响的，以后起名要注点儿意。不过，我不能说我一下就认出了他，因为我第一眼先看到了胸牌，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林谦。见到赵卫平，我忽然有点不自然，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好像我们当年没说过话！于是我开始检索，看看记忆中有没有跟我们班女生说话的印象，结果一片空白（奇怪，理论上说，我应该跟秋岫说过话，因为她是四系的）──太夸张了！当年的金童玉女，原来隔了这么深的楚河汉界！比起当年那个秀气的小丫头，赵卫平成熟了许多，显然是因为当了妈妈，她的身上多了几分安祥、婉约，不过，她的笑貌和声音还是一下子让你想起当年。赵卫平这回把儿子带来了，小家伙已经十三了，很帅，而且很乖，令行禁止，随遇而安，不像国内的小崽子们，闹翻天。后来我发现，小家伙国语讲得不错，而且很会照顾自己。刘剑兰和林承典是一期的，我不熟，一来二去，结果发现林承典是泉州人，那就是我的福建老乡喽！多好！

王建农来了，后来我们屋的人都叫他子农。子农从太原来，我从福州来，两人几乎同时到的合肥，联络了半天，我还以为他会先我而至，没承想他迟了，想来是走了弯路，这不奇怪。子农的母语优势特别强，当年我刚来少年班的时候就发现了，现在依然如故：他得费半天劲才能把他浓重的山西话调整到勉强让我们听懂。在科大，子农的各种离奇故事和幽默非常有名，比如，据传说，他曾往麦乳精里加醋；还有更绝的：他跳高的时候，一只脚没着地，另一只脚就愣不往起抬！不过，任何人，如果仅从表面判断子农，一定会犯大错。老话讲：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碰到这么愚拙的一位，你可千万别自作聪明。

午饭吃得差不多了，又一拨大部队到了：陈武、李宇澄、皮洪、袁卡佳、章明、周曙东。这可是主力，一个二个威风八面，气宇轩昂，往总台大厅这么一亮相：帅呆了！依我看，最帅的是卡佳，他本来就人高马大，背挺腰直，近来又改进了一点吨位，穿上一件湖兰色的T恤，眉宇间再加上一份那种几十年才能磨练出来的深沉和自信，实在是大将风度！卡佳一直在读理论物理，读博时做的是超弦，后来转行做金融模型，钱挣得会多，但我觉得大材小用了。周曙东我认不出来了。这位当年江苏省数学竞赛的冠军，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白白净净、文文雅雅的小男生，好家伙，现在站我面前这位：身着SUN公司前卫色彩的T恤衫，满脸络鳃胡子，修得十分平整，再来一副阿兰•德隆式的墨镜，你想让我说什么？真没得说！──酷。毕业后，周曙东去了紫台，专门琢磨恒星的形成，到了美国，又琢磨起Unix了，他在SUN公司多年，负责Solaries核心代码的维护和升级。这点活儿，周曙东一定游刃有余，你想想：以琢磨恒星的脑壳琢磨Unix，这Unix是不是浅了点儿？

皮洪和卡佳是街坊，上班都在纽约，家都在新泽西。当然，人家美国人说街坊跟国内不是一个概念，不一定抬腿就到，保不准还得开个十来分钟。反正他们住得近，他们的儿子甚至也是同学，在一个班里念书。当年的皮洪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孩子，现在也这样，所不同的是无意间不时流露的幽默。我印象最深的是皮洪的眼神，我不了解他的经历，但我知道：只有经历过大事甚至大痛苦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眼神。章明胖了，但样子没变，我只在他出国前到电子所看过他，比起那时，我觉得章明多了几分洒脱。章明没有离开他的本行，他在华盛顿州一家移动运营商做微波通讯，主官技术部门。陈武好认，嘻嘻哈哈，眼睛老是意味深长地盯着你，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想当年他就是这个坏样儿，只是比现在嫩点儿。陈武是湖北人，非常聪明，毕业后先分到武汉，又去了英国，目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做教授，做GPS（卫星定位），可能算是测绘这个行当。用这哥们儿自己的话说：“我小时候爱划地图（在床上），现在还是在划地图！”这意思，是不是他已经人尽其材、心想事成了？

李宇澄是一期的，非常有名，但我在学校没认住。这回算是认下了。这哥们儿相貌儒雅，谈吐不俗，现在是一个正在创业的海龟，在北京。听说我是自己创业的，他还向我致敬。其实有啥可致敬的？自己做公司可是个苦事儿，我太太现在还说我应该去打工呢！

下午的两个讲座同时进行：秦禄昌教授在东区讲纳米管的电子衍射成像，王化军教授在西区讲生物信息学。我们只能就近，到东区微尺度中心大楼去听听。因为等王永，我们去晚了，到的时候秦禄昌已经在致谢了，我们只听了个现场问答，提问的不少，秦禄昌的答话和蔼可亲，清晰明了。秦禄昌在北卡，他的TEAM在用透射电镜分析纳米材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秦禄昌的样子变化不大，只是尺寸大了一号，头发白了许多，看来这个纳米材料比较伤脑筋。微尺度中心是“合肥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的所在地，非常漂亮，讲座大厅是我们那时不可想象的。

顾此失彼，我们听了秦禄昌的，就听不到王化军的，只有份儿跟着王永去西区接人。车到了信息学院的楼下，报告主持人已经把王化军送到大门口了，我们赶紧请专家上车。生物信息？我一下有点阴差阳错的感觉，我记得王化军可是我们四系的呀！一问，王化军一脸认真地反问：“毕业以后我不是去生物物理所了吗？”──可不？去北京的时候，我还去那里看过他呢！生物－物理，多合逻辑呀！感情这生物物理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物理系的天才转运到生物系啊？瞧把他们美的！

四

同学们是逐渐汇齐的，就象是一个雪球，从一个小小的核心开始，越滚越大。30号晚上的计划是在科大门口的“江南春”，先吃饭，后活动。组委会非常认真，午饭的时候，就指派了三个人，提前一个小时点晚上的菜。女同学们自个儿聚会去了，本想着两桌够了，结果，又有一哨人马赶到，是刘新平、蒋大鹏、彭兴、罗明以及裴益川夫妇，他们分别从无锡、上海开车过来。上海一路早晨九点就出发了，我们本以为他们下午三四点就该到了，没想到一直到傍晚！我问彭兴是不是堵车了？他说不是，他们花了三个多小时，拐到南京去吃小龙虾（一种硬壳的河虾，最近很流行）！这不？还给我们带来了好多。每桌一大盘，箱子里还有。不亦乐乎。

（后来，我听本地人说：合肥的小龙虾才是全国最好的！可惜知道晚了。）

我看到蒋大鹏就想起东北，一问，可不，在长春，光机所。什么时候开始？八几年就在。八九年的时候我去过长春，就住在光机所，为了燃料激光器的事。你说这是什么事儿？我就住在他的老窝里，他居然毫无察觉！我也好不了多少。何况，当时光机所所还有一个784的刘镇江。遇而未见，擦肩而过。看来大家还真得多联系。

裴益川的面相根本没变，但他整齐的头发和考究的眼镜把我唬住了，我看了半天，终于赶在他跟我握手之前，把他的名字调出来了。裴益川的太太我第一次见，叫张丽，个儿挺高，挺漂亮。这两口子看上去关系不错，俩人老是手拉着手，形影不离，而且，裴太太总是习惯于以一种又欣赏又崇拜的眼神望着裴益川，那场面真让我感动！

刘新平一到就走马上任：根据其特长，他被委任为娱乐活动的负责人。经过现场勘查，发现“江南春”已经没有足够大的屋子容纳我们了。于是我们战略转移，到专家楼会议室。大家围坐一圈，边聊边等，守株待兔。根据计划，还有好几位同学今晚到。已经到的，每人胸前上挂一塑料牌，正面印着各人的名字、学号，反面是会议日程。名字很大，老远就能看见，于是有新的人进来时，我们就故意把牌子翻过来，免得他作弊。到一位，就认一圈，好多人都是二十多年没见了，要认全了还真不容易。来的越晚，要认的人越多。认人的，往往晕天黑地，张冠李戴，被认的，连催带唬，亦假亦真。太开心了！真是难得的娱乐方式。

晚上到了八位：吴彦、谢?F、王海林、陈丹立、施林、王凯宁，六个同学，加上王凯宁的太太唐鹰，还有小王凯宁，叫王开文。开文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个头已经超过了王凯宁；唐鹰我第一次见，但久仰大名，可能是姚进老提起。认人方面，表现最好的，应该是王凯宁，在场的，除了我以外，他全给认出来了。我这里，他也解出了一半：“吴……”，吴了好几回，愣没想起来──谁让我这姓是个否定的意思呢？我试着让他回忆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的谈话，当时在应用数学所，姚进那里，我印象很深，是在谈小说，王凯宁告诉我：他笔下的人物往往让他大吃一惊──这个家伙怎么会这样做呢？（显然偏离了作者的意图）。“是性格决定的”，王凯宁还给我解释呢，“我都拿他没办法…”。提示了这么多细节，凯宁还是没想起向东二字，看来，这老兄的潜意识对我的朝向有意见了。

认人认得困难的，是施林和谢?F。施林是一期的，看见二期的当然犯怵。谢?F是当年少年班第一个出国的，跟大伙儿呆得时间太短。别看时间短，感情可深！谢?F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临去瑞典前和王永几个在眼镜湖畔散步的情形。“依依不舍”，老谢解释说，北欧风格的眼睛透过镜片认真地看着我。谢?F把留学瑞典称为“流放”，也难怪，十三年啊，呆在那个比德国还大却只有八百万人的角落，他确实太孤独了。谢?F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在那里呆得很稳，那儿也不去，他给我看过他新领的护照：一年多了，一个章没盖。“我把这本护照的第一次签证献给少年班了”，他严谨地笑了。

王永开始给我们派发礼品。条件是要填好信息卡，以便做一个权威的通讯录。87个人，不管来没来，每人一份：一个印有科大徽章和聚会名称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一盘CD（中央电视台关于少年班的节目）、一本科大的招生材料（在琢磨我们的革命后代呢！）还有一块纯黑的磬石，磬石的正面印有科大的徽标和名号，反面印着每一个人的名字和学号。我一打开这宝物就现一大眼：我把磬认成了磐──“磐石！”（王永非常有教养地看了我一眼，我猜的）。磬石产于安徽灵壁，古人用之做打击乐器（磬，读庆），击磬为节，歌舞载道，殷商礼乐有所谓“钟磬和鸣”：磬与钟是并列的。──果然不俗！王永心细，一边发一边还签收，最后，没来的人也分头托人捎去了（没来的注意啦）。

故知久违，自然话多。大家两两三三，或柔声细语，或大喊大叫，人多嘴杂，我也记不下来了。就记住两件事：一是大家委托我写少年班新班歌的歌词，家庭作业，自然不敢忘怀；还有就是刘新平给我们侃西藏，这老兄居然独自一人开着车从青藏线到拉萨（非常危险，车坏了会冻死人的），走到纳木措，路上结识的藏人都不行了（高山反应），刘新平居然啥事没有，好像他的体格就是专门为西藏设计的。刘新平跟我谈到了青藏线上若无其事的司机，谈到朝圣的藏人，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拜，五体投地，用一年多的时间，用身体量出几百公里，走向圣地。我没去过西藏，但我读过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与他们相比，我觉得我好渺小！”刘新平一脸严肃。

我盯了他一眼，心中一动。我清楚，这是实话。而且，“我”字后面似乎还少了个“们”。殊途同归，我不禁感叹：这老刘，别看他浪迹随心、满不在乎，道性可真不浅啊！

五

一号上午的日程是回院系参观。每个系指定一个领队的，分头行动。在少年班，二、四、六是大系，人多势众。子农告诉我，二期去四系的最多，去四系的，绝大部分又在理论物理班，有二十几口子。另外一系、八系还有几位，其它系就一两个。

王凯宁是数学系的，他估计数学系只能看到纸和笔，不好玩，于是带着夫人和孩子去了八系，参观周逸峰的实验室。实验室在西区生物大楼，这个楼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生物楼。里面有实验动物中心、P3实验室、中试车间，甚至还有一个人工气候室。周逸峰的实验室在九楼，整整一层，里面有十多个博士生、硕士生。“我是这层的老板”，他说。走廊挂了好多彩图，为数不少的工作在这里成形，变成SCI论文。这里还是中国眼科学会弱视斜视中心。大部分工作跟视觉有关，他们把老鼠、猫、猴子的脑壳钻个洞，注入某种导电液，再用银针做电极，对视神经电信号进行采样。他们观测视神经的衰老，用仪器捕捉了老猴子视神经衰老的过程，并且找出了反转这一过程的途径。王凯宁大为兴奋，传言说周逸峰研究出来了长生不老药！后来我也去了，才搞清楚这药目前只用来改善老猴子的视神经，一种受体激动剂，推而广之可能对脑神经有作用。虽然没法长生不老，但它如果能赶在二十年内做成人体用药，说不定能让老眼昏花的我们眼前一亮。

六系人口众多，王永自然成了领队。六系的接待还挺正规：信息学院党委书记亲自出面，在校的786同学全到了，正式的相互介绍后，还有专人引领参观了几个系的科研实验室和教学实验室。

王永的实验室不如周逸峰的豪华，但人气更旺：我们这位博导是个大功率的家伙，同时在读的硕士博士有近二十个！一进实验室，大厅里密密麻麻全是标准隔断，隔出几十个工位，门口还有一个值班的秘书，那气氛很象公司。王永没转行，现在还是搞自动控制。我去参观时他的大弟子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微型制冷机的减振系统，是有关航天红外探测质量的关键技术，对系统的重量、功耗、体积都有严格要求。项目分两期：第一期甲方要求降一个量级，结果他们给降了20倍，第二期的结果刚刚出来，让甲方大喜过望：王永他们居然把振动量又降了一个量级，达到了目前世界上最高水平！很牛。不过，这还不是让王永最有名的，王永在科大以两件事最有名：一是自修复，比方说月球车因某种意外突然腿瘸了，怎么知道出了什么故障，以及怎样用剩下的肢体保持姿态和功能；还有一个是种西红柿：王永当农民当然还是嫩了点儿，他只负责按照理想条件给无限生长型水培西红柿供应养料，调节栽培环境，剩下的事情由农大的教授管。你猜猜在一株西红柿苗上王永种出了多少颗标准大小的西红柿？──4000多颗！生命真是不可思议，小小一粒种籽居然蕴含着如此的潜力。可惜今年没种，要不然我们还可以一人拎上一袋西红柿，回去把家里人吓一大跳。

四系的领队是袁卡佳，谢彦波负责带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倒不是故意不联系，而是昨天阴差阳错一个也没联系上。四系从西区搬回来了，四系的新楼就在四牌楼南边，以前那个礼堂的位置。蛮漂亮的一个楼，楼厅里挂了一排院士、名家的介绍。谢彦波轻车熟路，一下子，我们就摸到了金革的办公室，看着鬼子们鱼贯而入，金教授的眼睛越睁越大：“这么多人？你们这是…”──吓了他一跳。十几个人在金革的办公室太挤，于是开了间会议室，又见到两位当年的老师，还有784的阴泽杰、汤家俊、李为民。

系主任来了。他是我们同学，774的，一看就是个随和的人。大家三三两两，各说各话，只有我和子农在听系主任说。他告诉我们四系非常稳定，专业还是五个，人数也跟原来差不多，虽然外面天翻地覆，沧桑大变，四系却还保持着传统的学术氛围。我说这很不容易，挺好。他又提到科大的自由传统，这种传统对培养人的创造性是有利的，与之相比，清华整个就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智力材料生产线。但是，主任说，科大的学生确实不会做官，这一点跟清华没法比。我说，干嘛都去做官？这倒不必，其实太聪明敏感的孩子去做官会很痛苦的。然而，我们也得反省：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科层社会中，把一种彻底自由、无差序的环境营造成孩子们学校生活的真实，是不是有点过于理想化了？孩子的成长，不仅是个人智力、知识的成长，也是人际交往、协同合作、人格角色的成长。从根本上说，学校是一个游戏的场所，游戏的优点是可以犯错误，犯了错误没有太多的成本或代价。把人际交往的环境过度理想化，虽然会使学生生活更加浪漫自在，但是，这也使他们失去了许多在人际协同方面学习和犯错误的机会。无意间，理想化的人际环境把人际交往的错误推迟了，等到进入了社会，一切都不是儿戏了，再犯这类错误，我们将承受其后果，有时，还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主任有事出去一下，在西区那边管加速器的李总赶到了，这哥们儿倒是大方，一进来想也没想，一屁股就坐在会议桌正中系主任的位置上。主任回来，发现自己位置被人占了，有点尴尬，我和子农乐不可支，李为民这才反应过来。在公司老板里，我随和是有名的，但是，如果有人开会时往我的位置上坐，我还是会在意的。──科大真是科大！太可爱了。到了这会儿，我们快走了，家俊这才发现：还没请主任给大伙儿讲话呢！于是他赶紧清清嗓子：

“大家安静！现在，我们请四系主任…”，──哈哈哈哈！…

六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稼轩这番感慨，自打我们少年时，就了然于胸。但是，当时的我们能够理解多少？恐怕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多。经历就像老茧，不磨是出不来的。人生的感悟往往来自在时间之中的亲身体会，所谓切肤之痛，所谓不可承受之轻，在这里，推理和想象不起任何作用。

我们真的早熟吗？不见得。是的，我们的智力，尤其是其中逻辑的部分，是有一些超前成长，但人是一个整体，所谓人的成熟是指整体的成熟，心智、悟性在其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且不是决定性的。其余的大部分，都要在充分的人生经验和阅历之中，在与人世间的大善大恶狭路相逢之后，逐渐体会出来。

我们聪明吗？是的，聪明。也许是因为经过了十分特殊的挑选，78少的孩子们个个可说是才高八斗，聪明绝顶。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聪明是什么呢？是智力上的清晰、快速、准确，所谓“耳聪目明”是也。但聪明的本义包含明悟、深刻、洞察与创造性吗？不见得。聪明的确是心智禀赋良好的初态，但它是一种速度，而非高度。聪明只是表层，容易看见，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区别所在。聪明的下面往往隐藏着更多的珍宝，不容易看见，但却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心智的最终成熟，如果达到某种高度，叫智慧。

如果我们在象牙塔里，如果我们只考虑学问，不进入纷繁的社会，不直面惨淡的人生，那么，我们不会成熟，也不需要成熟。这时，我们也许会满足于某种幼儿园式的幸福。但是，一旦象牙塔倒塌，或由于太过狭小而容不下我们全部，这时，许多人就会发现，我们面临真正严峻的挑战：来自生活的挑战，这挑战的第一步，简单地说，就是生存。

神童，智力的精英，本来是在对科学暂短而狂热的崇拜中，为知识的象牙塔而收集和培养的，但转瞬之间，这个社会的偶像又变成了金钱，人们对这新的偶像顶礼膜拜，亦步亦趋，无所不用其极，科学再一次沦为手段。象牙之塔倒塌了，我们中的大部分被抛向社会。在那里，我们的专业积累几乎一无所用，我们的智力优势反而成为缺陷，当年的声誉变成了过高的期待，在这新赛场上，我们非但没有领先，反而落后了。这里的价值和规则，和我们以前理解的，非但不同，往往还截然相反。

我们被迫成熟──这正我们中许多人的痛苦所在。

“却道天凉好个秋”── 一种不言而喻的痛苦，往往也是无可言喻的。今天，我们能走到这里的，大抵，已经穿越了这种痛苦。

但是，这痛苦为我们，却是一剂良药，使我们找回了曾无意中失落的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平实。痛苦迫使我们抛弃虚幻的梦想，忘掉张狂的自欺，中止对生命肆意的规划。结果，是脚踏实地，重新发现价值，回归生命本身。

痛苦促使我们成熟，痛苦促使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关注生命中更加原初、本真、有价值的东西。

七

少年班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系，拥有自己的一幢小楼。汪老师就带了我们一二两期，后来就没有再当少年班的班主任了。现在少年班的负责人是781毕业的陈卿教授，他的地盘成了我们的娘家，陈卿就是娘家主事的。陈卿身材瘦小，笑容可掬，文雅亲切，他虽然不是少年班毕业的，但对我们这些老同学非常友好，也十分客气。中午，他以少年班的名义，专门在合肥富豪大酒店请我们吃饭。陈卿还腾出少年班一楼的大教室，供我们使用，他本人也白天晚上经常陪着我们。陈卿还专门送我们每人一件印有少年班字样的白色T恤。

一号又陆续到了不少同学：方冬萍、陈雷、胡天跃、胡升、高峰、肖晨、付浩、高云霄、夏志浩。方冬萍和高云霄从美国来，她们不但把自个儿运来了，还各自带上了一对宝贝丫头，三五岁的样子，都是混血儿，好漂亮啊！还有她们金发碧眼的丈夫，让我们大开眼界。方冬萍的两个女儿还有中文名字，一个叫世良，一个叫世南。胡天跃是“海龟”，现在北大当教授；陈雷从香港过来；高峰从上海来，他从美国到上海就职，是德意志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算是另类海龟。肖晨从福州赶来，付浩从深圳赶来。这几位显然是忙人，能来很不容易。胡升、夏志浩也是不远万里才来到中国的。

雪球越滚越大，集结已近完成。

下午的纪念大会就在少年班一楼举行。投影仪在屏幕上投出一张张老照片，黑白的，有点年头了，看起来很熟悉，又有点陌生。说熟悉是因为都有印象，说陌生是感到奇怪：当年的我们就这么小？有一张是宁铂和方毅下围棋，宁铂一脸稚气，小手在棋盘上落子，那小样儿，可真谈不上老练！我不禁担心起来，问我旁边的：“谁赢了？”“当然宁铂！”哦，我放心了，可是看着还是不像。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校长给谢彦波带科大校徽，谢彦波挺胸抬头、双目直视、凝神屏气、一脸虔诚，多好的孩子！多纯洁的少年！

我心底突然涌起一种父亲的感动。

开始讲话了，汪老师先说，然后大伙每个人自报身世，一人三分钟，有几位没能到场的，也通过电话会议系统来凑热闹，汤全在乌鲁木齐，本来铁定了要来，结果临时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只好满足于高科技交流了。尹晓明本来也是说好来的，不知何故没赶到，这回也从电话里冒出来了。李剑芒老早把自己流放到了荷兰，被大伙儿忘了，等我想起他来，已经太晚。张亚勤一年前就开始安排，说是到了今年六月底要给自己安排一次对东亚各国的访问，顺带来一趟合肥。访问倒是访问了，可惜他的顶头上司比尔•盖茨前两天到了日本，要见他的副总裁，张亚勤毫无办法，只好改道东京。这不，比汤全还惨，连个打电话的空也没了。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三分钟，180秒，从毕业说起，22年，每年8.18秒，需要高度概括的叙述。这话从何说起？不是我们的聚会太短，而是我们的分手太长，这次，大家也只能满足于个人简历了。去了几系，什么专业，在哪里读硕士，在哪里读博，在哪里做博士后，在哪里工作，当过什么，什么时候结婚，几个孩子，偶尔还汇报一下：有（过）几个太太？……让人吃惊的是，这么高难度的叙述，大家讲得十分精彩。

这些，就是剑芒所期待的“success stories”？应该是，果真如此，素材太多了，可惜我无法一一转述（谁让他自个儿没来？）我们成功吗？以世俗的标准衡量，不论说官大还是钱多还是有名，两个IEEE Fellow，一个微软副总裁，一个清华紫光的总裁，一大排的教授、博导、研究员，还有行长、老总、经理、主管、专家、顶尖技术高手…甚至还出了一位高僧──我们不可谓不成功。但如果以我们自身的期许，以我们的天赋，我们达到自己心目中的光荣与梦想了么？

是的，尽管沧海桑田，世态炎凉，竞争无情，我们成功地生存下来了。成功，达到目的，我们达到目的了吗？目的？──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年过不惑的神童，到底为什么而活着？

当高峰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时，大伙儿突然沉默了。

八

明珠大酒店，合肥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之一。七月一日晚上，学校在这里正式宴请78级少年班返校的同学。郭传杰书记、侯建国副校长、鹿明副书记、汪克强秘书长，都来了。这是对少年班的特殊待遇，系里的同学聚会学校一般不请客。

郭书记讲话平实，没什么官腔，他说他不是科大毕业的，能来科大感到很荣幸；他说他碰到的很多人一见他就问两件事，一是少年班，二是方励之，现在问方励之的少了，问少年班的还很多，足见大家的关心；他说少年班是学校的金名片，是珍珠，因此要把少年班办好。鹿明就更谦虚，说起话来不像个书记，象个老大姐。她还真是个老大姐，鹿明是774的，年岁比我们大一些。她也提到了现在少年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比如孩子们不念书。

鹿明坐在我们这桌，继续关于少年班的话题，周曙东给鹿书记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解，他说科大培养的孩子只会用考虑物理世界的方式去思维，认定一件事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没有任何中间态，这一思维方式如果用到了人的世界就会出问题，因为人的思想和意识远比粒子复杂。我惊讶于他的敏锐，也加入了讨论。话题转到了教育，一下子，我们忘掉了这里是应酬的场合，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在宿舍七嘴八舌晕天黑地的辩论。我说我对现代教育从根本上表示怀疑，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在圣西门、孔德的时代在法国成形的，其样板就是巴黎高等技术学院。这一制度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一切可能挖掘和培养学生的智力才干。我说这是一种疯狂，非常危险，其根源是启蒙主义对理性的崇拜。对教育的这种态度是世界上已知的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我说教育的基本功能是社会成员的新陈代谢（继替），在这一过程中，智能和知识不是唯一的要素，甚至不是最高的要素。我们古人的教育目标就不是智者，而是君子。“教”的古义不是传授知识，而是“祀”，即在共同敬畏的基础上传播一套共有的价值观，是人格的培养。我问周曙东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周曙东知道我后面有话，点点头，意思是让我讲，我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是这样界定的：“德大于才者谓君子，才大于德着谓小人”，他的着眼点是德才的平衡，非常有道理。我说，如果按照古人的定义，现代教育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不屑于、也没有能力增进被古人称为“德”的资源，相反，还在对传统的反对和蔑视中事实上减少了这一资源，与此同时，它竭尽全力提高被教育者的“才”。这意味着什么？按照古人的观点，这一制度客观上就会变成一条专门生产“小人”的生产线！因为它破坏的，刚好是司马光最为看重的德与才的平衡。（这是多么可怕的危险，近代以来，整个世界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这代价是如此高昂，两次世界大战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越说越热闹，子农、方冬萍…一个个都卷入了讨论，周曙东甚至提到了绝对真理，方冬萍问我是否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我说我信，虽然人只能逼近却无法把握它。我还在那儿大肆强调对传统的理解和尊重。这事儿可让方冬萍记住了，后来她没事儿就点我两句，不依不饶。临行前，我跟付浩去参观她硕士导师的天文台，她还特意告诉我：她生完孩子的时候，渴得要命，美国的护士就按照通常的做法，递给她一大杯凉水，当时她根本就没有琢磨中国坐月子的传统禁忌，当场就把一大杯凉水全喝了，结果呢，啥事儿没有！──瞧瞧：她提出一个反例，是在给我上眼药咧！咱班的女生，厉害啊！这么多年了，才领教了一把。我也不敢提这喝凉水实际上是西方传统，多少人试过了，自然不会有危险，只是咧嘴一乐：喝凉水好啊！看你这俩丫头，有多漂亮！…

晚上我和子农要去买车票，就把大伙儿留在明珠娱乐了。夜色温柔，我们在合肥的街头瞎逛一通，又去凭吊了一番四系的旧址──银行干校。回到专家楼，已经十二点多了，刚想去睡觉，却听说大伙儿现在转战到了专家楼会议室，还在热闹着呢！我们进去，可不，二三十口子围坐一圈，裴益川正在那里讲“散度”，一听，是在讨论少年班的学生，这散度的意思是说兴趣导向之丰富，会延伸到各个领域。话题又转到少年班本身，为什么要办少年班？有的说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有的说它至少能够在招生时先拔头筹，陈卿指出上一期的报名人数超过三千，许多家长希望能让孩子免去高考之重负，陈武说给聪明孩子多一个选择当然好，而且跟这么多聪明孩子在一起，这对聪明孩子本身就是难得的成长环境。

我说我赞成陈武的看法，为什么要办少年班？要我说，是因为确实有那么些聪明异常的孩子，聪明异常不像常人想得那样全然是个好事，太聪明了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几乎必然导致不平衡、不适应甚至冲突。少年班的存在，实际上是要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教育。所以少年班不能办多，全国一个就够了。问题在于筛选：即如何发现真正聪明而不仅仅是能考高分的孩子。少年班存在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就是通过悉心的收集、照料和引导，把孩子过分聪明这一问题解决好。我说聪明和天才是两码事，少年班不能把自己的使命定义为培养天才，因为天才是不可培养的，如果能够培养的，那不叫天才，只是人才，人工培养的天才应该叫做智力上的人造美女，假的，没有意义。做为少年班，你不能自诩天才荟萃，只能说孩子们聪明异常。这些孩子里可能有，也可能根本没有天才，那么，少年班在这件事上能做什么呢？它无法培养天才，却有可能有利于天才存活。它能够做的是营造这样一个氛围，万一有天才出现，这一氛围能够降低天才的夭折率，使某些天才竟然存活。我说我对我能够加入这么一个班级非常自豪，因为在别的地儿你根本不可能一下子遇到这么多聪明绝顶的孩子。我说我现在根本不在意你们现在有什么头衔、获得了什么成就（实际上我连记都没记住），我对大伙儿的评价还是基于当年接触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让人无法忘怀的内在禀赋。（这一点古人很清楚。什么叫“爱物惜才”？什么叫“怜香惜玉”？那就是着眼于人本身的价值，着眼于人之所是）。是的，关键在于你是什么，而非你有什么。我说宁铂现在什么头衔也没有，但我就是佩服他：他确实聪明，我就比不了他。云游的宁铂就不是宁铂了？也许更是！我说，一个时代顶尖的智力，有责任为整个文化做出根本性的贡献，而不应该全数集中于科技一个领域（技术只是文化的表层结构，事实上，历史上顶尖的智力一般集中在宗教领域，好比玄奘、慧能、奥古斯丁、阿奎那、迈蒙尼德、安萨里...）。才智是一种整体的东西，所以高度的才智必然是光彩四溢的，甚至会表现在打牌和下棋上。所以我们少年班的人分散在那么广泛的领域，表现出如此多姿多彩的兴趣和才干，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的骄傲：超常的散度正是才华横溢的表现。

奇妙的聚会！它使我们抖落了时光的积尘，摘下了习惯的面具，重新找回赤子之心。大家的言谈话语还是那样锋芒毕露、一针见血、无拘无束。时光似乎已被穿越。你看看周围的每一位：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与当年何其相似！

回到房间，已经两点多了。胡天跃还兴奋着呢，这位北大教授又跟我控诉半天了应试教育。他说北大现在的学生们让他绝望。“整个一个考试机器！一点创造性也没有！”难题？从我们那时到现在的所有难题他们都做过几遍了。作文？大家都以为作文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才智、见解和文采，错了！你知道那帮好孩子是怎么考作文的？从初中起就开始背，背到高考时已经背会了一万多篇了！你所看到的试卷，只不过是经过现场改编的范文！……

“人是机器”，当年法国人的狂想居然在我们的最高学府一语成谶！──人确实进化了。

九

七月二日，早起。吃早饭前把家庭作业赶出来了。

上午是校领导座谈，在东区一个非常高档的活动中心。领导们全到了。侯建国院士给我们看了一套介绍科大的投影片，发现科大的实际情况还不错，按人均折算差不多处处领先。而且SCI论文、考研比例之类的硬指标相当不错。它在排名上吃亏是吃在规模上。史济怀老师更加亲切，他回忆起当年教我们数学的情形，还专门提到了第一期少年班招生，他说那时的方法不科学，基本上就是见一见，谈一谈，做几个题，觉得行就说：好，你来吧！

大家笑开了。回头一想，这样就真的不如按高考分数招人科学？不一定。胡天跃发言时就说：老的方法未见得不可取，希望学校在少年班招生时能够突破高考的框框，绕开高分低能的学生，想办法招到确实有天份的聪明孩子。大家鼓掌。郭元林带头，大家开始帮学校支招，高峰说应该有一笔专门的宣传经费，王凯宁说应该采用标准的营销手段，赵卫平回忆说当年她就是被科大的海报打动的。

正在热闹呢，我在后排，忽然发现后面好像多了一张笑笑的脸，戴着眼镜，似乎有些腼腆，样子好像还有点熟悉？哦！杜立。这个老兄，终于找到队伍啦！一通忙活，握手，坐。

郭书记讲完话后，座谈结束了，侯校长马上要去新加坡。我们下去照了合影，然后参观校史馆，欣赏了老照片、批文、题词，甚至还有一根刻着“要斗私批修”的扁担。很容易看出来：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有一个明显的相位差，科大最昌盛的时候，并不是它最有钱的时候，而是它精气神儿最旺的时候。精气神儿最旺的时候，正好也是它对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最有信心、最虔诚的时候。这并不奇怪：人类任何伟大的事业的背后，都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活力，这是它力量的真正源泉。一旦脱离了这源泉，衰退在所难免。学校的复兴就是要找回这源泉。但是，在这拜金主义日盛的年代，我们的母校怎样找回“思之虔诚”？

带着这样的思索，我们走进“美食广场”，模仿当年，排好队，吃了一餐怀旧饭。

中午专家楼停电，我们干脆提前来到少年班教室，正在听高峰侃上海房价和政治的关系，手机响了，是王永，他和卡佳、彭兴正在“梦都”点晚上的菜，说是想题个对联，做成横幅，点题并烘托气氛。还说已草拟了一个：

廿七年前华夏神童科大初聚首

一万日后环球英杰合肥再言欢

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总觉得文字上太过平直，希望我能拟一个更能代表少年班水平的。我心中感叹：连吃饭都要题个联，还得原创，实在是雅兴！现如今，恐怕也就少年班的孩子们能有这样的兴致！好啊，恭敬不如从命，我临时凑一个吧！屋里吵，我下了楼。中午的空气潮湿、闷热，我想，这联应该算是个纪念，干脆嵌几个字：七、八、少、年、班，可惜是奇数，只好把“少年”并用了。我想起了曹植，古时的神童；想起我们刚到科大的岁数，正是古人所谓豆蔻年华；要表现当年意气飞扬的张力，还不能工对，干脆压个韵脚。但这地点还是要的，“合肥”二字太俗，不好入联，于是想起淝水，淝水之战，当年东晋八万精兵大破苻坚百万之师，很好的联想，赶紧打手机跟王永确认：“这淝水是在合肥边上吗？”“没错！”──好运气。于是用手机写下：“七步何妨？少年意气豆蔻闲；八方再来，班师万日淝水边”

赶紧发，王永电话催了两遍了。刚上楼，王永电话又追来了：“郭元林说这联挺好，但‘豆蔻闲’不妥，要换！”──好家伙，这么精益求精啊？我猜他肯定是嫌‘豆蔻’太女性化了，也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确实太柔。想了想，说：“要不你换‘煮酒’吧！”──这回是俩大老爷们儿，应该能通过了。果然，卡佳回话：“煮酒，好！I like it!” ──领导批准了！几经周折，我们的晚宴对联终于隆重定稿：

七步何妨？少年意气煮酒闲

八方再来，班师万日淝水边

十

干政来了。

这事大大超出了我的期待。王永一直掂着这事，前天他与郭元林陪同汪老师去了一趟干政家，干政多次提到卡佳，王永赶紧找到卡佳，布置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干政请来。果然，卡佳不辱使命，和王永一道，真的说服干政来参加聚会了。下午聚会一开始，干政就出现在教室门口。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门口，呼吸之间透出些许紧张，谁也没敢闹出什么大动静，此情此景，仿佛连掌声也太过嘈杂了。周围的同学都过去跟他握手，他还真认出了不少同学，挺自然地跟他们打招呼。干政胖了，脸色红润，笑咪咪的，体形有些变化，但面部还容易认。他在微笑中看着大伙儿，我能感到一种回忆的、久违的眼神。他在门口坐下，开始注视屏幕上循环播放的老照片。我注视着他，有点担心。我知道，重建与过去的联系，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口。但他似乎很平静，我松了口气。今天继续叙旧，还有几个同学没发言，王永想得很周到，他首先请干政发言。干政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迅速环顾了我们，开始说话。他向我们问好，他说他很高兴能来，他说他现在因病在家休息，他说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话非常简单，但对于他和我们，却意味着很多。我的心中充满了感谢。

剩下的人少，时限自然就宽些。这次二期来了三个女生，赵卫平、方冬萍、高云霄，时隔二十七年，我们才有了一个正式的场合听她们讲自己。她们的声音柔和，话语清晰、平常，也很亲切。她们的样子成熟多了，举手投足似乎多了一种魅力，那是一种做过母亲的女人才有的温和与安祥。她们也发现和很多男生在学校里没讲过话。胡天跃的叙述简洁，坦率，毫不隐瞒。子农告诉我们，他在太原办了一个公司叫“科大”，因为合作者几乎全是科大同学。说着说着，我们发现：吴彦有两男两女，可以荣获“革命后代最多奖”，而我的儿子最大（85年10月30日），可以荣获“革命后代最早奖”，亚军大概是子农的儿子了。212室可以得“最佳聚会奖”，他们屋的七个家伙全来了。208室则可以得“聚会最佳表现奖”──最早的四个聚会策划者有三个来自208。大伙儿听说我在法定年龄之后两天结的婚，就想给我一个“结婚最早奖”，没想到汤全从乌鲁木齐连线过来，指出她比我早（男女的法定婚龄是不一样的），从而夺走了这一称呼。我被临时授予“结婚离法定年龄最近奖”。有一个儿子很小的，想申请“最小革命后代”的称号，结果当场被郭元林驳回，因为还有个小周逸峰现在正琢磨着哪天降临呢！（这个区间的上限还是开放的！）

大伙儿非要我讲在火车上和我太太一见钟情的故事，为此额外给了我三分钟。我就多说了几句，补充了一些细节，纠正了一些错误传说。我还回忆起13岁时对相对论的迷恋，回忆我在科大校园里对数学基础的苦苦思索。我当时真的认为科学是真理，但是公理体系的随意性打破了我的梦想，哥德尔定理更让我明白了符号逻辑的限度。随后我才发现：在科学中寻找真理是一种理智的狂热，不可思议的是，使我从这种狂热中清醒的，是爱情（一种完全非理性的事物）。火车上的相遇对于我的健康成长是决定性的，纯真的爱情把我带回了平凡的世界，使我学会平凡地生活，平凡地做人。爱也使我对真理有了新的理解：真理并非是经过验证的命题或任何理性的是非，真理乃是生活的真理，是生命，是爱，是活出来的，是你可以终生信赖和生活于其上的。我说我现在非常的平安和喜乐，那是从心底涌出的，源源不绝。我的心越来越柔和，看着所有的孩子都觉得好可爱好漂亮。我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忘了再生一个小丫头，我好羡慕方冬萍那一对小小的漂亮女儿啊！太眼馋了！可惜我当时没信心，认为再生肯定还是儿子，错失良机啦！

郭元林是压轴的，他先跟我们忆苦思甜，说当年他太郁闷了，老当不了老大，数学竞赛有一个王化军压着他，到了宿舍又碰到姚进，姚进实在是个才子！琴棋诗文样样精通，在他面前，郭元林只有听故事的份儿！当年正是所谓靡靡之音大举登陆之时，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歌曲之外的柔情旋律，邓丽君的歌曲还需要在宿舍里关着窗户偷偷地听大砖头。郭元林也觉得好奇，也跟着听了多遍，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好听。请教姚进，他很认真地说：“音乐需要品味，邓丽君的歌就很有味道。”郭元林再听还是没感觉，“是什么味道啊？”姚进瞥了一眼郭元林，有点不屑：“嗨，女人味儿啊！这你都听不出来！” “……”，小郭还是一脸茫然。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但还是决定事后要查实一下，不过，郭元林有话了：故事的细节不重要，总之这是在表现当年他对姚进的崇拜。

说着说着，郭元林又深沉起来。他说年岁大了就会怀旧，他现在真的怀旧了──就像一首歌的名字：“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是的，他开始回忆了。这次同学聚会郭元林花了很大心血，他真的是想我们了。有这么多好同学确实是不容易，这在人的生活中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他说，现在，除了谢彦波，我们大家都已经过了四十了，该拼搏已经拼搏过了，以后的岁月我们要珍重。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要健康地活着。他说他现在就在北京，到北京的别忘了去找他，千万不要客气，因为反正他不陪同学吃饭，就得陪别人，一样的。迎来送往，他只要能做这么个中转的枢纽，就很满足了。

是啊，时间静静地沉淀着我们的生活，过得越久，宝贵和持久的东西就越能呈现出来，少年时代的纯真，纯真时代的友爱，在友谊中成形的梦幻般的班级，这一切，真是宝贵。

下面我们又开始对班徽和纪念雕塑进行投票表决。班徽不止我们用，还想推荐给现在的少年班，雕塑要立在校园里，算是78少给母校的礼物。此前王永联系了几个艺术家，共设计了五个班徽和八个雕塑。组委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到位，设计样稿和样品都摆在那儿了，我们就负责欣赏和投票。本想着要投好多轮，象选教皇似的，结果一轮定乾坤。看来这民主有时候效率也还行。

剩下一点点时间讨论班歌，我们先一齐唱了一遍老的班歌，王永说是“女跳水队员之歌”，我却没有印象了。先听一遍，现炒现卖，我们唱得也还可以。然后讨论新的歌词：

相约生命中新的高度，聚集心灵火焰，为求真。

炎黄血脉，人杰地灵，我们相逢少年时，共语青山传薪火，精诚见拙朴。

相约生命中新的高度，聚集心灵火焰，为求真。

我稍微解释了一下，词很短，也很浅白，只用了一个典：“青山欲共高人语”（辛弃疾），拙朴语出老子：大巧若拙、见素抱朴，没谱曲前，这个歌词可以直接套着拉丁歌的曲子唱。王凯宁有点犹豫，他说这歌好是好，但好像还没有好到我们期望的程度。周曙东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班歌是历史的产物，它应该在历史中形成，我们现在回头来做班歌，怎么听都不像。──他说得对：好比文物，你用再好的技术、再精的材料也不可能制造出一个文物来，真的文物只属于历史。

大家基本同意他的看法，于是我们决定：放弃重写班歌的主意。趁太阳没落，赶快照相！

十一

几天的相处让我有些习惯了。到了梦都，坐下，我也没仔细想今晚的饭是个什么意思。

两个外国朋友都在我们这桌，一个是方冬萍的丈夫，一个是高云霄的丈夫，他们是真的老外。王永老记不来英文名字，就愣给人家安了中文名：一位叫“方先生”，一位叫“高先生”，有人想翻译过去，王永赶快声明：NONONO，不是Mr.Fang，是方－先－生，姓方，名先生。两个老外可老实了，就这么接受了，反正听不明白，随便叫。

陈雷自称记名字也有问题，但非常努力，很认真地请教了老外的本名，然后是很用功的样子，象是在做I/O，还不让人打岔：“I’m trying to rember his name.”陈雷英文很好，跟方先生聊了很久，从机械到工程到软件，还挺投缘。女生是稀缺资源，不能两个人一桌，方冬萍在我们桌，高云霄就得分配到另一桌，临时来了个牛郎织女，也算入乡随俗吧！

世良和世南就在我对面，她们只讲英语，声音可甜了。这两个小姑娘整个儿一个洋娃娃的样儿，眼睛很深，睫毛很长，看人那眼神真像芭比娃娃，好可爱！这显然是得了方先生的遗传。但是，她们的皮肤比洋娃娃细腻，肤色、脸形、身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柔和，这又是得了方冬萍的遗传。世南小，可能不到三岁，这两天老倒不过时差来，每次到了吃饭的时间就睁不开眼睛，自己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好放到婴儿车里，头一歪，睡了。醒来的时候，可能还是过不了那困劲儿，就老缠着方冬萍，两只小手伸开，仰着小脸：“Mami! Mami!”──半是撒娇半是命令的口吻──要抱的意思。看来天下孩子都一样，不舒服了就要妈妈。世良大一些，她就独立得多了，看见妹妹捣乱，也不批评，只是用细长的眼睛不以为然地瞄她一眼，长长的睫毛往下一忽闪，意思是：你怎么还玩这个呀？你看我，多听话！高云霄的宝贝女儿就更象她一些，轮廓更像东方人，但是，一眼看去还是洋娃娃样儿，脸色又白里透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很美。遗传这个事情实在是奇妙！孩子很容易玩到一起，这才两天，世良已经跟高云霄的大女儿成了“最好的朋友”，晚上还邀请她过来一起住呢！

就这样，一边跟子农和刘军说着闲话，一边默默地看着我们的小天使们，我的心思仿佛沉醉在某种温暖缥缈的回忆之中。有人来敬酒了，好，干杯！又坐下，然后又魂游象外，陷入沉思。相聚实在太好了，我已经忘了离别。离别？当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对于我，在那时刻，离别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直到高峰他们来，说：还不去那边增援！我们到了秦禄昌他们那桌，一看：好家伙，空的白酒瓶有四五个！显然，这里发生了一场大战。一打听：不知什么时候，他们让秦禄昌到我们桌去请高先生，说是外国朋友得好好招待，没想到高先生一点儿也不怕中国的白酒，秦禄昌舍命陪君子，现在已经喝得八九不离十了。

战斗既结束，也用不着增援了，我站在那里，跟高峰、赵卫平他们闲聊，都是细碎的小事，比如当年朗诵过的诗。开始有人来道别了，我一下没返过闷儿来：为什么？哦──对呀，今晚开始就有人走了，还有不少明天早班走的，可不是得道别了！赶紧。我这下才回过神儿来。然后就是一次次握手，一拨拨送别。

“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离别的场面自古就让人动情。大家突然间心中感动，女生们眼睛湿润，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高峰本来预定上午走的，有人约好了要见他，结果他舍不得走，就想办法拖，中午误过一班飞机，下午的又错一班，干脆调了个车来，晚饭后走高速。告别时，数高峰的礼节最隆重，每次握手都改拥抱了，拥抱的时候，嘴角往下一抿，眼睛一闭，还使劲在背上拍一下，那意思是：好兄弟，多保重，再见！

再见！下一次，什么时候见？

王永宣布：经汪老师提议，咱们下一次的聚会就定在2008年！

好！2008年，也就是三年之后，奥运会那年，咱们再见！

郭元林下达了任务：来的44个人包干，一人一个，到时候把没来的都拽过来！我说好，我先把李剑芒包干了，将功补过，看看到时候能不能把他们全家都拽过来。一干人等摩拳擦掌，各自锁定目标。

王永又拿出一大堆礼品，不用数，肯定是43份，开始按大区派活，你带湾区的、你带东部的、你带给他，你带给她…反正人人有份儿。实在没人能够顺道的，只好先还由王永保管，等自己来拿。

我又被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写这篇记叙文。郭元林交待了一遍，王永又交待了一遍。这种文体中学时学过，后来，已经久未尝试了。既然大伙儿托付，我就勉力而为吧！

结帐的时候，总台出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有几个房间没住满两个人的，也是按间收费，多收了80元空床费。王永事先曾跟总台打过招呼：“所有客人只付每天80元的床位费，空床费由组委会统一结算”，服务小姐倒是很快认错，但因发现较晚，已有好几位同学支付了空床费。王永一面要求赶快纠正、下不为例，又对我说，哎呀！这可不好！前面的怎么办？你一定要在文章中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我工作失误了。我说好。──多认真的同志！这个房费其实已经非常低了，对单住的同学收取空床费，没人会介意的。

第二天晚上，我已经在火车上睡了，王永又追过来一个电话：“唉，美中不足，这事儿你可别忘了解释一下！…”我答应着，心中突然感动：兄弟！你自己做了这么多，还老惦着这么点小错儿？──真是个好人啊！

十二

少年班── 一个遥远的记忆，生命中一段暂短的，铭心刻骨的经历。人的一生，会有很多经历，很多回忆，但唯有这段的经历和回忆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不仅是共同的，而且是独特的，因为它联结着我们特有的纯真、梦想、光荣和自豪，联结着一个特殊的年代，联结着一个超群绝伦、不可复制的群体。我们的生命，由此打上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标记，这标记的名字就叫：少年班。

听说过王永教子的故事吗？他的小家伙曾在作文里写到：“我常常很自卑。为什么！就因为爸爸妈妈都是神童，在他们眼里，我的任何精彩都是应该的”。王永知道后，把儿子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孩子，爸爸妈妈委屈了你，以后我们会注意的。不过，你的说法并不准确：‘神童’可不是随便叫的，虽然你妈妈比你爸小一岁上大学，虽然你妈妈在同一次高考中比你老爸高出几十分，但要记住：只有你爸可以称‘神童’，因为你妈没有上过少-年-班！”

我也不轻易提到这个名字。偶尔，我会碰到这么一位，神气活现，跟我大侃名牌学校、留洋经历、不得了的学位、有名的导师，我微笑，倾听着，如果他说得太过，我也许会和颜悦色地告诉他：我是科大少年班的。这老兄一愣，眨了眨眼，咽了口吐沫，不说话了。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与少年班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对我们来说，少年班是一种联结、一种回忆、一种分享、一种荣誉。她是一个“记忆的共同体”，代表着一个曾经的班级，一段难忘的过去。但是，当我们步入不惑之年，这个共同体又复活了，她不单单属于过去了，她又成了现在，还会成为将来：共同的记忆聚集了我们，使我们重新形成一个团体，尽管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当我们对生活越来越不惑的时候，一个强大的精神纽带又重新将我们连接起来。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下，我们分享着共同的荣辱和苦乐。越是步入中年，我们越是强烈地感到：少年班还在，她应该在，她就在这里，她是我们的。

是的，有很多团体。我们现在就属于很多很多的团体。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体会出这个团体的珍贵：她是慈祥的，不要求，也不责备，只是远远注视着，为我们的喜悦而喜悦，为我们的忧伤而忧伤。她是包容的，无论贫穷富裕，无论生病健康，无论成功失败，她总是平静地接纳我们，一视同仁。她是无条件的：她不需要利润，不追求指标，不计较文章，不介意排名，不在乎功利，她注意的，只是我们本身；我们刚刚离开妈妈的时候就来到她的身边，我们还未成年时，她就认识我们，她了解每一个孩子的天资与禀赋，也深知每一个孩子的软弱与局限，她欣然接受这一切：我们一旦成了她的孩子，就永远是她的孩子。

是的，少年班，独一无二的团体，一个让人想起母亲的地方。对这样的团体，最适合的代词，就是“她”，最相似的形象，就是母亲。少年班，曾经是我们想妈妈的地方，也曾是我们得到过母爱的地方，如今，由于我们的成熟，她自己竟开始流溢出母爱的温暖。直到我们为人父母，历经沧桑，我们才真正领悟了父爱和母爱的深邃与厚重，才真正明白：那些与父爱母爱哪怕有些许相似的事物，是何等的宝贵！况且，这相似，一旦你真正意识到了，才会发现其中有着何等深刻的重合！

我愿意以一首献给我母亲的旧作结束这段小小的回忆，诗的名字叫“慈母古稀”：

假如时光倒转

重新回到我记忆的极限

我将失去自己的边界，与你合一

你的血液穿过我周身的细胞

如溪流穿过卵石，浆液穿过叶脉

我是你枝头鼓胀的新绿

从奥秘中开始

我的心脏还微小得无法跳动

你的脉搏是我血管里唯一的节拍

假如我失去语言

只剩下手势或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