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普通人对某圣人的看法，被监察删帖后的一点感想 -- 雄阔天

华当时候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不是常伟

四个人当时只是委员，不是常伟

邓颖超的话可以在多个角度理解；就算是中央wg的司令又怎么了，组长、副组长、顾问不也有实际反对wg或搞投机的，“政委”还要把与“司令”的斗争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呢，梁效等写的批大儒、批投降派的社论，明显矛头是对准周的

《仲尼搅屎录》、《破解wg》里有一连串的例证。官方也有比如中央党校出版社的《wg中的周**》。官方关于wg时期经济没有什么发展的定论经不起细究，社科领域也有相对非主流的wg时期经济有所发展论，经济有所发展论的一条主线就是周等人若干次抵制了wg路线，因此造就了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像乌有之乡的老田则进行了某种逆向论证。

改开后内地出版的相关书籍，整体上强调的主要是周抵制wg的一面，这里应该是存在二共彻底否定wg、把毛周切割后造成的类似幸存者偏差，就算考虑这种偏差，又如何具体得出周执行wg路线的结论？像陈伯达在hk出版的口述回忆里，也强调在九大前后他反对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为纲、主张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跟林、周的立场一致。

遥忆当年稻上飞，淮海甲马我为尊。巨君开辟新世界，四十载后赖此勋。科学春天一片白，摸石河中骗鬼村。荒唐欢泪人笑痴，青山依旧绕白云。（王莽字巨君）

不过，不管怎么跟，还是跟不上。

自己的东西，他是没有能拿出手的。而且一些应被扫入垃圾堆的残余思想在他身上也有体现，典型如外交无小事。

所以，让子弹飞里面，给了个师爷的定位，不难理解。

或者说官僚系统不是主要目标。

按戚大帅的说法，文革是主席联合了林彪代表的军队支持和总理代表的政府官僚支持，目标是胡服的党务系统。

re: 张志新不是好东西，遇罗克家也是差劲，被改开利用，很恶心。

当然他们的确罪不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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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反对你这种说法。

你还是对毛主席没有信心，表面好像在给主席遮丑，实际上内心还是以为，张志新，遇罗克都是死在主席或者他支持的中央文革的手下。

你要对主席有信心，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们要追求真相，如果真相出来，真的是主席所为，我们要毫不犹豫的打倒他。

只有这种心态，才是对主席真正的完全信任，充满信心，才能真正抹去泼在主席身上的脏水。

当你抱着这种心态追求真相的时候，张志新，遇罗克，还要林昭，公开处死他们的指令，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结果。

西西河有人考证，判处张志新死刑的，是审判江青的主法官。判处遇罗克死刑的，是吴德。

南方系刊登过林昭的文章，洗脑说，监狱管理人员因为同情林昭，保留了她的遗物和文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南方系洗脑的核心，在于模糊了时间。林昭死后在80年代初被平反，林昭文章公开后，激怒了台上的某大人物，将保留林昭遗物的监狱管理人员迫害致死。（最高级的谎言，就是九真一隐，让你自己浮想联翩）

迫害致死的时间，发生在80年代初林昭被平反之后。

兄弟我脑子不清爽了，该死该死

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但是不提犯了路线错误只要及时改正就行，而是强调宁犯，

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是鼓励在路线上犯错误，就是鼓励在路线上作对，

作对赢了当然就是自己的路线对了，作对输了虽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路线错了，但是由于不犯组织错误，即使路线错了对方也没权力惩罚自己，自己只是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毕竟没人敢说自己的路线就一定对，包括毛的路线也不一定就对，所以即使在路线上犯错也是无罪的

那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毛主席一个人就是路线再正确也没多大用。事实上，最优秀的团队是最高领导路线正确，执行机构纪律严明，二者缺一不可，周公就是一位杰出的执行者，毛主席选择周公作为其最重要的助手三十多年显然不是心血来潮之举。

现在称初心。

无论如何，从最善意的角度来讲，圣人是避免了一场大流血，以某些人的品性看来，不杀的人头滚滚，是不肯能了。

就我个人来说，就是一个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别人的肥料的过程。很多年后，我在美国遇到诸多安逸自在的校友们，这种感觉画上了句号。其实做肥料也没什么，只是给这些人做，我替自己不值，虽然我还是幸运的。

下面引用右而左的一片关于圣人的小文，给大家参考

再谈必须有勇气面对（1969年4月）九大后七年历史中的周恩来

2016年01月21日 1477点热度 21人点赞 1条评论

说明：我非常清楚谈周恩来就会让一些左派同志挂不住的，也是要冒各种风险的。但这个世界上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下是我未贴文章的一些节选，供愿意思考者参考（我的《新革命遇到旧政府》不打算在博客里贴出，不是因为怕风险或者左派的诘难，而是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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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后，清理五一六分子的行动还在继续，而且不断升级，越来越扩大化，遭到清理的主要就是前期的造反派群众，这必然引发造反派群众的反抗。与此同时，新的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沿用他们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恶劣手段，制造事端，获得借口，清理造反上来的干部，这也势必激起造反派干部的不满甚至公开的反抗。然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的局部武斗，都很快得到了控制。

斗、批、改只是九大后七年历史时期的开端，由于这一运动很快就被新的走资派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倒转了方向，由巩固三年的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运动变成了清算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领导人的运动，就接连出了陈伯达事件、林彪事件，最后是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策动的非法抓捕四人帮事件。这样一来，就整个七年历史时期来说，历史主题就是围绕否定还是肯定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不幸的是，最后胜利的是新的资产阶级。根据这一历史主题，我们可以确定，九大开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完结了，历史进入文化大革命后问题解决时期。九大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完成了领导班子的更替。九大修改了党章，新的党章确定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九大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确立为九大后党的工作指导思想。通过这样一番政治安排，九大后社会发展的方向就牢固掌握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派力量的手里，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方向。新的走资派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借清理五一六分子扩大化打击造反派群众的活动得到控制、为17年黑线翻案的复旧思潮受到打击，新的资产阶级惯用的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手段不得不收敛起来，于是各局部地区小股武斗就很快得到了控制，全社会出现了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派的力量是损失巨大的，各省市一级都有革命委员会中的造反派干部遭到沉重打击，上文提到的王效禹、李再含等人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排挤出各自所在的省革命委员会的。而且1970年又发生过一打三反运动，无数的造反派群众及其中坚力量被送进了监狱或者直接遭到肉体消灭。这样一来，在三年中崛起的造反派革命力量就已经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了，三年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几棵大树，就已经被挖空了周边和根部的土壤，孤零零的立在那里了。尽管如此，来之不易的安定的政治局面还是保全了。

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陈伯达事情，本来就是个茶杯里的风波。事情发生后，周恩来拉了与陈伯达一直有矛盾的康生垫背，又拉了不懂政治的李德生以壮声威，向毛主席建议，把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面，把对陈伯达的批判从高层扩大到中层。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看来也是有所失察，导致了陈伯达事件牵连出林彪事情（或可以推测，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不同意周恩来借林彪事件发起的批判极左思潮运动，是吸取了此次失察的教训）不然林彪事件就可能不会失控到最后以“9·13事件”悲剧收场。9·13前夕南巡的毛主席精神矍铄，9·13后，毛主席大病一场，再度与公众见面时，已然老态龙钟，1972年会见尼克松时，已经是需要搀扶了。显然，“9·13事件”或者林彪以任何方式肉体毁灭，哪怕像高岗那样自杀，都不是毛主席需要的结果，因为它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右派或者现在的官方史学都说林彪事件宣告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到实践的破产和失败，这是含糊其辞的说法。什么东西破产了？什么东西失败了？怎么失败的？需要阐述清楚，但在右派的十年论里，就是一个囫囵吞枣，统而言之“理论和实践”失败了，然后就是林彪反对毛主席，搞暗杀之类，周恩来如何忠臣忠心，和毛主席一道挫败了林彪的阴谋，诸如此类。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与“9·13事件”之后的实际情况，和《五一六通知》所设立的文化大革命目标以及九大确定的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对比，理论和实践都没有失败，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都在贯彻，而文化大革命要清理刘少奇司令部及其在政权中的一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目标，则早在九大之前已经完成，根本不存在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失败的问题，而九大开出的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出现了新的革命后问题，出现了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新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于是便产生了新的革命。

……

林彪事件是九大后历史的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它把九大后的七年分为前两年和后五年。由于林彪的罹难，毛主席失去了最关键的支持力量，就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只好把贺龙的事、罗瑞卿的事，以及二月逆流中的主干将陈毅他们的事情，都往林彪身上推，说是上了林彪的当，还到处叫大家以后不要再提二月逆流了。不料，毛主席释放的善意被周恩来变成了一场更大的政治清洗。毛主席非常清楚周恩来是代表了异己的力量，但是在已失去林彪的情况下，他能做的只能是通过叫停周恩来在1972年未经中央批准，未经请示毛主席本人，擅自通过《人民日报》发起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运动，限制周恩来扩大对林彪死党的清洗。四人帮一定程度是参与了林彪案的处理，但在任何主要问题上插不上手，不过是搞搞口诛笔伐什么的。这一形同以往的组合，似乎表明周恩来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还是在和四人帮友好合作。但是，必须同时清楚的是，这次周恩来主持的清洗，恰恰是以绝杀手段对付三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升的一个势力最大的派别，同时扶持起来那个在三年文化大革命中以他自己为后盾却一直被压制的二月逆流为代表的老干部派别，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失败了”，那恐怕就只能是这样意义上的。仔细分析现在已经有的包括《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披露的资料在内的充分资料，就非常清晰看到，如果不是毛主席对清洗林彪死党加以了限制，那么周恩来主持的清洗林彪死党行动就会像他主持的清洗五一六分子那样无限上纲上线、像他主持的“一打三反”运动那样无限扩大化，就会是无数人头落地。

林彪事件之后，新老走资派完全合流，并以周恩来为核心，力量变得无比强大和猖獗，四人帮的文人集团根本无法压制他们。如果毛主席要把权力交给四人帮，那么中国大地就会是血流成河。不是四人帮要主动杀人，而是其他反对毛主席、反对四人帮的人会主动杀人。四人帮不但没有从清洗林彪集团中得到任何政治好处，而且还因为其中的江青在三年中和林彪合作很多，被搞得灰头土脸，不是在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不久江青还给林彪照了那张著名的读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四人帮已经是周恩来侧面打击的目标了。四人帮对于周恩来搞的清洗是不满意的，这才有《决议》说的，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与别人不一样，是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同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同志呢？周恩来又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扩大对林彪集团的清洗呢？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对准”。毛主席的“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也不过是一种无奈之说，考虑的是保全江青、张春桥的文人势力，希望让党内民主集中制发挥作用，使社会主义的延续能够通过党内民主来实现。所以，毛主席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发挥了最后的余热。他让王洪文为主、病中的周恩来协助，完成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但周恩来不真正接受王洪文，更不能同意由王洪文为主安排四届人大领导班子。王洪文只好去湖南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恩来知道后紧张得很，连忙在重病中带着医疗组上飞机，亲往湖南找毛主席论理（决议派把王洪文的汇报叫做伙同江青搞阴谋诡计反对周总理，而把周恩来的举动叫做拯救国家拯救党拯救人民）。周恩来离京时，叶剑英对医疗组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必须保证周恩来安全去活着回，说周恩来此行关乎国家、党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四届人大最后的人事安排，按照《周恩来年谱》中的说法，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单独敲定的，而此前两人做了多次谈话，但没有历史文献披露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就是可以接触到国家最高机密历史文档写《周恩来传》的金冲及，也无法知晓相关谈话内容。特别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早已经为周恩来拉过去或者早就被周恩来安插在毛主席周边的王海容、唐闻生两人，按照周恩来的耳提面命，穿梭于周恩来和毛主席之间，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扮演了非常不合适的政治角色。包括《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在内的各种历史文献和书籍，都清晰记载着周恩来在生命最后时期频繁约见邓小平、叶剑英等人。还有资料说，毛主席还在世的时候，邓小平就想和叶剑英他们一起抓捕江青等人，遭到病床上的周恩来的反对，叫他们不要急。综合分析这些材料，可以认为周恩来在不久于人世的最后时刻，已经就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处置四人帮问题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有过最后的交代。因此可以认为，1976年10月事件没有超出周恩来的安排，当然也没有超乎毛主席的预测和意料。毛主席批评江青不要搞四人小团体、要团结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时候，对江青说的那句“……我死后，看你怎么办？”在政治之内也包含着直白的普通的人伦关怀，难道就不含着对他们四人所遭受命运的预判吗？

总之，九大是分水岭，把1966年-1976年十年分为前三年和后七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七年和前三年是同样的历史内涵丰富，甚至更加丰富却因为周恩来这个人物的特殊作用而得不到适当的重视。林彪事件是九大后七年新历史的分水岭，也是整个十年的一个突兀的诡异的高峰。即使退一步把斗、批、改运动到林彪事件看作是一个过渡期，那也不能把1971年“9·13事件”至1976年10月非法抓捕四人帮这五年时间纳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否则就是对历史的完全反动，以这样的历史观写出的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信史。

……

关于周恩来在九大后的作为，有必要再多做几句交代。作为历经共产党全部内外斗争历史的最成熟的政治家，又处在国务院总理这个关键位置，周恩来无论在政治上如何不真正接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不会公开流露出来，更不会公开反对，所以要找他反对毛主席路线的语言，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不过这里有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周恩来辩证法供读者参考，它是周恩来改装毛主席的教导得到的一种诡辩法：

总是要一分为二，总是有正确也有错误，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牢记。毛主席还说，社会主义下矛盾有两种，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当遇到任何周恩来认为必须保护的人时，他就一律只论正确与优点，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于是，那人就继续做他的太平官，万事无忧。当遇到周恩来要置之死地的造反派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时候，一律只论错误和缺点，视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于是，那人就被罢了官甚至进了监狱。

许多像王效禹、李再含、潘复生、刘结挺、刘西挺等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造反派干部，都是一个一个牺牲于这样一种周恩来诡辩法的枪口之下，造反派群众则是一批一批被这种诡辩法投进监狱或者肉体消灭。

在经济政策上，周恩来因为知道毛主席把单干还是集体看得比任何其他都重，刘少奇就是因为搞单干而被毛主席废黜权力的，所以就在九大后绝对执行集体道路的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让人从经济政策上抓住任何柄去攻击他的政治倾向。而且不论什么人怎么批评他本人或者国务院的工作，他都坚守自己的岗位决不离开一步，还要求跟随他的人都要像他自己一样，带着入火海下地狱的精神去工作，不辞职、不自杀、不离开岗位。这实际上就是号召所谓“抗争的正义力量”和他一起决不放弃各自手中哪怕最小的一份权力。他知道，放弃了权力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包括放弃自己的政治路线。这种经济路线上的100%正确，加上精神上的坚韧不拔、誓不言败、永不放弃，给当时很多人和后世很多人一种错觉，以为他在政治路线上也和毛主席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但也是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地位是在历史中经过铁和血的反复检验而形成的，任何那时把自己定位为社稷江山的忠臣良将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无论多么迫切想复辟，都只会把目标对准其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而不会愚蠢到直接对准毛主席，否则他们无论当世还是后世都不可能有欺骗性了。借用封建语言来说，这就叫清君侧。这样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现在居然还是有那么多人不愿意面对，还是坚持认为周恩来和毛主席是一致的，是一个司令部的。

周恩来从最高三人团中分裂出去后，到底是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政治力量，还是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司令，或者新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为在客观上是让整个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最终丧失殆尽。这从积极方面去看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局限性所造成，从消极方面看就是其主观故意。从他最早就反对全国性公开批判刘少奇，到他在二月逆流中几乎是公开站在三老四帅一边，到九大后他立即就为17年黑线翻案，再一直到他在病危之际还不断约见邓小平、叶剑英等人这样一个连贯性看，他出于主观原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可能性是更大一些。然而，到底是认识局限还是主观故意，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客观后果：他明知道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对于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的危害性非常大，而又倾向于恢复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只是由于毛主席还活着，他只能是从人事组织安排上展开（用现在的政治斗争术语说是卡位），而不是去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是柔性的，组织路线是刚性的，把你的组织路线摧毁了，把你的人都给拿掉，换上我的组织路线、我的人，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当然是你的政治路线因为没有人执行而死亡，我的政治路线，即使暂时被埋葬在地狱去了，也会因为保全了组织而终归一遇春风春雨就破土再起来。这便是1976年10月6日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这便是1978年后新的资产阶级完全站稳历史舞台、复辟完全成功的历史哲学。

……

总之，九大后七年多这个历史时期，关键的历史主题是围绕否定还是肯定三年文化大革命而展开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若放在毛主席和周恩来两人轴线上看，那就是周恩来在政治上和毛主席主动背离，在经济上和毛主席被迫一致的历史。这一特殊的政治结构外在的历史表现就是，一方面肯定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正面力量在努力巩固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成果，造成全社会显性的大踏步的进步；一方面是否定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力量在暗中活动图谋复辟，造成社会潜在的隐形的倒退，这个倒退仅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最终显出原形，复辟的力量也大摇大摆从暗中走向公开。

作对那叫不犯组织错误？

四人帮资历太浅了。资历浅的好处是，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可以无条件支持毛主席，反正他们几个支持就完了，不用考虑下面的人支持不支持。但资历浅的问题是，能够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有限，把他们几个一抓也就完了。

周总理这样的老革命恰恰相反。他在考虑支持不支持，多大程度上支持毛主席的时候，还得考虑他下面那一大摊子人。不是说他一个人支持就可以的，他得代表他所在山头、部门的利益。

如果主席不是大仁不仁的人怎忍心令红四团一昼夜奔袭240里山路去飞夺泸定桥呢？

主席只有菩萨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