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华的你办事我放心是不是明显的矫诏？ -- 真历啊

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时称“九五”命令。

1968年7月3日和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布两个制止武斗的布告，即“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两个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交回抢劫的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无条件交回抢去的现金、物资，立即恢复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

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8日成立，以下简称地革委）和绵阳军分区以此为契机，在全区组织了7万余人参加的2万多个宣传队进行宣传。8月21日，地革委、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学习、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意见》，要求各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两个布告，制止武斗，打击各种破坏活动；各地革委会和驻军要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工厂、农村宣传中央精神；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上缴武器。绵阳军分区成立了收缴武器办公室，在全地区掀起收缴武器群众运动。经过耐心的工作，各造反组织陆续交出武器弹药，解散了武斗队伍。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布告”精神，9月2日，地革委在《关于贯彻执行省革委、成都军区“抓紧做好外流人员返程工作的指示”的意见》中要求，对驻有外流人员的10多个县，由当地革委会和驻军组织专门班子，组织好返程工作。返程群众必须就地上缴武器弹药，决不能携带武器返回。

9月15日至21日召开的地革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入贯彻中央两个“布告”，无条件停止一切武斗，立即解散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出一切工事、据点和管卡，上缴全部武器弹药、物资、车辆、器材，不准转移外运。对违反“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情况必须予以坚决、彻底打击。

1969年2月至3月，三台某群众组织（谁啊）在当地和剑阁等地重新挑起武斗，持枪抢劫国库粮食，拦截运输车辆，开枪打死革委会成员和群众，阻拦、围攻人民解放军奉命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3月4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张国华写信给三台安居、向阳、新生等地群众，要求迅速停止武斗。3月5日，绵阳地革委发出坚决贯彻“信件”的通知，派出宣传队向三台、剑阁等地群众宣传，并强行收缴武器，外流人员集中到绵阳办学习班，稳定了局势。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山西问题的布告，即“七二三布告”，重申了1968年“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内容。

地革委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贯彻，要求各级革委会、各地驻军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有武斗的地区要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外流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坚决收缴武器、装备、物资。

全区出动宣传队10407个，80403人（次），地县两级革委会还抽调70多名负责同志到“老大难”地区和单位进行宣传。

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战备命令，即“八二八命令”，要求一切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行业、部门、单位的大联合，解散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非法的山头和队伍；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缴一切武器。

为贯彻中央精神，地革委于8月29日在城区人民公园广场召开落实“布告”动员大会，共6万余群众参加。

会上，绵阳县革委人保组和公检法军管会依法逮捕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8月30日，地革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认真贯彻中央和省革委、成都军区的指示精神，所有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人员凡用武力强占地盘、冲击和进驻革委会的，必须依法惩办；同时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收缴武器，依法严惩破坏“命令”的阶级敌人。

至10月中旬，全区收缴各种枪3万余支，子弹3226万发，各种炮141门，炮弹18万发，手榴弹5000余枚，外流人员基本返回本地，武斗严重的中江、三台、梓潼、广元、蓬溪等县形势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地革委组织地、县各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分期分批参加中央和省革委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无政府主义”，增强纪律性。仅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区就组织了372名群众组织的头头到北京学习。

1968年

　　３月１８日　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提出：“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

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各地群众组织派性复发，一些省、市的“大联合”被瓦解，内战再起。

各地造反派还以《红旗》杂志提出的“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为依据，重拉队伍，再立山头，大搞武斗。

　５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分别发布了制止打砸抢的“六·六通令”。

　　７月３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

２４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７月２１日　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同日　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把71%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

１９６８年７月３１日，周恩来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布告”稿。布告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状有：……六、抢劫国家档案、机密；……凡有以上十项罪状之一者，即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追查到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８月２３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三十七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２７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

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７月２７日　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截至８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各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９月７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毛主席的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7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稿，批示：“照办。”

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回）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布告于本日发出，通称“七三”布告。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今年学校放暑假问题的通知》稿，批示：“照办。”通知要求：小学、初中，按照过去规定时间放暑假；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和大学不放假，要加紧进行高中毕业生的安排和中等专业学校、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7月8日 阅李先念、李富春七月七日报送的《国务院业务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简报》。

简报说：目前我国粮食还是很不充裕的，因此必须继续努力，做好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进一步注意搞好合理负担，消除在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现象；继续增加生产队的粮食储备；严格控制粮食销售，进一步减少农村销量，逐步增加国家粮食库存；注意解决仓储保管问题，实行一般分散、适当集中的保管方针，努力避免损失，以利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批示：“先念、富春同志：此件已阅。所拟政策，望坚决实行。”

　7月12日 下午，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有周）谈话。

谈到控制派性冲突和武斗问题时，毛泽东说：多找些两派的人谈一谈，使他们自动把枪交出来，不要军队去收。做工作不要只来几个人，两边多来一些人，一派一派地谈。有些人就是不懂，不愿意到对立方面去。对拥护你这一派的人还要做什么工作？就是要到反对你的一派那边去才有工作可做。你们凡是做一件事，甚至一个动作，都要想到反面。

谈到大学教育问题时说：我看还是从工人中选调大学生。做三四年工，再到学校学两三年，又有文化，又有经验。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7月18日 阅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七月十五日关于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报告说：中央七月三日发出的布告，湖南驻军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经过宣传，有的人主动交出武器，撤出工事，停止武斗。大家体会到，要落实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人手，充分发动群众。

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是揭露和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入人心， 家喻户晓。

　　7月19日 阅浙江省革委会核心组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江华等人的请示报告。陈伯达起草的送审报告说：浙江省革委会核心组来电请示，将在《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1]。小组碰头会上议过，拟予同意。毛泽东批示：“暂不批。”

　　7月21日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七月二十日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调查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新华社、《文汇报》记者撰写的。毛泽东对调查报告和编者按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照发。”《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二日发表这篇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七月十二日谈话中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一段话。

　　同日 审阅批准周恩来本日关于派遣和增补一批军管人员到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请示报告。此后，一批军管人员陆续被派驻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

　　7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稿，批示：“照办。”布告指出：最近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等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这个布告于本日发出，通称“七二四”布告。　　

[1] 陈伟达，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冰，原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党校校长。

　　同日 阅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七月十六日《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学习班，收效很大。我们的体会是：

一、对犯罪的青年学生，很需要做争取教育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

二、从政治上启发觉悟人手，以自我教育为主，是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的有效办法。

三、专政机关的一套旧的办案作风和办案路线，必须大破，非改不可。

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7月27日 由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校内向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毛泽东闻讯十分愤怒。

　　7月28日 晨三时半至八时半，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1]。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吴德等在座。

毛泽东一开始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进清华大学背后有黑手的说法，毛泽东说：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

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

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2]（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

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谈到红卫兵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不适用于北京，那就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谈到文化大革命和武斗等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

谈到教育革命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没有讲文科都不办。文科要不要办，我看还是要办的。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毛泽东最后说：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同日 派谢富治和吴德到清华大学去制止武斗。

　　7月下旬 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决议》的批语稿，批示：“照办。”经毛泽东批准召开的全国煤炭工业战线会议于七月二十二日作出决议，提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现革命化，要精兵简政；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掀起煤炭生产建设新高潮。中央的批语和这个决议于七月二十四日发出。

　　8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革命大联合协议》，批示：“照办。”协议中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听到新疆两派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下一步准备搞革命大联合协议时说：“好！好！”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福建省各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办议》，批示：“照办。”

　　8月4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稿，批示：“照办。”

　　同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八月三日关于温玉成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建议。

　　同日 阅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八月四日《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稿，批示：“（一）完全同意。（二）郑维山应参加领导小组。（三）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经周恩来修改的这个意见稿说：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的工作中，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要对学生、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8月8日 下午，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

谈到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制止武斗时，毛泽东说：工人串连这样快，没有料到，可见武斗不得人心。

宣传队、军管代表进学校不要急于表态，要他们联合。

要一个一个研究怎么样表态，促成联合。

要告诉他们，两派的小报不要对骂，不利于联合，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

谈到学生中的造反派及其头头的问题时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

四大自由，我看现在什么自由都没有。清华两大派打，有什么自由？双方报纸互相骂，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又不能自由辩论，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也没有自由。他们都是武斗集团，不知有多少个中心。

所谓“五大领袖”[1]，群众不信任他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们，学生不信任他们，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们，只有几百人能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当了什么委员、副主任，就不得了喽！

谈到八月五日把外国友人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引起全国震动的事情，毛泽东说：这是个偶然事件，现在变成了政治事件。我没有见到芒果，我告诉汪东兴，我们不吃，送给工人宣传队。

谈到抗战时期山西成立的牺盟会问题时说：不能把牺盟会、同志会都说成是坏的，我们还派人进去做工作，牺牲救国嘛！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召开国防工业部分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通知》稿和《关于召开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通知》稿，批示：“照办。”

　　8月10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广州工人、贫下中农到大学宣传两个布告的情况报告》等材料。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将广东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工农兵联合行动，劝阻各处武斗的一个月来的成绩和经验，由军委办事组写一个综合报告，提请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并拟一批语，通知全国执行。毛泽东批示：“同意。”　　[1]指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周）、国务院（周）、中央军委（林、有没有周？）、中央文革（周）《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 “照办。”并批注：“在常委四十人名单中漏列周兴，应补上。”

　　9月3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仍有用，可发表。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

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语是：“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

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这篇编者按语和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九月五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

9月4日 阅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报告说：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

二、对学校的领导，要相信他们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帮助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办好学习班。

三、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

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进行审查；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

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

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9月5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二日报送的北京市革委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批示：“照办。”

本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规定。

　　9月6日 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批示：“照发。”

社论说：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这篇社论于九月七日发表。

　　9月7日 同意周恩来本日关于召开庆祝二十九个省市区革委会全部成立的十万人大会的请示报告。

当天下午，庆祝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9月10日 审阅修改姚文元本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稿，批示：“照发。”

将标题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将文中“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革命道路”，改为“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将“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改为“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

这篇文章发表在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9月上旬 审阅修改姚文元八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人民日报》批判组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体会》。

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

毛泽东批示：“照办。”将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文中“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后，加写“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

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同旬 审阅修改姚文元九月三日报送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批示：“照发。”将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调查报告说：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自学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

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调查报告说：另一位医专毕业生，“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句话：“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调查报告说：“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毛泽东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之后，加写“（整个教育制度）”六个字。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

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9月11日 审阅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九月七日报送的关于宣传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给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的请示报告。

在附送的一个广播稿中，毛泽东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为“毛泽东”。

十七日，审阅《人民日报》总编室送审的为配合发表毛泽东题词写的社论稿《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删去社论稿中以下文字：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此外，将三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两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

同时，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这篇社论。

　　9月12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十一日提议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的请示报告。

报告说：开这个会，向他们打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

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三人，拟在四个人中抽一人参加这次会议。

毛泽东批示：“太多。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

　　9月20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十九日关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准备工作的报告。

报告汇报了九月十五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其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参加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数，连同能出席全会的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在内，约三百人左右。

毛泽东批示：“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

　　9月23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九月二十二日《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量办理。”

请示报告说：根据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9月25日 审阅拟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标语口号》。

标语口号共三十条，毛泽东删去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9月26日 阅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及附件《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删去接待计划中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删去附件中三条标语口号：

“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日 晚上，接见在北京参加集训和培训的军队干部，随后同吴法宪、叶群、路扬[1]谈话。

谈到参加集训的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干部时说：犯了错误不要完全责怪他们。我们不主张不教而诛，因为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教育改造嘛！要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大批干部。

毛泽东问：陈再道来了没有？斗争陈再道的那种方法，我们也不赞成。

得知陈再道还在被隔离时，毛泽东说：隔离他干什么？批评、斗争，不搞“喷气式”就行了。还是让他参加，教育教育嘛。

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呢？以后还是请他们来。

　　9月29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工宣队进人中小学的情况报告，批示：“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报告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全市中小学。九月十六日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1]路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同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二十八日送审的林彪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在第二页末段去掉一句。”

讲话稿说：工宣队“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毛泽东删去末尾一句“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批注：“这一句不要。”

　　9月30日 阅《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登载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

文中说：今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

毛泽东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和编者按语，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

此后，中央和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

　　9月底 审阅两报一刊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写的社论稿《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社论稿中说：工人阶级派出宣传队，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删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批示“照发”。

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

1936年，毛在与斯诺谈话时曾说过：“我年轻时，火气很大，常在小弟弟泽覃跟前挥拳头，舞棍子。可是，对泽民，我从来没有打过他。”

首先是年龄差距，毛泽覃比毛小12岁，在毛眼里就是个娃娃。其次是性格原因。毛、毛泽覃的性格都随父亲，典型的湖南人的刚烈和倔强性格，毛泽覃顶撞之中就难免挨打。而毛泽民只比毛小3岁，性格又随母亲，温和并善解人意。

毛在中央苏区时的警卫员吴吉清曾回忆说：“那时主席受排挤，心情不好，常常几天不与人说话，也没什么人来看他，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泽覃那时也被打成‘邓毛谢古’右倾机会主义。泽覃来主席这里，一声不吭，坐在那生闷气。泽民一周来二三次，都是下午来。谈什么不知道，但有说有笑。还给主席买烟丝来，因为前方缴获来的烟不分给主席。”从中可以看出，毛泽民更善于沟通，并能想方设法为苦闷中的大哥带来片刻的欢愉。

但年龄和性格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毛对大弟弟早年供他读书，心中充满感激。他也由衷地喜欢这个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大弟弟。

毛曾不止一次地对毛远新谈起他当年在长沙读书时的往事。毛说：“那时，我是穿长衫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到长沙去读书，是你爸爸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在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是你爸爸在家乡任劳任怨，辛勤劳作，照料父母，还为我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

1975年，毛远新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去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临行前，毛对毛远新说：“你父亲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是有重大贡献的。他牺牲得也非常英勇。你这次去给他扫墓，也是代表了我。”又嘱咐毛远新说：“你代我在泽民的坟前放一束花。不要说。”

所谓“不要说”，意思就是个人的事不要惊动地方党委和政府。所以中央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集体扫墓献花后，毛远新又单独去了一次陵园。他在父亲的坟前恭恭敬敬献上一束鲜花，心中默默说道：“爸爸，主席（大伯）一直在惦念着您，这束花是主席托我代他献给您的。”

接着，毛又向侄子道出了一件埋藏心中近60年的往事。他说：

“当时我和你泽覃叔叔在长沙读书，你父亲时常赤脚挑着米送到长沙， 同学们看他一身农民打扮，开始还以为是家里的长工。

有一次，你父亲送学费晚了两天，我不高兴了，就说了他。但你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说，直到临走时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多卖点钱，这次是挑到100多里外的集镇才卖了个好价钱，所以来迟了。

我听后心里非常难过，感到对不住你父亲，为此惭愧了好几天。

他这么辛苦地供我们读书，我却还错怪他……没有你父亲，我哪能到长沙读书哟！”

错怪了大弟弟一次，毛始终都不能原谅自己，一记就是60年，并且直到去世前一年， 才向亲人吐露。他自己说是“为此惭愧了好几天”，实际上是自责了一辈子！

1976年，毛远新被抓，他老婆也被抓了，女儿没人照顾，发烧导致耳朵聋了。

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延续了这种制度安排，规定中央政治局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这一制度沿用至1956年中共八大。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对党的中央组织机构作出调整。八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于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李富春、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杨尚昆、胡乔木。

当时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召集一次秘书长会议，说得很明确：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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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

邓小平之所说“不顺”，一是和刘少奇不顺。刘是副主席、党的接班人。另一个是和周恩来不顺。

邓小平之所以说“不行”，是因为刘少奇与周恩来同岁，比邓小平大6岁，他们党龄、资历、威望都在邓小平之上。

　　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同志的工作（做工作？），讲：“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最终，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从重庆到北京任副总理后，还曾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1953年2月7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常务委员。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再次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至1956年9月）。4月，邓小平接替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至1956年11月）。

9月28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2月25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常务委员。

1955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