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邓小平究竟改革了什么? -- 响水湾
九十年代倒“不是一个蓝图”，倒是“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于是几千万工人下岗，几亿农民被三农问题折磨摧残，妓女以千万计，吸毒者以千万计，治安崩溃，贪腐盛行，自杀率高企，邪教，暴恐。。。。。。
说吧，相比之下，你嘴里的“一个蓝图管理全国”的时代和九十年代到底哪个时代更是“井井有条，其乐融融”？
华为起家的程控交换机技术是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拿的，两弹一星工程的副产品，这第一个馒头得算在教员头上。
之后被赶下来了，一路到底啊。
注：黑省领导在当年是抵抗包产的农业强省之一。
苏在兴和他的一村两“制”
从1956年来到新合村，到1968年当上村支书。现年68岁的苏在兴，历经数不清的村支部改选，在村支书的位置上已经坐了37年。
修路40公里、挖沟修渠200公里、栽种树木150垧地，全村固定资产1200万元，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苏在兴带领村民走上了康庄路。
从带领村民大搞机械化，走统分结合的一村两“制”路线，到获得全国劳模、省特级劳模、省级劳模、连续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在领导新合村一步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苏在兴个人也得到了无数的荣誉。
新合村如何走上了一村两“制”的独特道路？9月28日，记者（以下简称记）与新合村的当家人苏在兴（以下简称苏）进行了一番对话。
记：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合为何选择了集体经营和联产承包并行的一村两“制”？
苏：我首先要说明，一村两“制”的“制”，不是制度的“制”，是生产责任制的“制”。
1982年，农村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大帮轰”几乎在一夜间变为“大包干”。这时新合村机械化已经颇具规模，固定资产和集体积累达200多万元。分了，觉得可惜；不分，又怕上级不答应。反复研究中央农村改革文件，我忽然发现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尊重群众意愿”、“不搞一刀切”……把文件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只要得民心顺民意，乐意咋地就咋地。我就想，经营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何必一刀切呢？何不来个一村两“制”？把想法跟支部和村民一说，结果形成了愿意集体承包的留下来，不愿意集体承包的可以家庭承包的方案。就这样，新合在全国农村改革中首创一村两“制”。
记：一村两“制”实行后效果如何？
苏：实行的第一年只有一家分出去，到了4年后的1986年，有一半农户分离出去。到了第五年，由于集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不但没人再从集体分离出去，反而有65户重返集体承包。集体部分由于人合心，地连片，可以搞机械化大农业，人集中在一起，可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结果集体积累越来越多，现在，固定资产积累已经达到了1200万元，从春种、夏服、秋收、冬藏，全部实现了机械化，这几年集体人均纯收入3000元，加上副业的收入，人年均纯收入接近4000元。
记：新合村集体经济的成功，您觉得关键在于什么？
苏：首先是党的政策好，再就是有个团结干事的班子。党给了好政策，才让我们摸索出一村两“制”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发展到今天。光有政策还不行，还要有人利用好政策，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所以团结实干的领导班子也很重要。我们对领导干部有几个要求：不做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短命蠢官；不做胸无大志、无所作为、明哲保身的长命滑官；做动脑实干的“傻”官。此外，我们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推出的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福利措施，也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
记：既然新合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这么好，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不足呢？
苏：我们也有解决不了的难题，那就是分配不合理。因为活有轻重、脏净之分，虽然我们设法打破这种不公平，但还是有很多人干活嫌累，分钱嫌少，认为啥事都不合理。可以说，分配不合理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另外，因为是集体经济，就不可避免有人浑水摸鱼、偷奸耍滑，而且很多方面由村里集体领导，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也很难调动。
记：既然这样，如何维持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苏：主要是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上下功夫，干部队伍团结、务实、干实事，就能带领大家往前走。对干部我们有几点要求：一、干部必须有威信。有权必须有威，有威必须有信，有信才能有威。又因为劳动创造财富，所以干部必须参加劳动。二、经济上要清廉。清廉才有威信，清廉与否与威信树立息息相关。三、办事要公道。四、管事不怕得罪人。五、会抓生产。一切落到最后，就是要会抓生产。干部有了这些，管理起来就好说了。
专家眼中的“新合模式”
历经30余年的发展，新合村在老支书苏在兴的带领下，坚持集体经营的联合体和联产承包并行的独特一村两“制”，在这种独特的模式下，占1350口人2/3的联合体集体经济，获得了稳健而快速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以承包经营为主的今天，如何评价新合村的特立独行？是新合村的集体经济有其特别的优势，还是苏在兴的个人威望造就了这种模式？这种逆潮流的模式有何局限性，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专家。
焦方义（教授、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按照经济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就是结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生产力情况。在早期的集体经济下，干多干少收入一样，劳动者内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由此造成农业生产连年徘徊不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把劳动与物质利益挂钩，实现多劳多得，从而把劳动者内在的积极性、潜能调动起来。
当然，并非集体经济一定搞不好，如果能解决好收入分配的问题，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集体经济还是有其优越性的。新合村的集体经济之所以很兴旺，就是摒弃了改革开放前集体经济的弊端，发挥其在社会保障、集体办教育、集体福利、社会互助等方面的优势，给了农民安全感。其次，带头人的思想观念、组织领导能力、思维的超前性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集体经济比较成功的地方，一般来说都有一个这样的带头人，比如江苏华西村有吴仁宝、河南南街村有王宏斌，新合村集体经济的成功，与苏在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赵瑞政（研究员、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新合村一村两“制”现象是在新形势下农村经营管理的一个特殊现象。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就是合理。这么多年来，新合村发展得非常好，苏在兴本人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并且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同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该是变动的，“新合模式”走了这么多年，尽管在现在看来，新合村摒弃了过去那种“大锅饭”、“大帮轰”式的分配平均主义的集体经济，采用了适应社会发展的管理模式，在分配机制上发生了变化，但是目前看来，新合村还没有摆脱靠土地吃饭的单一模式。新合村走农业机械化道路，节约了生产力，但是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剩余的生产力怎么办？新合村除了土地之外，没有其他固定的产业，所以，就形成了剩余的生产力干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以此来打发上班的日子。集体经济的壮大，不能小富即安，应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粮食深加工上做文章等，这样，剩余生产力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新合村之所以走到今天，是与苏在兴的个人魅力和努力分不开的，与村民对苏在兴的绝对尊重和绝对依赖不可分割。但是苏在兴毕竟年岁大了，他的思维和观念也有局限性，所以，新合村人应该打破对苏在兴的个人迷信，广招贤才，引进能人，不能使新合村大好的光景因为苏在兴的退休而“退休”。
越过乌裕尔河进入依安县城，位于西南的新合村便只有30多公里的路程。
路旁的防护林，郁郁葱葱。汽车驶上宽约8米的村级水泥路，陪同者不无兴奋地说：“新合村的路，比其它很多村子的路要宽1米；路边这些直径二三十公分的树木都已成材。自从1968年苏在兴出任新合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他就领着村民大规模植树造林，40年种植了十几万公顷！”
正好用这个时间在村中转转。来到村机械库，一排排的农机具赫然而立。一位师傅从拖拉机下探头介绍说，目前村里有大型联合收割机7台，拖拉机60余台、汽车5台，还有各种配套农机具80多台(件)，从澳大利亚以每台20万元的价格购进的5台自动浇灌机，旱能灌、涝能排。从春种到秋收，新合村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1982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风行，而当时的黑龙江省委领导不太赞成一家一户单干，认为根据北大荒的特殊情况，应该搞大机械大农业。
次年，这位领导调走，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席卷黑龙江省，很多机械化水平极高的国营农场被分田到户，有些大机械也被拆散，你一堆零件我几个轮胎地拿回了家。依安县当然也不例外。
苏在兴彻夜难眠：当时新合村已有链轨拖拉机和胶轮拖拉机各四五台，还有相当数量的配套农机具，村集体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如果分成一家一户，不仅多年的心血付水东流，而且土地分割后，客观上必然阻碍各种生产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大型农机也无法使用，农业现代化还从哪儿谈起呢？
但毕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方向，不分，能通得过吗？
后来，苏在兴想到，可以先搞“一村两制”，他忐忑不安地把新合村的改革方案呈报给县委。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方案很快被县委批准了。
自1971年起，村集体先后投资70多万元办学校，建起了36间标准化校舍、实验室，使村小学晋升为省级标准化学校；此外，还对全村学生实行9年免学费、免书费、免杂费的“三免”义务教育。
“平均每年为学生免费的数额高达10余万元，这也使小学入学率年年达到100%，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始终居全县各村之首
新合村党支部、村委会，紧接着提出扩大小麦种植面积，从此狠抓机械化，年年购买拖拉机。
逐渐地，机耕地占到全村耕地面积的60%%。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合人却天天有馒头吃，群众乐得合不上嘴儿。
村党支部、村委会随着每一个决策的正确出台，不仅仅带领大家走出了困境，同时树立了权威，也使得广大村民提高了组织观念，统一了思想，鼓足了干劲儿。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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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拒绝实行包产到户，1980年9月她被调任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本ID说法并不是调任，是政审之后大级别降级，因为她之前是中央委员！！！！）
郭凤莲哭了，从此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17年的大寨。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曾经硕果累累的大寨，开始被《山西日报》、《人民日报》等媒体点名批判。
郭凤莲被调离后的第二年，大寨村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不少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回了头。
直到1983年大寨村才下放了自留地。与此同时，大寨村换了4任支书，可是无论人们怎样努力，都无法再使大寨勇立潮头。
大寨人怀念光辉岁月中的郭凤莲，希望她能够重新带领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1991年11月15日，在群众的呼吁声中，离开了11年的郭凤莲被任命为昔阳县委常委、大寨村第8任党支部书记。再次回来的她已经45岁。
前三十年就是井井有条其乐融融啊，我完全同意。
改开前，我家就有自留地、自留树（柿子树），可以养鸡、养猪，到市场上买猪仔、农具等。物模县里农村生产大队主要种粮食，也有专门种蔬菜的生产大队。旱地种红薯的农民与种粮食的农民按自愿价格相互交换。但是也有好多地方没有这些政策，管的很紧。这是地方官员自己理解中央政策的问题，不是中央政策的问题。
没一个回复“就不该做生意，会贫富分化”，让我大跌眼镜
蒋介石是因为遇到了毛，才变成运输大队长；
没有毛的中共，不论谁当家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早晚会被割韭菜。投奔了蒋介石的张国焘啥也不是了。
一个段子：据说，文革后张鼎丞的女儿问叶帅，建国后，毛主席把你们这些老干部一遍一遍折腾，现在没有他了，你们问什么还那么维护他。叶帅讲，中共八大常委、外加十大元帅，哪一个是省油的灯？有些人曾经还掌过舵，事实证明都不行。是毛主席把我们拢在一起，才打下了天下。
毛的指示中明文指示农民可以和国家进行商品交换，不准投机倒把。你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地区的执行情况，不是毛的思想。我从小就种自己家的自留地，每年收自己家的自留树上的柿子酿醋，放学割草喂猪，家里年终杀猪卖肉给邻居。最终被推荐上高中。
那个老泉喊“河里反邓的，大多都是为反而反，真相信毛追求的，有几个” ，
你回答原话：“大概还是有人真相信觉得一个蓝图管理全国挺好的。井井有条，其乐融融”。
上下文一结合，你这话很容易让人理解成反话讽刺哦。所以我也讽刺了一句。你是想说我理解错了，你并不是反对，你也是真心相信毛主席“一个蓝图管理全国挺好”？那我可以为我对你原话的误解而道歉啊，一点问题也没有。怎么样，你确定地说一句？
然而我对于这种超级军屯体制的长期效果却持怀疑态度。文革似乎是想打个补丁，然而也并不成功。
多年前我就在河里说过，前三十年很容易获得一种舒适感。
但这种体制，我是不赞成的。
不过赞成不赞成，大家理性讨论，别天天批斗加站队，敬谢不敏。
河友们说的是当年的事实，当年国家鼓励农村集体作大生意（鼓励社队企业发展），也不禁止个人作作小生意。
是你思想钢印顽固，一提当年就以为“左倾，肯定是因为怕贫富分化而禁止一切做生意”，所以你才大跌眼镜啊。当理论与事实不符时，你应该重新审视你的理论，否则还有大跌眼镜的时候。
我母亲本来是想报考清华或者北航的，因为从小靠劳动“卖钱”、“做生意”交学费读到初中、高中，被秘密调查后，保送了中办机要干校。
我父亲貌似更糟糕些，“出身不好”（贫农、被地主强迫当了一回伪保长），没有保送资格，被迫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
对了，我父亲是高中团支部书记，唯一的学生党员。
还有长江局，跟王明跑了。
皖南事变后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某种意义上，就是总理被打脸打得piapia响，热脸贴了冷屁股，可谓又羞又气。
总理确实没有宣传的那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