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文革前，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其子女上大学的问题。
不同意以陈王兄为代表的：取消高考是因为“出身不好的、挤占了工农的名额”。因为这个观点，就是榴园那封给其父信中的理由，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理由。逍遥兄的观点我也觉得值得商榷，因为停止高考的确不是教员发出的指示，而是在刘下达了高考停止的文件后，因势利导。
在我印象里，教员也没有讲过文革前的高考是不公平的吧？有则请河友指正，先谢。教员只是反复强调教育要革命，五七指示即是教员明示。
实际上，那次取消高考和取消哈军工，应该联系起来看。而哈军工的取消，是一个比较诡异的事儿。有人怀疑与胡子有关：胡子那个儿子上清华是走了蒋校长的后门的，不知之前是否有条子要哈军工接受？武汉陈大麻子那个逆子，从学习成绩上看是考不进哈军工的，因此之前用条子送子进哈军工应该不在少数。陈赓在世时都挡不住条子，刘居英在某些老革命眼里大概就该像南翔同志那样听话。否则。。。。。。副帅也挡不住（他老大在哈军工，混到89的子弟圈里了。军工89子弟打人，和清华拆二校门+打人，看起来也不是时间巧合），只好借尸还魂，搞国防科大。
刘系人马文革之初，所作所为就是找“替罪羊”，显示他们“革命”。蒋校长也成了牺牲品。所以他们这一系的“革干子弟”提出的“为工农子弟向出身不好的子女争上大学权利”，是不能太当真的。
可能不少河友没有赶上1966，但还是对黄帅同学那封信有印象——教育革命的确是贯穿十年文革的始终。然而，教员发动文革，和三年解放战争不太一样：三年解放战争中，教员是统帅，是指导各个战场方针甚至到步骤的；而文革十年，教员是舵手+导师，很多具体步骤，教员是要人民大众自己起来、自己觉悟、自己...革命。教育问题也是这样。一直到批林批孔，教员自己也没有把儒家和士大夫阶层，明确区别开来。就是这是第一文革的教训之一。
文革起于评海瑞，文革末期教员和圆心谈孔子“说不上有什么不对，就是没什么用“那段，始终以一贯之。今天看来，教员想的，是要革两种东西的命：一是1949年以前西方几十年掌控中国教育（大学）的思想意识；一是2000年来士大夫阶层掌控中国教育+文官选拔+历史文化写作等意识形态，教员要革这两者的命。但是第一文革在这两方面，都太笼统了，搞起来就扩大化了。
以史为鉴。
主席对国家主席这个位置是很忌惮的...原主席被打倒...他再坐上去...党内怎么看？国内外怎么看...
就是将主席架火上烤...
因而有了一句...是他想当...
当时下发的批判材料（类似批四人帮的材料）里有主席这段话...
这个资料记得我有...书柜里一时没找到...
刚看了一些...出版社出的领袖们...包括邓在整顿期的各种会议上的讲话...
那个位置上的领袖们...可不是身边的小科长...
都是治本的良方...眼光都是整体...
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只能从现实中发生的过程来证实判断...目前只能这样...
陈斐章，山东潍坊人。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的二子，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第五代嫡传后裔。
1948年在华东大学上学，该校由潍坊乐道院迁往济南，陈斐章被调到新华社分社干记者，参加渡江战役后到重庆，被分配到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后调入人事科和办公室工作，他曾在《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发表过采访记实《红旗营》。1954年调到北京国家建设委员会，1957年调到国家计委办公厅做秘书工作。此后20年来，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 “文革”后，陈斐章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任经济组组长。
老兄Formative Logic要补补了。2000年前古罗马老祖宗就知道的经典ignoratio elenchi 啊。。。盎撒逆贼为了给其粗鲁无文的子民科普，又有名曰“Strawman Fallacy”
你抛出说法：“各行各业的顶尖精英，大都是没有“国”这个概念的”
我质问:（政军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科学如）邓稼先，钱学森，侯德榜都是顶尖精英中的顶尖精英，你敢说他们没有“国”这个概念的？
你对其他五人避而不答，只声称“肉（毛泽东）不就是自己上山打游击了么。（所以我SenatorZhao‘各行各业的顶尖精英，大都是没有国这个概念’的说法）没说错”。
我质问：你的逻辑就是“毛泽东上山打游击干革命=他作为顶尖精英没有国家概念”？你不是喝多了是什么？
来，白纸黑字就在上面，谁ignoratio elenchi了？谁“Strawman Fallacy”了？你压根不懂什么是ignoratio elenchi，什么是“Strawman Fallacy”，搜俩词就出来唬人装逼啊？
黄宗汉说康生与江青九届二中后疏远了，这篇文章没否认。
黄宗汉没说74开年批林批孔后，康生又和江青有所接近，这篇文章给了材料。
10月份，教员让秘书给王洪文打电话提议邓第一副总理（王和总理负责四届人大人事），王飞长沙被教员批。康生就在担架上去总理那里传话：江章有问题。
75.5政治局批江，7月邓开始主持中央日常（王去华东帮助工作），8月正是邓炙手可热的时候，他就让王唐直接向教员带话。
建国后为此休养了很长时间。
精神过于紧张，疑神疑鬼。死前说的这些，教员也没法和他计较。
他儿子云南知青八年，他没有用康生的影响力让儿子参军、参工、上大学回城。
913之后，中办批林，一个大头就是中办的人找叶、黄、吴、李、邱等让自己孩子参军，人数实在太多。
1993年12月，华国锋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有这样一段：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
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后面加了一个注：②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这算是“‘血雨腥风’中交班”最权威的出处了。
然而，然而啊。
同样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年后，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年谱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其中第六卷记述：
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P649）
同一页，《年谱》加了一个注：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两书都承认1976年6月教员有这么一次谈话，谈话对象一说“华国锋等”，一说
“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都没说有叶剑英在场（当时叶剑英、李先念还在“生病”期间），但两书关于谈话内容就大相径庭了，《年谱》记载没有了“血雨腥风”，也完全没有“忧虑和不安”。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毛泽东传1949-1976》
《毛传》这里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
事隔10年，同样是76年6月的所谓“毛主席谈话”，《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的说法完全不同，《年谱》者否定了《毛传》。
《党史博览》2013年03期发表李海文（原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文章《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以下简称《毛泽东交班》），李海文多方考证，直接指出《毛泽东传（1949-1976）》里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血雨腥风”的谈话，实际上查无实据，至今“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
这段话最早出自叶剑英的讲话。李海文说，“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过这番话。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 作班子也讲过。当时笔者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的讲话。”后来“在传播过程中，这段话不断地被加长”，有人还企图以此“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等等。
李海文在《毛泽东交班》中有下述内容：
1993年12月，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播放的一天晚上，我（李海文）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郑重其事地说：“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显得格外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
关于毛主席讲“这段话”的时间，《毛传》、《年谱》都只是说”6月“，其他的文章，有说是1976年6月13日，有说是6月15日，有说是6月25日，莫衷一是。
我们看《年谱》，教员6月初突发心肌梗塞，报了病危，从张玉凤、孟锦云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来看，晚年的教员吐字已经有些含混不清，需要张玉凤，有时张玉凤也听不明白，教员就抖着手写字，“你办事我放心”就这么来的。
按理，6月谈话，张应该在身边做翻译的，也许张还能回忆起来。
存疑吧。
【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韩刚的理由也是教员的身体状况。
但是，就这一点就推断出谈话不是发生在76.6而是76.1，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也太自由心证了。
讲证据，讲逻辑，任重道远。
记得有个话剧，就是讲怀仁堂政变的。里面有个角色假意投靠四人帮，实际上是汪总管派过去的卧底，就是说的李鑫，这是个改变历史的关键性的小人物。
这个故事的线可以是：1、王唐两个小耗子是邓和康谈话后，由邓带话才去找康的——于是邓脱不了干系；2、康明指了徐，让搞江的人“如获至宝”——结果徐完全不能/不证明江青是叛徒；3、康被翻案打成“反革命一伙”的——如果有在天之灵，康或许在哈哈笑。
这样康老临死前的坏人说就有了解读）（选择）的方向。以前河里好像黄河故人讲过某个地下党不惜自己名誉而死的故事，或许康老也是给稻们挖坑？
当然这个故事还与10月6日稻公到底有何干系密不可分，赵匡胤到底知不知道他亲弟小弟们的谋划？各自心证吧。
因为没有录音记录，如果康说的是“关于江的叛徒的传言，可以去问徐”，那就和后来的版本意思完全不同了。
文革前关于江青的匿名信就搞了两次，罗大将的确有责任，第二次的结案结论完全不像话。
2020.1.6，华盛顿国会山事件。
观察者网：您如何评价美国这次轰动世界的事件呢？
金灿荣：这次事件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
第一，制度不是万能的。有些学者坚持认为，一个好的制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还真不是，制度设计得再好，如果人变了，不尊重这个制度，那这个制度肯定无效。
第二，美国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可能已经达到了一般中国人理解不了的程度。美国的基层“红脖子”的愤怒是真的，不是装出来、演出来的，这个值得注意。
第三，由于社会严重分裂，即使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前途已经走到头，在社会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支持他的社会基础也不会改变。
这样的美国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开始执政之后肯定是困难重重。拜登能不能真正面对、解决美国的问题，我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