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皖西乡村亲历记 -- lmylqh

因为对农村来说，国家就没背过这些包裹，倒是2000年后医疗、养老捡起来背了一下，就这也用力不多。

医疗，我前面说了，赤脚医生看病是要钱的，吊水吃药，治疗一次总要一两块钱，现在看太廉价了，但那时一般农民连这钱也拿不出，所以不是小孩生病都不会去看病，60岁左右的老人生病一般会象征性的请赤脚医生看一下，好就好，不好等死。那时我们那没有因为看病倾家荡产的，因为既没有家产也不会去看。我的印象中我们大队除了家有工作人或靠得住的亲戚，大部分人从未去过医院，就像前面有个河友所言，乡村生乡村死，生死更多的是随缘。我和我妹妹中间差四岁，是因为中间有个弟弟几个月大时夭折，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埋怨我父亲有一晚听到屋外的呼喊声并答应了，认为这招来不干净的东西带走他。如果真像某些人描述的治病不要钱，她会不带小孩子去治疗吗？实际上他们连公社卫生院都去不起，那里收费比赤脚医生贵多了。也许有些人不是农村出身，用城市公费医疗来想当然，如果这样就不要替农民选择道路。

教育，80年代之前，一般农民家庭小孩都会上小学，那时也要交学费，只是比较少，但问题是没钱啊，我家就是借钱让我上的一年级。小学毕业，上初中的，和我年龄相当的大约是一半左右，以前肯定更少，初中毕业后上师范和中专文革中不是靠考试，要靠关系，肯定轮不到一般农民头上，倒是文革后靠考试，人人有机会，所以我们那时做梦都想上师范、中专，师范、中专上学不用花钱，出来还能挣钱啊。至于高中，我们村在我90年代初考上大学前所有上高中的可以用两只手数完，文革前有两个没考上大学，称为老高中生，乡亲们总觉得他们比我们后来的高中生更有才学，文革中有一个，人家有路子直接推荐上大学，一般农民根本不会上高中，光高中住校吃饭都供不起，另外你上高中如果不能推荐上大学有什么用，拿个高中文凭回家到生产队干活，性价比也太低了，而且本来也上不起。文革后80年代有几个，一般是家里条件好的，后来他们也没考上大学，我是我们村第二个上大学的，但上学时亲戚朋友普遍不赞成，因为一般家庭90年前后供养一个高中生也接近于倾家荡产。虽然这样辛苦，相对来说，教育上总算还是给了一个机会，不像以前，教育对农村一般小孩就是上上小学初中，中专、高中和大学那是人家的事。所以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包袱被甩掉，相反是打开了一部分枷锁。还有，我遇到老婆后才知道他们城里考中专有多容易，只要不是白痴，几乎人人可以，我几个姨姐都是中专毕业入厂，他们实现我们的梦想居然那么容易，难怪有人怀念过去，毕竟现在他们的孩子要和那些以前不屑一顾的农村人一起竞争。

养老，如果你说生产队分给老人一份饿不死的口粮是养老，那你根本没把农村老人当人，养老养老，连饭都吃不饱也叫养老，有病不能看叫养老，如果这样，现在的许多虐待老人罪都可以取消，那些人做的并不比生产队对老人更过分，而且就这份生产队分的口粮，也是社员种的，和分田后有什么区别，国家背过养老包袱吗？倒是现在，农村有点养老的意思，有饭吃，生病能治，部分富裕地区农民也能跳跳舞。

太祖也是个人，没那么伟大，就他默认让人吹他万岁，我就觉得这伟大打非常大的折扣。。。。就他捧王洪文这种货色，把江青和侄子毛远新弄到中央政治局，就更加折扣了。。。

人民公社上的准集体企业职工。 城里人的医疗上学养老靠自己所在的企业，也不是靠国家。农村那时候的养老等靠的是人民公社。看看大寨南街村现在怎么解决农民养老的，一般的人民公社一直发展下去应该不会比现在的大寨差。

当年农民日子过的苦，因为他们在和城里人一起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着资本。城里人工资17年冻结不长，日子一样艰难。那时国家经济工农一体，农民工人都是入股的，农民的贡献不比工人小。打个比方，如同一场战役，城里工人打攻坚(装备待遇自然稍好一些)，农民打阻击，打胜后同样有功。国家工业化成功后，工人农民同样有资格直接间接享受各种福利。可惜，分产到户如同让农民买断退股，有点类似后来城里人买断下岗。只不过农民拿到的不是补偿金而是生产资料土地。农民此后也没从国家拿到多少福利，这当然是被甩了包袱。

卓别林用《摩登时代》展示了系统性压榨。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过历史变个形态重复一次。100多年前表演是这样，今天用同样工具：电影（类似韩片《寄生虫》、《蜗居》里的海萍），来表演。

公关媒介只能用工具人，困在系统里，含蓄映射。一个“正反馈循环”系统，导致普通的疑问：人是什么？人是目的，还是工具？人是为了生活，还是仅仅为了活着？人，还有没有自我？

系统压迫骑手、职场PUA员工、富士康18连跳、996.ICU...不经意间都活成日本流行词“社畜”，一个个鲜活职场人任由社会精细化分工挤压下的社畜。新时代，摩尔定律推动，系统每个节点中的人不断持续优化迭代、加快速度向前冲，系统在效率更高、速度更快、时间更短、价格更低......渐趋完美。时间考核、微笑考核、计件量、PPT考核、KPI.....个体们被系统推动，像一个上升螺旋，卷入其中不能自己、只能被动接受。

系统背后的人愿意来解决么？要不就推翻系统解决？

为光荣，这个可是当红小兵后来少先队的先决条件。

最好还是问五保户，可惜我估计没有能从大集体活到现在的五保户。就我所见，现在的五保户有住房，是乡里拨款盖的，我们村五保户没去乡养老院，所以给他盖房，每月有几百元补助，在乡下生活是足够的，生病医保全报，我小叔做手术只能报六七十，有一次还羡慕得说要是五保户就好了，小婶子呛他说那你还成家干吗。要说不足，就是生病无人照顾，村里也会派人，不过办办手续，这一点过去现在设啥区别，只不过现在能治病。

前面有河友说大集体农民受苦是沒有实现工业化，如实现工业化，就算是大集体也可享红利。这个饼画得有点远，而且也不够大，不如1060工程，如果你出六万八，人家两年就会给你一千零六十万，既近且大，多好。而且实现工业化有什么标准，红利到底是什么，也不可知，这个是哄不了农民的，还是只要种好田当年就有收成更吸引人。

他的答案是，综合比较，以前的和现在的感觉差不多，他的用词是“一样”。现在他那儿五保户是有补贴，但没有给盖房。

【40年记忆】粮食亩产大幅提高折射农业大转变

发稿时间：2018-12-31 13:59:00 作者：罗瑞明 来源： 中国青年网

1980年场里实行包产到户，将农田按人头进行分配，后又将耕牛作价分给农工，农工的积极性得以调动，产量也有了提高，亩产超出300斤，但仍然没有达到“上纲要”的要求。到了后来，杂交水稻开始在场里推广，杂交水稻一推马上就见效，亩产600斤根本就不是问题，而且晚稻比早稻还好，实现了晚稻超早稻。粮食产量提高，收入就增加，大大激发了农工们种田的积极性，原来田种不过来，后来抢着种，有的甚至一口气承包了上百亩，成了有名的“地主”。再到后来，实行家庭农场，将国有土地划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由技术能手承包，粮食产量不断提升。

离开琳池垦殖场多年，2017年12月15日场庆60周年，本人又一次来到了琳池垦殖场，当年的农工大都已经退休，所剩无几，但走到农场一看，田还是原来的田，但没有一处荒地，田里有多台小型耕耘机在翻地，以消除病虫和清除杂草。我问场里的人员，现在田谁在种，回答说，场里的工人大都退休，按照“能人+基地+农户”的模式，农田承包给了外面的人员种，每年上交相应的管理费。承包者有技术，有机械，挑选优良品种，粮食产量比原来高了许多，现在亩产已经达到单季1100多斤。

这个回忆就提到产量倍增的原因是杂交水稻，积极性的作用有限。

看你的回忆感觉更有可能是改作物带来的增产。

我老家姜堰也算比较富裕的地区了，包产以后也是大人小孩齐上阵，甚至有辍学回家干农活的。按老家的人的说法，种杂交稻交公粮，自己吃的另外种。杂交稻他们都不吃的。

不过现在年轻人都进城了，农村就剩下老弱病残，农忙时候都是找专业的种地的人来种了，原来种水稻的地，现在也就种点番薯之类的懒庄稼，或是地流转出去给种田大户种。

韩丁（Hinton）考察了80年代初期山西一个没有分地的公社，发现其农业生产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产量也经历了急剧地增长（单位是蒲式耳每英亩）：

1978： 46

1979： 71

1980： 88

1981： 96

1982： 103

82年产量比78年增长了2.23倍。而同时期作为承包典型被树立起来的安徽凤阳县粮食产量从78年到82年增加了2.42倍。两者相差不大。

布拉莫尔（Bramall）则考察了80年代初四川分地较早的县和保持集体体制的县，结果和韩丁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集体化的县也经历了产量的提高和谷物生产的增长，而且增长率与去集体化较早的县相比至少相当，甚至更快。

承包单干的确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在发展较好的人民公社中通过改革完善工分制度同样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如果当年的改革都按照黑龙江省依安县新合村搞一村两制就好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村庄。毛时代以贫穷，土地涝洼塘而四乡闻名，靠集体改善土壤，改善生活，改开了集体制和单干包产并存。

如果这样的村庄不是全国孤零零一两个而是多一些，农村在80-90年代也不至于那么惨了。

至于2000年以后搞土地流转，撤乡并镇，合作社扶贫，资本下乡等等政策已经和包产到户没几年以后重新搞乡镇政府南辕北辙了。

想想08年时候河里还有人讨论搞测土定肥法最大的问题是包产以后田地太碎，没法推广。现在土地流转等政策虽然会带来田皮田骨的问题，不过技术推广是比包产时期快太多了。

或许有人从我的经历中看出我有厚此薄彼之意，其实并没，我是更喜欢活在当下的人。70年代我吃不饱饭，我不怀念，80年代我失去母亲，我深恶痛绝，90年代，农村就睁不开眼，没人会留恋，只有2000年后，我们家才好了起来，让人感觉像过日子的样子，我这样说，不仅仅是我自己过得好，我姐姐妹妹都在农村她们过得也好，我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加起来30多，过得都好，没谁吃不上饭，没谁看不起病，在老家都盖了楼房，大约四分之一在六安合肥买了房。太祖太宗各有长短，品评优劣对我这样的农村家庭并没有意义。说句丧气话，农民一直都是社会运动的被动参与者，就像实验室的小白鼠，争论化学李和生物刘那个更温柔没有任何意义，当他被抓进笼子时一切都早已注定。

还有，河里很久不见老光，光叔文字平淡质朴，但我就是喜欢，也说不清为什么，很久不见，令人思念，要是有人有联系能报个平安，那就好了。

我发现河里讨论问题喜欢引经据典，不是说这样不可以，问题是两方都有经有典，争论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旁观者也是一头雾水，那不如让亲历者多摆摆事实，总该有助于判断。

比如太祖拉人也不是全靠画共产主义宏图，主要还是靠官兵一致、分田减租这些实际的眼前的利益动人，靠画饼，他真不一定画得过炮党的三民主义，但炮党现实中就让人没法活，结果把人全赶到太祖一边。现在的果粉，你以为他信得是三民主义，错，他是想过地主资本家的辛福生活，你看，还是实物引人。

我希望在大集体时代过得很好的河友多发发声，讲一讲怎么个好法，比如吃什么饭，上什么学，怎么看病，怎么养老，父慈子孝，邻里和睦，凡此种种，都可以聊聊，不比数据理论更吸引人，当然最好能提一下这样的家庭在当地农村占比多少，像我家那样的家庭大概占当地的80%左右吧。

有些河友描述的当年农村的状况，跟我父母描述的完全不同，虽说我父母六十年代初离开农村，但是乡下大把亲戚，往来也多，当年农村的情况，自认还算是了解的，潮汕地区跟你的描述，也算是接近。

反而是80年代中后期农村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因为很多亲戚都出来打工了，少了直接的信息来源。

您写的这些，真是最直观的，比所谓的统计数字真实多了！

我的记忆里，晚稻的亩产一直比早稻高。中国种两季稻的地方主要是浙江南部，江西南部以南这些地区，早稻成熟的季节是盛夏，水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开花，灌浆和成熟，而晚稻成熟的季节在秋天，时间充裕很多，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晚稻产量高还好吃。就算总产量也是晚稻高，因为种早稻的时候要给晚稻育秧留空地或在未来的秧田种特别早熟的早稻品种，而特别早熟的品种产量更低。因此总结起来种晚稻的面积比种早稻的面积大，总产量就更高。

结论还是差不多，呵呵。

除了沿海少数省份之外，大多数地方的改变就是从打工开始。我是靠姐姐妹妹打工上完的学，不上学的家庭就靠打工盖房治病甚至是交上交，因为九十年代农业所得已不够税费，需要农村家庭打工挣钱去交，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工业返哺农业，真正返哺要到两千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