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陈寅恪考 -- 陈王奋起

民国大师大多是文科大师，沾了西学东渐的光，多出来了很多以前未见的新方法新材料。

当年学古代日语的难度其实在于资料不好找。国内肯定不存在，日本国内也得专门找地方学。

至于今天吗……Weblio古語辞典可以解答绝大多数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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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大师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比如拉曼光谱的发现者拉曼，印度土鳖非海归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王国维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从哪儿引进呢，陈寅恪的新研究方法也无处引进啊。

文科也自有文科的逻辑，不必一概而论。

陈的三大得意弟子之一，曾被陈以名山传人期许的大才子金应熙先生，58年后开始代表广东省委宣传部写过文章（《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从学术角度重磅批判过陈，深深刺痛过陈内心，从此不被列为门墙。

在文革后，金还是很推崇陈寅恪的学问的。比如两人都精梵文，金本人掌握七种语言，已被当世人敬羡，而金说陈掌握十三四种语言。

改开后，金先生上课时曾公开板书过陈先生的一段内心自述：“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陈垣）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这是两陈自述互许——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生活艰辛，两人却也不肯做对不起良心之事。

陈寅恪先生的问题，恐怕还是58年毛主席引陈伯达文的那四个字：不肯“厚今薄古”，不接受马列唯物史观，终是“一无用处”。

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应当尊重。当时的党中央也确实给了陈先生充分的自由，陈被大字报后，领导运动的历史系总支书记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并向陈先生向检讨、道歉。共产党甚至能容忍陈先生下述言论：“要毛主席、刘主席或周总理给我写书面保证，不出我的大字报我才教书。” 毛主席能当年给予陈先生言论甚至发飚的自由，我们现在学习理解一点主席的大度、宽容与自信，也不太难罢。

当然，其研究兴趣，是否对当世，尤其是国破家亡、亟待匹夫救亡图存的乱世，有所禆益？我们这些后人也有评论的自由。

啥关陇集团的，没学过！

暴露年龄啦！~~~~~

吴宓是个可爱的人，那是对于他的朋友來说的。可很多人也怕他那日记记了些什么鬼黑历史。

现今国人批民国大师，不从他们出身去想，不从历史的角度去想，一味的以工科党员的要求对待，不如推崇窄而霉斋主人，弃了笔去作服饰研究，为社会做实在贡献。

辛弃疾就是一个典型。中学的时候学什么“元嘉草草，赢得仓皇北顾”，啥呀，不懂。苏轼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这个就好懂。

我的历史都是小人书里学的，汗~~~~~

说陈寅恪治史有“诗史互证”之说，常以文学作品考察当时社会的文化观念，尤其对“俗文学”更为关注，按照今天文化研究常用的“大文化”“小文化”的模型来看，陈寅恪确实得风气之先。后来还写出一部大作《论〈再生缘〉》。

受陈寅恪的影响呢，他的得意门生金应熙，也是沉迷武侠小说，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对还珠楼主，宫白羽的小说尤其喜爱，天天追更。不仅自己喜欢，而且向自己的学生推荐。

金应熙有个学生叫陈文统，因为老师的缘故，也喜欢上了武侠小说，后来还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和金师谈武侠小说，比在课堂上获益还多，因为陈文统特别喜欢宫白羽，后来自己写小说的时候，给自己取了笔名：梁羽生。

金应熙不仅在喜好上影响了自己的学生，而且思想上也给了梁羽生颇多指引。后来梁羽生在武侠创作中，对“侠”的内涵加入了很多“左派”色彩。梁羽生在“文革”中比较迷惘，对“左派”朋友敬而远之，对“右派”朋友更是断了来往，而“文革”结束，对“改革开放”也不能完全理解接受，梁羽生的经历也算是“香港”左派同路人，同情者的一个时代缩影。

因为言之有物，有境界，有气度，用的典故比较恰当。

也是年轻的建筑设计师们，而不是土工。虽然土工的建设方针是多快好省，也是不赞成搞大屋顶的。毛主席嘲笑说大屋顶像道士的帽子，也不是专门针对梁思成说的。被后来某些人演绎成打压学术自由。现在客观的看，梁思成设计的大屋顶，除了友谊宾馆还不错，其它一些例如华侨饭店都丑得很。

梁羽生先生87年到澳洲退休，应该说是避世。太多的真真假假的事，太快的反反复复的人，累了，算了，走了。

惋惜的是，他的授业恩师88年才离开广东省社科院，被组织上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做《香港概论》之研究。3年后金先生逝世，师徒大概再没有近距离交流的机缘，梁先生也无从“解惑”了，如金先生被逐出门墙后再无师可以“解惑”之故事。

永诀恩师谁解惑？最是造化总弄人。

毛想靠一个最革命，最纯洁的政府来解决问题，但避免不了内卷造成的矛盾和腐败，邓比较粗糙，创造的就业不少，但也不是谁都适合，朱镕基那时候也领教了经济危机的滋味。

而是一个优秀的传播学大师.

还是按你的说法，主席的中国朴素辩证哪里来，是看了一本叫做朴素辩证法的书？是从古书里自己总结的？抑或也从别的中国哲学家的书里学到了些东西？那么怎么看待这些别的中国哲学思想家？

你看看，把自己绕进去了吧。

再者，我们现在探讨这个话题，也不光是评价臧否历史人物，而是也为当下，马列毛哲学理论和当今实践结合的怎么样？哪些不适用了，哪些适用而被弃而不用，仅仅成为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羊头？哪些是被用而不知，哪些需创建新的理论来总结指导实践，这都需从你不知也不屑于知的众多其他哲学思想家那里汲取营养。

1986年的秋天，93岁高龄的梁漱溟回忆他与毛泽东初次辩论的往事，他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1938年延安）争论，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让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末了，他黯然神伤地说：“（1953年政协会上争论）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去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他们”自然是说毛泽东与周恩来。

就像各种传统武术的掌门碰到现代搏击手被痛扁差不多，怎么说呢，各自的训练体系，追求的目标不一样

现代学问，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讲究系统训练，和拳击一样，目的性极强。做个研究什么，浏览看看别人做过什么是必须的。而且他们已经形成了这个体系，保证你一定要把研究建立在以有的知识体系上面，不要轻易另起炉灶，或重复发明车轮

传统国学可能这方面做得比较差，缺乏系统和制度方面规范，一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野路子甚多。有点像家庭作坊。许多大师受崇拜，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聪明悟性，而不是系统知识方面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