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陈寅恪考 -- 陈王奋起
这句话启发了我文革是怎么从涟漪发展到风暴的。
颇有西西河当年风采。
我们看看冯友兰先生自己的叙述吧，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
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
有一个会开汽车的朋友告诉我说：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车就像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车的四个轮子，就好像自己的两条腿一样。一个人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但不会碰倒一个人。一个会开车的人，在众车之间行走，如果车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决不会碰车。哪个地方车能钻过去，哪个地方钻不过去，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就可以决定的。我想，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后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像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达到这种程度，就叫做“化”。
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说出那样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冯友兰先生上面的自述，涉及的毛泽东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最后，我们看看冯友兰先生真诚坦荡的一面：
冯友兰先生，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公开了，这说明冯友兰先生的修为水平不低，境界不低。
就是这句话，让他和毛泽东在灵魂深处，一直交流了三十年。
南亚，佛教，藏地相关，目前涉及梵文的学者分布在语言学、外国史、哲学、文学、宗教等领域。
在世且研究包含梵文范畴的：叶少勇、段晴、范慕尤、张丽香、尹锡南、邱永辉、萨尔吉、范晶晶、赵悠、刘震、汤铭钧、罗鸿、张保胜、黄宝生、郭良鋆、葛维钧、王邦维……
微博上那是有组织的，属于宣传工具，混淆视听，蛊惑民众而已，与公知行径无二，互泼脏水罢了。倒也不必太过在意。此文也与微博上一个叫"无为李爷"前一段的一篇文字，有大量内容相似。也不知陈王是否参考其文。
陈王发此文，正是因为我在另一处回复陈王未免有偏见，按这个标准张自忠就算以死明志，也是汉奸。陈王的见识与论断，我一向是极为赞同佩服，只是在陈寅恪这一点上，略有不同，不料竟引出这么一大段。
陈寅恪这些年是大热，其人其文，事实俱在。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传统旧士人，才气极高，学问很大，有些公子脾气，名士派头，与新世界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也不至于“反动”二字，更何况于“汉奸”？
以他的家世习气学问，一到清华，被王国维“许我忘年为气类”，两人都是那种较为纯粹的学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挽王观堂，既是挽友，亦是自况，两人都是为旧“文化所化之人”，自然物伤其类。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面包大叔说他吹了个牛，我倒是觉得正是其自我期许。建国后明言要主席手书不讲马列，才肯赴任。固然是倚老卖老，略显张狂，却也正是其精神体现。只是有的时候，他自以为是“独立自由”，在旁人看来，却未免“反动”了。
至于政治上，他本是个钻故纸堆的学人，几乎不公开涉及政治。但是49年不应友人之邀，无视家人之请，坚持留下，已足以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了。再如我上面引的论唐高祖臣服突厥事，在全面倒向苏联的时代，是谁在“病之”？“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初人杰之所为耶。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既是为新政权辩解，也是对新政权期许。这篇文字也正是他态度的体现了。所以我说他大节无亏。
至于后来有些怨望，在当年那个气氛下，也是难免，可以理解。毕竟他始终是留下的。当年我当高层都能容忍的事情，到了现在反而成了罪状？你真是要把他按照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来要求？再说了，多少共产党员的“怨望”比他大的多，比他深的多。
陈寅恪批评不得吗？当然不是，可批评的地方很多。学问上，钱钟书说他学问琐碎，钱穆说他文风摇曳，譬如罗贯中说金瓶梅格局太小，施耐庵说金瓶梅风月太多，不影响其学术评价，但是也不无道理。不过话说回来，钱钟书他自己的学问称得上恢弘吗？生活上，始终不能融入新时代，名士派头，人上人的感觉无刻不在，批他这个一点不冤。再说了，国家高薪养着你，你为国家又做了多少事？旧道德还讲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呢。
对这么一个人，我们常人来看，无非敬其志，惜其才，悲其遇。你现在非要说他“汉奸”或者说“潜在汉奸”？
上面有河友提到文革，作为没有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在河里潜水多年，耳濡目染，本来对文革是“理解之同情”，非常惋惜的。但是看了陈王此文，倘若文革就是这样玩法，那恐怕还是“理解之不同情”比较好吧。
他第一个提出关陇集团概念……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了，首创是不易，触类旁通则简单。知有关陇则知有淮西，知淮西则知有关陇。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理解西周的政治制度，孔子孟子等人都有过许多引用诗经来追溯历史的。后代此类研究，其实也很多，例如从诗经考察井田制；还是风俗习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相信你也一定都知道的。怎么是陈创造的？陈寅恪其实只是更彻底地用了这种方法，变成一种自觉。这当然是推进甚至贡献。但如果以为是他创造的，就错了。而且这与用史记之类的作品研究，也没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史记中太多文学描写了。说陈胜年轻时说”苟富贵，勿相忘“，后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真的吗？项羽见到秦始皇”彼可取而代之“这不可能真。因此钱钟书就说过古代的历史，关于人物场景对话的记录，其实就是作者虚构的文学作品（“不尽相同而可相通”）。但在有考古之前，后代有关人物的历史研究往往只能依靠此类准“文学”作品，也就是“诗”。因为早先，无论东西方，诗文是难分的。西方干脆把文统统纳入“诗”。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诗比历史更真实”。
有些人赞扬陈，可以，夸大一点，也行。但读者不能听见风就是雨，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听说过把，“投桃报李”（出自诗经）也听说过吧，“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也出自诗经，不也由此看到好见证了古人的恋爱？这类材料的研究太多了，历史极为悠久，诗经多久，这历史就有多久。这真有那么了不起吗？
而且，这种研究方法其实问题也很大，因为诗文中有想象，这就会有以假乱真的问题。陈寅恪曾研究白居易《长恨歌》中杨玉环是否处女，研究可以，但这能有定论吗？研究白居易《琵琶行》中一句诗“主人下马客在船”，主人是谁，客人是谁，船什么样，诸如此类，这类研究，也许显示了陈的精细，想象力，对相关材料的熟悉，但你凭什么相信，这个主人，这位客，这条船，是写实，而不是虚写。让白居易来也不敢相信。因此这就是钱钟书等批评陈的地方。因为这种研究是毁灭文学诗歌。李白白发三千丈，只能改为白发三寸长了。
这不是否认陈寅恪，而是说别不长脑子。脑子是个好东西。如果陈的贡献真得大，这种方法真的可靠，为什么几乎没有什么后人系统使用。
其实，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也是一本系统使用以诗入史方法的研究著作，研究李杜两人的身世和思想情感。
我觉得，你的毛病就是不看原书，只看别人的吹捧，又不过脑子。要知道，学界一向有吹捧风气的，因为吹别人可能稍上自己。因此，看原书，哪怕只看一点，也不容易被人忽悠了。
经验是个好东西，脑子也是好东西。
甚至是奉承和变相拍马。如：”你工作不能不爱惜自己身体“！
别太政治正确了！
过粗了，很多事没有理论指导，没有方法论贯彻，只能随波逐流了。而朱执行层面更右，
各位都在世界上待过，应当知道社会如何？可以批评甚至挑剔毛，周，邓，蒋，为何不能批评挑剔陈？
起码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看陈。仅仅恭敬不是理解，而是自我选择无知。
但是批评也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用同样标准。
还是那句话，打为汉奸或者说“潜在汉奸”未免太过。拿这个标准，张自忠就是汉奸。
是他个人恨不得马上立刻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强国的急迫心情，事实上也是朱老总、周总理等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尽管在前三十年，他们的有些政策，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的强大，呕心沥血，恨不得倾其所有，奉献出自己全部身心的赤诚爱国之情，是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了的，后来者完全无法同他们相提并论。
人民从来都没有要求他们是完美无缺的圣贤，但他们用自己的无私奉献和克己奉公，做到了传说中圣贤都未必能达到的境界。
所以人民群众才会深深地爱戴他们，拥护他们，崇拜他们，永远地怀念他们。
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个小小后背，坐享毛主席他们奉献了自己，为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打下来的坚实基础，真是何其有幸，三生有幸！
我为自己是毛主席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分子，深深地骄傲和自豪！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理解西周的政治制度，孔子孟子等人都有过许多引用诗经来追溯历史的。后代此类研究，其实也很多，例如从诗经考察井田制；还是风俗习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相信你也一定都知道的。怎么是陈创造的？陈寅恪其实只是更彻底地用了这种方法，变成一种自觉。这当然是推进甚至贡献。但如果以为是他创造的，就错了。而且这与用史记之类的作品研究，也没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史记中太多文学描写了。说陈胜年轻时说”苟富贵，勿相忘“，后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真的吗？项羽见到秦始皇”彼可取而代之“这不可能真。因此钱钟书就说过古代的历史，关于人物场景对话的记录，其实就是作者虚构的文学作品（“不尽相同而可相通”）。但在有考古之前，后代有关人物的历史研究往往只能依靠此类准“文学”作品，也就是“诗”。因为早先，无论东西方，诗文是难分的。西方干脆把文统统纳入“诗”。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诗比历史更真实”。
有些人赞扬陈，可以，夸大一点，也行。但读者不能听见风就是雨，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听说过把，“投桃报李”（出自诗经）也听说过吧，“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也出自诗经，不也由此看到好见证了古人的恋爱？这类材料的研究太多了，历史极为悠久，诗经多久，这历史就有多久。这真有那么了不起吗？
而且，这种研究方法其实问题也很大，因为诗文中有想象，这就会有以假乱真的问题。陈寅恪曾研究白居易《长恨歌》中杨玉环是否处女，研究可以，但这能有定论吗？研究白居易《琵琶行》中一句诗“主人下马客在船”，主人是谁，客人是谁，船什么样，诸如此类，这类研究，也许显示了陈的精细，想象力，对相关材料的熟悉，但你凭什么相信，这个主人，这位客，这条船，是写实，而不是虚写。让白居易来也不敢相信。因此这就是钱钟书等批评陈的地方。因为这种研究是毁灭文学诗歌。李白白发三千丈，只能改为白发三寸长了。这就是为什么陈寅恪万年篇幅最大的著作《柳如是别传》，据我的了解，没有人看完过，太没意思了。
这也不是否认陈寅恪，而只是说我们读者别不长脑子。脑子是个好东西。如果陈的贡献真得大，这种方法真的可靠，为什么几乎没有什么后人系统使用。为什么陈的最被人称道的著作其实是隋唐史，政治史，而不是那些以诗入史的东西。
其实，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也是一本系统使用以诗入史方法的研究著作，研究李杜两人的身世和思想情感。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有大量借助中外古诗文的学术研究，不全是历史，但其中有历史。
甚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当年也曾借助古代诗歌和文字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气候变化，也是历史。最早的材料也来自《诗经·豳风》，那是周成王时代的作品(公元前11世纪），距今3100年了，很多，展示了一些地方的气候历年来的变化。大家熟悉的则有如“在淮为橘，逾淮为枳”之类的，这表明当年江淮之间种橘子，但我们都知道，今天江淮之间不种了，种橘子的地方更靠南了。这种比较就透出了长时段的气候变化。这才是真学问。我想，不用权威夸耀吹捧，大家一看都会明白。
文科其实是比较虚的，因为那更看重权威，师生门第的吹捧因此也就是建立学术权威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许多人不真的读书，或者是看了也无力评价，因此就只看对一个人的评价，或什么什么创造贡献，但因为也不真懂，就接受了。
我觉得，你的毛病就是没看原书，只看别人的吹捧，又不过脑子。要知道，学界一向有吹捧风气的，因为吹别人可能稍上自己，甚至一些史学界的人，可能不一定了解甚至就不愿承认自然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这类研究，因为抢了他们的饭碗。
因此，一定要看点原书，哪怕只看一点，别光看介绍，吹捧的文字。也不容易被人忽悠了。
经验是个好东西，脑子也是好东西。
说了这么多，知道没什么用处。许多人还会照样，不看书，不分析，只看评论，只看权威，甚至看懂多少门外语。大家都该知道的，外语是语言能力，本身不是学问，就像一个人会说闽南话，广东话，那是学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