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斯拉沃热.齐泽克：浅谈基督教无神论 -- 万年看客
首先我想指出一项简单的观察结果：对于那些信奉晦涩的宇宙星象学推测的人们来说，最近有一项流行话题正好位于他们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所谓的三星连珠，既地球、月球与太阳即将运行到位于同一根轴心上的位置，届时将会发生毁天灭地的大灾难，宇宙的秩序将会暂时脱节，必须寻求全新的平衡。大家应该还记得2012世界末日之类的说辞造成了怎样的恐慌，尽管大多数人对此都一笑置之。之所以2012年被当做世界末日，正是因为玛雅历法预言届时地月日三者将会连成一线。
我认为今年——既2017年——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因为2017年是三件重大政治事件的周年。今年我们不仅仅要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还要庆祝马克思的《资本论》初版发行一百五十周年。最后还有一项或许最为悲剧的事件，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人民公社挂牌成立五十周年。最后这起事件或许堪称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时刻，当时上海工人与学生决定从字面上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直接捣毁了上海市党委办公室并且接管了上海，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向上海派驻军队。
我之所以认为这一事件最为悲剧，是因为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但这一事件确实是文革期间最激烈的一场文化冲突。文攻武卫的红卫兵们固然扯掉过不少知识分子的胡须，但是唯独在上海之战当中，军队才将革命群众当成了压制目标。我认为上海人民公社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我不喜欢回答大而无当的问题：“毛的炮打司令部号召是否发自真心？”我认为一定程度上并非如此，发动文革显然是他巩固权力的手段。但是毛的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态脱出了他的掌控，普通工人们真诚奉行了他的最高指示并且走向了极端。
上述三大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的三大阶段。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共产主义革命打下了理论基础；十月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第一次成功尝试，就此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公社则代表了在当下时代立刻实现共产主义愿景的特定方面——既废除国家权力并且通过地区性公社组成的网络结构来实现人民直接掌权——的最大胆最激进尝试，而且这次尝试失败了。尽管我今天并不打算回答大问题，但是也无法回避问题的存在：“究竟哪里出了错？”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基督教无神论。
可能有人没注意到，但是2017年其实是四星连珠之年——今年也是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五百周年。我至今依然认为新教的兴起是世界宗教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正教、天主教与新教。我或许是错的，不过在我看来正教传统的核心就在于神格化（theosis），既人变得更像神。用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的话来说，“祂（基督或者上帝）之所以道成肉身，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神。”背负原罪而堕落的人类居然能变得像上帝一样神圣，这种说法乍一听上去极其可笑。但是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却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忏悔者马克西姆也发表过一脉相承的言论：“如果说人性的神化还有什么指望，那么上帝的道成肉身可谓一项可靠的保障。神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人，人就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神。让我们成为独一全体的上帝的形象，身上不再沾染半点尘世，从而与上帝结合，使得我们自身也成为神，从上帝那里获取我们身为神的存在本质。”
这条“神成为人从而使人成为神”的正教方案遭到了新教的激烈否定。新教的最深刻见解——尽管在圣经当中早已有所暗示——在于“神成为人，仅此而已”。一切都已经发生在了道成肉身当中，仅仅需要再转换一下视角而已。我认为，在真诚的基督教愿景当中，并不存在十字架之后的复活。圣灵本身就是复活，基督教社群的兴起就是基督的复活。上帝死了，而且此后一直都是死的。自由就这样被强加在了我们身上。从我的极端无神论立场出发，圣灵并非神与人之间的中点，并不会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十字架已经将上帝杀死了。原始的观念认为天上有个长白胡子的老头安排好了一切，终究总会照顾好我们。我最爱的哲学家黑格尔则针锋相对地主张：“死在十字架上的并不是上帝的人间代表，而是上帝本身，留下的只有我们与我们的自由。”这就是基督教的把戏。我说上帝给了我们自由，你说上帝创造了我们之后就抛弃了我们。我说抛弃只是自由的别名，你只需要转换一下视角。
假如过于简化地概括一下，其他宗教主张神人对立，人从神的地位堕落下来，必须通过看上去就很蠢的灵修仪式爬回去，必须摆脱自己的罪恶本质才能与神再会。基督教的解决方案则大相径庭。假设你是一名普通基督教信徒，发现上帝抛弃了你，你的出路何在？绝不是通过行善与自我惩戒来净化自身。正是在被上帝彻底抛弃的那一刻，我才能真正与十字架上的基督感同身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此基督教克服神人隔离的方法不是与神重聚，而是意识到人神隔离也就等同于神与自身的隔离。在基督喊出这句话的那一刻，我们就是神圣的。用G.K.切斯特顿的话来说，神性的最极致时刻就是“神自己也成为一名无神论者的时候。”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在这短暂而又疯狂的片刻，基督本人成为了一名无信者。其他任何宗教都没有这样的时刻。你能在其他宗教当中遭到抛弃神的人，唯独在基督教才能找到抛弃神的神。
再说一遍，基督教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为地位低下的受苦人们带来好消息，因为根本就没什么好消息，或者说好消息仅仅是不同视角下的坏消息而已。我们依然遭到抛弃，上帝并没有前来救我们。甚至有些保守派神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借用我最欣赏的法国保守派神学家保罗.克洛岱尔的话来说：“基督教的终极秘密并非‘信任上帝，上帝会在危急时帮助你。’恰恰相反，上帝才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一方。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上帝。”其他神学著作则主张道成肉身的秘密并不在于上帝完成了一项英雄之举从而救赎我们。恰恰相反，没有道成肉身的上帝就不算完全的上帝，上帝之所以道成肉身化身为人就是为了成为完全的上帝。这也是除了黑格尔之外我第二喜欢的德国哲学家谢林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与《世界时代》当中提出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上帝之所以创生了逻各斯就是为了“将祂自己从自己的疯狂当中拯救出来。”用较为犬儒的表述方式来说，心理医生的治疗手段之一是让精神病患者进行创作活动，上帝就是这么干的。
如果你认为我这是在诈唬，要知道许多思想深刻的新教神学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我有一位挪威朋友向我推荐过一本书并且为我翻译了书中的一部分章节。这位Peter Wessel Zapffe在挪威以外无甚名气，书的主题是新教的上帝观念。书中谈到了约伯记，在他看来，当约伯意识到上帝无缘无故就要惩罚他时的想法应该如下所述：“约伯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原始得令人作呕的世界统治者，一个掌管全宇宙的穴居原始人，一个打砸毁坏的凶徒，这些特质与他本人对于精神文化的全然无知几乎相得益彰。对于约伯来说，上帝掌握的可以量化体现的伟力并不新鲜，这种事我们早就知道了。真正新鲜的是上帝的卑劣特质（God's qualitative baseness）。”我认为这段话正是新教预定论所掩饰的核心理念：上帝并不关心我们，只会野蛮地玩弄我们，提前决定你能得救赎我却不行，完全不考虑我们的实际行为。在智识发达的新教徒看来，天主教将救赎与行善联系在一起的做法立刻就会使人陷入类似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境地。有个孩子溺水了，我该不该去救他？如果去救，我可能会得救赎，那我就眼一闭心一横往水里跳。行善由此变成了针对未来的财务投资。反过来说，正如路德曾经深刻阐述的那样，在预定论体系下，解决方案唯有纯粹的善。还是说有个孩子溺水了，你很清楚无论你救不救他，你得到救赎的可能性都不会提升，这时候跳水救人的唯一动机就是纯粹的善。
由此更进一步，所谓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什么上帝与人的重聚。我们要想克服自身与上帝的疏离，只需要意识到上帝早已与祂自身疏离，早已抛弃了自己。为了理解神性，不妨采用黑格尔诠释古希腊石雕的说法。这些石雕的意味在我们看来完全是无解之谜，而黑格尔则指出：“我们眼中的古希腊秘密当年在古希腊人眼中就早已是秘密了。”这就是黑格尔神学的主旨：神性不仅对于人来说是神秘的，对于神来说同样是神秘的。你能在爱克哈特大师以及其他神秘主义者哪里找到类似的主张。这就是将历史引入上帝当中的方式：发生在人间的事件以及我们的神学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上帝的命运。是我们通过斗争决定了上帝的命运。
这是否意味着新教废弃了我们的自由呢？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详细分析过马丁.路德与支持德国农民起义的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之间的分歧。你们可能会感到意外，但是我几乎就要站到早期路德那一边。闵采尔批评路德安守本份与贵族老爷们站在一边，这些批评当然说得都对，但是闵采尔的主张太过于接近后世的工具论，以至于差一点就倒向了极权主义。路德取得了一项正确的神学见解，也就是神性的不可理解（impenetrablity）。这里的不可理解并不是说“上帝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我们无法得知”，而是意味着Zapffe的主张，意味着上帝是个疯子。德国农民运动将自身视作上帝意旨得以实现的直接工具，而路德则坚决反对这一点，并且他是对的。他坚决主张这种极端不可理解：人的命运的确是预定的，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都预定了什么。我们的人生的确已经提前注定了，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人生中会发生什么。因此绝不能允许人们声称“我是神的意旨的工具”——就像共产主义者声称“历史向共产主义进步的必然性要通过我来体现”那样。
我认为这才是正宗的自由。“我的人生已经提前注定了，但是我不可能知道人生中会发生什么。”这一来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成为了艰难的斗争。常识告诉我们不必担心，既然一切都已经注定，那你不妨看个片撸个管，反正干啥都无所谓。并非如此！新教当中预定论与自由之间的悖论恰好解释了马克思.韦伯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基于预定论的新教主义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宗教基础？别忘了资本主义可是最活跃的社会体系，时时刻刻都在诱使其中的每一个人疯狂运转。假如遵循预定论，合乎逻辑的做法难道不该是躺下来啥都不干，等到上帝来了再叫我起床么？韦伯就像路德一样看清了关键：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正是这一点驱使着你无休止地忙碌。这个困难的决定——既不断发现自己的预定命运究竟是什么——已经很接近正宗的自由了。相比之下，在甜品店里从草莓蛋糕、巧克力蛋糕与香草蛋糕当中挑选一款的简单自由则要逊色很多。
真正的自由究竟什么样？想想爱情吧。恋爱对象的选择必须是自由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爱情了。但是陷入热恋的人从不觉得自己有自由选择。“我决定爱上这位女士/男士”，这话一听就是错的。爱情的基础是自由选择，或者按照谢林的说法是“超验的、非时间性的自由选择”，但是就你自身的体验来说，爱情却恰恰是自由选择的反面，是你的命运。“天啊，我无法脱身了，我被擒获了。”这才是真正的、激进的自由。如果你认为这个例子过于感性，我可以再举一个政治方面的例子：我们在做出真正严肃的政治选择时也是这样。这里的选择指的并不是投票支持马克龙或者勒庞，因为你选谁都无所谓。假设战争爆发，你的国家遭到入侵，而你必须决定是否拼上这条性命来反击侵略。这也是个自由选择。但是如果你选择了较为困难的选项，也就是参与战斗，那么你不会感到自己做出了选择：“我宁愿不必这么做，但是守土有责，我必须这么做。”据我所知唯有黑格尔清晰地分析过这一现象，即新教预定论在唯物主义层面的实际意义要比看上去自相矛盾得多。预定论的真正主张如下：我们都背负不可违逆的命运，但是命运却又由我们自己创造。我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一旦做出选择，结果就成为了必然。如果我做了正确的事情，就会觉得“天啊，我无法不这么做。”
这就是我对于新教的第一部分论述。在新教理念看来，你不仅仅是自由的，而且甚至比你能意识到的更加自由，因为你要为你的命运、你的必然负责。说到这里，心理分析也与新教思想形成了合力。心理分析得出的明显结果与预定论很相似：我认为我是自由的，但是我的意识完全由我的过去创伤经历决定，因此我发现自己并不自由。半个多世纪之前结构主义在法国盛行时，心理分析也采用了结构主义模式：你以为你具有自由的自我，但事实上你只是大他者或者说象征性秩序的傀儡。但是拉康在这里却将了弗洛伊德一军：没错，你确实遭到了多元决定，但是你不能借助所谓的多元决定论或者心理必然性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比方说我强奸了一名儿童，然后对法官辩解道：“我也没办法呀，我的行为是由我的潜意识多元决定的。”不对！你的行为的确是预先决定的，但是这一点反而意味着你必须承担更极端的责任。
当康德宣称Du kannst, denn du sollst——“你能这么做是因为你必须这么做”时，他想说的是你没有理由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人们往往没注意到康德在这一基础上还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就算履行义务本身也不能作为履行义务的理由。“我必须尽我的义务，而我的义务就是伤害你”，我并没有权利这样对别人说话。我无权将自己的义务外化。我不仅要尽义务，还要承担“主观判定我真正的义务究竟是什么”的义务。尽管我万分钦佩汉娜.阿伦特，但是在她那部其他方面都很精彩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当中，她不慎认真对待了艾希曼的主张，既他只是个尽职尽责的公务员。但是艾希曼绝不是一名康德主义者，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康德明确提出的禁令，他将义务当成了为自己的行径开脱的借口。“我也不想杀死几百万犹太人啊，可这是我的义务，我能怎么办呢？”不！你决不能将义务当成你只需遵从即可的客观决定因素，决定你自己的义务究竟是什么也是你的责任。
以上论述将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联系作为解决预定论的方式。这一方式要想生效，有一项先决条件：当事人必须受到他/她本人的有限主观范围的绝对限制。新教禁止信徒采取超越乃至高于自身的立场，将自身视作更广大现实的一小部分。话说至此，既然我开头提到了毛泽东，在这里我要对他进行一点哲学批评。毛的哲学惯于采取众神在奥林匹斯山上俯瞰人间的宏大视角，将人类体验视作渺小且无关紧要的宇宙细节。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在原则上同意毛认为核武器并不可怕的主张，但是他又进一步宣称：“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将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算是一件大事，但是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也就是在地球上炸了一个洞，有什么了不起。”问题在于毛说这话时他自己站在哪里呢？他似乎将自己摆在了全然外在的神祇立场上，从非人类的视角出发来审视现实。这样的话你倒是确实可以说：“去他妈的地球吧，不过是一粒宇宙微尘罢了，炸没了又咋地。”
智识新教对于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妙的见解。我们确实只是宏大宇宙里的一点尘埃而已，新教并未采取人类中心论的立场，而是主张客观看待现实，因此才能成为现代科学的宗教背景。在新教之前，中世纪的基督教将地球摆在宇宙中心。尽管宇宙的真正中心是人类而非上帝，但是人类依然是上帝创造的宇宙当中的顶点，宇宙万物都围绕我们运行。而新教则将以下两种观点结合在了一起：从非人的视角出发，我们的确什么都不是，不过是地球上的斑点；但是尽管如此，鉴于我们永远无法真正采用这个外部视角，在道德实践当中我们必须另外行事。套用康德的话来说，尽管客观科学表明我们不过是宇宙微尘，但是在宏大的道德斗争当中，并非只有我们自身的命运会被这场斗争决定，“整个宇宙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这场斗争充当背景。”我非常喜爱这种极端种族中心主义与极端外部视角的统一。
以纳粹大屠杀为例，尽管我并不总是认同哈贝马斯，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确实十分精彩。他认为纳粹大屠杀——我还会附加上刚果殖民地的暴政以及其他各种惨剧——如此可怕，以至于假如你仅仅将其当成人类事件，比方说阶级斗争激化导致的结果，那就难免或多或少地淡化这些惨剧的可怖程度。“大屠杀是由阶级斗争导致的”这句话一旦说出来难免让人觉得没心没肺。哈贝马斯认为，从神学维度来看，如此可怖的惨剧一旦发生，我们就不能单纯将其视为又一起历史事件并将其正常化。有一部反映大屠杀的电影不是叫做《黑太阳》么？在大屠杀面前，就连太阳都熄灭了。当大屠杀发生之后，整个世界都应当因为自身还在照常运行而感到羞耻。假如这世界当真存在道德本质，那么世界应当因为这份羞耻而分崩离析。
新教的悖论就在于一边激进主张人类中心论，同时又要以非人类的视角来自我反省。在这方面，集合理论、新唯物主义以及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都可以与我的立场相结合。这里我主要谈一下新唯物主义以及代表人简.班奈特。她认为人在自然当中的生活是“各种动因之间的互动”，我们应当以非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互动，倘若没了互动，我们不过是诸多自然因素当中的一种而已。在她的《震颤物质》（Vibrant Matter）一书中，她文笔优美地描写了一处垃圾场。一般人或许认为垃圾场无非是垃圾腐烂的地方，但是假如采用非人的视角，则会看到一套复杂的互动，发生在腐烂的垃圾、蠕虫、昆虫、废弃机器、化学废料之间，上述每一项元素都扮演着绝非完全被动的角色。我想这就是新唯物主义的最极端呈现，提供了所谓的非人视角。我认为这种思路是正宗的理论、道德以及政治见解。能动性由此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但是社会的局限性得到了扩展，将一切参与相关集合的物质实体都囊括了进来。比方说“生态公众”这个词指的就是这样一批实体，其中一部分实体是人类，不过大部分不是，而且这些实体的行为能力依次递减。这段论述的道德意义在于我们人类必须意识到自己与更广大集合之间的纠葛，自然界并非为了服务我们而存在，我们只是地球上的诸多动因之一。
下面我要表达一点不同见解。我认为班奈特的观点在无意当中依然采取了激进人类中心论的立场。这套理论如此试图客观，以至于达到了蔑视的程度；如此将人类视为特权集团，以至于人类成为了唯一能够接触到此等普遍性的物种。这就是我看不惯那些所谓“深层生态主义者”的原因，他们声称动物具有人权——更有甚者，我有一位斯堪的纳维亚朋友甚至写书主张大峡谷这样的美丽自然景观都应当被视作具有人权的主观能动者。他用冰岛的一片美丽的天然怪石举例，主张不仅动物应当享有权利，树木应当享有权利，甚至就连名山大川也应当享有权利。这种说法的隐患是什么？深层生态主义者其实是最奉行人类中心论的一帮人，因为一旦采取深层生态主义的立场，就会想当然地将人类当成唯一能够接触到此等普遍性的能动者。树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冲倒树木的河流也不知道自己正在侵犯他者的权利。
我认为某些类型的多元文化主义也体现了同样的虚假特质。“我们不是唯一拥有权利的文化，其他文化同样拥有权利。”但是我们越是将自己的身段压低，将自己当做诸多文化当中的一员，我们的行为就越好像只有我们掌握了文化普遍性，以至于可以为其他文化代言。这个现象在美国尤其显著，傲慢与政治正确的结合是美国的典型态度。白人自由主义者——当然他们肯定是白人——为黑人权利辩护当然是极好的，我举双手支持。但是一旦黑人与他们意见相左，麻烦就来了：“你不知道你的权利是什么，我来告诉你。”我认为难民同情者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才觉得欧洲人在内心当中的自我贬低很可疑，我将其称作“翻转的白人的负担”。“白人的负担”是殖民时代的术语，主张白人承担着上帝或者自然界赋予的责任，要去引领其他民族并且传播文明。如今的“白人的负担”却反了过来，我认为这也是精致的种族主义。第三世界国家不管出点什么事——无论是卢旺达的大屠杀还是什么别的——肯定都是殖民主义留下的后患。我有个尼日利亚朋友一说起这事就来气：“你们欧洲人实在太种族主义了，你们甚至不允许我们拥有发自本心的邪恶。你们将我们当成天真无邪的孩童，以至于我们无论做了什么错事都是你们的罪过。”
我倒是想举一个终极例子来阐述集合理论，这个例子听上去极为骇人听闻，但是我全然没有故意惹人发火的意思。请不要误解我，请不要以为我觉得集合理论亲法西斯。不过我确实忍不住想要写一篇短文，将奥斯维辛也描述成一个集合。让我们姑且暂时忘记人类苦难，将奥斯维辛视作行刑者、被害者、啃食尸体的蛆虫以及焚尸炉之间的合作，从纯粹客观的唯物主义立场来看待奥斯维辛，将其中发生的一切都仅仅视为物质之间的互动。这样一来不仅纳粹是动因，囚犯也是动因，焚烧不完全的残尸滋生的蛆虫还是动因。尽管我一贯批评吉尔.德勒兹，但是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确很天才。借用德勒兹的话来说，这种想法试图构建“在人类出现之前或者消失之后的现实世界的样貌，这样的样貌完全不受人类坐标的束缚。”他认为我们应当将现实视作“人类之前的混沌世界的余晖”。这里指得当然不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宇宙是什么样子，而是说要跳出人类关切的范围来观察奥斯维辛这样的现象。当然为了避免误解我必须表态：我认为这是非常恶心的做法。因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就不是人该干的事。如此看待奥斯维辛的问题并不在于你会觉得我是在诈唬，奥斯维辛不可能真是这个样子。这依然是我们的视角，但这是一个无法容忍的视角。作为奉行道德的人，我们承担不起采用这种视角看待现实的代价，我们不能认为奥斯维辛的死者仅仅是回归了大自然的怀抱而已。
我与克劳德.兰斯曼经常意见相左，我觉得他的电影制作技法很可疑，但是他也有对的时候。有一次他这样说过，假设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卷胶片，上面记录的是奥斯维辛里面最惨烈的时刻，例如毒气室里的母亲怎样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幼儿托举到靠近屋顶尚存些许空气的地方，那么“我肯定会立刻将这卷胶片烧掉。”关键在于你所看到的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一个现象，胶片上的一切至今依然是现象，而且这一现象无法整合进入我们的现实当中。……再以美国的奴隶制为例。你当然可以做出客观的历史叙述，“这是非洲黑人统治者与白人殖民者合作的结果，黑奴都是被其他黑人倒卖的”等等。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这么做非常恶心。如此故作中立反而使得客观沦为了助纣为虐。
如果你想将无情的客观与彻底的道德投入结合在一起，我们将会得到怎样的道德呢？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我并不反对全球化，因为全球化代表了真正的多元文化，不是自由派与左派挂在嘴上的多元文化。不仅只有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文化一枝独秀，而且较小国家也有露脸的机会……我本人喜欢侦探题材的作品，而全球化掀起了一轮侦探作品新高潮。如今的侦探小说不再局限于特权地区，例如发生英国庄园里的“谁是凶手”经典小说或者发生在洛杉矶的硬汉侦探小说。现在的侦探小说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例如古代埃及与古罗马——侦探是凯撒的私人密友，还有一部作品让亚历山大大帝客串了一把侦探；有些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有些发生在俄国。我最喜欢的侦探小说发生在最极端的环境里。如今有一整个分类的侦探小说会将背景选定在我们欧洲人眼中最极端的两大历史时刻，其一是二战对德作战的最后一年，第二是斯大林主义的最严酷时期。我昨天刚看完一部此类小说，时间是1944年，地点是纳粹秘密飞弹基地佩内明德，一名工程师遭到了谋杀。又或者时间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莫斯科市中心突然出现了三十五具尸体，尽职的警察想要侦破此案，但是死者当中有外国人，于是克格勃就插了进来。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写一部正心诚意的侦探小说——丝毫不包含愤世嫉俗的成分——地点就在奥斯维辛。一名囚犯被杀了，尽管其他囚犯也即将遇害，但是他们当中依然有人试图破解这起谋杀。我希望这部作品有一个自相矛盾的悲剧结尾：侦探破获了案件，然后所有人都被送进了焚尸炉。
我最近最喜欢的作品来自丹麦，不仅仅是侦探书籍，还有侦探电视剧。下面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片段……这部剧的英文译名叫做《命运的阴谋》，播出时间是2016年。主人公是一名正直但却极度抑郁的警察，当然还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侦办了一起系列儿童虐杀案件，最终探明了凶手的身份。凶手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典型雅利安人，也是一名精神变态。此人相信自己是魔鬼的器具，他之所以虐杀儿童，是为了毁灭父母的信仰。从我的基督教无神论立场出发，接下来的场景的道德意味很明确：凶手错了，上帝确实在现场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警探请愿用自己换人质的时候，第二次是脱困的小女孩没有拿起枪杀了他的时候。这就是我所谓的基督教无神论：基督这一角色并不是积极能动的救赎者，只是一道消极被动的凝视，敦促你去救赎自己，并不能作为信仰的保证。我并不是想说这位警探仅仅自以为是无神论者，其实却抱有深切的信仰。他不需要任何来自更高层次的力量为他担保，从而能在完全绝望的环境里做正确的事。他甚至不打算在天堂里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只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我要是救了这个孩子，我背着老婆劈腿的事情就能得到原谅。”并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我们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为什么将“纯粹行善，不顾担保”的道德原则称作基督教无神论道德而不是单纯的唯物主义道德呢？我与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温.威廉姆斯有过两面之缘而且谈得很投机。威廉姆斯写过一本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他这本分析写得倒是不错。在这本书里他对陀氏的《白痴》给出了在我看来最精彩的解读。一般人都认为《白痴》的主角梅诗金公爵身上神性太重，以至于不容于人间。威廉姆斯却另有见解：梅诗金公爵并不是纯粹的邪恶，而是某种更加精妙的东西。有这么一种人——我亲眼见过他们——内心毫无疑问地充满了纯真的善良，但是他们在社会环境里的行为方式却只能称之为“错误的善良”。他们是不掺假的真诚好人，但是却会在周遭引发灾难。梅诗金公爵究竟导致了什么？娜斯塔霞被杀了，罗果仁成了杀人犯，等等。在这本书中，威廉姆斯阐述了神性维度在最基本层面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提到了四位英国天主教作家，分别是弗兰克.奥康纳，缪里尔.斯帕克，沃克.珀西以及爱丽丝.托马斯.艾莉丝。“这四位创造了同样的世界，其中世俗大多数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陈述遭到了极端相对化。但是任何人仅仅依靠一个决定甚或一系列决定就能涉足的另一种陈述却并不存在。”换句话说不能因为世俗现实的秩序一团糟就认为一定还存在更高层次的秩序。这句话的宗教意味在于存在意味上的不一致，因为这四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全都不能说“我们应当与什么保持一致。”我们的世界内在脱节，不知道欠缺了什么。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负面神学。并不是说“神极大地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而是说“神就是认知缺失本身”。先有缺失，然后我们才将自己对于神的理解填充进去。基本的神性维度就是这片空白，就是“我们的现实非常不对”这个理念。
我们不仅可以从唯物主义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思考这个问题的唯一恰当方式就是唯物主义。不过说到这里问题就复杂了。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最著名言论之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首先要注意，马克思并没说“宗教是给予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说不出这么俗的话来。事情并不像某些幼稚的启蒙主义者们所想象的那样，并没有一帮邪恶的教士虚构出了一套宗教，然后就像毒贩子贩毒那样兜售给人民。不，宗教其实是来自人民的鸦片。诚然，今天确实有些宗教被人当成了给予人民的鸦片，例如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就是个好例子，而且这样的例子绝不局限与穆斯林国家，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就监控着两百万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基督教极端主义者。按人口比例算，美国本土的潜在恐怖分子密度与阿拉伯世界差不了多少。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辩证对立怎样将越来越多的人们推向了原教旨主义那一边。
实际上，除了宗教以外，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两种来自人民的鸦片：其一是鸦片，其二是人民。对于玛丽.勒庞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们来说，他们的鸦片就是人民或者说“遭到外族威胁的正宗人民”这一宏大意象。另外目前人民普遍吸食鸦片或者说毒品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如何才能摆脱这样的局面呢？丹麦人肯定首先会想到克尔凯郭尔谈论宗教的名言：“上帝并不是我们要与之产生关系的对象，而是与祂自身产生的关系。”我认为这句话倒是很接近某种自相矛盾的唯物主义。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