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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地质行业轶事（一） -- 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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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省那年比较特殊，先下分数，后添志愿。我只管填第一志愿——某玩地质+数学+物理的地学专业。别的，随便父母怎么填。而且我说了，不许改我的志愿，否则我离家出走。然后，拿着一张火车票就周游世界去也。
91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仔细一看，地质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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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刚恢复高考不久，对各种专业都了解得非常肤浅，填志愿问题老师就是权威，而老师们为了学校的升学率，拼命推荐各种易被录取的学校和专业，让许多学生不开心。我一同学被农学院兽医专业录取，顿时面如死灰。我们当时很不懂事，有人还幸灾乐祸嘻嘻哈哈，模仿电影《决裂》里富裕中农教育儿子的台词对他逗乐：你就学兽医，阉一只小猪仔就能挣两毛钱......还有一同学，在老师指导下填报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大专班，被录取时年龄只有十五岁，我们背后都议论：他干嘛这样选择？十八岁毕业时教的学生能听他的话吗.....
其实即使抛开老师们的自私考虑，中学老师对各种专业了解程度也往往属于一知半解。比如当时有交大的蒸汽机设计专业，有几个中学老师会认为这专业过几年就要淘汰？我后来上的学校汽车系有一个金属热处理专业，八十年代初该专业学生毕业时就被告知比较难分配，这工艺落后了，现在时兴冷处理了.....有一个福建学生被分配青海一家机械厂，该生属于精明的人，干脆报名支援西藏，因为支援西藏有政策：八年后可以调回内地，但青海没有回调的政策。学校也非常乐得出一个主动支边模范典型，对毕业生大肆宣传。后来听说他到西藏报到，西藏说你这专业我们用不着，你回去吧，他因此能够立马自己联系单位回福建工作去了，据说去了一家小型造船厂。
对于填志愿问题，家父当时算是比较明白的人了，他自己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但一辈子也没搞过经济工作。文理分科和填志愿时不断告诫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工科理科做的工作都能追求标准答案，不像搞文科，一会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没意思！但是即使是他，填志愿时也分不清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与建筑学专业有什么区别。
我大学毕业先在南方一港口工作，我同屋的是武汉水运学院港口电气化专业毕业，他每天的工作是在港务局修理厂给旧马达缠绕线圈，一说起当初填志愿就笑着骂：都是让这听起来高大上的专业名字给骗了。
我情况特殊，缘于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跑了一百公里去一同学家玩，他家是地质队的。这趟出行决定了我的人生。
按照父母的规划，我应该是去浙大读计算机，不过，我可不想将自己的人生困在一台电脑跟前，因此打死不从。其实，之后的工作决定了，计算机跟自己是孟不离焦。
对于高中生，没明白自己该学啥之前，就去综合性大学。理科好的，多学数学。文科嘛？不清楚。
老邓说得明明白白，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所以搞改革开放了。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说的，后方的先转型成功了；然后就是，更能损害公共利益谋私利的，就更成功了。以后一次次推进改革，都是谁更没底线谁更“成功”，一直到现在，不知道全面新冷战能不能改变。
石油、地质、各类矿业，基本波及所有比较艰苦的行业
1993年，北京的一座普通四合院大约100万人民币，但是那时北京城区规划还没有确定，很可能你今年买明年就要被拆，那时的补偿方法如平安大街的残疾人喝药自杀难道忘了？
对于前30年经济体制和苏联经济体制，绝大多数人被误导了。
老田｜鞍钢宪法幕后的故事：为什么《人民日报》八年不宣传鞍钢宪法
有个法国记者叫做卡罗尔，他在1966年春天到中国参观，四个月内看了25家工厂，发现中国的工厂管理与苏联迥异。“在苏联,根据‘一长负责制’的原则,千方百计突出领导者的身份,使之有别于芸芸众生。苏联的‘老板’坐在陈设豪华的办公室里,举手投足,衣着服饰也要显出与部下的不同的派头来。在中国的工厂,很容易把厂长混同于一般工人,而把工人当成厂长。我们甚至发现,有时本厂自己的职工也会因为没有亲眼见过厂长而张冠李戴,起码,职工们不必〈实际中也没有)对厂长点头哈腰、毕恭毕敬。”
大跃进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宣传鞍钢宪法都是以与苏联的马钢宪法相区别而提出的。文革期间宣传的鞍钢宪法与1980年代之后完全不同，当时认为鞍钢宪法有五个基本原则：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提出鞍钢宪法的马宾本人认为，仅仅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还不是鞍钢宪法，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够接受和实行的，前面必须加上党的政治领导，后来要加上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宪法。在毛泽东时代提倡鞍钢宪法的同时，作为反面对照的是苏联企业的科层化管理经验——马钢宪法：
马钢即苏联的马尔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该公司的一套企业管理办法，在苏联具有代表性。其管理办法的要点是：实行一长制，不要党的领导;搞物质刺激，不要政治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烦琐的规章制度，冷冷清清地办企业，不搞群众运动，不实现群众路线，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当时被看作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
“基层其实很欢迎改革的”——这句话受到了母亲的批判，母亲说，当时大部分人对改革其实是持不关心的态度。
我们现在通过前人记述摸象也有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与当时大多数人的关注点并一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