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梁生宝买稻种 -- 心的方向

亲爱的同学们，要写好这篇文章，对我而言，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毕竟，无论是作者柳青，还是他的《创业史》，都不是我熟悉的年代中的人和事。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做了几个月的准备工作，我不得不研读太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随着更多模糊概念的出现了，只得迫使自己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顺带着，把太祖五卷，文革之前的部分，粗粗地浏览了一遍。这，耗费了我很多的精力。

去年，我写了中美必须分手，事实上，中美双方按照各自的剧本，心照不宣地各起炉灶了。从朱相的大下岗，在中国加入WTO的前提下，在国家层面上逼迫产业和欧美进行对接，到十八大以来，通过环保这个硬指标，来倒逼企业转型，逐步切断和美欧的产业联姻，不再对其进行产业供血。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很多搞企业的，一时找不到方向，纷纷牢骚：做企业太难了！严格地讲，是中国经济无法再寄生于西方塑造的经济产业链上了，中国需要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而我们的企业家群，没有洞察到风已起于青萍之末，而做出及时调整和转向。

毫无疑问，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中国要经历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重拾过去的法宝，借鉴过去的经验，对于直面随后的困难，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所以，完全有必要写写这个主题。

把《创业史》看了两遍后，小说中的信息，连同外围的素材，如何梳理这对乱麻线？主线索将是什么？我最终要表达什么？如何和我的写作动机耦合起来？动笔前，这些，都是不确切的。甚至，动笔了两次，都中途就挂了。

梁生宝，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

为了讲好这个新版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鉴于很多的同学和我一样，对曾经的流金岁月没有切身的感受。所以，有必要在展开主题前，把相关的人物等做一个总体的介绍。

先说说咱们的梁生宝吧，小名宝娃。当1929年美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陕西，也赶上了大饥荒。在逃亡中，宝娃的妈妈埋掉了途中夭折的小闺女，带着剩下的、四岁的儿子，坚持着，坚持着，随着人流走到了渭河以南、秦岭脚下的下堡村。丧偶多年的贫农梁三，收留了这对孤苦伶仃的母子。在他们随后的相依为命，继续和命运的抗争中，小宝娃慢慢地长大了，当地的庄稼人对生宝和他养父评价是：生宝的骨血是渭北人，心术是梁三老汉的心术，真是好样！

梁生宝为什么要去买稻种？要在他的互助组内部解决温饱问题，为农村的脱贫做好表率。

猪肉的价格跳动了半年了，大家就感到有点不满意。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共和国建立的伊始，我们几乎没有工业，共和国的主体是农民，而且是以雇农和贫农为主要成份的四、五亿农民。虽然已经让所有的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土地，但是，有了土地，不代表第二天你就可以去地里收获粮食。要耕种土地，你首先得有骡马牛。过去，谁家没牛没马，你就得给人家做牛做马。另外，你还得有农具，种子，肥料，等等的生产资料。而这一切，在当时落后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家庭在瓜分地主资财的时候，只能分得某一部分，而做不到全套拥有。

至于说，现在遍地的现代化农机具，在当时，都属于想都不敢想。太祖在建国初的农村文件中，把一个喷雾器，都单独列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就这么一个在现在看来极其简单的玩意，当时都无法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共和国，在农村，号召有感召力的、乐于奉献的和有正能量的做为带头人，通过互助组这种形式，把成员相对有限的生产资料整合起来，共同度过眼前的小坎儿。当然，在每一个贫农眼里，这不是坎，是大山。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共和国，要把农村建设这个重大的任务，就这么简单地推给了农村的骨干党员？不，绝不是这样，相反，围绕着一个小小的互助组的运行，国家是精心地组织了当时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扶持。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藏在文学作品中的真相剥离出来。

柳青，在其中学的阶段，就有能力阅读英文原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放弃了家人建议他到国外看一看的建议，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他，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琐碎的基层管理工作，背后隐含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因此，他的《创业史》体现出来的综合造诣，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创业史》的评价，如果仅仅局限于文学角度，对于这样一位功力深沉的大家而言，这无异是一种冒犯和不尊重。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浪费点笔墨，来说说我们这个新中国。这个国家的名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深刻体验这个名字的含义。

在中国，在历史上，脱离了土地上劳作的，处于管理群体的，一般称之为人；肩负劳动负荷的，贱之为民。太祖和他的追随者的理想是：“人”和“民”，缺一不可，“人”和“民”要共和！“人”和“民”要调和统一，“人”亲“民”，“民”也要做“人”，要六亿神州尽尧舜！

因此，一个如此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带着他的无坚不摧的团队，在这个重大历史的关头，他们不会没有作为的。根据在二十多年的新民主主义斗争积累的经验，面对新的课题，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起应对最新挑战的团队。具体起来，就是梁生宝和他的在初期显得那么可怜的互助组。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互助组，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骨架。

我们先看看生宝的互助组的成员，当然，小说中，对人物的描述是极其生动的：

冯有万，和生宝是同龄人，因为倒插门而改了姓氏。在庄稼活上，他是和生宝同样出色的棒小伙子。

高增福，未来生宝的得力助手，他不是生宝互助组的初始成员。他很重要，看看柳青是如何不啬笔墨显示着他对增福的喜爱：他不管光景过得怎样凄惶，精神上总是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般正直、白净，高出所有其他的榆树、柳树和刺槐，树梢扫着蓝天上轻柔的白云片。

永远可能接不上下一顿的任老四，家里的孩子总是像鸟巢里饿得伸出脑袋的一群小鸟，等待他靠拼死拼活地劳动换来微薄的报酬来哺育。

任老四的侄儿：欢喜，爹走了，和老妈相依为命。这个可爱的小伙子，最后应该是一位出色的农业技术员。

拴拴，王二直杠的儿子。他媳妇素芳，是个非常特别的样本，所有不重视自己言行对子女影响的人，通过和她事迹的对比，都将收获到极大的同感。

梁生禄，生宝的叔伯弟兄。他老爹靠着给地主老财舍命偷运烟土，摆脱了半生磨豆腐的命运，积累了原始资本。因此，对于眼前的互助合作，在心里，这对父子是抵触和不情愿的。

冯有义，一个可爱而厚道的中农，一个永远不是主角的配角。

就是这么几个家庭，他们在质朴的情感支配下，在尚不知道共和国无形的大手将要给他们以强有力的扶持情况下，要开始了在他们眼里将是极其困难的互助之路。

既然，我们的共和国，是“人”与“民”的共和。在生宝他们的对面，“人”，这群人都是谁，他们在干什么？先看看“人”的组合吧：姚士杰，郭世富，新晋富裕户郭振山，杨加喜，孙兴发，郭振云等吧。

无论是从建国初太祖的文稿，还是《创业史》本身来看，在瓦解了地主阶级后，共和国对待富农和富中农，不是一种打击的政策，而是抑制，争取和团结。也就是说，人和富裕的民，也是共和国的一部分，从没有把他们划为异类。只是一直在等待，甚至是迫使他们产生觉悟。

但是，在这个国家条件极其有限的初始阶段，把有限的资源倾斜到更困难的、连温饱和生存都困难的、也是构成共和国这个群体的大多数的时候，难道有什么不可理解？有失公平和正义？今天，有少数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什么狗屁大V，脱离了时代的大背景，为当时少数已经衣食无忧、甚至还有时间去骚情的而被抑制的群体去翻案，他们心里还有基本的同情心和廉耻心吗？

看看所谓的体面人士姚士杰吧，这个国民党体系的忠实党徒；一个在土改后，半夜三更起来诅咒凯申公抛弃他的薄情寡义；甚至一度烧掉了三个国民党党证的两个，但是，他就是舍不得全部烧掉，他多么幻想某一天重新成为过去的人上人啊。

甚至生宝他养父梁三，增福的哥哥增荣，等等吧，在心里，对这群人，永远保持着卑微和膜拜，甚至认为，跨入到这个行列，才是人生的最高理想。

在旧体制下，白占魁倒是一个积极分子，他在旧时代的结局是什么？常年在外流浪，家里留下一个靠给地主和富农提供色相服务才能生存下去的老婆。

就是这样一群人，我们的共和国，对其还是极度的宽容。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中，有没有偏差？有，这是在所难免，在一个巨大的时代棋局里，玩一场几亿人的实体游戏，怎么可以要求高精度的、连现代GPS无法实现的协调统一呢？

好吧，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看看TG在农村是如何缩短“民”与“人”的经济差距。

梁生宝去买稻种，是要通过一年两季的收成，从根本上解决大伙的温饱问题。从国家的角度看，我们的国家将要建立一支不断扩大的工人队伍，如果连农民自己都吃不饱饭，再去梦想发展工业，自然就是空洞可笑的。

可是，两季的栽培，就需要更多的肥料和种子。后两者的费用从哪里来？把时间花在增加的农事上，像任老四那样，需要不断打零工获取粮食，来支撑全家生活的贫困户，将怎样维持生计？家里揭不开锅，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当富裕农户不愿意借粮（活跃借贷）周济这些常年贫困户度过困难期的时候，何谈种子、肥料和增加生产？

到了国家机器显身手的时候了。

这些贫困的农民，在生产资料方面是匮乏的。但是，俺们是有一把子力气啊，给口吃的，就可以把革命的大戏唱下去。

自从49年，这个国家姓共了之后，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这也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开发权，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和现在继续苦逼的印度比较起来，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快速现代化的基础。

在生宝对于种子和肥料，一筹莫展的时候。按照他爹梁三的说法，他的都姓共的同伙们，和他分享了一个这样的经验: 去终南山砍竹子，做扫把，卖给供销社，就得到了救急用的流动资金。

大家看仔细了，终南山的竹子，不再是土豪劣绅的私人财产了，要根据国家和政府的安排有序开发。也就是说，任何个人，不能有组织的开发这个资源。现在，政府把这个资源的开发，给了生宝带领的互助组！

但是，资源不等于立即变现啊，别急，随后就轮到了收购部门登场了。曾经的调剂神器，供销社给了生宝扫把的收购合同。要知道，在城市里，正缺扫把用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调剂，供需双方，就各得其所。TG，只是居中做了调节人！不要担心，他们当时都是一群必须无私奉献的人。

更关键的，还在后面。生宝拿到了政府的资源开发介绍信和供销社的收购合同，这次，该轮到金融部门了，他从信用社提前拿到了资金。这是以政府信誉做抵押的担保啊。也就是说，当富裕农户关起门，精心组织防线，来防范贫下中农沾他们的富裕光景的时候，属于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的开发权，甚至配套资金都被互助组独家占用了，他们居然没有任何反应！还在家里计算着如何通过倒腾家里的余粮，或者获得额外的收益，或者来换取贫困农户对他们的依附，几千来的依附！

过去，屡试不爽的发家宝典，随后，就要让他们处处碰壁。与时代的不合拍而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和不解，这才刚刚开始!

所以，TG不是不懂经济。看看，就是这么简单的衔接，经济的血液，在共和国的血管里，随着调剂这颗心脏无声无息地有序搏动，而顺畅地流淌起来了。对比起来，凯申公的政府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短短四年就垮台了？就是因为他十几年前，在剿共的时候，也不忘兜里揣个收音机学习的西方金融学知识，有问题了！他不知道，金本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不是独立生存的。所以，外部条件一发生变化，他就失去了自我主动调节的能力。

我们继续主题。生宝买回来稻种，然后就是组织进山砍竹子。

看看他的装备：一把钢枪，这是对付野兽的。共和国武备的使用权，又被授给生宝的互助组了。免费的药品也准备齐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也跟进了。

一个小小的砍竹子的活动，牵动了多方资源，而这些资源，就是国家机器的三头六臂。

进山，还需要什么？做饭的锅。平日里，又当爹又当妈的高增福，把儿子临时托给生宝他妈后，家里已经不用开灶了，所以，锅也随着大队人们进山了。

这，还不是高潮呢。小伙子去郭县买回来稻种，对于几个富人震动不小，他们立即也行动起来：采购量更大，行动更迅速！

可是，他们不知道，在共和国这部尚不强大的机器面前，他们注定随后要步步被动，招招落后。

在生宝从终南山赶回来的那一天，他碰上了第二天要离开的韩培生。韩培生是谁？农业技术专家，知识分子，懂得水稻新式育苗技术。全县仅有的几个技术骨干，生宝的互助组就有型地分享到一个。也就是说，他们得到了完美的水稻秧苗，不但不耽误今年的农事；而且，欢喜也初步具备了独立育苗的能力，对于来年的技术人才储备，也顺带完成了。

也就是说，虽然富裕户也买回来稻种，但是，由于没有掌握新式育苗技术，那么势必影响最终的产量。而且，第二年，不加入互助组或者随后的合作社，他们亦然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随后要推广的农业新技术。也就是说，在有限的科技资源的配置方面，已经生活无忧的富裕阶层，在不愿意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的情况下，他们不是国家有限资源扶持的对象。相反，也不关闭对其扶持的大门，条件是：加入合作社，走共同富裕之路。

生宝的互助组在当年就彻底了解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看看柳青笔下，解决了温饱问题后的增福同志的新面貌: 消瘦的灯塔社副主任，容貌比以往哪一个冬季都精神。生宝知道由于互助组水稻丰收，增福这辈子头一回拿大米当家常饭吃；从前他生产的大米卖掉，自家喝玉米糊糊。灯塔社的建立解除了增福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入党更给他添了精神。大伙看见灯塔社副主任穿着一套新棉衣，简直换了另一个高增福。

当这些富裕户还信心坚定着要发展自己的小家，随后的统购统销政策就出台了。把余粮放到国家的仓库里，对等的，给你钱，让你放心地把钱存在银行里。可是，当生产资料被统一调拨利用的时候，你有钱，也未必能排上大用场。粮食被统购之后，富裕农户对贫下中农唯一可以施以恩赐的法宝，没有了！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种政策确实沾点流氓习气，TG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是如此。但是，也要看到，这个做法对少数人是卑鄙了，但是其积极性的一面也呈现出来：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社会就稳定了。

而且，不断地用农业的收入，来协调发展工业，最终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共和国的基础，就是这么靠大多数人的努力，牺牲了少数人的暂时利益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前进的每一步 ，都包含着 “人”与“民”的对立和统一。

改开的三十年，之前被压抑群体的创造力，得到了一次完美的释放：我们在收获了他们对共和国无产者的剥削而积累起来的经济成果的同时，也重新感受了一遍拜物教徒们播下的丑恶人性罂粟。这群人里，有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曹德旺。这个满口仁慈无敌的佛教信徒，其实和凯申公的白天剿共、晚上对着上帝忏悔是一路货色的。在大家都忘我的为共和国奉献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开始积累自己的小金库。在改开开始前，他已经积累了两万元的巨款。在他眼里，这一直是他合法的所得，记住，这不是他的劳动所得。这得需要多么地不要脸，才能这么理所当然地认为。所以，他对现行制度，没有任何感恩的心。他到处布施，宣扬的是他个人的仁义和情怀。但是，佛，不认识曹德旺，也不会成为他最终的护身符；美国，可以暂时把他作为一个制造业回流的案例，容许其暂时存在。但是，美国决不会因为他，而最终放弃工会制度。他的下场，在下一个三十年，未必会特别如意。这是一个特别的样本，值得我们一直留意。

梁生宝买稻种，背后有这么多隐含的情节，交织了如此多的线索。梁生宝当时是不懂的，或者他是没有能力看清楚背后的那只手是如何动作把他搀扶成时代的偶像。但是，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个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新时代的潮流是什么？在新的潮流下，我们该如何为自己的航船掌舵？后一个问题，或许可以单独写写。在这里，我们就不啰嗦了，毕竟，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写写生宝和改霞之间那朦胧而模糊的爱慕之情，去唠叨生宝和刘淑良之间成熟而简练的恋爱过程。

在结尾，我们或许该谈论一下一个隐晦的问题，为什么《创业史》只完成了前两部，而留下了后两部的遗憾？尤其是，伴随着动荡岁月里，柳青的一些遭遇，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很显然，柳青的境界，肯定不是今天网络上某些下作之人所分析的。他在扎根过农村，同时也跟踪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程，他的思考肯定是深层次的。不过，他应该没有找到答案。因为，在他有限的生命里，是不可能被添加进未来岁月所发生的素材，所以，他注定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我想用一种新的形式来结束这篇文章。我们不妨把时间定格在1949年，上帝给中国人示下了一个这样的项目：五亿多人口，大部分人是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文盲，没有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没有现代工业，只有原始的手工业作坊。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外来援助（随后出现过意外的援助，那是在朝鲜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支付了高昂的战争费用后，照样需要付钱的援助），没有产业队伍，科研力量极其薄弱。

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上帝要求共产党人完成一份商业计划书，要实现下述目标：

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开始，最终建立起大型合作社。

建立起全国性的水力工程，为农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彻底解决农村温饱问题。同时，使农村具备输送优秀工人和士兵，粮食和工业原材料的能力。

对落后的手工业进行改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大生产奠定基础。

建立赤脚医生体系，基本根治对人和畜有极大危害的疾病。

基本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汉字。

完成省、地、县、区、乡间规格道路的连通。

要完成直达乡和合作社的电话网。

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体系。

等等

这是一份难度极大的考题，但是，TG给出了完美的答卷。

今天，我们每个人，你是持家，还是自己创业，还是负责一摊工作，或者要去一个新环境开创一个新局面。你面临的所有的困难，都无法和TG曾经遇到的困难相提并论。我们今天重温太祖思想。其实，就是学习他的方法论，看看他是如何做到了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他没有学习现代商业的知识，但是，他在实践中总结的一套东西，比西方教材更丰富，更有效。

有了方法论，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运气。毫无疑问，太祖神奇的地方，就是他本人的运气。前几天，在游戏文《数学之殇》里，我谈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唐僧遇到四个徒弟和白龙马，就是运气。所以，做一件事，随着事情的演变，你必须要有和运气同在的能力。那么，运气到底是什么？读读党史，经常遇到一会说左，一会儿批右。批判完了机会主义，又来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吧。这些烦人的名词，背后隐含的，就是调整一个人的状态和一个团体的状态的方法或者说是尺规，当这个状态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这就是运气！

你说这个人神奇不神奇？！他自己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后，对于他的同志，他是无私的帮助，悉心栽培，倾囊相授，通过重塑他们的状态，层层蔓延，最终影响全民的状态。所以，其六亿神州尽尧舜，这真不是吹法螺，是货真价实的。

他如何达到这个境界的？他精研《道德经》和《参同契》？还是经常无聊地抄抄《黄庭径》？他参禅过，打坐过？还是站过桩，玩过太极？他学过针灸，还是精通号脉？都没有。他甚至是不修边幅，甚至身上还有一堆小资情调所无法忍受的陋习。但是，这都不妨碍他通过外求，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外求，达到了这个时代、甚至是过往通过内求，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外求理论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如果，他的是1.0版，那么2.0版的，为什么不能是由我们来完成？毕竟，我们已经站在了伟人的肩膀上！

这个时代，或许，甚至已经注定了是外求的时代！

柳青的创业史所记录的是当时国家执行细节。很真实，可以作为资料。

但柳青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规则细节之间的影响联系，认识的不深刻。

比如，这就有些像，国家治理出了问题后把一切都概括为吏治问题，的认知程度。

这就是作者哲学观的局限。

有印象。估计现在的课本早就把梁生宝请出去了。

这是在同学群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写的。放在河里，只是做个测试。

由于，第一版，是一口气写完的。太多的地方，就是凭直觉写的。因此，逻辑性和连贯性，都有问题。

第二版已经完成，但是，一般不会继续放在河里。不过，就第一版中的几个意犹未尽，将被作为新的主题来写一写，会在第一时间，投放在合理。

似乎是要了一碗汤面，然后再要不花钱的面汤，泡自己带的饼。

很多年以后在欧洲旅游活学活用，买一杯咖啡，再要些免费热水。

这些写《梁生宝买稻种》的一个副产品，感觉比较有趣，值得和河友们分享一下。

自49年建立新中国，我们和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前三十年，我们主要的精力用于国内的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为共和国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际方面，我们通过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彻底挫败了美国在亚洲扩大其实力范围的努力和企图。这稳固中国传统的战略空间，甚至是极大地延伸了我们在亚洲的战略空间。

就是在天天引导梁生宝们解决温饱问题，靠不多的盈余来发展我们的工业和国防的同时，我们还是勒紧裤腰带，通过一定的利益输出，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和美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夺。

我们在东南亚输出颜色革命，极大地迟滞了东南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东盟等过早地导向美国在东亚打造的经济圈。在非洲和美洲，也以不同的方式，输出革命。避免了全球资源被西方轻易地全部攫取。今天回头看，我们改开的突围，恰恰是利用了这两大战略伏笔。毛主席，真伟人，奇男子也！

这个阶段的美国，是执世界牛耳的，实力达到了其顶峰。这个阶段，美国是进攻方，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是勤练内功，守中有攻，可圈可点。在这个阶段，美国需要的稳定、和平和繁荣。我们呢，不妨制造点麻烦，输送一下革命，扰乱、破坏、侵蚀对方的战略优势。

改开三十年，我们开门揖贼，放鬼子进村。这是西方世界通过近代两次鸦片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没有实现的战略效果。西方，第一次全方位，全区域地攻入我们的腹地。

西方的实力，以发展经济为名，渗透到共和国的肌体中，甚至深入到骨髓。共和国的各大器官和组织，都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共和国，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我们唯一成果，是以“民”的牺牲，和国际友“人”一道为中国的“民”上了一堂生动版的马列主义经济学，我们过去在课堂上分析的剥削和剩余价值论，这次，有了课外实习的机会了。通过对共和国的主人残酷无情地剥削，我们的“人”，为国际资本输送天量的经济利益，换来了西方经济和中国的深度融合。在东亚经济产业链中，也就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我们挤掉了日韩，爬到了总成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全部丢光了过去积累的国际战略资源后，在彻底卖光通过前三十年通过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后，我们却意外地地攥住了美国经济最大的动脉。不幸中有万幸，上帝是公平的，但是，邓公不是上帝的信徒，因此，既得利益者无论怎样给他洗地，他都无法逃脱历史对他的审判。

这期间，美国对我们的进攻达到了高峰。我们是输的连底裤都没了。尊严，中国人输送了利益的同时，也即将失去全部的尊严。要结果我们的性命，一直都在稳步地执行中。

危局中，需要有人看清我们硕果仅存的战略优势；危局中，还需要有人拿出大方略，来引导苦难的“民”走出苦海。真男儿，该登场了！

2008年奥运后，我们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南海成功种岛，就彻底攥紧了美国在东亚的经济链。围堵我们的第一岛链，是美国资本在海外最大的集结地，是世界上工业能力最强大的核心区，是美国最优势的战略资源。现在居然被我们挟持了，高手对弈，局势的转换仅仅就在一瞬间。甚至，东亚地区一些被深度经济殖民的国家，隐约看见挣脱锁链的可能。

一带一路和第三世界大开发，就是我们要收复过去的战略失地，让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世界政经舞台的主角。所以，本次中美纷争，中国才是进攻方。美国，已经沦落为防守方。

中国从2008年就开始进入反攻。奥运会，就是我们吹响反攻的号角。所以，西方政要纷纷缺席开幕式。这是显然的，谁也不愿意出现在对手为自己准备的葬礼上，谁也不愿意傻乎乎地陪着自己的掘墓人欣赏为自己奏响的丧葬曲。

美国，目前的做法，就是翻版我们前三十年的战略：国内舔血疗伤；对外，美国到处输出以打击中国利益为目标的颜色革命。

好家伙，时空仿佛穿越，只是角色轮换了而已。但是，这种攻守的易位，由于西方控制了舆论导向，攻守双方阵营中的吃瓜群众，都还蒙在鼓里。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事实，可是，这是个事实。

如同我上面所言，进攻方，才需要稳定、和平和繁荣。防守方呢，最佳的策略，才是内部疗伤；对外，给进攻方制造麻烦，输送革命，扰乱、破坏、侵蚀对方的战略优势。

直觉也告诉我，美国国务卿彭佩奥现在满嘴的群众路线，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美国显然非常清楚，我们在统战代理着资本的“人”的同时，我们在巩固“民”的环节，极容易丢分。

看看最近美国在香港的动作，就能看出美国斗争的手腕是非常娴熟的。防守中的美国，学会了和“民”同甘苦，共患难了。

随后，在针对华为的251事件上，美国更是做到了即使在其国内也无法达到的舆论宣传效果，美国对于中国舆论的控制，居然达到了毛时代，党中央所实现的媒宣效果。都让人怀疑，这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中国，到底是谁的中国？

目前，美国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还处于利用少数代理“人”鼓动有群体优势的“民”来实现的。以达到迟滞中国战略空间的扩大，骚扰中国顺利获取国际资源。

我们也应该看清楚，目前，在这种颠覆和捣乱中，只有第五纵队的“人”看到了实际的利益，“民”充其量是被利用了。但是，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警觉，美国随后可能利用去美元化浪潮中可能作废的美元，对“民”也输送真实的美元利益。普通的“民”很可能变成垃圾资产的承载者，美元一旦据此续命，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美纷争，双方必须及早收手。之前，我一直认为，中美双方在无法确保自己能彻底摧毁对方的情况下，应找到共同的利益点，寻求新的合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双方还有共同的敌人。下一篇文章，可能要谈谈，中美共同的敌人，到底是谁。

29年大萧条那种级别的危机一旦起势，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篇勉强算是《梁生宝买稻种》的姊妹篇吧。本来不想继续这个主题，而是专门写写百年中国的“人”与“民”。可是，离开了《创业史》这个依托来单独的叙述，总感觉少了筋缺了骨。事实上，在我的博客里，《梁生宝买稻种》被分成三个部分。但是，我还是喜欢最初在河里一气呵成的版本，虽然挺粗糙的。

看看网上对《创业史》的评论，不喜，我不喜欢他们用世俗功利或精致利己的尺度来审视柳青。柳青，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得到恰当的评判，但是，历史从来不会错误地定位每一个人，公道自在人心！尤其是，海外那些不同历史阶段遗留的产物对于柳青的某些际遇的借题发挥，也促使我得写点什么。

不过，我将无法回避文革，无法回避没有人能说得清的左与右，无法回避貌似无法调和的新旧三十年，无法回避不同历史阶段那些广为诟病的血腥内斗，等等。因此，要写好这篇文章，貌似难度大于《梁生宝买稻种》。我不清楚是不是能把主题驾驭好，我努力而为之。

既然要探究《创业史》的创作，我们就得搞清楚柳青的理想和志向。柳青的人生，是和新民主义革命的后半程及新中国建设的头三十年紧密关联的。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这几个概念：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清楚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就容易还原出柳青革命生涯的大环境，才能衬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柳青。

在《梁生宝买稻种》里，我解释了新中国这个名字的内涵，为了方便阅读，黏贴如下：

在中国，在历史上，摆脱了在土地上劳作而处于管理群体的或为管理群体服务的，一般称之为“人”；肩负劳动负荷而自由度较低的，贱之为“民”。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的理想是：在这个全新的国度里，“人”和“民”是两大组成部分，都需要改造，“人”和“民”首先要共和。“人”更要主动地融入“民”而自觉地成为“民”的一员，“民”也摆脱几千年来累积的狭隘和卑微而勇于做“人”，最终要六亿神州尽尧舜！

那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还记得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南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吗？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被人民英雄纪念碑铭刻的：天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倡导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孙文和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等等，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节点事件。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潮，就是资产阶级建立起“中华民国”。这个名字中，只有“民”，“人”去哪里了？这说明，中国民国是在没有搞清“人”与“民”关系对于未来的意义的情况下，仓促建立起来的。甚至说，“人”被刻意回避掉了，在未来的国度里，“人”与“民”的关系不会有真正的突破。

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的倡导者：毛泽东，开篇明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949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起，中华民国在大陆被梭哈出具了，虽然她的历史使命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我没有强调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建立起中华民国，而强调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了新中国？

资产阶级通常分为两部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资产阶级，这是联合起来而跨越了国界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就是各国特有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历史的发展，前者最终要消化掉后者这个阶段性的产物。所以，最终的资产阶级是跨越国界，是没有祖国的。因此，代表资本的掮客和买办，他们嘴里的任何情怀，都是在玷污祖国这个名词。

看看中国民国的太祖和太宗：孙文和蒋介石。他们的背后是民族资产阶级吗？答案是否定。相反，他们的背后是境外各路资本或者其代言人。代表资本的“人”要鼓动蒙昧中的“民”来推翻清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这个“民国”是中华的吗？我看是挂羊头卖狗肉。和时下鼓励香港的废青搞打砸抢来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是同出一辙？

有人也许会问，中山和凯申公背后是西方势力，中国共产党不也是西方理论的产物，背后不也闪动苏俄的影子？

问的好！我来做个细腻的比较，帮助大家辨清谁是真的大圣，谁是六耳猕猴。

孙文和凯申，都是信奉基督教的；而毛泽东是马克思的信徒。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还记得美国总统里根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吗？据说，此演讲的效果非常震撼。今天，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悲哀！相反，今天，复旦在书写新的章程，反倒是让我们看到了脱离了盲从后新的希望。

里根高高在上地教训中国的学子：美国是人民当家作主。台下，没有一个复旦的学子，这些中国青年中的佼佼者，能站起来，自豪地告诉他：我们是人民具有专政特权的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你那选票式虚伪的人民当家做主。

里根甚至口吐莲花：是基督告诉了我们，要像爱自己那样爱邻居，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哦，这篇稿子的代笔者中，一定有黄皮香蕉，通过里根那张不知羞耻的好莱坞式的嘴，借助圣贤的经典，把美国描述成中国未来最慈祥的邻居！不幸地是，美国从来就不是善良的小红帽，而是一头地地道道的大灰狼。对于中国的和平演变一直在里根式的笑里藏刀下紧锣密鼓地进行。5年后的北京，里根下的蛆，在中国终于繁衍出一堆嗡嗡叫的绿头大苍蝇。

里根在演讲中，说过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大多数美国人的信仰来自摩西的《圣经》。孙文和凯申也是接受了这样教义的熏陶。甚至凯申公下葬时，也是陪伴着《圣经》的，这是虔诚地膜拜还是他那日记式的作戏？而且，为了保证这种教育的连贯性，他们二位的身边，原配被赶走了，填充了具有时代和组织意义的两姐妹，自小就被灌输这种教义的两姐妹。在上帝眼里，爱情真的重要吗？未必，重要的是为上帝的名义服务。由此看来，历来管不住裤裆里那玩意的强东兄弟，无视上帝给他指派奶茶妹的良苦用心，胆敢公开宣扬共产主义，对比满口只讲情怀的马教主，他，实在是十恶不赦。

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摩西和上帝是有约定的：所有上帝的子民，要把每年收益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在人间的使者：教会。这句话的含义，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又是什么呢？

“所有接受圣经洗礼的，就必须懂得这条教义。因此，和我们四海皆兄弟的朋友们，我们出枪出炮支持你们建立起新的国家。你们在发行货币的时候，必须有等值的金银来背书。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金融帮助。我们就是在新时代管理你们的摩西团队，你们要心甘情愿地向我们这些上帝的使者支付铸币税。”

哦，貌似代表普世价值的《圣经》，原来隐藏着这样容易被人忽略的条款。无外乎很多传教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慈悲的目的，原来只是觊觎这个尚处于原始状态的新市场，最终的目的，不就是要世世代代地向我们收取这十分之一？

有人会说，我们去教会，或者教友聚会，募捐，都是自愿和随意的。甚至说，我从来不去教会，也不信什么上帝。傻孩子，你只要在社会上有个职业，你给“上帝”的贡献，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有人说，我们只是给国家交税，傻，我们目前的货币发行机制，是以外汇储备作为背书的。这些外汇是从哪里来的？归根结底，是从美国财政部出来的，是从商业银行里出来的，这是要付利息的，上帝何曾无私过？随后，每一次美元的使用，会有各种费用的。直接跟你收钱，你会反抗，可是，当这个社会的整体架构被巧妙地设计后，玩你，不就跟小便一样轻松？

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只要不是独立自发的，必然都是以牺牲金融主导权为代价来实现的。今天，所有膜拜民国范的和替凯申公洗地的，你们真的知道这条潜规则吗？你们可能不清楚，可是，他们两位都清楚地很！所以，还有点志气的孙文最终义无反顾地联俄联共。而凯申公满口之乎者也，貌似他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楷模。事实上，他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犹大。他还鄙视胡适呢，胡适，不过是只侵蚀我们文化的仓鼠；他却是直接出卖这个民族的血汗和未来。

而我们的润之呢，他为什么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看看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表述，

“... ...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第一次明白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优势来自于以近代科技为基础的规模化工业大生产。

那么，孙文和凯申，一个遍历美国和日本，一个也游学东瀛，怎么就没有人告诉他们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和在欧洲真正勤工过的共产党骨干比较起来，他俩及其追随者从没有伏下身子和“民”打成一片，仅仅把自己局限于“人”的圈子里，他们的经历和探索，注定使他们无法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导师和舵手。

至此，关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应该算是说清楚了。一个起步就根据《圣经》的“要义”出卖了金融主导权。相反，润之和他的同志们，出卖过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了吗？没有，相反，他的弟弟毛泽民，天才地摆脱了货币发行的金本位理论。哦，这位来自韶山冲且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居然证明了《圣经》不是万能，金本位更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

随后，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非常有骨气，带领着已经从理论上被西方权贵清理出“人”类队伍的东亚病夫们，经过23年的武装斗争，清理掉一切影响我们在中国实践现代工业文明的一切反动因素。他们是如何战胜一切反动势力？方法很简单，解放我们的“民”，给他们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按照现代工业文明的思想组织军队，用古老文明的智慧化解对手非对称的优势，然后，他们自然就所向无敌。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依靠解放了思想的“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他们战胜了西方所有名牌军校毕业的华裔高材生。对手很是不服气，各路傀儡的老师们，亲自披挂上阵，和中国的“民”在朝鲜战场展开对决。结果，我就不说了。一战，就彻底重塑和巩固了我们的国际大环境。

润之和他的同志们，就是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创造条件，准备发展近代和现代工业文明所需要的一切要素，让“东亚病夫”们最终可以独立自主地建设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世界。

这一时刻，在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之后，在1949年的10月1日，终于来临了。

现代工业生产，第一要素就是生产者。我们要实现独立自主，生产者的主体是以“民”还是以“人”为基础？既然财富是来自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那么，能奉献剩余价值的对象越多，财富积累的速度会越快。自然，要解放全部的“民”成为生产者，同时，也要激发出他们最大的创造力。怎么激发？给予他们“人”的权利。

现在，既然“民”的数量是压倒性的，很自然的，在资源的配置，要预先倾斜于“民”。要在随后的实践中，尝试着不断调和“民”与“人”的关系。可是，在人类历史上，“人”与“民”的关系从来都是等级关系。这种历史形成的不和谐，必然给随后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在这种大背景下，柳青按捺不住他的激情，1951年就开始了他在皇甫村的实践。在北京享受相对的优雅舒适？这只会让柳青浑身不舒坦。不生活和工作在第一线，那不是天天吃别人嚼过的馍？

柳青扎根皇甫村，就是要把自己彻底融入“民”，自觉地成为“民”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最终要以“人民”的姿态，以共和国建设者的姿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书写他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创业史。

但是，《创业史》的第二部是以“民”与“人”的激烈斗争结尾的。毫无疑问，柳青在实践中，不但没有收获“人”与“民”的调和，没有看到更多的“人”自觉地成为“民”一员，这个他曾预想的结果，而且，还出现了新的更复杂的局面。不过，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柳青，在作品中，仅仅把从乡村到县委这一区间内的部分问题呈现给读者。

《创业史》第二部的创作应该自1957年就开始了，到1977年，出版了绝对不是完整的第二部。那么，在这个长达二十年的历史跨度中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对于柳青的创作是有影响的。他创作的目标应该是被不断修正过，甚至说，对于形势发展的各种可能，他需要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来做出某些预判，自然，在他心中就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可是，时局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他心中的所有预案。即使到78年，他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心中对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的疑问，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认知。

我们站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才发现：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发展，不但有前三十年，改开的三十年，更有随后的三十年。所以，柳青的遗憾是在所难免，但是，我们的事业注定没有遗憾！

因此，我们必须加入新的视角，看看《创业史》第二部创作期间，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我们在第一篇里谈论过，社会主义的初级改造，是以“民”为奉献主体；一穷二白的物质条件，必定限制“人”们要释放个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由此，感到压抑的“人”们非常不高兴了，即使在有限的条件下，已经尽最大可能地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们却不愿意去了解：为了奉养他们，我们的“民”已经做出了何等的牺牲。几千年来的等级观念，让“人”只懂得敬鬼神，敬帝王，敬权贵，对于养育他们的“民”，从来都是傲娇和任性的， 这是TMD什么臭毛病？

让我们感到更加不安的是，“人”群的数量，在悄无声息中，已经呈几何级数的趋势在增长！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于“人”群的构成做一个小分析了。

在建国之初，“人”群的成分主要是农村的“地富反坏”和在城市里接纳的前朝遗老遗少们。挟新中国成立时的八面威风，“人”群相对还是安分的。

在乡村这个层面，姚士杰和郭世富等是明面上的“人”；郭振山属于新晋的隐形“人”。只是，在农村，这两个群体，单独地话，都起不了大风浪。

令人震惊地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党，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甚至形成了一个隐蔽“人”的团伙。在《创业史》中，县委书记陶宽正缓慢地滑向这个群体，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不了解基层的情况，对于上面布置的任务，对于革命的新要求，自然是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最终必然会蜕化到以阳奉阴违来应付和糊弄。其实，在中央层面，这样的圈子也在慢慢地形成。例如，被公开点名批评就有刘少奇，杨尚昆，邓子恢，薄一波，等等吧。这些人身居要职，他们个人的做派和习惯，会潜移默化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蔓延开来，就会严重侵蚀共产党的纯洁性，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结果会是什么？

今天替这批人洗地喊冤之声，此起彼伏。这些人，在革命年代是有贡献的。在新的历史征程，人民给予他们以巨大的信任，把这些人推送到领导岗位。可是，这些人并没有与时俱进，看不清我们万里长征最终是为了什么，相对，由于对于物欲丧失警惕性，自然就逐步滑向落后和反动。

有反动那么严重吗？有！这些人，已经不是普通的自然人了。在前进的队伍里，你是带路人和先行者，任何对自己的放松，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都是巨大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不是反动又是什么？今天，为这些人的错误洗地，那是需要钱来完成的，替这些人洗地的后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一个该令人深思的问题吗？

我们的党内，还产生了一批极左之“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咱们的彭德怀元帅。彭总带兵的时候，也吃过败仗。败仗，未必都是他这个统帅的问题。这个道理，谁都清楚，包括他本人。可是，对于一个新中国，建设中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党内，他亲密的战友已经有不少蜕变成隐蔽“人”，他们开始阳奉阴违，开始弄虚作假，开始别有用心，开始误导加怠工，彭总不懂如何分析问题，反而在庐山会议上，开始骂了娘，这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该有的工作方式？你表面上在代表民意。可是，事情泛滥到不可控之前，你骂过那些有问题的同僚和下属吗？为什么朝鲜战场上缺衣少食，你敢骂娘，和平时期，你却做起了好好先生？而且，骂娘可以，关门就不能骂？公开骂就过瘾？你要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某种特殊的功效？为什么开始不信任你的战友？眼前的困难，比长征路上遇到的围追堵截还厉害吗？比23年的武装斗争还可怕？你有过战功，就有骂娘的资格？敢情，一直被太祖教育的“人”所出的问题，到最后，都属于他姓毛的一个人了？！ 那些犯错误的，反倒成了驴粪蛋，四面光八面圆了。对此，最精辟的总结，出自河友抱朴仙人之手。

彭总最伟大的战友，被封闭在中南海里，每年只能通过身边回乡的工作人员，了解农村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也仅仅能通过一些粗拉拉的巡视，争取发现一些问题。他失去了太多的自由，他再也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通过潇洒的游历来获取第一手的社会资料。我们有多少人，想过，这个年已过半百的人，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全部自由！有人同情过他吗？没有！从来没有！在很多人眼里，他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你们自己的失败来承担责任！

问题已经出现，而且逐步呈现出有组织的特点。他，怎能不察觉？可是，核心人物是谁，首脑是谁，胁从是谁，危害的评估，这都需要观察。在有意地被监听，在有意地被封锁，他只能放任对方的表演，通过事态的放大和恶化，来捕捉隐蔽“人”的蛛丝马迹。所以，放任大跃进，才是一张最大的网。所有认为他被控制了，被蒙蔽了的，被绑架了，被糊弄了，被误导而无法反击了，可以从此为所欲为而不再需要对人民负责的，最终，都将为自己的小聪明和幼稚病付出惨痛的代价。

彭总，我们的大将军，开始变了。你给过你心爱的战友第一手基层资料吗？甚至说，脱离基层，不也是从你们自己就开始了？当你的某些战友蜕变了，你帮助过他们，还是和他们做过斗争？都没有！甚至说，像彭总这样变了的人，还不少。关键，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变化，从来都是习惯性地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革命者。革命年代，还需要政委来平衡。和平年代，早就习惯了唯我独尊。在这里，我不得不把彭总也归到“人”群里，他们和隐蔽“人”的本质是不同的，但是，所起的作用可能是相似的。以后，我会专门开贴，把彭总做个典型，细致解剖，判明他的病灶在哪里，到底是什么问题。

党外人士，更是五花八门。梁漱溟，胡风，龙云，罗隆基等等，也被点名批评过。对于他们，文革之前，还是非常宽厚的。但是，这不代表知识分子中的“人”群没有膨胀。相反，蔓延的速度更快。美国对我们和平演变多年，出现了时下舆论导向失控；可是，彼时，我们的报纸，也能做到和党中央不一致。我们的右派知识分子们，代代改不了他们的幼稚病。这个病症，我们也需要为其诊疗，不能让这种病态在他们当中代代相传。

这还不算完，在城市里，我们还有一群新“人”类在天天成长，这就是共和国第一代的青少年。父母这一代吃尽了苦头，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江山，对这一代人，就格外呵护和关爱。尤其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受现有条件的制约，我们没有能力接纳他们，实现全员就业。在这种有限的条件下，如何锤炼和锻造这些共和国的未来？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们的年轻人，你们注定了要经受洗礼！

如此累积和叠加，问题的规模就不小了。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所有的问题之人，会把他们自身修养问题演变成生活和工作中的大小矛盾。所有的矛盾，又会像化学反应一样，会生成新的矛盾化合物。

党内山头之间的矛盾，左与左的矛盾，右与右的矛盾，左与右的矛盾，无党派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和执政党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文艺工作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吧，这些由个人错误的状态引起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大合唱，如果你是当家人，你会有何感受？这些无解的大杂烩，统统交给了毛泽东！他这辈子真的欠大家的？他享受过特权？还是为自己谋过私利？都没有！而且，从建党之初，从上井冈山之始，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日到解放全中国，他那一天不是被这样的矛盾包围着？纷争一天都没有间断过！他不得不戏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TMD，有谁愿意天天活在这样的氛围里？他毛泽东天生就有这种贱癖好？

可是历史选择他，他没有退路，他必须容忍，他需要循循善诱。为了避免影响工农业生产，为了应付朝鲜的战局，在几个重大关头，他搞了几个不得已的运动。谁最渴望运动？像郭振山一类，在党内产生的隐形“人”。他们对于运动的渴望几乎进入了病态，斗争是他们满足私欲的工具，他们斗争的目的不是追求“人”与“民”的共和，而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旧“人”，方便自己顺带上位，成为共和国的新“人”。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运动里，由于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存在，掌握某种权利的隐蔽“人”，自私地利用职权，巧妙地借助运动，打击各自心目中不喜欢的对象和清理历史上发生的让自己感到不快的过往。也就是说，貌似莫须有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有根有源的。只是，起因未必是为人民服务，结果却一定是宣泄了个人的私欲，个人的局限性和小团队的利益，绑架了人民赋予的权利！这种破坏的影响非常大，如同癌细胞一样，在破坏母体机制的情况下，还定向打击健康的细胞和组织。

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中，隐蔽“人”和公开“人”的群体在壮大，而且展示出极大的破坏力，任其发展，共和国有被颠覆的可能。特别是党内的隐蔽“人”，这些隐蔽“人”导演的最佳剧目，就是农村的浮夸风。浮夸的出现和基本群众是没有关系的。很显然，是党和政府内的隐蔽“人”伙同农村的隐蔽“人”共同炮制的闹剧。能在报纸上长期地、连篇累牍地失实报道，对我们党和政府的运作机制稍微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是党内出了大问题。

如此交织成一锅粥的内部矛盾，对于柳青，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大家是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的。至于柳青的某些际遇，也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毕竟，健康细胞被打击，这是“人”历来热衷的。在这种情况下，柳青是无法继续他的创作了，事态的演变，大大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他必须搁笔，需要观察和等待，来修正他的创作计划和目标。

问题不能一直悬而不决，否则，我们的新中国可能有垮台的危险。在熬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在中印边境安定后，在我们青年普遍要买过十六七岁的门槛，而荷尔蒙即将爆满的情况下，彻底调解“人“间矛盾的十年文革就开始了。

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小的地方，居然是农村。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未来，我会在分析彭总病灶的帖子里，一并给出解释。在我记忆中，农村经常搞搞斗地主。但是，大多时候，是走过场，敲锣打鼓，同乐而已。

而受伤最严重的领域，恰恰是“人”扎堆的地方。恰恰是“人”们之前屡试不爽的打击健康细胞的手法，这次，居然会反作用到自己身上了。其结果，必然是“人”“人”互相倾轧。这个真相，必须还原。离开了历史大环境下的真实还原，你怎么可能看清真相？

有人对文革的定性是十恶不赦。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会有问题，有了问题，一定是别人的，虽然满口都是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规则从来那是修养别人的，自己怎么可以在二十四节气之内？

读过《暴风骤雨》的朋友应该清楚，我们的工作队在元茂屯领导农村土改工作，不是工作队去斗争地主韩老六。而是，动员群众跟地主斗争。毕竟，这些地主和工作队的成员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虽然从阶级属性上看，他们彼此是不相容的。如果，赵光腚们都认为韩老六有问题，而且事实确凿属实，那就该斗争他。让矛盾的双方来最终解决元茂屯自己内部的问题。斗争的尺度才是工作队要把握的，对于斗争的保护，才是枪杆子的任务。斗争的目的，不以消灭个体的“人”为终极目标，最终要实现“人”与“民”的共和。只有共和了，独立自主建设我们家园的基础才具备，才更全面。也才有可能发挥我们群体的优势。

所有发生过的，没有一件是可有可无的。今天，我们在享受着这些努力的红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为此开路搭桥的前辈。

继续总结我们的润之，太祖本人一生几乎没有动过枪，也没有管理过钱。对于这两件事，他的任务就是：领导好。他对于什么是领导，做过精辟的总结：第一是找到方法（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第二找到合适的人（戒掉左右的弊病能能团结工农的人）来执行方法。原文的出处，我以后补上。这样的经典，其实一直静静地躺在太祖五卷里。五卷，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圣经》，我会专门开贴论证之。

所以，建国后，所有累积的问题，到了要解决的时候，这些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跟过往一样，太祖只是 完成了对已有问题的号脉和诊断。剩下的，就是矛盾的双方自己来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只是，太祖的药方，是用狂草毛体书写的，看懂之人不多。我之前有过戏贴《深入浅出话文革》，或许能起到点启发的作用。

那么，对于文革的评判和总结，仅仅把“人”对“人”的倾轧，全部归结为太祖个人的问题而告终，这是多么荒谬和肤浅！“人”之间的恩怨，跟有没有文革有关系吗？跟毛泽东是否来过人世间有关系吗？没有文革，”人“和”人“是和平共处的？反倒是，文革更像是一次“人”性的大检阅。这些恶劣的“人”性，值得容忍和保留吗？避而不谈“人”的劣根性，对于尝试化解其劣根性的大师，极尽污蔑之能事，历史会尊重“人”的幼稚愿望而轻易地翻过这一页？真是荒唐，典型的掩耳盗铃！

至此，对于“人”能否融于“民”，“民”是否能自发地摆脱卑微与懦弱，这两大实践，大家产生了怀疑。犹豫了，踟蹰了，甚至是否定之。柳青只能空留遗憾，而无法续写他的《创业史》。随后改开的三十年，我们被迫后退，以“人”对“民”的剥削这种古老的、甚至是自己曾经唾弃的方式，把“民”的无私奉献转化为对西方发达国家输血的经济成果。“人”在这种病态的活动中，终于再一次找到了自我，围绕着普世的荣誉和鲜花，终于有了再次做“人”尊严。 可是，他们再一次把”人“的丑恶展示了一遍。连同文革中的表演，外加改开30年的道德沦丧，”人“，你们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民”就该这么无辜与不幸！？前三十年，为了养育“人”，挥洒了所有的汗水。改开的三十年，为了满足“人”那可怜的欲望，“民”又被无情地压榨。

这种历史性的倒退，进一步加深了“民”与“人”之间在历史上本就形成的阶级差别，这种对立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因此，我们对于”民“也需要给出诊断！你为什么就无法摆脱历史轮回的怪圈？？

今天，我在这谈论“人”与“民”的问题，是因为，是时代的发展对此产生了需求。 因为我们有继续统战资本的需要，因此，对于代理或者代表资本的“人”，会继续给其超“民”的待遇。将欲取之，只能先与之。这个冷冰冰地事实，被我们的竞争对手捕捉到了。 美国显然非常清楚，我们在统战代理着资本的“人”的同时，我们在巩固“民”的环节，极容易丢分。

河友别看我矮的感觉非常敏锐，他在知乎上，就嗅到了这种味道。

事实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强调不忘初心，通过打虎捕苍蝇来安慰我们的”民”，这些措施显得那么有限和无奈。甚至，有的河友好不留情：分配问题，才是根源！

有人会认为我们不再需要资本，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重庆模式是建立在目前大环境的基础之上。离开了大环境，剩下的，只能是每况如下。我们可以在河里做个调查，如果战争真的来临，有多少人可以第一个冲上去？如果你的答案不是那么坚定有力，那么，就不要再说那些慷慨激昂兼脑残的话语。我们还可以做个调查，如果，我们不得已暂时回到封闭的状态，吃糠咽菜没有猪肉的日子，你能坚持个十年八载吗？

我们不怕战争，跟我们力争避免战争，这是两回事。在这个世界上，你无法回避美国。和美国斗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和平，外加共处！

美国正围绕着我们的隐患大做文章，美国正在尝试利用这个隐患双方的对立，在我们的腹地，也就是共和国内部实施定向定量的精巧爆破！

美国人在香港导演的破坏，在彭佩奥的嘴里，俨然是美国在走群众路线的必然。随后，就是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华为的251事件，美国的操作，简直是神级的。

“人”与“民”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至少得给出精确的诊断。这样会让很多迷失中的”人“迷途知返！让失落的”民“坚定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的路踏实地走好！

随后，需要开工《中美共同的敌人》，诊断的贴，还需要缓一缓。

是否习的连任？ 网言习不会或不由他去签字了？其实，中国现推行的金融开放，国企私有化都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之中，即协议中美方要求已经一，一在兑现，中国的买办路线完胜？是李嘉诚回归的原因之一？

文章前面写的挺好，可以说是头头是道，可惜得出的结论却错了，看的还是不够通透。因为一开始就跑偏了，根基歪了，第三篇讲中美关系也会跟着走偏。

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文章的结尾做出结论的部分：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当然也理解不了毛泽东。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对照这句话，仔细揣摩毛主席一生的伟大实践，再想想他到底是不是外求？

西西河这么多年看下来，不管看上去多么才华横溢的人，最后都似是而非，看起来都可以归结到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到底在说什么，也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和眼下正在发生的现实。还是那句话：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往何处去？

外求之人最终只会迷失自己。

关于这个系列，还有两篇没有贴出来。

已完工一篇，题目待定。请原谅，越到最后，越需要我细致一点。所以，不能像之前那样，信马由缰的写了（其实，河里《梁生宝买稻种》的原稿，后来，我不断扩展，终于失控，恰如兄所言，最后大卸三块，一个精简的《梁生宝买稻种》，随后的《柳青和他未竟的〈创业史〉》）。所以，发帖的速度会受限的。

重点讨论毛泽东思想的，放在最后，也可能会扩展出几篇。在这部分，我会把我的观点和结合实际的论述，力争达到大一统的。

我不是一个思想家，所以，创作的过程对我而言，就是我成长的过程。所有的瑕疵，正好说明我对毛泽东思想深入理解是渐渐的。我不去掩饰，就是要破除迷信。毛泽东和柳青，不也是这样成长的？

关于兄的质疑，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后续的文章兄还没有贴出来，所以，引起了误会。关于毛主席的外求，我的表述，不是很准确。外求，不是对外寻求援助。而是人在自我修养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思想内升华自己，还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共同进步。即将贴出的新篇，我开始尝试引出中华文明的精髓了。兄将看到全貌。

西西河是个好地方，总是感觉在这里得的太多，总是觉得欠西西河不少。

结合时局的发展，把自己的一点小心得呈现出来，来共勉祖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