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正说唐之梦 -- 给我打钱87405

固然粗暴，可是好像比上房接哇要好很多。

清

资产阶级(广义)，填补了中层无力这个问题。

我也同意洒落。不过我是纯功利，高考对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性价比了。

就像编兄讲的，西文就是搭积木。

理解了这个，一通百通。

那时候的人民币，其实是全国通用物资兑换券，不具备资本的融资功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完全两种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改开后说什么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完全是错误的理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完全不相容，怎么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计划经济，生产多少物资便供应多少兑换券，所以计划经济永远是货币短缺。

市场经济则完全不同，市场经济的钱，本质是债务，资本主义是靠债务的扩张来推动生产，资本主义永远是产能不足，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能不足。资本主义产能的扩张永远落后于债务的扩张，一旦产能的扩张不足以覆盖债务的利率，资本主义就陷入明斯基螺旋，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旦危机出现，资本主义不得不通过战争来消灭债务。

其实满清统治者对明朝诸帝的评价颇高，并未系统性黑明，真正的明黑，往往都是文人和近现代汉族知识分子。

物质状态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引发意识状态的改变。

安源工人面对着积累至今的社会物质状态引发了他们对意识状态的改变要求。此刻工人就有了新的意识思想渴求，假如这时送来的不是主席和他带来的也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一帮宣扬教义的传教士，只要这帮传教士能够把大家组织起来争取更多利益，那么工人就会选择信仰这个宗教。此刻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工人群体的意识状态就改变了。随着社会各个不同群体的意识改变增强，就会推动着新的社会物质状态发生改变。

古罗马引入基督教这个意识信仰本来是要巩固自己的物质状态控制力，结果最后却劫夺了他的控制权力。随着基督教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最后劫夺了所有的政权，结局让古欧洲大陆形成了宗教治理的区域。王权欧洲变成了教权欧洲。

第一次宗教分裂，因为教内利益而导致的冲突和分裂。（这也可以隐隐挂靠在物质状态推动意识状态改变上。）

而第二次宗教分裂，物质状态推动意识状态改变就一目了然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物质状态被积累到一定阶段，另欧洲人竟然开始有了否定宗教的意识思想。这可是大事！从王权欧洲进入教权欧洲之后，这次竟然出现颠覆教权欧洲这个社会状态，而第一次宗教分裂无论怎么乱，都没有脱离教权欧洲这个模式状态。

当然，第二次的最后结果搞了个中和，就是新教的诞生。算是基本踢开了之前教权欧洲的控制模式和理论。

最后要说的，一个权力组织若是抛弃了自己的意识信仰，而组织成员之间既没有血缘关联又没有其他良性关系的状况下，这个权力组织最后会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这个，看矮党至今时代的社会物质状态就一目了然了。

（科技水平、富裕程度等只是社会物质状态的一个个具体组成部分。而社会物质状态的大部分组成是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从青年开始的读史都是渴求读遍更多细节史料，逻辑就是这些史料中记载的那些行为活动要对应着其起到的具体作用，并由具体作用的好坏程度、结果来定义那些行为活动的正确或错误。

此阶段，总以自己知晓多少史料细节而沾沾自喜。

近两年来在他人引导下，开始重新建立读史观点的构架。也就是从一个国家权力组织者的视角思维来看待和解读某时段的历史资料。

大致是这个架构：

一个权力组织上台，首要考虑是就是财政结构和军事结构来加强自己的统治。随着该时段社会生产力不同，还有其他需要提升考虑的方向等级，比如国家意识结构、金融货币结构、权力监管结构、立法结构等等

把这些需要搭建的结构都考虑好了，接下来就要思考在此之上的官僚结构的建立。而在官僚结构建立之上，还有一个需要重点思考的旁支就是权力取得之后保留下来的各种势力群体状态的问题，如保留下来的士族门阀、各地旧有官吏、夺权过程中本方内的各个派系等

通盘思考之后，才能开始操刀实施国家治理。

（封建皇权时代，每个老帝王死后，新的帝王上位也同样要面对此状况的一次和多次思考。）

拿旧有官吏这个问题来说，唐朝基本承接隋朝、宋朝基本承接五代、明清承接要弱于唐宋、新中国也承接了民国部分小官吏。

拿派系势力问题来说，每个新帝王接班都遇到这个问题。新中国的改朝也不例外。

于是所有历史细节资料包括的行为活动，以及作用结果，都在上面这个历史观点的构架之中了。

用宋朝杯酒释兵权所得到的作用结果的资料举例：

具体操作步骤包括，

吸收各个军事势力派系的精兵，补充中央。

下放财政权力给地方，而此时地方官吏基本都是旧有官吏，还有地方门阀势力。于是这种下放就会让各地军事派系集团与地方官僚门阀势力产生隔阂和矛盾。另外允许土地兼并制度，这样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更加锐化。

所以，唐朝的节度使、藩镇制度在宋朝就被瓦解了。

当然这是好的一方面，坏的一面就是之后的影响，地方跟中央的关系，尤其是财政关系的恶化。不过这是几朝之后的状态了。

用你文章的资料来分析，

唐玄宗接班之后，就要面对上面那个问题状态，他必须要通盘思考出有一个个结构，然后着手处理。包括用人。

而被使用人的属性包括，派系、治理主张。更深层的是其治理主张实施之后对其他一个个结构的影响作用。因为，任何帝王或权力组织，其唯一目的就是维护和巩固权力控制，而影响权力控制的各种不同社会国家状况在权力者内心思维中是存在不同等级的。这个思维中等级序列的排列规则是跟该权力者（帝王）的世界观认识深度有直接关联。

唐朝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就是李家这个权力组织者考虑到影响权力稳定的排序问题，而做出的一个选择。如果李建成上位，他一定走向隋炀帝的结局，就是被各种势力边缘化，从而李家被踢出权力舞台。这种边缘化，甚至让李建成的财政政策主张都无法推广，还谈什么稳定唐朝呢。归根结底，李建成等人背后依靠的势力以及其可能实施的国家治理主张与上面提到的那个必须思考的架构是不相容的。

这个逻辑类似王莽的状况，他的很多主张后世来看，是进步的。但是其主张没有溶于上面提到的那个架构。

每个朝代从建立到死亡都有一个固定规律，就是权力控制从集中到分散的规律。当然其运行是呈现起伏波动状的。这可能就是周期律吧。

拿杯酒释兵权来说，他在前一个阶段加强了政权控制，但其应用后的结果却成了后来权力分散的一个巨大推手。

人们都骂崇祯，在我重建读史观点之后，我开始非常同情崇祯。因为根据上面的权力集中分散规律，任何王朝的最后一代权力者，陷在上面那个国家治理架构之中，确切说权力控制已经非常分散的状态之中，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这就像新经理人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超级企业治理的无力感。

在建立这种读史观之后，终于明白人类历史中所谓官制变革、吏治革新，对权力控制的影响真的是极其短暂的。看懂了，意识信仰对一个权力组织控制权力的绝对影响力。（论权力控制的生命力，哪一个王朝生存长度大过宗教？）

也是这种读史观，让我更关注现在中国的权力控制的调整问题。当然更容易看懂新闻背后的一个个深意。并纠正之前一个个错误认识。

比如，现在人们总说，某某加强权力控制达到如何强大的状态。而从上面那个国家治理构架上来分析，根本不是这种情形。

首先，财政构架，出现了财政和金融两股力量和主张的博弈

军事，去看看宋朝太祖和太宗的军事结构改革，基本一样。（练和打分开）问题是，在意识信仰抛弃之后，这种控制方式对未来是好还是坏？会坏到什么程度，推动出什么未来状况？

立法结构，这个最容易被大众忽视，之前被称为养老机构的地方，经过几十年发展，竟然成了最有权力的一个机构。你能想到吗？某某根本影响不到。

接班后的旧有官吏结构，在意识信仰抛弃之后，也只能把治理重点放在这方面了。

意识结构，，，，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关于现在的贸易战、香港问题，以前我只关注细节逻辑带来的影响并加以分析，现在关注的是这些出现的活动状态，对上面治理构架的影响，以及权力者的应对对之后的影响和会推动出什么。

改变后的读史观，会让人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最后，建立这种读史观之后，觉得自己知晓的史料更少了。这个更少和之前那个感觉少是不一样的，这个少指的是真实实施的细节资料掌握的太少。比如一个朝代某个地区的财政状态，有的资料会指名道姓夸耀当地官员如何如何做的，要留名史册。但拿到真实实施的历史资料并对比上面构架分析，促成这个状态的主因却是另外推动作用。当然也不能说状态跟当地官僚一点关系也没有。

还有历史记录夸耀某些官吏的行为，

比如范仲淹阻止仁宗给太后大办寿宴、而太后死后很多官员反对仁宗大规模祭拜，但范仲淹强烈支持祭拜。

在后世读书人嘴里，这是范仲淹敢于仗义直言，谏言。

事实呢？

前者仁宗反对太后控制，不想直接表达。范这时站了出来。

后者太后倒台，背后势力惶恐，其他官僚趁机落井下石，但仁宗从国家治理构架是不会这么做的。这时范再次站了出来。

这些从范仲淹的升迁和不断调整的所付职责去分析就看清楚了。

还有一种感觉自己知晓的史料太少，就是专一方向的通史，比如官制史、财政史、军事史、农业制度变迁史、社会意识形态变迁史等，

这些专一史学能够帮你划定历史演变周期、分析关键演变的节点、以及你所分析的王朝所处的演变周期的位置，等，因为这些实际的物质状态决定了权力者（帝王）如何架构这个国家组织形态和实施何种国家系统运转状态。至于我们现在书中所叙述的那些小历史细节都包含在这个大框架之中，所以分析的时候依照周期运行这个规律的基本框架基础，结论反而更贴近历史事实。

比如，

府兵制和募兵制两个不同阶段你所分析的权力者如何构架军事权力。

历史为何出现两个制度的转换，转换期的上位权力者如何思考。

这些框架都对你所分析的那个朝代的历史细节有着理论基础的支撑意义。

管理者的“粗暴野蛮”，有相当一部分是“一刀切”。那么为什么管理者“喜欢”“一刀切”呢？没有人喜欢，是没有办法，因为不这么做管理成本太高。

简单的说，往往是被管理者自觉性太低所致。一个人的自觉性能低到什么程度呢？该做的事别人不说就不做，不该做的事别人不说就不停。这种人往往会被枪毙，因为监狱有限，资源有限。

实际上，严格的说，被管理者这一说法是严重背离初衷的。管理者的主要职能是统筹和协调，而不是24小时不打盹的盯着所谓的被管理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谁吃撑了在家养个贼、在公司雇一名小偷呢？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是为了形成更为强大的战斗力。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管理者是没有办法才采取“一刀切”式的所谓“粗暴野蛮”管理。有的人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发现，越是大领导越是讲理，这所谓的讲理就是他会去调查事实，会区分对待。这是因为大领导面对的往往是小领导，小领导整体而言是有相对较高自侓性的。一个人越是自律，得到的自由越多，这所谓的自由就是有一定的权限“酌情处理”、“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而一个人越是欠缺自律性，越是没有自由，越是容易被全盘否定——因为还是那句话，即便最基层的管理者，也是来做事，而不是天天盯着人的。一个人，叫别人跟防贼似的防着他，可以说，活出了一定的境界。

就做事而言，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主动做事，第二个层次是把别人安排给他的事做好，第三个层次是不挨鞭子不肯动。显而易见 ，第一层次的人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而第三层次的人只能所谓的“像奴隶那样戴着手铐脚链”。但凡有一点理智的人，就会明白，为什么第三层次的根本不可能获得发展的机会和资源，因为花在他们身上的手铐脚链也是要花钱的。我听过不少人抱怨，说他们的领导往往缺少耐心，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下结论，也不允许他们自主裁决。我不否认，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这些抱怨的人，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自己更加积极主动，才能让领导改变看法，才有可能争取到机会“证明”自己是个有自觉性的人呢？我做管理做了不少年，有的员工羡慕我大权在握，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自律是他们不具备的，我有很多财务自由 可是我从来不乱花，也不装到自己腰包里，我的领导最多只会认为我办事能力不强 而绝不会怀疑我跟个贼似的天天琢磨怎么老鼠搬家。正因为如此，我才获得了许多锻炼的机会。

自由，是用自觉挣来的。

下面我讲一个案例，大家不妨体会体会。

叶挺是大家熟知的军事将领，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的独立团敢打敢拼，乃至于后来一听到独立团三个字，对手就双腿发抖，不战而溃。在我们想来，叶挺是很有自律性的人了，否则他带不出这样一支铁军。但是很遗憾，他的自律自觉性，仍然不够高。1927年，可谓中国的暴动年，在那一年，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叶挺是南昌暴动的主力军，是广州暴动名义上的军事总指挥，实际上他并没有指挥权。广州暴动惨败之后，他受了中共中央的批评和处罚，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在苏联，他仍然愤愤不平，结果受人排挤，一气之下他脱党离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重新召回。皖南事变他被俘后拒不投降，表现出了一名军人该有的气质。可是我们要问一句，三大暴动中，南昌暴动出了七名共和国元帅，而作为绝对主力部队指挥官的叶挺，为什么没有列入其中？

其实三大暴动中，许多共党人都受到了批评和处分，这里面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许多人都扛过来了，为什么叶挺就不能忍受呢？

我们今天许多人，总有无尽的抱怨和牢骚，总是觉得自己受了不公平待遇。问题是，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人类社会到处都是偏见和误见吗？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唯一的出路不是自己更加努力吗？

我为某家公司服务时，老板一开始也不信任我，总拿怀疑的眼光看我，后来日子久了，他发现我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就给了我许多权限，我也没有辜负他，因为我们都想把事情做好。

一个人，总是喋喋不休的讲公平公正，而不顾现实，不顾全人类都没有掌握真理这一事实，说穿了，就是给自己找不作为、不主动、不自觉的台阶。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做人呐，不能太小肚鸡肠，吃不了一点亏，受不了一点委屈。自己成堆的偏见和误见，从来不检讨，若是别人有偏见有误见加到自己头上，便是一万个不乐意。讲真，那就是自己给戴手铐带脚镣。天天跟个窦娥似的，叫屈去吧。

根子在于管理者把被管理者当贼看，久而久之，被管理者就天天想着挖墙脚了。

管理者没办法才当了管理者，原来只是组织者。人类社会的演化史告诉我们，是大难临头，才有组织者挺身而出，将大家组织在一起渡过难关，这根本就不需要讨论。领导当得越大，越是需要自律自觉性，反过来说，一屁股坐在沙发里不愿意起身的，还谈什么不被信任受委屈了？

现实中，越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越是被当贼防，越是领导越不受约束，规矩都是防毫无权势的老百姓的，但凡有点小权，啥规矩都防不住他挖墙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