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 山川悠远

近年来中国伊斯兰化的速度深度广度确实是一般世俗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伊斯兰的规模和组织协同程度远远把欧洲甩在后面。在此背景下，中国伊斯兰自己也膨胀至将其目标从原来的封闭社区转为绿色西北，绿色中华的地步。可荒谬之处在于在追求绿色中华的旗帜下，我们却看到信奉马列无神论者身影。这种荒诞的景象究其原因只有一种可能，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已经被两面人操纵了。显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立论，那么在继续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考证一下政策是否在整个回族群体中强化宗教意识和支持伊斯兰扩张现象真正存在，倘若存在我们再讨论一下郑府在推动中国伊斯兰化过程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

上篇里我们讨论了自下而上伊斯兰化中最常见的手段，主要有清真食品，宗教教育，清真寺，封闭聚居区和法律伊斯兰化，其实自上而下式的伊斯兰化也依然脱离不开这条主线。

清真食品

我们先来谈谈清真食品，我们知道清真食品含义复杂，在伊斯兰化寄居地的伊斯兰化过程中扮演着排头兵和护卫兵的重要角色。以清真食品为起点聚集教众，深化宗教，担任着将狭义的清真概念（清真食品中的清真概念）拓展成为广义的清真生活（沙利亚法监督下的生活）的重任，也就是说清真食品是强化宗教意识最初始最有效的工具。所以清真食品对伊斯兰具有特殊含义，是伊斯兰化寄居地的最重要举措，两面人推广清真食品的基本套路是，确立法规，给予优惠政策，郑府强力监管，借泛清真发展自己的清真工业体系和推广清真生活，并用清真食品划定具体的地域边界，宣示伊斯兰在某地域的主导地位。

首先看清真食品的法律法规，2016年搞清真立法最积极的宁夏，其清真管理条例可以说是中国最严格宗教食品法规，不仅规定肉类屠宰必须由阿訇操刀之外，还拓展至最终产品的上下游企业，乃至招工等领域。如原材料采购和运输储存有严格的宗教标准要求，对企业的建筑形制（比如厕所）和穆斯林雇工比例做了严格的规定。清真立法失败以后，宁夏就一直想将其清真管理条例的地方标准变成国家标准。无果之后，以宁夏为龙头又风风火火地弄了一个九省市《清真食品认证通则》的通用地方标准，包括宁夏，甘肃、青海、陕西、云南，河南、四川，天津和辽宁。实际上还是打算变相推行它的清真地方标准国标化。9省地域如此广大充分说明了宁夏已经不甘于仅仅封闭西北，而是要积极进取，让清真遍地开花，它要的伊斯兰经济圈，它要的是绿色中华。

那么这里大家可能有个疑问，为什么当各地都有清真管理条例的时候，宁夏还要推行自己的清真标准，因为它的标准最严格，可以帮助清真食品在全国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个与世俗经济完全平行的食品工业体系。（备注：九省《清真食品认证通则》已经被废弃，但各省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依然存在。）

有了标准，下一步自然是将清真食品强制推广至社会各个角落。而在推广清真食品问题上，中国郑府显然也是有计划有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国家税务部门和金融部门出台特殊政策，鼓励和保护清真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同时教育部出面出台文件，强调大中小学幼儿园必须建清真食堂和清真灶。这是一个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决定，按照宁夏的清真食品管理标准，意味着普通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必须有两个完全隔离的厨房，两套炊事人员，一般说来如果学校财力有限必然是大家一起吃清真，也就是说清真这个宗教概念至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公立教育系统，并独霸其中了。而在西方国家，因为郑府认为清真为宗教概念，郑府的态度应该是不参与，所以西方穆斯林要求大中小学校提供清真餐的要求基本上都被拒绝，这与中国郑府的积极倡导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民宗委这个泛清真的始作俑者更是以民族团结名义，在国家机关，军警部门，监狱部门等国家机构推广清真食堂，将宗教概念引入国家机关。

在支持伊斯兰食品扩散的实例中，有一个很十分特殊的例子，就是西北区域航线强迫所有人一起吃清真宗教食品。清真航线是伊斯兰国家特有的产物，世俗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世俗国家采用伊斯兰航食标准的国家。从现有披露的事实上看，航线中的乘客非穆斯林居多，那么西北航线的彻底伊斯兰化，则可以视作带有某种政治上的隐喻，是暗中宣示西北为伊斯兰的地盘，宣示宗教在西北具有主导权的一种形式，是伊斯兰开始试图宣示自己在西北的政治地位的信号。

​在为清真食品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找到法律和政策支持之后，就面临如何监管的问题。鉴于清真食品的强烈排他性，强力监管是必然步骤。不过让宗教人士单独执法，实在太过张扬，于理于法不通。但交给食品安全和工商部门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宗教执法他们没有宗教专业知识，二因为宗教概念无法和食品安全契合，宗教执法名不正言不顺，三也是最重要的，食品安全和工商部门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宗教热情去主动实施监管。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把宗教人士塞进执法机关。可是清真食品的主要推手民宗委很快就发现，宗教人士虽有满腔宗教热情，可惜还要听人家的，这时一个奇怪的机构就诞生了，“清真食品监督执法大队”，它归各地民宗委领导，可是它有执法权，谁给的？怎么得来的，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下一篇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当清真食品这个概念在各行各业站稳脚跟，成为某些国家机构，各类学校和国有企业的必供食品之后，推动清真概念在食品及相关产业链中的蔓延就是下一步的举措。清真概念开始向清真食品工业的上下游蔓延，而扶持这些清真食品企业的政策显然加快了清真概念的传播速度。从最开始的清真屠宰，蔓延到清真食品加工，清真调味品，清真饮料，再到原材料采购，成品运输，储藏，清真餐具，清真厨具等等，而郑府的企业优惠政策也随着扩散至这些上下游领域。

那么郑府中的某些人仅仅满足于食品行业了吗？显然没有，分子级别的清真食品实验室已经在西北民族大学建立起来。清真既然进入了分子级别，也就意味着清真概念开始向其他工业领域渗透。这个实验室的雄心壮志令人侧目。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不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清真化，就是世俗和清真平行的两套工业体系。比如所谓清真药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如果清真概念进入分子概念，谁能阻止化工原料获得清真认证呢？​

当清真概念已经到了分子概念，作为清真生活的代表——清真专用设施的出现自然也毫不奇怪。穆斯林甚至在死后的丧葬问题上，也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按照现代的理念，根据种族宗教不同专为某一团体设立的专用公共设施就是种族隔离设施，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由郑府机构推动出现这种设施，尤其在教书育人的大学中出现过，不能不说令人错愕和悲哀。

经堂教育

清真食品之后，伊斯兰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经堂教育。郑府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默许宗教学校顶着语言学校的帽子进入教育体系，给予补贴。宗教教育及阿拉伯语言教育，主要通过所谓的语言学校来进行的。这些学校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经校，主要课程为古兰经和阿拉伯语教育。郑府将这些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视为中专给予补贴，也就是说，国家出钱让这些未成年人接受宗教教育。在公共方面，宁夏电视台的幼儿学阿语虽然现在已经停播，但依然是一个恶劣的例子，根据当时的报道指出，这个节目是得到了当地郑府大力扶持的。

建设清真寺

西方穆斯林的伊斯兰化是自下而上的，对于财力有限的他们来说，建设清真寺在没有外部资金支持下将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对他们来说贯彻清真宗教概念，鼓励清真生活，聚集更多教众是建设清真寺的必要步骤。但在中国，在郑府的支持下，这却不成问题，郑府资助建设的清真寺遍地开花，指导原则就是所谓有全民穆斯林信仰的民族的地方必须有清真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一个世俗化相当高，而且回民人口并不多的内地地方，郑府第一想到的就是建设清真寺，让一个民族整体回归宗教。

中国清真寺的建设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很多清真寺是郑府全方位积极扶持的，从批地，到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全方位无条件支持，这种支持是任何一个世俗国家中不曾见到的现象，只有在伊斯兰国家才会发生。二，中国郑府允许阿拉伯国家出线帮助中国穆斯林建设的清真寺，上文提到的红寺堡清真南大寺就是阿联酋基金资助的。三、除了当地所谓穆斯林，地方郑府为了建清真寺，即使在当地穆斯林群众没有强烈要求的情况下，也要利用西北穆斯林打工者甚至是外国穆斯林的所谓宗教要求，为他们建设清真寺。

建设了这么多清真寺，可能很多人认为没什么关系，认为清真寺只是简单宗教活动场所，其功能只是为了满足穆斯林的宗教要求。其实清真寺的功能极其复杂，与其说它是宗教场所，还不如说是一个带有自治性质的政治中心更为合适。历史上清真寺具备以下几种功能：1．宗教功能; 2．教育功能 3．政治功能　4．司法功能　5．外交功能　6．慈善功能　7．医疗功能　8．娱乐功能　9．军事功能。当我们依条审视这些功能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中国除了军事功能，在郑府的帮助下，其实所有的功能都已经全部或部分恢复了。宗教、教育、慈善、医疗和娱乐功能的恢复很明显。我们也就不再赘述。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一下清真寺的政治、司法和外交功能。

政治功能正在恢复的标志是各级领导都要到清真寺去跟穆斯林谈民族团结，谈爱国爱教；司法功能的标志是中国法律体系中民法下面的人民调解制度进入清真寺，阿訇成为了人民调解员，用沙利亚法进行法律调解；外交功能开始恢复的标志是2018年法国总理马克龙访问西安清真寺，马克龙是第一个世俗外国元首把中国清真寺作为正式的访问对象的外国领导人，而以前访问清真寺只限于伊斯兰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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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隔离

在自下而上的体制中，伊斯兰靠宗教的力量将社区与世俗社区隔离，并最终形成聚居区，如法国的穆斯林聚居区。这种机制在中国也能在回民穆斯林高度聚居区找到，如张家川，临夏，同心等地区。即使在北京这种No-go Zone也可以找到活生生的雏形。而北京管庄的这个牌子不说是所在地郑府的杰作，至少是当地郑府默许的，虽然管庄还远没有达到彻底封闭的程度，但给伊斯兰立个界碑，尽早地为伊斯兰宣示主权却是郑府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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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郑府还在推行一种特殊的聚居区，即所谓嵌入式的小区，在毫无伊斯兰传统的地域嵌入一个清真寺和穆斯林聚居区。本来西北打工人员到内地是一个很好的世俗化机会，但这种郑府推动的所谓融合措施，与宣称的融合目标完全是南辕北辙，其真实的目的，不过是尽快聚集各地外出务工教众，实现聚居，最总以清真寺为中心尽快实现宗教统治。计划下的聚居区其实没有融合只有伊斯兰。

​更有甚者，如何尽快伊斯兰化在中原生活着的大批世俗化回民，竟成了某些人或者部门日思夜想的问题。少数民族特殊村寨，就是他们给出的解决办法，如果你能伊斯兰化你的村子，我就给你财政支持。这个政策极大的促进了这些村庄的伊斯兰化热情，如安徽第二批1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就全是这种所谓伊斯兰村庄。

以上这许多例子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中国郑府对所谓回族的伊斯兰化更是处于从文化到艺术、从历史到建筑等等无所不包，无所不用的状态，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中国郑府是最重要的推手，其深度广度只有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可以媲美。但是如果考虑中国的世俗背景、历史和文明的传承，中国郑府推行伊斯兰化却是世界上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一个非伊斯兰政权在非穆斯林地区强推伊斯兰，为伊斯兰扩张张目，在世俗法律中引入沙利亚。并在刑法中引入弱版伊斯兰亵渎法（针对公务员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和针对老百姓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为伊斯兰保驾护航。我不相信一个信奉马列的政党会滑落向宗教政党的地步，但是体制内的伊斯兰教徒或者半教徒是怎样混进党内，而且如此疯狂搞绿色中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将进行深入的探讨。

备注：由于图床限制，对不重要的配图进行了省略

2019年7月3日，兰州市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更名为兰州市清真食品执法队，市民宗委领导班子成员为其举行了挂牌仪式。随后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此事在网上被质疑后，牌子已被摘下，但执法队这个机构还是否存在暂且未知。这个机构改名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兰州民宗委已经不满足“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这样一个简单的行政机构名称，而是要将以前在灰色地带执法的遮羞布彻底揭去，明明确确地索要单独执法的权力。可是即使是民宗委本身，在法律上也是一个没有任何执法权的机构。要弄明白其中的奥妙，我们就必须谈谈民宗委与清真食品相关下属机构的来历和构成，才能明白为什么说相关机构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机构，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试图抢夺执法权的准宗教警察组织。在大家对这个半宗教性质的组织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之后，大家就可以更深入思考一下，清真是怎样从一个似乎是不经意的屠宰概念，慢慢地把触角伸入到世俗法律当中，并开始夺取执法权的。从而最终使我们对政府推动的伊斯兰化进程有个具体的认识。

一般说来根据清真食品管理办法，各地民宗委会下设一个“清真食品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会再下辖一个官支民办的 “清真食品监察大队” 。有个别情况，清真食品办公室也被命名为“清真食品执法督察队”，或者清真食品执法检查队”，虽有打擦边球嫌疑，但主体依然是检查队，而不是执法队，究其原因是它本身没有执法权。本文我们重点考察一下这个官支民办的 “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个跟清真食品有关的民宗委的下属机构完全是某几个地方的个例，但实际上它早已如星星之火，在中国呈燎原之势。而且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四处蔓延。这个组织不仅出现在所谓的穆斯林聚居区，而且频繁出现在非穆斯林聚居区。下面这几则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行政区域包括：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河南漯河市邵陵区，甘肃崇信县，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黄骅，沧州、廊坊、保定等。从行政区上看，这个组织已经扩散至县/区级别。

“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扩散范围如此之广，如此之深。没有政府机关的直接支持，显然不可想象。而这个政府机构，从上面几个图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各级省市县的民宗委。当然没有更高级的政府机构的支持，这些下级机构也不会如此恣意妄为。例如早在200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协委员就提出成立“统一的清真食品执法大队”的建议，其后宁夏省级部门表示强力支持，随即此种组织机构开始向其他省市扩散。

那么这个名曰“监察”的组织是否真带有宗教色彩？当然有。因为“清真食品”这四个字本意就是指合乎伊斯兰沙里亚法定义的食品，没有宗教人士把关，自然也就失去了 “监察”的意义。所以说这是一个打着世俗政府机构招牌的宗教组织，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这里紧接着就牵扯出来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有没有执法权？答案是不说全部，很多地方还是有的。下图表述即为中国清真食品监管执法现状，执法主要由两个主要部门进行执法：工商管理部门和民宗委的直属的“清真食品监察大队”。

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民族事务部门是没有执法权的，它应该主要负责清真食品准营证和清真食品标志的发放，组织清真企业的培训。因为民族事务部门没有执法权，所以一般来说它有一个清真食品办公室或类似机构，协调和其他部门联合执法的问题。这个办公室是国家正式编制，比如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强娟升值之前的职务，就是自2008年起担任的银川市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主任（2017年由于强娟在强化清真管理工作上的出色成绩，她被评选为全国人民满意公务员）。当然它也有别的名字，如“沧州市新华区清真食品管理执法检查队”即是国家正式编制（这里请注意这个沧州这个组织依然是检查队，而不是执法队）；而清真食品监察大队一般说来，多为多为官助民办的机构，归清真食品办公室管辖，如辽宁省清真商业食品管理协会下属的清真食品监察大队。当然由于公共财政限制，清真食品办公室之类的组织编制不可能太大。比如沧州组建的清真食品管理执法检查队是个4人编制的单位。

为了弥补人员的不足，伊斯兰教徒志愿者在官方组织下成为清真食品办公室的二级组织，即清真食品监察大队，其成员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清真食品监督员”。河南项城清真食品监察大队集体照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来展示清真食品监察大队的宗教属性。而2012年河南全省在册的义务“清真食品监督员”共有二千余名。

河南项城清真食品监察大队集体照

这些对宗教充满虔诚态度的监督员，其工作热情是其他政府部门和非教徒相关工作人员无法比拟，尤其是一些退休教徒，除了每天查清真，就是查清真。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他们高涨的宗教工作热情，和政府执法的速度产生了巨大矛盾，因为清真食品检查执法必须由几个部门联合执法，显然不是如此简单迅速的事情。况且工商和食品安全等部门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宗教事务的管理首先明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可想而知自然也就缺乏宗教热情。也正式因为如此，具有执法权的政府工作人员表情木讷地为教徒执法站台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场景。

联合执法的低效率，自然引发了民宗部门和宗教团体的不满意。于是是民宗部门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偷偷授予自己执法权。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种执法形式，抛开其他部门的民宗部门和伊斯兰宗教势力两家联合执法。

伊斯兰教徒本来就有自己上街执法的冲动，当这个门一开，作为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根基的教团也就偷偷把民宗部门的鸡毛令箭插到了自己头上，也动不动自己也过一把上街执法的瘾。例如2017年元月22日，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境内清真寺组织的清真食品督查小组单独上街执法。上行下效，个别虔诚的所谓清真食品督查员自行执法也时有发生。

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谓“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是在民宗委领导下的“执法”机构，整个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已经初具规模。又由于其组成人员多为宗教人士，所以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带有“宗教警察”性质的组织。那么它到底怎么来的？成立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那就要好好看看它的前世！

要想了解“清真食品监察大队”的前世，就必须谈谈宁夏，因为后来民宗委在全国推广的各项政策，如果刨根的话，都能追到宁夏头上。宁夏是有计划，有系统在中国搞穆斯林化的始作俑者。明白了宁夏，也就明白了民宗委政策的逻辑与实施路线。

回族以教立族，汉化严重，缺乏现代科学意义上定义民族的要素，所以宁夏的回族学者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发明了“伊斯兰是回族民族属性”的说法，而体制内的回族精英则开始大肆发展伊斯兰。

通过以前的讨论，我们知道伊斯兰千年以来第一个不变的法门就是清真食品。宁夏2002年通过了自己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虽然它并不是第一个通过清真条例的省份，但之前的条例大多属于泛泛之谈。虽然有2-3个省提出监督员的概念，可大都指单位公司聘用的内部少数民族员工作人员，即内审员。而2002年宁夏通过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个条例第一次明确提出聘用清真监督员对社会进行全面监督，标志着中国地方政府正式将宗教人士引入法规体系。不仅如此，2017年宁夏政府细化管理条例，不仅对清真食品制作，厨房设施，储存运输，雇用人员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而且对监督执法权限给与了明确的定义，实质上还是努力试图给自己的清真执法队，以及执法寻找法律基础。第三十条最后一个条款，将民宗部门和另外两个具有执法权的单位并列，明显是为了给没有执法权的某委预留了一个未来可以执法的缺口。

2013年，宁夏牵头五省（区）发布《清真食品认证通则》，此通则为地方强制标准。2016年，共有9省/市联合颁布了《清真食品认证通则》，争取不正当竞争的特权，并开启了全国范围内推广泛清真的大门，试图组成中华伊斯兰经济圈（请将九省/市边界在地图上画出，一望便知）。这些强制地方标准标志着清真概念开始为彻底进入国家级世俗法律体系进行热身准备。

2016年3月，宁夏在完成区内各大小聚居区的初级清真化任务之后，终于开始试图挑战整个国家的世俗法律体系，提出清真食品立法，为伊斯兰化中国和清真概念进军全国铺路搭桥。当然倘若此法通过，那么“清真食品监管大队”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机构，就再也不用隐藏在清真条例之下，可以正大光明地上街单独执行教法。然而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纵然有各类专家和官媒大唱赞歌，但这个带有宗教含义的法律在民间遭到强烈抵制而失败。随即他们希望将清真地方标准转为国标，依然失败。再下来就是提出“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修订版，同样遇到了强烈的阻力，最后悄无声息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监察大队的成立和获得执法权的的基本思路，以聚居区为先决条件，无论大小，有回穆的地方，一旦条件成熟，比如新清真寺建好，西北来的保守阿訇就任后，当地某委就会想方设法筹建这个组织，试图用宗教监督规范普通回族人的生活，用执法机关为自己勾画宗教疆界，而全然不顾国家机关里成立宗教执法机构，根本就是满纸荒唐。

就算退一步，民宗委根据清真食品管理条例聘用的宗教食品监督员，本来的主要职责是为工商等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建议、提供宗教知识服务，属于无执法权附属人员。可在某委的支持下，这些人员却抱团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脱离与原执法单位的依附关系而自成系统，关键还糊里糊涂地拥有了执法权。现在虽然谈不上羽翼丰满，但至少在全国范围内可以称得上初具规模，不仅在大一些的回族聚居区，即使在人数比较少的地方也已经成长为常备的正规执法单位。例如河南漯河市邵陵区和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回族人口分别只占全区/州总人口的2%和7%，却成立所谓执法队。同时他们还试图以各种形式积极向华北华南等规模较小的回族聚居区渗透。内地的回族精英们也坚持不懈地提建议和提案，要求建清真寺，组建执法大队，进行地域扩张。

随着民间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宁夏的9省/市清真同盟瓦解了，近期也没见到民宗部门和教团组织单独上街执法的报道，能见到的大多为联合执法。可是问题解决了吗？显然么有，宗教进入世俗法律体系的问题没解决，各省市清真食品管理规定还都存在于政府的法律法规中，清真监察大队也都依然存在，将清真问题偷偷归入食品安全的做法依然如故，并且变成了清真食品监察“曲线救国”的一种手段，“2018年河南省食品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堂而皇之的将清真问题归入食品安全中。那么请教有关部门“宗教食品”怎么就成为了食品安全问题？吃错了“宗教食品”会引发疾病吗？对具有执法权的食品药监部门的进行宗教培训合适吗？

穆斯林化进程有一个显著特点，教义可以助你前行，然而想主动停下脚步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在清真立法失败以后，这么快又推出了一个清真国标，紧接着又推出“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原因。这个工作条例的本质是移民优惠条例，是促进在非穆居住区内整体内嵌穆斯林社区的条例，是清真食品清真企业保护发展条例，是各级民宗委要求独享权力的条例。如果伊斯兰在各个大城市都站住脚跟，通过开展不正当竞争，发展清真食品，建立清真企业，发展壮大，最终以点带线，以线组网，完成伊斯兰化。那么那个时候再谈立法，再谈宗教警察，估计阻力就会小得多。

其实这种生活和宗教绑定的招数是伊斯兰千百年来封闭扩张的最根本手段，所以随着世俗群众的觉醒，这些宗教化社会的企图必将被大多数人们所反对，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清真食品监管大队”还在运作，还在扩张，2019年7月兰州清真食品执法队正式挂牌，就是某些人企图将偷来的执法权彻底合法化的又一次尝试，不过我们还是应当坚信，当我们谈起清真执法队的未来的时候，内心就应该知道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国不仅“清真食品监管大队”应该没有来世，穆斯林化中国企图和阿拉伯化回族的企图都应该没有来世。

中国政府强力推行伊斯兰化，从组织，系统，规模，深度上看，是西方国家的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国执政党的无神论属性更给这一事件披上了一层荒谬和疑惑的色彩。但显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不可能与伊斯兰沾边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只有一种可能，党内混进了伊斯兰主义者。很自然立刻就会产生了一个令人错愕的问题，伊斯兰教徒怎么能混进无神论党内？这根本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是以宗教教徒的面目进入，而是以其他面目出现在党内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议题。

那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其实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讨论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这些伊斯兰主义者是顶着回族的大帽子混进党内的。而伊斯兰化则是顶着维护回族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那么什么是回民族的民族文化遗产？回族是个以教立族的所谓人造民族，它缺乏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要素。如果对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很明显回族由于高度汉化，高度杂居，没有自己独立的共同语言，没有自己独立的地域，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经济生活，没有独立的共同文化，而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的宗教心理并不是民族形成的要素，何况所谓共同宗教心理，中国的回民也不是铁板一块，华北回族群体的高度世俗化汉化而脱离伊斯兰就是一个例证。

这种人造民族根本没办法建立科学意义上的独立民族，也正是因此，体制内回族精英产生了集体的焦虑感，所以他们开始寻求所谓独立的语言，独立的地域，独立的经济生活，独立的文化也就毫不奇怪了。他们为了使回族能够符合科学定义，甚至修改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2005年，也就是自19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过后50年，执政党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民族”概念版本：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这个所谓集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理论之大成的科学定义，实际上拿其中的民族要素与回族一一对照，还是成问题，所以必须加上最后一句“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这最后一句话完全是为回族量身定做，而且从逻辑上看，纯属于毫无科学精神的主管臆断。如果宗教是文化，那么佛教/道教完全可以比照回族的立族方式成立佛族/道族，天主教/基督教教徒也一样可以成为民族。

当然这种焦虑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从明朝起色目人中的穆斯林（请注意不是所有的色目人都是穆斯林）在血统上融合进中华以后，一直都存在的。这种反抗融合的情绪随着面孔的逐渐汉人化，逐渐从纯血统论转向宗教，在精神层面上以宗教抗拒汉化。然而面对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特质的冲击下，也一再败退，在解放前，很大一部分回族穆斯林无论真假已经开始自称为汉族穆斯林，比较典型的是白崇禧和马鸿逵，而且民国的主导理论也是所谓回回就是汉族穆斯林。

如回附之以民，是民已系之于回也。况佛教传自印度，不闻佛其民印度其民也，基督教传自欧美，不闻基督其民欧美其民也。……一神教且皆以普及世界为目的，其博爱广施，故无国界也，世之宗回教者……不独一中国，已彰彰明矣，又乌得以回民概之耶？ —— 黄镇磐《论回民》 1908年

各位更得明白，甘青宁的回教同胞，和新疆的缠头，绝不相同。并且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还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教而变为阿拉伯民族，这正好比中国人信仰佛教、信仰耶教，并不能以为信教而变为印度人和犹太人，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是四万万人里的一部分。 —— 马鸿逵 《西北问题研究会刊》 1934年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适用这‘民族’二字。。。。。。。五大民族说……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1939年

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都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成为回民。宗教传布之目的，在于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资格，未免将宗教本身变得狭小，不是宗教之本义。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便不能信回教么？ —— 蒋介石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讲话 1939年

人类能否因信仰一致而有相同之生活习俗者，即组织为一民族，实为一问题。……若回教为一种部落之宗教，则凡信此宗教者，均属此部落之人士，其他民族无参与此宗教之机会也。如回教为全人类之宗教，则任何民族皆得为伊斯兰教徒，则绝无将回教徒之种族打成一片之理。今人几无人不承认回教为最大之世界宗教之一，故回教徒亦决不能自成一单纯之民族。——傅统先在所著《中国回教史》1940年

然而解放以后的民族理论让回族精英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马列理论的漏洞，不仅成功地开了历史倒车成立了民族，并开始发展自己的民族意识。在学术领域，集大成者就是白寿彝。白寿彝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自小就学习古兰经和阿拉伯文。1932年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师从冯友兰和顾颉刚。30年代开始关注回族问题，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大多为民间传说。抗战时期，他生活贫苦，受顾颉刚很多照顾，顾颉刚也十分看重这个聪慧的年轻人，不仅经济上给予支持，在学术上也尽力支持，白寿彝对此也十分感激。而解放以后，顾颉刚则对白寿彝充满了不屑。其中滋味，我们不是当事中人，也就不便多言。

解放后，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回回民族终于迎来了独立建族的机会，自然也引起了回族精英对马列的兴趣，据有关人士回忆，白寿彝就是史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最快的专家。1952年他写了一个《回回民族的心声》，采用阶级和列宁的一些观点，鹦鹉学舌般地声称，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此时中国史学界的老学究们还陷入马克思唯物史观能否解释中国历史的纠结当中。白寿彝的这种积极站队为他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基础。白寿彝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心中对回回民族的感情和共产主义民族理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自然完善回族的科学领域定义也就成了他潜意识中的历史使命。

可由于解放初的民族理论不过是全民共产族的中间阶段，他除了看着中共把回乱翻案成农民起义，其他也无可奈何，甚至连杜文秀和白彦虎也没有翻案成功。然而历史又给了他一个机遇，文革以后所谓民族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除了留了一个反大汉主义，其他都不剩了。白寿彝终于迎来了他大展宏图的时机。

改开以后大权在握的他给回族研究顶下了几个方向：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为回族完善其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重树民族意识的研究计划，也就意味着这个计划是设法将回族伊斯兰嵌入中华文明历史，确立回族心理上的自治区域，是精神上回归阿拉伯伊斯兰的路线图。

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伊斯兰？壮族土家族苗族彝族这些人造民族在创造自己的民族意识的时候都没有选择宗教，而偏偏回族选择了宗教？其实还是老问题，以族立教，抛开了阿拉伯伊斯兰，回族什么民族都不是！也什么都没有！而族教绑定是伊斯兰千百年来制胜的法宝，不仅有历史渊源还深深刻入回族团体的心中，也自然成为回族成立新民族的制胜法宝。而白寿彝这位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的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自然也依然跳不出个这个历史的怪圈。虽然白寿彝并不见得处心积虑，但在潜意识的推动下，他最终不知不觉走上了伊斯兰的老路。从白寿彝1944年发表的《中国伊斯兰之发展》，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他对伊斯兰的执着之心。

伊斯兰本身在这时的遭遇是太苦了，它的教义和教法与这时的政治局面有极难沟通之处。于是伊斯兰教中便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是政洽上有地位的人，他们对宗教信条多不能遵守，只因他们的政治地位有助于伊斯兰之发展，伊斯兰群众不能不有形式上的拥护；另一种人是笃守宗教的人，是支持伊斯兰的基柱，但他们的思想行动既不合于当时的一般情势，伊斯兰世界难免不与外界日益隔膜。 —— 白寿彝

白寿彝的这种心态应该很有代表性，他的观点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代表了近代大部分回族精英的逻辑，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只不过白寿彝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而与他同时代的陈克礼却因为太过招摇，大谈什么“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而被枪毙。

解放初期的回族学者群像，前排左起居中第四个为白寿彝，最右为陈克礼

那么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他那几个所谓研究课题：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中共的宣传规则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也就是说历史分为了可宣传的，和不可宣传的，好的和坏的。这个原则在能分辨出史实真伪、史观好坏、把握住真理的情况下没错。同时如果选择的是错误史实和史观，那么这个政策则立刻成为制造伪史的帮凶。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它也给我们一个机会，直接跳过纷繁复杂的论证过程，通过观察每个议题最后的结论，来仔细看看，白寿彝伙同其民族同志穷尽一生为回族搭建的理论框架，正在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果？

回族来源

在中国，回族被时刻提醒自己是所谓阿拉伯人/波斯人后裔，即使他们的面孔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汉族人长相，也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身上流淌着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血脉，其精神母国在中东。

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

有了阿拉伯人的血统，白寿彝再接再厉，在官方的马列思想体系中，首次提出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将伊斯兰的宗教生活名正言顺地转化为民俗，使伊斯兰变为民族文化。

回族历史人物

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生拉硬扯，以据说和臆想为主要依据，将诸多重要历史人物归为回族，对历史的篡改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作为历史学家，白及其同族专家们毫无职业素养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郑和明明是佛教徒，历史证据充分，就因为是色目人出身，被生硬地称为穆斯林教徒。常遇春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据说常遇春的父亲是个阿訇”。沐英更是连“据说”都省略了，直接成为回教徒。海瑞成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依据是他父亲的名字海答儿看着象色目人的名字，且不说海答儿在当地土话里有没有“海三儿”的意思，单说文革刨了海瑞墓，发现海瑞棺椁就无法解释。写出“水云深处是禅林"诗句的明朝重要思想家李贽，被称为穆斯林的证据为其家谱，他的一个先人的一个妾是胡人女子。如此总总，不胜枚举。

回族现代革命史

这个主要是为了和执政党绑定，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主要的是利用回族共产党员=回族=穆斯林的公式，将回族共产党员与穆斯林不说直接画上等号，至少是互相兼容。这样就可以突出所谓建设新中国也有穆斯林的一份功劳，如果他们提出啥大地代治者的要求，应该也不算过。回族学者比较关注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马本斋，一个是杨靖宇（杨靖宇莫名其妙地被归为回族可以至少追溯到2000年的辞海）。其中杨靖宇不仅是中共党员，更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给他打上伊斯兰的标签，其心叵测。

当然为了显示回族的革命性源远流长，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回族专家自然也不会放过。比如这句在回族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所谓孙中山的话：

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之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B]

但这句话根本查不出历史原始出处。最早出现的地方是在回族学者的著作中，白寿彝将此段话收入其1943年发表的《中国回教小史》，以讹传讹，结果似乎真成了孙中山说的。可是孙中山怎么会说现代概念的回族，他五族共和中的回族指的是西域的”缠回“维吾尔族，这些所谓学者造假的手段竟然到了生编乱造，众口烁金的地步。

回汉民族关系

回汉关系，同治回乱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要消除回乱这个污点，白寿彝的手段首先是利用阶级斗争史观的片面性，先将回乱定性成革命起义，然后利用国家机器致力于销毁回军滥杀无辜的伊斯兰圣战证据，无数的文物被收缴，收缴后即使留下来的也不加保护的储存在库房令其自己灰飞烟灭，而文字记录则被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有意无意地毁灭和篡改。最后一步就是彻底逆转回乱的受害者和逞凶者的角色。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改开前即使回乱被翻案，但圣战士，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叛国者白彦虎和卖国贼杜文秀也依然没有得到翻案。1987年的第三次全国回族史是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以白寿彝为首的回族专家正式全面夺取对回乱的话语权，确定回既为正义的原则，白寿彝宣称回族历史人物要把握两个原则，放到历史中看、和阶级斗争原则，为回族中这两个败类翻案彻底扫清了道路。并让汉族永远背上了大汉民族主义的原罪，以便将来回族精英可以恣意妄为。2006年陕西省人物志编写汇报就是一个白寿彝史学观对史书编辑工作强加影响的一个很好例子，种族屠杀的刽子手、伊斯兰吉哈德圣战士白彦虎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史学家成了当地伊协的傀儡。至此开始面目狰狞的伊斯兰吉哈德圣战士都成了楚楚可怜的白莲花，而众多死难的各族非穆斯林群众则被刻意遗忘，在荒野与草木同朽。

[B]其次是慎重对待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为了在志书中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志书专设了“民族与宗教人物”一章。除对过去不少书籍资料中运用的容易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词语统一作删除或置换外，最重要的是对左宗棠、白彦虎这两名十分敏感的人物作了较为慎重的处理。

左宗棠是汉族 …… 左的军队追“剿”回民义军手段残忍，杀人太多，所以在回族群众中对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因一篇传稿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经编委会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撤下左传，按《辞海·左宗棠》条的口径，在附录之一的《1840年后的清陕甘总督简历》中列名简介其生平。

泾阳回民白彦虎，是被左宗棠率军镇压的陕甘回民起义的重要首领之一。他率领的起义军，反清意志最坚定，坚持时间最长久，征战地域最广阔。直到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今甘肃酒泉）被清军占领，才率余部退入新疆。志书初稿写他“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匪帮，改易服色，为虎作伥”，“成为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殖民统治者分裂中国新疆领土的帮凶、中华民族的败类。”然而在民间坊里，回族民众至今仍把白彦虎奉若神明、英雄，何况这里还涉及2000多位随白入疆的回民兄弟。为了查清这段历史，准确表述白彦虎与阿古柏的关系，编纂人员遍查工具书。多数工具书中除了分别运用“投降”、“勾结”两词外，还有一些书籍中表述为“投靠”。“投靠”一词，比起“投降”、“勾结”要平缓一些，于是在2002年的修改稿中采用了“投靠”的提法。然而，省伊斯兰协会的同志看了，仍表示不能接受。直到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著名历史教育家、回族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才算找到了妥善的解决办法。书中记载，光绪二年，白彦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这里把“投降”、“勾结”、“投靠”的传统说法改成了“联络”。而且这个“联络”也只是“策略”，并非目的。他“联络”阿古柏的目的是什么呢？该书引用了左宗棠给朝廷一份奏折的话，道出了缘由：他“自知势力不及安集延，思为声援以自固”。可见，白“联络”阿古柏，是为了“借”阿古柏的“势力”以抵御清军的“追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这说明从“投降”、“勾结”、“投靠”到“联络”不仅仅是遣词用字的变化，而且是史实上也有重大误差。我们用《中国回回民族史》一书的观点和材料重新修改了白彦虎传，伊协的同志表示满意。

—— 《陕西省人物志》中册)编纂工作的汇报 2006年

回族经济史

所谓经济史，其实就是独立的清真经济史，正如前篇所叙述的，所谓研究清真经济史的目的就是现在正在强制推广的泛请真化。

马来西亚的清真产业链就是泛清真最后的形态：独立的清真工业体系

回族文化史

民族定义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语言和文字都是回族所缺乏的。首先必须去汉化，在语言和书写文字上回归阿拉伯，有自己的民族特性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民族。

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重要标志，同样缺乏自己民族服饰成了某些人心目中永远的痛，为回族定制一套去汉化的民族服饰，是他们近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情定临夏“这个引起极大反响，最后在公映前被毙掉的电影，为回族妇女穿上了伊斯兰极端服饰，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表象。

另外回族有自己独特的歌舞吗？肯定是没有的，那么抢夺一个传统歌舞，并指派给回族，就是艺术战线回族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花儿是一种地域性的歌曲形式，不是某个群体专有的艺术形式，但在回族精英的努力下，变成了所谓回族音乐，而且还要穿上阿拉伯服饰唱。而所谓回族舞蹈更是充满了阿拉伯风情。

实际上在“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一原则指导下，回族的阿拉伯化或者说伊斯兰化早已贯彻的回族的各个方面，如建筑，宣传，电视节目（比如清真的味道系列片），乃至所谓回族医学，这个1987年才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所谓“回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现在已经正式确立为本科专业课程，当然专业课之一就是伊斯兰宗教教程。

以上我只是罗列了一些事实，肯定不能包含所有回族伊斯兰化的所有境况，实际情况就是这种去汉化，重新阿拉伯化的举措已经深入到回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融合过程中，被融合进以汉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时候，其他民族自然而然产生的抗拒力量，这是民族融合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回族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高度汉化以后的去汉化过程，而且其去汉化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自改革开放以来算，不到40年。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白寿彝的作用是极为特殊的，他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将“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推广开去，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条定理。白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历史方法论，在缺乏史籍史料的支撑下，他把回族的民间传说，小调，家谱，甚至个人访谈等等这些不十分可靠的是史料拔高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完全不需要其他任何佐证，就可以单独作为历史证据使用。他要用这种方法“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在这种粗糙的方针指导下，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指鹿为马“都不算新鲜，红口白牙的把”据说“作为论据，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正式的学术论文当中。将中国的回族问题引上了歧途，将伊斯兰中国化已经取得的成绩，彻底毁灭。

当然没有执政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他创造了机会，他是不会借着所谓被压迫民族的代表那么快上位的，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的大撒把，他也没机会把去宗教化的共产族政策修正为伊斯兰化。还有没有大部分回族精英对伊斯兰化回族达成共识，回族伊斯兰话的速度也不会如此之快。冯今源和杨怀中这两名回族共产党员就是白寿彝后的民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杨怀中，他创办那本著名的宗教杂志——《回族研究》，必将在“伊斯兰化回族”和“伊斯兰化中国”这个问题上，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共产党员杨怀中（回族）：历史让它（回族）担负着向东方传播伊斯兰文化的使命

最后我来做个简单的小结，这篇文章，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图片，来剖析官方学者推动回族阿拉伯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回族民族精英试图完善回族民族概念，但通过树立民族意识之路，建立民族区域之路，最终只会有一个终点，去汉化和阿拉伯伊斯兰化。

所谓共产主义者白寿彝在其他历史学领域的成绩或许很大，但在回族学领域，他代表的过去和现在的回回民族的民族主义精英，对今天的乱局是负有极大的责任的。作为回族民族主义者，他们也许想在伊斯兰宗教排他性和世俗兼容性二间做些平衡的努力，但从现在看，只要走上了发展壮大伊斯兰的民族自决道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整个群体向伊斯兰前进的决心，这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不是哪个人的美好愿望能过够改变的。谁也不可能走出第三条路。

就此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回族的民族主义者是体制内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一帮秀才能翻出这么大天？光有理论，没有行政政策上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具体实施白理论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在将在下一篇中进行探讨。

现在的生产力和公民个人道德水平远不具备搞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根子上就行不通，走这条路是空想主义的体现。

其次，搞阶级斗争，讲真，此风一开，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利用这面大旗来打击异己，前三十年在方面犯的错误以及付出的代价还不够让人警醒？

解放别人又想做天下共主，这难道不是一种精神分裂？解放其他民族之后，如果没有真正的民族大融合，别人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掌权或者要求在中央政府占据一定比例的高级职位，看看前苏联的下场，你敢答应吗？

这三条建议不客气的说，简直就是在空想、乱弹琴。

绿化距今40年左右时间,反绿化也需要几代人,尤其改造年轻人,对老一代死脑筋的只能等其自然老掉

阶级斗争，把少数民族旧的上层贵族文化精英连根拔起，全国人民都信仰共产主义，还有民族区分吗？民族融合的关键，就是要拔掉上层文化精英。

所谓的民族认同，不过是上层精英人造出来的想象共同体罢了。上层精英都连根拔起了，哪来的想象共同体。所以毛时代的路子才是正确的路子。

特别是扬州狮子头，在重庆他经常做这个菜招待客人，很多国共名人在他重庆居所饮酒吃狮子头，人缘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吧。所以这帮回回大肆造谣，不仅仅是要搞伊斯兰的国家，还要征服中国。把中国变成阿拉伯人的殖民地，把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回回教徒与中国人是不能共存的，迟早有个了断。

“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的高层统治者哲学能力低下，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更不能正确地认识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

说到满清，常公，乃至邓，为什么失败，（或是不那么成功），说法有道德太崇高，心不够黑；还有就是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似乎有个大贤指路，就前途光明。但问题是为什么大贤总是找不到，就是找到了也不肯站在他们一边呢？还是屁股歪了，路线歪了，就算正确认识了，但是屁股所限也一样做不到，就算正确认识了，也要糊弄老百姓，让老百姓也不要做。我自吃饱，哪管他洪水滔天。当初国民党风雨飘摇，小蒋上海打老虎不成就是如此。

万恶的两少一宽等畸形优惠政策恶化了这个局面

让那帮邪教徒更加的自信，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的极端。因为只有更会闹事，才能保住这些优惠政策，才能强化这些优惠政策，形成越闹事、越极端就越有优惠的恶性局面

在文哥时期，汉人和藏人一起斗活佛，和维人一起斗阿訇。因为大人有打倒剥削阶级的共同目标，就不会闹大的矛盾。改开后，这个目标不存在了，那些剥削分子从中破坏，汉族和两族的裂痕就越来越大了。

即使在苏联，也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民族最融洽。外逃苏联老右雷光汉写了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对苏联充满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六七十年代，苏联是民族最融洽的时期。

几年即可改观。在那些街道中感受一下阴鸷的目光，做做顽石的思想工作，就能知道实际情况和敌意的深度。

这个才是根本性的危害。

中国90年代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是tg应该在80年代就预测到这个结果。

在军力对外投放能力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要保证国家的发展余地，这样的民族政策也是迫不得已的。

同时中国自改开后能长时间保持高速发展，就是我们不断的给自己创造发展的余地，而不是处处都绷着。这需要主动的牺牲精神，需要对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还需要成功的忽悠。所幸的是tg都做到了。就是现在tg依然在做同样的事情。

改开后的tg真的是急了，有诗为证：

民主诚可贵

公平价更高

若为发展故

两者皆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