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情 -- 给我打钱87405

历史经验说，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朋友，几乎人人都会反对他们，高层的食利者会反对，底层的求上升者还是会反对。蒋介石熟读历史，历史已经复制了几千年，我会输？怎么可能！蒋介石胜券在握。

结果呢？毛泽东说了，都是纸老虎，手撕，so easy。

牛逼的人啊，除了学习，还说啥呢？

除了蒋介石自认为自已必胜，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个个都是这么看的。

与全世界为敌，还赢了。

你我能遇到什么压力？还有什么借口？

毛泽东，一个干四个，打跑了日本人，打跑了美国人，打跑了苏联人，打跑了蒋介石。

什么叫伟人？什么叫勇气？什么叫智慧？傻子也明白了。

我读历史，读到后来发现了一件事，这个事让我觉得很尴尬。

小概率事件，纵观人类史，很少出现，但出现一次就不得了。比如毛泽东能打赢蒋介石，胜率连1‰都不到。古人说，如有神助。但是我发现神话里不是这么讲的，并非是“如”有神助，而是真的神助攻。概率再小，只要大于0，就能翻盘。

从这个角度来讲，蒋介石的运气，估计在全地球能挤进前十名。他为什么要当委员长呢？他应该买彩票。

所以，我信上帝，但是我发现上帝跟我无关。运气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发的，也不是天天有的，几百年才出一次。你说我是不是很尴尬？

我信上帝，但我只能按概率办事，这听起来笑死人。就像共产党，明明是有神助，还要搞无神论。

像我这种根本就是跟运气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人，做不好事，只能说明自已又笨又懒。

长平之战是另一次小概率事件，结果开启了两千年的皇帝史。

这世界太幽默了。

跟上帝无关的，信上帝，跟上帝有关的，不信上帝。

我经常听人讲，天佑中华，估计整个中国，就是有上帝加持的吧。但是中国人就是不信。幽默到了极限。

你说人人反对，这是错误的。主席为什么能胜利，就是因为他取得了绝大多数人民支持。

这种崇拜，是思想体系上的崇拜。我讲的是股票。

按美股的套路，大盘股是涨不动的，价值低洼总出现在小盘股上面。

但是A股恐怕不是这个套路，能把A股带上1万点这一新阶段的，恐怕只能是几只大象起舞，比如工商银行，上升通道已经打开，上涨空间最好还是不要多想——看起来无穷无尽。

依我看，沪指涨到3万点，可能才会给小盘股喝点汤。

股市是经济 的风向标，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它的内涵却不是简单的涨与跌。

经济怎么搞，这是比涨跌更重要的内容。

中国股市从开市到今天，已经差不多30年了。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综合种种迹象来看，中国模仿美国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就像习近平说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已的事。什么才叫自已的事？中国到底有什么特色？我相信股市会给出答案。

我不止一次在欧美学者的著作中见到他们挖苦嘲讽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去过美国，与美国社会有过近距离接触。在美国人来看，赫鲁晓夫十分滑稽。同样搞计划经济的毛泽东，因为从未离开过亚洲大陆，就更是被贴上了没有见过世面的泥腿子标签。我对这两个人没有兴趣，我要研究的是这两个国家的近代史。

如果抛开中、日、苏这三个国家之间复杂的关系来看，三者的共同点是，300年前都是落后国家。这三个国家都接受了西方理论。一个差点成了亚洲霸主，另两个甚至要拯救全世界。“事实”说明，西方理论就是好使，就是强大。

邓小平后来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他发表的是政治观点，而并非学术观点。很有意思的是，自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惊奇的发现，读书是无用的——如果不是非要看文凭，那就没有人读书了。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一度对于理论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现在又有全面推倒的苗头。

赫鲁晓夫很诧异，没有政府指挥，美国的超市是如何运转的呢？超市的经营者从哪里能进到足够多的货，又如何知道会有多少顾客来购买？

这就是我们后来一直批评的计划经济，进一步又指出相关领导人有独裁倾向，自然，斯大林、毛泽东死后，都成了暴君。

我不认同这些观点，我的看法是，相信理论指挥实践的一类人，当了领导（这个问题很关键），推行计划经济。

赫鲁晓夫爬得很快，他在行政方面的能力超乎寻常。我们不妨把自已假设成赫鲁晓夫，我们会有什么看法呢？瞧，我就是一个“相信凡事都要在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活动的受益者”，我学得好，用得妙，我成 了苏共总书记。

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行政体系，就会有什么样倾向的市场（或者说经济政策指导下的市场）。

官员从行政体系中上升，越是上升得快，越是升得高，他自然就越是信奉实践需要理论指挥，他自然就相信，只有有形的手才能管好一切。

那么为什么苏联解体了呢？为什么中共转向了呢？

人多力量大。

苏联曾经是这个地球上当之无愧的霸主，但中国，这个人口巨大的国家，倒向了美国，而市场要解决的问题，和人口数量有密切的联系。

这样，我们就要去探究一个问题：凡事都要在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活动，这对不对？

我以为，大体上是不错的。但是，这里的理论指的是广义上的理论，也就是说包含了经验。

更多的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一些理论是错的。

二、有一些理论是有历史限制性的。（历史翻篇也就弃之不用了）

三、有许多理论是有使用范围的，但学习者往往比较马虎（人之常情）。

四、有许多结果并不能从微观层面来做判断。

在我来看，第四条难度最大，微观是相对概念。比如我前面所说的内容，苏联解体，有的人认为是美国的经济学理论对头的结果，而我认为是因为中国人口数量超乎寻常的多。也就是说，我认为苏联解体是个微观事件，不能说明西方经济学理论是正确的。

苏联解体，并非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华约的解体。苏联的人口很有限，但是苏联国土面积很大，如果只考虑苏联自已，计划经济并非不可行，行政官员从底层接受锻炼，对于计划、指挥的运用十分娴熟——如果我们不是在谈论经济，而是在谈论军队，我们还会认为计划经济行不通吗？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理论能在苏联首先成功的原因。

但是二战之后，社、资分成了两大阵营，在相关技术不够发达的背景下，将这一套模式从苏联推广到整个华约组织，其实是勉为其难。于是，到处充斥着压抑，暴力随处可见——我们现在就经常讲，苏联的政治血腥而残酷。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军队也搞的是这一套，为什么我们只会说，军队的管理严格，而不会说残酷呢？

驾驭理论，需要有配套的实力。

中国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推翻这种所谓的没有人性关爱的计划经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口多，并且收缩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只考虑东北到东南这一线，那么人口密度就更大了。

这里面就套着一个问题：人究竟是怎样的？

我的答案是：人的可塑性非常强。

在计划经济中，人被塑造 成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果要在计划经济 中去运作一个超市，那么上游的产品谁生产，何时运到，下游的顾客有多少，有什么需求，有多少消费能力，统统都需要事先调查。关键在于，如果不考虑技术问题，在这个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人，多数人都会适应这个体系，他们会很配合，很主动。

而在市场经济中，人被塑造成了一切的得失取决于自已的努力。所以，超市老板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可卖，生产商不用担心生产出来之后找不到超市出售，百姓更是不用担心没有商品，只需要担心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家长，甚至包括老师，其实内心也不认可学习的原因。我们在学校里，将学生努力塑造成一切行动听指挥，而进入了社会之后，告诉他们，一切的得失就看你有多努力多聪明。

今天手机的出现，“提前”向未成年人开放了社会，就好比，五十年前，一名访问美国的苏联官员，被成功策反了：“哇，西方的世界真是太自由了。”邓小平说服其它人跟他一块搞市场经济，其实用的就是这一招：出国考察。

待续……有空再补。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给上述论述做个总结：

单机游戏中，NPC无主动意识，一切都靠玩家来指挥——计划。

网络游戏中，每个玩家都有主动意识，玩家怎么玩并不需要设计师来安排——市场。

换而言之，计划与市场，并无对错，而只有胜负。

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胜负呢？

理论的自我验证。

我在第一节中就提到，赫鲁晓夫会不遗余力的推广计划经济（当然他去了美国之后，事情就有了变化），是因为他是受益者：我信了，于是我就有了，我有了，我自然就更信。

人文领域的许多理论都有这个特征，自然领域的相关理论恰好相反：有了才会信。

当然，我谈的是宏观问题，不是某个人信了就有了，而成群的人信了就有了。

我们可以想象，网络游戏中的玩家像单机游戏中的NPC那样一切行动听指挥吗？不能。

我们可以想象，单机游戏中的NPC像网络游戏中的玩家那样有强大的自主性吗？不能。

理论是会进行自我验证的。一个理论在某个地区成功了，它就开始被周围的地区所接受，逐步向外扩展。西方经济 学者在这个问题看得非常准确：在近现代史中，欧洲为什么会成功？它是从哪开始开花的呢？西北欧。如果我们要追溯起来，还要研究罗马帝国史，研究基督教的盛行和新教的崛起，在此我就不多谈了。

可是，中国的帝制也搞得算是成功的啊，为什么没有在全世界得以推广呢？这个问题太过复杂，不是我可以回答的。我只能在此提一条：中国文化的扩张意图有限，往往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或民族主动学习中国文化，而不是我们去推销中国文化。

市场经济在西北欧打响了第一炮，然后推广到整个欧洲，后来又扩散到了美国，美国人将它发扬光大，向全球推广。而马克思，在英国伦敦，这个当年最为核心的地区，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看法。它的理论首先在苏联成功了，然后在中国成功了，最后在欧亚大陆的东北板块都取得了成功。

然而理论的自我验证并不能无限扩张。

就像股价运动那样，因为它跌了，所以买入意愿低，又因为买入意愿低，所以下跌。这不是鸡生蛋，蛋生鸡，可以无限循环下去。它是有边界的。跌到一定程度就会反转。

马列理论大范围的扩张，计划经济大范围的扩张，扩张到某个程度，就会发生“反转”。我们今天还没有太大的能力去探索，到底是因为扩张速度过快，还是扩张范围过大，导致了反转的出现——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并不存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情况。没有永恒的赢家，也没有永恒的输家。

只不过，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如果一套理论的流行时间超过100年，那么就“恒”了。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总是只以个体感受为主，那么我们是察觉不到物极必反的，我们这些人，在某些历史阶段，就会变成极其愚蠢而顽固的保守份子。跌到最低，卖了。涨到最高，买了。

是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存在这个问题呢？不，这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也是成立的。

29年美股大崩盘，08年美国金融危机，都是市场经济扩张过度的结果——当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判断，市场经济的阶段性死期是不是到了。

实际上，在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或者不那么相信市场经济了。比如阿根廷人，比如巴西人，比如南非人，再比如中国人。

待续……

从窝里反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和马克思是一路人。特朗普能上台，重要原因是08年的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持续扩张。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你们民主党都搞成这样了，还有脸继续在台上呆下去吗？”不过，在美国，总的来说，市场经济占有优势，只不过现在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所以特朗普是险胜，而险败的老太婆自然就有一万个不服气——有点像蒋介石，我熟读历史，我把握了主流，我怎么可能会失败？一定是有阴谋。

但是，理论的自我验证有边界，不完全是技术问题或者说是客观要素在制约，还有人心问题。

一个人天天吃包子，再吃红薯就会觉得这乃是世上美味——慈禧太后就如此表过态。

一个人，在计划经济里呆得久了，他不一定不是满意，他有可能只有腻味了，他开始向往市场经济。

一个人，在市场经济里呆得久了，加上他的思想比较开放，他来到一个搞计划经济的国家，发现这里的一切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开始产生兴趣，并且爱上了它。

五四运动里的那些人，真的是奉西方理论为圭臬吗？未见得。两千年的帝制让人看了就没胃口，再好的包子吃上十顿，一辈子也不愿意吃了。

但是这些人，已经死了。如果这些人，个个都能活上三百岁，我看现在不需要讨论任何问题，我们中国还是会继续向西方学习。

所以，现在的事情有了变化。我们很多人的感受是困惑：打左灯，向右转，或者是打右灯，向左转，我们连这个都统一不了了。

08年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市场经济是有边界的，马克思的警告及时响起，资本主义终要倒台，而中国40年的改开成绩令西方学者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走眼，解释不了……

受过“传统”教育的70后如今正在挑大梁，偏西化的80后还没有太多发言权，沉迷于手机的孩子们简直现在就可以宣判“未来已经与你们无关”……

但是文革的影响并不小，“国企必须去死”、“政府管得太多”这样论调的拥护者也不在少数……

所以，你们猜，接下来会怎么样？

over。

许多个体，只会顺小势，也就是顺着自已的历史惯性发展——童年的阴影这个理论就基于此而来的。

因此，如果大势反转，必死无疑。

很多人炒股就是这样，涨了继续看涨，一买就站岗，跌了继续看跌，一卖就见底。

不完全是大势反转这一种情况，还有变速。

一个势，它的速度并非是恒定的，有时候快，而如果这个个体的历史惯性是慢，那么他就跟不上节奏，反之亦然。

第三个问题是“反弹”与“回调”。

反弹和回调是股市术语，反弹的意思是说，在下跌势的中途会间隔性的出现一个时间段内的上涨走势，但之后又会下跌，走出更低。回调相反。

放在人类社会中，反弹和回调就很难判断了。

这就是为什么个体总的来说，感受是不舒服的原因。

势的速度会发生变化，中间还有回调或反弹，最后还有大反转。

一个个体，就普遍意义来看，他首先没有这个主动意识去判断大势，其次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有的人说，既然如此，想那么多干嘛。该活就活，该死就死呗。这是孩子话，不能当真的。

说这种话的人，恰好就是烦躁不安，无法应付。

中国古人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研究反转。

变速问题和“回调”、“反弹”问题不研究，pass。

这个策略总的来看，是可取的，但是学习的难度非常高，甚至要花一辈子来学。

所以，这是富人的学问。只有富人，才有可能这么去学。

穷人是不学的，穷人主要靠赌。

剩下来的，就是既不学，又不赌的，这是多数人。

因此，中国古代提倡早婚早育，生了娃，尤其是生了儿子，自已就可以去赌了。

当然，为了应付这种赌徒，发明了株连九族的规则。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

《大明王朝1566》里描写的那个海瑞，就是个赌徒。他的母亲以及他自已，最关心的是有没有后？没有儿子不能赌。所以编剧安排海瑞的媳妇怀了孕，海瑞就放手一赌。戏剧性的是，又流了产。

综上，研究大势反转，在中国非常有市场，生了儿子就去赌，在中国也非常有市场。

这两群人，个个牛逼得不行……当然，说的都是胜者。败的，早就被历史遗忘了。

穷、富，是相对概念。比如像秦昭襄公，诸侯王身份，跟普通百姓比，富不富呢？但他认为自已很穷，所以他在长平之战之中放手一搏，倾巢出动，眼看打不下去了仍然不肯收手，关键时刻派出白起，利用赵孝成王这个富人求和的心态发动奇袭，狂斩赵军40万人，开启秦统一大幕。

为什么在中国时常 会出现超级赌徒，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我以为，关键就在于受理论指导：物极必反，妇孺皆知。

差不多了，就提着脑袋干，豪赌一把，有了，幸福100年，死了，也不过是掉个脑袋。

对于中国人来说，事情很简单，脑子里装进“物极必反”四个字，后面的事so easy，要么就放开了赌，要么就玩命了学，要么就每天哼哼“我不舒服”。

大概可以说，中国人，既好学，又爱赌。我以为，这就是中国特色。

我以为，有许多人出现了误判，以为大清灭亡了，大势就反转了。

中国有5000年的文字史，这么容易反转吗？

只会出现宽幅波动。看看我们建国七十年，就翻了两回。接下来还会翻。

正因为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我才能安稳的吃饭睡觉。不就是一会涨一会跌，一会左一会右吗？震荡而已。

当然，这个震荡对于个体感受而言，并不小，所以心要大。

如果你说的对，就没有996了。你错的根源，在于你的主语是瑞典，印度和中国。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主体。马云是现实存在的，再说经济这事的时候，资本家（他们和马云想得差不多）也是现实存在的主体，他们能少用一个人不会多用一个人，因为实践上，一个人的活，如果分给两个人干，成本肯定更高。什么时候你说的才能对？在整个国家，每个人的利益被几乎均匀地表达的时候，每个决定都站在全部，至少多数人利益的立场作出时候，才会成立。大概毛时代，或者残存的一点国企里，才会是这样。所以毛时代有大修水利这事发生，因为要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同时带来粮食产出增加也可以给他们吃得更好。现在则是996尽量榨干你的劳动价值，但是产出宁可送给外国人，也不给你，因为吃饱了，惯坏了以后不好管。贸易战就是中国前三排要哭着喊着把利益送给美国人，那样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秩序。而美国方面，特朗普就是你中国不要钱白送华尔街馒头都不许，必须倒贴钱给我。因为他们吃了你白送的馒头，我们美国做馒头的就要饿死。

排名不分先后

一、不怕死。李自清攻破北京之前，皇帝和皇后把京城的富人都请来，摆事实讲道理，让他们拿点钱出来雇人打防守战，这些富人都不同意。皇帝能怎么办？没辙。这些富人已经不怕死了——感觉这些人觉悟很高，高出了怕死的常人。所以怕死的道理统统讲不通。

年轻人不知道深浅，也会有类似不怕死的思想和举动。

二、有理没处讲。说不过你，没你那功夫磨，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文跟自已想象的不一样，上司蛮不讲理，同事同学一个比一个还要浑……总而言之，一肚子委屈。那么，就有很强的暴力倾向了。即便自已不干，也会为暴力行为喝彩、叫好。

三、胸无大志。没什么志向，比如不想当君子，不想成为杰出人物，不想成干一番事业……自然也就没有可以让自已忍受各种痛苦的宏伟目标，自然容易斤斤计较。人处处计较，自然也就容易上火。

四、示范效应。看到别人使用暴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戒，自已就会觉得之前吃亏了。甚至暴力电影看多了，也有这样的效果。一场战争片散场，往往就会在影院门口出现斗殴事件。

一个未成年人，胸无大志，但也算是个守规矩的人，结果天天挨整，又看到打人的并没有受到严惩，他会怎么样呢？他有可能会杀人。

有理没处讲，犯了一个错误，理能不能讲，是要看环境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环境变得对兵有利。反过来，士兵遇秀才，拳头不能用，也是有理讲不清，因为环境变得对秀才有利。

比如，有一种做法是又想白拿，又不愿意有负罪感，那怎么办呢？往对方头上泼脏水。我们是不是会说这种思想和行为太无耻了？无耻不无耻不要太考虑，行不行得通才是要紧的。我们今天，这种思想和行为大行其道，这是因为环境变了。

再比如说，一个人想交那么几个朋友，不说特别知心，大体还是不错的，这是不是自然需求，是不是“天理”？对不起，举着“天理”说自已委屈，这种思路有问题，不考虑环境，脱离了环境来讲理，这是不对的。今天的环境变了，杠精、戏精特别多，交朋友成了一种奢侈。如果转变思路，花重金来找朋友那就自然也就想得通了。

当然，一个人是不是要守着自已的初心与本分，这是另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考验。但如果总因为感受到有理没处讲而郁闷、愤怒，没有注意到自已是脱离了环境来讲理，这终归是要检讨的。

这个世界上，存在各种各式的理，其实很难说清楚哪个理有理，很难分得清对与错，在这种情况下，胜负才是要紧的，哪个理能与哪个环境搭配得上，哪个理就是胜者。

再谈斤斤计较。

年龄大一点的人，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如今的一些人，特别斤斤计较。比如体罚学生这件事，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嘛，有什么好讨论的？年龄大的人一般就是这种看法。再比如说，两个孩子打架，谁先动手很重要吗？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人如果都打了，两个人都要挨批评。但如今的人就是要争来争去，谁先动手了，动手之前谁先推人了，推人之前谁先说脏话了，说脏话之前谁先说话夹枪带棒了，夹枪带棒之前谁说起的话头了……如此追溯下去，可以追溯到宇宙形成之初。可这，并不是在做学术研究啊，不就是两个小孩打了一架吗？

其实，斤斤计较是被塑造出来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小器。这里面有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就是教育重自然学科，轻人文学科，而自然学科讲理性、求精确，人文学科讲感性、重模糊。这样，在这种教育背景成长起来的人，就很容易斤斤计较了。他把自然学科里的理性和精确搬进了人文学科，搬进了日常生活。为什么现在为了维护一个朋友圈，搞交际成本特别高呢？因为需要特别多的计算。比如请个朋友喝杯奶茶，就要考虑价格，不能太高不能太低，还要考虑口味、份量，甚至还要考虑路程……要花很多心思去计算，要尽可能的做到分毫不差——打小就在学一个道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些人很难适应这种精确度媲美“1+1=2”的交际生活，于是干脆不交际，闷头自已玩，最后连门都不出了。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心理成本的问题。就拿刚刚的例子来说，比如王小明花了很多心思请张小红喝奶茶，而张小红是一个“糙人”，她回请的时候很随意（不是随便），那么王小明就会感到不满，王小明自认为自已支付了高昂的心理成本，而对方却一毛不拔，太不把自已当回事了。而由于某些原因，二人的内心世界并没有及时向对方吐露，关系的裂缝就在悄无声息中形成了。之后，往往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大吵一架，彻底闹掰。

此外，光是跟对方坦诚讲心里话是不够的，因为对方可能无法容忍一个与自已不同的人，交流的结果有可能是谢谢再见不送。所以还需要一个条件，这两个人都得有一定的包容心，能接纳一些与己不同的（往往代名词是傻逼）、少见的人（奇葩）。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达成。并且结合多元化的现状来看，年轻人，从小学开始，就处在一个非常不利于成长的环境中，他们的三观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扭曲。这是因为多元化有一个度的问题，过于单调和过于多元，都是不利于成长的环境。现在的孩子，其实非常苦，但有些成年人是不太理解这个问题的。

如果我们解决了交流问题、包容心问题，其实“粗”人和“细”人是天生一对，配合起来如双剑合璧，无往而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