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伯纳德.“小甘地”拉法耶特在这一年秋天只身赶赴了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为的是重振当地的选民登记项目。1961年4月，罗伯特.肯尼迪治下的司法部在这座城市提交了第一份投票劝诉讼。此前拉法耶特对于塞尔玛市知之甚少，只知道这座城市位于阿拉巴马州黑土带的中心。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其他非学委义工全都不愿过来。一年前曾有一名义工被派到这里，结果被轰出了城。拉法耶特试图复制摩西在密西西比独自掀起的事业：在战略新领域赢得立足点。在塞尔玛的达拉斯县共有一万五千名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居民，其中完成了选民登记的只有二百来人，自1952年以来的整整十年里只有七十五名黑人尝试过选民登记——其中包括二十八名大学毕业生——并且全都遭到了否决。达拉斯县选民联盟的萨姆与阿梅利亚.博恩顿夫妇在他们的塞尔玛保险办公室的墙上张贴了全部七十五名被拒绝申请人的姓名，将这面墙壁当成了光荣榜。

塞尔玛的选民登记项目运作模式与哈蒂斯堡和格林伍德差不多：外来的登记项目义工跟随司法部门的指引来到当地的堡垒户家中落脚，然后司法部从上而下施压，义工自下而上渗透，双方在选民登记办公室会师。无论是司法部还是义工都愿意花费数月时间发展一名选民登记申请人，或者求取一份效力微弱的法院判决。在1963年的春天，这三个地方几乎都没有历史动荡即将到来的迹象。

博恩顿光荣榜上的人们不仅可以为日后多尔的诉讼充当证人，而且也是拉法耶特的优先接触对象，但是这些人已经没什么潜力可挖了。在1954年布朗案判决之后，当地黑人社区的许多著名成员——包括一名塞尔玛大学的教授——遵循协进会的指示发起请愿，要求让他们的孩子加入白人学校。白人当局随即针对情愿群体的中产阶级软弱性采取了多种报复，包括削减学校预算与冻结银行贷款，最终迫使所有人都从请愿书中撤回了自己的名字，协进会当地分会也被迫解散。甚至就连博恩顿夫妇也不得不承认，当地黑人社区的主要成员已经被吓破了胆，一心只顾自保，不肯面对现实。请他们参加私下集会是一回事，动员他们去法院登记又是另一回事。

拉斐特抵达塞尔玛之后不出几个小时，当地白人当局就注意到了他这位曾经的自由乘车者。尽管有博恩顿夫妇的鼎力相助，但他的选民登记项目一开始却没什么进展。只有一位勇敢的女教师同意让他借宿。一位名叫玛丽.福斯特（Marie Foster）的医疗技师很快就开始教授夜间识字课程，但是全班学生就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此外她也很清楚仅凭扫盲并不足以为黑人打开投票站的大门。福斯特和她的兄弟——塞尔玛唯一的黑人牙医——尽管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却仍然未能成功通过选民登记测试。一位名叫莫里斯.欧莱特（Maurice Ouellette）的白人天主教神父在当地主持了一家传教士前哨基地，他允许选民登记项目的参与者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哪怕这样做会给他的教会造成相当大的风险。拉法耶特从圣经课程和自由歌曲开始慢慢入手扩大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主流黑人教会的协助，他就无法接触到最核心的学生群体。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当地的会幕浸信会，不过这家教会的历史负担很重，内部政治也堪称错综复杂。

早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的时代，塞尔玛会幕浸信会就在黑人浸信会的圈子里享有盛名，就地位而言相当于温泉城的罗斯福小白宫。主持这家教会的D.V.杰米森牧师在J.H.杰克逊之前凭借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统治了浸信会全国大会大约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塞尔玛的黑人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向北迁徙，最终致使这家教会只剩下了一具看着耀眼的空架子。塞尔玛的孩子们都记得气势威严的杰米森总是装着满口袋硬币守在街头，向孩子们进行严苛的圣经知识问答测试，答对问题的孩子们都能得到现金奖励；他们还记得远道而来的豪华轿车纷纷停在会幕浸信会教堂门口，做派宛如国王的布道人们纷纷下车觐见杰米森牧师；甚至就连当地白人在“杰米森博士”面前也要摆出三分客气。几十年来与这样一位大牌牧师的合作致使会幕浸信会的许多执事和受托人都有些心态膨胀，以至于很看不起杰米森的继任者，认为此人无才无能，只会导致教会的衰退。

这位接任者名叫L.L.安德森（L. L. Anderson），他来到会幕浸信会的时候，塞尔玛以东五十英里的蒙哥马利刚刚爆发了著名的公交抵制运动。会幕浸信会的几位管理人员当即决定给新来的牧师一个下马威，主张自己有权决定安德森是否应就这一争议发表意见。接下来有人说安德森经验不足，无法照管会幕浸信会的声誉。还有人说他应该找一座距离他的家乡俄亥俄州更近的教堂，而不是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添乱。敌意愈演愈烈，最终有几位执事干脆拿出了一份蒙哥马利某未婚女子的宣誓书，声称自己怀了安德森的孩子。安德森公开谴责这份宣誓书内容不实，于是一些会幕官员试图通过法院命令禁止他登上布道坛。最后一位富有的执事站起来打断了敬拜意识。 “这小子必须离开，”他一边宣称一边用手指着安德森，“谁有钱谁说了算，我说他不能留在这里。“

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叛乱，安德森只得前往蒙哥马利求援。公交车抵制期间很多布道人都聚集在此——包括金老爹在内——他想听听这些同工们有什么高招。金老爹建议他发起一项替代动议，将反叛的执事们解职。金则为安德森进一步详细解释了具体操作手法：根据浸信会的规则，安德森不需要具体指控就能将某位执事解职——只要笼统地宣称对方有渎职行为就行了。安德森在摊牌辩论当中采用了这一策略，他的支持者一举击败了由N.D.沃克（N. D. Walker）领头的执事小团伙。沃克是一位举止气派嗓音浑厚的医生，论及个人财富历来在教会里鹤立鸡群。他的女儿嫁给了芝加哥《黑玉》与《乌木》杂志的创始人，就此奠定了会幕浸信会与全国最大黑人新闻机构的联盟。面对安德森的反击，沃克以离开教会相要挟，可是这一招却出乎意料地起到了反作用，有几位会众趁机高呼让他趁早滚蛋。见此情景安德森决定见好就收，主动撤回了他的动议以示和解。聚集在蒙哥马利的布道人们听说他的做法之后都很不以为然。“这是一招错棋，”有人预言道。“既然有人主动出面替你痛打落水狗，那你拦着人家干什么？”

刚刚挡住对手们的第一轮进攻，安德森又一不小心在他们面前亮出了软肋。1959年某天下午，他驾驶自己的林肯轿车通过一个十字路口，不慎与另一辆车相撞，车身横扫到马路对面，撞死了一名过路的来人，然后被路边树木拦了下来。后来安德森在法庭上痛心疾首地发誓说一开始两车相撞的时候自己就失去了意识。但塞尔玛的检察官依然以谋杀罪起诉了他。法院认定他犯有过失杀人罪，判处十年徒刑。安德森在教会内部的对手们趁机大造声势，声称他把无法想象的耻辱带到了会幕浸信会头上。就在伯纳德.拉法耶特首次要求使用会幕浸信会的教堂进行弥撒大会之前不久，最高法院刚刚推翻了塞尔玛地方法庭的裁决，这才让安德森摆脱了戴罪之身。

整个1963年冬季期间，拉法耶特一直在软磨硬泡地恳求安德森，还提到了对方与公交抵制运动之间的渊源。但是安德森始终不肯同意。八年来，随着现代民权运动的兴起，安德森也在这座名声显赫的布道坛站稳了脚跟。他告诉拉法耶特自己不想没事找事，因为塞尔玛不像纳什维尔或亚特兰大那样进步。安德森认为，眼下自己依然很可能因为会众们的一时兴起或者阴谋串联而被迫下台，他在会幕浸信会当中的对头们依然很可能拿着他的过失杀人罪名来对付他，而且这些人还经常吹嘘自己与塞尔玛白人社会上层关系密切。

在塞尔玛寸步难行的拉法耶特遵循萨姆.博恩顿的建议，转而在塞尔玛周边的文盲自耕农当中寻找有志投票的潜在选民。他在各家各户的农场门口闲逛了一个月，直到3月份才从附近威尔克斯县的一个定居点收到了几份意外邀请。这个定居点非常偏僻，必须乘坐渡轮穿越一片湖面才能抵达。当地人相互通婚的程度极其彻底，以至于几乎所有家庭的户主都姓皮特威。根据官方记录，当地黑人居民已经有超过五十年都没有申请过选民登记了。县政府声称是黑人自己不想登记。拉法耶特在这里召开了抵达塞尔玛以来的第一场非暴力会议，向当地农民介绍了不带武器前往城镇的理念。清除了与会者的恐惧心理之后，几名志愿者表示愿意跟着拉法耶特去法院走一趟。考虑到这一去很可能回不来，他们向各自亲戚透露了自家贵重物品的埋藏地点。拉法耶特陪同几位志愿者踏上了风萧萧兮的旅程，一行人在城里的街道上吸引了无数目光。得到消息的司法部观察员赶紧来到法院维持局面。法院当局不动声色地接受了所有八个手无寸铁的皮特威的登记申请，其中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人在申请书上画了个叉就算签名了。

在密西西比，摩西承认选民登记运动“没有能力在州境内任何地区为大量人员进行登记”，霍利斯.沃特金斯加入了二十多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他们决心在三角洲城镇中扎下根来，哪怕别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们以公开身份到处露脸，经常孤身一人走进法院。联组委在三角洲地区共有五个以勒弗洛尔县以及格林伍德为中心的选民登记项目，地域横跨三条蜿蜒的河流。白人公民委员会的南方各州总部就位于格林伍德，直到当时这里依然是全世界棉花贸易中心之一。自从艾米特.蒂尔遭受私刑以来当地协进会分会的活动就陷入了停滞，以至于梅德加.埃弗斯干脆将这个分会取消了。恐惧笼罩之下的格林伍德紧闭大门，不让民权运动进来惹事。联组委原本将当地的一座影楼当成了办公地点，可是1962年8月的一天晚上，一群暴民将他们从里面轰了出来，接下来整整五个月里他们在格林伍德都找不到落脚之处。项目总监萨姆.布洛克一连被好几户深表歉意的寄宿家庭请出了门外，一连好几晚上只能在停车场的汽车里凑合。隔壁的向日葵县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自从以范妮.路.哈默为代表的十八名志愿者第一次前去申请选民登记并且遭到逮捕之后，项目义工过了一年多才组织起第二次登记尝试。

1962年气候很干燥，棉花植株长得比往年更矮，更便于机械采摘，因此佃农们的收入也比往年更低，食物比往年更少，大量佃农都面临着流离失所的威胁。摩西在汇报中写道：“这里有很多贫困的黑人家庭，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无法想象他们的贫困程度……母亲无法送孩子上学，因为他们没有鞋，也没有冬衣。”仅在勒弗洛尔县，全国剩余食品计划就要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接济两万两千人——超过了当地总人口的40%，其中有很多印第安人，白人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因为当地近三分之一的白人都是佃农。当地政府的角色仅限于分发联邦政府为支持农产品价格而购买的奶酪和其他主食，谁也不敢想象美国最贫穷的两个县有能力或者有意愿为本县贫困人口免费提供食物。但是在这一年10月，勒弗洛尔县与向日葵县公然终止了一切食品救济项目。受到影响的贫民当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试图进行选民注册的黑人。尽管如此，在詹姆斯.梅瑞狄斯强行走进密西西比大学之后，情绪亢奋的县政府官员还是毅然决然地行使了相当于核战争的选项来宣扬自己的立场：他们绝不容许种族煽动分子恣意嚣张，就算要把无论黑白的全县贫民统统饿死也在所不惜。

随着寒冬的日渐降临，两家县政府都将饥荒归咎到了三角洲选民登记项目头上。联组委工作人员呼吁北方的民间社会援助网络施以援手。未来的非学委领导人艾凡赫.唐纳森（Ivanhoe Donaldson）在圣诞节假期期间从密歇根州带着一大批救援物资自驾来到了密西西比州 （他还没能到达格林伍德就被沿途警方关进了监狱）。1963年初，由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领导的一个芝加哥援助向当地捐赠了好几吨物资。2月1日，哈里.贝拉方特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第一次为非学委举行了国家级筹款义演，这场演出为密西西比州的贫民们收获了大量同情与捐款。

满载救援物资的卡车纷纷来到格林伍德，带来了一场物流僵局。原本晚上无处睡觉白天无处办公的年轻义工们突然发现自己必须为大量食物找到仓储空间。面临危机的联组委最终在麦克劳林街的一家名叫骆驼强力工坊的干洗厂找到了一间空房。不过这个房间用来办公还凑合，却盛不下多少物资。为了打破当地教堂的封锁，来自哈蒂斯堡的霍利斯.沃特金斯向同事们传授了他与卫理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而詹姆斯.贝弗尔也终于做通了一位D.L.塔克牧师（D. L. Tucker）的工作，获得了特纳AME礼拜堂的使用权。联组委很快就试探性地在这里举行了格林伍德的第一次教会集会，自由歌曲传出了教堂门外。但是这座小小的两层楼建筑很快就不够用了。于是贝弗尔又将目光投向了韦斯利礼拜堂——这家教堂位于市中心，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正好用来储存物资。在他的游说之下，主持这座教堂的查尔斯.F.戈登主教（Charles F. Golden）向牧师与会众们下达了死命令：上帝的圣所必须允许饥民进门。

饥饿难耐走投无路的贫民将韦斯利礼拜堂当成了活命的最后指望。对于陷入瘫痪的联组委选民登记项目来说，这些人的到来无异于一剂强心针。领取食物的长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免不了要与选民登记义工们面对面交流，义工们则抓住一切机会告诉他们，他们眼下困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二等公民。除非他们将投票权攥在手里，否则就没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只有一小部分领取食物的佃农跟随联组委义工走进了选民登记办公室，其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文盲——摩西原本估计文盲能占到登记总人数的80%。司法部律师与联组委员工通常招募的选民登记申请人都是受过教育的社会楷模，如今参加登记的佃农们恰恰正是这些人的反面。过去百十年间，以这些佃农为代表的农村贫民纷纷被赶进了大城市，进城之前没受过教育，进城之后也毫无前途可言。 （“如今华盛顿和芝加哥遇到的市政难题根源就在于此，”日后摩西在国会听证会上这样说道。“至于这一点是谁的责任我就不知道了。”）

格林伍德联组委办公室迎来的前所未有的忙乱局面，不过忙得连轴转的摩西依然花了不少时间来讨论造成黑人种族劣等地位的循环困境：不识字就没法获得投票权，没有投票权就得不到识字所必须的教育。理论上说他们或许可以设法取消掉识字测试并且推广普选权，但这种理念必然会触及道种族与民主冲突的痛处。 一位白人选民毫不遮掩地告诉记者：“为了夺取这个国家，我们就连两个月大小的印第安婴儿都敢杀，现在他们居然要我们把这个国家拱手让给黑鬼，简直是扯淡。”几代人以来，黑人学校都饱受无知与种族隔离的纠缠，破败落后乃是常态。仅仅凭借这些正规学校并不足以让黑人摆脱识字陷阱。因此联组委工作人员与马丁.路德.金最近推出的公民教育计划合作，试图通过小型扫盲班来攻克这个难题。他们在萨凡纳和查尔斯顿附近开展了许多为期一周的密集成人扫盲课程。詹姆斯.贝弗尔与黛安.纳什夫妇请求金在三角洲开设第三所公立学校。纳什还在卡内基音乐厅筹款活动现场为了建立这座学校而进行了紧急游说。但金的行政主管安德鲁.杨拒绝批准这项计划，认为这样做很不现实：“学校很可能会被关闭，学校资产没几天就会被没收，不过在那之前学校恐怕早就让炸弹炸过了。”杨的担心绝非自寻烦恼，田纳西州的高地人民俗学校已经遭遇过了这样的命运，那以后扫盲的责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很多曾经见识过密西西比州各种怪现象的人们再度回到密西西比州的时候都会变得有些抑郁而又偏执，纳什也不例外。杨在一封信中笑话纳什：“黛安，你真应该在纽约多待两天，让我们在这里好好干活。然后你就不得不回到密西西比州努力工作，从而摆脱自己的内疚。”

很多人都在远远地注视着鲍勃.摩西的所作所为，其中有一位朱恩.约翰逊（June Johnson），这一年12月她就满十五岁了。她的父亲是苦力，母亲是女佣，家里一共有十二个孩子。好些日子以来，年轻的约翰逊一直听到成年人以事关生死的严峻语气低声谈论着一名神秘的陌生人。他们教训孩子们永远不许提起艾米特.蒂尔这个名字，即使在家里也不行。一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她带着一群小心翼翼、咯咯傻笑的同学们接近了双手插兜走在街头的摩西，“你来自格林伍德吗？”她问道。摩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于是约翰逊进一步大胆问他究竟是不是自由乘车者。摩西只是笑了笑，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并且主动提出愿意替她拿一下书包。

在那之后，约翰逊找了个借口来到麦克劳林街，在联组委办公室门口偷偷打量。 她对姐姐说，“我听说屋里有好些帅哥呢。”一天下午，一个淘气的朋友把她推到了摩西身边。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呢？”面红耳赤的约翰逊抛出这个话题来为自己解围。 “我们听说你们都是麻烦制造者。”

摩西回答他们当晚正在进行选民登记会议，并询问她是否愿意看看他们的宣传册，上面解释了为什么投票权如此重要。约翰逊拿到宣传册之后赶紧跑回女生堆里，小姑娘们就像发现了危险违禁品一样兴奋，将这份册子来回传递。但是还没等朱恩.约翰逊来得及将这份宣传册藏在床垫底下，她的一位姐妹就乖乖地跑去向母亲告了密。贝尔.约翰逊（Belle Johnson）一听说女儿居然如此胆大妄为，顿时大发雷霆，吓得全家人都不敢说话。她命令女儿“一路小跑”把宣传册送回去，“以后不准你把这种东西拿到家里来。”

三角洲地区的饥荒日益恶化，到了1963年2月20日，每天都会有超过六百名佃农在韦斯利礼拜堂外排起长队。克里夫兰.乔丹（Cleveland Jordan）是一位年长的农村布道人，联组委请他在现场监督食物分配。他针对贫穷和投票之间的关系发表了大量演讲：“我们只是想进行登记和投票而已，我们并不想打架，我们也并不打算逃跑。”他一边演讲一边呼唤着每一位救济领取人的名字。 “我们只是想去投票站领取我们的自由而已。”那天晚上有人用柴油在格林伍德黑人居住区放了一把火，摧毁了骆驼强力工坊干洗店旁边的四家店铺。萨姆.布洛克告诉领取救济的人们，这场火灾是针对登记项目的袭击，格林伍德警方立刻以公开发表煽动言论的罪名逮捕了他。

法院没费多少事就判处布洛克有罪，监禁六个月。许多佃农都听过布洛克演唱自由歌曲，从他手里领取过午餐肉罐头与奶酪。如今他的遭遇让他们极为愤怒。2月25日与26日，超过一百五十名黑人——几乎全部都是领取救济人员——一起来到了法院。由于根深蒂固的自卑心态，他们依然不敢直视法院里面白人的面孔，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壮着胆子提交了投票资质测试申请。但是所有这些美中不足却进一步凸显了他们刚刚从内心深处发掘出来的坚韧与勇气。尽管包括种植园老板在内的旁观者对他们大声嘲讽威胁，但佃农仍在人行道上驻留了两天并发誓要回来。在密西西比州从没有过这么多普通黑人集体出面要求投票权。

两个晚上之后，一辆没挂车牌的别克轿车在路上与联组委的汽车擦肩而过，别克车上有一位手拿自动武器的枪手冲着联组委的汽车一通扫射，打中了十三枪，打伤了志愿车司机詹姆斯.特拉维斯的肩膀和脖子。当时坐在车上的摩西赶紧抢过方向盘，将汽车开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这次袭击使格林伍德成为了全国新闻的小小焦点。枪击事件余波未平之际，联组委领导人决定将密西西比州各地的志愿者集中到格林伍德，针对暴力袭击加强非暴力斗争的存在感。这批义工与寻找信息的重要人物一起抵达了格林伍德。公交车站的警察逮捕了一名穿着得体的黑人并对其进行了粗暴对待，然后才得知他是联邦政府雇佣的民权委员会调查员。坐阵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本人亲自推动谈判，希望尽快回复勒弗洛尔县的联邦食品救济。梅德加.埃弗斯向协进会纽约总部的上级报告称，他“注意到”早已被自己解散的格林伍德协进会地方分会最近又活跃了起来，由前分会成员领导的选民登记活动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激增——这份报告自然让协进会总部的官僚们感到脸上大有光彩。艾弗斯则假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敦促纽约总部允许他放手大干，从而在民权团体之间的竞争当保持领先地位。

安德鲁.杨与埃弗斯在同一天抵达了格林伍德。他这次来是为了向詹姆斯.贝弗尔和黛安.纳什作出让步：他们可以建立一座流动扫盲学校，老师就由安奈尔.庞德来担任。庞德来自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公民教育计划，是服务于该计划的三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之一。 3月4日她来到格林伍德，当天晚上贝弗尔与塔克牧师敦促特纳AME礼拜堂的董事会成员为她的扫盲班提供场地，庞德则向大家解释了她的导师赛提玛.克拉克自从一战以来已经开发了五十多年的教学方法——用报纸和圣经充当识字材料，用农业生产实例来教授基本算数。通过基本的公民权益训练——如何拼写“自由”一词，警长的职权范围有多大——克拉克只需要一个礼拜的集中辅导就能让大多数前文盲自豪地签名写信，去法院排队，不仅掌握了参加选民资格测试的能力，还具备了参加测试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她还很擅长从文盲群体当中分辨出天赋异常之人，并且为同事们总结了这些人的特质。这些人只要经过强化培训就能在短时间内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然后就能升级成为扫盲教师甚至扫盲教师培训师。瞻前顾后的特纳礼拜堂董事会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庞德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开设了第一个以教堂为基地的扫盲班，每周两晚上课。一个月内她的初级班就招收了一百五十多名佃农。

在格林伍德斗争战线的另一边，白人官员们终于结束了几个月以来与联邦代表之间充满恶意的谈判。联邦政府的谈判代表认为黑人没有投票权这种事在国际社会上已经有些好说不好听了，现在格林伍德县政府居然还故意让他们挨饿，此等所作所为简直让身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美国丢尽了脸面。 3月19日，联邦政府终于与两家县政府达成了和解。勒弗洛尔县的官员们声称之所以寻求和解是出于战略考量，为的是避免密西西比州遭受联邦政府势力的“入侵”。但持怀疑态度的选民却指责他们没有脊梁骨。“谁会相信勒弗洛尔县现在还能自己说了算呢？”格林伍德县议会质问道。“这一事件证明肯尼迪的华盛顿兵器库已经向勒弗洛尔县亮出了政治干预之剑，借以怂恿正在本地运作的种族煽动团体……联邦政府的弄权行径必须受到抵制。”

四天之后的晚上，纵火犯放火焚烧了联组委位于骆驼强力工坊的办公室。柯蒂斯.海耶斯在午夜时分开车路过附近并且看到了烟雾，但他一个人扑不灭熊熊烈火。第二天晚上的弥撒大会上，安奈尔.庞德举行了开设扫盲班以来的第一次结业颁奖仪式。火灾的消息促使很多人特意前来为她捧场。庞德宣布第一期十二名脱盲学生当中有八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了二级培训。然后她邀请这八名学生——全都是女性，范妮.路.哈默也在其中——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并且宣布她们已经具备了教授扫盲与民权课程的资质。接下来的晚上即3月26日，在当地黑人社区备受尊敬的格林家族的住宅正门挨了一发霰弹枪轰击。这户人家的一个儿子刚刚申请进入密西西比大学，从而成为詹姆斯.梅瑞狄斯之后第二个就读于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天亮之后，近两百名支持者自发来到韦斯利礼拜堂门外演唱自由歌曲。鲍勃.摩西偶尔也会在人行道上发表几句点评。非学委执行董事詹姆斯.福尔曼刚刚从亚特兰大赶来调查联组委办公室火灾，他建议趁着士气旺盛之际去市中心游行。但是警车很快就包围了韦斯利礼拜堂，荷枪实弹的警官逮捕了每一位他们能认出来的非学委领导人，包括福尔曼、摩西、威利.皮科克（Willie Peacock）以及劳伦斯.古耶特（Lawrence Guyot）。

讽刺的是，格林伍德白人当局宛若抽疯一般的应激反应其实却起到了相当于照相机快门的效果，凸显了选民登记运动在外界观察者眼中的形象。大规模逮捕之后的第二天即3月28日，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记者——包括一个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摄制组——就赶到了格林伍德。他们眼看着一百多名黑人在法院登记办公室门前排了整整一上午的长队，等到登记员早早关门去吃午饭之后，这些申请人又两两并行地前往了韦斯利礼拜堂。如此有条不紊的景象冒犯了沿途的白人市民，警方也觉得这支队伍十分碍眼，于是就朝着他们的队伍放出了警犬。警犬咬人的景象引起了白人围观者的阵阵欢呼。遭到袭击的黑人游行队伍登时乱作一团。克利夫兰.乔丹拖着受伤的牧师塔克跟在年轻的联组委义工查理.科布（Charlie Cobb）身后不顾一切地往回跑。肯尼迪总统在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看到了德国牧羊犬撕咬塔克的照片，随即要求伯克.马歇尔采取行动。接下来，梅德加.埃弗斯为一位年老教士举行了捐款会。这位教士拒绝撤回自己的选民登记申请，结果被房东从家里赶了出来。在捐款会上，埃弗斯的发言赢得了雷鸣般的欢呼。与此同时，詹姆斯.贝弗尔与迪克.格雷戈里一起带队闯过消防车构成的路障，朝着法院大楼发动了一场大胆的游行。长达一周的全国关注终于致使某位记者在随后举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了关于格林伍德的问题。总统表示就目前情况看来，在格林伍德似乎确实有人触犯了得到联邦保护的公民权利，其中也包括投票权。不过他没有正面评论当地局势，而是岔开话题表示司法部刚刚就此问题提起诉讼，“接下来就要看法院的了。”

这一天是4月3日。当天晚些时候，约翰.多尔来到勒弗洛尔监狱探视了鲍勃.摩西以及其他几位联组委领导人。几位囚犯们刚刚成为了司法部的诉讼委托人，美国总统亲自通过电视向全国观众宣扬了他们这场官司。这样的事态进展让囚犯们欢欣鼓舞。过去八天以来他们一直拒绝保释，为的就是通过公众舆论压力敦促联邦政府采取行动。而且摩西也完全听懂了多尔口中的法律术语，知道他们这场官司正是司法部期待已久的“b类诉讼”。长期以来司法部发动的都是a类诉讼，例如在哈蒂斯堡针对瑟昂.莱德的诉讼就属于a类。要想发起a类诉讼，必须通过繁重的事例积累来总结出只能由种族歧视来解释的行为模式。相比之下b类诉讼则要直截了当得多，只要有地方官员涉嫌针对潜在选民进行非法“恐吓”，就会成为b类诉讼的目标。b诉讼当中联邦政府的举证责任更大，不过官司打赢之后的执法权限也相应更大：可以针对被告下达刑事禁令，可以由联邦执法力量逮捕被告，在最极端情况下还可以让法院下令直接撤换掉涉案的选民登记员，由联邦政府指派的人选取而代之。

第二天早上，联组委囚犯们尚在睡眼惺忪之际，看守们出乎意料地打开了牢门。他们慢慢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了。针对他们的一切指控全都取消了，保释金也用不着了，他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几名囚犯小心翼翼地观察了半天，确定这其中没有阴谋诡计，这才兴高采烈地跳起了舞蹈，有人还流下了眼泪。等了这么久，他们终于感受到了联邦政府在投票权运动背后的决定性干预力量。但摩西却凭着直觉感到有点不对劲。尽管格林伍德黑人纷纷上街庆祝，他却始终感到惶惶不安。在欢庆的街头，他遇到了约翰.多尔。两人还没说话，仅仅交换了一下眼神，摩西的一颗心就沉了下去。

此时多尔的心情也很不好。他在司法部极力主张发动b类诉讼，但伯克.马歇尔和罗伯特.肯尼迪再三权衡之后否定了这种做法。他们倒不是害怕官司打输，而是害怕官司打赢，致使司法部不得不面对所谓的“梅瑞狄斯困境”：假如密西西比州官员当真在一场b类诉讼当中败诉，很可能会破罐子破摔，暂停一切政府职能，导致公共秩序陷入真空，到时候联邦政府可能不得不派出大批军队与官僚前往当地维持秩序。自从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联邦政府还从未采取过这么大的动作。如此严峻的情形吓住了罗伯特与马歇尔，两人决定放弃b类诉讼，从而换取联组委领导人的释放。此外联邦政府还同意支付剩余食品在当地的分发成本，从而让县政府官员得以夸口声称他们没有花费一分钱的当地税款来养活上街抗议的黑人佃农们。

这一夜的停战消解了联邦政府和密西西比州政府之间最激烈的两场冲突，但是多尔手下的律师们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中有些人以前也曾经走到过叛乱的边缘。那是在1961年，摩西刚刚在麦库姆开始选民登记项目，结果遭到当地政府的强力镇压，不得不转战异地。但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司法部却拒绝用b类诉讼来做出回应。心怀不满的律师们辩称，当时与眼下的做法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民主党政府不想惩罚民主党地方官员。多尔对于这种说法不敢苟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肯尼迪政府已经与南方各州离心离德了。曾经的民主党堡垒地区现在纷纷将“肯尼迪”三个字当成了骂人的脏话。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伯特.肯尼迪对于民权事务的立场。多尔坚持认为肯尼迪政府在民权方面的表现远远算不上只问利害不问对错，而且无论怎样指挥链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对上级保持忠诚。

摩西出狱之后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就遇到了多尔。多尔原本为司法部的最终决策想了一肚子解释，但是当他第一眼看到摩西的时候就将这些解释全都咽了回去。他知道摩西一直在认真地遵循他的建议，将经历放在选民登记而不是静坐示威上面。他本人也曾坚定地保证投票是国家当局改善种族关系的最坚实基础。政府认为放弃b类诉讼是权衡之举，孤立无援的摩西则认为这样做无异于一场灾难。为了获得受到联邦政府保护的投票权，他做出了心甘情愿且目的明确的牺牲。可是现在联邦政府却为了减轻公众压力而主动放弃了采取切实措施的集会。更糟糕的是，司法部的交易泄掉了格林伍德运动的势头。这场运动花费了一年时间才从无到有壮大起来，可是却在4月4日这天迅速消退掉了。同样是在这一天，远在纽约的的以斯贴.詹姆斯打赢了针对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诽谤诉讼。记者在一周内纷纷离开了格林伍德，当地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原本的状态。明面上看来，惟一的区别在于学乖了的县政府官员在韦斯利礼拜堂和法院之间开通了一趟班车，以免遭到拒绝的投票权申请人与路边公众产生进一步摩擦。

4月12日周末，联组委领导人纷纷乘坐长途汽车或者拼车离开了格林伍德。在他们动身之前，年轻的朱恩.约翰逊大胆地告诉摩西，除非他能想办法安排她参加非学委年会，否则她就要离家出走。发生在家门口的剧变彻底迷住了她，她坚信只要去一趟亚特兰大就能发现这些搞运动的黑人来自哪里。她围着摩西软磨硬泡了半天，摩西最后终于同意当面去跟她的母亲说一说。贝尔.约翰逊并没有直接拒绝摩西的请求，而是坚持女儿出门在外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女性监护人。朱恩一听此言大喜过望，赶紧让摩西将安奈尔.庞德也请到家里来。庞德表示愿意照看朱恩，这个小姑娘抵达亚特兰大之后可以住在自己当年在学校教书时的公寓里面。贝尔的心情十分矛盾，不知道该不该放女儿出门。一方面她在白人家庭帮佣的时候听到了很多让她心惊胆战的言语，另一方面一意孤行的女儿确实找来了一位看上去十分正派可靠的担保人。最终她还是心软了，于是欣喜若狂的朱恩平生第一次离开了密西西比州。

不久之后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在亚特兰大大学金门神学院召开了会议，其中六十人来自格林伍德。与会者当中有很多都是来自各地前哨站的资深非暴力运动参与者，此时他们的战斗意志已经有些消退了。这些不惧殴打与监禁的英雄们突然变成了脆弱的年轻人会场里涌动着各种各样的强烈心态，有人陷入了自我仇恨，也有人陷入了弥赛亚式的骄傲，有人构想乌托邦，也有人万念俱灰，有人玩世不恭满嘴怪话，也有人虔诚地念诵着赞美诗，有人认为种族问题是非理性摩擦冲突的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种族问题是装满了原材料的仓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们公开争论的许多话题对于他们的长辈乃至祖辈来说都是必须避而不谈的忌讳。 “我仍然想不清楚，黑人获得投票权的速度是否足够快，”摩西在会议上说。 “棉花种植的自动化只会不断加深，受教育不足的黑人缺乏适应新技术的能力，白人不愿意培训他们，白人公民委员会还打算将他们赶走。”面对这场充满痛苦和压迫的潮流，选民登记运动的远景目标——让少数受过教育的黑人获得投票权——几乎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安慰。在摩西看来，只有不受资质限制的普遍选举权才能给黑人带来希望。他采取了非洲反殖民运动的口号：“一人一票。”他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敦促其他学生们万万不要低估普遍投票权对于南方白人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政治成本。假如众多没有读写能力的黑人也成为了选民集体，那么整个南方的政治生态都将遭受极大冲击。任何其他美国人都不必应对这样的前景，就算那些习惯于将南方人统统视作大腹便便的无知乡巴佬的北方人也用不着。

摩西在会议上声称，当五百名佃农而非五人试图登记时，格林伍德已经瞥见了奇迹。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是一次重大突破。”不过他又推测他们需要“五千人而不是五百人前往法院。”没有人能够预测像这样规模空前的集体登记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也无法确定要凭借什么线索来确定发动这场超大规模集体登记的最佳地点与时机——是否应该关注法庭判决与棉花价格？全国新闻报道的倾向是否值得注意？教堂里的士气高涨到什么程度才够用？白人警察的眼神要如何解读？

回到格林伍德之后，安奈尔.庞德立刻收拢了一批打算从塞提玛.克拉克那里接受进阶公民课程的申请人。贝尔.约翰逊断然拒绝允许女儿再次出远门——至少在学年结束之前不行——但是范妮.路.哈默报名参加了4月份的研讨会。在哈蒂斯堡，维多利亚.格雷从弗农.达默尔那里接受了扫盲教师培训——达默尔将霍利斯.沃特金斯教给自己的内容全都传授了出去。在她的兄弟与J. C. 芬尔利的陪同下，格雷拜访了克莱德.肯纳德的家，为的是收集各种事实，从而争取法官对肯纳德宽大处理。但是到了肯纳德家之后，一行人却惊讶地发现形销骨立的肯纳德早已躺在母亲的摇椅里面等着他们了。却原来巴内特州长事先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无限期地”暂缓了他的，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不让肯纳德死在州监狱里。眼前的肯纳德让访客们感到五味杂陈——既为了他意外重获自由而感到喜悦，又因为他年纪轻轻就被癌症活活吞噬而感到恐惧。不过最让维多利亚.格雷念念不忘的却是肯纳德的温和态度。他在回忆自己遭受的种种恶劣对待时语气十分平静，简直有些不太自然。这一点让格雷觉得心里发毛，以至于她忍不住带着一丝批评的口吻询问肯纳德心里是否当真全无怒火。 “不，我不生气，”肯纳德回答道。 “至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现在我只是很高兴能够回家。离开肯纳德家之后，格雷一直在回想这次会面，不知道肯纳德究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是已经超脱了仇恨与恐惧的层次。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参加年轻的霍利斯.沃特金斯主持的弥撒大会时对方身上发散出来的奇异能量。思前想后，她终于决定姑且将美妆女王的业务搁置一个礼拜，独身一人搭车前往了格林伍德——她是整个密西西比南部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抵达格林伍德之后，她又与范妮.路.哈默以及安奈尔.庞德一起乘坐长途车来到了非学委位于萨凡纳附近的静修地点。

此时詹姆斯.贝弗尔被马丁.路德.金召唤到了伯明翰帮忙。他带着黛安.纳什和他们八个月大的女儿从格林伍德赶了过来。正好赶上在4月12日的弥撒大会上替代金发表布道，此时金已经遭受了单独监禁，经过精心策划的伯明翰战役也陷入了危机。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贝弗尔与纳什夫妇成为了金的事务主管怀亚特.沃克的左右手。沃克正在竭尽全力地应对着各方各面的混乱局面——游说肯尼迪兄弟，争取公众支持，与记者记者以及外地的名人搞好关系，哄骗新的入狱游行志愿者下水，淘汰非暴力运动的落后份子并且培训新人，从而维持日复一日针对种族隔离商业区标志性地点的围困。 ?

沃克的战术创新之一为贝弗尔提供了特别适合他的独特机会。沃克历来是个办事一板一眼的人，运动一开始坚决要求每天的示威游行都要准时发动。实际情况当然不会这么理想，拖延与拖沓都是家常便饭。沃克原本只会生闷气，但是后来他却逐渐注意到新闻记者经常混淆路边的黑人旁观者与实际参与入狱游行的志愿者，在报道当中将二者的总数算在一起。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沃克一反常态地开始故意拖延每天的游行发动时间，希望依靠日益增多的围观人群来掩饰入狱游行志愿者数量的减少。到后来每天抗议游行的发动时间干脆拖延到了放学之后。这样一来贝弗尔最喜欢的一类志愿者——也就是学生——开始逐渐充实进入了游行队伍当中。 ?

贝弗尔并不太关心在抗议运动的背景当中遭到逮捕的青少年，他的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方向。其他人或许觉得伯明翰示威运动目前的走势萎靡不振，但是在他看来这场示威已经实现了他们在密西西比三角洲耗费几个月才完成的工作：吸引并且聚拢人群。密西西比州的大部分黑人人口广泛分散在农村种植园里，伯明翰则并没有这样的劣势。每天晚上七点是例行的弥撒大会时间。在纳什和学生志愿者的陪同下，贝弗尔散发了许多传单，邀请青少年们每天提前两小时开小会。他在会场上宣讲了市中心抗议示威的意义。每天来听他发言的青少年人群增长极快，以至于安德鲁.杨也过来帮忙，杨在领导大会民权项目当中的助手多萝西.柯顿每天都会为集会开始前的合唱担任领唱。介绍过了自己在密西西比州积累的实践经验之后，贝弗尔给人们播放了国家广播公司关于1960年纳什维尔学生运动的纪录影片。那一次共有四千多名学生参加了气氛热烈的抗议游行，最终在纳什维尔的图书馆和午餐柜台实现了种族融合。到4月20日，当金与阿博纳西离开伯明翰监狱时，青年集会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成人集会。4月23日，记者们依然没有在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询问关于伯明翰的事态。这一天晚上参加弥撒大会的成人第一次挤满了圣雅各浸信会教堂，因为开小会的学生们没有及时休会。4月26日，入狱游行的人数只剩下了寥寥几人，迫使弗雷德.夏特沃斯只得以拖待变，宣布将于5月2日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新阶段。在弥撒大会上起立的大多数入狱志愿者都来自贝弗尔的青年研讨会。

金一方面称赞这些孩子们的勇气，一方面又告诫他们稍安勿躁，因为伯明翰监狱并不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在每天晚上的战略会议上，金与其他领导人绞尽脑汁，苦苦思索要在5月2日采取怎样的高招才能阻止伯明翰示威运动走上绝路。有人建议绝食，也有人建议黑人布道人集体身穿法袍举行入狱游行。但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的主意就一定能打破外界的坚壁。伯明翰的白人领导人也察觉到了抗议阵营的后续乏力，并且针对性地采取了坚定但不张扬的“天鹅绒裹铁锤”对抗策略。伯明翰当地报则适逢其时地刊登了一篇名为《格林伍德凭借忍耐赢得胜利》的文章。金的战略会议的气氛变得越发恶劣。 5月2日，抗议运动领导层向追随者们和全国媒体承诺将要发动一场“非暴力诺曼底登陆”。但是私下里怀亚特.沃克不得不承认抗议运动眼看就要无路可走了，无论是布道人们势如惊雷的宣讲还是唱诗班的甜美歌声都不足以从会众当中争取到四五十人以上的志愿者。与此同时贝弗尔却在洋洋得意地声称青少年会议人数激增，几乎每天前来参会的人数都需要两座教堂才能装得下。这番表态气得沃克胡子都要竖起来了。他认为贝弗尔是个根底不牢的外人，而且还特别任性，根本不懂如何服从指挥链的管束。

不过再怎么说沃克也是个办事看成果的人。当初金与夏特沃斯打算在伯明翰发动抗议运动的时候，支持他的当地黑人成年人就不占多数。抗议运动开始之后成果寥寥，苦难与失望却接踵而至。运动阵营内部有不少人都主张要尽量体面地撤退，致使金与夏特沃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有人在私下里不怀好意地预测，以金为首的外来人将会进一步恶化伯明翰黑人的处境，无处发泄怒火的白人必将采取更严苛的种族隔离手段。更糟糕的是，贝弗尔的提议将会让黑人下一代当中的精华背负案底，更不用说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被拖进环境凶险的种族隔离监狱之后会遭受怎样的心理创伤了。金来到伯明翰之后寄宿在约翰与蒂妮.德鲁夫妇家里，德鲁家从事保险行业，在伯明翰地位显赫。德鲁夫妇早就将孩子送去了寄宿学校，好让他们远离伯明翰。像大多数金的最坚定支持者一样，如果他们知道贝弗尔不仅打算发动年龄较大的青少年上街游行，还要发动初中生乃至刚刚离开幼儿园的小学生，肯定会吓得惊慌失措。抗议阵营的高级工作人员也对事态进展感到揪心与沮丧，因为贝弗尔声称有一个“声音”指示他要通过儿童来颠覆伯明翰黑人社区当中早已威信扫地的权威阶层，而金似乎很看重他这番胡说八道。金不仅坚持要听贝弗尔把话说完，而且听话期间始终面露微笑不置可否，而且还。 “反对你的妈妈吧，”贝弗尔告诉金，“你有权作见证。”

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的大门在5月2日星期四下午一点钟过后不久敞开了，一长队共计五十名青少年两两并排地唱着歌曲走了出来。堵在教堂门口的警察小队像往常一样将他们拖进了囚车里。然后第二支青少年队伍也走出了教堂，再然后是第三支以及更多的队伍。就连六岁的儿童面对警察也不肯退缩，直到被捕为止。现场局势越发混乱，警队指挥不得不打电话叫来校车临时充当囚车，并派出增援部队拦截那些溜过封锁线进入市中心商业区进行抗议的青少年。这一天足有将近一千名儿童参加了抗议，并且将许多黑人成年人都争取了过来。凯利.英格拉姆公园的旁观者当中不少有人在游行队伍里惊愕地看到了不听话的自家孩子。几个世纪以来相互冲突的各种情绪致使他们的脸色阴晴不定，直到最终有些人终于绷不住了。一位老太太沿着逮捕线跑去，大喊道：“唱啊！孩子们，唱啊！”

当天晚上，伯明翰的各家监狱全都挤满了人。公牛康纳只得命令警官们在明天的对抗当中结成方阵，依靠恐吓与殴打来驱散金可能撒到街上的任何示威者，而不是直接逮捕他们。第二天，又有超过一千名新近加入非暴力抗议的儿童精神高涨且纪律严明地走上了街头，在警方面前丝毫不让步。在康纳的指挥下，警方的挫折与仇恨情绪一股脑地爆发了出来。警犬撕裂了游行队伍，高压水枪喷得孩子们在路面上满地乱滚。警方施暴的新闻照片抓住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千百万读者的视线，扫清了无数人内心对于抗议活动的抵触与戒备情绪。在伯明翰，帕克高中的黑人校长拼命从外侧反锁了校园大门从而保持秩序，但学生干脆踏平了学校周边的围栏来加入示威游行。

这天晚上金从一座教堂转战到另一座教堂，参加了一场又一场弥撒大会，敦促人们记住眼下这种亲历历史的感受。他将天生的谨慎心态抛在一边，也不顾有些人对于送儿童进监狱策略的批评以及对于孩子们在监狱里处境的担忧，放开嗓门大声喊道：“昨天是诺曼底登陆的D日，明天将会是加倍的D日！”同样是在这天晚上，贝弗尔登上了夏特沃斯以前在伯明翰主持过的旧布道坛。他俏皮而又夸张地喊道，他打算在星期二之前将无论老幼的全体伯明翰黑人都送进监狱，因为他还要赶紧“回到密西西比州摘棉花。”这样离谱的目标自然无法按期达成，但是参与非暴力运动的黑人确实在一周之内挤满了监狱并且淹没了不许他们涉足的市中心街道。到了5月6日星期一，抗议队伍的主力突然从孩子们转变成了成年人，这一天至少有两千五百名示威者挤进了伯明翰监狱，当天晚上在各家教堂参加弥撒大会的会众总人数则是这个数字的四倍还不止，会场气氛极其热烈。如此触手可及的历史感让金的内心充满了欢欣与敬畏。

还是在这一天，远在洛杉矶的一家法庭里面涌动着某种极其原始的情绪。在这里审理的案件正是发生在1962年4月洛杉矶第二十七号穆斯林圣殿门前的大规模警民互殴。穆斯林集体被告们的辩护律师厄尔.布罗迪（Earl Broady）正在对涉案警官李.洛根进行交叉质询，但是问着问着他突然打了个趔趄。“‘男性黑人’，这个说法对你很要紧，不是吗？”布罗迪低声问道，他的脸色突然笼罩上了一层阴云。 “‘男性黑人’，”他又重复了一遍。洛根回答这个词只是对于那个暴力夜晚的斗殴者的描述。布罗迪试图维持镇静继续原本的提问，但是说着说着又停了下来。 “你在动手的时候不是管他们喊黑鬼吗？”他突然没头没脑地抛出这样一句话。

“我没有，”洛根回答道。

布罗迪要求法官给自己一点时间平复情绪。但是接下来洛根又说他在犯罪现场第一眼就看到了“几个男性黑人”正在穆斯林神殿以南一个街区与警察厮打在一处。闻听此言布罗迪立刻要求与法官进行现场讨论。 “法官大人，我认为本庭在提及本案被告时的措辞应该与提及高加索人种的时候完全一样，”布罗迪说。 “这名警官不会说他看到了男性犹太人、男性爱尔兰人、男性瑞典人或者男性高加索人。”

大卫.科尔曼法官先是肃静了一下法庭里交头接耳的喧哗声，然后轻轻地向他认识多年的布罗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根据他的从业经验，这是警方报告的标准措辞。 “这个问题是由辩方而不是人民提出的，”法官说。接下来他又提醒布罗迪，辩护律师之前就反对过全白人陪审团，试图借此将种族标准插入本案。 （就此而言，科尔曼法官曾经私下向布罗迪保证，全白人陪审团很可能对被告更有利，因为大多数黑人陪审员都过于情绪化，不能对这种耸人听闻的案件做出客观判断。）布罗迪则辩称，像这样多次重复泛化种族词语所起到的效果远非中立，而是会让全体黑人都蒙上一层基于偏见的指责，本案的十四名穆斯林被告只是首当其冲而已。传播了一种偏见的模糊内疚。“这个人曾经十一次说过‘男性黑人’，”布罗迪抗议道。 “我们数的很清楚。”

科尔曼法官指责布罗迪缺乏安全感。 “早晚有一天，我们将会充满信心并且自尊自重，”他在法官席上说道。“到了那一天，当别人将我们称作黑人、犹太人或其他任何人的时候……我们将不会感到非常烦恼，而是会引以为荣。”

这番话说得布罗迪无言以对，只能讷讷地走回了辩方席位，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法官的反驳深深触动了他内心的痛处。作为洛杉矶黑人律师的主席，布罗迪多年来一直认为，以黑人的身份说话与思考就等于承认自己低人一等，按照白人的方式思考才能做到思路清晰。最近他接手了一起为刑事起诉被告辩护的案件。与被告交流了几次之后，布罗迪发现自己开始在比佛利山的邻居面前不由自主地操起了下层黑人的声口。他一向觉得自己与这些邻居们才是一路人，事到临头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也从擦鞋匠与洗心革面的窃贼身上学到了不少经验教训。过去一个月以来——或者说自从金在伯明翰展开抗议运动以来——每次开庭都有多达二百五十名武装警卫将法院团团围住，唯恐一点火星就会引爆种族骚乱。但是在法庭内部却只有十四名穆斯林被告会直言不讳地谈论种族问题。被告们规规矩矩地坐在被告席上，马尔科姆.X就坐在他们身后几排。每个人都穿着一尘不染的穆斯林服饰，开口说话的时候无不干脆利落。每个人都以毫不动摇的严整姿态发表了关于自身恶劣境遇的证词——家庭破碎、教育不良、犯罪记录，等等。圣殿门外响起枪声之后，他们当中很多人吓得大小便失禁了。布罗迪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很不以为然，不过随着接触的加深，他还是逐渐对这些人产生了钦佩之情。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一边将种族问题摆在明面上，一边还希望在法庭上获胜。

“法官大人，”他最后说道，“……我觉得我没法继续问下去了。休庭之后布罗迪在记者面前将会轻描淡写地声称自己的当庭崩溃只是情绪激动的结果而已，要不然他担心自己“可能会拿着被告的穆斯林身份说事”，但当时在辩护席上他只能双手捂脸无力地坐下，让自己的联席律师继续辩护。

接下来控辩双方围绕着公开提及种族这一点展开了你来我往的试探。控方律师偶尔会抛出暗藏深意的问题：“作为一名穆斯林，琼斯先生，‘杀死白鬼’这句话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一位代理地方检察官则小心翼翼地询问出庭作证的保罗.库依肯达尔警官：“澄清一下，你是是否属于黑人种族？”库依肯达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法庭就此确定了政府方面的一名警察证人是黑人。这样的问题让库依肯达尔本人感到很不舒服。从今往后在警察局里面他再也不能将自己当成白人了。从此以后警局同事们失去了对于库依肯达尔的信任，因为他们都很怀疑库依肯达尔在事发当晚的犹豫不决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正当警官李.洛根与穆斯林亚瑟.X.科尔曼为了杀死彼此而扭打成一团的时候，他却站在一旁犹豫不决。尽管每一秒钟的流逝都致使一名警察的生命陷入越来越大的危险，他却依然不肯当机立断，在第一时间打死与他同属黑人的袭警人员。另一方面，黑人群体则将他视为痛殴科尔曼的行凶者之一，丝毫不觉得他在动手之前的警告与呵斥体现了职业精神与人道主义。孤立无援的阴云笼罩着库依肯达尔，他这副阴郁的形象将会继续保持下去。

在辩方这一边，布罗迪询问少年被告特洛伊.X.奥古斯丁是否曾经在事发现场说过“Negro”一词。根据一份有争议的口供，他确实说过。 “不，先生，”奥古斯丁回答道。布罗迪问他为什么，他说，“自从我发现‘Negro’这个词的意思之后，我就不再用这个词称呼别人了。”奥古斯丁还想进一步解释，布罗迪却表示自己已经问完了。控方随即提出抗议，表示辩方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会将种族问题搬出来，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则会避而不谈。布罗迪之所以不让奥古斯丁说的太细，是因为这样做很容易牵扯出以利亚.穆罕默德宣讲的穆斯林教义，而这个话题实在太危险。伊斯兰国度的成员只会使用“black”而不是“Negro”，因为black是英语，而Negro则是西班牙语。根据伊斯兰国度的主张，用外语来表达种族身份简直可笑至极。假如黑人要自称Negro，那么白人也理应按照西班牙语自称Blancos。*

*【1963年马尔科姆.X如是说道：“今天一般的黑人听到你管他们用英语喊black就会十分生气，坚持要你将他们称作Negro。你要问他们Negro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说这是西班牙语里的黑色一词。换句话说，用英语说他们黑是不行的，用西班牙语说他们黑就没问题，这也太可笑了。”穆斯林将Negro一词视为奴隶制的历史残留，因为最早使用这种说法的正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奴隶主。】

大部分证词都重构了4月27日夜晚的混乱暴力现场。控辩双方的证人互为镜像，都将对方描绘成为原始野蛮的化身并且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医生开出的证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警方对于自身遇袭的戏剧性陈述，特别是在冲突一开始汤姆林森中枪以及肯斯科遭到痛殴的情节。然而随着案情陈述进展到后期，讲到了警察们冲进圣殿实施报复的情节，警方的证词就有些自相矛盾了。警察们声称自己冲进圣殿之后遭到了大规模围攻，可是说这话的警察们身上大都毫发无损，只有雷诺兹警官一个人扭伤了大拇指。辩护律师认为这是他自己在打人的时候碰伤的。在辩方这边，穆斯林证人坚决声称他们从没见过穆斯林教友们反击警官。尽管以利亚.穆罕默德向来鼓吹黑人遭到暴力侵害的时候要拿出男子汉气概奋起自卫，并且极力讽刺非暴力运动是怯懦软弱的孬种行径，但是穆斯林证人却暂时抛开了他的教导，将自己身上的伤口与自己手无寸铁的事实当成了证词的支柱。马尔科姆.X指导所有被告要准备好迎接最严苛的敌意，他们的证词必须做到严丝合缝，他们的态度必须做到不卑不亢。在受审期间，被告们的身上始终发散着尽人事听天命的气息。他们看上去似乎并不需要宽恕，反而将自己当成了需要宽恕别人的那一方。

正当默默无闻的穆斯林审判撒下了奇迹的种子时，伯明翰的非暴力运动也抓住了更广大世界的情绪。5月的第二周，金手下的示威者布满了伯明翰的市中心商业区。示威的烈火转瞬之间就烧毁了正常的商业秩序，将顾客客流蒸发得涓滴不剩，见此情景的伯明翰商业领袖们一个个心如刀绞。但是由于所有的监狱都已经满员，警察们也只得向他们表示自己爱莫能助。全球各地将近二百名记者汇聚在伯明翰，就连德国与日本的新闻机构都派了人过来。“联邦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肯尼迪总统的发言人在华盛顿简明扼要地宣布，“只不过具体细节不便透露。”私下里，肯尼迪总统和几名内阁成员会见了好几位在伯明翰开设有分公司的企业领导人，敦促他们参与伯明翰市政当局与金的谈判。5月10日星期五，弗雷德.夏特沃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伯明翰“终于做出了符合良心的抉择。”伯明翰的商人集团已经接受了在商场更衣室与午餐柜台推行种族融合的时间表——甚至就连雇用黑人职员的问题也提上了他们的日程。 “这可真是太棒了！”金在弥撒大会上大声喊道。

回到洛杉矶，在星期五这天作证的被告是查尔斯.X.甄诺。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将孩子们留在路边的车里，只身进入圣殿寻找妻子马布尔，雷诺兹警官如何破门而入撞到他身上，两人如何摔倒在一起并且碰翻了饮水机。像其他穆斯林证人一样，甄诺也当庭辨认了自己穿过的西装被警方撕碎之后的残片。厄尔.布罗迪结束提问将证人交给交叉质询环节之后，代理地区检察官霍华德.基彭（Howard Kippen）急切地想要将陪审团的注意力从撕裂的西服与西裤上面转移开来。 “好吧，先把这些东西撤下去，我们面对面谈一谈，”他这样告诉甄诺，然后停顿了一下。基彭没有质疑复仇警察如何歇斯底里的详细证词，而是打算反其道而行之。 “1962年4月27日晚上，你曾经在任何时刻感到过愤怒吗？”他问道。

“不，先生，”甄诺说。

“你没有生气？”基彭问道，他的语气听上去很意外。

“不，先生。”

“你后背挨了一下？”

“是的，先生。”

“你嘴上挨了一拳？”

“是的，先生。”

“你的牙龈出血了，牙齿也松动了？”

“是的，先生。”

“你的衣服被扯烂了？”

“是的，先生。”

“你的腹股沟遭到了击打？”

“是的，先生。”

“你没生气？”

“不，先生。”

布罗迪跳起来反对基彭不允许被告解释自己的说法——也许甄诺当时太害怕，忘了生气——但是基彭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总而言之，他认为没有人可以忍受这种程度的虐待而不生气，因此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警察的行为并没有那么暴力，而且穆斯林也针对警察施加了暴力，要么穆斯林缺乏正常人全都有的气性，总之他们挨打也是活该。他嗤之以鼻地指出，只有一名被告承认自己对于警方施加的羞辱和痛苦感到不满，穆斯林的脾气简直好得不像话。按照他这套逻辑，除非陪审团认定被告们就像伯明翰监狱中最小的孩子一样无辜，否则他们都将被判有罪。

正当入狱游行达到高潮的时候，伯纳德.拉法耶特经常驱车来到伯明翰帮助贝弗尔与纳什夫妇训练年轻的入狱志愿者们。但他几乎从不会在伯明翰过夜。伯明翰这边声势浩大的突破反衬了他在伯明翰以南几百英里的新岗位上的业绩表现多么惨淡，让他感到很不自在。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拉法耶特每天晚上都会返回塞尔玛过夜。他的栖身之地是伯韦尔医务室，这是一所规模很小且奉行种族隔离的医院，刚刚遭受中风的萨姆.博恩顿正在这里休养，拉法耶特则在这里为他陪床。尽管此时的博恩顿身体虚弱气息奄奄，但依然还在抓住一切机会拉拢其他病友参加选民登记。 “你是一名登记选民吗？”他向走廊里的陌生人喊道。 “我希望你参加登记。没有选举权的种族是没有希望的。“

伯明翰示威取得初步胜利的好消息传到病房之后几个小时，博恩顿就去世了。这样的巧合触发了强大的情感潮流，拉法耶特趁此机会开始游说塞尔玛城内的各位黑人教士们，希望他们尽快举办塞尔玛的第一场弥撒大会。他半遮半掩地声称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悼念博恩顿先生与纪念选民登记”，希望借此藏匿自己的政治企图，但是这种说法谁也骗不了。就连博恩顿本人的牧师都拒绝在塞尔玛第一浸信会教堂举办悼念活动。自从十年前驱逐了担任牧师的弗雷德.夏特沃斯之后，这家教会一直在避免卷入争议。其他牧师拒绝举办弥撒大会的理由则是害怕自己的教堂遭到炸弹袭击。会幕浸信会的L.L.安德森牧师告诉拉法耶特，“他们都不愿意另建一座教堂，本地的大部分教堂都是现任牧师出资兴建的。”安德森本人也承认，就算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不打算将自己的教堂让给拉法耶特使用，“因为这样的决定太大了，一个人做不了。”但他确实在随后的礼拜活动期间即兴发表了一篇纪念博恩顿的悼词，并且询问坛下会众们有谁认为博恩顿这样的人不配得到人们的致敬。执事们并没有提出异议，于是安德森很快就将自己的承诺传播了出去。几小时后，安德森牧师拿着自己的悼念文稿来到一家当地黑人开设的印刷厂，要求印制一批高质量传单，但是印刷厂老板却死说活说都不愿接下这单买卖，气得 安德森大发雷霆：“你不是自称印刷工吗？别人拿来什么你印什么不就完了？你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拉法耶特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传单，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当天晚上，会幕教会的执事们自行来到塞尔玛大学的校董会议室召开了一场关门会议。闻听此事的安德森立刻赶到了塞尔玛大学。他知道执事们认为塞尔玛大学是他们的地盘，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这所大学的教职员工，D. V. 杰米森在世的时候还曾担任过该校校长。令安德森大惊失色的是，叛乱执事们的发言人居然是不怒自威的威廉.H.丁金斯博士（William H. Dinkins）。此人掌握着好几个学位，还是布朗大学的历史教授，平时举手投足戏剧感十足，甚至有一点浮夸。安德森与丁金斯的关系历来不错，平时布道的时候经常请他介绍与布道词相关的圣经参考或者历史事实，丁金斯也总是乐于从命。安德森还曾一度追求过丁金斯的女儿。1956年安德森因为涉嫌过失杀人致使教会陷入分裂的时候，丁金斯是他的支持者之一。当时丁金斯凭借自己的丰富学识掰开揉碎地讲解了“不当行为”和“渎职行为”之间的差异，气得一心想要搞掉他的沃克一派无可奈何。过去的融洽关系使得双方都感到十分痛苦，不过丁金斯依然表示执事们已经决定取消任何将要在会幕教堂举办的博恩顿悼念活动。“你放弃了你的朋友，牧师，”丁金斯指责道。 “你现在成了陌生人的同路人。”这里的陌生人自然指的是年轻的自由乘车者拉法耶特，丁金斯将他称做“自称布道人的惹祸精”。

安德森与丁金斯随即展开了一场脸贴脸的争执：对于礼拜场所来说，沾染世俗政治的行事目的与遭到世俗恐惧腐蚀的精神哪一个更加亵渎呢？两人都引用了耶稣将兑换银钱之人赶出耶路撒冷圣殿的故事来指代博恩顿悼念会，并且总结出了截然相反的教训。如此激烈的情绪冲突导致许多执事哭嚎起来，笨拙地试图劝说两人和解。有一位执事承认尽管他与博恩顿是朋友，但是在公共场合却一直躲着对方，因为他害怕与主张投票权的狂热分子扯上关系。当宗教论点全都说完之后，安德森假装出了让步的姿态。 “是你们建造了这座教堂，”他告诉执事们。 “是你们堆砌了砖头并且涂抹了砂浆。我没有为这座建筑投入一分钱，事实上这座教堂建成的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出生。因此我从不打算将教堂从你们手里夺走。”安德森声称，虽然他们确信只要自己明确下令就一定能得到执事们的支持，不过他还是愿意尊重大家的意见。他将会挑选一片远离会幕教堂的空地为博恩顿露天举行追悼会。他极其精确地描述了这块空地的范围，并且越说越兴奋：“我要接上扬声器，我要告诉所有人，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入会幕教堂是因为执事们害怕了！害怕白人！”

“不，不，牧师兄弟，不要这样做！”措手不及的丁金斯大叫道。他死死盯着安德森的面容，想要看清对方究竟有几分真心实意，又有几分虚张声势。

5月14日星期二晚上会幕浸信会教堂足足来了三百五十人。此前教会内部的痛苦争执丝毫没有在现场流露出来。对于他们来说，柔和的管风琴音乐与安德森牧师身穿法袍的肃穆形象维持着圣所的镇定气质，抵抗住了教堂门外令人震惊的紧张局势——就在仪式进行期间，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上面时常就会闪过红蓝警灯的刺眼光芒。许多人在前来教堂的路上都通过汽车收音机听到了乔治.华莱士州长的愤怒斥骂。州长谴责美国陆军在伯明翰的存在无异于“公开邀请无法无天的黑人暴徒在街头作乱，那帮人肯定以为自己受到了联邦军队的保护。”此时距离马丁.路德.金下榻的汽车旅馆遭到炸弹袭击已经过去了三天。种族关系的的震颤已经从伯明翰蔓延到了塞尔玛以及更远的地方，会幕教堂里的许多人都感到全身骨节发颤。

仪式正在进行的时候，塞尔玛警长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在一群警员的簇拥下走进了教堂。任何白人的突然出现都能让黑人教堂安静下来，但是这次进来的白人并不是一般人，而是荷枪实弹的执法者，白人至上主义法律的执行人员，几乎所有黑人都害怕他们。这些人一露面，紧张的执事们立刻聚拢了起来。克拉克向他们展示了一份允许他进入教堂预防动乱的法院命令，声称这份命令的效力相当于搜查令。执事们谦卑地请求各位警官至少不要在教堂内部公然把枪支亮出来。闻听此言，克拉克警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将手下人全都派到了会幕教堂的中央穹顶之下，坐在弧形核桃木长椅坐席的最后一排。一名副手通过对讲机将克拉克的命令传达给了教堂门外依托警车摆开阵势的五十多名后援。教堂里的警察们能够听到外面传来的愤怒喊声与警车车窗的碎裂声，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把他们的车窗玻璃砸了，究竟是白人旁观者还是前来增援的警察，又或者兼而有之。外界的威胁就像克拉克手里的法院命令一样含糊不清。从字面上来看这份命令当然是在警告黑人们要安分守己，但是如果稍微解读得牵强一点，也不妨认为这份命令是在绕着弯子授权警方保护黑人教会免受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暴力袭击。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黑人会众们纷纷语带双关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天上与地上的奖赏的看法。在献给博恩顿的赞美诗与颂词提振了人们的精神之后，拉法耶特又将一位特邀发言人请到了布道坛上。此人正是当初派他来到塞尔玛的非学委执行主管詹姆斯.福曼。虽然时年三十四岁的福尔曼比马丁.路德.金还要年长几个月，但他仍然是一位名实俱全的学生领袖。他的言论总是既严谨又大胆，常常让那些以为青年人说话没深没浅的听众们感到震惊。福曼宣讲了一篇名为“自由的高昂代价”的布道词。他声称台下的白人警官今天来得正好，要是他们没来的话，黑人会众体现出来的勇气就太廉价了。如果各位会众想要为了纪念萨姆.博恩顿的事业而大喊阿门，那就理应当着与博恩顿作对的治安官面前这样喊。 “早晚有一天他们将不得不打开投票箱，”福曼最后高呼道。台下的高涨热情吓坏了年长的教会成员们，唯恐克拉克警长当场翻脸。这些人当中的一位高阶牧师赶紧上台发表了收场祷告。 “你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归咎于白人，”他说。 “……在谈论这一类事情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家中与社区里还有很多事要做。”

悼念会在临近午夜之际结束，嗡嗡作响的人群还没走下会幕教堂的正门台阶就犹豫不决地停住了。教堂正面的布罗德街是塞尔玛的主要干道，此时街道上三三两两地站满了愤怒的白人，其中很多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每个人的手里都紧紧攥着刚刚从附近某家具公司撅下来的桌子腿。克拉克警长高声呼叫所有人等一律马上散开，但是谁都不听他的。警察们与不肯后退的白人围观者站在一起。黑人则恐慌地缩成一团，留在原地害怕被捕，四散回家又害怕挨揍。最后还是塞尔玛高中的橄榄球队教练开车赶到现场打破了僵局。他从车上跳下来，大声呵斥自己的现任与前任队员们立刻各回各家，这才缓解了一触即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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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塞尔玛的弥撒大会还是洛杉矶的穆斯林审判都无法与源自伯明翰、席卷全国各大城市的抗议运动争夺新闻版面。 根据政府统计，在5月10日伯明翰和解协议签署之后的十周内，美国共有一百八十六座城市爆发了总计七百五十八次种族示威，各地警方足足逮捕了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三人次的示威者。不过眼下这些城市的抗议活动都是各自为战，彼此之间并无串联，抗议者们尚未意识假如他们劲往一处使的话究竟能够释放出多么骇人的潜力。这股力量不仅能够撼动南方的投票权壁垒，还能击碎北方城市的漠不关心与麻木不仁。不到两年之后，马尔科姆.X也将会登上塞尔玛的布道坛，与詹姆斯.贝弗尔以及弗雷德.夏特沃斯一起讲话。届时马丁.路德.金将会再一次身陷囹圄，由他一手推动的投票权运动将会让塞尔玛这座小城成为美国历史的里程碑。

某个F最近一个帖子用了你哥儿这个词，是否nigor？

这两个词是否很有冒犯性？我好像见过把这两个词不知哪个翻成了黑鬼，但您这里又表明有时这东西反而是好词，阿可能来这东西还真说不准。

不过另一个收获就是明白了为什么会冒出个非裔美国人，看来真是众口难调啊。

来自伯明翰的打击似乎具有某种作用于潜意识的力量。几乎所有人都对抓牢眼球的狗咬孩子照片做出了回应，但是公共评论员们却很不情愿分析这一现象，事后也没有人检讨究竟应当采用怎样果断的政治策略才能避免出现这种事。公共人物提到儿童入狱游行的时候全都是众口一词的谴责口吻。“我不能认同，而且你也不能认同为了此类目的而利用儿童的做法。”伯明翰市长如此义愤填膺地说道。《亚特兰大周刊》同样激烈抨击了金的“极端且极其危险的战术”。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则小心翼翼地评论道：“学童参与街头示威是极其危险的做法。我们任何人都支付不起儿童受伤、致残乃至死亡的代价。”

在民权阵营内部自然少不了对于儿童入狱游行的赞美，但却没有人提出要效仿这套制胜方略。伊斯兰国度更是以少数派的身份发出了不以为然的嘲笑声。以利亚.穆罕默德告诉《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们，金“不过是在出洋相而已”。马尔科姆.X则在电视上公开放言：“将妇女儿童推到第一线的家伙们都是怂逼而非好汉。”接下来马尔科姆.X又在华盛顿的电台采访节目当中进一步抨击了金的非暴力方法。“你的孩子、你的女人都让人家放狗咬了，你还有脸管这也叫斗争成果吗？咬了以后呢？你居然还能一屁股坐下来跟人家讨价还价……折腾了这么半天就为了能在白鬼开的白鬼餐厅里的去隔离午餐柜台跟前跟白鬼一起喝咖啡，这究竟算是哪门子社会进步？”

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沉默与贬斥的掩盖下依然潜藏着罕见而又深切的敬意。许多人虽然嘴上对于儿童入狱大加贬斥或者拒绝表态，但却依然张口结舌目不转睛地跟踪着事态的进展。第一场儿童游行过去了一个多月之后，以利亚.穆罕默德尽管依然不遗余力地讥讽着非暴力策略，但却在伊斯兰国度的内部报纸《穆罕默德发言报》上用整个头版登载了两张大幅照片，一张是伯明翰的警犬撕咬一名少年的上腹部，另一张照片则是洛杉矶警察手拿霰弹枪指着倒伏在地、双手拷在背后的罗纳德.斯托克斯的尸体。头版大标题赫然写道：《两人饱受同样苦》。肯尼迪总统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伯明翰警犬伤人的照片后则表示自己恶心得想吐。

各个层次的领导人们都在竭力应对着即将到来的洪流。长久以来美国主流社会都将种族问题视作天边的一朵乌云，不仅距离自己十分遥远，而且还是人力无法干涉的自然现象。唯有依靠理性才能实现种族之间的善意，激情则是有损无益的祸害。但是一夜之间遥远的乌云就变成了倾盆暴雨，将人们对于种族关系的先入之见冲刷得干干净净。理性摇摇欲坠之际，感性的大潮趁机席卷了无数人的心灵，从此向他们赋予了两条全新的信念。首先，种族隔离虽然看似凶猛，内里却虚弱至极；其次，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蕴藏着尚未触动的进步潜能。自从5月2日第一次儿童游行以来的两周时间里，《纽约时报》刊载的种族关系新闻的数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从社论到特稿，全国上下的新闻从业者都在毫不吝惜地朝着种族问题挥洒着注意力。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平均每周都有九本关于种族关系的新书或者重印旧书与读者见面。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声称，种族问题“已经占据了公众思绪的前厅”，压倒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对于核武器以及冷战的痴迷。保守派期刊《国家评论》一方面毫无愧怍地预言黑人对于种族融合的希望“注定将要在现有公众态度的浅滩上搁浅挣扎”，另一方面又认为以利亚.穆罕默德关于种族分隔与性纯洁的教义“很值得研究”。尽管马尔科姆.X的名声此前一直在独立发展，主要依靠大学讲座与穆斯林之间的口口相传才为人所知，但是伯明翰儿童搞出来的大新闻很快就为他吸引来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将他托举成为了与马丁.路德.金相反相成的对立面。

在联邦政府内部，有人提出不妨将金以非官方使节的身份派往非洲各国进行友好访问，借以宣扬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和平变革。在伯明翰和解协议生效的这个周末，新近成立、腰身相对柔软的和平部队提出了这一建议，并且让内部各级官僚进行了审阅。但是仅仅过了两天，这份提案就遭到了伏击。和平部队主管萨金特.施莱弗的代理人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表示，“和平部队之所以得到人们的接受，是因为该组织本身的德行，而不是因为该组织惯于发动政治特技。”莫耶斯在交给施莱弗的报告当中十分自信地写道。“我甚至怀疑非洲人——至少一部分非洲人——对于金也同样抱有怀疑态度。”在莫耶斯看来，让金出访非洲不仅十分做作且不诚实——“无非是政治花招与虚伪作态”——而且还会触怒国会当中的南方议员们，届时“政治生活的现实”将会迫使这些人将和平部队开膛破肚以示回敬。“你可别吓我，”施莱弗批复道。根据他本人出访非洲的经验，金在非洲根本就是全民偶像一般的存在，根本不会有人说他半个不字。不过莫耶斯认为派金出访非洲在国会那边政治成本太高的主张确实说动了施莱弗，于是这项计划刚提出一个礼拜就胎死腹中了。

肯尼迪总统一直在政治激流的上空摇摇晃晃地走着钢丝。他刚刚想全世界宣称伯明翰和解协议是地方自治的典范，华莱士州长就试图动用当地的种族隔离法律来废除这一协议，当地的白人炸弹袭击者也在到处制造恐怖。眼看着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即将报销，总统一连好几天在白宫里与陆军总参谋长厄尔.惠勒私下碰头，研究向阿拉巴马州派遣军队的可行性。这一计划的代号是橡树行动。在是否动用军队的问题上，肯尼迪十分纠结。倘若不动用军队来保障协议生效，无法无天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必然会跟随在华莱士州长身后发起反击，黑人也必然会掀起进一步的抗议示威，北方各州对于黑人的同情也会进一步高涨乃至爆发。（不久前有两名白人男子来到俄亥俄州立法院门前，用铁链将自己捆在了门口的柱子上，宣称要一直将自己锁到种族隔离灭亡的那一天。）但是假如他当真动用了军队，当真依靠有组织暴力集团来解决早已一触即发的种族僵局，那将很可能酿成放虎出笼的局面——万一军方当真开了杀戒，再想收手可就难了。他严峻地告诉顾问们，最糟糕的后果就是伯明翰的白人领导层“亲手撕碎自己签署的协议。”顽抗到底的伯明翰白人市民代表了如今肯尼迪在南方仅剩的白人支持者，而且他们已经向总统发出了明确无误的警告：决不允许北方佬的一兵一卒入侵他们的家园。

除了害怕不好收场之外，动用军队的做法还有另一项缺陷。无论军事干预能否成功，用刺刀在阿拉巴马州实现的种族融合都无法为其他地区的种族案例充当法律依据——比方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就在伯明翰协议签署之后的一周之内，足有上千名学生因为参与示威而入狱。法律才是当前乱局的关键。假如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标准，轻易动用联邦力量来强制执行一时一地的种族融合协议无异于扬汤止沸，相比之下釜底抽薪才是上策。联邦法律层面上即将推出一份禁止种族隔离的法案。根据立法者们的承诺，在西到埃尔帕索东到巴尔的摩之间的美国国土上就算有成百起正在酝酿当中的伯明翰事件，都能被这一纸法令消弭于无形，到时候肯尼迪总统自然也就用不着孤注一掷了。但是他在这条路上同样犹豫不决，想不清楚让国家出面来解决地方问题会有什么后果。多年以来民权法案运动的领头人们一直在敦促联邦政府迈出这一步。眼下各种毋庸置疑的征兆纷纷砸在金的头上，每一项征兆都表明他已经跨过了成为明星的门槛。伯明翰事件结束之后不到一周，金就接连走访了克利夫兰、洛杉矶与芝加哥，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盛大欢迎与车队护送。就连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这样堪称地方政治风向标的政客都站出来为他捧场。肯尼迪总统对此感到十分不安，他觉得如果自己立刻采取积极的民权举措，那么“肯定看上去就像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决定以个人身份为兄长探探路。与更加超脱、心思更多的总统相比，他打算像探险家那样近距离亲自体验一下种族关系的是非曲直。在整个5月的危机期间，美国各地城市的黑人示威依旧此起彼伏，而他则想要亲口询问一下黑人示威者的行为动机——怎样的遭遇驱使他们走上了街头，他们是否理解政治，鼓舞人心与犯上作乱在政治领域的微妙分界线究竟位于哪里。一位贴身亲信建议司法部长，散文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言论或许能够代表沸腾的街头氛围。于是罗伯特打电话联系上了鲍德温。5月24日，鲍德温挑选了一批最有代表性的个人造访了肯尼迪家族位于纽约的公寓。哈利.贝拉方特在会面现场看到了五花八门来路各异的来宾，既有流行歌手莲纳.荷恩，也有鲍德温的图书经纪人。他很奇怪罗伯特为什么不直接与民权运动领导人们见面。他能想到的理由就是现在这样的见面会更有助于宾主双方畅所欲言。

随着会面的进行，房间里的气氛变得越发局促起来。好几位客人依次站出来为了无望解决的种族难题向罗伯特发难。罗伯特则向他们回敬了一连串暗藏倒钩的质疑，想知道肯尼迪政府从哪里才能找到头脑冷静并且体恤治国艰难的支持者。会谈变成了争执，争执变成了各说各话，抱怨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咬紧了牙关以免失态。双方各自珍重的理念都遭到了对方的无情嘲笑。一位客人建议肯尼迪总统亲自护送下一位詹姆斯.梅瑞狄斯走进全白人校园，司法部长对于这个点子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样做效率低下，政治失分，而且有损总统的体面。罗伯特颂扬了联邦调查局特工与约翰.多尔这样的司法部律师为了民权进步做出的贡献，有几位客人却很不以为然地表示这些人平时只会袖手旁观，真有事的时候则会与种族隔离势力勾勾搭搭。

《纽约时报》很快就报道了这场鸡同鸭讲的闹剧，文中暗示司法部长自降身份，与各路黑人名人展开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嗓门大赛，结果以自己声誉受损为代价捧了鲍德温一把。不过早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罗伯特就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他尤其厌恶金的律师克拉伦斯.琼斯，认定此人是个鸡贼的懦夫，因为琼斯在会谈期间从未站出来为他辩解过哪怕一句话，等到会谈临近尾声时才腆着脸凑上来说什么自己与金都很欣赏肯尼迪政府为了促成历史性的伯明翰和解协议而进行的私下游说。没过几周罗伯特就会命令联邦调查局针对琼斯展开电话窃听。很长一段时间里，罗伯特的脾气始终在愤懑与自责之间徘徊。有一次他向一位大吃一惊的助理坦承道，如果他从小就是黑人，那么他或许也会像琼斯一样满腹怨气。然后他又责备自己是个政治包袱，损害了兄长争取连任的胜算。在鲍德温闹剧发生五天之后，罗伯特将心中这股纠结的能量投向了副总统约翰逊在联邦官僚机构当中占据的小小角落——就好像某个颟顸无能的政府委员会能为他提供躲避种族政治压力的逃生通道一样。

5月29日，约翰逊副总统召开了一场平等就业总统委员会公开会议。之前肯尼迪总统委任他担任委员会主席。他在欢迎各位参会人员的时候承认，当前局势有些“不同寻常”，因为自从他们上一次碰头以来，“我们的许多城市”都爆发了抗议示威。就在前一天，静坐示威运动的前锋居然抵达了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当地白人暴徒当着摄像机镜头的面痛殴了伍尔沃斯商场午餐柜台前的种族融合团体。当地以及其他地方的观察家们担心黑白双方的行动都有可能骤然升级。约翰逊告诉各位参会人员，自己刚刚私下面见过总统以及好几位州长，讨论话题正是促进黑人就业。黑人目前面临着骇人的就业壁垒，打破此类壁垒则是政府的迫切任务。新泽西州长承认，同意实现种族融合目标的建筑商不得不从千里之外引进并非工会成员的泥水匠，因为新泽西的工会绝不会允许黑人泥水匠的加入或者为其提供培训。

司法部长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约翰逊的人事主管正在审查该委员会的就业计划，包括一项名为“进步伙伴”、旨在促进各大公司自愿雇佣黑人的计划，以及一项针对政府承包商的投诉的听证程序。总统的弟弟一走进会议室就当仁不让地把持了会议的节奏。人事主管还没说几句，罗伯特就沉静而又不容分说地打断了他。 “所有遭到投诉的公司的黑人雇员百分比究竟是多少？”他问道。 “你是否对于这些百分比进行过分解与分类？现有黑人雇员的工作岗位都处于什么层次？”人事主管紧张地解释道，最新的种族就业数据都按照行业和地区进行了分类。罗伯特则反复强调应当这些数据应当分解得更细一些——要细化到每一座工厂与每一家公司，要拿出黑人就业的实际数字与升降趋势。仅仅只有百分比是不够的。

罗伯特想要更精确的数据，从而避免伯明翰灾难的再次发生。他尖锐地指出，尽管副总统“领导了为政府内部的黑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斗争”，并且已经拿出了足以显示“大幅改善”的全国统计数据，但是在伯明翰危机期间总结出来的令人沮丧的实际数字证明当地商界领袖的看法依然十分正确：联邦政府本身基本上同样也在实施种族隔离。“你们自己都不雇佣黑人，凭什么让我们雇佣黑人？”不久之前，伯明翰的白人商人们正是凭借这句话将司法部施加的压力转嫁到了联邦政府头上，现在罗伯特又将这句话摆在了就业委员会面前。联邦政府在伯明翰共有两千多个工作岗位，但是在邮局与退伍军人医院这样体力劳动与简单劳动岗位比较多的机构之外，只有不到二十个工作岗位由黑人担任——伯明翰的黑人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37％，但是伯明翰联邦雇员当中的黑人比例却低于1％。以财政部伯明翰办事处以及陆军伯明翰兵工厂为首的若干家联邦机构从管理层到最基层一名黑人雇员都没有。罗伯特承认自己手下的司法部“几乎没有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

自从5月初的伯明翰危机以来，就业委员会一直在以战时动员的劲头整理统计数据，但是司法部长的盘问却一再超出了最新统计数据的覆盖范围： “你们能不能立刻告诉我，美国钢铁公司在伯明翰共有多少员工，其中又有多少黑人？”人事主管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罗伯特随即又要求他报出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以及美国各地所有主要雇主的同类型数据。此外他还要求列出美国境内所有禁止黑人加入的工会。人事主管解释说公司不需要主动提供此类信息，除非它们是联邦政府的承包商或者志愿加入了进步伙伴项目。而且要想制作问卷必须首先得到预算局的批准，再由政府印刷办公室负责制作。“这套流程需要多长时间？”罗伯特问道。 “……我问你，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说到兴头上的罗伯特干脆撇开了人事主管的回答，用特别夸张的柔和语气表达着有节制的愤怒。司法部长认定就业委员会没有通过政府对于下设部门的最高考验，不具备熟练运用头脑和勇气办成实事的可靠能力，就眼下来说就是没能快刀斩乱麻地穿过种族隔离的泥潭。约翰逊一度打算岔开话题。他告诉司法部长，他们刚刚紧急召集了两千名伯明翰黑人参加强制性公务员考试，其中只有八十人过关，这些人当中又有四十人表示不愿在阿拉巴马州工作，宁愿等待外地的联邦岗位出缺。约翰逊这套说辞的用意自然是想让种族隔离教育体系替自己背黑锅。 “司法部长先生，欲速很可能不达，”约翰逊说道。他建议司法部发起更多的学校去隔离诉讼。

在这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副总统一直默默忍受着司法部长的奚落，直到罗伯特关于统计数据的长篇大论告一段落为止，然后约翰逊也发表了一段闷闷不乐的独白，抱怨自己缺乏权威。肯尼迪总统目前仅仅授权他召开委员会会议——“开开会，写写文章，副总统就是干这个的，不仅在行政分支内部只能干这个，而且在宪法与其他领域也只能干这个。”这句满怀怨气的补充在会场里引发了一阵窃笑。接下来约翰逊列举了委员会的一系列弱点：这个组织既没有拨款也没有长期工作人员——现有员工都是借调来的，办公场所与办公用品也都要依靠其他部门的支援——更糟的是，委员会的一把手还是没有实权的副总统。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向大家介绍了他请来的客人，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安东尼奥.泰勒（Antonio Taylor），让他谈一谈西南地区针对墨西哥裔与土著美国人的就业歧视。此时约翰逊心中的郁闷情绪已经挂在了脸上。要知道安东尼奥.泰勒不是随便什么客人，而是他的小舅子。这次他请泰勒来开会，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在家庭成员面前显摆一下，让家里人看看种族关系紧急事态如何缓解了他在毫无实权的过去两年里积累下来的心灰意懒。但是这项安排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泰勒的出席反而在众多显赫公职人员与几乎所有政府机构的高级代表面前进一步折辱了他的脸面。

第二天是5月30日，一大清早约翰逊就乘坐直升飞机来到了葛底斯堡战场遗址发表阵亡将士纪念日致辞。约翰逊原本非常不情愿接受这项任务，他责骂自己的员工居然要把他往火坑里推。现在社会各界必然会将他的表现与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讲进行对比，然后将他骂得狗血淋头。如果他对种族示威问题避而不谈，肯定有人要骂他帮着南方白人拉偏架。如果他在纪念老兵的爱国主义纪念日当天硬要扯上种族问题，又会有其他人骂他是个手段拙劣的机会主义者。约翰逊像往常一样自相矛盾地发了一通脾气并且徒劳地要求取消这次演讲。但最终他还是在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里下定了赌一把的决心：他既不会回避种族问题，也不会回避林肯。

在葛底斯堡，约翰逊的演讲仅仅在开头几段遵循了阵亡将士纪念日演讲的传统套路，然后就向前跃出了一大步： “一百年前，奴隶们得到了解放。一百年后，黑人仍然受到皮肤颜色的束缚。黑人今天向我们要求正义。假如我们反过来要求他们保持耐心，那就等于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也等于回绝了所有长眠于这片土地之下的人们的要求。”约翰逊接下来的两句话附和了马丁.路德.金关于时间流逝并不必然带来进步的主题：“指望时钟的指针能够自然而然地替我们解决当前困境只能是空想。解决方案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副总统在葛底斯堡与伯明翰之间画了一条线，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条线索正是贯穿美国历史的危机。“一百年前我们的国家在葛底斯堡的战场上发现了自己的灵魂，”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们现在不能在仇恨的战场上耻辱地失去这个国家的灵魂。”

接下来约翰逊仅仅继续说了几百个单词，这场演讲就算结束了。这篇演讲词当然赶不上林肯演讲那样打动人心且富有诗意，但是主题确实一以贯之不曾偏移：美国民主必须超越种族分裂才能得以存续。在离开讲台之前，他知道自己的推诚布公已经触动了台下的强硬听众们——几乎全都是白人，身着各色礼服的高中军乐队散布在各个军队代表团之间，其中既有满鬓苍白的一战老兵，也有美国军乐团。约翰逊的情绪高涨了起来。即便日后到了弥留之际，他依然毫无愧怍地宣称自己的葛底斯堡演说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他本人最高演讲水平的体现。但是他的好心情并未持续多久。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周的周末，椭圆办公室少见地召开了一次周六工作会议。在会场上，约翰逊说不清道不明地再次陷入了抑郁情绪，即使是《华盛顿邮报》等报纸的社论称赞也无法让他振作起来。

这次会议的主题依然是民权，不过约翰逊是第一次参加此类会议。在去年秋天密西西比大学遭遇詹姆斯.梅瑞狄斯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从来没有征询过他的意见，尽管政府迫切想要与约翰逊几十年来交往密切的南方政客达成妥协，并且在约翰逊在危机前一周也在临时收到通知的情况下参加了好几场大型民权会议。在会场上他经常与助理人员凑在一起阅读简报，因为没有人费心为他也打印一份文件。这一回是副总统第一次与肯尼迪兄弟以及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两位助手特德.索伦森和伯克.马歇尔一起召开峰会。总统询问他民权立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时，约翰逊几乎有些睡意朦胧地提出了反对：“法案草稿我还没见过呢。”

“我也没见过啊，”肯尼迪总统呛了他一句。他们正在探讨种族融合法案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午餐柜台，酒店，餐馆，学校，大学，私立学校——以及加入这些内容的可行性。总统的挑逗没能得到约翰逊的回应，于是罗伯特.肯尼迪接上了哥哥的话茬，强调说他们本周正在处理大约三十次重大示威活动，这样的日子完全一眼看不到头：“毋庸置疑，我们必须结束当前的局面，至少也要让示威活动远离报纸头版。现在的局势不仅对美国不利，而且对全世界也不利。”鉴于共和党人正在着手引入自己的民权法案，司法部长认为肯尼迪政府如果拿不出一份法案草稿必然只能被动挨打。但是肯尼迪政府的各个机构在职权范围与执法权限方面一直争执不下，所有部门都在竭力推卸责任。关于学校种族融合这样的“敏感问题”，肯尼迪总统本人表示“应当尽量让法院做出裁决，而不是由政府的行政分支进行决定。”

总统再次询问约翰逊的意见，约翰逊回答说他在这些细节问题上“没有资格为您提供建议”。他的喃喃低语逐渐变成了沉默，但随后开始又像一台笨重的引擎那样时断时续地说了起来。直到大家谈到了国会立法的决心问题，约翰逊的引擎才算彻底发动起来。他告诉总统：“您首先必须认识到，您的自己人——也就是民主党——将会把您骂得一塌糊涂。只要一有民权法案出台，唱反调的十分之九都是民主党……他们一定会拿着州权力说事。报纸每天都会报道民主党的内讧。公众则会退到一旁举棋不定。如果我们真打算推进民权立法，就必须挺过这一关……必须咬牙挺住，否则就只是做做姿态而已。”

说完这番话，约翰逊再次陷入了沉默。他这样突然活跃起来的举止表现让肯尼迪总统与三位亲信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这是精力不足、满腹怨气还是单纯的犯糊涂。然而一夜过后约翰逊就恢复了他在葛底斯堡的兴奋情绪。这一天他马不停蹄地接连跑了好几个地点，本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以私人身份展开了游说。他将自己在椭圆办公室里张不开嘴说的话一对一地告诉了每一个人：肯尼迪兄弟对于民权的理解完全弄拧了。他甚至将自己的意见强行灌输给了死对头罗伯特.肯尼迪，然后在肯尼迪总统的一位助理面前言简意赅地“将心肝都掏了出来”，最后在这一天结束之间又得到了与索伦森面谈的机会。约翰逊坚持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让白宫亲自出面发布明确信息。 “我们现在手里只有一支气枪，我想把大炮拉出来。总统就是大炮。你们只要让他在所有电视网络上本着良心说话就行了。”

约翰逊希望肯尼迪也发表一篇葛底斯堡风格的演讲。他为总统设想了两个演讲场景，一个在圣安东尼奥，另一个在北卡罗来纳州，演讲稿内容包括林肯名言与黄金律。他告诉索伦森，“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举行的演讲肯定要比在纽约哈莱姆区举行的演讲更有分量。”根据他的设想，总统发表演讲的场合应当激励凸显爱国主义情怀，讲台后面要插满星条旗，总统身边还要布置一支种族融合的仪仗队。越说越兴奋的约翰逊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排练状态：“然后他应当伸手指向仪仗队员说道，‘我必须命令这些孩子们走上战场，高举我身后的旗帜驻守在散兵坑里。我不会询问他们的名字是戈麦斯还是史密斯，也不会询问他们的肤色与宗教信仰。如果我有权命令他们上战场拼命，那么我也有责任让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任何角落都能吃饭睡觉……’”

约翰逊声称这一招的目的是改变种族政治的心理基础。他告诉索伦森：“我知道这样做风险很大，可能让我们在南方付出沉重代价。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我们还打算推进民权，南方各州就肯定保不住。”作为一名出身南方的政客，约翰逊知道理性包容的国家级种族政策虽然看上去很有可行性，但是在实操当中反而更容易引发种族隔离势力的抵制，而且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无论肯尼迪政府在私下里代表黑人向行政改革领域倾注了多少心血，只要在公开场合表现得犹豫不决，就无异于向种族隔离主义者发出了示弱信号，让他们以为政府比他们更害怕摊牌。温良恭俭让的常规政治路线确实十分诱人，但是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时候这条路却很可能会导致败亡。在约翰逊看来，讽刺之处在于目前的种族政策不仅会让南方白人觉得肯尼迪政府决心不足，就连黑人也会觉得心里没底：“白人会认为我们只是在捞取纽约州的黑人选票，黑人会觉得我们只是因为走投无路才会这么做。除非打破这两种成见，否则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更糟糕的是，共和党人“正坐在后排看笑话”。眼下共和党一方面抛出了各种与肯尼迪旗鼓相当甚至更有过之的种族政策主张，从而取悦北方选民，另一方面则在等待种族示威的“内战”侵蚀他的民主党基本盘。用约翰逊的话来说：“他们切断了他与南方的联系，还打算炸毁桥梁，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他认为肯尼迪目前在黑人与南方之间举棋不定的立场“正中共和党的下怀”，并且预言像这样半心半意做法必然导致灾难。 “这个国家当中所有残酷与邪恶的势力，所有愚昧无知的人们，所有感到自己受到伤害因而一心想要迫害他人以求发泄的人们都将会团结一致地反对总统。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只要肯尼迪总统抢先一步占领了道德高地，那么他就“几乎可以为任何一位反对者贴上偏执狭隘的标签”。“如果我都能做到有话直说，”约翰逊说，“……那么总统肯定也能做到。”

约翰逊知道自己这一番主动出击将其他政客们打了个猝不及防，而且肯尼迪的人马肯定没想到自己肚子里居然还藏着如此高论。当初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之所以要将约翰逊这个来自产油州的政治掮客拉上船，用意无非是为了巩固南方白人民主党的基本盘，可是现在这位掮客却转过头来敦促白宫支持詹姆斯.鲍德温。（约翰逊告诉索伦森，“目前唯一的重大课题就是要让美国的每一位鲍德温与每一位金都知道，‘我们做出了道德承诺。政府就是你们的后盾。’”）约翰逊要求肯尼迪的人马承诺不会将他抛出去打头阵，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副总统的激进葛底斯堡战略，或者声称副总统保证在南方取得政治胜利。作为回报，他也向罗伯特做出了承诺：假如总统真打算在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以及德克萨斯州“跟他们摊牌”，那么自己绝不会趁机给肯尼迪政府下绊子。“他们大概会把我从台上轰下来，” 他告诉索伦森，“不过我肯定会与总统站在一起。如果他希望我替他出头，那就由我来出头好了。”

黑人领袖脚下的政治地壳同样也在发生位移。白宫方面希望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主席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协助他们遏制示威活动，但是鲍威尔表示拒绝，因为他感觉到伯明翰示威的分量太重，一般的小恩小惠不值得他出手拦阻。鲍威尔坦率地告诉肯尼迪总统的首席说客劳伦斯.奥布莱恩，“我不会眼睁睁看着游行队伍从我面前经过。我要成为队伍的领头人。”鲍威尔在一个月前的以斯贴.詹姆斯审判当中落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这一点壮大了他的反对者们的胆气。比防说罗伊.威尔金斯就印制了一批协进会官方宣传册，标题是《……亚当……你在哪？协进会与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其中痛斥了他想一出是一出的花花公子作风。

不甘示弱的鲍威尔随即发起了反击。尽管这一年他已经五十有四，此时还承担着巨大的外界压力，但是却依然凭借着过人的胆识重塑了自己的形象。伯明翰和解协议签署一周后的5月17日，他亲自勾画出了一套全新政治意识形态十八点指导方针，在第一页的顶部潦草地写着“重做”。第一点——“1，所谓的黑人组织必须以黑人为主导”——就体现了更加公开的种族决断主题，并且预示了三年后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就眼前来说，这份纲要为鲍威尔提供了对抗协进会的棍棒。从此以后他始终坚持协进会应当将董事会当中的白人成员扫地出门，并且贬斥罗伊.威尔金斯无非是白人阴谋的傀儡。另一方面，鲍威尔对金与南方学生运动做出了回应。他批评了发动儿童参加入狱游行的做法：“12，没有资格申请选民登记的人不应当参与示威（即示威人员不应小于二十一岁，参加示威时应当在衣领处别上选民登记申请卡）。”更重要的是，他尖锐地指出反种族隔离法律对大多数美国黑人起不到任何帮助：“5，民权法案对南方以外的三分之二黑人人口毫无意义。”

鲍威尔自然不会忘记将自己的资深从政经验拿出来说事：“16，黑人必须仅仅跟随那些有资格坐到谈判桌旁与对方平等地讨价还价的领导人。”不过在伯明翰之后鲍威尔明智地意识到，自己与金的内斗不会为他带来任何收益。为了拉起一支听自己指挥的游行队伍，他坚持不懈地呼吁种族团结：“14，黑人在政治层面上应当毫无顾忌地偏向其他黑人。”金始终试图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非暴力示威者，并且始终保持着与白人实现和解的希望。鲍威尔却仅仅强调黑人的不满与尊严，他的十八点论纲并不包含任何安抚白人的辞藻，也不打算用更高一等的道德行为标准来要求黑人。鉴于鲍威尔本人在众议院里也很喜欢扭曲那些约束众议院同事们的最苛刻规则，他在这里的表态并不能让人感到意外。毕竟，美洲白人奴役非洲人的历史足有几百年之久，以至于不能将其视为道德品行的不慎失足，可是这段历史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伤及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没有妨碍他们取得完全公民身份。因此黑人在道德层面一味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纯粹是自找别扭。就像手舞足蹈毫不克制的演艺人员那样，鲍威尔为黑人提供了一条极其宽松的民主自由定义：“17，全新的大规模运动必须将咱们自己的人全都发动起来。”

鲍威尔有意识地重新包装了自己，并且瞄准了伊斯兰国度的黑人民族主义主题。鲍威尔和马尔科姆.X开始越发频繁地并肩亮相。两人对于彼此间的分歧全都闭口不言，以各自风格一唱一和地宣扬着种族自豪感——鲍威尔的风格潇洒且自信，与他的建制派名气相得益彰，马尔科姆的风格则偏向直率诚恳，他一开口总能引起阵阵掌声。尽管两人在明面上少不了相互恭维，但是暗地里依然抱有彼此较劲的心思。一名穆斯林可能在国会里面顶替掉鲍威尔的想法实在过于扯淡，就连哈莱姆区的八卦专栏也不敢这么写。但是鲍威尔用来侦测反对派的天线极其敏锐，因此他还是先人一步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尽管穆斯林的官方立场蔑视选举政治，但是马尔科姆.X仍然怀有涉足政坛的抱负。他曾经大胆地批评鲍威尔是个变色龙：“很难说清国会议员鲍威尔的运动方向。前一分钟他还在往这边走，后一分钟他就要往那边去了。”鲍威尔则指责马尔科姆.X在纽约的领导工作浮皮潦草沉不下去。以利亚.穆罕默德在5月暂时将马尔科姆从哈莱姆区调到了华盛顿，鲍威尔则趁机宣称马尔科姆去华盛顿填补黑人领导权的真空可谓是明智之举，因为哈莱姆区原本就不缺领导。

以利亚.穆罕默德本人通过控制《穆罕默德发言报》挑起了鲍威尔与马尔科姆.X的竞争。从那年春天开始，穆罕默德经常在报纸上将鲍威尔塑造成为值得穆斯林信赖的黑人政治家，并且无视了鲍威尔的一身毛病：鲍威尔毕生都是一位致力于种族融合的浸信会基督徒，而且虽说他算不上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但也是个很会玩的人，这套生活做派完全拿着浸信会的行为准则不当一回事，至于更加严格的穆斯林规范就更别提了。穆罕默德一方面利用《穆罕默德发言报》将鲍威尔塑造成了黑人民族主义英雄，同时也在不声不响地削弱着马尔科姆.X的个人形象。

《纽约时报》在4月末撰文宣称，格林伍德、密西西比与伯明翰等地的长期入狱运动“背后站着”黑人穆斯林“新近养成的自信”。这种解释就连牵强附会都算不上，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搞反了因果关系。但是南方非暴力运动只不过是这篇新闻用来抓人眼球的托词，文章的真正用意其实是对北方黑人政治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本文作者名叫M.S.“麦克”韩德勒（M. S.“Mike”Handler），此人长年在《纽约时报》城市新闻版块负责撰写讣告，尽管资历不浅，但是职务级别却一直上不去。他一直特立独行地关注着马尔科姆.X，最终将这份迷恋提炼成为了一套在报社内部无人眼红的专业知识。韩德勒费尽气力才将这份针对黑人民族主义的分析塞进了《纽约时报》的底版。他小心翼翼地在文中引入了如下理念：有深度的黑人思想家们对待白人的态度很可能更偏向怨恨而不是钦佩。白人喜欢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更高一等，韩德勒却在文中用一则轶事戳破了这种心态：一位穿着得体的黑人这样感谢让他搭车回家的白人：“您这事办得太黑了。”像伊斯兰国度以外的大多数观察家一样，韩德勒也认为马尔科姆.X是一位富有魅力的表演者。此外他还在文中贬损以利亚.穆罕默德对于伊斯兰国度的发展缺乏兴趣。在伊斯兰国度内部，这篇文章造成了联邦调查局的阴谋以及四处流传的死亡谣言都没能实现的杀伤效果：“气场强大且头脑精明的马尔科姆.X如今已经盖过了以利亚.穆罕默德[原文如此] “。

马尔科姆.X一看到这篇文章就立刻向凤凰城打了一通请罪电话，在电话里他赌咒发誓自己与这篇文章毫无关系，这都是白皮魔鬼试图分裂伊斯兰国度的诡计。这一回马尔科姆.X几乎摆出了肚皮朝天的求饶姿势，他发誓今后他要告诉每一位记者，自己不仅接受来自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命令，而且还要接受来自以利亚家人的命令，希望这样做能够弥补伊斯兰国度受到的伤害。不过平心而论，韩德勒的文章确实抬举了马尔科姆.X本人的地位。《纽约时报》在文化层面的分量堪称举足轻重，无论对于黑人还是白人来说都很有影响力。这篇文章在穆罕默德的圣殿墙外开辟了巨大的潜在观众群体，而且这些观众都是被马尔科姆.X吸引过来的——这些人就像他一样心思敏捷敢想敢做，完全不同于那些逐渐接受灌输、最终将以利亚.穆罕默德奉为神秘教主的小圈子。

5月份，《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想要看看穆斯林对于伯明翰示威造成国家创伤作何反应。于是他来到马尔科姆.X 在纽约亲自主持的七号圣殿，参加了一趟空手道课程并且拍摄了课堂上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极富戏剧性：一团看上去像狗一样的模糊形状在半空中留下了一道环形残影，环形中间站着一个宛如舞蹈演员那样原地转圈的人。实际上此人是一位披挂整齐的穆斯林教练，正在“展示如何应对在伯明翰用来袭击黑人示威者的警犬：首先要抢过狗绳，然后全身用力将狗甩到半空中，转不了几圈就能把狗勒死。”这幅图景与穆斯林家庭祈祷的家常场景一起登上了《生活》杂志，将使大多数读者领进了不知所措的全新领域，同时也向穆斯林教派领导层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5月13日，就在金与夏特沃斯宣布了突破性的伯明翰和解方案之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安排在凤凰城的窃听人员再次拦截到了一通马尔科姆.X打给以利亚.穆罕默德的请罪电话。马尔科姆在电话里忙不迭地声称自己正在尽力推迟这篇报道文章与读者见面，直到《生活》杂志在报道当中包含更多有关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内容为止。他还答应以利亚继续驳斥打压后者即将退休的谣言。但是信使大人的态度依然很不客气。凤凰城方面很快就放出了消息：伊斯兰国度不打算针对《生活》杂志的专访文章发表任何意见，因为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仅仅围绕着马尔科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