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一代领导人毛周等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 flyingcatgm

可当国家决定减少普及教育投入，让你没学上后。。。

首先，6、70年代在农村新建了的大量中小学（包括所谓的戴帽初中班、戴帽高中班），这里面大部分是公社、大队等农村集体投入建设，老师大多是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他们通过参与集体分配解决报酬问题。大包干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教育投入大幅度减少，而没有等量的国家投入补差，相当多的民办老师、代课老师也都分了田，要忙于自家的农活。农村学校萎缩非常明显。

其次，读书需负担日间增加各项成本，而分田后不少家庭确实存在现实的劳动力缺口，权衡之下，辍学成了一种理智的选择。

第三，公社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不上（缓上）户口不给超生小孩分配口粮的方式约束、惩罚超生，大包干后，这个手段没有了。

第四，公社化时期，农民面对风险可以部分借助集体的力量，大包干后，一切靠自己，多生、一定要生出儿子，这同样是农民的理智选择。

“印度人口超速增长不是它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而是经济发展不够快”

以上是你的原文。

“经济发展不够快”是“人口超速增长”的因还是果？

人口超速增长会带来粮食资源、教育资源的过分摊薄，而导致大量年轻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技能培训而成为产业工人。这些人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看现在的埃及突尼斯就知道了，他们人很多，失业率很高，当然经济发展了就能解决，但失业人口这么多、社会这么乱，发展的起来吗？

一胎式的计生政策在党员干部、国企、城市居民里执行比较严格。对农村执行不严格，我的大学寝室里8个人只有一个独子，其余都2到3个。

对于干部阶层的严格执行，非常有利于阻止官僚和统治阶层的迅速扩大。想想如果干部的后代众多，将来要占据多少“好”和“肥”的位置?会不会加速中国的阶层分化？

习和王，还有众多的党政官僚，只有一个子女，导致了通过血缘关系形成家族式统治的可能性为0，这算不算一胎化的好处？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降低，很大程度是抚育成本太高导致普通民众的生育意愿下降，富人阶层还是愿意生的，你看特朗普生了多少，他的孩子受的是什么教育。

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还有很多其他影响因素。但简单的说，没有受过技能教育的人只能叫“吃口”，而不能成为有效的工业劳动力。年轻人口很多，但教育资源匮乏，物质资本积累薄弱的国家很难实现你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

就现在而言，城市居民受房贷车贷教育医疗费用的压力，生育意愿还有，就是不敢生了。

经济增长和生育率的关系，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还是挺复杂的。

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长期处在0.2到0.5之间，就是处在人口高增长的时期。

请你认真了解一下”人类发展指数“的内容。

另外，你说的那些所谓好处，对人口学理论来说都是歪理邪说。

没替代的保障体系是当时执行时的一大弊病。

你说的是这么回事，没儿子对当时的城市和农村的概念是很不一样，抵触最大的也是连着生了几个女孩还没儿子的，养儿防老，没了公社这个可以指望的靠山，心理上肯定是指望儿子了。。这点上当时对普通农民来说，没有任何儿子之外的保障体系可依赖，额外的补助补贴也没有，只是简单以行政命令方式推行。。执行方式上是很简单粗暴，这个毛病整个改开时期都有，尤以国企改革时期最为极端。。。

经济发展不够快（HDI提升速度不够快）是因。

我们同样还是数据说话：

一般认为，中国建国之初虽然不及刚独立不久的印度，但两国同属于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存在着可以比较的基础。

中国人口趋势在1970年前后进入拐点，十年时间，总和生育率由长期保持的5以上降到3以下。

1980年前后，中国已经基本建成门类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例由50%提高到245%。

所以选取1950、1952（中国完成战后恢复）、1970、1978（数据原因）、1980进行比较。

1950-1970，中印出生率差距不大（本狐高度怀疑统计年鉴的1949-1952出生率、死亡率数据，当年中国并没有普遍的户籍登记以及出生死亡申报，数据来源于53年一普后的倒推估算，从道理讲，出生率、死亡率不应当与印度同期差异太大，也不应当抗战前差异太大，估计是婴儿死亡率误差所致），由于中国同期死亡率下降太快，导致期间人口增长率中国为20.6‰，印度为19.98‰，中国快于印度。

同期，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为了便于比较，这里用发电量做指标）：

1952年，中国发电量为73亿千瓦时，印度为61亿千瓦时，中国是印度119.67%，中国人均发电量为12.7千瓦时，印度为1.03千瓦时，中国是印度的79.22%；

1970年，中国发电量为1159亿千瓦时，52-70期间年均增长16.6%；印度为612亿千瓦时，52-70期间年均增长13.67%；中国发电量是印度189.38%；中国人均发电量提高到139.65千瓦时，印度为111.77千瓦时，中国是印度的124.95%。

1978年，中国发电量为2566亿千瓦时，528期间年均增长16.6%；印度为1010亿千瓦时，52-78期间年均增长14.67%；中国发电量是印度254.06%；中国人均发电量提高到266.575千瓦时，印度为153.74千瓦时，中国是印度的173.39%。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工业化进程明显快于印度，HDI迅速达到0.5这个临界点，迎来了人口增长的拐点。

众所周知，中国的妇女就业率在世界上是相当高的，如果生的比较多，直接影响妇女的就业率。

现在的状况就是妇女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的越来越多，这很难说是好事。前几天看了一个数据，妇女就业率已经从高峰期的76%下降到现在的60%+。

如果当年不实行计划生育，势必大量的妇女被困在家庭不能参与社会劳动，这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是巨大的损失。而这些困在家里的妇女很难接受基础教育。文化低下的母亲很难培养出大量合格工业劳动力。

世界上人口众多、年轻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的是，能实现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的寥寥可数。如果他们贫穷怪经济发展不够快，那么经济发展不够快是不是可以怪吃饭的人口太多了，经费太少了无法提供普及的基础教育，积累太少了无法建立初级的工业体系呢？

计划生育是有计划的生育，不等同于一胎化，计划生一个也是计划，计划生多个也是计划。

还有，真心不希望领导有太多子女，但他们确实是最有条件多生的。

已经默认经济发展是前提了，问题是经济就一定是发展的吗？

另外，你把人口学理论当作圣经，人口学理论领域里意见就这么统一吗？我不相信。

从经济学角度说，人口，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合格劳动力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要素，经济发展是人口禀赋和其他资源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口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打架的时候，你这么自信人口学理论就一定是对的吗？

当然，我不会没有素质的说您的意见就一定是歪理邪说。

我查《建国55周年统计》中的“中国历年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统计(1952-2004)”，算了一下，教育支出占同期GDP的比例，53-67，基本都在2%以上（58年1.96%最低，60年3.18%最高），68年一下子就降到1.6%（70年1.22%最低，76年1.94%最高），直到78年才重回2%以上。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除了下放公办学校、公办教师回乡，同期农村还新建了大量学校（大队小学、老小学办戴帽初中班、老初中办戴帽高中班）、招收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相当部分是下乡知青，尤其是老三届基础比较扎实的）。

我们在统计数据里看到了入学率、升学率、在校生人数大幅度提高，同样也要看到农民的巨大付出。

从农产品产量等各项农村经济指标看，公社期间的增长速度都是相当不错的，但农民却觉得生活水平变化不大，这个除了人口增长因素以外，公社时期巨大的教育、卫生、水利等基础性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老兄的回复和本狐原贴似乎不怎么搭呀？

说说本狐的观点：

本狐不反对计划生育，本狐反对的是80年代开始的“强制一胎化”。

没有政策干预，没有“晚稀少”，本狐不认为总和生育率能在五、六年时间内自自然然地从5以上降到3以下。

本狐认为70年代初开始的温和型全面计划生育效果非常明显，数据表明，80年代开始的“强制一胎化”对人口控制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一点，除了统计数据，还有山西翼城同期的温和计划生育试验以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韩新台港人口变化等实际效果可以对比），反倒是严重恶化了干群关系。

所谓控制了领导子女，也是现在不得已抛出的遮羞布而已。离婚的、非婚生育的，不要太多。即便是这方面有点效果，也不过是芝麻绿豆的好处，与“强制一胎化”的巨大副作用相比，根本不足相提并论。

1950-1970，中国的人口增长快于印度，但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快于印度，在70年左右HDI达到0.5的临界点，所以70年以后迎来人口增长拐点。

至于领导的非婚生子女，是上不得台面的，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有分歧的是，我认为强制领导生育的一胎化的好处是很大的，不是芝麻绿豆的好处。每个朝代的领导阶层的膨胀都最终导致领导阶层的供给侧改革*^__*)

这个分歧就不讨论了，求同存异。

我以为阁下就知道到处发一句：大胖子沙发。

我认为tg的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下乡对经济发展起的作用更大。

基础教育培训了大量的合格劳动力，无论是农业的还是工业的。

医疗下乡大大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导致了人口增速超过印度，而两国的出生率应该差不多（只是根据经济情况的推测，可能不对。）

最好能比较下中印两国的婴儿出生率和新生儿死亡率（也就是婴儿成活率），如果您有数据，请不吝赐教。

另外计划生育使大量妇女参与到社会劳动中，使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相对印度有巨大的优势。这个是印度至今比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