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简单梳理一下，备个查。 -- 老老狐狸
自了汉们可知，解放军战士才是一座座活佛。
计划经济体制对实事求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很大杀伤力。
反射弧上各个点都墨守成规，失却了实事求是的初心。
才十年，以前的革命者躺在军功簿上歇下了。
搞计划经济同样需要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要求极高。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现在上下脱节更厉害了。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研究只能流于形式。
看看这次小小胡去西北调研有没有什么新意。
第一次做父母，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西西河里面基本讨论清楚了。刘代表的那一类人，在这里面起得作用极坏：事情做得不对，用更加错误的粗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结果搞成中央书记处的意思可以下达，下面真实的情况不敢反映到中央，越来越空对空，最后用底层的生命来填一个又一个中央的错误，66年主席忍无可忍发动文革让刘靠边站。
《毛泽东传》里面说过，苏联援助56年开始，三年期，六零年开始还债，不知怎么苏联人都知道中国农业歉收，主动提出可以推迟还债。结果六零年，当年秋季的在郑州会议上本身是讨论农业问题，还债的事情刚好也从苏联人那里在这个时间提出来，不知那个人暗示农业也是丰收《最牛的就是这点，前面59年底60年初有人暗示主席农民瞒产，现在有人暗示主席农产品丰收，真想看看郑州会议的会议记录是谁说的这个话有意带节奏》，可以用农产品还债。主席也是同意的，准时用农产品还苏联援助的债。
粮食欠收，总理是最先知道这个情况的，紧急跟加拿大联系，动用外汇进口了一批小麦。（因为国际上米贵麦贱）同时出口江浙的秋季的大米，买回来小麦，保住了城市的粮食供应。专区掌握农村的粮食，但是前期农村因为大搞水利建筑，多干活消耗粮食加快，到后面一亿人做水利，那消耗掉的粮食是惊人的，后面粮食短缺水利建设停止，到最后饥荒就更没办法解决了。
现在的国企，规模大一些的企业也还是这样，过分强调员工的执行能力，忽略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计划经济对事中监控、及时反馈做得不够，因为计划往往需要全局各个点位完全按照预定计划全面执行，此后才能看到效果。最明显的例子是军事战争，关键时刻就得体现意志力，只有坚持下去才有可能看到胜利。
7000万-1亿的劳动力投入，这也是消耗粮食的大头，一个人的粮食消耗相当于平时三个人的消耗，灾荒时期6个人的消耗。后面没粮食了，劳动力都偷偷跑了，那时虽然基层控制很严，人命关天的事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管，水利工地任由人跑回家。这段历史有我妈妈的回忆，我老家豫西的
从60开始，写得很简，主要是先把坑占住，内容慢慢充实进去。郑州会议有两次，58年底、59年初，60年没到郑州开过中央会议。
知道粮食出大问题已经是下半年比较晚了，在这之前还在组织粮食出口（60年粮食出口和58年差不多，200多万吨），10、11月份发现问题相当严重，这才下发紧急通知，农村到公社，城市开始搞代食品。年底，陈云建议进口一部分粮食应急，总理报给主席，主席立马就批了，而且量翻了倍。61年初，第一批进口粮食就到港了。从61年开始，就从建国以来一直粮食净出口变成净进口，60年代初进口量非常大，直到76以后才超过。
看到你提及新税制，想查顾准，这才临时搜到的。
其实，历史没法假设、没法重复，大家各自从历史里淘点令自己信服的东西而已。
顾准的书。
新税制这事儿，河里仙人有文章挺好，是从税收财政这个角度切入的。当然还有一个角度是政治角度，也就是是否扶持发展公有制。
毛泽东传6,7年没有看了，是我记错了，下文是1960年，年中的部分，很重要的一个节点，1960年尾是捂不住盖子了。
一九六０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⑥（⑥《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第５１８、５１９页。）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作出答复。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苏联政府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⑦（⑦见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０年７月３１日。）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关于中苏关系，他说，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
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