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看qby回忆录有感 -- 向前向前

12月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机关分驻黄陂中排、上排村；红一军团第四军和第十二军驻黄陂、洛口间，红三军驻黄陂；红三军团驻小布。

写在前面

这是我写的一篇文章的一个小节。我写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精英们的研究真实、客观、公正吗？——我看毛泽东与打AB团和富田事变的关系》。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题目叫“精英们的研究，论据单薄，经不起推敲”，下分三个小节。第一小节的题目叫“平反AB团与富田事变错案，毛泽东设置过‘禁区’吗？”就是我现在贴在网上的。

说老实话，我刚接触这个专题时，心中确实一点底气也没有，因为他们都是专家、学者，名气很大，他们的著作风靡一时，好像是很权威的，而我自己又没有什么学问，怕白费功夫，吃力不讨好，斗不过他们，误了为毛泽东辩诬的大事。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在网上买了些书籍，起早贪黑的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研究，觉得精英们拿出来的东西，破绽很多，自认为经不起推敲，于是就有了贴出来的这篇东西。

我的这篇东西，拿不拿得出手，毕竟自己还没有入行，把握不是太大。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所以就把它晾在网上，请网友们提出宝贵意见，看看怎样才能把精英们驳倒。

这个问题原本打算放在最后说的，后来考虑到这个问题有开宗明义、提纲挈领的作用，如果不先说清楚，其他问题就要浪费很多的笔墨做交代，所以就从这个问题说起。

毛泽东曾经说过：“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任何个人”，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中央苏区打AB团与富田事变，作为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他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他发现问题最早，改正错误最迅速，纠正错误最彻底。

可是，精英们就不这么看。其中戴向青、罗惠兰所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一书，就认为毛泽东在平反AB团与富田事变错案上设置了“禁区”，而且说得最离谱，与事实大相径庭，和造谣几乎别无二致。该书第142页写道：“震惊中外的富田事变已过去60多个春秋，在富田事变发生以后，特别是富田事变被定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以后，谁提出疑问，谁就要被作为AB团严格处理。轻则批判斗争，撤职查办，重则判刑劳改直至杀头。因此，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无人敢于问津。只是到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人敢于提出疑问，才有老一辈的当事人和党史、现代史工作者以讲话、作报告、写文章等形式，以大量的确凿的史实，直言不讳地指出，富田事变是应平反昭雪的历史错案。”

有什么事实证明戴、罗二人之说荒谬呢？

1、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尚在酝酿之中对肃反中的错误已经觉察并认真纠正。

自李韶九衔总前委——实际是衔杨岳彬之命前往富田帮助省行委肃反之后，毛泽东中途分别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红二十军参谋长兼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治委员陈伯钧（当时正在养伤）到达富田和东固。他们到那里去干什么？戴、罗二人的说法与我看到的材料，相互抵触。《始末》第101页写道：“总前委认定江西省行委内安了AB团的总团部，问题特别严重，因此，于12月8日加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富田帮助抓AB团……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古柏留在富田，继续在省行委内肃AB团。”而陈伯钧则只字未提。我所看到的材料是怎么说的呢？古柏夫人曾碧漪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富田事变中的经历》一文中说：“一九三○年冬天，古柏秘书长和我从黄陂去富田。那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富田。我们去江西省苏帮助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中午到富田。晚上，我们召开了党的会议。会议不久，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结果，发现河西的二十军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我们带的一个警卫班被冲散了。于是，我们三人（古柏、陈正人老婆彭儒、我）便从省政府后门跑出来，钻进房子附近的一个茅草篷里隐藏……”（载《回忆中央苏区》，以下简称《回忆》，第218页）。这篇回忆是说去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富田事变，也就是12月12日，而不是12月8日；任务是“帮助解决一些新的问题”，而不是去“帮助肃反”。从当事人写的这个回忆看，我对作者的说法有几点质疑：一是不知作者的依据在哪里，没有交代出处，难免读者会认为作者是主观臆断；二是即便这个说法是受害者提供的，可是他们不是12月7日就关在“班房”里面去了吗？他们怎么知道古柏等人是12月8日到的，而且知道古柏的任务是来“帮助抓AB团”，莫非古柏也参与了审讯？三是作者在《始末》一书中，也引用了《回忆》中的一些文章，怎么就对曾碧漪的回忆视而不见或者不屑一顾呢？从《始末》全书看，作者对受害者遗存的文献不遗余力详加搜寻，而且是深信不疑的，莫非作者对曾碧漪回忆的真实性有所怀疑、有所保留吗？即使有怀疑也应当予以论证加以排除才对嘛。

另外，我有事实证明，作者是不大留意国内还有与他们的看法相左的意见的。有一位名叫万陆的作者，他为古柏写了一篇传记，登在《客家源》上，为江西赣州的“红土情网站”所转载。作者是江西人，,或者长期在江西工作，作为党史工作者，只要留心搜索，没有搜索不到的道理。其中摘录一段，是有关古柏当时去富田的任务：“1930年12月上旬，第一次反‘围剿’即将开始。面对反动派十万大军压境的严峻局面，有人却在军内外搞肃反扩大化。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古柏从前委驻地的宁都黄陂去吉安富田，协助红二十军处理这一问题。到达富田之后，他即召开党的会议，研究有关纠正扩大化错误的措施，中途忽然传来几声枪响。古柏估计情况有变，便和警卫战士机警地离开会场。果然如他所料，原来是李韶九大搞扩大化行动，引起了红20军172团政委刘敌等人的不满，于是引发了‘富田事变’。他们包围了会场，要捉拿主事的人。古柏一时无法制止，只得从混乱中连夜赶往兴国县苏。”另一篇是陈伯钧的传记，载《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作者邱锋、松筠，此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关陈伯钧当时的任务摘录如下：“……毛泽东接连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和陈伯钧等分别去省行委、赣西南特委和红军学校解决‘AB团’问题，并准备让陈伯钧接任赣西南特委书记。陈伯钧到红军学校后，听说李韶九要抓该校负责人陈东日、李天柱。他认为陈东日和李天柱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不可能是‘AB团’，便亲自出面做工作，保护了他们。陈、李两人后任红军的军政治委员和军长，后来，都为革命牺牲（注：陈东日1931年7月在湘赣革命根据地被怀疑为AB团，1932年被错杀，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事见湖南大学图书馆《湖南人物库*当代人物》）。被李韶九抓起来的红二十军干部中，有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和第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刘敌以同乡关系说动李韶九而被释放后，即说李是反革命，鼓动部队先包围军部放出谢汉昌，又与谢一起率部冲到富田，把被李韶九关押的人全部放出，把红二十军一部拉到河西，脱离总前委的领导，史称‘富田事变’。在‘富田事变’中，陈伯钧也被不明真相的红二十军部队扣押。他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说明真实情况。看管他的老部下对他了解，把他放了。他和古柏等先后安全回到河东。”

以上引证的这些，能不能说明毛泽东对肃反中的错误事先就有所觉察呢？欢迎读者参与讨论，批评指正。

2、富田事变的发动者十分张狂，而毛泽东却冷静处理，从容应对，豁达大度。

发动者张狂到什么程度呢？向中央写3个告毛泽东的报告（向中央写报告是每个党员的权利，但不得诬告）；另立省行委，发了5个向总前委发难的通告；开了4个所谓“基本正确”实际上是置苏区党、苏区红军、苏区群众于死地的“会议”。不可饶恕的是伪造文书，在红军的最高领导层制造分裂，企图瓦解红军；拉帮结派，分裂红军分裂党，在红军中搞策反活动；还有一些罪恶活动在事变前就已经开始（如隐瞒“筹款”[最大一笔为黄金200斤]，企图让红军因缺乏给养而遭受失败），这些将在最后一部分说。

因为发动者搞了这么些正常人不可理解的活动，人们就会把它看成是叛乱，一定会派兵平叛，所以就出现了想像中的战争场面。《中共党史钩沉之千秋功过》第二章忠魂冤魂中是这样描述的：

“对于兵变部队，不付诸武力实在不行。苏区政府迅速派出一千多名红军战士去平叛，但结果被叛军击退。面对扩大了的事态，苏区政府紧急增调部队。于是，在赣南苏区，红军与红军的一场恶战展开了。平叛部队组成了铁壁铜墙，层层包围，一点一点向镇子逼近，紧紧缩拢着包围圈。双方展开搏斗。

收过晚稻的干田里，躺满了竖八横七的尸体。冲锋时倒下的重伤员，在两方对垒的中间地带挣扎爬行，有的往这边爬，有的往那边爬，密集的火力网使双方无法派出救护人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重新中弹而亡。

赣江东岸，一条散兵线延绵数里，狙击着二十军的增援部队。一艘艘渡船被打翻，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赣水被染红了。……在平叛中，又造成两三千官兵阵亡。”

文学作品可以凭空想像，研究历史必须忠于史实，以上描写是经不起推敲的。富田事变的发动者从12月15日到26日以江西省行委的名义发了5个《通告》，1931年1月11日，刘敌给党中央写了一封近4000字的长信，1931年1月12日，他们又以江西省委名义给党中央写了报告，如果有战事发生，这些通告、长信、报告里怎么没有提及呢？苏区政府只有警卫部队，没有作战部队。省苏主席曾山后来回忆说：“……二十军直属部队由谢汉昌和刘敌统领进攻富田，缴了省苏维埃政府警卫连的枪械。”苏区政府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部队。开到河西的二十军充其量不过一千六、七百人（说见第二部分），如果有“两三千官兵阵亡”，二十军早就所剩无几了，他们哪里来的援军，他们后来怎么能够在河西与敌人作战。

更加离奇的是，还出现了“朱德拒绝在平叛命令上签字”的说法。贾章旺在其所著《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第四章*瑞金*五*第一次反“围剿”及富田事变中说：“苏区政府迅速派出1000多名红军去平叛，被兵变部队击退。面对扩大了的事态，苏区政府紧急调动主力部队平叛。红军最高指挥官朱德拒绝在平叛命令上签字，认为红军不能打红军，但他的意见没被接受。”我引用的这段话，总的感觉，一句话，就是个“假”字。其一，“红军不能打红军”这句话很耳熟啊，那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陈昌浩要调动部队打一方面军的时候，徐向前同志讲的嘛，怎么一下子提前了六年并变成是朱德说的呢？其二，“就算苏区政府与主力部队是平级单位，那也只能是“请求支援”，怎么可以“紧急调动”呢？十分荒唐的是“平叛命令”竟然下给了“红军最高指挥官朱德”，这不是胡编乱造又是什么？不可思议的是，居然“他的（红军不能打红军的）意见没被接受”。设想一下，能够左右他的意见的，按照常识，级别决不可能低于朱德自己，意之所指不是昭然若揭吗？其三，“拒绝签字”的出处，网上揭示，来自老外写的一本书，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洋人倒一清二楚，这只能是“出口转内销”的故技重演。谁要是较真，那可应了国民党官场上的俗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总而言之，读者可不可以这样去思考，作为军事统帅的毛泽东，在提出“诱敌深入”方针之后，能够置十万压境的大军而不顾，而斤斤计较于二十军一千六、七百人的犯上作乱，因小故而乱大谋吗？

另外还有两桩大事要理论理论：

一个是永阳“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丛永中在报告中“揭露”：总前委“……又到赣南捉郭承禄萧鹏飞等赣南行委负责人，捉到的负责同志即逼打成招。”我有详细的材料证明，这件事不但与总前委无关，而且暴露了永阳“省行委”一帮人拉帮结派，分裂红军分裂党，在红军中搞策反活动的罪恶行径。罗贵波同志在《一九三一年“信丰事件”》一文（载《回忆》第226页）中写道:“当时，我在三十五军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三十五军打开大余县城，三、四天后回信丰，走到离信丰城四十里的禾秋陂，郭承禄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那天晚上，他同我和三十五军军长邓毅刚谈话，说毛泽东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和他作斗争。并说要发表宣言，召开群众大会。他们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要我们在宣言上签字，要三十五军支持他们这个行动。我和邓毅刚当时就和他们发生了争吵。我们争论说：‘要打倒毛泽东怎么行？！我们不相信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我们不签字！’吵过后，他见我们没有签字，也不支持他们，就走了。第二天（一月五日或六日）早晨，我们的队伍开往信丰城，沿途看见他们贴了许多标语、传单。进城后，看见到处都有标语、传单。他们已摆开场面，准备召开群众大会了。于是，我们三十五军立即在城里召开了部队营以上干部会。在会上，我们向全体干部说明，他们这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是一个阴谋。干部们一致表示不参加这个反革命行动。之后，我们动员干部、宣传队把那些内容反动的标语、传单撕掉；派宣传队给群众作解释，叫群众不要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不要上敌人的当。经过宣传，群众不相信他们，都走了，所以会没有开成。当天下午，我们派了一个营到黄泥[土非]去，连夜把行委机关包围起来，把郭承禄、肖国璋、马荣澜三人抓来，押到了军部特务营。过了二、三天，我们以三十五军军委的名义发了通知给周围各县，把暴动总指挥部和地方上的负责人召来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了郭、肖、马的反革命罪状，向大家讲明了这件事的经过，并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当时行委已经没有了，就组成了一个临时行委，由陈致中任临时行委书记。开完会以后，队伍就离开了信丰，把郭、肖、马三人也一齐带走……交给了总前委处理。”（总前委并未追究，马荣澜1931年11月派往信丰县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时被捕，坚贞不屈，被敌杀害。郭承禄1932年5月30日，才遭错杀——本文作者注）。从我引用的材料看，一、赣南行委的负责人不是总前委打AB团打出来的，而是他们策反三十五军时被该军拿下的；二、如果说富田事变是由于打AB团而触发起来的话，那么，赣南行委策反红军、与总前委对抗，又有什么可以原谅的理由呢？可见，赣南省行委的那伙人，与永阳“省行委”的那伙人，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早就勾结在一起了。三、《回忆》一书，《始末》作者多次引用，丛永中报告的内容，与罗贵波的回忆，如此冰炭相投，水火不容，是非曲直，明明白白，为什么还要为赣南行委的负责人鸣冤叫屈呢？

再一个是《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在《始末》一书的作者看来，总前委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总前委。他们不知道总前委的性质和体制。前委不是一级党委，它和党组（党团）一样，是在特定条件下为了统一认识、协调行动而设置的一个特殊组织。军内为了精简机构，也为了避免机构重叠而产生扯皮现象，有了前委就不设军委，前委也就是军委。一般而言，前委和地方不存在隶属关系，除非上级党委授权，那就另当别论了。只要看看二七陂头会议，我们就能领略其中包含的道理。那个会议的名称叫“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联席”的意思就表示了没有隶属关系。这次会议上成立的“共同前委”，发出的文告，只叫“通告”，而不称“决议”，就是因为没有隶属关系这个原因。苏联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搞一长制，政治委员可以一个人就否决同级军事长官的决定。我们搞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个人负责制”。“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党委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由各个职能部门去贯彻执行。红一方面军是设置了两大部的——司令部、政治部。政治部内部下设机构，大约有八、九个之多（请有兴趣的读者查阅徐国东《红军军团政治部的组织情况》一文，载《回忆》206页）。1930年10月以前，政治部内部下设机构，应该设有锄奸部，职权范围“主要处理敌人派进来的奸细特务”，“攻下吉安后，省及各县均成立肃反委员会……”（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476页）。

精英们老是说“毛泽东派”谁谁谁、“毛泽东写了”什么什么，没有考证，这是不负责任的瞎说。《始末》一书作者也是这样，不是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而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任意处理史料，乱下判断。该书166页写道：“在1930年10月4日攻克吉安，特别是11月下旬快速整军后，毛泽东根据一系列错误材料，肯定了AB团的大量存在，形成了赣西南党政军机关中充满了AB团并篡夺了领导权的错误认识，于是下定了彻底肃清AB团的决心。从错误材料中产生了错误认识，错误认识又导致了错误行动，而错误行动则造成了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上面这些说法，都只是作者的主观猜测。军内外肃反是毛泽东个人武断决定的吗？“攻克吉安”后毛泽东所“根据（的）一系列错误材料”是作者所说的那些材料吗？“11月下旬快速整军”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者了解吗？“错误行动则造成了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是毛泽东造成的吗？这些问题你们一个也没有作交代，怎么就那么轻易地乱下判断呢？我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将在第二部分回答，这里只说说“错误地把路线斗争与肃反混在一起”的责任者这个问题。刘型同志在《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见《回忆》117页）一文中说：“一次反‘围剿’前，在黄陂、小布，除了进行作战准备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富田事变’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在一次反‘围剿’前处理好，否则便不能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对这个事情，毛泽东花了不少精力。肃AB团，地方有扩大化，错误地把路线斗争与肃反混在一起。杨岳彬就是因为肃AB团过‘左’而被撤职的，后来由周以栗同志接任。”从刘型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明了以下问题：1、李韶九不是毛泽东派出的，两封总前委的信也不是毛泽东发出的；2、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确实派了古柏、陈伯钧去纠正肃反中的错误；3、刘型的记忆不可磨灭地突出“错误地把路线斗争与肃反混在一起”，进一步证明《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不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说《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不是毛泽东写的，还有以下理由：

第一点、该信写于12月20日，由于敌人已大举向苏区腹地进攻，毛泽东要全力部署作战，不可能一心二用，也没有时间写那样的信。这里不妨简略列一个时间表：12月初，蒋介石到南昌亲自部署对我中央苏区围剿；7日，敌误将我在东固一带担负诱敌任务的35师当作红军主力（该师隶属十二军，毛泽东亲自与其密切联系，面授机宜），鲁涤平颁发了围歼我军于东固的作战计划；12日，发生富田事变；14日，红军主力为避免暴露，移至平田、砍柴岗、安福圩隐蔽集中；16日，各路敌军“以捣破东固匪巢，肃清各股匪为目的”，开始向苏区中心地区进攻；19日，公秉藩攻至东固之九寸岭，我红35师抵挡一阵，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将东固山让给了敌人；20日晨，张辉瓒不知公师已占东固，，倾全力猛攻东固，导致自相残杀；21日，全方面军到达黄陂、麻田地区集中，隐蔽待机。

第二点、《答辩信》一部分内容毛泽东应当知道，只是到了写《八个大胜利的条件》时，才稍有涉及。例如，《答辩信》中有如下一段话：“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这段内容周以栗知道得很详细，毛泽东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日夜于峡江城写的《给湘东特委的信》（载《江西党史资料》第六集第169页）中，他自己不写，却把这段内容推给周以栗，要湘东特委去看周的信。如果他不知道，他为何要湘东特委看周的信；他既然知道，为何又自己不写呢？毛泽东在原信中是这样写的，“详细解释，请阅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信便知”。

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不得不将周以栗的信引得稍微长一些。周以栗于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日写的《给尺冰同志转湘东特委诸同志信》(载《江西党史资料》第六集第171页）中是这样写的：“关于土地问题，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值得向你们说一说。自鄂东南到赣西南的苏区，一般来说，对土地问题，都是非常忽视。第一是不分配，第二分配了都是富农路线。如以劳动力为标准及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致不能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广泛群众，特别不能开展农村中阶级斗争——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抗富农。结果地方暴动普遍的未完成。农村中造成严重的赤色群众反水与赤白对立，特别是因为阶级斗争不深入一方不能树立雇农贫农的革命权威反而因革命得不到利益，一部分落后群众倒被富农欺骗过去，一方富农分子，反取得革命的领导，混入一切革命机关图谋反革命。在鄂东南有改组派，八百大暴动的布置，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一举消灭赣西南的大暴动。幸此吉安夺取，这一阴谋被破坏镇压，这是多么严重的教训！”引文中，“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与“幸此吉安夺取，这一阴谋被破坏镇压”等项内容，透露出苏区干部中有人暗中与敌人勾结，“与邓英等”就不仅仅是军方，可能还有党政警特，而且是“很有计划的”，以上情况的来源，是在“吉安夺取”后。周以栗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是不是说明他作为总前委成员之一，分工管政治部的工作呢？此文件下面的文字请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自己去翻阅。

为了把问题彻底弄清楚，我这里将毛泽东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于吉安城写的《给中央的信》（载《江西党史资料》第六集第163页）有关部分摘录如下：“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致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因此，富农得了好田，雇农贫农还是压迫的形势，所以重新分田使雇农贫农收到利益，把富农压迫下去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将这一段与上一段比较，两者何其相似乃尔，简直像是孪生兄弟，也可以说毛文脱胎于周文。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周文中有“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一举消灭赣西南的大暴动。幸此吉安夺取，这一阴谋被破坏镇压……”，而毛文中没有。我的理解是，“与邓英等联络”的这些人究竟是谁，写信的当时，尚在侦察破获中，郭化若的说法是他们用的是“暗号”，朱德的说法是“花了几个月”才弄清楚。这就有点象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之后，从袁绍的大本营中，缴获了曹营中大批的文武官员写给袁绍的信。因为战前曹操势力弱小，很有可能会翻船，那时的精英阶层在社会上混，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留后路的人自然很多；再就是袁绍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旧满天下，互至问候也是人之常情。较起真来，曹营里“铁杆保皇派”可能就屈指可数了，因此只好一烧了之。毛泽东慎重对待，是因为侦察结果尚未出来。“阴谋被破坏镇压”，只做到了一半，打开吉安，“阴谋”是自然中止，苏区中的这一半，“阴谋”并未“被破坏镇压”，谁是“阴谋”的策划者、实施者并未挖出来，没有结果的东西他当然不能写，这就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我写这些文字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在红一方面军中，能够写《答辩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岳彬，另一个是周以栗，因为两个人都抓政治部的工作，都了解肃反的情况。黄陂会议如果是12月下旬开的，《答辩信》的作者是杨岳彬，因为该信内容有一部分涉及路线之争的问题。从何长工等人的回忆情况看，提到“让张辉瓒进到根据地里面来尝尝苦头”，时间应当在下旬。假如是中旬，写《答辩信》的就可能是周以栗。因为他的身份，既是长江局的代表，又是总前委委员，后来又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十分的尊重和信赖，依靠他渡过了一道道难关。没有他，袁州会议就很难说服部队不再打长沙，也很难说服红三军团东渡赣江。按照分工，肃反是他的本职工作，而且情况十分清楚，以总前委的名义写一篇答辩信，并不越轨。比较而言，杨岳彬的可能性更大。对不对，读者可以评判。

本来，中央对富田事变是很关心的。富田事变发动者已经写了三个报告，可是，总前委方面却三缄其口，一言不发。“中央指示信说：‘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转引自《始末》178页）这就更进一步说明答辩信不是毛泽东写的。

《始末》一书的作者说：“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坚决进攻的策略’”。（引自《始末》131页）虽然“坚决进攻的策略”这一说法，出自于中央巡视员欧阳钦的报告（富田事变时，他尚未到达苏区，到达时几乎与“三人团”、叶剑英同时，对这一情况并不真正了解），但是，当时戎马倥偬，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是不可能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一门心思琢磨的是“诱敌深入，待机歼灭”，也不可能因小失大，对富田事变发动者采取什么‘坚决进攻的策略’。其他个别总前委委员，出于气愤，说没说过这种过头话，那就难讲了。不过，我用“排除法”，将一些容易引起联想的因素，都给排除了，在富田事变的发动者十分张狂的情况下，毛泽东并未采取任何回应措施是确实的。毛泽东这一辈子，他的许多超乎常人的想法和做法，在未得到实践证实是正确的以前，常常不为人所理解，他总是忍辱负重，说服等待。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上面写的这些，可不可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心境和作为，算不算得上冷静处理，从容应对，豁达大度，读者们可以开动自己的脑筋，去回味思索。

3、毛泽东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一员，与项英等共同作出并通过了《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这个问题已有成说在先，可能引起激烈的争论。不过，争论一下也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倒是可以更加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岂不更好。

我的看法，《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是一个基本正确的文件，但是，《始末》一书的作者对这一文件的产生过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为什么说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呢？《始末》第131页写道：“项英在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调查研究，重事实证据，正确分析了富田事变的性质，批评和抵制了总前委肃AB团的严重错误，从而分清了是非，团结了同志，稳定了人心，避免了分裂，一度缓解了赣西南的肃反扩大化。”这里，我得指出，研究历史，你得首先（尽一切可能）还原历史，（千方百计）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项英什么时候来的？来苏区是干什么的？他到苏区是和谁先接的头？他来之前发生了富田事变吗？他到过河西吗？他见到了发动富田事变的那些人吗？他是怎么知道富田事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他看到了哪些事实证据？他找了哪些人进行调查研究？从他来到苏区直至写出决议，总共有多少天？这些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交代，你的那个判断，岂不变成了官场的套话吗？再说，什么叫做“决议”，那个东西的形成，是有一套程序的。你总得先开个会让人议论议论吧，议论完了你总得归纳成文吧，整理成文字后你得讨论修改吧，修改定稿后你总得表决通过吧。那时的苏区中央局组成情况和工作情况，《始末》第127页是这样写的：“中央局成立之初，其成员实际上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4人。而苏区中央局成立后面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着手处理富田事变这一十分棘手的问题。1月16日，苏区中央局在成立的第二天，根据总前委的汇报情况，，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如此简单潦草，敷衍塞责，和《始末》第131页的内容比较比较，什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什么“重调查研究”，什么“重事实证据”，什么“正确分析了富田事变的性质”，什么“批评和抵制了总前委肃AB团的严重错误”，读者们能认同该书作者的学术态度和学者风范吗？如此“十分棘手的问题”，一天之内就全部搞定，我不知道这是美化了抑或是丑化了项英。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折冲樽俎的朱德，铮铮铁骨的曾山，竟然在项英面前，个个都变得俯首帖耳，百依百顺，那个《决议》还能叫决议吗？干脆叫“圣旨”还差不多。我这个人，见闻虽然不广，但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还是耳熟能详的。就在这之后不久，“第二次反‘围剿’快要到来的时候，项英同志得悉蒋介石兴兵二十万，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于是，怕得要死，主张‘分兵退敌’(也就是所谓“削萝卜”），把红军开到四川去。说什么斯大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从现象上看，对待第二次反‘围剿’的态度采取右倾逃跑主义是项英同志，实际上是王明路线。”“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主张充分发挥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性，提高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打破敌人的‘围剿’。”（见《回忆》第150页）这才是敢做敢当的毛泽东。把《决议》说成是一个人搞出来的，也只有《始末》的作者才说得出口。

现将我收集到的项英到来的前前后后，叙述如下：1931年1月10日，项英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向毛泽东、朱德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加强中央苏区和红军领导的指示。（摘自《毛泽东年谱》）。从上海出发时间，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自3月5日起先后出发前往中央苏区，至4月16日到达青塘，前后花了大约40天时间（见《艰难的毛泽东之路(十三)》），以项英到达时间逆推，应当在11月底。这个时间段内，尚未发生富田事变，而项英又在途中，他自然什么情况也不知道。项英走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轮船到汕头，再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中央苏区（见郭德宏《周恩来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以他不可能先到河西；而河西那边，“因敌情阻隔，丛允中、易尔士没有到达总前委即返回”，“（十二月）十六日易丛两同志往总前委去，（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回到永阳，未达总前委，闻因战事紧张，路上不好走。”（见《始末》第118、122页）可见富田事变发动者那边的情况无法沟通。《始末》一书作者所谓“项英在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调查研究，重事实证据，正确分析了富田事变的性质”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没有任何史料证实，根本就不应当采信。

项英达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后，应当是朱德、毛泽东等总前委一班人接待的。项英从到达之日，到《决议》公布，连头带尾只有七天时间。在这七天中，他们至少进行了如下工作：一是互相交换情况，项英介绍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以及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情况，朱、毛介绍了苏区发展情况、党、政、军组成情况和第一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二是商量如何具体组建苏区中央局机关。这是项英来苏区的主要任务。据郭德宏《周恩来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一书介绍：“项英奉命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到达中央苏区时，正值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一月十五日，项英主持于宁都的小布地区正式宣告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所宣布的九人成员中与中央原决定稍有变动：没有吴振鹏，加C、Y中央一人（名未列）；‘当地二人’中一为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另湘赣边特委一人（名未列）。同时宣布成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毛泽东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但同时宣布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些事情都是应当事前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的；三、富田事变的情况介绍与富田事变的善后问题。富田事变的情况是如何介绍的，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一定没有把发动富田事变的那些人当成AB团分子。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只有一面之词，总前委一班人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只能往下拖。其间，项英还出席反“围剿”胜利庆祝大会并讲了话。七天之内，项英又不了解情况，无论如何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