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他担心的是两极分化等长期后果。
“学大寨”提高积极性、“包产到户”提高积极性，物质刺激、精神鼓励，都一样，“提高积极性”是没法持续累积的，不可能今天积极性提高了，明天还能继续提高，无穷无尽，这不是瞎扯吗？
原来10头驴够用吗？是不是畜力不够还需要人力补充？如果畜力本身是够的，只是分田导致牲畜不够分配才自购增加牲畜，这其实是效率不高的表现，反映的是小农生产的低效率而不是分田提高了积极性，老兄这个例子选的不好。
完全明白我的表达。
现在，再次提出老问题：
要是农村的生产力像几位河友描述的那样，发生了大倒退，那么，城里人吃饱了，总得另外有个原因吧？
我也就只有再回答一次：
虽然包产到户期间的粮食生产相对增速明显慢于公社时期，但绝对产量还是增长的，93年的绝对产量（总产、单产、人均）都高于17年前的1976，所以，76年紧巴巴，93年能吃饱。
1，当时分田的的基本卖点就是去适应中国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所以必然不适应大生产模式。
2，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特点。几位河友很怀念那个时候的安详恬静，但是同时那个时期的物质贫乏是突出矛盾。
3，电影《追捕》，78年上映，里面反映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对普通群众的革命思想是毁灭性的。
4，很少河友提到国家还试图搞过企业承包制。当时承包要找申请人，我看过一些很奇葩的自我推荐信。自然是根本搞不起来。这反应了承包制不符合大生产的事实。这事一直拖到朱总任上，终于以不好看的方式结束了。
5，纯粹个人观点，当时农村工作最大的成就是搞活了副食品供应，小农经济提供的副食品甩工业经济成品几千条街（前提是吃饱饭），极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任何雄辩在烤鸭拉面八宝饭什锦菜小笼包凤爪泡馍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充分认识到这点才能管好一个吃货为主体的大国。
长江以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亩产800斤水平，江淮之间要达到500斤，黄河以北400斤。
58年底郑州会议，小平同志主持，牵头修订纲要，458提法未变，只是指标都在原来数字后边加了个0。
以前大家还是挺在乎名声的，如果有人太过分，自己家人这一关就过不去。后来一进宫二进宫，都成了“有宫之臣”了，除非政府有人，否则没人惹得起(我们村有个无期徒刑出来后想惹我们家，因为我妹妹在市里做官，没惹动，我们也不敢惹他)。
我以前写过一个例子：
等我记事的时候，风向就变了，改成他讹政府了。计划生育搞得最狠的时候，他最起码有3个孩子，还卖过至少1个孩子，但是政府就是不敢管。副乡长带着人马杀气腾腾下乡执法的时候，别的超生户望风而逃，他一个劲往上凑近乎，“x乡长，要不到我家看看？”副乡长赶紧掏包烟塞给他，“爷们，快一边凉快去。”
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
首先还是能挨。他没有大错，你不能杀他。抓了他也关不几天，在里面老老实实挨揍，出来变本加厉给你惹麻烦。
其次是能闹。乡干部、派出所所长教导员的老底他都门清，这些人工资几何，老婆干什么，谁在哪儿有房子，谁在外面搞哪个女人，谁在哪个私企占股份......你抓他的时候他拼命嚷嚷，你把他放出来他更是走街串巷到处宣扬。(其实有些事大家都知道，但是绝大多数人不敢嚷嚷)
第三，就是每次抓他都被村民围攻。按说这么个偷鸡摸狗、骚扰乡邻的家伙，政府抓他，村民应该拍手称快才对，为什么帮他对抗政府呢？隔壁脊梁硬老哥提到“干部带着二流子们组成的打手队上门抢提留款，拿不出来就扒粮食，拉细软。真有被政府上门抢钱逼死的农民”
其实政府敛财的明目很多。具体不多说了，举个例子：我小姨初一辍学学缝纫，出师后借钱买了个缝纫机。结果没两年，税务所上门收20块钱的缝纫机费。我小姨靠缝纫机能挣两毛钱，但不是开门经营，和在家编草帽算一个性质，是副业，根本没有交费的理由。再说了，就算收也是营业费，缝纫机费算什么费？原因其实很简单：编草帽的不交钱他没辙，做缝纫的不交钱他可以拉缝纫机。
其实乡政府、派出所、工商税务、水利站，甚至包括医院，在老百姓眼里，统统是“公家”。你被任何一个部门欺负过，都会把帐算到“公家”的头上。这样算来，被“公家”欺负过的人，可比被刁民骚扰过的人多多了。这个时候刁民大声嚷嚷揭政府干部的短和政府欺压百姓的各种事实，你说围观的老百姓会不会趁机围攻执法人员？哪个村没有苦大仇深的？
现如今，家里有个这样的，拉风的狠呢。
化肥农药产量上来了，育种技术上来了，水利设施完成了
还有就是，工业发展的初始积累已经完成，部分进入了良性自循环，不再去勒紧裤腰带节省粮食换来微薄的资金用于工业的初建
只不过呢，当年工业底子还是很薄，放开了消费以后，积累低了，很多工业项目很快就夭折了
如果一家一头驴是农活的刚需，那么不管是农忙农闲，都要购买。早年牲畜买卖与季节关系不大，价格略有波动而已，有大田的地主自然会去买驴，小农户自然就不会自己买，生产资料的帐可以很清楚的
本来集体十头驴，农忙时轮用农闲时合养，后来变成各家各户买驴，农忙时可以动动脑筋，农闲时根本不想要，这种态度就说明在这种落后的制度下，二十头驴是过剩，和现在一家买台联合收割机没啥区别。在没有租赁渠道的情况下，就是纯粹的浪费
耕牛也是类似，除了农忙大部分时间不需要耕牛，但是必须喂养，要消耗饲料，还得花人工侍候，多养耕牛是增加了农民负担，对人力物力都是浪费。
80年代初中期，农村有过一段好日子。其原因主要是老老狐狸提到的三条：化肥良种农药开始发力，国家征粮减少、农民负担减轻(石油换汇进口粮食)，分田导致的积极性提高(一次性)。
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年，农民负担迅速加重：1、随着中央财政的恶化，收钱层层加码、社会公共事物层层甩包袱，上面甩下的包袱都被压到农民身上(比如乡镇中小学教师工资最后都由乡镇财政解决)，2、乡镇政府恶性膨胀(以前3个人的财税所，膨胀到财政、国税、地税三个所100多人)，3、乡镇政府的三公消费恶性增长。农民负担重到什么程度呢？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上书为例：
也就是说：2000年在李昌平的乡，不算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不算种田的劳动负担，如果老天爷帮忙，能达到亩产1000斤，正好够交公粮的，而这种情况，最起码在湖北这个农业大省是有代表性的。
很多农民在改开前期爽了几年(消费放开、负担减轻)，旋即进入地狱模式，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看不见希望。
城市食品供应改善，有很多因素，除了老老狐狸列出的一些权威数据外，我还能想到几个：88年开始的市长菜篮子工程算一个。用行政手段解决城市供应问题，对城市人口来说，自然是善政。再就是改开后城乡差距迅速扩大，导致农村的生产劳动以城市需求为中心。比如说，一斤青菜，在农村卖2毛，乡里卖2毛5，县城卖5毛，市里卖1块，市县的供应自然充足(同学的母亲，为了一斤菜多卖2毛钱，每天早晨2点起床推着小车赶县城的早市)。再比如说，我明明可以种亩产800斤的细粮自己吃，但是因为城里人喜欢吃草莓，那就吃亩产1000斤的粗粮，省下一些地种草莓挣城里人的钱，这些都导致城市食品供应的改善。
由于中国的城市无法容纳中国巨大的人口，所以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控制城市人口，一是人口流动控制很紧；二是尽量控制城乡差别；三是鼓励人才到艰苦的地方去，比如说我曾经提到的，我的老同事主动从北京调到远郊工作可以多拿13块钱工资；四是政策性向下倾斜，比如优秀人才下放。以我们乡为例，我毕业的乡镇高中，是71年县里抽调优秀教师到我们乡创建的，80年代还是一所不错的高中。然而随着这些优秀教师陆续调回县城，我的母校也没落了(我是我们那届唯一上本科线的应届毕业生，也是唯一上专科线的)；还有就是我们地区的地委副书记曾经下放到我们公社做公社书记，我们公社的很多发展都是他给打的底子。不要小看这个人才下放。举个例子，我们乡的一个村，就是在中学化学老师的帮助下建立了烧碱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故乡在喀什河友，在他的系列雄文中提到的上海知青对喀什发展的巨大作用，以及上海知青离开后喀什的各种迷茫。这些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拓展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毕竟整个中国比有限的城市大得多。改开后的政策是完全反过来的：政策性向都市倾斜，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上海的高考分数线：在大都市工作，不仅生活方便、离领导近、晋升机会多、收入高，连孩子的高考分数线都低个100多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口削减脑袋往大都市钻，90年代那么严厉的暂住证/遣返政策都无法阻挡北漂的脚步(我一个同学北漂被查，用学校的身份证蒙混过关，否则就要被送到沙河筛沙子了)。导致的结果就是海峰河友抱怨的
既然资源、好处都集中在都市，抛弃农村，那么大家都死挤在城市好了。
我也认真说两句吧：
1。河里硕果仅存的右派，对“西河极左文革翻案风”不理解，点解？
先看一下“案”本身。官方定性的案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就算是右派，应该至少对这么极端的形容词，存疑吧？
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不是史无前例？马关条约不是史无前例？军阀大战不是史无前例？鬼子侵华不是史无前例？甚至建国后，饥荒饿死农民，不是史无前例？
单单说文革”史无前例“，没有说服力啊！
如果真的是”史无前例“，只能说对“官僚系统建制派”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于是，就有了下一个问题。
2。既然是”史无前例的浩劫“，那么民族应该有”史无前例的反思“，为什么这个方面，也很缺乏呢，点解？
中华民族三千年史不绝书，世所仅有，不是健忘的民族。健忘的，是“官僚系统建制派”。
其实他们并不健忘，反而很聪明。对他们的冲击，虽然”史无前例“，可是如果反思这段历史，人民就会问，为什么主席要对亲手所建的体制，来个”三五年一次”呢？冲击了体制，谁受损，谁得益呢？冲击完了之后，又怎样呢？
体制就说：宜粗不宜细。于是，就有了下一个问题。
3。不管粗细，文革到底是好是坏？
如果你还在纠缠这个问题，欢迎加入死磕派！
于是，就有了下一个，基本观点：
文革，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对一部分人，比较好；对另一部分人，比较坏。
我们河友呢，既需要反思过去，也需要向前看。
一个基层乡党委书记，冒着坐牢的危险(李昌平后来被省市县三级派员查了个底掉)，上书国家总理反映事关国本的基层真实情况。国家总理在亲自派员核实、并亲自插手干涉的情况下，竟然不到半年就偃旗息鼓。李昌平被迫辞职离开体制，监利县委书记升任黄冈副市长，作为总理竟然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基于这些基本事实，如果不是国家总理连县委书记都玩不过的话，我的理解，就是他也不喜欢听真话、不喜欢说真话的李昌平。虽然他是那个年代稀缺的经济学硕士、有17年乡镇工作经验、做过四个乡镇的书记，37岁，年富力强。属于那个时代非常稀缺的人才。
1，那时的说话风气喜欢用激烈词语，找张大字报看看就知道。类似于今天的朝鲜。
2，反思不能破坏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这是从批判斯大林得出的教训。
3，文革有其必然性。文革的手法是错误的。公开侮辱人格达不到目的。
4，关于这个官僚阶级，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比如邓稼先也是有官身的，他是不是官僚阶级？
绝对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有两个原因：
1. 依据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上书《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
也就是说：“农村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大幅度退步”，和“城里挨不挨饿”不相关。哪怕你种田亏本、物质退步，国家无论要多少公粮，你一粒也不能少。农村如何，哪里影响得到城里挨不挨饿？
2. 我出国前，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在北京晨报上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是六必居每天晚上把卖剩的碎酱菜，打包在第二天早晨便宜出售(一包3块钱)，很多贫困的北京市民，为了买到便宜的碎酱菜，大冬天的早晨3点钟去排队。挨饿的不是没有，只不过是少数。当然了，在大下岗时代的东北，也不能算是少数。但是呢，挨饿的原因不是供应不足，是因为没钱，算是贫困的范畴，不算是挨饿的范畴
消费自然分层。
你穷，你挣不到钱，说明你懒，你没本事，你命不好，挨饿活该。
可不能怨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