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1961年2月1日，《纽约时报》与四名阿拉巴马州领导大会教士诽谤案件的第二次庭审在蒙哥马利结束。时任市长厄尔.詹姆斯去年11月就曾试图从判归苏利文治安专员的损害赔偿中分一杯羹。辩方律师注意到，詹姆斯市长与五名陪审团成员都为准备南北战争百年庆典而蓄起了胡子。辩方律师提出反对，认为这个明显的标识造成了不利于被告的气氛。曾在邦联成立百年纪念仪式上为杰斐逊.戴维斯的替身主持宣誓就职仪式的沃尔特.B.琼斯（Walter B. Jones）法官不仅驳回了律师的异议*，还在法庭里严格执行种族隔离制度，命令前来旁听的伯纳德.李离开法庭里的白人区。在驳回各种庭审无效动议后，琼斯法官迅速将本案交给了陪审团，而陪审团则决定再向被告追加五十万美元的诽谤罚款。此外还有三起类似的案子悬而未决，其中一起是由帕森特州长亲自提起的诉讼。

就在同一天，南方各地的黑人大学生们也都在举行格林斯博罗静坐活动一周年纪念。这些活动当中有些是纯粹的纪念仪式，但另外一些活动——比如纳什维尔非暴力研讨会在城里的种族隔离剧院门外拉起纠察线——则为精心策划、旷日持久的战役揭开了序幕。静坐周年纪念活动仅仅得到了零星的媒体关注，但是在抗议者的松散网络内部引起强烈反响的消息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地区。当地警方拘捕了十名名在麦克罗伊快餐厅静坐的学生，法官判处学生们要么缴纳一百美元罚金，要么在筑路队服苦役三十天，结果十名学生中有九人庄重承诺要去做苦力。有一位学生一开始就做好了当囚犯的准备，参加静坐的时候甚至还随身携带着牙刷。另一位学生则给反对静坐的痛心父母写了一封信：“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请试着理解这一点吧。我们并不是因为犯罪、偷窃或者杀人才进入监狱，而是为了黑人种族的福祉。”

罗克希尔入狱事件是民权运动的一次情感突破。这一事件背后的哲学根据是甘地主义的理念——为原则而快乐地承受痛苦可以起到有效的政治见证成果。对于那些读过或听过詹姆斯.劳森演讲的学生们来说，这套理念再熟悉不过了。不过罗克希尔行动之所以发生得恰如其时，原因主要在于此时南方各地的非学委正在讨论一个进退两难的战术问题：如何避免缺少保释金的严重局限。“进监狱，不保释”策略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也就是减轻了抗议活动的财政负担。示威者不需要花一分钱，而白人政府却要支付监禁费用。这一策略的明显缺点则在于需要远超以往的献身精神才能成功。此前的学生运动只要翻越被捕、囚禁与保释的藩篱就算完成任务，但是采取不保释策略的学生们却必须跨过更加可怖的障碍。各种原始恐惧挡在了他们面前：被铁链锁成一串、在幽闭斗室里遭受单独囚禁，遭到狱警或者敌对囚犯的殴打，至于失去大学学分那就更不用说了。

于是在入狱行动开始两天后，非学委就在亚特兰大巴特勒街基督教青年会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观察员和顾问人数远远超过了九名学生代表，其中存在感最强的一位就是艾拉.贝克。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一通来自罗克希尔约克县监狱的电话中断了会务进程。有一位名叫汤姆.盖瑟（Tom Gaither）的入狱学生利用分配给自己的通话机会呼吁非学委提供支持。他保证所有九名学生都将坚持挺过锁链加身的余下日子。但他也相信他们的榜样作用将会消失，除非得到后续力量的支援。盖瑟的电话打断了在亚特兰大舒适聚集的学生们的沉思。电话那头是把“不惜赔上身体”作为运动标志的同学，他们的呼吁无法抗拒。有人提出在其他城市发动入狱行动从而声援罗克希尔，不过这项提议遭到了否决，因为远水不解近渴，而且多个地区同时起事也很困难。大家很快意识到最好的支持就等于最直接的支持：他们可以亲自走进罗克希尔监狱，加入那九名同学的行列。九名参会学生代表中有四人陆续表示要立刻动身。黛安.纳什是第一个，接着分别是斯佩尔曼的卢比.多丽丝.史密斯（Ruby Doris Smith）、弗吉尼亚联盟学院的查尔斯.谢罗德（Charles Sherrod）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约翰逊.C.史密斯学院的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这四个人与其他人共同起草了一份新闻稿，称赞那些被囚禁在罗克希尔监狱的学生，并且在文稿结尾写道：“我们认为，凭着良知加入他们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带着艾拉.贝克的祝福，这四名学生开车来到罗克希尔，坐进了同一家快餐店，并且同样在法官面前表示自己愿意服刑。这番行为使他们瞬间成为了传奇人物。关于他们在入狱期间各种事迹的点滴信息都成了无价之宝——他们在囚室里慷慨激昂地演唱歌颂自由的歌曲，以致典狱长将他们单独囚禁起来，试图扼杀他们的歌声；已经成为布道人的琼斯与施罗德在服苦役的时候还会向其他囚犯宣教，他们在河畔铲沙子装进自卸卡车时也会歌唱自由歌曲，而且他们铲沙子的效率还是其他囚犯的一倍。讨厌他们的的看守最终也开始吹嘘他们干活多么卖力。据说学生们是如此热情洋溢，以至于沉闷的监狱习气愣是被学生们自己的信念扳了过来。按照某些标准，罗克希尔入狱行动注定难逃失败，因为既没有哪家店铺取消种族隔离，也没有进一步的示威人员参与进来。但无论如何，对于成千上万的资深静坐参与者来说，这次事件依然是一场令人难忘并且感同身受的胜利，因为罗克希尔的十三名囚人们为后来者树立了正心诚意坚定信念的新标准，而且这项标准还将会成为激烈辩论的焦点与奋力赶超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引入了外地人员专程赶来入狱以及监狱内外相互支持的斗争理念。当学生们开始把任何城镇的任何监狱都当作有可能囚禁自己的牢房的时候，整个南方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战场，一种休戚与共的全新伙伴关系就这样形成了。

汤姆.盖瑟服刑期满出狱标志着罗克希尔和自由行运动建立了第一层联系。去年刚刚加入平等大会的盖瑟作为英雄受邀来到了纽约。法默委任他完成一次侦察之旅——将华盛顿和新奥尔良之间的长途线路趟一遍。盖瑟要制订计划，确立联系人，沿途侦察各个长途车站当中种族隔离捍卫者的实力如何。盖瑟把罗克希尔也纳入了自己的侦查线路，并在报告中预测阿拉巴马州的安妮斯顿很可能发生暴力冲突：“这里无疑将会闹出大麻烦。”

在亚特兰大，金正因为同工们的政治灾难而忙得不可开交。追加五十万美元诽谤赔偿金的最新判决让弗雷德.夏特沃斯与拉尔夫.阿博纳西都开始认真考虑逃往北方的可能性。在汽车被扣押后主持的第一次伯明翰弥撒大会上，夏特沃斯竟然宣布自己在辛辛那提某教会已经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警觉的信众们随即开始凑钱给他买新车。为了获得法律保护，避免汽车再次被扣押，他们计划“以耶稣的名义”为该车注册。金私下试图说服夏特沃斯留在伯明翰。此外他也非常担心阿博纳西会搬到纽约去。于是他以私人名义给亚特兰大西亨特街浸信会执事写了一封信，因为那里的布道坛还空着。金把身段放得极低，几乎哀求西亨特街将布道坛交给阿博纳西。

眼见朋友们如此动摇，金越发意识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十三名入狱学生的重大意义。2月17日，他写了一封题为“向自由斗士致敬”的信，由他最熟悉的纳什和施罗德转交给了狱中的各位学生们。“你们所示范的勇气和信念激励了我们所有人。”他写道，并在信中附加了对于非暴力运动充满希望的宣告，“你们超脱了恶人的审判，他们面对你们手中的强大武器只会哀嚎不已。你们在监狱里渡过的每一天都会烧灼那个不道德城市的良心。你们将会凭借羞愧驱使他们采取正派的言行。”

纳什维尔的资深静坐参与者们都因为同乡黛安.纳什在罗克希尔的牺牲而振作了斗志。他们逐步加强了针对种族隔离剧院的抗议力度。詹姆斯.贝弗尔派出小分队每晚进发市中心，在拒绝他们入内的剧院门口设立纠察线。有些害怕卷入冲突的白人观众选择了远远回避，另一些人表达了对于黑人的支持，至于大部分人则照常走进剧院，就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反常情况一样。焦虑的剧院老板们想要维持生意，但又不想为外人留下自己屈服于压力的印象。他们希望纠察队离开，但又不想叫来警察抓人，唯恐这样做会为为自己招致负面舆论。贝弗尔的小分队夜复一夜地开赴市中心，每天晚上动身之前都不知道是否会遭受袭击，也不知道袭击者会是警察还会是被他们称为“混混”的敌对白人青少年。这些恐吓纠察队员的混混们清一色留着鸭尾发型，每天晚上的人数都有增无减。

史密斯第一浸信会教堂成为了示威者召开战略会议的地点。在詹姆斯.劳森缺席的情况下，金的朋友凯里.米勒.史密斯牧师（Kelly Miller Smith）成了最重要的成人顾问。此时静坐示威初期的暴力行为已经发展到了接近骚乱的程度，拳头与飞石夹杂着西红柿纷纷向示威者袭击了过来。史密斯召集了许多朋友前来协助，其中就有著名白人牧师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史密斯、坎贝尔与其他几位成人在一次会议上很不情愿地建议学生们暂停纠察活动，为谈判创造条件。就在詹姆斯.贝弗尔与另外几位口齿伶俐的学生予以反驳的时候，约翰.刘易斯却泰然自若地坐在角落里。但凡有人向他提问，他总会无视对方提出的任何理论要点，仅仅用一句话来回答他们：“我们今晚要出发。”

身为神学家的坎贝尔一直在深入思考一个问题：既然示威者遭受的暴力都是他们自己主动挑起的，那么示威者是否应承担责任呢？自从去年的静坐示威以来，坎贝尔就知道了刘易斯的存在，当时刘易斯还是个初出茅庐、说话磕磕绊绊的学生。而现在这个说起话来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年轻人似乎却成为了其他同学的主心骨，此情此景看得坎贝尔尤其恼火。最后他终于终于失去了耐心：“如果今晚继续示威，那么很容易发生暴力事件，而且后果将会极其严重，这一点你很清楚。”他尖锐地告诉刘易斯。“我只能认为坚持示威无非暴露了你本人的傲慢与固执。你之所以拒绝认同我们，无非是出于你自己的傲慢与罪孽。”

坎贝尔的训斥刺痛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房间顿时陷入了沉默。但是刘易斯却丝毫不为所动，他温和地对坎贝尔笑了笑，就好像正在表示同情一样。“好吧，我确实是罪人，”他淡淡地回答道。“不过我们今晚还是要出发。”

这一句以拙破巧的回答让坎贝尔无言以对。于是学生们继续追随着刘易斯的领导与贝弗尔的战术对剧院老板施压，同时忍受着每天晚上劈头盖脸的暴力袭击。 2月20日，纳什维尔警察开始当场抓捕示威者。在勒夫剧院门外的积雪街道上，警察从纠察圈里带走了刘易斯并将他送进了监狱——这是他第四次被捕。

因为拒绝保释，刘易斯没能及时出狱并且完成自己在神学院的高级布道。出狱后他重新安排了高级布道的时间并且重新加入了剧院门前的示威队伍。在3月份的非学委简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学生之声》的文稿，刘易斯从中得知在弗吉尼亚州有十多个城市正持续开展剧院抵制运动，从达拉斯一直到夏洛茨维尔。此外他在平等大会为1961年“自由之行”刊登的第一则招聘志愿者广告当中也看到了同样的内容。于是刘易斯迅速做出了回应。平等大会的志愿者申请表着重强调了志愿者有可能遭受致命暴力与长期监禁，但刘易斯毫不畏惧。他表示自己心甘情愿牺牲从神学院毕业的机会，其他任何有必要的牺牲也全都不在话下。“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写道。“如有必要我将为了自由之行而放弃一切，从而让正义与自由能够降临到南方腹地。”

此时亚特兰大的学生们依然在试图复制去年在纳什维尔取得的胜利。静坐和抵制运动依然在持续，导致十三家公司的白人业主在在1961年2月里关闭了位于市中心的七十余家店铺，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由于公司业务难以为继，包括五百名黑人在内的员工回家待业，斗争双方都受到了与日俱增的求和压力。哈茨菲尔德市长依然因为自己没能在秋季大选后促成和解协议而在政治层面上感到很受伤，所以当白人商家终于同意与黑人领袖直接谈判时，市长干脆退到一边摆出了不干预的姿态。首轮谈判的参与双方分别是商会主席小伊万.艾伦（Ivan Allen, Jr.）与A.T.沃尔顿（A. T. Walden）——一名老资格律师以及奥本大道商务兄弟会的会长，谈判地点是艾伦的办公用品公司。沃尔顿是老一辈黑人领袖当中的头面人物，被人尊称为“上校”与“法官”。谈判一开始进行得还算顺利，可是当沃尔顿提出想要上厕所的时候，棘手的问题就出现了。艾伦迟疑了片刻，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让沃尔顿这一级别的人物使用黑人雇员专用的种族隔离厕所，因为那里面的环境又脏又乱，实在下不去脚。但他同样知道，如果带沃尔顿去白人厕所，他的白人雇员肯定会造反。于是机智且亲切的艾伦将沃尔顿送进了自己的私人洗手间。

许多坚决抵制种族隔离店铺的的学生们大概会认为这一则关于洗手间的轶事隐喻了亚特兰大当地黑人领袖的办事原则。他们认为像沃尔顿这样的老顽固们一辈子已经养成了安然独享特殊待遇的习惯；老一辈则认为年轻人正在试图削弱他们的公共影响力。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在3月7日急剧恶化。当时尚在拟议当中的和解条款在谈判小组的一场激烈会议上遭到了披露。亚特兰大商会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登上了南北各方的头条新闻。这份声明的措辞非常谨慎，以免那些签署和解协议的白人商人们遭受向黑人投降的指控。协议的核心前提是“长久以来亚特兰大地区各种族间一直维系着良好的关系，这一事实应当在一切场合得到重申。”这份声明用一句拗口的车轱辘话遮盖了白人一方的责任与义务，并且回避了任何明确提及种族融合的字句，仅仅承诺采取“相同模式来解决问题……就像最终关于亚特兰大公立学校的问题所做的决定一样。”相比之下，签署协议的十名黑人代表的表态则全无模棱两可之处，他们宣誓要“取消所有抵制、报复、纠察与静坐活动，尽可能及早恢复完全正常的状态。”

这种偏向性的语言或许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亚特兰大白人的情绪，但是与此同时却又让黑人承担了相互龃龉的政治成本。学校集会上的演讲者谴责这些条款意味着快餐店里的种族融合遭到了公立学校种族融合的绑架，并警告说，如果白人找到了拖延实现公立学校种族融合的方法——布朗案裁决过后近七年以来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么快餐店里种族融合的延迟可不会只有六个月，而将会遥遥无期。一名学生组织的主席建议继续示威活动。他认为策划协议的黑人领袖们一开始就并非真心支持学生抗议。大批成年黑人在学生们的反对下也动摇了，街头巷尾传遍了各种议论。老金、沃尔顿还有伯德斯被迫想办法为自己辩解，以免他们的传统权威被人们当成空架子。第二天，《世界日报》用一则醒目的头版头条通告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沃伦教堂今晚召开澄清弥撒大会。”

沃伦卫理会教堂里满满当当地挤进了两千人，所有人的目的都是为了参加即将敲定最终和解方案的激烈争辩。在情绪亢奋的人群中，忧虑的伊万.艾伦是为数不多的白人之一。伯德斯试图凭借自己对于白人商界领袖的个人理解做出保证，无论学校里面进展如何，快餐店都将在9月份废除种族隔离。可是无论学生还是成人演讲者都质疑他这番讲话的价值，并且嘲笑了这份就连字面意思都含混不清的协议。两名学生谈判代表——分别是摩豪斯与斯佩尔曼学生团体的主席——拒绝支持当前的和解方案。于是金老爹就大步走上讲坛，打算在一大片满心怀疑的青年人面前证明自己——这种事他以前从来没干过。“根据我的记忆，这还是商会多年来第一次同意承担起与商家共同协商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他说。“我们这边也必须做出取舍。”起初台下表示不满的声音还很零散。但是当金老爹说到“三十年来这样的事情我见多了”的时候，一个学生突然大喊起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教堂里顿时哄堂大笑起来。金老爹随后的发言更是惹得嘘声四起。这一下金老爹可是慌了手脚，大半辈子都习惯了在自家布道坛上一呼百应的他从没见识过这样的场面。他试图一口咬定自己身为过来人的经验有多么重要，结果这套战术反而越发挑起了起哄人员的劲头。此起彼伏的倒彩与嘘声很快就将他淹没了。

此前金在城里参加了一场旨在为选民登记安排基金会资助的领导大会工作会议。就像平时一样，这一次他参加弥撒大会也迟到了。不过这次他来得不早不晚，恰好见证了父亲在台上窘得手足无措的场景。金本来没打算登台发言，但是现在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于是他拨开过道上拥挤的人群，径直向讲坛走去。金博士打算讲话的消息只在顷刻间就传遍了整座教堂，刺耳的喧哗声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来到布道坛上的金有意放慢了动作，深思熟虑地扫视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容。他的脸上布满了愁苦之色，他的眼里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溢满了泪水。翘首期待的听众们越发安静了下来。

“你们太让我吃惊了，”这是金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他以柔和的语气与悲痛的语调批判了他口中的“分裂之癌”，投身于高尚斗争的人们正在有意无意地遭受这种癌症的荼毒。金逐渐展开了一场即兴演说。他赞扬了老一辈的智慧，新一代的闯劲，以及所有人的勇气。他充满激情地描述了他们的目标，以此将互不相让的各个派系捆扎在一起。对他来说，这个目标甚至要比自由与尊严这样的理念更高远，因为他们有机会告诉全世界，力量与道德的结合足以超越原始的憎恨。花团锦簇地描绘了一番自己的宏大愿景之后，金重新拾起了格局相对狭隘的当前问题——如何对待亚特兰大白人屈尊与他们签订的和解方案，也就是金口中的“第一份书面契约”。“如果契约遭到破坏，那将既是灾难又是耻辱，”他的言语当中蕴藏着勉强压制下来的愤怒。“就算有人真想破坏和解协议，那也必须让白人先动手。”扔下这句斩钉截铁的主张之后，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鸦雀无声的教堂，在身后留下了脱离窘境的父亲、如释重负的朗尼.金（尽管他正在承受胃溃疡出血的折磨），以及肃然起敬的伊万.艾伦。就这样，现有的和解方案终于得到了批准。

琼斯在1956年禁止协进会在阿拉巴马州运作的禁令此时依然有效，协进会的上诉尚未有结果。

肯尼迪总统任职初期，种族问题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到处冒头，简直令人心浮气躁。甚至早在宣誓就职前，他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定的国务卿第一人选，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因为富布赖特素来就有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投票记录。另外他还放弃了任命欧内斯特.范迪瓦州长陆军部长的计划，因为助手们意识到，范迪瓦一直是一个公开高调向种族整合宣战的人，如果让他在已经实现了种族融合的陆军当中任职，媒体必然会大肆嘲笑这项任命。不过幸运的是，就在肯尼迪即将宣布范迪瓦的提名计划之前不久，由于法庭下令佐治亚大学录取首批两名黑人，白人学生发动了暴乱，而范迪瓦也作为这一争议事件的核心人物出现在了电视上。肯尼迪认为这一事件有损美国的全球形象，因此搁置范迪瓦任命的决定也成为了顺理成章之举。

总统认为种族隔离就像殖民主义一样是一种不见容于当前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能够通过现代观念的稳步推进而得到根本解决。对于他来说，根除种族隔离需要在平和的公众氛围凭借冷静超然的理性来小心从事。然而，平和、冷静、超然与理性全都不见容于黑白双方的情绪化示威活动。就像所有总统一样，肯尼迪本能地反对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发生“动荡”。但在民权问题上，他尤其强调要将冷静当作推动进步的条件。这样的态度必然会使得民权事务在他的施政抱负当中遭到边缘化，因为没有哪一位总统能够或者打算通过韬光养晦来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像他这样内心充满浪漫主义的总统肯定更不行。

2月7日，肯尼迪的首轮任命还在继续。这一天他接待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命的民权委员会领头人，一位是约翰.汉纳（John Hannah），另一位是西奥多.赫斯伯格神父（Father Theodore Hesburgh）。肯尼迪打算说服他们在自己的任期内继续留任。他认为这两人业务素质很高，足以托付重任。而且如果他们选择辞职，由新人顶替他们原本的岗位，那么公众肯定会更加期待他拿出一套全新的民权政策，而肯尼迪并不想自找麻烦。两人同意留任，但是总统首先需要帮助他们纠正几项妨碍日常工作的小问题，例如存在感不足不足——自从1958年罗科.西西利亚诺突然辞职后，白宫里面一直缺少正式负责民权事务的专职人员。他们希望能够安排这样一个人，确保总统能够直接获取委员会的意见。没等他们提出第二个要求，肯尼迪就抢先驳回了第一个请求：“我已经有了一位全职负责此事的特别助理，他就是哈里斯.沃福德。”

汉纳与赫斯伯格在这次会面期间再没提起这件事，但是两人前脚刚离开白宫就立刻给沃福德打了电话。由于沃福德曾在委员会工作过，还曾在赫斯伯格担任校长的圣母大学任教，因此汉纳与赫斯伯格都很熟悉他。事实他们在觐见肯尼迪总统之前几分钟才刚刚咨询过沃福德的意见。此时的沃福德依然只是一个没有正式职务的猎头人员，正在与萨金特.施莱弗一起筹划维和部队的创建事宜。沃福德从汉纳口中听到总统的说法之后惊得瞠目结舌，赶紧向汉纳保证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肯尼迪办公室的加急传唤电话。正当他在椭圆办公室门外等待引见时，一个陌生人走到他的面前，把一本书塞进他手里说道：“是沃福德先生吗？请举起右手，跟着重复我说的话。”

“为什么？”沃福德问道。

“我要你发誓。”那人回答说。

“可我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而且我也还没跟总统谈过。”沃福德说。该男子驳回了他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指令无关。于是沃福德哀怨地问道：“起码你总该知道需要我宣誓的工作是什么吧？”

“这不重要，”那人干脆利落地回答道。“总统知道就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宣誓拥护《宪法》。还有问题吗？”

疑惑的沃福德在面见总统前就已经宣了誓，而总统只是简短地告诉他，自己需要他成为执政班子的一员，他的工作职责则是“推进最低限度的民权立法以及确保最高限度的执法行为。”沃福德原本还打算问问自己在白宫里与泰德.索伦森共事以及与司法部共事的指导要求，不过肯尼迪本来要参加一场紧急外交政策会议，眼下已经迟到了，因此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微笑着说：“你是专家，动手干吧。”然后他就让沃福德在行政办公楼的“空余办公室里挑一间最好的自己用。”

仅仅从理论上来说，沃福德已经得到了一份任何一位与他抱有相同信念的人所能得到的最理想政府工作。他现在的工作地点是白宫，几乎直接听命于总统，专门负责与民权有关的一切事务。但事实上他很清楚这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他与索伦森或者白宫其他核心要员的关系都算不上融洽，与执掌司法部的拜伦.怀特更是相互看不惯。怀特认为，假如依靠司法部来应对种族问题，那么种族政治的激情肯定会破坏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而肯尼迪最亲密的助手们则担心白宫万一卷入种族问题将会伤及总统。所有这些人与肯尼迪总统的关系都比沃福德亲近得多，换句话说他们很快就会了解到他的职位是特别设置的，意识到总统对他的任命几乎有些拍脑袋决策的意味，然后他们肯定会采取相应的手段来对付他。沃福德刚刚踏上白宫职业生涯就面临着随时有可能沦为摆设的重大危机。

沃福德眼中的种族问题与民权问题充满了政治风险，但是总统身边最亲近的人们却另有看法。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触碰民权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公共宣传当中的种族争议过于平淡乏味乃至鸡零狗碎，而且总会与古怪兮兮的个人因素纠缠不清，因此实在不值得总统费心。爱达荷州立法机关正讨论一项法案，要求理发师学会如何为黑人理发。在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顿市的棒球场上，每年春训期间必然少不了的大量争议就像出疹子一样冒了出来。今年的连载故事讲得是当地最高档次酒店的老板在一场拉锯战过后同意让密尔沃基勇士队的明星、外野手汉克.阿伦以及其他黑人球员入住酒店，但他们必须同意呆在餐厅的特定区域里就餐。这样的种族隔离纠纷经常在华盛顿被人拉出来评论一番，然后立刻就被最精明的顾问们轻而易举地打发掉，因为整天炒作这点小事根本就等于看不起总统。

肯尼迪总统仅仅有过一次在民权争议问题上公开站队的经历，这一事件发生在就职之后的第一个冬天，事后他立刻就后悔了。随着南北战争一百周年纪念日日益临近，南加州的查尔斯顿闹出了麻烦。当地记者们听说国家内战委员会的一名黑人代表将不能在主办萨姆特堡战役纪念活动的酒店里住宿。这名黑人代表的家乡新泽西州随即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全国各州联合抵制纪念活动的开幕仪式。肯尼迪总统迫于压力给委员会主席尤利西斯.S.格兰特三世将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指出所有代表都是政府机构的成员，因此全都当之无愧地享有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这次主动出头为肯尼迪招来了南方代表的冷嘲热讽。他们坚持认为总统无权干涉南加州酒店的内部事务。

这场争议迅速升级，很快就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格兰特三世将军支持南方，反对肯尼迪。他的发言人声明委员会的工作是纪念战争，不是干涉“种族问题”。而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则选择加入新泽西州的队伍，呼吁发动联合抵制。鉴于总统的权威沦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手忙脚乱的政府官员们最终不得不承认他们不可能强迫查尔斯顿地区的任何一家酒店为了举办纪念活动而临时废除种族隔离。为了挽回颜面，他们确实拉到了足够的选票，将纪念晚宴的地点从酒店转移到了距离查尔斯顿三英里之外的美国海军基地。南方参会人员得意洋洋地告诉记者，海军在军事基地内部仍然还在针对自己的士兵实行种族隔离。接下来就在萨姆特堡纪念仪式前夕，有一名南方代表向委员会发表讲话。讲话还没结束来自北方的代表们就不干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段演讲夹枪带棒地暗示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祖上既不是纯种白人血统也不是正经人家。南北双方代表的相互辱骂愈演愈烈，最终以闹剧的形态重现了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政坛景象。北方代表以格兰特三世将军未能维护联邦政府的荣誉为由呼吁肯尼迪总统“解除”他在委员会当中的职务；而南方代表则反过来强烈支持格兰特三世将军——他的祖先当年曾率领军队荡平了从夏依洛到阿波马托克斯的大片土地。

从白宫顾问的角度来看，第二次萨姆特堡战役纯粹是无事生非。单独一位黑人女性的投宿问题居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这一点只能证明总统以后应当少管闲事。如果他试图在种族政治问题上摆出高姿态，那么很容易就会给别人留下愚蠢无能的印象。这一次肯尼迪很幸运，仅仅遭受了有限的政治损害，因为美国民众并不太关心南北战争这样的陈年往事，接下来的四年里，这段百年之前的历史始终在报纸末版艰难跋涉。查尔斯顿地方官员声称，纪念活动当天进程游览的游客数量减少了一半。接下来的好几条重大国际新闻彻底遮蔽了来自萨姆特堡的消息，比如艾希曼案件终于在耶路撒冷正式开庭了。至于尤里.加加林成为遨游太空第一人这样的爆炸性新闻更是震撼了整个美国，就像斯普尼克号卫星上天的时候一样。不过仅仅五天过后，这些轰动一时的新闻就被发生在古巴猪湾的真实军事灾难冲刷得一干二净了。

就算抛开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不谈，仅仅从个性角度入手，肯尼迪总统依然极其反感菲德尔.卡斯特罗——那个家伙明明是敌人，但是一身上下却充满了他本人历来珍视的许多特质，例如青春、活力、百折不挠等等。卡斯特罗愉快地享受着生死一线的生活，既能铁腕镇压敌人，又能毫无架子地与街头路人闲聊。无论崇拜者还是谩骂者都简单地称他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具有一种海明威式的“爷们儿气概”，肯尼迪兄弟对于这种气质历来非常仰慕。此外他还有意识地在西方世界面前将自己包装成了兼具理想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思想家。所有这一切做派都让肯尼迪越看越不爽。

就是这样一位卡斯特罗不仅粉碎了猪湾突袭，还撕碎了美国不介入别国内政的幌子，揭穿了中情局编造的拙劣谎言。肯尼迪总统遭受了彻头彻尾的羞辱，随之而来的刺痛感迅速在数百万美国公民当中蔓延开来。就在卡斯特罗的胜利之师将上千名幸存的猪湾旅士兵押送进入战俘营时，关押在苏联的U2侦察机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也因为在苏联领空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刑，致使美国总统不得不在一年中第二次向全国公开致歉。这样做无异于在政治层面上承受酷刑。。尽管总统毅然承担了责任，他的盟友也分散了责难，但是肯尼迪的辩护者们全都无法为他在猪湾入侵期间作出的具体军事决策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尤其是他为了保密而坚持裁减入侵部队兵力的决定*。

然而肯尼迪总统并没有在对抗共产主义的国际斗争当中退缩不前，也没有改变他对于这场斗争的定义。相反，这次重创却促使他更加沉浸在外交事务当中，更加下定决心要依靠灵活应对、反叛乱战争以及经济援助的新理念撑起整个西方世界的防御网络。猪湾事件之前一个月，肯尼迪总统启动了一项耗资一百七十亿美元的核导弹项目，一个月后他提交了一份特殊的国情咨文，要求将海军陆战队的规模扩充一万两千人，训练一支全新的反游击战部队——也就是日后的特种部队或绿色贝雷帽，将防辐射掩体以及其他民防项目的经费翻三番，此外他还宣布了另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将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将一名人类送上月球。

肯尼迪手下的官员们同样言之凿凿地宣称要坚决对抗共产主义，不过一旦说到美国国内的颠覆问题，他们往往都会采取模棱两可或者避而不谈的态度。民主自由与镇压颠覆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一点在乔.麦卡锡参议员的职业生涯当中已经得到了痛苦的验证。肯尼迪兄弟在麦卡锡时代的表现都不太好看，因此至今仍然很容易受到唆使或者容忍麦卡锡政治迫害的指控。兄弟二人都很清楚，自己决不能重复麦卡锡当年捕风捉影乱冲乱撞的老路。然而，要想团结整个国家与共产主义一决高下，同时又不在国内采取措施应对外来威胁，这样做并不容易。对于罗伯特.肯尼迪来说，这项任务尤其棘手。如今他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了约翰.埃德加.胡佛的顶头上司，尽管胡佛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了。罗伯特一方面试图树立自己身为司法部长的权威，同时又试图通过奉承与笼络来安抚胡佛。他承认胡佛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并且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同时也在推进新边疆政策的后麦卡锡时代立场。

胡佛和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个人关系在明面上遵循着东方式的礼尚往来原则，暗地里却上演着一场充斥着私下辱骂与矛盾怪癖的喜剧。从一开始罗伯特的手下就认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为人喜怒无常，在“好日子里”说话干脆办事利索，在“坏日子里”则像卡通人物一样精神错乱。在约翰.席根塔勒首次以私人身份拜访胡佛的时候，胡佛先是针对报界发表了一番激烈抨击，然后拿出了一份《纽约先驱论坛报》内部已知美共成员名单，接下来他又突然将矛头对准里阿德莱.史蒂文森，滔滔不绝地咒骂此人是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席根塔勒惊讶地瞪大了双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其他官员也在用同一套剧情里面的相同细节嘲笑前外交官萨姆纳.威尔斯。席根塔勒回到司法部之后，司法部部长罗伯特看了他一眼说道：“他今天是不是有点反常啊？”胡佛的多变情绪很快就变成了司法部内部经久不衰的笑料之源。更有甚者，人们大都认为胡佛本人兴许也是个同性恋，就算没有做出实际行为，至少举止做派很能说明问题。这样一来关于胡佛的笑话就变得变得更加离奇了。有一次司法部长听说胡佛的亲信以及单身时代的室友克莱德.托尔森（Clyde Tolson）住院动手术，于是就对自己的助理们讥讽道：“什么手术？子宫切除术吗？”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龃龉——尽管对于胡佛心怀不满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曾经不着边际地指控胡佛窃听了司法部部长的办公室——罗伯特还是坚称他的下属将会不遗余力地与调查局合作。对他来说这样的表态不仅仅只是政治姿态而已。老肯尼迪曾经以年薪十万美金的报价聘请胡佛担任肯尼迪家族的安保主管。在罗伯特看来，父亲对于胡佛的笼络意味着此人必有不凡之处。另外胡佛当年拒绝了这份高薪美差，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多么看重联邦调查局的事业。

至于联邦调查局那边对待罗伯特治下司法部的态度同样也是表面尊敬私下嘲讽。甚至地方分局的基层特工也经常把罗伯特.肯尼迪的办公室称为“婴儿护栏”或者“娱乐室”，嘲笑司法部部长穿着袜子到处走的工作方式，他的触身式橄榄球聚会，还有他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儿童涂鸦。一丝不苟的胡佛很反感像这样不拘小节的作风，自然也更加怨恨罗伯特在实质上与名义上都要将他当做下属的企图。罗伯特让哥哥的助手拒绝接听胡佛的电话，从而切断了联邦调查局与白宫之间的联系，而胡佛向来十分珍视这条联系渠道。为了报复罗伯特，胡佛从此拒绝接听司法部部长的电话。接下来罗伯特干脆派人在胡佛与自己的办公室之间架设了一部直通电话，免得接线员总说他不在。联邦调查局上上下下的探员们一方面因为司法部长如此厚着脸皮挤兑自家领导而忿忿不平，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两人之间近乎赌气的冲突而忍俊不禁。他们相信自家的老东西仍然有本事让罗伯特碰碰钉子，比方说黑人探员的问题就是个好例子。罗伯特温和地敦促胡佛在他的精英部队里推进种族融合，胡佛首先声称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内部事务，然后又声称联邦调查局已经实现了种族融合。在接下来将近两年时间里，疑心越来越重并且越来越恼火的司法部部长一直想要了解联邦调查局的种族融合详情，而胡佛则见招拆招地一次次将司法部部长挡了回去。胡佛施展官僚手段的高超技艺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传为了美谈。他用来应付司法部部长的“黑人探员”包括他在华盛顿的司机，他的白衣门卫，他的信使，还有驻扎在迈阿密与拉霍亚办事处的局长假期专职司机。这五名黑人家臣都被胡佛提拔成了特别探员，不过他们既不受公务员职业保护也不用服兵役，因而完全仰赖于胡佛本人。

四年之后，肯尼迪总统的最亲近助理与辩护人依然会坚持一项古怪的主张，即猪湾军事惨败是由于登陆人员发出噪音惊动了守军而导致的。“总统认为自己批准的是一场静悄悄的行动，尽管规模很大。将会有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者通过渗透作战返回祖国。行动决策层向他保证，行动计划已经得到了修改，从而满足他的标准。新计划将会非常低调安静，登陆人员基本上都是古巴爱国者，唯一会发出噪音的作战单位就是提供火力支援的空军。”

肯尼迪就职后仅仅过了半个月，埃德加.胡佛手下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就第一次注意到了金。当时《国家》杂志刊登了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现在就要平等》。金向新政府提出了一长串建议，其中有一段加了括号的内容提到了联邦调查局：“比方说，假如联邦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带头施行了种族融合，那么很多藐视联邦法律的人就可能会受到目前尚未作用在他们身上的约束。”联邦调查局内部专门负责跟踪关注公共批评的部门立刻将金的言论层层报送了上去。辩护人员为金打上了“错误”的标签。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雇佣一名“黑人探员”就足以让联邦调查局奉行种族隔离的指控归于无效，因此完全不需要全面推进种族融合。一份关于金的备忘录提交给了副局长兼胡佛的政坛保镖卡萨.“德克”.迪洛克（Cartha "Deke” DeLoach），文中建议调查局不要“插手这件事，因为他（金）显然只会欢迎可能随之而来的任何争议或者由此产生的宣传效果。”

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肯尼迪的新政府都要比胡佛的联邦调查局远远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金的文章造成了怎样的威胁。这篇文章的面世意味着金不愿意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降低期望值，甚至不愿意在通常的新总统就任蜜月期之内保持沉默。金在全文开头就断然主张“原则已经毋庸置疑了。”接下来他撇开了一切关于种族融合道德动机的限定，无视了十几个州依然奉行种族隔离法律的主张，转而提出了一道直击要害的问题：新总统如何才能最迅速且最有效地实现种族融合？“我们必须面对以下悲惨事实，既联邦政府是全国种族隔离的最高授权者。”金的语气像往常一样积极，并且主张自己提出的前进路线是现任政府的“机会”。尽管如此，肯尼迪新政府的官员依然将文章视作射向政府船头的警告——或者更准确地说，炮弹从舰尾掠了过去。

3月6日，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民权领袖大型会议，金并没有受邀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请愿者提出要任命一位巡视南方的联邦检察官，肯尼迪则强调了投票的重要性。这次遭受冷落让金产生了危机感，他的反应则是寻求更高级别的会面。过了十天，在亚特兰大的澄清大会过后，他给白宫去了一封信，希望能与肯尼迪总统面谈。负责安排总统约见的秘书肯尼斯.奥唐奈于3月25日拒绝了金的请求，理由是“当前国际形势”让总统忙得分身无术。这套说辞并不是完全的推脱搪塞：老挝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即将颠覆现政权，葡萄牙的军队正在安哥拉镇压叛乱，刚刚成立的刚果在前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遭到罢黜与刺杀之后始终乱作一团，苏联人又在日内瓦禁止核武器试验会谈期间提出了有可能导致会谈破裂的新要求。

肯尼迪的高级官员中有五六个人特别关心民权，他们之间的谈话经常会提到金的问题。哈里斯.沃福德每周都在民权司召开跨部门会议，但是会场上总是充斥着翻来覆去的犹豫和算计。偏保守的人们普遍担心与金这样的人建立政治联系可能会有危险。新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路易斯.马丁最终提出了打破僵局的建议：他们应该秘密邀请金，让他到华盛顿来参加一次“不做记录”的私下会面。如果金同意这个条件并且履行了向报界保密的承诺，那就说明这个人值得放心。在马丁看来，如果该计划奏效，那么肯尼迪的手下们将有机会在正规的政治环境当中考察一下金的成色，并且不事声张地向金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的促进民权计划。他们需要尽快确定这套计划究竟是否管用。假如金并不认同他们的计划，那么秘密会议导致的政治损害肯定比公开会议更容易控制。

直到猪湾入侵事件后，秘密会议的安排才算完成，保密工作渗透进了每一个细节：金只能带一名随员；会议地点是五月花酒店的包房而不是政府办公大楼里；自助餐台上的食物要事先全部摆放到位，以免出入会场的侍应生向记者泄露谈话内容。各方与会人员次第到达：白宫方面派出了沃福德和肯尼斯.奥唐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派出了路易斯.马丁；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亲自带领约翰.席根塔勒、伯克.马歇尔以及其他两三人代表司法部出席会议；最后是金和他的随行人员。与会人士总共不到十二人。开会之前并没有进行正式的相互介绍。当司法部部长赶到会场时，各人都已经在餐台上挑拣好了各自中意的饭菜，然后大家就围坐下来举行了一场肯尼迪风格的午餐会。

通过事先指定，伯克.马歇尔代表罗伯特一方进行了大部分讲话。马歇尔向金解释了他的观点：联邦政府的权限受到宪政联邦制的严重制约，相较于其他领域，适用于民权管理的联邦法律受到了更加死板的限制。司法部几乎没有权力干预学校里的种族隔离案件，甚至不能干预警察施暴的案件，除非是在非常少见的情况下。就目前而言，司法部运作空间最宽裕的领域就是保护投票权。套用现任政府的口头禅，司法部正在通过各种常规或者非常规的方法向前“移动”。民权司的律师们正在提起好几项诉讼，力图禁止南方各县骚扰或阻止黑人参加选民登记。比方说约翰.多尔就刚刚从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完成卧底任务赶回华盛顿，眼下他正在努力推进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另一个案子。按照马歇尔的说法，促进民权的一切途径最终都指向选民登记，而联邦政府的最明确的法律授权恰恰可以保护对于南方黑人来说最有意义的参政机会。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其他人也不时围绕这一中心主题插话帮腔。

当罗伯特第二次走到自助餐桌边时，哈里斯.沃福德特意来到了他的身后，脸上挂满了略显满意的温暖笑容。“你还记得那个我自己都忘了，你却担心和我有关联的家伙吗？”他低声说。

“你说谁呢？”肯尼迪答道。

“斯坦利.利维森。”沃福德说。看到罗伯特不置可否的样子，他补充道：“好了，你现在更应该记得他了，因为他就坐在你旁边。”

“哦，是吗，”罗伯特干巴巴地说道，“有意思。”他没再多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重新在利维森旁边坐了下来。为了参加这场与肯尼迪团队会晤的极其不寻常的介绍会，金所选择的随行人员正是利维森。就沃福德本人而言，他很乐意看到司法部部长似乎意识到了当前局面的讽刺意味，也接收了沃福德的隐含信息——亲眼得见之后，这个与金坐在一起的温和白人似乎并不是什么危险份子。

利维森在会议期间没说太多，金也一样。事实上在肯尼迪的手下们看来，金身上最引人注意的私人举止就是安静稳重。他没有夸夸其谈，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摆出高姿态。轮到他发言时，他衷心地赞同政府在投票权领域的所有计划，承诺领导大会将要配合司法部的系列诉讼加快选民登记组织工作，并且表示他完全理解联邦政府为什么必须隐瞒自身在促进选民登记方面起到的作用。尽管金的确表示投票并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唯一康庄大道——静坐示威、大规模集会、立法、抵制以及一系列其他策略全都有各自的用武之地——但是他并没有着重强调自己与联邦政府方面的分歧。他的语调抑扬顿挫，他的措辞意味深长，他的举止和蔼可亲。肯尼迪一方认为他要么品格特别高尚，要么特别容易被人说服，也可能两者兼具。他并不是那种下班之后可以一起去泡酒吧的人，但是依然算得上通情达理。对金了解不深的路易斯.马丁在那天就认为：“金是我见过的最不爱出风头的国家级领袖。”日后他始终保持了这样的看法。多年之后，当布克.马歇尔谈到金与上层人物打交道的政治能力时，他也更改了起初的意见，认为金“很容易就会遭到低估”。

金注意到路易斯.马丁为午餐抢着埋单。于是等到散会后他走到马丁那边，冲着马丁手里的账单点点头，毫不客气地问道：“谁付钱？”

马丁犹豫了片刻，他没想到金还有如此直接的一面，而且还会关心这么具体的事务。“我付的。我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户头。”

“谢谢。”金点头赞同，并且向马丁微笑了一下，几乎就像是眨了眨眼一样。按照马丁的理解，金很高兴看到他自己付账，而并不像通常那样扮演为白人老板跑腿的角色。马丁简洁地回应了一句：“不客气。”并且也点了点头，他希望由此表达自己同样很高兴看到金如此重视这个微小但重要的细节。这个短暂一刻标志着屋子里仅有的两位黑人种下了第一颗友谊的种子。

金的总体表现让肯尼迪的手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一致认为要在政治层面上培养金，而不是与金保持距离。金认为选民登记义工经常受到骚扰与迫害，但却苦于无法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协助。对此司法部部长罗伯特定下了回应的基调，他写下约翰.塞根塔勒和伯克.马歇尔的电话号码交给金。“任何时刻，无论白天或晚上，你都可以打电话。”五月花饭店会议结束后，沃福德以进一步详谈为借口带领金参观了白宫，然后肯尼迪总统就“碰巧遇到”了金——按照在五月花会议之前远比其他人更怀疑金的肯.奥唐奈的报告，肯尼迪与金的偶遇几乎肯定出自沃福德的刻意安排——总统向金问好，“很高兴见到你。”他上一次与金握手还是在七个月之前的竞选期间。肯尼迪说他一直在通过司法部部长关注着金的工作。他大略提到了促进南方黑人参加选民登记的秘密计划并承诺提供支持。金礼貌地问他近来感觉如何，肯尼迪说一切都好，只不过自从古巴灾难以来全世界的压力都落到了他的身上。

金以个人名誉担保为五月花会议保密，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他始终守口如瓶。甚至直到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之后他都没有向外人提起过自己与总统的偶遇。金的这次华盛顿之行仅仅产生了一条新闻：某黑人报纸上的八卦专栏精准地提到他计划在这一年夏天前往玛莎葡萄园并且“住进橡木崖区的度假村”放松一个月，在十九世纪卫理会信徒举行野营集会的地点体验一把往来无白丁的感觉。金对于声誉地位与奢侈享受的欲望依然十分强烈，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自负也同样极其强大，因此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有必要整天炫耀肯尼迪兄弟对自己的关注。不久之后，当自由乘车运动发展到白热化之际，金的自负将会彻底粉碎肯尼迪政府与他保持温馨私密伙伴关系的打算。

约翰.多尔在司法部内部面临着新的竞争。根据南方民主党人的推荐，伯克.马歇尔雇用了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杰罗姆.海尔布伦（Jerome Heilbron）。此人来到民权司之后主张劝说比诉讼更为有效。根据他的说法，还从来没有了解南方人的语言与习惯的人以正确的方式接触过南方人。海尔布伦认为司法部可以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将南方人争取过来，而诉讼的效果却会适得其反。

多尔很清楚，无论这番意见有没有道理，他都不应当加以嘲笑。他毕竟是个外人，是留守在民主党司法部里面的共和党人。司法部部长已经开始拿他开玩笑了：“你是共和党手中最强大的武器。”罗伯特.肯尼迪的这句话暗指多尔的民权诉讼离间了民主党的南部选民。多尔还知道，就算仅仅从法律角度出发，他也依然很有理由认真对待海尔布伦。即使是最热情的民权自由派也不得不承认司法部的诉讼面临着严重的障碍，其中最让人烦恼的案例就是斯克鲁斯案件。在喝了无数杯咖啡后，多尔学派的律师们与海尔布伦在一个法律观点上达成了一致：斯克鲁斯案件没法简单解决。这个听上去就恶声恶气的案例已经成了一只抠住司法部肩头不肯放松的怪物。?

1943年1月的一个晚上，佐治亚州贝克县的克劳德.斯克鲁斯（Claude Screws）警长在酒后带领两名随从闯进了当地某黑人居民罗伯特.赫尔（Robert Hall）的家中。斯克鲁斯逮捕了赫尔，然后将戴着手铐的赫尔拽进了县法院的院子里，并且在众目睽睽下用拳头与棍棒将其殴打了至少十五分钟，最后把受害者的尸体拖进了监狱。尽管州政府没有提出谋杀指控，联邦检察官还是提供了嚣张暴力的证据，以至于就连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都裁决斯克鲁斯警长有罪，做出这一裁决的依据则是在战后重建时期为了保护黑人民权而颁布的法令。宣判之后斯克鲁斯提出上诉。他承认自己他有意杀害赫尔，但同时又辩称《宪法》保护他免受佐治亚州法律当中的谋杀指控之外的任何其他指控。（“这项辩护理由并不出色。”最高法院大法官拉特利奇写道。）然后最高法院依据一条就连辩护律师都没想到的理由翻转了斯克鲁斯案件：政府无法证明斯克鲁斯攻击赫尔时带有剥夺后者民权的特定意图，检察官仅仅证明了斯克鲁斯意图杀害赫尔。最高法院极其严格地解释了法规当中的“故意地”一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判例意味着今后在此类案件当中联邦检察官必须证明被告在犯下令人发指的恶行时心里想着违反宪法，否则就不能插手。这就是自由派法官威廉.奥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于1944年做出的斯克鲁斯判例。在民权检察官的小圈子里，这个判例是引发南北战争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刺耳回声。不管他们多么渴望把这个案例当成战时特例废弃不顾，就像日裔公民遭受拘禁案件一样，但是这个判例至今依然在左右着现行法律。

有关特定意图的相同标准适用于《1957年民权法案》b章节当中描述的针对威胁选民行为发起的民事诉讼，民权检察官将此类诉讼简称为“b类诉讼”。多尔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斯克鲁斯判例几乎断绝了b类诉讼的可能性，因为要想打赢b类诉讼就必须用客观证据来证明主观意图的存在，这样做简直就是控方的噩梦。为了保护投票权，检察官们不得不进行a类诉讼，而a类诉讼同样堪称枯燥与繁复的噩梦。《1957年民权法案》a章节规定，联邦检察官必须首先证明案件当中存在种族歧视，然后才能获得针对地方官员的禁止令。从实操层面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获得并向法庭提供选民的实际登记申请，然后证明个别的黑人被拒绝登记的同时能力相当或更低的白人却没有被拒绝，接着要证明种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唯一因素，最后还要证明该差异出现的次数足够多，以至于造成了足以被视为歧视的“模式”。这套流程必须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地在多个地方法庭当中缓慢完成，期间还要克服对手布置的重重障碍与拖延手段。当时仅仅在佐治亚州就有一百五十九个县。

多尔认为除去如此艰苦的路径之外并没有其它选项。他完全能够理解伯克.马歇尔这样的民权领域新手为什么会欢迎海尔布伦的备选路径或者任何其他路径。如果可行的话，海尔布伦的计划的确更加便捷。而且多尔也不能辩称海尔布伦专挑软柿子捏，因为此人自愿赶赴了斯克鲁斯警长的家乡，打算在那个偏远且被人遗忘的角落试用一下他的软硬兼施策略。他在“糟糕”的贝克尔县就黑人投票权进行了谈判。几年前斯克鲁斯警长才刚刚退休，继任者是L.沃伦.“盖特”.约翰逊（L. Warren "Gator' Johnson.）。贝克县的黑人一直没有投票。

多尔本人则坚持着自己选择的道路，毫不放松地制造着一起又一起a类诉讼。他知道地方联邦检察官在南方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联邦调查局则是一把做不了精细活计的钝器。于是多尔和他的同事自行创建了一套克服障碍加快进度的体系。首要的原则是他们必须亲自与黑人当事人见面，必须与当事人建立互信，必须知道如何区分坚定可靠的证人与胆气不足一吓就倒的弱者，必须知道先从哪个县下手最有利以及如何寻找支持证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完成所有这一切以及许多其他任务的时候完全无法从现有地方机构那里获得任何协助。事实上，他们必须尽量避免接触当地白人。到了1961年春天，多尔的所见所闻已经足以使他确信自己无法坐在华盛顿的办公桌旁完成分内工作。循规蹈矩的法律官僚在民权领域必然陷入眼目闭塞手足无措的境地。

4月初，多尔与一位名叫鲍勃.欧文（Bob Owen）的同事匿名飞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他们身着卡其裤、工作服和旧靴子，希望联邦调查局不知道他们的来访，以免因为越界调查而触怒调查局。不过这套伪装的主要用途是欺骗当地白人居民。为了尽量不引人注目，他们在偏远的乡村驾车行进，并且在廉价汽车旅馆过夜。在次日黎明前，两人见到了住在当地的民权领袖梅加.埃弗斯。三人围坐在埃弗斯家的餐桌旁，奥尔解释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埃弗斯几乎认识过去几年里声称自己因为试图投票而遭受打压的每一名当地黑人。他在多尔带来的政府特供版大比例尺地图上标注了许多记号。多尔和欧文以这些标记作为导引到处奔波，今天走访一处只通泥土路的农场，明天走访一座藏在小巷深处的民宅。两人从纳齐兹来到哈蒂斯堡，最后到了克拉克县。一路上他们到处敲门拜访，穿行在玉米地里，采访试图登记却遭到拒绝的黑人选民，向每个人询问其他人的姓名。他们将会把新的名单发送给联邦调查局，为进一步的查问做铺垫。

密西西比州的侦查之旅开启了此后多尔团队完善a类诉讼流水作业的序幕。他们不需要访问白人选民。鲍伯.欧文可以扫描批准表格上的笔迹，一次性传唤二十来个目不识丁的人，基于法庭门外的一分钟访问来选择证人，并把最好的几个证人带到庭上供多尔提问。他们很快就积累了很多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获取的经验：他们需要主攻以农村为主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的县城，因为居住在城市里的黑人教师以及其他中产黑人往往会出于经济压力而不愿作证；规模较大的县城能够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潜在证人，黑人在某一地区遭受歧视的程度与黑人占当地总人口比例直接相关。

凭借这些经验以及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指导纲领，多尔和欧文走遍了南方地图上的各个县城，着眼于在每个联邦法庭地区发起一宗a类诉讼。根据地图，他们锁定了阿拉巴马州的达拉斯县。通过这种选择方法，司法部早在非学委或者马丁.路德.金之前就来到了当地县政府所在地塞尔玛展开工作。多尔和欧文在民权委员会听取的证词当中发现了一个名字，她就是达拉斯县选民联盟的阿梅利亚.博恩顿（Amelia Boynton）。于是在下一段行程中他们立即找到了她。博恩顿经营一家小型保险事务所，两位律师在事务所的墙上发现了一块刻满了姓名的铭牌，很多名字旁边都装饰着星星，这些都是曾经尝试选民登记的达拉斯县黑人居民。博恩顿的优质客户名册就这样变成了内容充实的民权诉讼证人清单，极大地推进了民权司的工作进度。还没出4月多尔就提起了一宗a类诉讼。

后来罗伯特.肯尼迪充满怀念地回忆道：“当时我们还以为我们正在取得成功，因为到处都传来了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的消息。”在5月初，为了避免将登记记录移交给联邦检察官，达拉斯县的司法常务官J.P.梅杰斯选择了辞职，迫使多尔回到塞尔玛修改他的起诉书，从而继续推进这次a类诉讼。他并没有察觉到一场雪崩即将把他冲向附近的蒙哥马利。与此同时，金正飞往底特律联合汽车工人大会准备发表演讲；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试图弄清楚猪湾事件的根源所在，还决定前往佐治亚州大学发表一场重要的民权演讲。这两人也都没有察觉雪崩的来临。约翰.刘易斯最清楚地预感到了即将裹挟着所有人席卷蒙哥马利的激烈动荡，不过此时他依然以为自己要去新奥尔良。

约翰.刘易斯错过了纳什维尔的长途车，于是他在研讨会上认识的朋友詹姆斯.贝弗尔和伯纳德.拉斐特便开车带着他全速直奔田纳西州的莫非斯堡，好让他在那里赶上长途车。从这一站出发，刘易斯独自乘车前往华盛顿，和詹姆斯.法默以及另外十一名新成员一起自5月1日开始参加了自由乘车运动的培训。参加培训的人形形色色，其中有三名白人女性，三名白人男性，以及七名黑人男性，最小的二十一岁，最大的六十岁。他们当中有两名学生，一名民歌歌手、几名平等大会成员、一名退休教授及其妻子，一位牧师，以及一位自由撰稿人。他们当中有一位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他是佩克呢绒公司的继承人。1933年他在哈佛大学新生舞会上选了一位黑人姑娘作为自己的舞伴，令全场为之哑然。此后他因为无视与自身信念背道而驰的法律条文和社会惯例而多次被捕，前前后后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多。另一位受训者名叫阿尔伯特.比奇洛（Albert Bigelow），他身材魁梧，下巴扁平，在哈佛学过建筑，后来当了船长。比奇洛参加过二战，战场上的见闻将他改造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为了抗议核试验，他曾指挥自己的船只“黄金法则”号冲进位于太平洋上的原子弹试验区。刘易斯在他们之中年龄最小，也是参与其中的两个非学委学生之一。另外那个学生是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

华盛顿官方并没有注意到这帮人的存在。平等大会新闻办公室只找到了三个愿意报道自由乘车运动的记者，而且都是黑人。为了缓解自己的不安，《黑玉》杂志的西蒙.布克（Simeon Booker）将平等大会的危险计划告诉了联邦调查局。接着布克来到司法部进行了一场为期三十秒的临时通报。他警告司法部部长及其助手约翰.席根塔勒，平等大会的自由乘车计划很可能导致混乱。“好的，如果真出了事马上告诉我，”罗伯特当场回答道。接下来他又补充了一句：“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去现场看看。”得知司法部部长提前就知道自己要和那些堂吉诃德式的自由乘车者们一起上路让布克多少松了一口气，但罗伯特语气中的不假思索又让布克怀疑自己的担忧是否得到了对方的彻底理解。至于罗伯特很快就把自由乘车运动抛之脑后了。

5月4日，十三名乘车者兵分两路离开了华盛顿。一组坐灰狗长途车，一组坐旅途公司长途车。按照计划，他们在每辆车上的位置各不相同——有些车上白人坐在后面黑人坐在前面，至少有一辆车上黑人与白人并肩而坐，还有几个自由乘车者不动声色地坐在传统安排的种族隔离座位上伺机而动。在华盛顿以南五十二英里处，长途车停靠在了弗吉尼亚州费雷德里克斯堡的第一个休息站。候车室与餐厅里依旧挂着“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指示牌，但除了冷冰冰的眼神，乘车者们再没遇到其他无礼行为。再次登车后，他们在里士满也遇到了差不多的对待。随后他们继续前往彼得斯堡。怀亚特.沃克之前待过的教堂当天正在举行弥撒大会，参会信众们无不对乘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在当地人家中借宿了一晚。从起点到位于新奥尔良的终点之间总共有十三天车程与几十个车站，全程一千五百英里。大部分车站所在地区的人们都几乎从不讨论最高法院与甘地这一类的话题。

第二天，他们经过了爱德华王子县的法姆维尔。那里既是弗农.约翰斯一家的家乡，也是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弗吉尼亚地区的案情发生地。为了回避种族融合法令，县政府将大部分学校设施都转移到了匆匆组织起来的私立学校，专供白人学生使用。几乎所有黑人学生都已有两年没有上过学了。爱德华王子县的僵局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对立双方的立场完全无法调和，以至于罗伯特的司法部不久前刚刚决定在这里进行全国第一场学校去隔离化公诉，旨在迫使当地政府重新开办公立学校。灰狗长途车与旅途长途车停靠在法姆维尔时，自由乘车者们发现当地车站的“有色人种”指示牌刚刚被人刷了一层白漆。所有十三名乘车者没遇到任何障碍就得到了应有的服务，因为当地的掌权者们还不打算将他们的“大规模抵抗运动”扩展到州际交通领域，以免将战线拉得太长，反而顾此失彼。晚上一行人穿过奇堡抵达了丹维尔。在那里长途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拒绝让他们上车。但是没有人被捕，也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在政府高层当中，艾伦.谢泼德与罗伯特.肯尼迪也都在路上。相较于自由乘车者的默默无闻，被视为美国先锋的他们则正在大放异彩——谢泼德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而罗伯特则正走向佐治亚大学就民权问题进行首次演讲。“西方国家之幸”是第二天《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这一天的《纽约时报》上总共有六篇文章报道谢泼德，庆祝他这段五十分钟的太空之旅，认为这一成就足以抵消猪湾事件以及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影响。谢泼德安全着陆后，肯尼迪总统马上就举行了振奋人心的新闻发布会。

罗伯特.肯尼迪将要经受的考验同样让人备感紧张。他和助手们为了演讲稿已经连续忙碌了五周，因为罗伯特认为，如果他不能在民权政策应用最广且最不受欢迎的领域里施行这套政策，那就太虚伪了。登上讲台的罗伯特双手微微颤抖——他在公共场合历来如此——他首先感谢佐治亚州在大选期间为他哥哥带来了“合众国各州当中百分比最高的多数支持票”，然后又表示民权运动是对抗共产主义的国际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告诉佐治亚州的居民们，在美国国内，“身为美国公民的我们必须避免另一起小石城事件或者另一起新奥尔良动乱，因为我们已经折腾不起了。这样的丑事只会让美国在全世界眼前蒙羞。”话说到这里他进一步宣称，佐治亚大学顶着暴乱的压力新近录取的两名黑人学生如果能够顺利毕业，“无疑将会非常有助于对抗共产主义针对我国的政治渗透与游击战攻势。”

在民权问题上罗伯特坚持强硬路线。“南方人特别尊重坦率直接的对话，”他说。“如果你问我：我们会施行民权法令吗？答案会是：会，我们会的。”出于个人信念，罗伯特主动挑明了自己支持布朗案判决的立场。他诚恳地表示愿意以身作则，首先在司法部废除种族隔离，而且至少要和其他地区废除种族隔离的步伐保持一致。至于在南方饱受诟病的爱德华王子县案件，罗伯特则表示无论是谁担任司法部部长，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我不相信任何人会支持一项阻止一千多名美国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原则——尤其是这种做法还违背了法庭命令。”罗伯特一方面发誓要采取切实举措，另一方面又保证自己将会公平行事，从而有意将自己与艾森豪威尔的形象进行了比较。“我们不会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我们一定会采取行动。”

演讲结束后，罗伯特迟疑地坐了下来。台下一千六百名佐治亚州听众一言未发，然后突然就爆发出了一阵长达三十秒钟的掌声——一位记者专门掐了表——以此向罗伯特的口才与勇气致敬。许多新闻报道都赞扬了罗伯特在民权方面的“坚定讲话”，报道当中不仅提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掌声，也注意到了佐治亚州重要政治家集体缺席演讲现场的事实。至少在周末的余下时间里，司法部部长似乎通过有力地阐述国家政策而创造了奇迹。然而到了周二，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便宣布总统否认了自己曾在竞选期间支持过的两种民主党政纲立法方案。几乎在同时，佐治亚州州长范迪瓦也宣布，约翰.肯尼迪为了在大选期间争取他的支持，曾经向他承诺永远不会动用联邦力量在佐治亚州支持反种族隔离法案。报刊背页上到处都是关于政治交易的激烈争论。罗伊.威尔金斯将肯尼迪否认《民权法案》的做法比作“将仙人掌当成花束献给了别人。”

就在塞林格发表声明的当天早上，第一辆搭载自由乘车者的长途车停靠在灰狗长途的终点站：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此时发生在当地的“入狱”运动已成为了南方非学委学生群体当中的传奇。约翰.刘易斯设法 轮换了自己在自由乘车队伍当中的排位，成为了首批探查罗克希尔情况的成员。随着他从长途车走向白人候车室，通常的紧张感并没有减弱，而是像弹簧那样压缩了起来。与大多数车站相比，罗克希尔车站更像是当地人的消遣场所，弹球游戏机随处可见，一群白人青年正在玩得乐此不疲——此类白人青年正是暴力袭击静坐运动的主力。门口两边各自倚靠着一名白人青年，他们身后还有二十多个人。

为首的两个白人青年走到刘易斯面前，挡住了入口。其中一个伸手指着旁边的有色人种入口说道：“走那边。”

刘易斯鼓起勇气说出了事先统一口径的标准说辞：“根据最高法院对博因顿案的判决，我有权从这里进入。”

对方先是楞了一下，紧接着就顶了一句“放你娘的屁！”然后好几个人就推推搡搡地把刘易斯挤出了门口。有个袭击者砰地一拳击中了刘易斯的嘴角，这是自由乘车运动经历的第一拳。刘易斯应声倒在了地上。这一声象征着暴力的闷响立刻招来了更多白人。站在刘易斯身边的自由乘车者阿尔伯特.比奇洛赶紧拦在了刘易斯与施暴者之间。比奇洛一边挺直胸膛高昂头颅，另一边咬紧牙关绝不还手。这架势在打架时可并不常见，然而施暴者们非但没有手下留情，反而纷纷向他的头部与身体挥动老拳。一连三四下重拳打得比奇洛单膝跪地。有个施暴者冲着比奇洛撞过来，却把第三位自由乘车者吉纳维芙.休斯（Genevieve Hughes）打倒在地。

在罗克希尔车站执勤的几位警察大喊着暂时压制住了局面。施暴者依旧愤怒，不过总算是不打了。带队警官赶紧过去扶起了刘易斯和比奇洛。他们两个人浑身瘀伤，不停流血，不过意识依然十分清醒。警官与这帮白人青年是老熟人了，因为之前他们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摞请少年犯罪案底。他厌恶地指着这帮人，询问刘易斯与比奇洛是否愿意针对本次袭击提起诉讼。刘易斯与比奇洛都拒绝了——因为这样做不符合非暴力抵抗的精神。他们的拒绝让警官很有些不满，觉得自己明明冒着政治风险想要逮捕白人，可是受害者却不肯领会自己的这番好意。他把所有嫌疑人都赶走了，然后其他自由乘车者们也走进候车室，没遇到任何麻烦就点了餐。

两个小时后，旅途长途车也到达了罗克希尔车站车站，但是第二队自由乘车者下车后却发现车站大门紧闭。当地联系人带他们驱车前往了友谊会专科学校的弥撒大会现场，罗克希尔“入狱”运动的学生都在这里上学。在路上联系人向他们通报了第一组人遭遇殴打的情况。当晚自由乘车者们在弥撒大会现场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他们在第一场危机中保持了镇定并且体现了善意。不过同样是在这天晚上，第一位受害者约翰.刘易斯接到了一条来自纳什维尔的紧急消息：美围公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已将他列入一份奖学金的终选名单，获得者将前往印度与甘地主义者们一起生活工作两年。1954年的奖学金得主是詹姆斯.劳森。问题是，如果接受奖学金，那刘易斯就不得不退出自由乘车运动并且马上飞往费城参加面试。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已经给他电汇了飞机票款。对于刘易斯这样信念坚定的人来说眼前局面实在是两难之选。不过第二天他还是坚毅地与同伴们告别并且独自北上，剩下的十二名自由乘车者则继续向南朝着哥伦比亚和奥古斯塔挺进。

金当时正在蒙哥马利参加领导大会的董事会议。自从一年前的所得税案件以来，这还是他头一次回到蒙哥马利。为了让人们看到接连不断的官方迫害——诽谤案、刑事诉讼以及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针对性解雇——都没能影响自己的行动，金在帕特森州长的首府主持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他给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发了一封电报，称赞后者在佐治亚大学的演讲，还宣布民权阵营已经成立了一个共由十八人组成的全国律师委员会，在诽谤案中为领导大会布道人提供辩护。在私下里，金与阿拉巴马的四位被告——阿博纳西、夏特沃斯、洛厄里以及西伊——谈了一次，仔细讨论了他们是否应该继续留在阿拉巴马州忍受个人资产接连遭到扣押，还是应该离开阿拉巴马州另寻高就。夏特沃斯刚刚接受了辛辛那提的新工作。阿博纳西则决定前往亚特兰大的西亨特街浸信会教堂，但他还没准备好将这个消息透露给蒙哥马利的会众们。

5月13日星期六，金和怀亚特.沃克刚好赶回亚特兰大，与自由乘车者们一起吃了一顿晚餐。他们庆祝了自由乘车者们成功穿过南方诸州北部将近七百英里的旅程，金高度评价了他们继续进一步深入种族隔离最猖獗的南方腹地各州的英勇意愿以及榜样作用。然而，尽其所能地鼓励了他们之后，金又把随行记者西蒙.布克拉到一边，表示自己刚从阿拉巴马州回来，当地公众情绪非常激动，足够的新闻报道已经让阿拉巴马人意识到自由乘车者们即将到来。“你们根本不可能穿过阿拉巴马，”金激动地小声警告他。不知如何回答的布克则试图缓解气氛，他半开玩笑地告诉金，自己将会紧紧跟在身材高大的詹姆斯.法默背后，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如我跑得快的人。”他还补充道，自由乘车者们早就商量好了，如果白人流氓真打算追打他们，他们就把法默扔下来殿后。

那天晚上法默刚刚上床就寝，母亲打来的一通紧急电话就把他吵醒了。他的父亲此时正在住院，当天晚上躺在华盛顿医院病床上的老法默突然要求看一看“小法默的行程”。得知小法默第二天将要进入阿拉巴马州，老法默突然陷入了昏迷，继而很快就离开了人世。在法默的记忆中，父亲永远都是那个在柯立芝时代坐在树下阅读希腊语书籍的大学教授，他万没想到父子永诀的场景居然会是这样。老法默夫人坚持认为丈夫希望能用自己的性命换回儿子的性命，因为这样一来法默就不得不回家参加葬礼了。得知自己无法参与进一步的活动一方面令法默松了一口气，同时又让他暗自恼恨自己胆色不足，总之他向其他人说明情况后便离队了。剩下的自由乘车者一致认为要按照计划进行。十来个亚特兰大学生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法默离开之后，来自密歇根的学生约瑟夫.珀金斯（Joseph Perkins）就成了灰狗长途车上的负责人，而詹姆斯.佩克则负责旅途长途车。两辆长途车沿着78号公路一路向西。阿拉巴马州的便衣调查员也悄悄加入了乘客的行列。

经过塔拉普萨站和赫夫林站之后，灰狗长途车的司机悄悄告诉团队负责人珀金斯，朝东边开的司机警告说前面的安尼斯顿站聚集了一伙暴徒。平等大会的侦察员汤姆.盖瑟早就预感到当地将会闹出大麻烦，因此司机的警告绝不是空穴来风。随着长途车慢慢驶入安尼斯顿车站，乘客们看到崭新的车站标识牌上赫然写着“白人州际旅客”和“黑鬼州际旅客”的字样，表明某些懂法的人已经狡猾地做好准备应自由乘车运动带来的宪法挑战了。（最高法院已经禁止了州际旅客服务设施当中的种族隔离。）然而，与带着木棍、砖头、铁棍和刀子的大批人马相比，这些标语并不算吓人。这伙暴徒们大喊着让自由乘车者下车，九位自由乘车者以及五位普通旅客则坐在座位上一动不敢动。有些人试图破门而入，迫使两位便衣调查员不得不暴露身份——他们冲到前门紧紧抵住拉杆，保持车门紧闭。暴徒的怒火越烧越旺，开始用棍棒敲打车体，用刀猛砍轮胎。乘客们纷纷大喊着让司机赶紧开车，万一车辆被破坏，那他们想走也走不了了。司机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他发动引擎，倒车出站，不知所措的乘客们眼看着安尼斯顿的警察们赶到现场挡住暴徒并且指挥长途车离开车站，仿佛他们刚刚被叫来解决一起交通事故一样。

灰狗长途车在78号公路上不管不顾地向前飞驰，因为不断有报告声称后方的暴徒正在穷追不舍。很快就有五十多辆车拉着大约二百多名暴徒摆开一字长蛇阵紧紧咬住了前往伯明翰的自由乘车者们。刚离开安尼斯顿不远，长途车就开始侧滑。司机意识到被击打过的轮胎正在渐渐漏气。司机没办法，只能把车开下公路，关掉引擎，惊惶地逃到荒野之中。用力摔车门的声音和聚集过来的暴徒的喊声让长途车上显得更安静了。

这次暴徒们使用砖块和大斧头逐次砸碎了长途车的窗户，玻璃碎片如同雨点一般落在乘客身上。有一组暴徒们破开行李舱用棍子在里面乱捣，同时另一组人则尽力想打开车门。最后有人从后车窗的破洞里丢进了一枚燃烧瓶。地板上立刻火光四起，有些座位都着了火，车厢里很快就充满了呛人的黑烟。眼看火势难以控制，喘不过气的乘客们终于惊慌失措起来。坐在前排的州调查员E.L.考林（E. L. Cowling）意识到暴徒们现在并不想破门而入，反而想挡住车门，把他们堵在着火的车厢里活活闷死烧死。走投无路并且被浓烟呛得有气无力的考林只得掏出枪来威逼攻击者们退后，并且费尽力气打开了车门，然后阿尔伯特.比奇洛与其他人一起指挥乘客们走出了车厢。亲眼看到自由乘车者无疑激化了暴徒们的情绪，然而考林的枪却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们就手舞足蹈地环绕在在车门附近没有浓烟的地方，冲着逃出来的人们挥拳相向。来自霍华德大学的非学委学生亨利.托马斯踉踉跄跄地闯出毒烟笼罩的区域，脑袋却挨了一拳，当场就倒在了地上。其他人也跟着托马斯连滚带爬地下了车。直到抵达现场的阿拉巴马州警察对空鸣枪示警后，攻击才算告一段落。暴徒们纷纷上车逃窜，乘客们在警察们的护送下前往了安尼斯顿医院。一位摄影师拍摄了遭到遗弃的长途车的照片，前车窗里跃动着火苗，滚滚浓烟从各扇车窗当中喷吐出来。等到这天晚上，这张照片将会通过国内外媒体而传遍整个世界。

又过了一个小时，旅途长途车继灰狗长途车之后也停靠在了安尼斯顿。吉姆.佩克和其他自由乘车者们穿过站点走进白人专用的餐厅购买三明治，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谩骂与袭击，而是一片诡异的沉默。大部分旁观者都转移了目光，有几个人还嘟囔着“种族暴动”之类的话。自由乘车者们带着三明治重新上车，注意到这还是当地白人第一次比他们自己更紧张。摩豪斯新生查尔斯.珀森（Charles Person）和莫里斯布朗学院的大二学生赫伯特.哈里斯（Herbert Harris）坐在了长途车前排。他们坐下后，长途车司机并没有立刻开车上路，而是与安尼斯顿的警察们以及几个看起来很壮的人们交谈了一番。接着就有八个人赶在司机之前上了车并且站在过道里，随后司机就打开了导游话筒。“我们得到消息，前面有辆车被烧毁了，乘客们都得一车一车地运到医院去，”他紧张地说道。这是第二队自由乘车者首次得知灰狗长途车上的情况，“闹事的家伙们正等着我们的长途车开过去，除非我们把这些黑鬼从前排座位上弄走，否则也会遭遇同样的下场。”

一位迷茫的自由乘车者打破了充满恐惧的沉默，一板一眼地回答道任何州际旅行乘客都有权坐在长途车的任何位置。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站在前座附近的白人就一拳打在了珀森脸上。之后另一个白人也开始殴打赫伯特.哈里斯。白人们将两个学生拖到过道上，在逼仄的空间内对他们拳打脚踢。团队负责人佩克与密歇根退休教授沃尔特.博格曼（Walter Bergman）都吓坏了，赶紧从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冲到前面抗议，可是他们根本没能靠近。有个正在殴打学生的白人转过身来给了佩克一拳，打得他倒退了两排座位的距离。博格曼也挨了一拳倒在地板上。突然，暴徒们的愤怒转移到了两个倒地不起的白人自由乘车者身上。有些人把佩克从座位上揪起来，雨点般的拳头砸在他满是鲜血的脸上，其他人则冲着博格曼的胸口一脚一脚踹下去。

“别打了！”博格曼夫人大喊，“他是我丈夫！”

有些人怒骂博格曼夫人“跟黑鬼一伙”，另一些人则告诉朋友们不要打死博格曼，而此时躺在地上的博格曼已经不省人事了。很快暴徒们停止了殴打，顺着过道把珀森和哈里斯拖到后面，跨过博格曼，扔到后座其他乘客身上。然后他们把佩克摞到两名头破血流的学生身上，又把一动不动的博格曼也拽到了后面。沉着脸做完这一切后，他们就坐到了中间一排，免得还有黑人想坐到前面。打斗期间一直不见踪影的长途车司机此时和一名警察一起回到了车上。他们沉默地匆匆查看了一番新的座位安排，似乎很满意。于是警察们下了车，司机则发动汽车从小路出城，以期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守候在通往伯明翰公路上的暴徒。呻吟、震惊和鲜血包围了一直坐在后座的西蒙.布克，他想尽办法想要分散白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收起难以承受的恶意目光。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递给他们一份即将登上《黑玉》杂志的自由乘车运动报道文稿。

1. 这个“州调查员”是指FBI在该州的探员吗？

2. 前几天刚去去年新开的非裔美国人博物馆参观，当年这些人的勇气真不是一点点。约翰.刘易斯现在是乔治亚州众议员，在大选中反对川普并拒绝出席总统就职典礼:

特朗普批评美国黑人民权领袖约翰·刘易斯　网民反击

2017年 1月 15日

美国共和党籍候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即将就职之际，不同阵营的政界人士、演艺名人等群起声讨他的最新推文。

特朗普在Twitter上批评民主党籍知名黑人联邦众议员刘易斯（John Lewis）“满嘴空谈”，应以实际行动关心其“分崩离析”的选区。

特朗普此举是要回应刘易斯公开表示不承认他是合法当选的总统，并宣布拒绝出席1月20日的就职典礼。

已故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63年领导华盛顿大游行（向华盛顿进军）并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刘易斯是这场集会如今唯一一位仍然在生的演讲者。

特朗普在推文中批评刘易斯所代表的选区“惨不忍睹”，“更别说那里是罪恶温床”，并说他不应“错误地抱怨选举结果”。

在伯明翰，自由乘车者的到来与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应手都不是秘密。两周以来，弗雷德.夏特沃斯一直在告诫金与其他人，三K党肯定会埋伏在长途车站攻击自由乘车者们。盖里.汤马斯.洛维（Gary Thomas Rowe）是联邦调查局安插在三K党总部的线人，他告诉上线，伯明翰警方同意给三K党留出十五分钟不受管制的窗口，让他们任意殴打种族融合的自由乘车者们。自5月5日起，联邦调查局驻伯明翰办事处的特别主管探员多次向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汇报过伯明翰当地警察与三K党之间的协定。此外他还先后至少五次提醒伯明翰警察局要注意三K党的攻击意图——出于惯常的安全考虑，他并没有提及警方与三K党的共谋关系，以免在警察面前暴露洛维的线人身份。如果警察知道了洛维的身份，那就等于三K党也知道了。伯明翰特别主管探员专门保留了自己每一次发送警告的记录，希望能够通过官方通知将责任转移到警方头上。提前知道犯罪即将发生对执法者来说很不舒服。特别主管探员的懊恼几乎写在了脸上，他通知华盛顿的胡佛局长，自己有责任在5月14日星期天向汤姆.库克警长（Tom Cook）发出最后一份警告。据他所知，库克与三K党关系密切，而且在星期天库克还是警局里“唯一一名值班人员。”

伯明翰警务专员公牛康纳是卫理会信徒，他的牧师名叫约翰.路特兰（John Rutland）。星期天一大早，路特兰牧师专程赶到了市政大厅，请求康纳不要听任三K党徒殴打长途车上的孩子们。白人新闻界非常关注此事，以至于六七名记者、摄影师和电视转播人员刚过午后就聚集在了市中心的长途车站附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 Smith）正好途经伯明翰返回纽约，他在城里听到了许多骇人的传闻，于是便驱车前往市中心亲自调查此事。

即将到来的戏码当中，演员们往往一身数角，具有多种合法进行干预的身份，但是他们的大部分行为都直接有利于三K党恣意施暴。布尔.康纳最信任的情报员库克警官告诉三位记者长途车马上就到，接着他就突然离开车站走向警察局，留下记者们面面相觑。第一批自由乘车者乘坐的灰狗长途车预定停靠在灰狗车站，守候在那里的盖里.汤马斯.洛维从警察局打来的电话中得知，第一辆进城的长途车将会转而停靠在旅途长途车站。于是洛维向周围几十个三K党徒传递了消息，一帮人纷纷离开灰狗车站朝着四个街区之外的旅途车站冲了过去。

旅途长途车停在伯明翰车站之后，首先下车的是在安尼斯顿上的八名白人——他们似乎一下车就混入了车站人群中，躲开了当局的检查和盘问。吉姆.佩克的脸上和衬衫上血迹斑斑，他和查尔斯.珀森是最早下车的自由乘车者。他们两个事先承担了探查伯明翰情况的责任，因此下车之后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到处寻找逃跑路线，可是却发现车站已经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了。佩克认为自己不能开口要求珀森独自承担自由乘车运动的目标。他看了一眼珀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我们走吧，”珀森说完便按照计划慢慢朝白人候车室走去，佩克紧随其后。沃尔特.博格曼和其余几个人也跟在后面。

一行人走进了候车厅的走廊，那里早已挤满了三K党与记者，以及因为预感到暴力事件即将爆发而目不转睛的围观人员。眼看着自由乘车者们越走越近，一个搞不清状况的三K党徒嘟囔着说应该杀掉那个黑人珀森，因为显然那个显然受伤的白人佩克肯定是被他打伤的。但是三K党徒们围拢过来时，佩克却恳求他们不要伤害珀森。像这样的跨种族友谊姿态点燃了暴徒们的怒火，三K党徒们立刻凶狠地地将珀森朝着黑人候车室推搡过去。珀森转身想再次穿过人群，一名三K党徒立刻把他按在旁边的水泥墙上，其他人也都围拢到了他的身后。“打他！”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于是一名三K党徒便不由分说一拳捣在了珀森脸上。嘴角流血的珀森抬起头，然后又挨了一拳。他倒退了几步，靠在了另一个三K党徒的身上。此人立刻架住他，让他挨了第三拳。这次珀森跪倒在了地上。佩克走过去想扶起珀森，可是连续五六拳也把他打倒在了地面上。接着十几名三K党徒围住这两个人拳打脚踢，手里挥舞着棍子。满心恐惧的旁观者霍华德.K.史密斯还觉得他们拿着某种好像是巨型钥匙环的东西。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洛维同样毫不留情地参与了这场围殴。

跟在珀森和佩克身后的自由乘车者们想逃离这场殴打，却发现三K党徒已经封锁了退路。几秒钟后西蒙.布克望向车站，发现浑身是血的沃尔特.博格曼正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地摸索着出口，极力想从暴徒们的腿之间爬出来。布克退缩了，他找了张报纸罩在脸上，又在报纸中间戳了个窟窿用来看路，然后就贴着墙边逃出了车站。与其说布克的伪装起到了作用，倒不如说幸运之神当真眷顾他。刚刚走上街头他就碰上了一名同样想要尽快离开现场的黑人出租车司机。布克跳上出租车后座，报出了弗雷德.夏特沃斯的地址。

车站的暴力很快就蔓延了开来，施暴者们鬼鬼祟祟地到处流窜而且经常不看对象。一名伯明翰当地白人乘客之前一直都在上厕所，走出厕所之后才看到候车厅里的暴戾景象。他的惊诧眼神激怒了暴徒，于是他就沦为了因为伤情严重而不得不被送往医院的七位旁观者之一。一位来到车站接女朋友的黑人也被打了。还有好几位记者同样未能幸免。一名来自《伯明翰邮报》的摄影师拍摄完佩克遭受攻击的场景后刚想把胶卷从相机中拿出来，头上就挨了一记铅管，他的照相机也被打坏了。在候车室外面，一名从安尼斯顿登上旅途长途车的女性乘客正在歇斯底里地大喊：“车上出事了！车上出事了！”——十几个三K党徒扑倒了一个黑人自由乘车者*，把他按在一排垃圾箱上使劲殴打。接着他们看到有个人正在标有“WAPI新闻字样”的主播车内通过车载设备广播，便砸碎了车上的所有窗户，把新闻主播克兰西.莱克（Clancy Lake）从车中拖到街上，抢下他的麦克风后逃走了。这时约定好的十五分钟窗口终于结束了，一大群伯明翰瞥察迅速走进旅途公交车的终点站，三K党徒们也顶着一张张兴奋乖戾的面孔纷纷散开了。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撤退货车离开车站一英里后看到两个站在街角交谈的黑人。他们立刻停车扑将上去，将这两人痛打了一顿。

*【很可能是来自底特律的艾萨克.雷诺兹（Isaac Reynolds）。】

布克率先将坏消息带到了夏特沃斯的家中。这位布道人立刻召集了教会全体执事，又从他本人创办的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协会当中挑选了好几个身强力壮的成员。不过他还没来得及组织志愿巡逻队赶赴车站营救自由乘车者们，就有好几个受害者搭乘出租车来到了他家门口。查尔斯.珀森下车的时候面部已经肿胀不堪，头上的开放性伤口彰显了他当天在安尼斯顿与伯明翰两次遭到殴打的事实。一个吓坏了的黑人医生拒绝为珀森疗伤，就在一位女性给珀森做急救时，吉姆.佩克奇迹般地从另一辆出租车里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他的头部一片血红，牙齿在松动，由于肋骨受伤而直不起腰来。“你得去医院。”夏特沃斯一看见他这副样子就打定了主意。他们等待救护车的时候，佩克挣扎着走到珀森身边握了握他的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夏特沃斯接到了一连串警告以及一通安尼斯顿医院打来的电话。灰狗长途车就是在安尼斯顿被围攻烧毁的。电话中声称一大群白人暴徒追到了医院，被暴徒们威胁的医院工作人员要求自由乘车者们离开，因为他们的出现会给其他病人带来危险。前有愤怒的暴徒，后有下逐客令的医院，自己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自由乘车者们只得在医院的各个角落里四处辗转，院方不停地催促他们赶紧走人。于是身在伯明翰的夏特沃斯又打电话找来了几名志愿司机，表示自己愿意带领车队前往六十英里之外的安尼斯顿医院将自由乘车者们接回来，不过他又要求司机们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就连牙签也不行。”很快八名司机就到位了，但是他们众口一词地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夏特沃斯这样的优秀领导人暴露在危险当中。他们对于夏特沃斯的关切无疑是真诚的，但也有可能他们当中有些人出于本能地意识到，在目前这样的紧急情况下继续坚守非暴力只是奢望而已。很快，八辆由黑人会众驾驶的汽车就满载着长短枪支启程了，一行人沿着78号公路赶到安尼斯顿，救出了心力交瘁却满怀感激之情的和平主义者们。

经过多番努力，布克终于在夏特沃斯家联系到了司法部部长的特别助理约翰.席根塔勒。布克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早就料到自由乘车运动会造成麻烦，接着向席根塔勒讲述了当天白天的血腥事件，还说自己担心自由乘车者们永远无法安全离开伯明翰。席根塔勒记下了夏特沃斯的电话，并且很快便带着鼓舞人心的报告打了回来。他保证伯明翰的状况将会成为司法部周一首先处理的要紧事，还保证司法部一定会保护安全进行州际旅行的权利，此外如果布克与其他记者能够暂时淡化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将会更有利于事态发展。布克表示最后这一点不可能。首先是因为事态过于严重，白人记者们一直在四处收集消息，其次有些记者自身也遭到了暴力袭击。

那天晚上，在夏特沃斯的贝瑟尔浸信会教堂，饱受摧残的沃尔特.博格曼面向一小群人讲解了平等大会坚信种族平等并且奉行非暴力行动的宗旨。夏特沃斯讲述了自己为了寻找失踪走散的自由乘车者们所做的努力，还告诉他们布尔.康纳威胁要逮捕自己，罪名是在自己家中进行跨种族聚会。然而夏特沃斯的语气依然散发着不屈不挠的气概。他高声呼喊，发誓他们肯定能撑过去。“白人和黑人已经一起挨过揍了，他们携手并进的日子就要来了。”

搭载着吉姆.佩克的救护车没有开往卡罗维卫理会医院。他现在正躺在希尔曼医院急诊室的手术灯下。佩克头上的伤口缝了五十三针，最严重的是额头上四英寸长的马蹄铁形伤口。站在医生们身边的摄影师拍摄了这次缝合的照片并且将其提供给了当地报纸。接着一群记者就向仍旧头晕恶心的伤员抛来了一堆问题。尽管佩克依然很虚弱，但还是连贯地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不过有时要停下来区分一下发生在安尼斯顿的袭击与发生在伯明翰的袭击。最后记者们问及他的下一步计划以及经受如此残暴的袭击是否值得，佩克不假思索地答道：“旅程肯定会越来越困难，但我明天仍将登上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记者们难以置信地看了看佩克，又同样难以置信地面面相觑了一番，这才纷纷散去。这时一个警察表示佩克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听到这句话，一名穿着得体的黑人——夏特沃斯的随行人员之一——走到手术台旁边往佩克手里塞了一个十美分硬币，并且压低声音对他说道：“如果他们还来找麻烦，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来救你的。”

周一午夜两点时，紧张不安的医院负责人蛮横地让吉姆.佩克连夜出院。夏特沃斯来到医院接上了他，他们一起驱车穿过了同样战战兢兢的伯明翰。此时伯明翰街头到处都能看到巡逻的警车。路上他们还被盘问了一次。最终夏特沃斯回到家里，把佩克安顿在了沙发上。

很可能是来自底特律的艾萨克.雷诺兹（Isaac Reynolds）。

在纳什维尔这边，詹姆斯.贝弗尔刚刚主持了一场精彩的集体野餐，庆祝电影院纠察线运动的胜利。贝弗尔注意到这次纠察运动自从2月份开始以来不多不少正好进行了四十个昼夜。他忍不住兴高采烈地将这一巧合与《圣经》中各种历时四十昼夜的事件进行了对比，例如大洪水与耶稣的荒野试炼。这群青年男女们正在吃饭聊天释放压力的时候，有人听到了收音机里有关灰狗长途车的报告。黛安.纳什几乎当场就建议贝弗尔担任纳什维尔自由行运动的临时主席，并且组织紧急会议讨论学生团体的恰当应对策略。贝弗尔回答说等到野餐结束后再开始讨论也来得及，因为自由行运动毕竟发生在遥远的阿拉巴马州，他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但是纳什坚持己见，她相信民权运动的核心在于无私舍己。个人并不重要，距离、时间和野餐也不是问题。她不住嘴地描绘着自由乘车者们受困在燃烧的长途车上等待帮助的情景，可是纳什维尔的资深成员却还在留恋着自己的炸鸡与蛋糕。没过多久贝弗尔就扛不住了，只得前去咨询几位密友的意见。“她会一直聒噪咱们的，”贝弗尔遗憾地说道。无论如何今天的野餐也无法顺利进行了，于是贝弗尔就带领同学们前往第一浸信会教堂展开了正式讨论。

所有人都听说过自由乘车运动。刚刚结束费城面试、急着要与平等大会的旅伴们会合的约翰.刘易斯当天刚好路过纳什维尔。贝弗尔他们自然不会放任他一走了之。纳什维尔学生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长途车被烧毁这一事件是否预示着罗克希尔事件的重演，自由乘车者们是否会被关进监狱，他们自己是否应该赶过去加入自由乘车者的行列。然而随着情节越发严重的报告接连涌入伯明翰，讨论主题也从蹲监狱转到了牺牲上面。自由乘车运动是否会产生非暴力理念的第一位殉道者？如果当真如此，这一点对于自由乘车运动来说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纳什维尔的学生们是否应该迎接这一风险甚至主动参与？学生之间爆发了一场马拉松一般漫长的辩论：纳什维尔基督教领导委员会是一个受到成年人监督的学生组织，成年监督人员掌握着组织的经费，他们会支持很有可能导致学生死亡的危险举动吗？

纳什维尔的学生辩论持续了一个通宵，直到周一早上仍未停歇。在伯明翰这边，再次聚集在夏特沃斯家里的自由乘车者们也在商讨着下一步的走法。新的一天到来时，自由乘车者们已经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夏特沃斯看到当地报纸无不流露出对于袭击事件的同情，许多文章的作者历来都是他眼中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这一点尤其令他感慨不已。《伯明翰新闻》的头版文章标题痛心疾首地写道：《“警察在哪里？”人们四处质问》。标题下方是自由乘车者遭受殴打的照片，旁边是警务专员公牛康纳的说辞：“过去二十年里我一直都在说，如果他们继续干涉南方事务，那么外来的干涉者们早晚会引发流血事件……这件事发生在周日，发生在母亲节，我们当时尽可能让警察们休假回家陪伴家人一起过节。”《伯明翰新闻》并不认可康纳的说法，认为他的借口软弱无力，还指责他是三K党的帮凶。伯明翰的龙头商人在《华尔街日报》上声称暴力事件给伯明翰留下了一记“黑眼圈”。在纽约这则新闻同样登上了头版，《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还决定将霍华德.K.史密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音机中播报的“目击者证言”也另行刊登出来。在华盛顿，詹姆斯.法默看到《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灰狗长途车燃烧的照片。他随即指示自己手下的平等大会员工将这张照片与自由女神造型叠加在一起，为自由乘车运动设计一款全新的徽章。

在遥远的东京，各家早报让即将成为伯明翰商会主席、正在带领伯明翰商业代表团参加国际扶轮社大会的西德尼.斯迈尔（Sidney Smyer）大吃一惊。斯迈尔看不懂日文，但却认出了长途车站，也看到了不堪入目的暴乱场景。惨遭殴打的《伯明翰邮报》摄影师小心保护了胶卷并且将其中的内容公之于众，于是斯迈尔发现日本东道主对待自己的态度突然冷漠了许多，还提出了许多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聚集而来的各国商人也在突然之间失去了前往伯明翰投资的兴趣。斯迈尔无言以对，其他伯明翰代表团成员则极力解释这起突发事件不能体现整个城市的面貌。无数双冷眼与无数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包围了代表团，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沦为了动物园里任人评头论足的活展品。斯迈尔历来都是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早在1948年就成为了一名南方民主党人。但他依然告诉各位伯明翰的商界同仁，回去以后必须得对布尔.康纳采取措施。

这一天上午十点，一位大人物光临了夏特沃斯家：美国司法部部长亲自打来电话要求与西蒙.布克对话。这名《黑玉》杂志的记者告诉罗伯特.肯尼迪，自由乘车者们认为自己被怀有敌意的暴徒“困”在了伯明翰，还有报告声称暴徒们正在长途车站聚集。接下来布克把电话递给几位团队领导人，最后夏特沃斯接听了电话。夏特沃斯告诉罗伯特，目前自由乘车者最急需的帮助就是让警方在前往蒙哥马利的路上提供保护。罗伯特首先建议所有人乘同一辆车，然后一字一顿地承诺说等他安排好长途车安保后还会打过来。夏特沃斯将对话转述给聚集在一起的自由乘车者，所有人都高兴极了。他们的脸依旧没有消肿，手术缝线清晰可见，遭受浓烟刺激的肺部还在刺痛不已。他们都不想面对另一伙暴徒。

在华盛顿，罗伯特的工作环境同样相当不利，因为他在民权方面的左膀右臂伯克.马歇尔感染了流行性腮腺炎，已经整整两周闭门不出了。肯尼迪在自己的办公室、马歇尔的公寓、联邦调查局总部的联络人以及夏特沃斯家之间架起了电话网，很快就再次联系上了那位伯明翰的牧师。“好了，”罗伯特对夏特沃斯说，“康纳先生将在车站提供保护，护送你们到达城市边界。”这是康纳通过联邦调查局传来的消息，因为前一天的暴力事件促使伯明翰的领导层向康纳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夏特沃斯思考了一下。“在安尼斯顿他们也被护送到了边界，”夏特沃斯尽量礼貌地回答道，“但是刚过边界长途车就被烧毁了。”很快他和罗伯特就达成了一致：对于自由乘车者们的保护要一直持续到阿拉巴马州的边界。

“等一下，”罗伯特说，“我会再打给你的。”接下来就是帕特森州长需要解决的问题了。自从1956年民主党大会以来他就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司法部部长给帕特森和他的助手打了很多电话，而帕特森则抱怨说自由乘车者们并不是“出于善意的”州际旅行者，因此作为州长他不能帮助人们违反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坚称，如果州政府不能保护自由乘车者，联邦政府就将采取干预行动。既然没人希望联邦政府出手干涉，那么各方就应该协调配合，尽快打发自由乘车者们离开阿拉巴马。

在记者、警察、支持者以及好几车怀有敌意的白人暴徒的包围下，夏特沃斯带领十八位自由乘车者来到了位于布尔.康纳的监狱对面的灰狗长途车站，准备搭乘下午三点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他们一路上听到的广播公告不是自己这一行人的确切位置，就是等在车站的暴徒数量，还有帕特森州长与司法部部长罗伯特之间个人交涉内容的通告——最后这一项本身就算得上重大新闻。来到车站之后一行人走到上车区等车。这一次伯明翰的警察们总算是尽职尽责地拦住了愤怒的白人暴徒，但是甚至早在司法部部长与帕特森州长的协议安排破裂之前，车站现场的憎恨与暴力就已经积攒到了爆发的边缘。广播报告声称帕特森州长更正了之前的说法。“我拒绝保证这些人安全通过本州，阿拉巴马州的公民愤怒非常，因此我无法保证这帮蓄意滋事的家伙们能够得到保护。”州长的发言人则声称从伯明翰到蒙哥马利的公路上随处可见愤怒的白人。

这些报告迫使夏特沃斯再次与罗伯特通话，灰狗长途车的工作人员也报告说长途车司机拒绝开车。“让黑人来开车，”罗伯特告诉灰狗长途车的负责人。这些人反反复复地告诉他这个有困难，那个做不到，简直要把他烦透了。最后他甚至放话声称，如果灰狗长途车找不到勇敢的白人完成这项工作，自己很可能会派一架空军飞机接走自由乘车者——只需两个小时他就能把这件事安排好。夏特沃斯一方面继续对各方官员施加压力，同时又表示自由乘车者们将会安静地坐在车站，等待僵局打破的时刻。

自由乘车者们也颇感压力，在恐惧中暴露得越久，他们的决心就越发动摇。眼下他们再次遭到围困，成为了大庭广众之下的活靶子。于是十八位自由乘车者开始讨论返程的可能性。他们的预定目标之一是促使全国上下关注种族仇恨问题，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功远比他们的预想更加夸张。继续挨打并不会给民权事业带来任何好处，而且如果继续耽误时间，他们很可能无法在5月17日周三准时到达新奥尔良参加布朗案胜利七周年大型纪念集会。于是他们告诉夏特沃斯，他们决定跳出反对者的包围，搭乘飞机直接前往新奥尔良。可是一行人刚刚订好机票离开车站，广播就报告了他们的动向。凶性大发的暴徒们立刻争先恐后地冲向机场，赶在自由乘车者到达之前再次布设了一重重包围圈。

在纳什维尔，大批静坐运动资深参与者关于自由乘车运动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四小时。得知平等大会团体放弃了长途车后，他们讨论的方向也随之一变。突然之间，讨论的重点就从如何帮助自由乘车者变成了如何接替他们；眼下的任务不是如何让自由乘车运动走向更大的胜利，而是如何让这场运动免于失败。戴安.纳什很快赶到华盛顿找到了参加父亲葬礼的詹姆斯.法默。她问法默，如果纳什维尔的学生们决定赶赴伯明翰完成自由乘车者们的未竟事业平等大会是否会表示反对。这个问题一时让法默难以回答，但他个人表示同意。

在华盛顿，罗伯特.肯尼迪回到了司法部，他之前正在伯克.马歇尔家里就灰狗车站的谈判进行最后一轮努力。马歇尔和他一起回到了司法部并且宣称自己的流行性腮腺炎已经彻底痊愈了。两人先是与罗伊.威尔金斯见了一面，敦促他支持选民登记计划。之后罗伯特走进了约翰.席根塔勒的办公室——他是司法部长直属工作人员当中唯一一位南方人。“你看，”罗伯特说，“他们到了机场却无法起飞。差不多就快七点了，我们却还没把他们弄出来。你觉得你能去现场搭把手吗？”

席根塔勒眨了眨眼。“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问道。

“我想他们只是需要有人过去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知道我们很关心他们的处境，”罗伯特说。司法部长的急切语气促使席根塔勒立刻动身赶赴了机场。两小时之后，飞机短暂经停亚特兰大，席根勒趁机给上司打电话表示自由乘车者们仍然困在伯明翰，因为当地机场遭到炸弹威胁，导致航班无限期延误。席根塔勒还在路上时，三百五十名黑人涌入金斯顿浸信会教堂参加弥撒大会。夏特沃斯抵达教堂之前，一位牧师正试图说服大家捐款为夏特沃斯购置新车，因为夏特沃斯的汽车在苏利文诽谤案期间被政府扣押了。听众中有人站起来发表意见，他显然很清楚伯明翰的运动形势刚刚获得了全国关注。“假设《纽约时报》听说我们花了六个月给他凑钱买新车，他们会采取怎样的报道角度呢？”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夏特沃斯已经成为了全体会众的代表，他的形象每过一分钟都变得越发高大，而且绝大多数会众都觉得与有荣焉。他们相信夏特沃斯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凭借得完全是勇气。兴许他们还能说服他不要去辛辛那提呢。

九点刚过夏特沃斯就走进了教堂。他的演讲内容充满了白天发生的奇迹与试炼。“我和鲍勃.肯尼迪谈了六次，”夏特沃斯颇为得意地宣布，令听众们大为折服。他详细回忆了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一位白人官员——在交谈当中采用过的各种礼貌用语以及慰问言辞。这时有人悄悄送来消息，夏特沃斯便对听众们说了一句：“不好意思，鲍勃又给我打来了一通长途电话。”*说罢便匆匆离开了布道坛。回来时他带来了完整的报告。“鲍勃与公牛已经谈过了，今晚机场将会部署足够的警察。车站的警察并没有纠缠我……鲍勃还告诉我，‘如果你往我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就直接给白宫打电话好了。’这就是他的原话。”

夏特沃斯走下讲台后，另一位布道人用一段浮夸的呐喊结束了这次弥撒大会：“我们的主席还不算伟大吗？他的勇气与信念还不算坚定吗？天底下就只有一个F.L.夏特沃斯！”

在远离弥撒大会现场的城市另一端，刚刚在伯明翰机场落地的席根塔勒看到个个挂彩的自由乘车者们在候机厅里有气无力地挤作一团，斗争的疲惫与全身上下的伤口已经耗尽了他们的精神。不断传来的炸弹威胁致使他们直到夜色降临都没能起飞，有些人已经流露出了疑神疑鬼的迹象，必须被别人控制住。席根塔勒和西蒙.布克谈过之后就找到警察负责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们只想让这些人赶紧离开。”

“我们也想赶紧把他们打发走啊，”警察重复了一遍布尔.康纳的命令。他带领席根塔勒见到了航班经理。此前只要一有某某航班即将飞往新奥尔良的广播通报，机场就肯定会收到炸弹威胁，害得航班经理手足无措。他们三人想出了一个计划，首先在机场方面上演一出声东击西，然后取消班机起飞通知，最关键的一招则是命令机场人员在飞机离开地面前不得接听电话。很快席根塔勒就带着自由乘车者们一起登上了飞机，警察立刻关上了他们身后的大门。午夜时分飞机终于起飞了。在阿拉巴马州滞留两天、在南方呆了十一天后，平等大会的成员们终于在天上找到了安全的庇护所。

四个小时之后，伯克.马歇尔的一通电话打进了新奥尔良某酒店里面，吵醒了席根塔勒。“你认识黛安.纳什吗？”一贯镇定的马歇尔几乎有些失态地劈头问道。

“算是认识吧，我听说过她。”席根塔勒说。

“哼，你的老家纳什维尔可真是他妈的人才辈出啊，”马歇尔骂道。“他们又拉起来一帮人准备去伯明翰坐长途车，非得把别人捅的篓子彻底捅漏了不可。你要是能把他们劝住，那我可就要谢天谢地了。”尚未彻底清醒的席根塔勒含糊回答了几句，然后马歇尔说：“这次的事情是戴安.纳什捣鼓出来的。”

席根塔勒赶紧起床给纳什维尔教堂打电话。教堂里的危机会议已经连续举行了两天两夜，电话总是占线。当天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在早报标题上宣告了自由乘车运动的终结，然后《早间新闻》播报员便宣布肯尼迪总统将于当天前往加拿大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心焦如焚的席根塔勒开始给自己在纳什维尔的每一位熟人打电话，希望通过这些人向纳什施加压力。席根塔勒在电话里描述了伯明翰的惨状。“我刚从那边赶过来，那边的情况糟透了。要是再来一次自由乘车，局面必然彻底失控。纳什会把他们全都害死的。”

司法部长并不介意别人将他称作“鲍勃”，但是却很不喜欢被人称作“鲍比”，因为他觉得后一个称谓有损他的身份。除了身为总统的哥哥之外谁也不能管他叫做鲍比。每当总统将他称作“鲍勃”的时候总会刻意拿腔作调，借此挖苦弟弟总想显得老成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