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二章 文革的种子 -- 史文恭

按照1955年薪金制，万海峰是大校军衔，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职务入学前和毕业后都是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师长，按照级别应为正师级。

正师级薪金250元，万海峰1933年入伍，1955年军龄22年，按照规定发放25%的军龄补助金，两者合计325元。

同时，万海峰的夫人赵政1955年是少校军衔（1955年在长春第一军医大学上学），按照准团级算，薪金150元，1941年参军，1955年军龄14年，发放15%的军龄补助金，两者合计172.5元。

则1955年，万海峰夫妻月收入合计近500元，按照城市居民每月12元生活费，可供养41人。

文革中，中共发布过许多文件和所谓罪行材料。不过这些文件大多数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套话、空话，那些罪行材料也大多数是伪造的。但是，当时向全国老百姓公布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中，有一个特殊的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它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引起巨大震动，后

来有人将它称之为"第一个启蒙文件"。

林彪事件给全国的震动是两方面的。其一，一个宫廷政变式的连续剧，林彪作为主角，扮演的角色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位对毛说了最多好话，将之吹捧到了无以复加地位的人，给人们的形象，要么就是手举小红书跟在毛身后，要么就是正襟危坐学毛著，却突然叛国而逃，摔死在蒙古沙漠中。这位副统帅、接班人，突然成了叛徒，而且全无前兆，来得突然，让全国老百姓惊呆了。所以还出过那种事儿，台上正传达林彪事件，台下有战士拿枪要毙了"污蔑林副统帅"的人。其二，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给那些还存有理智，多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反省的契机。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让人震动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文件。说实话，纪要中所讲的东西，很多人心中多少有些朦胧的感觉，但亲眼看到这份文件中那些直截了当、尖锐明确的说法，还是让人震惊。当时就认定，这份文件一定是真的，因为那些话若不是身在其中、感受极深的人根本说不出来。可惜直到现在还有想为林彪翻案的人，认为这份文件是假造的。其实，林彪一辈子帮毛做了无数坏事儿，唯这份文件给他挽回了一点面子，让人们知道，他那个小圈子还是有点见识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判断，同当时官方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相反，文件中指出："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十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特别是文件中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更是准确："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对社会各个阶层状况的描述是很准确的。

二，对毛本人的揭露批判具有毁灭性。文件指出："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文件在历数了毛的种种恶行之后断言："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个结论在当时听来是振聋发聩的。这些话之所以真实，因为这是毛最亲密的战友圈子里面对他的认识。"五七一工程纪要"起草人是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但中心思想和基本判断来自林彪。林彪几十年和毛共事，在他身边仔细观察，又受他拉拢帮他害人，所以最了解毛莫过于林。难得在于这种了解竟然形诸文字，流传下来，成为研究毛不可或缺的材料。

尤其应该提到，林彪这个圈子是共产党内觊觎最高权力并有可能拿到最高权力的人。而他们对中共统治的社会性质却有如下判断："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依照这种判断，中共现行政治体制，毫无存在的合法性，是一个反人道反文明的体制。

三，依照这种对毛本人，对毛体制的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出了自己的内政外交方针："用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毛）的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外交上则提出与美苏秘密谈判的方针，缓和国际形势，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份文件批判毛的那些见解是尖锐的。由于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的判断十分准确。但是应该指出，林彪小集团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文明思想，知识结构仍是打天下坐天下那套想法，对世界大事也是懵懂不明。它的主要功能是引发了对毛的怀疑，打碎了毛的神圣光环，证实了人们对毛的政策不满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让人对毛的个人品性有了一些了解。可以说，这个文件在当时具有某种启蒙的功能。可怕的是，这个文件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判断，至今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有效性。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了发展，但在政治文明上基本上没有进步，仍然是一个一党专制的非法治国家。我们知道，这种体制或许能得势于一时，但它会阻碍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国家。我以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仔细读读"五七一工程纪要"，分析它的得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反毛也不进行点创新，你们的队伍怎么能“壮大”？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大概是90年代末新世纪初吧，也是很震惊的：邓小平及其徒子徒孙们原来这么不爱学习。在内掌握着全部的国家机器，在外有反共反华势力积极配合，抹黑毛主席二十年，内容上相对于这个工程纪要有多少创新呢？

说一点没有好像也不好，给个安慰分，听说他们在下三路上，似乎有一些创新。

另外一方面，主力连主官在部队里有前途，一般也不想转地方。所以讨论迟浩田指导员转业是县长、乡长还是村长，是空对空，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

问题是部队的团长，对应的是地方什么级别的干部。这不是重用转业干部的问题。

地方工作比部队复杂，头绪多，人口也多。一个团1、2000人，而且部队讲究令行禁止，相对容易管理；华北、华东、华南一个县十几、几十万人，老百姓自由散漫，管理难度绝对不一样。

重庆的首任市委书记是陈锡联；成都首任市委书记是李井泉；重要城市的市委书记是兵团级，这样看土共干部的配置，一般地委一级，军级算是正常。以此类推，团政委转业未必能当上县委书记。以纪凯夫案为例，王清以团政委的身份转业为武汉特别市第二医院党支部书记(上级党组织是武汉第四区委)，这个党支部书记是什么级别不好说，但是从职位上说，比县委书记还是差远了。

土共十分重视干部培养，包括地方干部培养。陈毅说，革命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组织群众推小车的是谁呢？自然是地方干部。所以说，土共在三年抗战中培养出的地方干部也不少，虽然没有军队那么多。像贾拓夫、李雪峰、王任重、曾山、魏文伯等都是从抗战开始就从事地方工作了。

如果非要考虑军龄的话，应该对应每个级别有个基准军龄，高于基本军令，每年补军龄工资，低于基准军龄(说明升的太快)，按年头减军龄工资。

江青是33年入党，咋没有补助金呢？江青行政9级，243块好像拿了好多年耶。

1.职业军人是特殊职业，多数要随部队驻扎和迁移，不能像一般公务员正常上下班照顾家庭，须予以补偿。

2.在战争年代，军队干部的牺牲、贡献高于党政干政，须在薪金中体现这一点。

工资差距比国民党还大。

正式论文有：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交制。详细论述了这个演变及其中的曲折。

我的感想是：

1，毛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周在这方面往往是站在毛的“半”对立面而存在的。

2，在毛的坚持下，周一般采用曲折的、软抵抗的方式来对冲毛的“革命理想”。比如，毛在八届二中全会批评之后，周立马拟定了新的方案，但结果却是，将原来各级工资级差从28：1变成了25：1，仍然远远高于国民党时期的14.5：1，美日20：1。

这距离全国实行薪金制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已经需要主政者有耐心，不可操之急切了。

这不得不使人联想到《Yes,Minister》里面的政客与公务员的斗智斗勇。

万海峰本人的回忆

顺便说一下，授衔时候的万海峰，真不是一般的帅。

是解放军出版社的《授衔故事》。

又查了一下薪金制度，原来还有一项补助：实行薪金制前所生子女超过三个以上的军官，每多一个子女，每月补助20元。万海峰的有4个孩子，幼子推测是1954年出生，应可获得这项补助。

如果万海峰记忆无误，1955年月薪是360元，那么他当时级别就不是正师级而是准军级。

级薪270元+军龄补助金67.5+多子女补贴20元，合计357.5元。

明显没见过帅哥

战争中落下了残疾。

再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随部队驻扎和迁移吧。比如军区总部，省军区、军分区等。这些人的工资和一线部队是一个计算公式？

军人工资本来就高一些。一线部队、艰苦地区再另算。直接弄一个军龄补贴金有点过了。

毛在大跃进后降工资到404块，后来一直没动，一个大校，360块，跟毛看齐了。

1956年，中南海，毛泽东的卫士组。

一位年轻的卫士在听到调工资的消息时，怀着一个金灿灿的梦。

他是东北人，16岁就给毛主席和江青当卫士，家里七个孩子，他是老大，因为经济困难，很盼望能够借此机会，调工资两级。---“一组讨论调级时，卫士长李银桥和全组卫士都同意给我长两级，并且上报到警卫局。“

谁知道，上级领导不同意给我长两级。“李银桥给我做工作，说领导经过调查，其他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我情况相同的还有不少。上级掌握平衡，只同意给我长一级”。

　　”我听完第一句就开始掉泪，喘粗气。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便嚎啕起来，大吵大闹。领导说得很凶，闹到最后也没能多长一级，反而留下了大麻烦。“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我一张。大标题：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小标题：XXX哭哭啼啼要两级。”

　　-----让这位卫士想不到的是, 毛泽东来看大字报了！

　　”毛泽东站到了批我的那张大字报前。幸亏他表情毫无变化，也不曾扭头看我，就那么一声不响读大字报，读过一遍又读第二遍。大概是过了“临界点”．我反而不像最初那么紧张狼狈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厚起脸皮面对现实吧！

　　“嗯，”毛泽东双肩一沉，哼出一声。头缓缓转过来，并无恼怒，甚至还挺和蔼。望着我拖长声音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啊！

　　“不久，在一次值班时，毛泽东吸着香烟打量我，若有所思。忽然说道：“小X，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好不好？

　　我望住他，茫然点头。

　　“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我开始有些愣，随即脸烧起来，心也怦怦跳。什么话也讲不出，脑子里只是转悠那张大字报，感觉极度难堪。

　　“你现在拿多少工资？”

　　我喉咙抽搐着干咽一下，嗫糯：“四十三元。”

　　“你兄弟姐妹七个？”

　　“嗯。”

　　“你是老大。

　　“嗯。

　　“生活要困难些了？

　　我默默点头。

　　毛泽东把头伸近我，放低声音：“我给你六十元钱可以不可以？”

　　一颗小火苗突地燃起在心房，迅速弥漫全身。六十元！这比调两级还高啊！我身上开始燥热，喘息变粗，嘴唇动了动，那个“行”字差点蹦出来。可是，火焰转瞬又熄灭。怎么能让主席拿钱呢？

　　“你是不是还觉得少？”

　　“不，不不！”我突然醒过来，嘴巴不曾受头脑支配，完全是遵循着一种本能的驱使，急促道：“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您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一怔，显出始料不及的表情。沉吟一下，点点头：“嗯一一你讲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这时，我又怅然若失，深深懊悔起来——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以上摘自权延赤的《红墙内外》

之所以要全文引述这段生动的访谈，是最后这位直率的卫士那不带掩饰的“懊悔”打动了我，----“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这位在毛领袖身边工作了近十年，也经常受到毛主席教育的卫士，给出的这个真诚的感叹如响雷震破乌云，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透彻的事实，----对于一般群众而言，高薪（或者是物质刺激），确实是高于一切的驱动力，-----纵然是毛泽东本人亲自教育的贴身卫士，也未免如此。-------所以，这个事例就让我们想到另一个大得多也深远的多的推论，如果连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近十年的卫士都没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话，那全国几亿没能获得领袖本人教诲的广大群众可以达到怎样的觉悟呢？

而如果上面这个设问的答案是负面的话，那么，号召全国人民投入文革的决策，是基于对人性真实的把握，抑或是对“理想人性”的一种虚幻的向往呢？-----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洋洋洒洒数千字，却抵不过上面这一个看似轻巧的小故事。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60年9月底，毛主席多年的警卫班子领导汪东兴，被紧急从江西调回中南海。除了其他两个任务外，毛泽东给了他一个很有意思的任务，对其身边工作人员进行“小整风”。-----按照领袖的原话，就是他的身边出了几个“小老鼠”，工作上有些“作风不正”，需要进行批评教育。

而什么是“作风不正”呢？就是“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渎职行为。还有人在随毛泽东去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物品”，----而整风后的结果是，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里出钱，把卫士和工作人员在各省、市要的东西，照价付款。----总额是一万多元。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万元”的价值相当不菲，无论在之前的三反五反，还是后来的四清运动，这个数额都是“大老虎”级别了，相当于此时一般工人20多年的工资总额，而且，如果按照后来四清运动的做法，这个“赃款”是需要退赔的，---很多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偷吃公粮的基层农村干部都曾经因为退赔之前贪污的粮食而倾家荡产。------因此，毛主席的这个做法可以说非常的慷慨，------但这不能让后来的观察者对这个巨额的数字不感到刺目。

显然，从这个例子后面，可以看见，即使在最高领袖的身边，即使此时建国也才区区12年，腐化和不正之风也已经悄悄蔓延了。-----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根据一些回忆，从地方“拿东西”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是秘书，他在武汉开口向地方要肥皂，据说是“买的”，但以上述的巨额赔款看，应该是“拿的”？---而根据这位秘书自己的回忆，他在这次“小整风”中多次检讨，还不过关，----情急之下，对整风的领导（应该就是汪少将）发了脾气，：“一条肥皂，我提高到政治高度，你还叫我提高。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还有菜籽油，你为什么送人？还给了我一斤菜籽油，你这是啥意思？”

汪少将此时是江西省常委和副省长，同时也领导著名的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式学校，有农业和养殖业），他从江西回来，地方的同事给他“半扇子猪”，也算是人情之常。（况且，他带来菜籽油，还分给同事了，足见这是人情，而非腐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是1960年，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最艰难的时候，因此，在这个时候的“半扇子猪”的分量，就不比寻常了。----同时，就在汪东兴少将对这次小整风的回忆文章里，他特地提到了不久之后，过了1961年元旦，毛主席宣布“不吃猪肉和鸡了，因为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们欠人家的债是要还的。”---对比这条回忆和“半扇子猪”，自然令我们有一点别样的感慨。

那么，纠缠这些小事的意义何在呢？-----因为管中窥豹，毛主席身边人员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告诉我们环境和人性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将革命者变成执政后的特权者的。---这种变化，绝非个例，------上面两个故事里的想涨工资的卫士和买肥皂的秘书，后来都离开了中南海去地方工作，也都碰到了比中南海要恶劣地多的不正之风。-----

卫士去了劳改工厂当管教干部，发现“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毛泽东教育我们的话与他本人的榜样是那么感动着我们，这里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领导干部每天大鱼大肉吃喝挥霍惊人。大铜家具明晃晃的，没有一天不是吃肉喝酒，连办公室里都是酒气熏人。管教干部用犯人当勤务员当保姆，铺床、做饭、洗衣等一应服务都是使用犯人，而且总是虎起一张吓人的脸孔．一张嘴就是吼骂，从来不会好好说话。”，

秘书1962年去了延安，发现地方上大吃大喝，提意见，------”我说：“延安地区本来就穷困，人民吃饱饭都难，你们这样大吃大喝造成什么影响？对得起人民吗？”可是人家更有理：“请解放军吃饭你也有意见，你对子弟兵是什么感情？你就是反军！”

所以说，后来引发全国性灾难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巨大困境绝不是偶然的，其实质，就是一个辩证法的典型体现，----中共依托“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实现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这个巨大胜利的背后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历史结果，那就是一大批从农村来的，充满小农思想的干部占据此时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层面的一大部分。---在建国后那段花团锦簇的日子里，随着高薪制度和之前难以梦想的物质条件，这些干部们迅速地告别了之前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走向了作为革命者的反面，这个转变，以宏观的角度看，必然将带来惰政和乱政----而这下面的故事了，这些惰政和乱政解脱了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