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二章 文革的种子 -- 史文恭
第一节 难以觉察的转折----黄大将的新车
在决定性的三大战役之后，被斩断脊梁的国民党政权成为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大快朵颐的战利品。伴随着这个欢欣鼓舞的过程，大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迅速从总兵变为巡抚，他们脱下遍布征尘的战袍，进入灯红酒绿的城市。在这一批后来新中国起点式的诸侯中，黄克诚大将是一个突出的人物，因为他既是共和国里天津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又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重镇，湖南省的首位省委书记，这充分说明了黄克诚的资历，能力和身为四野帐下为数不多的军政双优的方面大将的地位。事实上，无论在津门总督，还是湖南督军，黄克诚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主湘的三年，更是为故乡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政声卓著，遗爱甚多。
但这里，我们讲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几乎不引入注意的故事。
1949年夏季，一列火车带着黄克诚和他的幕僚从天津开向长沙，在目的地附近，
一--队解放军战士拦住了。他们火车停住，远处传来了炮声。
“what happened?----”
宿将黄克诚举起了望远镜眺望。
答案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误会。
南下四野部队里的一个侦察员跑进了一个村庄，向群众询问敌情，回答是，村里只有“堂客”，哪有什么兵。-----但在普通话远未普及的时代，这位敬业且警惕的侦察员向上级汇报说，村里有“坦克”，于是，为避免步兵的牺牲，他的上级命令先进行火炮攻击。。。
明白了缘由，黄克诚大怒：
“湖南人把结了婚的女人唤作“堂客”，一个地方一个方言土语。这个部队，你他妈的也不想一想，目前这个形势，国民党还有能力摆出坦克阻拦你？这个大炮一响，坏人要给我们造谣，说黄克诚回来用大炮杀人。。。我们进了长沙就不好工作！”
以上只是百万四野大军南征时的一出微不足道的轻喜剧，但从中却可看见胜利的大军昂扬的士气后面藏着的骄纵，---按照常识，如果真的前方有坦克部署，在当时，则必然意味有一支相当实力的国民党部队（普通的游兵散勇哪里来的坦克），而核实这样的一支部队，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部队的领导下令直接用炮击解决，这首先是一个极为粗率的决定，另一方面，TG和他的解放军原来是一支非常节俭的部队，很长一段时间内，解放军的炮兵发射，其炮弹都是以个位数为基数的，但此时，大概是缴获太充足了，这支小部队的领导为了那小村庄里未经核实的“坦克”，就轻易而豪华地下令炮击了。
所以，这个小故事的背后生动地勾勒了辩证法一再昭示的“物极必反”的定律在四野大军上映射的投影。-----此后，四野马上在湖南境内遇到了一个较大的挫折，钟伟的49军在青树坪被白崇禧的桂军狠狠咬了一口，反观上面的小故事，就知道其中的思想根源伏笔所在了。
而这胜利所带来的腐蚀并不仅仅的发生在炮击“堂客”的小部队身上，普遍适用的辩证法像和煦的阳光，同样照到了黄克诚大将的身上。在他上任的火车上，有一辆号称价值500两黄金的别克汽车，漂亮地让同行人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这辆汽车，是前天津警备司令，晋军名将陈长捷之座驾，陈长捷是国民党军队里面资格很老的名将，他不是黄埔系的，而是和陈副总统辞修一样，赫赫有名的保定系（第七期状元）出身，一路戎马生涯，无论是军阀混战还是抗战期间，基本“名副其实”。----可惜末路运蹇，被学长傅作义举荐，做了天津镇守总兵。于是，他也成了傅作义在和TG进行和平谈判时的一个重要的砝码，世人都认为正是傅作义放下了武器，才使得汇集明清近600百年繁华的北京城免遭战火蹂躏，但其中缘由的一大部分并非尽然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而是他的两个亲近爱将的遭遇-----“郭景云自戕新保安，陈长捷卸甲天津卫“教育了他，或者剥夺了其最重要的筹码，才让他最终做了新时代的“安乐公”。从此，傅作义成了新政府的水利部长，而陈长捷在功德林/秦城监狱做了十年常住人口。---也因此，战犯陈长捷的豪华座驾，成了天津首任市委书记的新车。
说到这儿，难免有同学会问，既然黄克诚从天津市委书记调到湖南省委书记，那他干嘛要带着天津的车子去湖南上任呢？难道湖南就没有好车子了？
答案是，湖南是有好车子，但是，湖南，是和平解放的。
是的，这就是我们把黄克诚的别克车作为一个典型进行说明的原因。这辆车代表着进城后TG各级干部碰到的第一个“甜蜜的”“大困难”，那就是“战利品”。由于陈长捷成了战犯，于是他之前“腐朽生活”的各个奢侈品就成了“无主”的资源，-----就像，李自成进北京后的“陈圆圆”。而重要的区别是，当刘宗敏看上陈圆圆的时候，吴三桂还手握重兵，据险山海关，因此，陈圆圆变成了火中的栗子。而对于本例而言，陈长捷已经永远和他的别克车说再见了。-----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都溃败于解放军的小米加步枪时，历史给出了一个这无比辉煌的胜利后面那让人心悸的副产品。---维持八百万大军的那个腐朽政权的高官们要么沦为楚囚，或者命归沙场，即使有一小部分幸运地跑到了那个小岛，他们的豪宅，华车和其他种种奢侈品，大多都留给了胜利者们，-----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这些代表旧社会的奢侈品并没有被新主人弃之不顾，反而在转换之间开始了为老主人们静悄悄的复仇。。。。。
因为是战利品，接收天津的黄克诚欣然获得了这个已然“无主”的尤物，---也是同样的理由，和平解放的湖南并没有相应的“战利品”，两位和平解放的功臣，一个是老资格的（比蒋介石还老），毛泽东为他在中南海划船的程潜，另一个是四平力挫林彪四野的陈明仁上将，无论这两位有什么好车，都和新任的省委书记无关。
所以，让我们再一次记住这个看似微小实际重要的事实，通过武力无条件获取的前国民党政权高官留下的各种奢侈品（即战利品），成为新一代TG执政队伍迎接的第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挑战，因为这些战利品是“无主的”（也就是不用从人民那儿收取），同时又是那么“美好的“（好房子，好车子，好手表，好留声机，好钢笔，等等，等等。。），因此，它们几乎是无可抗拒的。于是，除了少数意志及其坚定或者物欲非常低的理想主义者，大部分的TG党员都欣然地拥抱了这个胜利后的副产品，从此也迈上了他们成为执政党的第一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黄克诚大将是TG高级将领里面无论才能，人品都屈指可数的人物，我们用这个例子并非针对其个人，而历经数十年苦难革命生涯的黄大将，其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贵的革命家品质也远不是这区区别克车所能动摇的。之所以将这个例子做一个典型，无非是说明“锦衣夜行”+“战利品”这两个双重因素给刚刚胜利TG带来的小冲击罢了。但不用着急，此时的TG，有坚强的核心和警惕的大脑，以及雷霆般的手段，他们马上对这些“甜蜜”的腐蚀展开了迅速而坚决的反应。-----请看下节，《罗大将的战友们》
土共的指战员们虽然多数文化程度不高，但都经过了思想和战火的洗礼，侦察员也不可能是二百五，真以为炮火这么好发出去的？
史MM居然对这个桥段大肆渲染，让我很诧异。
有关纪凯夫案，双方各执一词，是是非非余音数十年，我就不多说了。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不是我关注的重点。
看完了李之琏的《纪凯夫事件始末》，我就想：如果当初被逮捕下狱的是纪凯夫，那么这个案件不要说轰动全国，恐怕连个泡都不会冒。现实是武汉特别市副市长周季方被判刑，此案因此成为开国第二案。不仅如此，即便是毛泽东亲自派人督办的案子，此案翻案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文革期间，宋瑛、王清这些小些的人物也没消停(试图把此案搞成刘少奇炮制的黑案)。宋瑛在文革期间重新入党，周季方的五三农场，则得到了老上级李先念大量的资源倾斜。文革后更不用说，先是湖北省内部平反，然后给中纪委、中组部打报告要求正式发文确认。周季方则当上了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反过来，如果被判刑的是纪凯夫，会有人给他伸冤、平反吗？
这个案子告诉我：民在官面前，是非常渺小的。官民冲突，如果官被冤枉(或者声称被冤枉)，则整个官僚系统都会为官伸冤；如果民被冤枉，则民只能自认倒霉(杨三姐算是例外)。
民是很好管的，因为民手上的资源有限；官是很难管的，因为官手上的资源太多。毛一辈子同情底层百姓、对于官员则是毫不留情(从黄克功就开始了)，这应该是一个原因。毛是十分警惕官僚阶层失去制约的。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就来自当时陪黄克诚大将去湖南的一个身边工作人员老红军的回忆录。
发生在武汉的纪凯夫案，俺这个后生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感谢您的指点，特地学习了一下，信息来源是百度百科和您的帖子：
http://wapbaike.baidu.com/item/%E7%BA%AA%E5%87%AF%E5%A4%AB%E6%A1%88%E4%BB%B6?uid=4F73F0B7FFA4EDCBD86C332C6339FE68&bd_page_type=1&st=1&step=3&net=0&bk_fr=bk_srch
梗概是这样（有错误请指正，多谢）：
1951年，武汉市一所医院发生盗窃案，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下令把普通工作人员纪凯夫拘留。
纪凯夫哥哥是国民党特务，领导们的决定似乎很合理。但是有人认为宋瑛、王清是挟私报复，给上面写了信，中央批复回来要求查处。
医院党支部组织委员孙麦龄认为处理不公，到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中南局组织部兼纪委秘书长的李之琏深感疑点很多，调动各方面开案情分析会，认为王清有嫌疑，将纪凯夫保释。
宋瑛会上不说话，会后却向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周季方做汇报，认定是纪凯夫陷害王清。周下令再次逮捕纪凯夫。市长吴德峰、武汉市委也都支持周季方。对纪凯夫开始刑讯逼供，疲劳审讯，施加各种压力，同时发动关系网为王清奔走，并控告李之琏包庇特务，陷害老干部。
事情已经闹大，中南局纪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医院，三周调查后认定盗款人是王清，纪凯夫完全是无辜者，同时还认定王清伙同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碰巧中央派赴武汉的干部把案情反映到了老毛那里。
老毛震怒，批示安子文给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令立即开除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的党籍。
邓子恢认为处理过重，通过安子文向老毛反映。老毛再次重申，并要求邓子恢亲自去看望纪凯夫并慰问。
老毛于1952年元旦追加电报一封：
中南局：
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
毛泽东
并派钦差到中南局督办。邓子恢召集中南局和有关人员开会，对武汉市委实施了处分和改组，市委书记副书记公安局长各有责罚，王清因偷盗隐瞒诬告陷害判六年，宋瑛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判两年，周季方判九个月。
《长江日报》于2月19日发表了题为《维护人权 保障民主 严肃纪律》的社论，《人民日报》于2月26日发表了题为《把隐瞒在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的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抵制和清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克服我们党的若干部分的组织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成分上的不团结现象，使党更加健全和巩固起来”。全国震动。
文革发生后宋瑛王清等人积极活动要求翻案，试图把案件说成是刘少奇炮制的，甚至到上海批斗已经调走多年的孙麦龄，并拿走了此案的原始材料，还在武汉到处查抄档案，强迫当时作证的人翻供。结果被总理办公室制止。
文革结束后，这些人再次要求翻案。中纪委于1988年决定，此案证据确凿，原中南局定性正确，不能推翻，但是对领导干部处罚过重，予以撤销。
此案中倒霉的官员们在人生道路上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吃亏，仍然受到了照顾和资源倾斜，在武汉也依然是横行的感觉，还可以重新入党，组织力量打击当年作证的人，强迫翻供。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李之琏有一本《纪凯夫事件始末》；反方有《“纪凯夫事件”揭密》，还有大量的翻案谈话和文章。
《纪凯夫事件始末》非常系统；《“纪凯夫事件”揭密》其实是演义性质，还有一些翻案文章是直奔下三路的。
我们没有原始资料，不好随便评价是非。
这个案子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官和民的区别。就是总捅说的：
官被判了刑，依然可以组织力量打击当年作证的人，强迫翻供。
如果被判刑的是民，无论冤不冤，都得认。
所以毛在政治生涯中，在官民之间，无条件偏向民，是有他的道理的：如果官被冤了，他有能力、有资源伸冤，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民被冤了，基本让只能认。
文革后邓子恢、钱瑛都不在了，被处理的人级别、资历仅次于邓子恢，和钱瑛相当，所以翻案翻得非常凶。
则整个僚系统都会为官伸冤；如果民被冤枉，则民只能自认倒霉(杨三姐算是例外)。
这个桥段我听到过多地服役军人当笑话讲过，基本内容是“一个营（人）带着坦克（堂客）”。
如果这是真事，说明那个侦察员太菜了。一是基本功差，土共来自天南地北，都是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侦察员更是接地气，不太可能不知道堂客的意思；二是听事不真，明明还有一句“没有其他人”；三是惊慌失措，未能仔细分析确认就匆匆上报。
很难想象这事发生在势如破竹的南进途中。
换老婆的可是一片一片的。
要有旁证才可以采用。
更不要说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1948年，调任中原军区副司令的陈毅找周季方谈话，准备让他担任陕南地委书记（相当于军级）。
周季方说：我还年轻，要当官40岁以后吧（周是1914年生人），现在我们解放的城市越来越多，我还是到洛阳（刚解放）学习如何管理城市吧。
于是，周季方被委任为洛阳市委书记（相当于师级）。
1952年冬，周季方因“纪凯夫事件”被撤职，判处徒刑6个月，下放到五三农场任场长。
首先是孤证不立。
其次，在没有准确信息的情况下用火炮打坦克的效率很低，除非有大量大口径火炮进行地毯式覆盖，当时的土共壕不到这种程度。而且这是场遭遇战，大口径火炮没那么容易跟上部队的行军。当时容易跟上的伴随火炮也至少是属于团级战队单位的。这些伴随火炮要直接命中坦克才行，面杀伤是不靠谱的。
再次，假如当时的指挥员相信村里有坦克，那要展开攻击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步兵要展开战斗队形，火炮要选好发射阵地，然后在步兵攻击前进行炮火准备，这些都很需要时间。很难想象在这期间不进行进一步侦查。就算这个指挥员脑子进水没想到，还有政委和底下各级身经百战的指战员呢。
当然，战场上各种小概率事件都是有可能的，假设这个侦察兵是师直属甚至军直属的，并且当时周围就有设置好的大口径火炮阵地（这个可能性很低，那意味着这个炮兵跑的比步兵还快），然后当时师长军长脑袋进水下令开炮。但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就不会就这么一个孤证了。
原书中，这个故事还有后半段，黄克诚派这个记录者和四名警卫战士进了村，村里房屋大约一半被炸毁了。本故事的讲述者还在这村子买了食物。换句话说，讲述者其实就是半个亲历者。
这本书是前几年也算稍有名气的一本党史回忆录，里面细节很多，您不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