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二章 文革的种子 -- 史文恭

----------历史是无数人命运的总和。

1949年秋，古老中国的历史由一支全新的队伍伴随他们全新的胜利开始全新的书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从本质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这意味着，一群大部分在十几年前的穿着草鞋在高山峻岭，枪林弹雨中奔跑的年轻人，在进入中年后，以主宰者的身份，进入了富饶的城市。

这时，另一个由伟大的辩证法所操纵的微妙而棘手的庞大情况发生了，----TG的三年解放战争是一个超出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意料的急速而辉煌的胜利，而当这个胜利真的发生时，此前主要活动地区（控制地区）集中在北方农村的TG，发现了一个难堪的问题，---她并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管理和控制崩溃后的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无比巨大的地区和人口。

虽然，作为此时具有世界第一执行力的组织，TG马上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措施，从她原来的根据地，如华北，山东，东北等组织了大批的年轻干部南下去接管烟雨迷茫的江南，历史在此刻，随即给出了一个淘气，却又深刻的问题。-----这些年轻的匆匆的外来者，他们是否能够在一片陌生的土地做好一个管理者的角色？

举个例子，

1949年5月22日，陈赓大将的二野四兵团解放南昌，6月6日，在这个吉利的日子，中共江西省委在南昌成立，到年底，根据统计，整个江西省，共有党员5055名，干部37153名，而其中从华北、东北带来南下的党员和干部5800名。---这个简单数据的后面隐藏着一个血淋林的事实，土地革命时期十万中央红军的摇篮，长征后陈毅项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江西，在经过国民党灭绝性的屠杀后，到终于迎来解放的时刻，这个英雄的革命老区所留下的老党员已经微乎其微了。

所以建国后的整个江西省委和她在原点时刻的核心力量是一群来自东北和华北的年轻人。这些此时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将逐渐长大，而且因为他们的来源而必然团结，并以此成为江西地方政治的核心逐渐蔓延。这并非推测，而是政治力量发展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以后如何影响江西地方政局乃至当同样情况在中国其他省份复制时，将如何动摇整个中国的政治局面，将是令人深思的。---这里，由南下干部组成地方政治原点的江西省邻居，也曾是土地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老根据地—福建省，为这个规律贡献了一个更好玩的例子。

1962年春，现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大会在北京举行，这就是前无古人的“七千人大会”，这次总结大跃进教训，齐聚全国各地县一级以上的精英会议上，发生了很多动人心魄的大事，这里且按下不表，单说一件似乎不值一提的小事儿。

在大会后期各地分组讨论期间，周恩来总理来到了福建省大组，周公的工作作风永远是细致的，在和福建地方干部的接触里，他一一问过了对方的籍贯，了解到了一件趣事---开会期间，福建组和山东组下榻于著名的京西宾馆，为了照顾南方（领导）同志，宾馆特意为福建、广东的干部准备了南方饭，谁知道开饭的时候，福建的干部纷纷跑到山东组去吃面条，却对宾馆准备的鱼虾海鲜置之不顾，-----原来，与会的福建9个地委书记，没一个是福建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福建第一届省委中的中坚，从太行、太岳老根据地来的山西人，而大多数山西人是不吃鱼的。），而且，62个福建的县委书记，只有闽清和同安两个是福建人，----请注意，此时，距离1949年6月福建省委建立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而牢牢把握了福建地方政坛的中坚力量，依然还是一群不吃鱼的山西人。

那么，----他们能搞好这个南方省的工作吗？----另一个让人搔首的问题是，这样的局面已经持续并发展了13年，那么，它将继续，还是会改变呢？

周公在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委婉地向福建的同志强调要培养地方干部，---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福建第一书记正是曾在福建尤其是闽北长期战斗过的三野头号战将，开国上将叶飞，虽说他老人家出生在菲律宾，祖籍却是福建南安，---问题是，TG的组织制度决定了，叶飞不可能把福建建设成像阎锡山一样充满五台老乡的山西，他所依托的省委（以及省委的多数派）是有其组成的原始来源和发展规律的。

事实上，很多南方的省份，江西、福建、浙江、湖南都有南下干部成为政坛中坚的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是充分理解的，确实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除了从北方的老根据地大量调出干部来填补南方巨大的政坛真空这个办法外，没有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这一现象如果在十几年后还未改变，则不得不让我们沉吟了。显然，那些古老的纽带，比如同乡、同学或是同事，依然在新的中国占据着社会关系网的支撑作用。----这种结构的固化，将成为一个后患深远的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号称浩劫的文革，也仅仅是冲击了这个看似绵软实际强韧的蛛网，今天的中国，依然能感受到它的缠绕和羁绊。

顺便说一下，绝大多数的封疆大吏们，在建国后到文革的17年间，任职发生变化的也很少。比如浙江的江华，福建的叶飞，江苏的江渭清，山西的陶鲁笳，湖北的王任重，陕西的张德生等等。古语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也是现代政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呢。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上文说到的历史人物都是功高卓著的老革命家或者至少是经历战火考验的坚强党员，他们南下的初衷也肯定是一腔热血地投入这红彤彤的革命事业，纵然岁月荏苒，后来的观察者也不能怀疑他们的初心。只不过，和建国前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环境不同，建国后的干部们，迎来的是一场漫长而无孔不入的战斗，这个看似温柔却杀伤重大的武器，正是下回要说的，------薪金制。

苏南某县，南下干部主要是山东藉的，当地老百姓描述他们的特征是“吃大葱”，我们南方都是小葱作调味，不能直接吃的。南下干部县乡(区、公社)两级都有，县级为主。

我们那儿并不完全是新区，原来也是新四军的边缘地带，45年北撤时，外婆村上一个晚上走了十几个小伙。如果能够活到解放，也正好处于县乡级干部，不过土共的特色，不可能让你锦衣还乡。

土共得天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年轻，干部固化在文革前土共可能没有注意到，象我们县，只有少数有机会升迁，南下干部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退出历史舞台(指离休)。

其实，南下和本地之间的矛盾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如广东、海南等地都有过大风波。但是基本上都是南下获胜。

县乡级干部是少见锦衣还乡，可是省级的基本上都是锦衣还乡。

现在被爆出来的官，钱至少是千万级别的，情妇动辄三位数。你看过现在领导给下级或者群众检讨么？文革前官僚的清廉度和现在绝对是天壤之别。

我认为，这个“考”，并不在于青山、子善是不是会不及格；而是像史将军说的，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自有干部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与旧士绅合作，成立联合政府。一旦考试通过，自有干部成长起来，用自有干部替代前朝遗民，就不可避免。

1，当时物质不丰富，绝对数额不大，但相对数额了？因此，当时的腐败主要集中在特权固化与生活作风上面。事实上，毛主席所谓的反腐败，一般指两类腐败：一类是特权固化世袭的体制性腐败；二类是男男女女，小钱小物的腐败。实践中，毛主席的矛头主要对准的是前一类腐败，而往往对后一类腐败睁只眼闭只眼。

这是一般老百姓对腐败产生错误的，表象性认识的最大误区。

2，情妇问题，不艳艳彼此区隔。我看那时的“革命者”精力之旺盛，不亚于后来的“雷政富”们。你说那动辄强奸护士，保姆，算几位数？

3，所谓检讨，从史教头此系列中关于公安军里的检讨可以明显看出，除非涉及到政治站队问题，一般性地不做处理。

4，你现在看到的前后分野，是因为注入了毛主席这个变量。但这个变量引起的作用太渺小，但我们后人在被有意与无意的洗脑与造神中，将那么渺小的涟漪用放大镜找优点。

1、中国很早就有十分严格的回避制度。明太祖时期，一度实行南北更调制度，即南人只能任职北方、北人只能任职南方。但是，由于地域回避限制过于严格，导致很多地方空缺官职难以得到及时补充，不得不又将回避地域限定为省一级，同时将滇、贵等边疆地区地方官员任职回避范围缩至府级区划。康熙时期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任职，“五百里内，均行回避”。

2、因为有了日本投降时干部准备不足的教训，土共在解放前的干部准备和培养是有计划、有系统的。当然了，城市管理经验不足是个大问题。这不只是南方的，北方大城市也有这个问题。

3、地委、县委书记都是党员干部。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不同，不是说提拔就有人选的。土共任用的贤达，即便有入党的愿望，土共也往往希望他们留在党外，比如说曾泽生这样的。而新晋年轻党员，短短13年，就升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是很难的。就算38年入党的，49年解放时当到县委书记都很难。

4、这些干部形成网是不可避免的，和籍贯关系不大。自古就有门生、同年之说，更何况同甘共苦的同志和生死相交的战友。这张网有多结实，从纪凯夫案就可以看出来。纪凯夫案导致武汉特别市(当时和湖北省平级)市委重组，在1、2、3把手都被重处、且很快先后调离的情况下，时隔25年，湖北省纪委在文革后马上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组织翻案(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亲自出马重新取证、历时三年)。可见，即使是这张网的首脑人物悉数被拿下，网依然是很结实的。

5、干部交流不足，在那个时候是个大问题。不知毛是没有意识到，还是有别的困难？

入正规军，识文断字，上过抗大分校，解放时也就是个指导员。55年抗美援朝回来也就是个营教导员(政治处副主任)。当时的情况，省委书记正兵团级，重要城市的市委书记级别更高(陈毅、刘伯承级别的)。团政委转业是做不了县委书记的。

土共在山东的活动很早，山东部队，很大一部分是黎玉他们拉起来的。因此，山东的南下干部很多是抗战前入党的。抗战后入党，解放时做到县委书记是很难的。

残酷的战争，使得参与者晋升通道大大加快，在下面的帖子里，你举了迟浩田的例子，但没有考虑迟浩田的年龄因素，迟浩田参军17岁，虽然那时青年军官也比比皆是，但不再时红军时期，林彪25岁出任军团长的时代。所以前几年提升慢些或许有这个因素。就这样，如果他转地方，出任乡长级甚至县级的干部是毫无疑问的。

38年入党，49年未能出任团级干部那个人努力或发展机遇出了问题。38年入党的开国将军都有好几个，著名战斗英雄王克勤45年下半年当俘虏兵，46年冬就是排长了。我认识的一个老同志，父辈37年入伍，40年营长，还与华国锋合作了一阶段，解放战争开始已经是旅级干部，64年的少将。当然这都是个例，但抗战时期参军(入党)，解放后出任县级干部，或发展快一些出任地级干部，都是正常的。

回避/轮换的好处是避免形成关系网，防止地方官员坐大，谋求过多私利；不回避/轮换的好处是对环境熟悉程度高，工作起来更得心应手。

建国初期的形势有可以不回避的先决条件：经历过艰苦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家族势力”可言。而其未参加革命的同学、同袍等等，很多也已经是“民主人士”，需要统战。所以出现了雷冬河友提到的省级干部多由本地人衣锦还乡的情况。

建国前三十年的体制，其实是极度倾向效率的，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外部条件不等人，不讲效率，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而公平，则是由毛本人，以及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拼着命在维护。正因为如此，毛逝世之后，社会公平迅速土崩瓦解，而社会效率还维持着相当的惯性。

【文革之荒唐事：向高跟皮鞋开战】在文革中，尖头皮鞋和香水、窄腿裤一起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被清查销毁。《人民日报》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于是，不光是尖头皮鞋，只要是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也被扔进了垃圾堆，被集中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