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二章 文革的种子 -- 史文恭

军事角度来说，那时用大炮轰坦克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又不可能是德国的88炮。

从历史角度来说，不管是谁的回忆录都要有旁证才可信。因为这种情况下要求记录者没有春秋笔法也没有记忆出错，他所了解的一手信息还得是没有扭曲过的。

还亲自批示，一副封建帝王做派嘛，咋没人来批判一下捏？

排得很长很长的队。。。。

这没办法，把毛积毁销骨再挫骨扬灰，都没办法让老百姓整体上去恨毛。。。

老百姓，是的，是平民，精英们认为老百姓好搞定。。。老百姓整体上就象3岁小孩子，手里拿的糖果，骗也可以，抢也可以。。。但是啊，小孩子是符合道性的，谁对他好，谁对他坏，他知道的，天然的质朴的。。。

黄克城心里该是这么说的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不过英语，老人家可能还知道点，哈哈

可七拉挖，囊的是噶？

怎样保证群众的利益？

人家不领情不说，要是考试还得算作弊

三权分立是个好东西，但不是真理。

除了三权分立，还有别的哲学体系，比如党领导一切。

没有必要narrow minded

1949年3月，当古老中国的新时代像即将分娩的婴儿在不安的躁动之际，毛泽东，这个胜利者们的领袖，在华北西柏坡的小山村里，发出了一个著名的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这个警告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洞察力和对局势和人性深刻的敏感，但这毕竟是一个警告。和真正的糖衣炮弹比起来，这个警告的保护作用并非如我们希望的那么牢固。

1951年末，抗美援朝的局势已然稳定，新生的共和国在她的第一个挑战上给了敌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外患初定，TG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回了国内，转回了他们这群刚刚掌握政权的老革命身上。

这年的除夕，中南海小礼堂，毛泽东宴请高级干部吃年夜饭。收到请柬的开国少将，黄埔四期林彪元帅的同学，时任公安军政治部副主任李逸民兴冲冲地去了，但七点半了，发现很多座位还空着，那些尊贵的客人们为什么没来呢？李逸民问了他的老战友，原来中央文件已经下了，著名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了。----此时的TG 还是一支保持着战斗作风的高执行力队伍，为了迎接明天的运动，很多赴宴的领导们有的在进行紧张的动员，而另外一些，-----他们在交代问题。

感受到这个严峻的氛围，李逸民连夜回到办公室，公安军的党委委员已经到齐，当天就要布置动员工作。会议开到了半夜，做好部署的领导们想起这场运动，除了下属们外，首先还有党委本身的检查。经过讨论，他们腼腆地发现自己犯了一大堆符合“三反”运动的斗争的错误。他们的领导，党委书记，公安军司令，罗瑞卿大将的归纳如下：

“。。。。。你们搞会议厅就是舞厅，做便衣、皮鞋不是为了工作，是为了跳舞，做皮鞋还要德国皮子，德国皮子黑嘛!跳舞的时候女同志喜欢！”

“你们舞会也太过分了，除了星期六，星期三还出小操（留文工团的女同志教跳舞）。你们买猎枪，谁批准的？还有个男女关系问题，你们有没有？”

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公安军的党委成员们红着脸，赞同这个讲稿。

这里插播一下，公安军就是现在武警部队的前身，此时的公安军规模近几十万人，至少是一个大军区级的单位了，党委的成员除了罗大将外，还包括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都是开国中将或者少将。第二天，在开“三反”动员会的时候，正副科长以上四百多名干部参加了，动员之后，这些刚刚解放后的，还未学会世故的年轻干部勇敢地发言。供应处长张恩德针对党委的问题，一笔一笔算细账，特别提到跳舞招待费花了三千万（旧币，折合现在三千元人民币，但实际价值要高很多），会场轰动了。大家说：“我们家里连板凳桌椅都不齐，你们跳舞就花了三千万！”但爆料还在继续，张恩德又说：“不仅跳舞，还有男女关系问题，。。。。”于是会场又一次轰动了。---可想而知，此时坐在主席台的党委成员们，是多么如坐针毯了。

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罗瑞卿大将听完了会，晚上去向毛主席汇报，当说到公安部队不到一年零两个月，问题就这么多时，毛泽东评论道：“公安部队领导机构问题并不严重，问题严重的单位有的是。如果他们几位同志要检讨，重点放在铺张浪费上， 如搞地板礼堂，脱离群众，舞会招待费要算一笔账，这些同志到大城市有腐化思想，你们公安部队文工团是个乐坊。”

三日，罗大将据此做了传达，:“看来，毛主席对你们问题的看法主要是铺张浪费，腐化思想要好好检查，副司令、副政委、正副参谋长是主要的，正副（政治部）主任没有事，到现在他们还不会跳舞。”---此时，政治部主任是欧阳毅中将，他是井冈山的老资格，也是一方面军的老同志。当然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起公安军的岁月时，压根没提“三反”时他们党委的狼狈样子，就挑好的事儿说了不少，副主任就是李逸民少将。

于是，这些犯了错误的开国将军们写检查去了，为了讨论以每个人为主体写检讨，还是党委会集体检查（后者当然避重就轻咯），六位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是“有难同当”。经过一个晚上的努力，检查写好了，送给罗大将并交给毛主席审阅。当晚，这六位都没有回家，呆在司令部办公室，谁也没有说话，像等判决一样等待着毛主席的批示，仿佛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午夜时分，电话响了，李逸民抓起了话筒，正是罗大将，他说：

“党委会的检查，毛主席看过了，批了个‘同意’，算过关了。”话音刚落，各位党委成员喜出望外，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然而----

罗瑞卿又说：“你们先别太高兴，党委会的检查，毛主席是批准了，可以过关。但是你们每个人的缺点错误，要在科长以上扩大会上作检讨。”

听了这话，（李逸民后来意味深长地回忆到），“有的人又犯起愁来。”，于是，他们又接着开党委会，讨论各人检查些什么，更可笑的是还在谁先检查谁后检查的问题上推来推去，勇气不知道去哪儿了。

于是，相对轻松的李逸民建议，按照军委的任命次序来，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等等。----之后，会议停了三天，各人自己准备检查发言。

三天过去了，科长以上的党委扩大会继续进行。首先是副司令员做检查，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意见不大，通过了。

第二个检查的，检查还比较深刻，但那位顽强的供应处长张恩德显然放开了，抓住检查人的作风问题不放，说：“你有腐化思想，乱搞男女关系，还生了孩子，你让我把孩子送到你老家去了，。。。。”于是，场面就很尴尬了，这位浪漫的领导检查不下去了，之后停会，准备以后再检查。

为了避免篇幅过于冗长，我们就不增加细节了。总的来说，公安部队的主要领导们，除了正职大将罗瑞卿和正副政治部主任外，其他的四位大员有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其中的两位问题即使以今天的标准看，也并不算小事。但作为证言，我们所列出的已经足够有力了。

恰如罗瑞卿向毛主席所汇报的，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拥兵几十万的公安部队在成立才一年多时，她的首脑机关已然出现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而在毛主席看来，这些问题还不算严重）---另一个吓人的例子是，同样是罗瑞卿的部下，公安部办公厅行政处处长老红军宋德贵伙同奸商，贪污国家公款，造成损失近7亿元（旧币，合今天700多万），整个行政处80%的干部都被拉下水了。（最后的处理是，宋德贵被公审，判处死刑。）

所以，“糖衣炮弹”借着胜利的东风，袭击了一大批老资格的革命者们，或者，确切地说，就像温室容易滋养细菌，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人的变化。从根本上暴露了一个辩证的铁则，美德来自艰苦，骄侈发从太平。

那么，展开来看，历史意味深长地说明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悄然发生的转折，在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初期，很多颠覆性的变化迅速地蔓延了。这个自然的，大规模的变化实际上后来成为文革前中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一个潜流，其对现实的适应和对理想的背叛时刻拷问着这个政党的初心，而对这个潜流的整治和“驯服”延伸出很多令现在回望的观察者叹息的故事。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漫长的战斗的第一回合，毛泽东和他的队伍，轻松地打赢了。因为，此时的TG，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是经历过严酷战争考验，经历过历次以“内部民主”为核心的诸如“三查三整”运动的老共产党员。因此，一旦发动了这些还未“骨质疏松”的成员进行他们擅长的群众运动，各个组织的犯错误的领导们就像公安部队的这些开国将军们，马上会在群众大会上的检讨中，像被扔进芬兰最火热的桑拿浴室一样，洗心革面。事实上，这场遍及全国、全党、全军的运动像烈火卷过荒原，是TG上下都经历了一次非常难忘的洗礼。（当然，当时三反运动有大量过火行为，冤枉了一大批干部，但“矫枉必须过正”，而事后也对过火行为进行了甄别和纠正，因此整个活动树立正气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一个成长的年轻人会增长知识，增长经验，增加力量和肌肉，同样也会累计脂肪和类固醇，而TG同样如此，那么，变大、变宽后的TG在其内部将会变得怎样呢？请看下节，《9个地委书记的晚饭》

一个革命者的私人记录只搜索到李耀宇的书，史mm能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