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明摆着这是把责任往失势死人身上推的好办法。连韦昭也因此被牵涉成为张温党羽,张温死的时候韦昭才20多岁,韦昭要是张温党羽,孙权脑子进水了才会让他去辅佐太子。
张温(193-230),吴郡人
韦昭(204-273),吴郡云阳人,两人是大同乡,而且,张温曾经担任选曹尚书
韦昭曾经得到张温的推荐和提拔,并非不可能
但是,韦昭版吴书......离张温案的时间太长了,硬要联系到一起,太牵强了
作为能够自己出力搜罗蜀汉资料的陈寿而言,孙邵没有传记的原因只能从吴国这方面材料缺失来解释。更反常的还是裴松之注的吴录孙邵传里头仅仅提到张温暨艳弹劾他,却没有讲明弹劾理由,甚至连简略的传言都没有,作为丞相级别的官员这是很不合情理的。
孙权对张温是恨之入骨了,在诏书里头用尽了各种恶毒语言,韦昭要是和张温有啥亲密关系,孙权在世期间是别指望升官的,可是韦昭在孙权生前就服侍太子孙和,除非孙权是糊涂了,否则这只能说明韦昭和张温即使有关系,也只是泛泛之交,谈不上什么心腹,更不会为此隐晦。
按,汉朝制度,三公任、免、卒官都有说明.....孙邵居然悄无声息的,实在奇怪
又,讲韦昭因为张温的关系故意抹杀孙邵的事迹的,是《志林》,晋太学博士环济作
环济还作有:《吴纪》九卷,《帝王·要略》十二卷,记载了历代帝王及天官、地理、丧服等。
其余信息不详
恐怕不能用孙吴统治者压制来解释,其他世家大族的子弟的传记和注都非常齐全,连小人物李衡的传记都比孙邵丰富。
陈寿开始写作三国志,准备工作不算,一般认为是吴亡之后
写了十年,完稿于291年之前(夏侯湛这一年去世,夏侯湛死之前就已经看到陈寿的书了)
没有看到任何,陈寿亲自前往江南收集材料的记载,他采用的吴国史料,除了韦昭的吴书,最多就是和他类似,到洛阳活动的吴国人士的言谈和著述
作为吴国第一任丞相居然收集不到足够陈寿认为的可靠资料,相反一堆大族官二代的材料倒是非常齐全,除了集体封杀想不出别的理由了。
郡王以下及大臣多为复谥,所以单谥看起来罕见。而两汉的情况正好相反,臣下多为单谥,复谥罕见,例证上面已经略举一二。皇帝倒是除了开祖刘邦谥号为“高”之外,皆为双字谥号。蜀汉作为汉朝的继承者,制度基本是沿袭的。
校尉里最位高权重的,当属司隶校尉……这是开玩笑了。
将军、校尉,本来都是根据军事需要而临时委派的职务,并不常置,也没有固定官秩。汉朝也无所谓重号杂号的区别,究竟哪些将军位高权显,主要靠脸熟,甚至有时还看人。比如度辽将军,这肯定是个标准的杂号,但实际上由于边患始终存在而成为常置,从而其地位日见显要。东汉明帝年间度辽将军还是从中级军官里选拔,改任太守还是升迁,后来度辽将军很多都直接从太守里选任,再升就是九卿,甚至有九卿改任度辽将军的。又比如伏波将军,虽然马援当过,但无疑也是个杂号将军。但在曹魏,夏侯惇长期担任此职,还曾以此职统率征南将军曹仁、征东将军张辽等人,这就是以人显官了。
五校本来是主管北军宿卫五营,自然是常置的,后来其职能被取代,渐渐成为荣誉性职务。廖立张口要官,倒不见得是因为五校位在将军之上,而是因为刘禅即位,收买人心,“普增职号”。蜀汉公卿设置是比较谨慎的,没有那么多常设高级职务来安置人员,所以设置了大量将军,实际这些将军不统兵,甚至于军事都没什么关系,譬如刘备时期的糜竺孙乾简雍等人。
官职设置得一多,就难免流于滥,实际这些将军必然因其本来地位不同,也有高下之分,但廖立大概还没到能以人显官的地步,因此自然觉得和许多名位不如他的人同列将军不太舒服。当然廖立在五校中自我感觉也不会太良好,王连张裔杨洪都是投降留用人员,就向朗算是老革命,而廖立小报告中对向朗也是没什么好话:“凡俗之人耳”、“昔奉马良兄弟,谓为圣人”,廖立连马良都是看不上的,更别提向朗了。
但廖立不识好歹倒恐怕谈不上,从对他的任命使用看,诸葛亮上书中关于廖立要官的事应该是真的,五校其他四人都兼有具体职司,就廖立没有,因此确实像是临时安插的。以诸葛亮“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的脾气,廖立开口要官只怕已经大大得罪了他,放在五校里纯为维护团结,不会有什么重用的意思。
至于谥号,确实是看以往历史的,但君谥和臣谥基本是分开的,比如“献”,“恭”,本来都是美谥,但亡国之君汉献帝、晋恭帝用了,之后皇帝就弃而不用了,但臣工照用不误,而且仍然是很高级的美谥。比如秦桧最初谥忠献,那是上等美谥,一点骂他的意思都没有。
而史弥远也谥忠献,与其说是骂他,不如说是讽刺。韩侂胄把秦桧谥号改成缪丑,史弥远又给改了回来,可见史弥远至少表面上不认为秦桧是巨奸大憝,这谥号拿来问他本人估计他都说不出什么来。
提及敌人时言必称“大日本皇军”,想必说这样的人汉奸嘴脸,大部分人都不会有什么意见。
从吴书谈及了张温,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展开来聊聊。
张温是吴郡四姓张朱陆顾中的“张”,孙吴重臣张昭是徐州彭城人,二张中另一位张纮是徐州广陵人,和吴郡张氏没有关系。张温的出仕时间是一个谜,因为按记载,他出仕时受到了大司农刘基和太常顾雍的推荐。顾雍任太常是在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同年丞相孙邵去世,顾雍升任丞相,从而张温出仕时间只能在这一年。但实际早在前一年,张温就已经以辅义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汉了,所以这里必有舛错。按刘基担任大司农,与孙权受封吴王同时,以刘基为参考,则张温出仕是在公元221年以后。
史书中记载张温出使蜀汉时,年龄是三十二岁,以刘基为基准分析,他出仕时候至少已经是二十九岁了。作为望族家主,孙权府属后人(张温父名张允,与荆州张允重名,曾任孙权府东曹掾),这个出仕年龄是比较晚的。但张温的起点很高:起为议郎、选曹尚书,迁太子太傅,这些职务乍看并非高官显职,但实际上权力很重;选曹尚书掌握着后备官僚选拔权,太子太傅更是太子属官之首,这个配置,可以说孙权是把张温当成下一代首辅来培养的。同样的基于以上的分析,张温在这个位置上待得不长,因为其出使蜀汉后不久即失势了。但他很干出些大事,统括言之,不妨称为暨艳案,而张温也是因为此案而倒台的。
暨艳也是吴郡人,但并非望族,从孙权后来对暨艳定性的诏书看,其父兄“附于恶逆”,则暨艳出身很可能是依附民甚至山越流民。暨艳主要的作为,是下大力气整顿郎署,所谓郎署,即郎官的官署。郎官官秩不高,却是皇帝近侍,位置重要,也是世族子弟出仕的终南捷径。可想而知,暨艳对这种地方下手,是需要怎样的政治资本,又冒着怎样的政治风险的。
张温最终倒台,孙权给的罪名是他错误地选拔了暨艳,但从史书中可以看出,张温与暨艳的关系更为密切,并非知遇之恩那么简单。实际张温和暨艳的政治观点相当类似,甚至可以说暨艳就是张温意志的执行人(“温宿与艳、彪同意”,彪是选曹郎徐彪,与暨艳同时自杀)。譬如弹劾孙吴丞相孙邵,就是由张温领衔,暨艳联署。但是张温也并非暨艳仅有的后台,实际上,暨艳的后台是孙权本人,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孙权未将张温打成暨艳的后台。
说孙权本人是暨艳的后台,在史书中也是有端倪的,还是张温暨艳弹劾孙邵的事情,尽管孙邵没有被劾倒,但那是因为孙权法外开恩(邵辞位请罪,权释令复职)。所以我认为青色水先生说孙邵是孙权敲打江东大族的棒子,是不太确切的,此时张温、暨艳才是孙权的棒子,而孙权要敲打的,则是孙吴所有的权臣大族。否则很难解释张温弹劾孙邵,还弹劾成了,孙权还依然对他重用(张温出使蜀汉负有重建和平的重要任务,出行前孙权亲口抚慰“卿不宜远出”,可见此时张温在孙权心目中的地位)的事实。
暨艳的手法是很躁进的,“扬人闇昧之失”,甚至将郎官罢为军吏,这是抹杀人的政治前途了。陆氏的陆逊、陆瑁、朱氏的朱据都曾劝告他不要这样搞,其实这也是孙权本人即为暨艳后台的证据,否则江东大族断不会对毫无根基的暨艳如此客气地恳求手下留情,早就该痛下杀手了。
大概就是在张温出使蜀汉同时,孙吴内部形势开始起变化,孙权渐渐顶不住世家大族的舆论压力了,暨艳、徐彪都因此自杀,但世家大族没有满足,进一步进攻,牵连到了张温。史书中所记孙权忌恨张温称道蜀汉政治,声名太盛等等,无非诛心之论,从给张温加罪的诏书看,除了与暨艳勾结这一主要罪行外,对其动机的定论是“专挟异心”、“炫贾国恩,为己形势”,这是在将自己与张温切割了。
青色水先生说孙权对张温恨之入骨,这恐怕是错了,张温下狱后,将军骆统上书为他开脱,其中盛赞张温人才,否认了张温一切罪行,甚至指张温是因谗毁得罪的。如果孙权真对张温有什么个人意见的话,骆统想必要为这封信付出惨重代价,但实际没有。史书中还有记载,孙权“咨嗟将卒,发愤叹息”,感慨没有人才时,其反应居然是“追思吕蒙、张温”。孙权对吕蒙的亲重见于吕蒙传:
这也算是一时殊遇了,想到吕蒙之后第二个想到的居然就是张温,孙权对张温“恨之入骨”,这可能吗?但是,孙权对张温的处置确实是很重的,张温本人禁锢,兄弟也被牵连,姐妹被迫改嫁。探讨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张温本人的身份,除张氏一族受到重创以外,陆氏、顾氏也被牵连打击了。这看似荒谬,但实际是孙权一贯手法,日后的两宫之争,结果也是太子党和鲁王党两败俱伤,只要有机会打击世族,孙权本来就是不会讲什么感情和道义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张温既然本身是世族一员,为何充当了孙权打击世族的急先锋?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不必解释的,背叛了阶级的个人并不鲜见,诸葛亮对张温的一段评语可作注脚:“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样的人往往政治上不会有好下场,当代史也这么告诉过我们了。
还有一个尾巴,是韦昭的问题,我把吴书的一些记载疏漏归结于韦昭是张温一党,当然我不是很认真的这么认为,但我认为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可能。这个说法来自于志林,环宇先生说志林是环济所著,我不清楚有什么根据,按照裴注第一次引用志林,是在吴书孙坚传,明确写了是虞喜所著。晋书虞喜传提及了这本书,隋书、唐书经籍志也都有提到,题为《志林新书》,归于子类。虞喜是会稽虞氏,但生于孙吴灭亡之时,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中原丧乱、衣冠南迁,著书立说时江南政治格局比起孙吴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青色水先生说这是诿过于失势死人,恐怕说服力不是那么强。
原文里提到张温与孙邵有隙,这是于史有征的,张温弹劾孙邵就是证据。而韦昭是张温一党,消息来源也不确定,“盖惠恕之党”。但也能找到一些根据,一方面如环宇先生所说,张温曾掌选曹,很可能提拔过韦昭,另一方面,看史书中对暨艳的记载,对其人评价是“性狷厉,好为清议”;对他所打击的对象,肯定了他们“居位贪鄙,志节污卑”;乃至暨艳获罪自杀的理由,都记为“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暨艳这种出身寒微,又得罪豪门大族,最终不得好死的人,留下的名声居然不算坏,这也可算是异数了。推断韦昭确实是张温一党,因此对他笔下留情,这可能还是有的吧。
至于青色水先生提到韦昭史品很好,乃至坚持不为孙和立本纪而死。对一个“清浊太明,善恶太分”的人的同道——从而很可能也是“清浊太明,善恶太分”的人来说,这一点都不奇怪,同样的,这样的人对“浊恶”下笔删削,也一点都不奇怪。
两汉......将军一直在贬值,秦代和汉初将军“金印紫绶”,位比三公
再有一个......就是似乎有固定执掌者,位置会逐渐高于临时设置者,比如: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在东汉是常设职务,地位就逐渐提高了
而三国时期的另一个典型,是征东西南北四将军,原来是低于前后左右的;但是.....因为征东西南北四将军后来常设了,出镇一方,在地方上是最高大员,地位就逐渐提高,反而在前后左右之上
最后提一下谥号,李心传写道:
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为美。有国二百年,谥忠献者才三人,赵韩王、韩魏王、张魏公是也。秦桧谥忠献,实博士曹冠为之。(秦桧追了申王,宋代,还有就是史弥远,谥号忠献,追封卫王)
基本上宋代,忠献是顶级谥号,元还有一人用过......明代?还有么
虽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兄台这样钻进故纸堆里,让我大感隔靴搔痒式的不爽。
论坛讨论时不必试图说服别人,只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行了。这样做,相对来说就不容易介入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