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超越梦想1 -- mingxiaot

此文是朋友的父亲所写。其中有一些他们熟悉而我们已经不太熟悉的政治文字。但是撇开这些泡沫，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如何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成功的。文章写得很实在，也颇有内容，比如朱师长整他，干休所的纠葛等等。文笔也不错。

mingxia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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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超越梦想

二零零零年三月

一、人贵有梦想

梦想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名词啊！人人皆有梦想。然而我理解的梦想就是一个青年人在一生中想要干一番什么样的事业而确立的一个目标。有梦想，才有成功；没有梦想的人就是一具失去灵魂的空壳，不会干出一番事业来。很多人的梦想一开始大都是自由多样的，但在具体选择时，则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我的青年时代，即1958年我18岁时，我国广大农村青年的择业梦想是没有多少自由的。从普遍上看无非是四个方面的选择：一是升学。这对只上过两年私塾就辍学了的我来说，简直是比登天还要难，因此这个梦想对我而言是死胡同；二是进城当工人。当时城镇的人正处在多次下放回乡务农阶段，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购粮票证只发给有城镇户口的人，我作为农民进城是没有饭吃的，想进城务工，真是白日做梦；三是像父母、祖辈一样就地当农民。他们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本土，只知勤奋农耕，节俭生活，我亲眼看到他们活得很苦、很累并且很穷。当他们自己还是十几岁的娃娃时，就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生子，这样一辈又一辈地在苦难中循环，如月缺、月圆一样往复不止。我不甘心走他们的老路，在苦苦的思索之后，我暗下决心走一条与祖辈们不同的人生道路。曾想拜师学中医为人治病，但想到我母亲说的：“那不能挖开井就能打水吃” 的话，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只剩下最后唯一的选择------参军。我把它归纳为第四个梦想，即：穷则思变。在毅然地下定决心之后，我勇敢地报名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值得一提的是，促使我走上这条路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大跃进”中的中国农村环境：吃的是集体食堂；穿的是年人均的八尺布；住的是风雨飘摇的破房屋；说的是假话、大话、空话；干的是昼夜突击的集体劳动活，报酬是每日10个工分（分配时每个工分值2分钱，当时大米8分钱1斤，一日辛勤劳动仅值2.5斤大米钱），这样的农村环境，实在让人难以生存，这一切更坚定了我走上当兵之路的决心。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好的兵。我的军旅之路从一个普通士兵开始，经过班、排、连、营、团，直至师级而划上句号，走过了40多个春秋，现在回想起来，选择参军虽然很冒险，但却很有意义。刚入伍时，一个连队有100名士兵，只缺一个排长，竞争非常激烈，简直比考大学还要难啊！如果德才等条件不是尖子，那么必定会淘汰。我从100多人中被选拔出来，从此我从一个士兵提升为一个军官，之后又经过逐级的考核、选拔和晋升，历经多次军队精简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不仅没有被淘汰，还多次立功受奖，并从未受过纪律处分。虽然没有当将军，但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朝中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的人来说，能做到这一步也确实不易。有的朋友说我成功了，而且这种成功是因为比较走运，抑或是因为祖坟风水好，倍受上天保佑的结果。想来，这样的说法未免太宿命而缺乏说服力。上天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如此眷顾？让我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超越梦想，这一切都归因于在长期履行各级职责的过程中，自己经受住了严格的军事生活中艰苦环境的磨练，而养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忍不拔的军人性格。在实践中自己能学习掌握军事技能，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军事、政治、文化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以适应现代化军队建设中所任各级指挥位置的需要，从而较好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国防建设任务。此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和我的战友们同祖国这段历史有缘。我出生在40年代，工作在20世纪下半叶的40多年里。我们这一代军人坚决听从共产党的领导，认真执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关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指示，使我国的国防力量不断加强。正因为我国有了这支强大的国防实力的存在，使美帝国主义不敢侵略我国，苏联修正主义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各国反动派更无力进攻我国。台湾蒋介石更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就有效地捍卫了这一时期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使站起来的新中国站住了，发展强大起来。使饱经战乱之苦的亿万中国人民享受着和平生活，逐步富裕起来。这一切都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军人是整个军队中的一个细胞，在整个国防事业成功的格局中有我，就如同象棋中的“卒子” ，“卒子”虽小，但它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半步，我很喜欢“卒子”的性格。我想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寓于这个小“卒子”之中，也正是这样一个“卒子”之梦的实现，超越了我和我父辈的一切想象，因此我称它为：超越梦想。

在这个超越梦想之中，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一是从四川山沟里走出来，参军到了东北边疆，最后落户北京，这个环境大变化是过去做梦也未曾想过的；二是以小学二年级的学历，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长期坚持自学，最后经自学考试获得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学历，改写了自己的文化历史；三是以自己这一双曾握过锄的粗壮的手，握过枪之后，又能握笔写诗、出作品，这也是过去不敢想的；四是在我和我爱人真诚相爱，生儿育女，同舟共济30年，而她因病早逝之后，在我们儿女支持下，我又和我老伴走到一起，我们相互关心，彼此尊重和理解，生活很合美。而且我们各自的两对儿女，也都非常争气，都是大学毕业，事业上发展得如此之好。连同已结婚的一对儿女中女婿和儿媳对我们也都很尊重孝顺。这些同样是过去没有想到的；最后就是我的六尺之躯，它是与普通百姓不同的，因为，一个军人的生命是与国家安危息息相关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战争年代，身为一个军人，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以身许国，迎战沙场，置生死于度外。而在和平时代的长期战备训练、国防施工、生产营建、工作调动以及出差办事等艰苦环境执行任务中，自己曾多次与事故擦肩而过，幸而有惊无险，及时转危为安。告退军营，回归到百姓之中。经过长期军旅生活的锻炼，自己我幼年瘦弱的身体增强了，人到晚年能有一个结实而健康的身体，实乃人生一大幸事。又逢祖国改革开放，经济繁荣昌盛，这真是晚年有福啊！在此，我要感谢苍天和大地、感谢曾经培育我和关心帮助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困难走向成功的战友和亲人们，特别要感谢长期支持我安心在军队服役的悉心照顾家庭，教育好儿女而积劳成疾，过早亡故的爱人陈定芳。

现在香港、澳门已回归祖国，作为一个当代老军人的唯一遗憾就是台湾尚未统一。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金瓯一定会重圆的。

二、更贵有行动

固然，人贵有梦想，但实现梦想的行动更为可贵。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但真正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并不多。之所以会失败，我看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将梦想付诸具体行动。实现梦想好比攀登高山，不能幻想着凭借现代设施乘缆车，坐直升飞机达到顶点，而要依靠汗水、努力、智慧以及持久的坚持，来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同时，兼具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既与客观机遇、挑战和转折有关，又与个人素质，努力程度和是否敏感地把握机遇，战胜挑战的决心，使自己处于优胜位置的能力密不可分的。所谓“机”是指时间和空间。所谓“遇”是指缘分；所谓“挑战”是客观事物矛盾的对立面。所谓“转折”就是彼此相互变换位置。因此，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与特定的事物及特定的有缘人相遇，就构成特定事物成败的外因。而客观存在的复杂事物与主观诸因素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自我人生一幅独特的风景。不过，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有目的的，总是为着一定的阶级或集团服务。军队是一个政治集团，它的行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军队强调的是一个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此军人是没有个人奋斗自由的，主要依靠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使用。在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意义上，正如柳宗元《棋序》中讲“一段木头，做成很多棋子，刻字的工匠，随便拿一个当将帅，这块象棋子便成了将帅；再摸一个过来，刻成一个兵卒，这个象棋子就成了兵卒”。不同的是，人与木头是有本质区别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素质和特征。但在人事关系中又掺杂着个人情感和利害关系，因此确实又存在亲与疏以及用了奴才不用人才等现象，在用人的问题上的复杂性是很难说清楚的。总之，根据军队性质和用人制度，在组织和个人关系中个人往往是被动的，不过当组织上把个人放在一定的岗位之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就像雷锋同志一样干一行爱一行，到一个具体单位里就像严冬里的一盆火，温暖着他人，把工作干得扎扎实实有声有色。在一般情况下，此种人往往会得到再晋升的机会。反之，就停滞不前，亦或被淘汰。回忆自己军旅生涯40余年，在追寻梦想的路上，遇到过许多困难与挑战，也曾经有过四次机遇，最终都被一一闯过来了。更有六个致胜“法宝”。

三、四次机遇与挑战并存

1、 从放牛娃到解放军战士

我从一个山沟里的放牛娃到解放军战士，这一步非常重

要，它是我的人生最重大的转折，是我军旅生涯40余年的重要的开端。回想起来，是怎样一种力量促使我投入军旅生涯的呢？是自己的爱国热情吗？不是的。我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童年时代读书很少，又生活在西南边远农村环境，所受的苦难不少，所受的进步教育不多，只是从耳闻目睹的事实比较中，感到：‘共产党新中国比国民党旧中国好’这样一个粗浅而朴素的认识。认为自已是新中国的一个青年，有义务和责任来保卫、建设自己的祖国。但是这还是口头上的。如果只将这种爱国心停留在口头上，那么注定我永远就是一个老百姓。而此时行动才是最重要的。我的同学、乡间的同龄人们，他们皆因缺乏勇气，没有迈出这重要的一步，而失掉了一去不可再来的良好机遇。而我则与他们不同，我以行动勇敢地抓住了机遇。这就是我之选择当兵之路的主观动因。而在客观方面，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诞生10周年之际，虽然国内急风暴雨般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在国际上，战争风云仍然严重地笼罩着祖国，为了应付突发战争，国家只有走加强军队建设之路。祖国需要我这样的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身体健康的适龄年青人。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就构成了实现梦想的前提。

但是，我选择参军之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所必须舍弃的三个方面。

首先，我不能向慈母直接尽孝了。

自古忠孝难得两全。既然要参军服兵役报效国家，就不能守候在母亲身边敬孝了。我自幼习读孔夫子的书，忠孝二字乃是三纲的重要内容，不忠不孝是做人的最大耻辱。面对着忠孝不能两全的人生抉择，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由于我父亲患重病多年，英年早逝。我们五个姐弟是母亲含辛茹苦养大。作为长子，在我童年的艰苦岁月里，我寸步不离母亲，母子感情特别深厚，早已暗暗下定决心，自已长大后要好好向母亲尽孝，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而如果离家参军，我从小的愿望将变成水中之月。而在当时，我的母亲虽然年纪才53岁，但因积劳成疾已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我的内心里，真的难以离开我的慈爱多病的母亲。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写“五律”《辞行》诗一首：“病母泪如泉，辞行子甚难。千重心浪滚，“两意”系怀悬。胜负关山海，轻家国事先。床前三叩首，跨马向边关。”而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母亲多次婉留我不是为她自己，而是她担心我身体较弱，能否吃得了行军作战那分苦？其次因我的两个姐姐出嫁后，我是家中长子，家中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虽年已15岁，但右小腿有残疾，小弟弟还在上小学，作为家中里里外外的顶梁柱，我走之后一定会给家中生活带来许多困难。所以她不情愿我离开。而在我即将入伍离家前的那几天，母亲病重在床，两眼老泪直流。看着母亲流泪，我心中的泪也在向肚内流淌。但我知道，忠孝二字不是并排关系，而是忠字在前，孝字在后。当最后离开家那天，我在母亲床前三叩首向母亲告别后，转身出门直奔乡政府新兵连，未敢回头再望母亲一眼。这一离别母子天各一方，我到了东北边疆，母亲留在西南后方，相隔万里之遥，母亲很想念我，我也非常挂念母亲。1962年冬，母亲患重病住了医院，但她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服役，特意在病好出院后才写信告诉我，这是多么好的母亲啊！而我则由于在部队忙于训练、战备，离家六年之后才第一次回家看望母亲，这时我发现她老人家的白发又添了许多。又过了三年，我第二次回家探望母亲，我们母子短暂相聚，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相见即是我们母子的永别。1969年春母亲告别人间之时，部队一级战备，我也未能最后再见母亲一面，在我这不孝之子心中留下了终生遗憾。为怀念母亲，我写下“菩萨蛮”《遗憾终身伴》一词“飘花飞雪残云暗，青松垂泪悲肠断。慈母寿登仙，晚香留世间。百年儿未转，遗憾终身伴。高处玉宫寒，归来春满园。”

其次，要离别多年相识相亲的恋人。

旧社会，在我的家乡有个不好的风俗叫作开娃娃亲。1949年，就是我的家乡四川省解放那一年，我才9岁，我的父母在媒人的介绍下，作主把我与一何姓女孩家长定下了婚约，头些年我们都是娃娃不懂事，但在我参军前的几年里，我和她已经交往很深了，在快要结婚的热恋之中，我将参军并要离开她，心里真是很难下决心。我知道江山和美人不能两全，两者必须舍轻就重。但我的恋爱对象她能顾全大局支持我参了军，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很感谢她。我参军入伍时，她对我恋恋不舍，从家乡送我到乡政府，当我们新兵队伍离开乡政府时，她又一直送到乡场之外才和我挥手相别。为纪念这一难忘的送别场面，作“五律”《送别》诗一首：“送友田间路，两厢柳色青。排楼乡外别，旁树鸟心惊。雁阵征鸿远，波随落日停。边关连故月，竹马系梅情。”但就此一别，征人6年不归，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分手。

第三、准备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谁都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最宝贵的。选择当兵随时都可能打仗，真枪实弹那是有很多人要付出牺牲的。这是在我选择当兵之前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对我一生而言也是最大的挑战。最后，报着七分牺牲，三分幸存的思想准备，我终于勇敢地投入军营，当时我在日记里写了一首打油诗：“嘉陵江水何处去?乳雁北飞离四川。此去欲与疆土共，三分有幸故国还。”记得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我们排楼乡好不容易才动员32名青年参了军，到了县武装部集中换了军装了后，夜里还有两人开了小差。现在看来不可理解，但在当时是有原因的。中国打了几十年仗，抗美援朝战争中四川籍战士牺牲的相当多，我看他们当逃兵的最大原因就是缺乏勇气作出自我牺牲。当回忆起我这一段历史时，我很为自己当时的勇敢而欣慰。正是这勇敢的抉择，使自己战胜了挑战，抓住了人生最关键的机遇。

2、 从士兵到军官

我从一个普通士兵迈入军官行列，这一步更重要。它是

我一生中第一个质的飞跃，是我军旅生涯40余年的基石。那么，是什么原因把我从士兵推进到基层军官的行列之中的呢?

首先，是国际国内大气候的需要。

我当士兵的年代是1959—1963年这五年间，正是新中国站起来十年之际，来自国际上的火药味严重地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正如我和老战友董善华同志在回忆当年写的一首诗的前半部所描写的那样：“祖国周边乌云滚滚，东西南北杀气腾腾。寰球“四秃”“闹剧”阵阵，我与董君磨刀声声。”所谓“四秃”是指：美国总统肯尼迪、苏共总书记尼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还有台湾蒋介石；他们一唱一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又一幕反华闹剧，他们有一个共同形象，四人都是秃头，所以我们当时简称他们为“四秃”。所谓“闹剧”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遏制中国，对我东南沿海实行军事封锁；苏联修正主义在我国北部边疆陈兵百万；印度反动派政府军在我国西部边疆搞武装挑畔；台湾蒋介石不时叫嚣反攻大陆。当时我国周边形势的确特别严峻，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际上的帝修反联合反华孤立中国。蒋介石趁机捣乱。加上那一时期国内“左”的路线在外交上的影响，在报刊上、广播里，时事报告中常听到，我们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就只剩“一大一小，两个半拉”了。在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给中国亿万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灾荒，七分人祸。虽然宣传口号常讲：共产党、人民政府不准饿死人，但实际上被饿死的老百姓无计其数。那一时期人民群众有苦难言，吃尽了苦头。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有走强兵战备之路。这一大挑战就在客观上决定要把我这样的热血青年留在军队里，也为我等步入军官之途提供了机遇。

其次，是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需要。

在上述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央军委决定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准备打仗。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晚打，而是早打；准备打世界大战。随时准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台湾蒋介石，从我国东南西北一起打进来。先打烂坛坛罐罐，然后再搞建设。为什么要深挖洞，为什么要大搞三线建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要南迁长沙？这一切都是该战略方针的体现。为了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军队建设该怎样办？1959年林彪上台当国防部长后，在既要准备打仗扩充训练军队，而国家物质力量又非常困难的两相矛盾之时。林彪也没有更高明的办法。军队建设只能恢复红军时期物质利益如此菲簿，走加强精神建设之路，先后提出了：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突出政治等一整套从政治上建设军队的路线和措施。因为要打仗，在组织路线上必须要使基层干部年轻化。不能让老抗日、老解放和抗美援朝回国的志愿军中年大体弱者两次带兵冲锋。那么，军队年轻干部队伍从何而来呢？是继续走1955年以后的几年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军队进行的正规化建设，干部必须经过军官学校培训毕业才予任用之路？这样虽好，但因当时国力困难不能维持。此种条件下只能走红军时期干部从优秀士兵中选拔之路。1960年军委决定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基层干部。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老班长们，他们虽然已复员并上了回家的火车，部队又将他们留下来，当了第一批义务兵军官，从而把年大体弱的基层军官替换下来。这样从组织上保证了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并为我等继续步入军官之途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机遇。

第三、就看部队士兵中谁够军官条件了

我当士兵时年轻而且身体好。经过多年军事训练，步兵三大技术成绩优等；在攻防战术演习中：从单兵到小组、班、排、连的战法熟练并且冲得快，动作迅速、成绩突出；体育训练中：单扛、双扛、跳木马，均能达到一二三练习教程规定标准；经过专门游泳训练，可完成一般河流武装泅渡。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我所在部队（38军113师338团3营）奉命开赴北大荒执行开荒生产、上小兴安岭伐木、以及国防施工、营建等劳动任务中我是能手。在当战士的五年中：我先后任炮手、国防施工中营的器材保管员、连队文书、营部代理书记、副排长、班长等职。在政治上：我出身下中农，1959年入伍，1960年入党；在组织中：先后任党支部委员、共青团支部书记、革命军人委员会副主任，是连队政治思想工作骨干，不仅自己能起模范作用，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而且还能帮助连长、指导员做些后进战士的思想工作。我在这些岗位上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全面提高。特别是接受为人民服务等一系列政治教育，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自己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从而更加热爱党、热爱新中国、安心部队服役，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3年被评为团里的模范共产党员，树为师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并选为师里的代表出席沈阳军区共青团学雷锋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年9月提升为排长。我回忆这段历史时，我特别感谢培养教育我的老指导员于洪章同志，并曾于1992年中秋夜，作“七律”一首：“明月凌空照古今，桂香大地夜更深。疏星皓月银河浅，玉宇琼楼紫气芬。幼树弱苗逢雨露，成才尤记育林恩。良宵更把亲人念，赏月吟诗独谢君。”

接着部队党委为落实毛主席关于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同时又为1964年全军进行军事大比武的需要，使连队干部年轻化，因我在学习郭兴福军事教学法中担任教练员，能讲、会做示范动作，被评为尖子教练员。仅任排长半年，就被提升为副指导员，担任副指导员70天，又被提升为英雄连队（38军113师338团七连）指导员，1964年秋，在全师的大比武演练场上，我突然接到副师长一道口令，让我跑步到主席台和全师官兵见面，我跑上主席台先向在主席台上的师、团首长敬个军礼，然后转向全师官兵向全师官兵再敬一个军礼。这时，裴副师长当众宣布——“这就是我们全师最年轻的指导员”。当了标兵，又连升三级，在全师官兵面前出了名，一时间，外界看我已是红得发紫了。然而“树大招风”好景不长。1965年在春，林彪派他的老婆叶群到部队蹲点，提出了所谓“突出政治”的主题，批判1964年全军推广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和军事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犯了建军路线错误。这样一来，部队中凡是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和军事大比武的尖子普遍受到批判，有的还被撤了职。因我是双料货，既是军事大比武的尖子，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当时虽然没有撤我指导员的职务，但日子也不好过。1965年秋，朱月华师长（红军）来我团蹲点，开展小整风运动，他本来是搞军事大比武的急先锋，这时，他为了洗刷自己所谓单纯军事观点之错误，紧跟中央军委也搞起突出政治来了，名为“小整风”，实为“大整人”。我就成了这次小整风运动中的众矢之的。因为团里机关中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和其他干部，他们都是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入伍和经过抗美援朝战争考验的老资格，又都是朱师长的老部下，他们面对我这个唯一没有打过仗而被快速提升起来，在职务上与他们平齐平坐的年轻干部非常忌妒，意见很大，借此次小整风运动发难，向朱师长进谗言，加上朱师长对他多年经营的这批老部下的意见偏听偏信照顾情绪，所以，这股气就只好撒在我的身上，在全团二百多人的干部大会上把我作为靶子，给我例举了20多条莫须有的问题，点名进行严厉批评，大有“汉朝公卿忌贾生”之势，主题是批我“骄傲自满”。一时间批得我头昏脑胀，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连走路都得小小翼翼，我抬头走路，有人指责我“趾高气扬”，我低头走路又有人批评我“死气沉沉。”不管我怎么做，横竖都没有好的地方。因为是压制性批评，只准台上首长批评，不准台下人反驳，毫无民主可言。所列问题又是莫须的，我自然心不服，口也不服。在大会上我多次站起来欲作解释。但都被坐在我一旁姓高的教导员扯着我的衣襟，硬是不让我站起来，所谓“关心我”，怕别人再给我扣上“顶撞师首长”和“不虚心接受批评的”帽子。开始，我对这种突入其来的严厉批评毫无思想准备，只是有一种推完磨杀驴的感觉，思想很不通，但有理无处说，有苦无法诉，只好强忍着。后来，我自悟出“行出于众，人必非之”的道理。就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待就是了。因为当时还只是思想批评，在组织上还未撤消我的指导员职务。其一,是因为有干部政策问题，其二，是因为部队要准备开赴大兴安岭执行伐木任务，那里环境特别艰苦，冬天严寒气温达摄氏零下50多度，因我年轻能吃苦，需要我和连长带领全连同志上大兴安岭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当此任务尚未完成之时，38军接军委之命，于1967年春战备移防至河北省，组织上还是不能容我，把我从指导员的岗位撤下来，安排到团政处当一名群工干事。当时，我已感到在官场斗争中我受到了不公正的排斥。不久，我被派往北京公安部执行清查档案任务，1970年春任务结束后回部队待分配期间，正逢军委从部队向总部选调干部，我被团干部股好友宋书贤同志（我当指导员时宋是我连文书，后被提升为司务长，再升调团政治处干部股任干部工作干事）推荐，被国防科委政治部干部部派员李德仁同志选中，我就这样离开培养教育我成长10多年的摇篮。1971年“9.13”事件后，对全党进行历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对于我曾经历的挨整，受排斥问题找到了答案，我不过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中的受害者，先行思想批判，后是组织处理，使我第一次尝识到在党的路线斗争中挨整的滋味。这次挨整对我这样如同一张白纸的年轻干部来说有好处，它使我醒悟，多少对以后的工作提高了免疫力。

3、从部队基层到高级机关

我从一个部队的基层干部调入总部设在北京的国防科委高级机关中工作，它是我人生递进式的重大转折，是我军旅生活继往开来，向前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我离开38军时，就甩掉了压在我头上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这顶“红帽子”，同时又甩掉了“军事尖子”和“骄傲自满”问题的“白帽子”，以及虚拟的团政委苗子的“官帽子”。使我能够轻装上阵，一切从头开始。1970年3月我到国防科委政治部干部部报到，是老副部长崔中业和任免组组长（实际上是干部部负责人）申解民这两位老首长接待的我。见面后，这两位老首长说：“你是英雄部队基层来的最年轻的（30岁）干部，我们这里就缺像你这样的干部，欢迎你”。三天后，就临时派我前往哈尔滨出差，为国防科委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南迁事宜调研工作组的几位首长当秘书，并于年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南迁长沙任务完成后，留我在干部部工作。从基层大山沟里的土包子来到首都大机关，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是新的、洋的。办公楼的钢质窗户也是头一次见，开关窗户的铜把手也不会使用。几天后，又派我为即将退休的老红军干部杨学礼回四川安置选点的临时出差任务。回京后才分配我在王家凯同志领导的调配组里工作，负责全委的干部福利工作。这项工作远不及任免、调配、技术干部管理工作重要，而且政策性强，跑腿的事多，烦杂、难度大，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差事。我以雷锋同志干一行，爱一行为榜样，愉快地接受了此项任务。因为我没有任何条件挑选工作岗位。一是军队干部工作分配完全是听从组织安排是命令性的。二是人家都是已在机关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资格老、经验多，大多具有大、中专学历，有的还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而我则是刚来机关的新人，既无工作经验，又只有小学文化。凭什么用我这样的人呢？不就是看我年轻、诚实、正派、勤奋有干劲吗。所以分配我任何革命工作，我都不会挑挑拣拣，而且能够安心投入工作。为了完成任务，我首先进入学习阶段：一是向书本学习，学习本职岗位工作范围以及上级的政策法规；二是虚心向老同志学习，看他们如何接电话、写报告、起草文件和办事程序；三是尽量争取多下部队（一年总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外出差）了解实情；四是边干、边学习、边总结、边提高。大约两年左右就可以在高级机关中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了。记得在第三年年终工作总结的会上，申解民副部长说：张世周同志虽然文化低，但他虚心勤奋，工作称职。领导对我这个评价对我很重要，说明我已经在大机关站稳了脚跟。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文革”中参加“四大”的国防科委机关的矛盾，主要是两大派派性斗争，比起基层部队尖锐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起初，我想得很简单，从基层调到机关只是军人服从命令换个工作岗位而已，而为什么要调我等到高级机关则想得不多。后来传达毛主席：“抛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的指导和八大司令对调等。这才知道，我等调机关属于毛主席“掺沙子”措施之一。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国防科委原机关干部作为“一锅端”的受害者，一时都从遂平干校回到机关，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沙子”，心中虽不欢迎，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敢轻易说“不”。后来“老机关”和“沙子”联合办公，使矛盾暂告一段落。

旧的矛盾解决之后，新的大波浪风起云涌。原来国防科委老机关干部在“文革”中分成两大派：一派以毛主席女儿李敏为首，她们在机关中首次贴出炮轰聂荣臻（元帅，国防科委主任）的大字报。站在其对面的当然是保聂派了。两派长期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争夺国防科委最高领导权。在此种情形下，我该怎么办？在部队时，因军委要求在“文革”中正规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因此一个部队内部没有分成两大派。但38军从东北调入华北后，在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号召后，与河北省军区及兄弟部队各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形成长期对立，开枪开炮打内仗，保定成了全国有名的武斗重灾区。我们连队的王振国排长，他是1962年中印的反击战中的英雄，在战场上没有牺牲，却在两派武斗中牺牲了。因为卷入两派派性斗争，驻军吃尽了苦头。我虽然没有在保定地区支过“左”，但当我们调离38军到北京机关工作时，军首长在欢送会上指示我们“要打着红旗进北京，千万不要搞派性”。深知搞派性斗争的危害。但调进科工委机关工作后，我被夹在两大派中间，其形式上看我并未参加某一派，但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倾向性，总认为炮轰派的头头是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因为我经过长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可以说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当时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李是毛主席的女儿，她跟毛主席最紧，是最可靠的，因而我的思想就自然往李这边靠。但李敏这人（年龄比我大两岁，哈军工毕业，分配来国防科委司令部八局任参谋，行政22级），当时她的行政级别，比我还低一级，在此我很佩服毛主席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但李敏水平很低，最大的问题是不联系群众。从干校回到机关后很少到机关来上班，偶尔来机关一次，总是和他们少数派头头凑在一起，闹着成立所谓领导小组，他们之间钩得越来越紧，圈子越来越小，根本不把我这样的“小兵”放在眼里。往后李敏在国防科委所谓的领导小组中当了副组长，并例席国防科委党委常委，这时她更高高在上，她的丈夫孔利华也被安排在我原所在的338团当了副政委，这时便有人跑去拉关系、搞投靠。因为我这个人没有野心，也不搞投靠走上层路线，她不认识我，我对她也敬而远之，共产党员跟党不跟人。再往后她们进一步以所谓的领导小组来代替党委时，机关一些同志举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旗帜，对她们这种踢开党委搞派性的原则问题展开公开的辩论，我也加入其中。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后,即小平同志到国务院主持工作,开始整顿军队,军委派张爱萍到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不久,中央以“四人帮”为代表，打着“反击右派翻案风”的旗帜，撤了邓小平的职务。国防科委机关两派派性斗争再次回潮，掀起了批邓联聂（荣臻）、联张（爱萍）的口号。这段时间很短，到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后，张爱萍复出，旗帜鲜明地整顿机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对李敏等派头头展开了决战。1977年4月，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指出：“李敏是科委的帮派核心女头子。有人捧她。她的水平很低。她看形势不妙，运动起来了，离开了，找保护伞。这个不能放掉，不做组织处理，至少狠狠揭发“批判”。到此定了性，结束了国防科委机关长达10之久的两大派斗争的混乱局面，通过整顿逐步走上正规。在思想整顿完毕后，进行组织整顿。因我没有参加两大派组织的派性斗争，且年纪轻，机关业务熟悉，被正式留在政治部干部部福利科任干事。1982年奉军委之命，国防科委与国防工办合并组成国防科工委后，又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干部部直属福利处副处长。直到1985年春下基层任职才结束了长达15年的高级机关工作，这15年的工作，自己经受了锻炼，也为做好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机关工作经验。

4、逢伯乐展潜力结局圆满

针对国际国内形势，从开国至60年代我国扩军备战，“文革”时期解放军又肩负着“三支两军”任务，军队膨胀得非常大。70年代后期军队整顿中大批干部转业；80年代初期邓小平又宣布裁军百万。1985年春，已是45岁的我，当时自学大专尚未毕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国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干部也放弃了以前的“以工农为骨干”的政策，实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四化”标准。这时论年龄我不轻，论知识我是小学文化，按理应转业地方工作了。正在这时国防科工委北京第一干休所30多名离休干部联名写信告状，让平地起高楼劳苦功高的第一任所长靠边站了。谁都知道这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为补此空缺，组织曾在机关派他人皆不愿意出任的情况下，干部部王亚志部长（曾任彭德怀元帅秘书）极力推荐，让我改行赴该所任该所长（正团级），。凭我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加上十多年的机关工作经验，以及即将自学大专毕业文化，还有二十多年理论学习基础，我自有信心接受此任。可谁知就这样一个别人不愿干、处理不讨好的“芝麻官”，还有人阻挠上任，几经周折，延迟了半月之久，命令才得以签发。其原因后来才听说是有人“打小报告”。一曰：我曾参加公安部清档案工作，对一些老干部历史上的问题了解得太多，怕我不能好好地为老干部服务；二曰：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全党开展的整党期间，干部部党支部王亚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在听完×××代表国防科工委机关所作的整党结束总结报告后，大家分组讨论发言中，我评价国防科工委机关整党工作走过场“像和尚的帽子，平塌塌的”因此记录在案，这时老帐又端了出来，说我不能和国防科工委某某领导人保持一致，因而命令被搁浅了。后来还是王亚志部长到上面去再次解释我的品德表现和为人，才将命令签发下来。在此，我很想感谢王亚志同志，曾写《逢伯乐》小诗一首：“今生幸遇有缘人，半路相逢伯乐君。驽马无为千里日，转磨稍微略出群。”

1985年3月到一干走马上任，看到一干确实是库里无粮，帐上无钱，猪圈无猪，好一个“三无”世界。过五一节也只能吃一顿素馅饺子。虽然在思想上有为老干部服务的良好愿望，但物质方面穷极，这服务工作如何搞好，老干部的福利如何上？80位老干部、40多名工作人员的眼睛都在期盼地看着我怎样演这出戏。为一大批离休下来的开国功臣兴办干休所集体养老，这在中外历史上没有先例，在国防科工委也是首办，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首先，我与同我一起上任的孙德广政委商量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先集中时间对80位老干部（其中30多位军职、40多位师职）挨家挨户上门拜访，征求他们对干休所建设要求和意见。当时收集到意见和要求有280多条，其中要求合理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有70多条，归纳起来诸如办好食堂改善生活、增加文化活动设施、促进健康、改善住房条件、提高老干部福利、加强医务室建设，让老干部有安全感等等。问题摆出来了，但解决这些问题谈何容易，需要一大笔经费从何而来？为救济几位因患病生活有困难的老干部和几户遗属。所里向上级主管部门写了专门报告，但一分钱也未批给，接着，我们又走出去向空军、海军、总参、总政、总后、北京军区等几个办得较早的干休所去取经，但都是问题成堆，尚难解决。怎么办？出路何在？在国防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赵紫阳时期允许军队自我发展，政策一放开，大搞生产经营的热潮在全军蓬勃兴起，我所借此东风，自己动手搞生产经营，首选房地产项目并取得成功，第一年就挣了14万元，皆大欢喜；我从三月到任，就带领大家一齐动手捡砖头修猪圈，“八一”就杀猪过节改善生活，有了钱又有了猪，立即着手办好食堂调整管理人员，把不会做馒头、炒菜的战士精简下来，雇请红白案厨师，自己烤面包、做点心、炸油条、供应豆浆，一举解决长期以来吃“军用馒头”问题，使食堂饭菜品种多，质量提高，全所人员生活得以改善，过年还向每位老干部赠送200多元副食品，大家都很高兴。我这头三把火烧得还算不错，受到称赞。当时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得知一干形势迅速好转后高兴地说：“看来一干班子人选配对了。”这时，所内又有个别人在背后说起了风凉话：“我看新来的所长第一年香，第二年臭，第三年夹着尾巴自己走。”我藐视这些风凉话，自信会干得更好。接着，在所党委的领导下，沿着头一年成功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使生产收入年年翻番。有了钱，所里服务设施得到更新，老干部生活福利提高很快，干休所的面貌大为改观。而我在上任三年后并没有夹着尾巴走，正军职老干部刘毅民还写七绝一首，高度评价三年来的工作。诗云：“牛劲中踏实落蹄重，虎风胆壮迈步新。兔子尾短跑得快，龙头之年又一春。”五年后，国防科工委邢永宁政委亲自到一干检查工作时评论说：“一干已经建设成为象样的干休所”。因此，我在发展生产方面的名声也得已外扬，1990年夏，国防科工委组建若干个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大公司，科工委党委常委决定调我到某公司任职，职务等级是提升。但站在我肩上有“两个小人”作怪，他们搞偷梁换柱，美其名曰“我是一干的稳定因素，工作离不开”，其实是利用我要去的空缺位置安插他们的亲信。真弄得我哭笑皆非。对这种很不正派、不公道的用人行为，虽然我在思想上很气愤，但因我所处的地位我在行动上只能用阿Q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否则就会犯错误，而导致前功尽弃。因此，我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发扬成绩，继续做好本职工作。1993年5月国防科工委在武汉召开的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让我介绍了“积极开展生产经营加强干休所整体建设的经验”，年底科工委后勤部以为老干部服务好、生产创收多、勤政廉洁，连续八年安全无事故等到事迹为我荣立三等到功。当时，在干休所长期任所长政委的干部，因受编制所限，和部队干部发展相比职级偏低，积极性难以调动。总政治部余永波主任上任后，于1993年召开了全军老干部工作表彰大会，会上余主任指示：要进一步搞好老干部服务工作，加强干休所建设，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特别要选好、配好干休所的所长、政委，对他们要同全军其他干部一样解决其职级待遇问题。此后国防科工委制定出干休所所长、政委晋升条件，即：担任干休所所长、政委八年，工作成绩突出，老干部满意三项标准，在全委50多名任现职的所长、政委中，第一批选拔晋升5名，我是其中之一，于1994年春晋升为文职副局级。1996年春，我的任期满11年之际，因为我在一干所班子中如同一个大盖子长期盖着，下面的同志的职级长期也未晋升，积极性受到影响。我主动请求从主要岗位退下来。正当我交班之际，有位同行朋友向我讨教“诀窍”，他说，在中国这块天底下有两项工作最难做好：一是少生孩子计划生育工作；二是安度晚年为老干部服务工作。他知道，有人被难得上了吊，也有人被气得患了心脏病，还有人因一件事办得不如一个“上帝”之意就卷了铺盖。你能在干休所成功地任所长十余年，而且威信越来越高，其中有什么“诀窍”？我的回答是：总的说我用真诚感动了“上帝”，具体讲我也没创造发明闪光之处，就是像老牛一样拉车干实事，大体概括为五句三字经。“安冷门，不怕难。服务好，多挣钱。重管理，保安全。学蜂蚕。不贪占。听党话，与人谦。”这就是我的成功“诀窍”。虽然也有个别人同我对着干，斗了10年，他以为我既管人，又管物，还管钱，是“近墨者黑”，而我偏是近墨者非黑，所以也无碍我一根毫毛。现在我已从所长的岗位退下来四年了，思想稳定，睡觉踏实。当年，我大兴土木建设楼房搞房地产开发时，有些老干部对此有意见。1999年，中央军委决定，军队一律吃皇粮，不允许再搞生产经营，将已有的生产经营项目全部移交地方。这样，当别的干休所在外部开发的生产项目交出后再无皇粮以外收入了，经济十分困难，而我所因为是在院内开发，所建楼房按现行政策照样可以外租，每年继续创收100多万元，为老干部解决实际问题和提高福利待遇创造了前提，大家很高兴。以前有意见的那些老干部，也改口夸奖地说“还是老所长看得远啊”！退下来多年了，还有这样的赞誉，我感到真是心满意足了。至此，我的超越梦想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用我写的七律《六十述怀》来作结束语吧！“军旅生涯四十春，红叶时令别营门。青春弓箭弦绷紧，白发吟诗颂母恩。马列精华铭肺腑，人民利益系乾坤。欢呼港澳回归后，唯叹金瓯少一村。在此，我再次感谢伯乐，感谢“上帝，”感谢与我携手工作的战友和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

四、六个致胜《法宝》

1、 不怕艰难困苦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俗话说，能吃苦乃为志士。

好在从小苦惯了

我出生在川东北的农民家里，家境贫困。我8岁时父亲就患了肺痨等多种慢性疾病，不仅不能劳动，而且举步三声唤，每当我回忆起父亲患重病无钱医治的情景，就非常痛心。母亲因小脚不能下水田劳动，两个姐姐出嫁后我仅12岁，就肩负起上养父母，下供两个小弟弟和自我劳动谋生存的重担。我刚16岁时，父亲就因病早逝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打那时起我就成了家中里里外外一把手，小小年纪就经受了许许多多求生存的艰苦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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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是人们生存最基本的需要。在我小时家中吃水就成为成一大难题。两个姐姐出嫁后我才12岁不能挑水，母亲脚小也不能挑水，天气好时，她就用茶壶提水吃。冬天，有一次天下大雪，我和9岁的右小腿有残的弟弟两人用木桶抬水，天冷地滑，又因没鞋穿，我们的两双小脚冻得像胡萝卜似的，在上坡的石级小路上，不小心摔跤了，水撒在我和弟弟身上衣衫湿了，木桶也被摔破了，半天未能抬水回家。母亲怕我俩掉入水井里，出门沿路寻找我们，在途中看到此种情景，母子三人抱在一起大哭一场。后来还是好邻居帮助我挑回一担水，这天才有水做一顿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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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路难，难于上青天。小时候，我家住在川东北丘陵

山寨上，出行难，运物就更难。“五尺扁担压矮汉，万级石路脚磨穿”的情景乃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解放初期，我家每年向国家交公粮2000余斤，平常种地且不讲，总为每年秋季运送公粮而发愁。我13岁那年，政府要求将公粮送到嘉陵江边石盘砣码头，离我家15华里，我每天运送公粮三次，来回6趟，在那崎岖山路上行程30华里，每次挑50斤稻谷，连续30日自运和雇请人挑运才完成任务。在运送公粮的日子里可真累呀！晚上睡觉抬双腿上床就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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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13岁那年夏天，我的左大腿长了一个腿痈，因无钱治疗感染化脓形成一个鸡蛋大的伤口，每天就用一张树叶贴于患处，愈后还留下一个橡树叶形状的疤痕。当兵体检时，因为它，差一点未过关。就在我大腿患病期间，家中无粮度日，眼看着水田里的早稻已经黄了，母亲小脚不能下水田，弟弟年幼都不能下水田，这时，母亲只好用破布将我患病的大腿扎上，下到水田里割稻子回来，以度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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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有一年过年，人家杀猪宰鸡过年，可我家连买食盐的钱都没有。母亲只好把她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心爱的立柜上的铜门别和铜把手启下来，让我上街卖了买回食盐。想在过年时吃点海带，母亲让我把剩余的钱的钱买二两海带回家，并嘱咐要买最薄的。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买海带要选最薄的，后来才知道，海带薄的不压秤，一是花钱少；二是还可以多做几碗海带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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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我刚16岁，久病的父亲与世长辞了。为安葬父亲，除准备棺木外，其他开支都是向人借的帐。为了还清欠债，我们全家人编竹席卖。有一天早起外出购买竹子。家中已无干粮可带，那大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到买好竹子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我和13岁的弟弟扛着一捆又一捆竹子，又累、又饿、又渴，正好路过一片梨树林，树下正有人卖梨，买几个梨以充饥止渴。就这样经过一夏天的时间编竹席卖，终于还清了所欠债务。正是小时候所经受的艰苦磨练，教会了我人应该怎样以劳动求生存，同时也培养了我不怕艰难困苦的良好习惯。为参军后的战斗生活打下了基础。

当兵虽艰苦，但很有意义

当兵虽很艰苦，但意义不同。当老百姓吃苦为的是自己求生存，或者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一步。当兵吃苦则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世界上没有一个不能吃苦的军队能够打胜仗的。红军能取得长征的胜利，官兵们吃了多少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啊！当兵平时训练多吃一点苦，就是为战时少流一点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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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东北，战胜寒冷气候，就是摆在四川籍新兵面前一项重要课题。我从温暖的四川入伍初到东北，感到真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记得新兵刚分到老部队，于3月中旬部队开赴吉林省海龙县为磨盘山水库修建配套引水渠，三月的东北，仍是冰动三尺，大地坚如磐石，第一天我们一个班用镐头在不到10平米的冻土地上刨地不止，大家用尽了全部力气，才向下创开大约20公分厚的冻土，天啊！这是什么鬼地方，黑色的冻土比四川的沙石还要硬。东北籍老兵吓唬我们四川籍新兵说“到了冬天撒尿需要带根棍子，赤手握枪会撕下你的手皮。”果然到了冬天，前者未必，后者亦然。一年长达6个多月的严冬，最冷时达摄氏零下30多度，我的老乡在北大荒打猎一个被冻死，一个把脚趾头冻伤，到医院把双脚十个趾头全锯掉了，成为终身残废。当时，因国家很困难，军装也发得很少，而且是棉质的很不结实，冬天发一套棉衣，但里面没有内衣裤，在野外雪地里训练时若遇见刮风，雪花和冰块总往裤洞里钻，像刺骨一样寒冷。冬季也发两双布做的袜子，新袜子穿不到半月就破了，常常白天训练，晚上补袜子。当年，我们所有官兵都练就了一手用针补衣袜的硬功夫。雷锋同志的袜子补了再补，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这一切，在开始真觉得天气太冷，军衣单薄，日子难过。但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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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东北时生活也不习惯，我们四川籍新兵主要是吃大米长大的。在四川高梁是用来烤酒和做猪饲料的，从来就未听说过高梁米能做饭吃。但在当时东北部队军粮供应一半是高梁米。由于天气冷，冬天几乎没有新鲜蔬菜吃，只能在菜窖里才能藏存一点白菜、罗卜，所以上顿是高梁米白菜汤，下一顿还是高粱米萝卜片总是老样不变。到了夏秋季东北的气候真不错，但有一种像小鸟的小蚊子和成群的大黑花蚊子多得很，尤其在草原、森林野外作业和劳动时，真叫人烦。走路需手握一把草以驱赶蚊子；拉屎先烧一把火，以免蚊子咬屁股；夜里小便，连一泡尿还未撒完，蚊子已叮满了双腿，用双手往下一抹就是一堆。如果没有防蚊子设备，人真可叫蚊子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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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从1955年实行正规化建设后，不准自己种菜、养猪，全靠吃军粮。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经济困难，官兵生活受尽了苦。每人每天由国家供应1.5斤粮食，粗细各半，为了爱国官兵们每天志愿节约一两粮献给国家，沈阳军区又号召全体官兵每人每天再节约一两。这样，一个大小伙子每天吃到嘴里的粮食只有1.3斤，在没有任何副食供应的情况下，何以填饱官兵们的肚子？训练和国防施工重体力劳动时，前两节课体力充足，后两节课时总是大汗淋漓，四肢无力，肚子里咕噜乱叫，这就是挨饿的滋味。为了这很少的饭能吃得公平，连里天天派值班副班长到伙房帮厨，监督按标准下米，开饭时用秤按人头分配熟饭，连锅皮也得平均分到各班。机枪班尽是大个子，平均分饭实在是不够吃，连党支部专门开会决定为机枪手多分二两饭。1960年冬，我国老百姓挨饿特别严重之时，苏联修正主义逼我国还清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武器的所谓欠款。这时，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他老人家表示三年不吃肉，也要还清苏联的债。周总理号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大搞代食品运动。部队也积极响应。谁知道什么是代食品，怎样搞代食品呢？在全国来说，当时所搞的代食品多种多样，就我亲自搞的代食品只有一种。具体讲依据东北冬天白雪覆盖的情形，就是将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开往农村，到村庄附近老百姓打完场的场园里检玉米皮（靠近玉米的几张白色内皮），用水洗净，加水，加食用碱，用火将其煮烂，待出锅温热之时，用手像洗衣服一样搓柔，然后用豆腐布过滤，数小时后取缸底沉淀之物，这就是代食品。将此物按20%的比例掺入白面或玉米粉中做成窝窝头，可当口粮充饥，但大便较困难，不宜多吃、长吃。

为战胜困难，减轻国家负担，使官兵肚子少挨点饿，1961年春，军委发出指示，允许全军各部队自己养猪、种菜，还可以用5%的兵力开荒生产补充给养。这时，我所在的38军113师338团3营于这年春天奉命开赴北大荒鹤岗市宝泉岭国营农场以南梧桐河畔开荒生产，住的曾是劳改队废弃的牛棚，我们一肩扛枪，一手握镐进行人工垦荒，当年产粮食80多万斤。冬天，不怕摄氏30多度严寒，开进小兴安岭伐木，在没有过冬帐篷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建造半地窝式土垒地堡解决了可御寒的住处，每天用歪把锯在雪地里伐木不止，将所伐原木出卖后的收入购回数十台拖拉机。从1962年以后，便以机械化作业为主进行大面积开荒生产，年产粮300多万斤，以补充全师官兵口粮，战斗力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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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全军军事大比武，在东北军区战斗力最强的38军，当然是大比武的先锋。大比武比出来的尖子成绩来源于对三大技术刻苦训练的结果。练射击打得准主要是练耐力。卧式射击训练中，冬天不怕天寒地冻大练“三九”，常卧于冰雪之上；夏天不怕烈日炎炎大练“三伏”，掌卧于像蒸笼一样的热土上。两只胳膊肘开始被磨得红肿，接着磨出鲜血，后来磨出一层厚厚的茧子。在立势和跪势射击训练中，常常在枪管上加挂砖头以增强臂力。正课时间不时足，争取多用点业余时间和夜间休息时间进行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不仅在一、二、三练习射击比武中打了优秀，还经过考核评为神枪手。练投手榴弹以远、准取胜。胳膊肘练红肿了用热毛巾敷一敷继续练习，比武成绩50米以上（教程规定30米及格，35米良好，40米优秀），像一棵弧形的小炮弹准确地飞向敌人阵地。练刺杀以威猛取胜。比武时，要求单兵姿势态勇猛，出枪有力、杀声轰耳，像小老虎一样冲向敌阵；集体比武时，要求动作整齐划一。俗话说，要想技术精，铁杵磨成针。大比武比出来的尖子成绩就来自这样平时持久地苦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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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践需要，要使部队能走、会打、会生活。比如1964年冬，全团举行三天三夜三百里军事野营拉练。从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部队营房驻地出发，经柳河县境，奔通化市方向长途行军，官兵们全副武装，每人自带半个基数的真枪实弹和三天米粮负重38斤。每天黄昏出发，拂晓而住，每夜行军100里，中途还要演练遭遇敌人抢占山头的战术动作。就这样连续三天三夜三百里，要保证部队走得好不掉队；冲得上打得好不发生事故；吃得上饭有水喝。当时，我任连队指导员，在行军中同战士一样负重，在编制上虽为连长、指导员配有两名挑夫为我们挑背包，因我当时年轻身体好，我主动不用挑夫自背背包，为了鼓舞士气活跃部队，一路走还要一路作宣传鼓动工作，帮助体弱、脚打水泡的战士扛枪。到了宿营地战士们吃饭后就休息了，而我和连长还要及时的清查人员武器情况，看地形、派出岗哨，向上级写好宿营报告并派通信员送到营部所在地，值班轮流查铺查哨等，因此在拉练中的连队基层干部要比战士更累，更辛苦，责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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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战备，在我国东北重要战略方向的大山中修建永久性国防坑道。我于1960年和1963年两次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第一次用铁锤钢钎打孔加炸药爆破等手工作业方式进行施工，一日三个班，（24）小时放一排炮可掘进80公分左右，很累，进度也很缓慢。第二次则用空压机风钻打孔，用半机械化作业方式，比第一次进步快多了。当时，我任作业班长，每班8小时放一排炮，进度达1米左右。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就像修铁路开凿隧道的工人一样，在整天见不到天日的山洞里与岩石搏斗，只要上班，全身汗水和石头面像米粉一样沾满全身。由于没有排空设备，尽管带上双层口罩，但石头面仍然不断随着呼吸气往嘴里、鼻子里钻。后来有不少人得了矽肺病，我没有患过肺结核病，但我的双上肺至今仍存有许多阴影，可能就是当时吸进的小石面粉的遗留物。最大的危险是来自险石和哑炮，一时麻痹就会发生大事故。我们兄弟连队曾多次发生死人事故，有一次就牺牲了三个战士，真是教训深刻。有一次一排炮刚响过，我性子急，就立刻从洞口外进到300多米深的作业面仗量当班进度。我刚上作业面上方，就被梯恩梯炸药爆炸有毒气体熏倒了，当时感到严重地喘不过气来，我憋了一口气迅速往通道跑，刚到通道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是战士们及时赶到将我背出坑道，才脱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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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军从朝鲜停战陆续撤回祖国，驻防吉林通化市，我所在的113师，是1957年夏季撤回在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建设营房的。当时国家很困难，国防费少，所建军营房非常简陋，几乎都是土坯干打垒式的。到60年代中期已是房顶漏雨、墙不挡御风寒，需要重新翻盖和大修。但又因国防费中没有这一大笔经费。1965年我连调往通化市为军部建造一座三层楼房招待所也是土法施工。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就自己动手翻盖营房，为准备木材，1966年秋113师奉命开赴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特区，位于苏联边界10公里处名曰“打火道”，就是沿着边界将森林割除200米宽一条火道，以防苏联森林之火燃烧到我国林区。同时，又伐取许多木材为翻盖营房之用，我连驻进一条新修专线铁路名为“三荣岗”车站往西一条新公路干线27公里处，在一条小河边搭起帐篷，这年冬天最冷时气温达摄氏零下53度，我们白天伐木不止，夜间用人工将木材装上汽车运出，官兵们不怕任何困难。未等此项任务完全结束，于1967年2月中旬奉军委之命令，38军战备移防到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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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就更为艰苦，当战士时每月只发6元钱津贴费。我一般每月只花一元钱用于购买牙膏、肥皂、卫生纸、信封等，其余5元钱寄给母亲。后来当了上士副排长，每月发津贴18元，5年服役全部积蓄就是买了一块价值160元的苏联首都牌半钢手表。1962年8月在我们四川籍这批老战士中，我的老乡周以银同志第一个回乡探家。这时，我想给久别的母亲捎点吃的，可我跑遍了宝泉岭农场副食店，所有的货架上都是空空的，后来在一家餐馆门前买到二斤油炸炸玉米面丸子，请周捎回给母亲。家中的情况就更苦，三口之家只准养一只母鸡，周回部队时，母亲从万里之遥给我捎回10个熟鸡蛋，八月天气，经过6天路程，最后只捎到3个已经臭得难闻的鸡蛋了，虽然是臭鸡蛋，但我没有把它扔掉，用草木火将臭鸡蛋烧糊尝尝味道以收下母亲一片爱子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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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每一项具体任务都要付出艰苦才能取得扎实成效。记得在1967年秋天，正是“文革”武斗最严重时期，我从保定回四川探家，途中经历27天才到家。在这次探家中，团里干部股交给一项外调任务。组织上拟提一营营长陶德伦到团里来工作，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干部每提升一级都要对家庭祖宗三代的历史调查一清二楚。在我去调查前，已派人调查两次，但结论都一致证明陶家是富农成份。富农属于专政对象，这样的家庭成份的干部，不但不能提升，还要被清除出部队。为了彻底搞清楚陶的家庭成份问题，组织上再派我和刘德宽同志一同前往调查，我们到了云山县，县里到区通公路，但从区里到乡不通公路，靠步行到了陶的家乡——当时叫通天公社，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在大山的山顶上，而陶的家却在深沟里。我们山上山下挨家挨户进行走访，终于搞清楚了陶的家庭是佃耕中农成份。因为走访时所有人都证明陶家在解放前是租佃其舅舅家90挑田（约20亩地）耕种，他自己家并无田土。那么，为什么前两次调查都证明陶家是富农成份呢？原因是：陶在1959年入伍前给过婚，陶入伍后，在1962年她爱人和大队长×××通奸，并生一孩子，陶写信告了状，当地政府撤了大队长的职务，几年后×××又恢复了大队长的职务。我部第一次派往调查的人因山路难走，就在县里用电话让大队写一材料递到县上，因大队长×××对陶告状复仇，故意将陶家成份伪造成富农；第二次派去调查人，他们更简单，到县政府将第一次调查底稿抄一份，盖上章就拿回部队交了差。所以前两次调查结果相同。我们第三次去调查，不怕艰苦深入到当地最基层彻底查清楚了问题，得出了与前两次相反的正确结论。后来陶得到重用，当了副团长，师参谋长，军副参谋长，最后当了四川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

一个人要干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艰辛。当一个人经过长期艰苦环境的磨练，就能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实践中我体会到：“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反之，“我强它就让”的道理，从此提高了抵御任何艰难困苦的免疫力，从这之后，它就化为钢铁般的意志，转化为财富和成功的基石。

2、不怕牺牲自我

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这是普天下的人们都知道的简单的道理。但真正做到不怕牺牲自我，实在是很难的。当兵为什么光荣，光荣就在于为了祖国的安全、人民的利益，必要时冲锋陷阵，勇敢地牺牲自己生命。这说来很容易，真正从思想上过好生死观那是很难很难的。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经过不断教育和严酷的思想斗争，反复多次解决，才能从胆小怕死中走向勇敢，最后成为一个自觉无畏的战士。我小时非常胆小，可以说有四怕：一怕鬼、二怕雷鸣、三怕狗咬、四怕看到别人杀猪自己身体就发颤。从一个胆小鬼，到勇敢地报名参军投入军旅，是经过初步思想斗争和自我牺牲准备的，但这还很不够，还有“逼上梁山”的成份。入伍后，经过一系列教育才逐步解决“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训练就是为了打仗”的思想。首先，部队对我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主席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从理论上懂得了怎样去死才有价值。第二，以英雄为榜样向英雄学习。首先印入我脑海中第一个英雄形象是宋代民族英雄——岳飞。1959年秋天，我所在步兵营里的独立无后座力炮排赴大连营城子海上靶场实弹射击，刚打完靶我就生病住进了大连陆军医院，病情稍好转就躺不住了，从图书室借第一本书是《岳飞传》，当我读到岳飞写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抑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廉耻，犹未雪。臣于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使我深受感动。一个宋代名将，在他含恨而英勇就义之前，写出这样壮怀山河，脍炙人口，千古绝唱的好词，鼓舞和教育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我乃新中国的青年，决心向民族英雄学习。后来又读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佳句和当代烈士夏明翰在英勇就义前留下悲壮的五言绝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佳作，而我们就是革命的后来人，应当好好向先烈学习。再往后，像方志敏、杨靖宇、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积越多。1962年中印反击战中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陈代富到我们师作报告，师首长专门指定让我作代表参加英雄坐谈会，中午陪英雄一起吃饭，这些都对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第三、1960年冬，在全军开展的两忆三查（忆阶级苦，民族恨。查阶级立场，思想斗志，服役态度）。在典型开路阶段，雷锋同志到我部作典型忆苦报告，我亲眼见到雷锋同志，又听过他的苦大仇深的忆苦报告，使我深受教育。1963年春，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开展学雷锋活动中注意以雷锋为榜样，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一系列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从此我才真正懂得了“人为谁活着，为谁而死”，一个新中国的军人“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进而增加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爱国责任感。这时，不仅清楚自己当兵是为了打仗，而且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国家主人的一份子，更要刻苦训练，提高本领准备带兵去打仗，为祖国和世界和平而战。在我的军旅生涯时代，我国打了三次边界自卫小仗（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1979年中越边界之战）都未能轮上我，但1961年后的几年中，蒋介石张牙舞爪，叫嚣要反攻大陆。1963年冬，我部奉命进入一级战备。团里卫生队医生为每个军人化验了血型，并填写在自己的军衔背面，以备负伤后抢救输血之用。按打仗要求，我们每个战士把自己随身携带剩余之物，用一块白布包装好，像寄邮包一们写上自己家里通信地址和收件人姓名，并存放在留守仓库内，如果一旦作战牺牲了，组织上将作为烈士遗物寄给亲人。这一切都是为了随时迎击蒋军反攻大陆。有诗为证：“海峡两岸战云稠，万里寒光欲角欧。临阵磨刀待将令，宵眠披甲把枪搂。”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与蒋军决一死战，这时在我的思想中一点也不害怕了。由于我军严阵以待，蒋介石龟儿子终于未敢发动反攻大陆之战。我想当时蒋军若真敢反攻大陆，我军士气如此高涨，我敢肯定地说蒋军一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1964年当了指导员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此时，想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生死问题，而是和连长如何带这个英雄连队130多名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为祖国打好第一个胜仗。政治指导员如何带领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为社国立下头功的问题。

3、攻克文化关

人的一生要学习很多知识，如果没有文化这一重要工具作基础，学习政治军事和其他知识都是很难的。因此下定决心扫清我前进路上的拦路虎，闯过文化关。

我早有读书之志，记得在5岁时，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曾对我说：“孩子，从小就要努力读书识字，长大才会有出息啊！”父亲的期盼早已牢牢地刻在我的幼小心灵上，至今不忘。自幼读书很用功，早晨，一手牵放牛绳，一手拿书识字，晚上睡觉前还要复习一遍当日的课文，听我母亲说，有时说梦话还在背诵《三字经》。可惜，因我出生在旧社会，父亲早病，家境穷困，因为需要我劳动求生存，6—7岁上了两年私塾，8岁就被迫辍学了。恰逢解放前夕，想上正规学堂之梦已经化为泡影，从此就只有走上漫长的自学之路。我相信“小雨天天下，总会湿衣衫”的道理，因此白天劳动，晚上读书。自己无钱买书，就借书来抄。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53年冬天，从部队回来一位名叫刘臣观的复员军人，他利用离我村五里的《灵观音庙》小学堂校址，办起了农民识字夜校，这件事对我来说好象心中升起了一轮太阳，感到读书学文化有望了，我第一个报了名。母亲支持我上学，早早为我准备好了煤油灯和夜间走路照明用的火把。就这样，我坚持到1955年组建初级社时，成为村里唯一的“文人”，开始选我当了记工员，后来选我当了高级社会计。

1959年我应征入伍后，正赶上林彪上台当国防部长，把部队教育偏向一边，只搞“突出政治”，甩掉了文化学习内容。我想到部队学文化的希望又破灭了。人贵有志，当战士时，我每天除了训练操课外，业余时间用于自学文化，长期以来跟随在我身边的小挎包中总有“五件宝”。一、每天必读一篇小报沈阳军区班有《前进报》；二、自购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和拿不准的字立即请教；三、身上常带一支钢笔；四、随身总带着一本喜读的书和一册日记本。无论是训练、劳动、行军课间休息或出差等空闲的时间，我从不打扑克，更不会打麻将，只要有点时间就读一段书，这一习惯养成后被长期坚持下来，成为我生活的必需。有小诗为证：“包里溢书香，书痴阅读忙。无书知识短，书海味更长。”并做到：学什么就记什么，干什么就写什么，想起什么就记上一段日记，一直坚持很管用。几年后汉语文字基本都认识了，字也写得比较好了，连里办黑报我经常组织稿件。因为我在农村当过会计，会算帐，到部队后，连长、指导员发现我是一个人才，让我当了连部文书。不久，营里的书记被上级借调走了，营长、教导员又调我到营部任“代理书记”，半年后老书记返回营里，我又面临下连队，这时全营五个连队的连队、指导员争着要我。再次使我感到坚持自学很重要，有点文化是很有用处的。我回到连里当文书一年后，连党支部为全面锻炼我，提升我到排里任副排长。不久，全军从编制上取消副排长职位，我又下到班里当班长。不管职务是上还是下我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学文化毫不放松。1960年以后，在部队中逐步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我也被卷入其中。当时，毛泽东选集四卷非常难买，我写信回老家，托住在县城的二姐帮助我从一位教师手中借到一套寄给我，收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我是连队里第一个有毛选四卷的人。从此，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毛主席的许多文章通俗易懂，不难学习。但读到《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篇章，一些名词，又使我遇上了“拦路虎。”比如什么是“形而上学”和什么是“对立统一”就读不懂了，正在这时，正好有一名姓朱的干事从师部下我连当兵，他是大学生，我就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一一向他请教，并拜朱干事为师。记得他向我解释“形而上学”一词时，讲得很简单，他说：这是古希腊哲学中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是形容用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看问题的一种不科学的方法，它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是根本对立的，朱干事的解释在我心里好象打开了一扇窗户，明白了许多。坚持学习，到1963年我已是连队中第一个通读完毛选1—4卷的人，并写下心得笔记160多篇。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这样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其中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和观点都在帮助我做好后来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从中受益匪浅。

1970年调国防科委高级机关工作后，部队基层那一套直接的面对面的工作方法基本上用不上了，接一个电话，也需准确无误地作电话记录，机关对部队的指挥主要靠写在纸上的文件来实施，所以在高级机关工作文化知识写作能力就更重要。机关的老同志多是大学生，首长的高参。高级机关中的高参是干什么的？总的说是出谋划策的，具体讲是通过学习政策、调配研究，对某一项工作写出建议报告，待批准后发通知、作批复以推动工作，要求很高。对所出手的文件，不仅要用简短的文字准确地说清问题，还要求语法、修辞、逻辑关系、层次结构及标点符号等都要规范化，这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如同一张白纸，一切从头开始。为适应高级机关工作需要，唯一办法只能虚心学习，努力攻关。头两年向老同志学着干，三年后，自己可以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了，领导还比较满意。十年之后，由我主笔写出了象样的文件《国防科工委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子弟学校领导，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师待遇问题的通知》，此件被放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规章汇编—1949—1988年国防科工委卷内。

能适应基层工作需要，又在高级机关中干得称职。这还不能摘掉我入伍时原始档案中小学文化帽子。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需要大量各类建设人才，从中央到各级领导都开始重视文化教育，注意培养提高在职干部文化程度了，并按“四化”要求选拔任用干部。1982年我已担任副处长，我们处里干事们最低文化程度是高中，真是形势逼人啊！我若不学习，那真的就成了年大没有文化被淘汰者，这时，领导上也很关心我，政治部金协理员动员我脱离一段工作岗位专门补习初中文化或自修中专，我自己也有紧迫感，但因那一阶段工作实在太忙，我没有报名。1983年教育部向全国公布党政干部基础科自学考试计划，共12门课，经考试合格，国家承认大专学历。得知这一消息，我既高兴，又畏难。高兴的是我少年立下的攻读之志，有了实现的可能；畏难的是，正如有些好心朋友劝说我那样：“我们已是40多岁人了，等学成也该退休了，何必自找那份苦吃呢。？”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报了名。这时，我虽然没有听到我周围的人说什么，但我自己猜想别人是否会嘲笑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我对处里同我一起报名自学考试的战友们说：“你们年纪轻、记忆力强，文化底子厚，我不如大家，但我是属“牛”的，笨鸟先飞。对一个命题你们背两次可以记住，我准备背5次，你们三年毕业，我准备八年抗战。秋季，第一次考哲学课，因我从未参加过正规考试，对答题类型方式都不清楚，心里没有底有些慌张，结果差4分没有及格，第一次败下阵来，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因为我在别的方面从来就不服输。这时，在我的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此止步，一条锲而不舍。我选择了后一条路，紧紧咬住这最后一次大学梦的机会，坚持四年，12门课经考试全部合格。于1987年由北京市自学考试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给我颁发了正式毕业证书，从此攻破神秘的文化关，在我档案中把小学文化程度改写成大专文化。毕业后，我写了，《它，使我动情》学后感文章，北京市自学考试报，于1988年12月期在自学人物版刊出。在此文中发表了我心中的歌“拾起少年攻读志，补上历史遗憾科。幸逢天公重抖擞，晚成秋蝉向党歌。”学文化也和干其它事业一样，一个人在儿童和青年时代没有机会上正规学堂，只要有攻读之志，锲而不舍，走长期自学之路，同样也会学有所成。

4、勤奋务实干出业绩

四十余年的军旅生涯，我个人没有独立地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在祖国50年华诞中，我以其中40年里有我这一个保卫者而满足。我这个人自幼就养成了勤奋好胜喜人夸讲的性格，无论干什么工作，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好，决不落他人之后。父母勤劳的榜样像一面旗帜常在我儿时的心中飘扬。父亲讲他年轻时插秧一天可插1.2亩地，真叫我可敬；母亲小脚干重活不行，可干些轻活，则又快又好，我很佩服。记得我6岁时，我们家养了一头小牛，我很喜欢它，一个秋天的下午放学很早，我就背着竹背篓到野地里割青草喂小牛，一会儿就割回一背篓，连续割回5背篓。母亲看我爱劳动，她很高兴地夸奖我说；我儿子能干，一双割青草的小手很麻利！我听了心中很高兴，知道一个人只有勤劳才会受人好评。我还记得也是我6岁那年夏季，农忙时节学校放假，我第一次下田学插稻秧，半天功夫就插完3分地，中午母亲为奖赏我，特意给我煮一个鸡蛋吃。使我再次明白，只有劳动干出成绩才会得到奖赏。15岁时，我在初级社参加集体劳动干重体力劳动活我还不行，但干轻活时我和大人干得一样多，到晚上评劳动工分，大人是全劳力评10个工分，只给我评5个工分，我的心中很是不服气。16岁被选为高及社会计，由于我不懂会计业务，村里送我到县里会计训练班集训半个月。回村后很快就能记帐和算帐。每年的试算分配和年终结算分配帐目一清二楚，向社员公布后受到好评。1958年冬，人民公社评比中我被评为先进会计，并选为人民公社的先进代表出席县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59年春参军后，第一年全年都是正规军事训练，政治和军事科目三七开。步兵在军训中最过硬的是射击，这是我的强项，第一次打靶就取得优秀成绩，在靶场上指导员就给我胸前挂上大红花，后来成为特等射手，又是团里的校枪员，每年实弹射击前所有枪支都有要经过校正。一支枪拿过来，经我打上1—2发子弹就知道此枪是否技术合格或有无毛病。每次实弹射击考核，营、连首长总把我作为成绩最稳定、最可靠的射手安排在最后一批打靶名单中。有一次第二练习考核，全营其他官兵都打完了，只剩下我最后一个，这时统计表显示，我若不及格全营成绩降一等，从优秀降为良好。我若打优秀全营就是优秀。这时靶场气氛非常紧张。崔营长大声命令“张世周，你要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打好这最后一靶，为全营争光”。枪声响过，看靶—优秀！靶场顿时一片掌声。1975年国防科委机关拉练打靶，这时我已35岁了，但在部队练就的基本功仍保持着，10发子弹，还取得97环成绩，得到第一名。

在当战士的五年里我没有探过一次家，人说军营是和尚庙寂寞难熬，我则认为军队是一所大学校，是学知识、长才干的摇篮。年年受奖或评为先进。

我出身劳动人民，在劳动中显能手这是我的本色。在北大荒用铁镐人工开荒我一天开垦一亩以上；秋天用镰刀割大豆连续40余天，每天割5亩之多，被誉为“飞刀手”。有一天营里董营长组织全营割大豆比赛，每连选取3名“飞刀手”，我入选3人之一，正式比赛90分钟，我连3人每人平均成绩1.71亩，获第二名。于洪章指导员用竹篮提着伙房早已准备好的几样小菜和白干酒到地里慰劳我们。在天寒地冻的小兴安岭伐木，全连人均日伐6立方米，我每天可伐8立方米以上，有时超过10立方米。

1960年在东北某省大山中进行国防施工中，开始在连队直接参加施工，后来被调至营部担任器材保管员，经常赶着马车到离工地30余里以外的团部器材股领取炸药、雷管等施工需要的几十种器材，及时送达全营各连施工现场，保证施工需要，帐目也一清二楚。为了确保安全、万无一失，我就将背包搬进库房里住。更加危险的是有一次满载雷管、炸药的大车马惊了，有几箱雷管、炸药被摔到马路上，幸而有惊无险。由于我表现突出，营部机关党支部批准我的申请，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3年在某地参加第二次施工中我任作业班长，我班以安全优质全面完成任务受到表彰。1965年我连独立调往通化市为军部盖招待所大楼，完全是手工作业，这时我已担任指导员，但我几乎天天上工地和战士们一起劳动。从地面用肩向三层楼运红砖，一般每人每次挑运20块，我一次可挑运28块，全连同志都很佩服。在基层当班长时，我班是先进班，在炮排任排长时，我排是先进排。1964年上任当指导员时，正逢军事大比武，但65年以后林彪搞“突出政治”，我是大比武的尖子挨了批，在任指导员3年中，虽然64年的大比武、65年的营建任务、66年到大兴安岭伐木等艰巨任务都完成得很好，并且安全无事故，各项成绩先进，但因其所谓路线错了，因此未被评上“四好”连队。

在五、六十年代，谁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乃是一生的莫大荣誉。我在公安部执行清查档案任务中，于1969年1月25日和参加全军“四好”连队代表在首都体育馆一同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接见，我也算是亲眼见到毛主席的人。

调国防科委机关工作的15年间，一半是在“文革”动乱中度过。按政治机关干部工作分工，我是具体做干部福利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成千上万名干部、科技人员中的牛郎织女搭桥，解决夫妻分居、工作调动、户口迁移问题，以及干部子女入园、入托、入学的教育和就业问题。1976年9月我到新疆某基地参加场区氢弹试验，亲眼所见那里真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沙石到处跑的恶劣环境，基地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为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长期扎寨或是在那里安家落户，他们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上帝”，也感动着我。为了解决边疆基地干部子女就业难问题，1978年国防科委栗在山副政委亲自指定让我负责调查起草报告，和其他人共同努力开办起“马兰”、“东风”两所中专技术学校，为缓解干部子女就业难起了重要作用。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搞好科研工作，保证我国“两弹一星”试验任务得以顺利进行。由于勤奋敬业，秉公办事，热心为基层服务，多次受嘉奖。

在干休所任所长11年间，上级赋予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党关心、爱护老干部有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项政策全面落实。因为所服务的对象不是一般人，而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军、师级干部，他们是枪林弹雨中的幸存者，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继续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因年迈多病退出现役进入干休所安度晚年的离休生活。干休所的工作非常具体，大到关系党和国家之事，小到鸡毛蒜皮无所不有。在纷繁的工作中，我作为所长自始至终主要抓三件事：一是带领全所工作人中全心全意为老干部服务。对每位老干部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子孙后代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件具体事都要认真服务好。老干部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一点也不能马虎。雪中送炭、雨中送伞，想老干部所想，给老干部所急，供老干部所需，创造出第一流的服务水平，使绝大多数“上帝”满意。二是在军委政策允许下积级开发生产创收，为干休所的整体建设和提高老干部的生活福利提供经济基础。1985年我上任前的1984年，全所生产收入只有1.4万元,我上任后以开发房地产为龙头,第一年就创收14万元,以后年年滚雪球,到11年交班时年收入100多万元。我在任时边建设投入，边创收计500余万元，交班后的四年间，他们利用我所建成房屋出租又创收500多万元，有这一大笔收入，为解决干休的实际问题和提高老干部生活福利办了许多实事，对此全所同志皆大欢喜。也曾多次受上级表彰，并为其他干休所提供了经验。三是加强管理和责任心，确保安全无事故。全所有各类机动车20辆，天天拉着宝贵财富出行，因此责任特别重大，是日夜悬挂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上任不足100天内，曾发生两次伤人事故（一次对方全部责任，一次我方全部责任），受到上级通报批评。失败乃成功之母。我认真吸取教训。我的办法是：把背包搬进司机班，和驾驶员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技术状况，和他们 一起摸索安全行车经验，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这以后，创造了连续10年安全行车300多万公里没有发生等级事故的佳绩。在连续安全行车9周年时，我和王清江政委，欧召军助理，梁蓬英干事和全体司机共同总结出安全行车的基本经验，作“七律”一首：“九载安全已奠基，十连冠桂盼佳期。务虚引导钟常响，管理科学重适宜。技术求精勤苦练，遵章守法不偏移。平安献给他和你，素质高超事迹奇。”

以上三件大事贯穿始终，抓得落实。服务好，收入多，福利高，安全有保证。不仅受到上级表彰，老干部也很爱一干所。副兵团干部刘苏同志，因当时尚无副兵团房子，临时安排到我所住一副军职住房，1999年科工委在九干所建起一批副兵团级干部，刘老搬入住了三天，又要求搬回一干所。他说：“一干天时、地利、人和都很好，我死也死在一干”。经组织批准，又将刘老搬回一干。

在干休所的工作，不仅要干出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还要有很强的柔劲和忍劲，才能把干休所的服务工作做好。一次有位女老干部临时用车，因车辆少，调变员调整困难迟到了10分钟。这位老干部仗着委里某主要领导是她的老上级，有意来到我的办公室撒气，我笑颜接待，恭恭敬敬向她敬礼陪不是，然后静听她骂了一个多小时，我则侧耳恭听一言不插，让她把气撒完了也就了事了。最后，我再次向这位老首长道歉，并表示由于我工作没有做好，接受批评，下次一定改正。还有一次，一天夜里不知是谁，在一位老干部门前草坪上拉了一堆屎，这位老干火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刻到现场，我刚到，这位老干部就大发雷霆地训斥我一顿，我二话不说，边作检讨，边亲手将大便处理掉。在干休所工作这类事常有，只要有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一切也就风吹云散了。

我年轻时性格刚强，到了中年，特别到了干休工作后有了180度的转变。认为：人只有刚强实际上非强，“柔弱”并非不强。只有该刚则刚，该忍则忍，刚柔适度，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谚语云：“大丈夫能屈能伸”，决不可能犯“小不忍则乱大谋”之错误。这可能也是我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总之，回忆40年来，我所担任的每一项工作都能比较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人不能只有过关斩将之业绩，因时也有“尿裤子”的时候。1994年夏，我所从外单位调入一名司机，出车时与人争路发生吵咀，所里车管助理前去处理时，不是采取平息矛盾，要求下级迅速撤离的正确方法，而是火上加油，造成架斗伤人，使矛盾升级。引起对方不满，状告军委，影响很坏，这件事受到上级点名批评，教训非常深刻。事后，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处理，耐心做好对方善后工作。为了自责，我主动到上级将我先进典型事迹材料取回，请求上级取消我的先进评选资格。因长达40年之久，工作上失误的例子还有，这里不一一再举。

5、不贪占

廉政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对全党每一个党员和国家机关每一个公务员（含解放军军官）都是一个严峻考验。能否保持廉洁过好这一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强弱的重要表现。我已有40年党令。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已经有了很强的免疫力，当我走上领导岗位后，也曾有糖衣炮弹袭来，但我能够时刻警惕自己严防污染，所以不但不被糖衣炮弹打中，反而把它顶回去。现在退休了，回到百姓中，我最恨贪官，对蠹虫绳之以法，我拍手称快，我最喜欢廉洁，但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从我做起。

水有清浊之分，官有廉贪之别。构成贪污受贿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有手中握有人、财、物重权的人才有可能。但我相信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廉洁的。战争年代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他们讲的是牺牲奉献，随时准备将自己的生命都献出来，难道还有比这还宝贵的吗？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些老革命教育出来的，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讲的是为人民服务，绝大多数是有免疫力的；现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他们运筹帷幄，从容应付，发展了大好局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四化建设作出了继往开来的重大贡献，他们以“三讲”和“三个代表”为内容要求自己，大多数也是廉洁的。否则，我国的经济社会不可能持续发展如此之快，但确有腐败分子，问题越来越重，案子越来越大，确实应该猛醒了。但我相信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教育，以法治国，有虫必捉，仍然是很有希望的。

六十年代我们党的党风确实很正，我当指导员时，对战士入党、提干都是很好地坚持了党管干部、党管党的原则，一律坚持标准、经党支部等讨论决定，没有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既没有请客送礼现象，也没有产生这一现象的土壤。那时连队里的最大问题，不过是干部侵占士兵利益问题。我连副连长分工他管食堂，有一次连里杀猪。他把猪肝炒着自己吃了，年终总结开军人大会，大家对此向他提出批评，这就算比较大的问题了，支委会上他多次作深刻检讨才算过了关。

七十年代，虽然处于“文革”动乱之中，但党的好作风还继续在部队和机关中发扬着。当时我在国防科委政治部干部部分管干部福利工作，虽然没有任免、调配、技术干部管理工作那样的大权，但主管着全委干部家属随军落户的审批权，特别是迁来北京市落户的审批权，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福利、教育经费的分配使用管理权。说起来权也不小，好在上级规定明确、党风正，没有请吃饭，送红包现象。但有人为了拉近关系，过年时送份挂历，请看个电影的现象客观存在。也有人对一些难办的问题办成了，为了表达感谢之意，想方设法送上点土特产。有一次我外出工差，就有人托朋友捎给我家一包海米，当我出差回家发现时，已被我正在上小学不懂事的女儿偷吃得所剩不多了，再无法原物退回了，才照价返还。

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私有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经济腐败现象逐步泛滥起来。我担任干休所所长期间，虽然没有多大权，但负责车辆派遣、财务开支审批、生产管理，以及开发建房工程承包等。但我手中的权利姓公不姓私。我有车辆派遣权，从不乱派和私派。1991年儿子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这在我的家中来说是一件大喜事，然而送儿子赴上海读书我用自行车送站，我的邻居见后说，这样的大喜事为什么不要辆车，我回答说，这样更能受锻炼，我儿子也很理解。1993年10月1日，我女儿结婚，我和老伴打“的”去参加女儿的婚礼，看来，有些不尽人情，但我自己和老伴都认为这样更有意义。我主管财务，但从不为自己批一张条子。有一个工程队为了承接一项工程，趁我在外开会期间，将礼盒与红包送到我家，我开完会回家知此情后，第二天上班就将礼盒与红包原物送回。并狠狠批评他们这种犯法违纪行为，并断然拒绝将工程承包给该工程队。

1993年，兄弟干休所到大同开煤矿挣了钱，每月给每位老干部工资袋中装100元生产补贴，这件事反映到我所引起震动，因我所没有在外部开发生产项目，我就想办法从内部挖潜，我和政委带头把办公室腾出来，几个人挤在一间房内办公，老干部也把活动室暂时让出来一起外租，用所挣的钱也给每人补贴100元。

所里有卧车，这都是上级配给老干部用的，我们工作人员上下班和外出办事给派吉普车，有时吉普车送工厂修理，就乘公共汽车。有一次，上级车管部门的同志来我所进行一年一度的车辆年审，中午需招待一餐客饭。事先，车管助理员请示我说，兄弟单位都招待得很好，要求我批准破例提高招待标准，经我同意多加两个好菜，超标120元，从我的不工资中扣除。

以上这些具体行动，全所同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993年下半年，全军进行廉政大检查。上级检查工作组来我所检查时，离休老干部们向检查组同志说：“我们都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不少领导者总是房子越住越大、车子部是越坐越小、请客吃饭总是档次越来越高。可是我所的领导相反，他们总是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请客吃饭超了标还自己掏腰包。我们相信这样的领导是清廉的，不需要再作什么检查。”我是所纪委书记，带头廉政本是自己的职责，当我有了廉洁行动，就得到大家如此公道的评价，使我很受鼓舞。在位不做贪占事，退休没有鬼敲门。自感思想非常轻松，其乐无穷。

6、予人真诚赢得人心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必须与他人交往。在和他人交往中必须摆正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群众是水，个人是舟，水既可以浮舟，又可能沉舟。古人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两军交战一胜一负，双方不但实力对比，而且更是人心向背的结果。一个人只有自己行为正确，以真诚之心对待他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众人的支持。要想受到他人尊重，首先自己要尊重他人，拿出叫人佩服的行动。

①榜样的作用无穷

一个人要想得到众人的佩服，只有老老实实在行动中做出榜样，起模范作用，我听我们连里的老同志讲了这样一个战斗故事。1949年1月14日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我们连担任突击连。当攻城打开城防实破口向市中心发起冲锋时，冲到靠近市中心的《金钢桥》（现改名为解放桥）时受阻。这时，我连老指导员田忠泰同志把手枪一举，高喊共产党们跟我冲啊！一举冲过“金钢桥”，使守桥敌人交械投降，取得了战斗胜利。我连也在这次战斗被誉为“打的好、团结好、纪律好”的三好的英雄连队。这个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叫人佩服之极。这个故事对我启发很大，在以后的行动中，以老指导员为榜样，处处起模范作用。在打靶场上看我的，枪一响——优秀；在战术场上看我的，打冲锋过战壕——动作迅速勇猛；出工差掏厕所，看我的——首先跳进又脏又臭的大粪坑；在学习上，看我的—读书多、体会深、写日记数量多、质量高；在处理个人问题上看我的—探家先让他人，自己安排在最后一个。在基层我就靠这些实际行动赢得了优势。

②拿出行动为群众谋利益

我赞成“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的口号”我们的干部，无论党派到那里，无论单位大小、条件好坏，都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为那里的群众干实事谋利益。我任连队指导员时，主要职责是对全连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关心大家政治进步。同时也特别关心全连同志伙食的改善。在上级政策允许下，积极开展种菜、开荒种地、养猪、磨豆腐以改善官兵生活。记得，我接任指导员的时候，连队伙食帐结余几乎是零。由于我和连长带领大家积极种菜，每年收30多万斤，自给自余；养猪40多头，一般每两周可杀一头猪；每两天可磨一盆豆腐。这些自力更生的办法有效地改善了官兵生活，增强了体质，提高了战斗力。三年后交班时，食堂有余粮上千斤，伙食费节余上万元。到了机关工作，总是出主意想办法多为基层谋福利，特别是到了干休所以后，真诚地为老干部服务，在军委政策允许下，积极开展生产经营，在国防科工委27个干休所中是有名的挣钱最多的，为老干部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深得老干部们的支持，在所里工作11年间，进行了5次党委直接选举，均获多数选票支持。1995年春，是我离任前最后一次党委竞选中，记得到会党员82名，我得票79张，是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

③深入群众。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4年春节前团政治处派我带队到部队驻地附近生产点——吉林省东风县二道沟村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时，当我们敲一家老百姓门时，很久才有人出来开门，进屋后发现男主人上山割柴去了，女主人正在补裤子，因没有裤子替换，只好将破棉被子围在身上，几个孩子也都呆在炕上，天冷衣单不敢出门。见到此景，我主动将身上仅有的5元钱，掏出来放在小桌儿上，我的几个随同也将身上零用钱自动放在小桌上，并说快过年了，买几尺布给孩子们缝件新衣服吧！此事虽小，事后这家人还向部队写来感谢信。

1963年， 我部在辽宁省某地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时，我们排里有一名战士名叫朱福银，初中文化，河南人，入伍二年表现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党。在一次施工中发生事故，将左小腿砸骨折了，虽经治疗，但留下了后遗症。这时，他认为自己像大海中一艘失去方向的航船，感到自己的一切前途都失望了，每天除了称病睡觉外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准备中途退出现役，一时成为连里有名的后进战士。于是我和他长期交朋友，经常交心、谈心和他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讲保尔科查金的故事。在一次谈心中了解到他母亲生病无钱医治，有一个姐姐已出嫁，家中无人照顾，生活很困难。这时，我就用他的名字给老人寄去20元钱治病，当他母亲准到钱后，给儿子回信说钱已收到。但不知钱是谁寄的。后来他知道钱是我寄的，很受感动，从此他把我看成是他真正的朋友。1964年我当了指导员后进一步培养他入了党，当了班长。他超期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到河南，正逢平顶山市招收公安干警，其条件必须是：共产党员，在部队当过班长的复员军人，他正好符合条件，当上了人民警察。之后，他专程来北京，并带着他母亲的心意——河南大红枣来谢我。

1964年，地方上搞“四清”运动，其中一项内容是清理阶级队伍。部队是执行“左”的路线的先锋，干部部门审干，对每一个干部都发函调查，调查提纲非常详细，要求查祖宗三代历史。当时查出我连司务长余守义同志的父亲，曾在旧社会给乡长当过保镖，奉上级之命将此人开除党籍，复员回原籍。我当时是连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是具体执行者。余复员回原籍后，再次受到不公正处理。开始安排他看水库拿工资，后来连此项工作也不给了，他只好回家种地。余守义同志非常老实，加农家村信息闭塞，一直未回部队要求平反。直到80年代初期〈〈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在“文革”中被错误处理复员的军队干部要重新给予安排工作的通知〉〉下发一年多后，他还不知道。这时，我虽然已调该部队10多年了，但他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我主动打听到他的通信地址，写信通知他回原部队办理有关平反手续。他接信后感到喜从天降，立即回部队办了平反文件，回家后当地政府安排他在乡政府当了助理员，事后，他也专程来北京我家中致谢。

有一名干部名叫安国华，年刚50岁，就在工作岗位上病故了，留下遗孀和6个未成年的子女，生活非常困难。我在福利处工作时，照顾遗孀本是我份内职责，所以经常给予照顾，每逢“八一”、“春节”前去慰问，生活困难给予救济，六个孩子逐步长大，其中三个孩子经我搭桥安排了工作。后来他家生活好了，安的遗孀还专门上家致谢。

当自己周围的群众遇到了实际问题，我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一把，不是为了受表扬，也不是要受人感谢，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些都是应该尽的义务，目的在于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让更多的人心向共产党。

④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依靠团结群众把思想工作做到人的心坎上。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连队指导员是战士的知心朋友，战士中的思想问题及时发现并正确解决，就像现在的电子网络一样迅速，这是我军优于其他军队之“法宝”。但是一个连队有130多人，仅靠指导员一人孤军作战是不行的，要依靠党支部一班人和班、排、中思想工作骨干形成思想工作网，才能做到战士的思想问题发现不过夜。有一天夜间值班员，深夜发现在营房东侧空地里有一团火，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排机、枪班战士苏才胜烧的一堆旧报纸，见苏面南而跪，嘴里还念念有词。值班员立即向我报告，我立即感到情况不好，因为昨天他家里来了一封信，可能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马上把苏找到连部来，我与他促膝谈心，了解到的情况同予计到的大体一致，原来是家里来信说他母亲病故了，连里刚开完一级战备动员会，他知道部队此刻不准请假。苏也是四川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是孝子，他原想给妈妈烧完纸后，同妈妈一起“上天堂”。经过耐心安慰和细致的转化工作，消除了一次政治事故的发生，挽救了一个战士的生命。他复员28年后，一次我到绵阳市出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苏再次重逢，他还邀请我到他家作客，看到他儿孙满堂，生活得很幸福，我也由衷地高兴。

还有一天晚上半夜有人来连部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军事大比武尖子班班长王金山。他见我就说，指导员我不想死了，这！交给你两发子弹。原来他是东北人，初中文化，人很聪明，能讲、会做，是军事大比武中尖子，后来部队搞所谓突出政治挨了批，他对发展前途无望产生了轻生念头。是日入夜后，他先到副连长李长发（从国民党军队解放入伍，曾当过军事教官，军事技术有一套）住处说：他想死。李副连长就大胆地给了他两发子弹。当时，李未向我报告，事后查问李时，李说：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一定不会死的，我有绝对把握才这样做的。虽然这像游戏一样有惊无险，但李的做法不可取，成为当年批评的典例。

到干休所后，我经常到老干部家中走访，也常到医院看望住医院的伤病员和家属。了解他们疾苦，征求他们意见，听取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跟大家关系处得很好，彼此心心相印，随时听得到正面的意见，也能听得到不同意见与要求，这些为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并使我总是处在主动位置。

总之，我以我心，换得人心，团结共事，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促进了我的事业成功。我的一生，虽然没有像电灯发明家那样给全世界人都带来光明。也不像英雄模范人物那样闪光发亮。在人民军队中更不像将帅那样独挡一面。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以“孺牛”为支点转磨不止。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国防事业献出我的一腔热血。

附带再谈一点用人的体会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又说“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制定政策和使用干部两件大事。”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古今中外的成功者莫不如此。汉刘邦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运粮至军，源源不绝，我不如肖何，统100万兵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就是重用了张良、肖何、韩信等人才夺取了天下。中国共产党则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先等领袖和跟着老一辈革命家打天下的一大批人才，所以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后来毛主席选林彪为接班人，实践证明是选错了，因为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伪君子，最后成为判逃者。接着又选王洪文为接班人，又选错了，因为王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又是“四人帮”之一，他们给国家造成了许多难以估量的灾难。一个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跟组织和领袖跟对了就是成功，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就是胜利。反之，为民族敌人日本侵略者效劳，注定永远是民族的罪人。跟着国民党蒋介石服务，最终都是失败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跟随共产党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前进就是胜利，相反，为林彪、“四人帮”干坏事就是失败。像黄、吴、叶、李、邱就是如此。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军队也是同理。一个人在单位里工作，不仅对上要跟好人，而且对下还要用好人，同时本级班子、集体中也都是好人，事业才能成功。在我40余年军旅生涯中，总的来说人员关系是好的，我的直接上级都是好首长，我很幸运没有跟错人，因此没有发生受牵连的问题。我同样很幸运我有一个很好的班集体，还有一群为国防事业作贡献的好战友，依靠大家，不仅各项任务完成得好，而且这个群体中的人，对外没有发生大的违法行为，对内也没有发生凶杀和造成重大责任事故，也没有发生承担连带责任背黑锅问题。因此，比较平安，但在个别人中，也曾发生过轻微的贪污、盗窃犯罪行为和违纪现象。有教训，但无碍大局。

前面的事迹等见过很多，那一辈的人们都有类似的思想和觉悟，不管在什么岗位，都是很尽心尽责。。

第4部分震动我很多，尤其是写信通知司务长回部队办理平反证明的事，说明写回忆录的人真心把经手的每一桩事情都放在心上。

结尾的总结“用人之道”话不多，道理深。。

祝好人一生平安！！

此文多少杜撰在其中。

哪个部分是杜撰？

观点可以斟酌，但事实应该没有大的问题。我是偶尔看到，觉得挺不错，就鼓捣朋友同意我发出来。朋友的父亲退休多年，还有什么名声好追求？朋友现在也算小有资产，估计不会指望靠这篇文字吃饭吧。

等我整理一下再发。

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这四个人里只有先总统空一格蒋公是个光头，赫鲁晓夫和尼赫鲁都是地中海，说秃也不是不行，唯独肯尼迪，他的发量远远不能叫秃。这位置似乎是他前任艾森豪威尔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