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超越梦想1 -- mingxiaot

接着部队党委为落实毛主席关于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同时又为1964年全军进行军事大比武的需要，使连队干部年轻化，因我在学习郭兴福军事教学法中担任教练员，能讲、会做示范动作，被评为尖子教练员。仅任排长半年，就被提升为副指导员，担任副指导员70天，又被提升为英雄连队（38军113师338团七连）指导员，1964年秋，在全师的大比武演练场上，我突然接到副师长一道口令，让我跑步到主席台和全师官兵见面，我跑上主席台先向在主席台上的师、团首长敬个军礼，然后转向全师官兵向全师官兵再敬一个军礼。这时，裴副师长当众宣布——“这就是我们全师最年轻的指导员”。当了标兵，又连升三级，在全师官兵面前出了名，一时间，外界看我已是红得发紫了。然而“树大招风”好景不长。1965年在春，林彪派他的老婆叶群到部队蹲点，提出了所谓“突出政治”的主题，批判1964年全军推广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和军事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犯了建军路线错误。这样一来，部队中凡是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和军事大比武的尖子普遍受到批判，有的还被撤了职。因我是双料货，既是军事大比武的尖子，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当时虽然没有撤我指导员的职务，但日子也不好过。1965年秋，朱月华师长（红军）来我团蹲点，开展小整风运动，他本来是搞军事大比武的急先锋，这时，他为了洗刷自己所谓单纯军事观点之错误，紧跟中央军委也搞起突出政治来了，名为“小整风”，实为“大整人”。我就成了这次小整风运动中的众矢之的。因为团里机关中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和其他干部，他们都是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入伍和经过抗美援朝战争考验的老资格，又都是朱师长的老部下，他们面对我这个唯一没有打过仗而被快速提升起来，在职务上与他们平齐平坐的年轻干部非常忌妒，意见很大，借此次小整风运动发难，向朱师长进谗言，加上朱师长对他多年经营的这批老部下的意见偏听偏信照顾情绪，所以，这股气就只好撒在我的身上，在全团二百多人的干部大会上把我作为靶子，给我例举了20多条莫须有的问题，点名进行严厉批评，大有“汉朝公卿忌贾生”之势，主题是批我“骄傲自满”。一时间批得我头昏脑胀，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连走路都得小小翼翼，我抬头走路，有人指责我“趾高气扬”，我低头走路又有人批评我“死气沉沉。”不管我怎么做，横竖都没有好的地方。因为是压制性批评，只准台上首长批评，不准台下人反驳，毫无民主可言。所列问题又是莫须的，我自然心不服，口也不服。在大会上我多次站起来欲作解释。但都被坐在我一旁姓高的教导员扯着我的衣襟，硬是不让我站起来，所谓“关心我”，怕别人再给我扣上“顶撞师首长”和“不虚心接受批评的”帽子。开始，我对这种突入其来的严厉批评毫无思想准备，只是有一种推完磨杀驴的感觉，思想很不通，但有理无处说，有苦无法诉，只好强忍着。后来，我自悟出“行出于众，人必非之”的道理。就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待就是了。因为当时还只是思想批评，在组织上还未撤消我的指导员职务。其一,是因为有干部政策问题，其二，是因为部队要准备开赴大兴安岭执行伐木任务，那里环境特别艰苦，冬天严寒气温达摄氏零下50多度，因我年轻能吃苦，需要我和连长带领全连同志上大兴安岭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当此任务尚未完成之时，38军接军委之命，于1967年春战备移防至河北省，组织上还是不能容我，把我从指导员的岗位撤下来，安排到团政处当一名群工干事。当时，我已感到在官场斗争中我受到了不公正的排斥。不久，我被派往北京公安部执行清查档案任务，1970年春任务结束后回部队待分配期间，正逢军委从部队向总部选调干部，我被团干部股好友宋书贤同志（我当指导员时宋是我连文书，后被提升为司务长，再升调团政治处干部股任干部工作干事）推荐，被国防科委政治部干部部派员李德仁同志选中，我就这样离开培养教育我成长10多年的摇篮。1971年“9.13”事件后，对全党进行历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对于我曾经历的挨整，受排斥问题找到了答案，我不过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中的受害者，先行思想批判，后是组织处理，使我第一次尝识到在党的路线斗争中挨整的滋味。这次挨整对我这样如同一张白纸的年轻干部来说有好处，它使我醒悟，多少对以后的工作提高了免疫力。

3、从部队基层到高级机关

我从一个部队的基层干部调入总部设在北京的国防科委高级机关中工作，它是我人生递进式的重大转折，是我军旅生活继往开来，向前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我离开38军时，就甩掉了压在我头上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这顶“红帽子”，同时又甩掉了“军事尖子”和“骄傲自满”问题的“白帽子”，以及虚拟的团政委苗子的“官帽子”。使我能够轻装上阵，一切从头开始。1970年3月我到国防科委政治部干部部报到，是老副部长崔中业和任免组组长（实际上是干部部负责人）申解民这两位老首长接待的我。见面后，这两位老首长说：“你是英雄部队基层来的最年轻的（30岁）干部，我们这里就缺像你这样的干部，欢迎你”。三天后，就临时派我前往哈尔滨出差，为国防科委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南迁事宜调研工作组的几位首长当秘书，并于年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南迁长沙任务完成后，留我在干部部工作。从基层大山沟里的土包子来到首都大机关，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是新的、洋的。办公楼的钢质窗户也是头一次见，开关窗户的铜把手也不会使用。几天后，又派我为即将退休的老红军干部杨学礼回四川安置选点的临时出差任务。回京后才分配我在王家凯同志领导的调配组里工作，负责全委的干部福利工作。这项工作远不及任免、调配、技术干部管理工作重要，而且政策性强，跑腿的事多，烦杂、难度大，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差事。我以雷锋同志干一行，爱一行为榜样，愉快地接受了此项任务。因为我没有任何条件挑选工作岗位。一是军队干部工作分配完全是听从组织安排是命令性的。二是人家都是已在机关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资格老、经验多，大多具有大、中专学历，有的还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而我则是刚来机关的新人，既无工作经验，又只有小学文化。凭什么用我这样的人呢？不就是看我年轻、诚实、正派、勤奋有干劲吗。所以分配我任何革命工作，我都不会挑挑拣拣，而且能够安心投入工作。为了完成任务，我首先进入学习阶段：一是向书本学习，学习本职岗位工作范围以及上级的政策法规；二是虚心向老同志学习，看他们如何接电话、写报告、起草文件和办事程序；三是尽量争取多下部队（一年总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外出差）了解实情；四是边干、边学习、边总结、边提高。大约两年左右就可以在高级机关中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了。记得在第三年年终工作总结的会上，申解民副部长说：张世周同志虽然文化低，但他虚心勤奋，工作称职。领导对我这个评价对我很重要，说明我已经在大机关站稳了脚跟。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文革”中参加“四大”的国防科委机关的矛盾，主要是两大派派性斗争，比起基层部队尖锐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起初，我想得很简单，从基层调到机关只是军人服从命令换个工作岗位而已，而为什么要调我等到高级机关则想得不多。后来传达毛主席：“抛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的指导和八大司令对调等。这才知道，我等调机关属于毛主席“掺沙子”措施之一。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国防科委原机关干部作为“一锅端”的受害者，一时都从遂平干校回到机关，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沙子”，心中虽不欢迎，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敢轻易说“不”。后来“老机关”和“沙子”联合办公，使矛盾暂告一段落。

旧的矛盾解决之后，新的大波浪风起云涌。原来国防科委老机关干部在“文革”中分成两大派：一派以毛主席女儿李敏为首，她们在机关中首次贴出炮轰聂荣臻（元帅，国防科委主任）的大字报。站在其对面的当然是保聂派了。两派长期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争夺国防科委最高领导权。在此种情形下，我该怎么办？在部队时，因军委要求在“文革”中正规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因此一个部队内部没有分成两大派。但38军从东北调入华北后，在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号召后，与河北省军区及兄弟部队各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形成长期对立，开枪开炮打内仗，保定成了全国有名的武斗重灾区。我们连队的王振国排长，他是1962年中印的反击战中的英雄，在战场上没有牺牲，却在两派武斗中牺牲了。因为卷入两派派性斗争，驻军吃尽了苦头。我虽然没有在保定地区支过“左”，但当我们调离38军到北京机关工作时，军首长在欢送会上指示我们“要打着红旗进北京，千万不要搞派性”。深知搞派性斗争的危害。但调进科工委机关工作后，我被夹在两大派中间，其形式上看我并未参加某一派，但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倾向性，总认为炮轰派的头头是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因为我经过长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可以说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当时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李是毛主席的女儿，她跟毛主席最紧，是最可靠的，因而我的思想就自然往李这边靠。但李敏这人（年龄比我大两岁，哈军工毕业，分配来国防科委司令部八局任参谋，行政22级），当时她的行政级别，比我还低一级，在此我很佩服毛主席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但李敏水平很低，最大的问题是不联系群众。从干校回到机关后很少到机关来上班，偶尔来机关一次，总是和他们少数派头头凑在一起，闹着成立所谓领导小组，他们之间钩得越来越紧，圈子越来越小，根本不把我这样的“小兵”放在眼里。往后李敏在国防科委所谓的领导小组中当了副组长，并例席国防科委党委常委，这时她更高高在上，她的丈夫孔利华也被安排在我原所在的338团当了副政委，这时便有人跑去拉关系、搞投靠。因为我这个人没有野心，也不搞投靠走上层路线，她不认识我，我对她也敬而远之，共产党员跟党不跟人。再往后她们进一步以所谓的领导小组来代替党委时，机关一些同志举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旗帜，对她们这种踢开党委搞派性的原则问题展开公开的辩论，我也加入其中。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后,即小平同志到国务院主持工作,开始整顿军队,军委派张爱萍到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不久,中央以“四人帮”为代表，打着“反击右派翻案风”的旗帜，撤了邓小平的职务。国防科委机关两派派性斗争再次回潮，掀起了批邓联聂（荣臻）、联张（爱萍）的口号。这段时间很短，到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后，张爱萍复出，旗帜鲜明地整顿机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对李敏等派头头展开了决战。1977年4月，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指出：“李敏是科委的帮派核心女头子。有人捧她。她的水平很低。她看形势不妙，运动起来了，离开了，找保护伞。这个不能放掉，不做组织处理，至少狠狠揭发“批判”。到此定了性，结束了国防科委机关长达10之久的两大派斗争的混乱局面，通过整顿逐步走上正规。在思想整顿完毕后，进行组织整顿。因我没有参加两大派组织的派性斗争，且年纪轻，机关业务熟悉，被正式留在政治部干部部福利科任干事。1982年奉军委之命，国防科委与国防工办合并组成国防科工委后，又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干部部直属福利处副处长。直到1985年春下基层任职才结束了长达15年的高级机关工作，这15年的工作，自己经受了锻炼，也为做好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机关工作经验。

4、逢伯乐展潜力结局圆满

针对国际国内形势，从开国至60年代我国扩军备战，“文革”时期解放军又肩负着“三支两军”任务，军队膨胀得非常大。70年代后期军队整顿中大批干部转业；80年代初期邓小平又宣布裁军百万。1985年春，已是45岁的我，当时自学大专尚未毕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国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干部也放弃了以前的“以工农为骨干”的政策，实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四化”标准。这时论年龄我不轻，论知识我是小学文化，按理应转业地方工作了。正在这时国防科工委北京第一干休所30多名离休干部联名写信告状，让平地起高楼劳苦功高的第一任所长靠边站了。谁都知道这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为补此空缺，组织曾在机关派他人皆不愿意出任的情况下，干部部王亚志部长（曾任彭德怀元帅秘书）极力推荐，让我改行赴该所任该所长（正团级），。凭我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加上十多年的机关工作经验，以及即将自学大专毕业文化，还有二十多年理论学习基础，我自有信心接受此任。可谁知就这样一个别人不愿干、处理不讨好的“芝麻官”，还有人阻挠上任，几经周折，延迟了半月之久，命令才得以签发。其原因后来才听说是有人“打小报告”。一曰：我曾参加公安部清档案工作，对一些老干部历史上的问题了解得太多，怕我不能好好地为老干部服务；二曰：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全党开展的整党期间，干部部党支部王亚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在听完×××代表国防科工委机关所作的整党结束总结报告后，大家分组讨论发言中，我评价国防科工委机关整党工作走过场“像和尚的帽子，平塌塌的”因此记录在案，这时老帐又端了出来，说我不能和国防科工委某某领导人保持一致，因而命令被搁浅了。后来还是王亚志部长到上面去再次解释我的品德表现和为人，才将命令签发下来。在此，我很想感谢王亚志同志，曾写《逢伯乐》小诗一首：“今生幸遇有缘人，半路相逢伯乐君。驽马无为千里日，转磨稍微略出群。”

1985年3月到一干走马上任，看到一干确实是库里无粮，帐上无钱，猪圈无猪，好一个“三无”世界。过五一节也只能吃一顿素馅饺子。虽然在思想上有为老干部服务的良好愿望，但物质方面穷极，这服务工作如何搞好，老干部的福利如何上？80位老干部、40多名工作人员的眼睛都在期盼地看着我怎样演这出戏。为一大批离休下来的开国功臣兴办干休所集体养老，这在中外历史上没有先例，在国防科工委也是首办，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首先，我与同我一起上任的孙德广政委商量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先集中时间对80位老干部（其中30多位军职、40多位师职）挨家挨户上门拜访，征求他们对干休所建设要求和意见。当时收集到意见和要求有280多条，其中要求合理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有70多条，归纳起来诸如办好食堂改善生活、增加文化活动设施、促进健康、改善住房条件、提高老干部福利、加强医务室建设，让老干部有安全感等等。问题摆出来了，但解决这些问题谈何容易，需要一大笔经费从何而来？为救济几位因患病生活有困难的老干部和几户遗属。所里向上级主管部门写了专门报告，但一分钱也未批给，接着，我们又走出去向空军、海军、总参、总政、总后、北京军区等几个办得较早的干休所去取经，但都是问题成堆，尚难解决。怎么办？出路何在？在国防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赵紫阳时期允许军队自我发展，政策一放开，大搞生产经营的热潮在全军蓬勃兴起，我所借此东风，自己动手搞生产经营，首选房地产项目并取得成功，第一年就挣了14万元，皆大欢喜；我从三月到任，就带领大家一齐动手捡砖头修猪圈，“八一”就杀猪过节改善生活，有了钱又有了猪，立即着手办好食堂调整管理人员，把不会做馒头、炒菜的战士精简下来，雇请红白案厨师，自己烤面包、做点心、炸油条、供应豆浆，一举解决长期以来吃“军用馒头”问题，使食堂饭菜品种多，质量提高，全所人员生活得以改善，过年还向每位老干部赠送200多元副食品，大家都很高兴。我这头三把火烧得还算不错，受到称赞。当时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得知一干形势迅速好转后高兴地说：“看来一干班子人选配对了。”这时，所内又有个别人在背后说起了风凉话：“我看新来的所长第一年香，第二年臭，第三年夹着尾巴自己走。”我藐视这些风凉话，自信会干得更好。接着，在所党委的领导下，沿着头一年成功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使生产收入年年翻番。有了钱，所里服务设施得到更新，老干部生活福利提高很快，干休所的面貌大为改观。而我在上任三年后并没有夹着尾巴走，正军职老干部刘毅民还写七绝一首，高度评价三年来的工作。诗云：“牛劲中踏实落蹄重，虎风胆壮迈步新。兔子尾短跑得快，龙头之年又一春。”五年后，国防科工委邢永宁政委亲自到一干检查工作时评论说：“一干已经建设成为象样的干休所”。因此，我在发展生产方面的名声也得已外扬，1990年夏，国防科工委组建若干个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大公司，科工委党委常委决定调我到某公司任职，职务等级是提升。但站在我肩上有“两个小人”作怪，他们搞偷梁换柱，美其名曰“我是一干的稳定因素，工作离不开”，其实是利用我要去的空缺位置安插他们的亲信。真弄得我哭笑皆非。对这种很不正派、不公道的用人行为，虽然我在思想上很气愤，但因我所处的地位我在行动上只能用阿Q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否则就会犯错误，而导致前功尽弃。因此，我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发扬成绩，继续做好本职工作。1993年5月国防科工委在武汉召开的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让我介绍了“积极开展生产经营加强干休所整体建设的经验”，年底科工委后勤部以为老干部服务好、生产创收多、勤政廉洁，连续八年安全无事故等到事迹为我荣立三等到功。当时，在干休所长期任所长政委的干部，因受编制所限，和部队干部发展相比职级偏低，积极性难以调动。总政治部余永波主任上任后，于1993年召开了全军老干部工作表彰大会，会上余主任指示：要进一步搞好老干部服务工作，加强干休所建设，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特别要选好、配好干休所的所长、政委，对他们要同全军其他干部一样解决其职级待遇问题。此后国防科工委制定出干休所所长、政委晋升条件，即：担任干休所所长、政委八年，工作成绩突出，老干部满意三项标准，在全委50多名任现职的所长、政委中，第一批选拔晋升5名，我是其中之一，于1994年春晋升为文职副局级。1996年春，我的任期满11年之际，因为我在一干所班子中如同一个大盖子长期盖着，下面的同志的职级长期也未晋升，积极性受到影响。我主动请求从主要岗位退下来。正当我交班之际，有位同行朋友向我讨教“诀窍”，他说，在中国这块天底下有两项工作最难做好：一是少生孩子计划生育工作；二是安度晚年为老干部服务工作。他知道，有人被难得上了吊，也有人被气得患了心脏病，还有人因一件事办得不如一个“上帝”之意就卷了铺盖。你能在干休所成功地任所长十余年，而且威信越来越高，其中有什么“诀窍”？我的回答是：总的说我用真诚感动了“上帝”，具体讲我也没创造发明闪光之处，就是像老牛一样拉车干实事，大体概括为五句三字经。“安冷门，不怕难。服务好，多挣钱。重管理，保安全。学蜂蚕。不贪占。听党话，与人谦。”这就是我的成功“诀窍”。虽然也有个别人同我对着干，斗了10年，他以为我既管人，又管物，还管钱，是“近墨者黑”，而我偏是近墨者非黑，所以也无碍我一根毫毛。现在我已从所长的岗位退下来四年了，思想稳定，睡觉踏实。当年，我大兴土木建设楼房搞房地产开发时，有些老干部对此有意见。1999年，中央军委决定，军队一律吃皇粮，不允许再搞生产经营，将已有的生产经营项目全部移交地方。这样，当别的干休所在外部开发的生产项目交出后再无皇粮以外收入了，经济十分困难，而我所因为是在院内开发，所建楼房按现行政策照样可以外租，每年继续创收100多万元，为老干部解决实际问题和提高福利待遇创造了前提，大家很高兴。以前有意见的那些老干部，也改口夸奖地说“还是老所长看得远啊”！退下来多年了，还有这样的赞誉，我感到真是心满意足了。至此，我的超越梦想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用我写的七律《六十述怀》来作结束语吧！“军旅生涯四十春，红叶时令别营门。青春弓箭弦绷紧，白发吟诗颂母恩。马列精华铭肺腑，人民利益系乾坤。欢呼港澳回归后，唯叹金瓯少一村。在此，我再次感谢伯乐，感谢“上帝，”感谢与我携手工作的战友和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

四、六个致胜《法宝》

1、 不怕艰难困苦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俗话说，能吃苦乃为志士。

好在从小苦惯了

我出生在川东北的农民家里，家境贫困。我8岁时父亲就患了肺痨等多种慢性疾病，不仅不能劳动，而且举步三声唤，每当我回忆起父亲患重病无钱医治的情景，就非常痛心。母亲因小脚不能下水田劳动，两个姐姐出嫁后我仅12岁，就肩负起上养父母，下供两个小弟弟和自我劳动谋生存的重担。我刚16岁时，父亲就因病早逝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打那时起我就成了家中里里外外一把手，小小年纪就经受了许许多多求生存的艰苦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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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是人们生存最基本的需要。在我小时家中吃水就成为成一大难题。两个姐姐出嫁后我才12岁不能挑水，母亲脚小也不能挑水，天气好时，她就用茶壶提水吃。冬天，有一次天下大雪，我和9岁的右小腿有残的弟弟两人用木桶抬水，天冷地滑，又因没鞋穿，我们的两双小脚冻得像胡萝卜似的，在上坡的石级小路上，不小心摔跤了，水撒在我和弟弟身上衣衫湿了，木桶也被摔破了，半天未能抬水回家。母亲怕我俩掉入水井里，出门沿路寻找我们，在途中看到此种情景，母子三人抱在一起大哭一场。后来还是好邻居帮助我挑回一担水，这天才有水做一顿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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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路难，难于上青天。小时候，我家住在川东北丘陵

山寨上，出行难，运物就更难。“五尺扁担压矮汉，万级石路脚磨穿”的情景乃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解放初期，我家每年向国家交公粮2000余斤，平常种地且不讲，总为每年秋季运送公粮而发愁。我13岁那年，政府要求将公粮送到嘉陵江边石盘砣码头，离我家15华里，我每天运送公粮三次，来回6趟，在那崎岖山路上行程30华里，每次挑50斤稻谷，连续30日自运和雇请人挑运才完成任务。在运送公粮的日子里可真累呀！晚上睡觉抬双腿上床就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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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13岁那年夏天，我的左大腿长了一个腿痈，因无钱治疗感染化脓形成一个鸡蛋大的伤口，每天就用一张树叶贴于患处，愈后还留下一个橡树叶形状的疤痕。当兵体检时，因为它，差一点未过关。就在我大腿患病期间，家中无粮度日，眼看着水田里的早稻已经黄了，母亲小脚不能下水田，弟弟年幼都不能下水田，这时，母亲只好用破布将我患病的大腿扎上，下到水田里割稻子回来，以度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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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有一年过年，人家杀猪宰鸡过年，可我家连买食盐的钱都没有。母亲只好把她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心爱的立柜上的铜门别和铜把手启下来，让我上街卖了买回食盐。想在过年时吃点海带，母亲让我把剩余的钱的钱买二两海带回家，并嘱咐要买最薄的。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买海带要选最薄的，后来才知道，海带薄的不压秤，一是花钱少；二是还可以多做几碗海带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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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我刚16岁，久病的父亲与世长辞了。为安葬父亲，除准备棺木外，其他开支都是向人借的帐。为了还清欠债，我们全家人编竹席卖。有一天早起外出购买竹子。家中已无干粮可带，那大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到买好竹子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我和13岁的弟弟扛着一捆又一捆竹子，又累、又饿、又渴，正好路过一片梨树林，树下正有人卖梨，买几个梨以充饥止渴。就这样经过一夏天的时间编竹席卖，终于还清了所欠债务。正是小时候所经受的艰苦磨练，教会了我人应该怎样以劳动求生存，同时也培养了我不怕艰难困苦的良好习惯。为参军后的战斗生活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