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试论国家的本末，历史与现实 -- 烤糊的卷子
近代以来他们阻碍中国的进步是事实，但以前未必是这样。事物是发展的，这是马哲的最基本原理之一。
5年后才被人发现。
因为提到民族问题，所以我先说我对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这是历史形成的、由来有自的客观事实。任何危害汉族主体民族地位的行为、政策、言论，都是反动的。但我不觉得任何少数民族负有原罪，或者汉族的行为、政策、言论因其民族属性具有天然的正义性。
士绅确实就是“中华文脉”的“保护者”，或者说传承者，这毫无可疑。不仅在明清如此，在今天都如此。河里在国内或国外拿过一个或几个硕士或博士文凭的人应该不少，但是对“中华文脉”掌握程度能达到旧社会的秀才水平的，我想恐怕没有几个。什么样的家庭能支持其成员代代学习“中华文脉”的知识，什么样的人能靠“中华文脉”的知识谋生，这答案不是呼之欲出的吗？
士绅并不依附于政权，他们和政权在勾结之外还有对抗，从政权掌握者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对抗要多一些。他们对抗政权的武器，正是“中华文脉”，或者说，被包装为中华文脉的行政权和话语权。官僚阶级实际是可以分为官和吏的，或者用美国名词粗略替代一下，政治家和公务员。官和吏所需要的是不同的才能，事实证明，官需要的大局能力并不一定只有靠做官锻炼，很多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也可以培养出合格甚至优秀的官来。吏则需要特别的专业能力来处理很多具体问题，合格的吏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不是可以立刻胜任的。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官和吏的区分不那么大，吏是当官的途径之一，官也需要一定吏的才能。士绅正是靠对这个知识的垄断来把持国家行政系统。
但清朝恰恰是官吏泾渭分明的一朝，吏地位极低，很多读书人不肯为吏，然而实权极大，地方主官上任最重要的事就是延揽师爷。结果是尽管清朝各种胥吏往往形成地方或家族垄断，但清朝成为了中国历代里最不依赖士绅的一朝。士绅在文字狱中的角色不是研究空白，以解放前的文盲率来看，“文字”狱和广大人民一点关系都没有，识字的基本就是士绅，很明显，他们是文字狱打击的对象，
系统的文字狱始于明朝，朱元璋曾经下过这么一道命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以“不为君用”的原因就可以杀头抄家。实际操作中当然不可能杀光所有“不为君用”的读书人，但朱元璋多次以语含讥刺为由兴起文字狱，理由最荒谬者有吉祥话谐音不祥，或者有“光”“僧”等字样或谐音提及了朱元璋当过和尚的不光彩历史，清朝的文字狱也不过如此。
做这个对比，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文字狱并非满人所创，其性质也不会因为实施者的民族不同而产生改变。文字狱自然有负面作用，但朱元璋、康雍乾们还不至于敏感到看到“法坤藻饰”“清风明月”就大发雷霆——他们没有如此愚蠢，也没那个时间来寻章摘句咬文嚼字。这样做的理由，是保持皇权对士绅阶级的威慑和控制，这么作是好是坏，取决于评论者的立场——我觉得是好的。
“文化大毁灭”这个词倾向性太明显了，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也常常被类似描述，实际我也说不出文革批判“毒草”和明清禁毁图书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两起事件都改变——但不是，至少不一定是破坏——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对此不满并希望以此获得政治利益的显然是同一批人。您居然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我很好奇原因是什么。
把国家的账本仔细摊开看看，事实的真相是一小撮人吃的太多，导致大多数开始不够吃了。
一直以为是福利吃垮资本主义，直观感受福利太高，还真没有细算过。
美国人口普查关于家庭收入的数据:
https://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household/
关于前5%家庭和前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table h2
另外是这个报道: http://m.ibtimes.com/us-income-inequality-record-high-top-1-earned-fifth-total-income-2012-1404335
前百分之一的家庭获得全部家庭总收入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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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来说，前百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就可以支付所有福利开支。反面来说，就是收入分配实在太不平等，一小撮人分配到了太多，纳税太少，导致政府收支不平衡，无力负担福利支出。
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不论是强力的政府，强力的政策，还是强力的引导，都是靠国有经济的基础才强有力。
而现在这一基础正在悄没声的被猛挖。
以前打算靠鼓噪来挖掉，发现反对的太多，于是现在只做不说了。
现在国企的合并，把三个两个合成一个，到时候干掉一个就OK了。
如果国家根本是指成为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的所有必要条件，那只能说，我错误地理解了你所说的根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除了成了世界霸主的美国，包括过去的美国，都不具备你所说的国家根本。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水利的投入还是很大的，比如都江堰、治黄。光元朝的郭守敬就兴建过多条水渠。不能简单地把古代社会和建国后相比较。虽然建国后貌似也是用肩挑手挖，但是建国后拥有的技术条件，随便哪一条拿到古代都能秒杀最强盛的古代帝国。
1、新中国的组织结构是现代的，可以深入到每个街道和生产大队。而古代是皇权不下县。新中国能建立这样的组织结构是依赖于现代的通讯体系，比如电话，电报，也依赖于现代的交通体系。比如可以随便把各个乡支书拉到省里开个会，也可以把各个省领导拉到中央开个会。在古代，从云南到北京述职，要走半年。更别说电话和电报系统了。当年德国就依赖电报系统改变了军队的指挥体系，以少胜多击败奥匈帝国。如果明朝有电报系统，还不用电话，就可以解决皇帝和大将相互猜疑的问题。古代这种组织结构是完成不了新中国那种规模的水利建设的，无他，中央因为通讯问题无法有效地组织。
2、现代的防疫体系。虽然我们农民是肩挑手挖，但是防疫体系是现代的。大家对病菌的认识远远超过古代，这也为大规模组织活动提供必备的手段。否则随便一个流行病来就会击垮治水活动。
3、现代的测量手段，建水库，治理河流都是依赖现代准确地图，这在古代就算是奇迹。
4、现代的农业知识，如何选种如何栽培，古人虽然有所认识，但是还处于很初级阶段。西方的现代植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给中国的袁隆平们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许科研仪器落后，但是科学知识为研发指明了方向。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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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治水和农业体系还是很牛的，远超过世界同时期的绝大多数国家，这与“重农”思想流传是不可分割的。
和其他更烂的古代农业文明比是很牛的，和中国自身的潜力比，和其他做得更好的国家比，差距就很大了。中国古代农村地区组织不起来主要不是技术问题。皇帝不在县里，地主士绅总归在县里吧？他们不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和组织核心吗？新中国农村地区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建设的现象之所以在古代社会没有出现，不是由于技术问题的阻碍，而是因为这必将触及地主剥削阶级的利益。哪怕是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中国农村仍然存在地主阶级，那中央的农村政策照样推行不下去，开多少会都没用。历史上的例子，你可以琢磨琢磨王安石变法的那些政策到底是为什么失败的。民国时期，很多工业化时代的技术手段也已经出现了，为什么不能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再说一遍，不是技术问题，问题就出在官僚地主身上。
还有，农村防疫系统的建立，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基本初等教育的普及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这些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机制，本身就必须以地主阶级的消灭为前提。不消灭地主阶级，就不能把被地主阶级占据的劳动剩余用于投资建立这些现代农村机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是在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的基础上，在一个农业国家中普及了初等小学教育。至少和日本比，中国做的不够牛。另外我们还可以看看今天的印度，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印度农村仍然存在大量的文盲，恶性传染病也得不到控制，粮食单产不到中国三分之一，这绝不是技术问题能解释得了的现象。
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中有不少是清水衙门，不能从国企私有化中分到多少利益。而且私有化是一次性买卖，只有当时的掌权者能得益，如何能平衡后续梯队官员的利益？很多党内的人对现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体制是有深厚感情的，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能被收买。另外军队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多年，人民也普遍受到些革命文化的熏染，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只要不是戈尔巴乔夫这种缺乏实际行政经验的呆子上台，中国要变天也难，毕竟最高领导人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封建社会去除不了地主阶级呀，现代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诞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欧美国家现代的产物。
这是历史的局限，并非光一个“重农”就能解决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是西方建立了强大的科学体系后发生的事情。这个和中国唐宋明清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如果你非要谴责，那么只能骂骂鸦片战争后的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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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受其历史条件的约束，虽然“重农”，但是做不到你所说的那些事情。
快毕业了，最近思考了很多关于前途的问题，果然还是很头痛，不过只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一定要做一些和实际生产有关的事情，不然就堕落成吸血的旧文人了。幸而自己也是理工科的，不说做什么大贡献，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这是因为马克思那个时代科技跟生产力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可是进入信息时代我们还忽略这一个问题太短视。实际上只要结合进化论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官僚组织作为人类社会的共性，必然是有利于人类生存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一项特性不利于人类生存，那么在自然界的生存压力下这项特性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
那么我们要怎么理解官僚组织这需要社会供养的存在呢？只要把信息是确定性的增加反过来就能理解了，人类社会为官僚组织提供能量，然后官僚组织生产出信息提高人类社会的组织程度，实际上所谓寄生阶层在本质属性上都是如此，如果农业是人类为了自身身为动物的一面，那么文化就是人类维护自身属于社会一面。
可以说在这一层面上当人类不需要专门的组织而是每个个体自发生产信息来维持社会存在时，共产主义社会自然就实现了。
共产主义真的需要技术的极大发展才可以实现人的解放。
当年的高中毕业证上还印着列宁写的学习一切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亲文明的，和其他一些反文明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世家大族在永嘉之乱的时候对于保存中华文化是有大功的，但也是这些人，避祸于江南与凉，眼见中原祸乱而醉于自身的特权，醉生梦死一步步退化。
士绅阶层除了上部的大地主以外，还包括更广泛的小地主阶层，而士绅这个政治身份本身带来的是由上到下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特权，而这种特权必然在王朝统治中扩大，结果就是中央王朝的财权和政治统治能力的弱化。而一旦陷入乱世，小地主阶层往往又是这种文化最为坚定的维护者。
一个例子，从宋开始，历次都想搞清一个事情，那就是清查田亩，而历次几乎都是不了了之。特权导致无法按照实际田亩征税，特权又带来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中央财政破产，王朝统治能力下降。清朝以外族身份，历经几十年搞了摊丁入亩，才算基本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清朝虽然处于王朝末期，又经历太平天国，仍有财力搞出一个北洋海军。
清灭亡后，军阀混战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大地主的争斗，外敌入侵，新的工业化时代的冲击，结果就是小地主阶层在经济上的日益破产，整个这种所谓士绅政治和文化都显得腐朽不堪。
而中国若想重新崛起，必须走现代化，首要的就是打破这种千年农耕文化和这种士绅微观政治制度。就是打倒孔家店，建立新文化，就是土地革命，就是镇压反革命。这是一个革命逻辑下来的。于是血流滚滚。
如今崛起了，但历史的传承又说不清了，于是又一波沉滓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