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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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寻常”的定义其实只是个数字游戏而已。你可以争辩某种非同寻常的事物是好是坏，但是你却无法一口咬定这种事物是否当真非同寻常——然而这个词汇却被反复不断地拿来支持虚假的主张。寻常的人们总是坚持他们全都独一无二，而不寻常的人们则总是主张自己与其他人并没有区别。平庸的人们总喜欢在他人眼中脱颖而出，非凡的人们却渴望着和光同尘的慰藉。每一位生育了典型子女的父母都会如数家珍地列举子女能做到怎样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一位生育了非典型子女的父母也会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严重的病症或者超凡的天赋并没有在自己的子女与其他孩子之间划下鸿沟。这种双向的作伪反映了更广泛的矛盾心态。我们既渴望与众不同，又害怕与众不同；我们不仅希望拥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害怕拥有鲜明的个性。子女与父母相比最具有挑战性的差异肯定会在父母最不熟悉的领域彰显出来。我们经常夸大或者贬低子女的独特性，这一点反映了我们对于个性与幸福之间关系的错误理解，

2008年，美联社报道了印度北部某村庄里一位生来长有两张脸的孩子。拉丽.锡因是一个双面畸形儿，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畸形，一个脑袋上长有两个鼻子，两张嘴，两副嘴唇，两双眼睛。她出生的医院的院长认为，“她并没有呼吸困难，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可是无论桑尼桑普拉村对于“正常生活”的定义是什么，恐怕都肯定不会包括“被村民们当成英勇女神杜尔伽的人间化身并且顶礼膜拜，因为杜尔伽的传统造型就是三目多臂。”每天都会有百余人涌入拉丽的家里，触碰她的双脚，献上香火钱，并且接受女神的祝福。村长甚至要求邦政府出资为拉丽修建一座寺庙。这篇文章仅仅顺带提到了双面畸形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假如拉丽生在了杜鲁斯、威奇托、北京或者巴黎，那么她的降生肯定会使得人们忧心忡忡而不是欢呼庆贺。拉丽的母亲苏什玛认为，“我的女儿很好——就像任何其他孩子一样。”拉丽的父亲文诺德倒是带着拉丽去过一家位于新德里的医院，但是当院方提出愿意免费进行核磁扫描从而确定拉丽的内脏是否发育正常的时候，他却拒绝了院方的好意。此外他也不打算让拉丽接受腭裂修复手术，尽管腭裂致使拉丽进食困难。“目前我并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女儿的表现与正常的孩子并没有区别。”他这样解释道。拉丽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假如她接受了恰当且及时的早期医疗护理，最终导致她死亡的绝大多数问题都能得到缓解。

与十年前相比，如今的我看到这篇关于拉丽短暂一生的新闻报道之后已经没那么惊讶了，因为在创作本书的调研过程当中，我已经反复遭遇了这个故事的各种变体版本。这个故事的美好之处——父母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非典型的子女——最终变成了一场悲剧，因为父母混淆了正常特质与正确作法。拉丽的父母相信唯有爱与宽容才能定义他们的女儿，但是其实爱与宽容只能将他们自身定义成为充满爱的父母而已。假如开放心态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子女的实际需求，我们的爱就会变成否认现实的心态。承认差异并不会威胁到爱，只会使其更加丰盛。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深切的接受能让子女成为最完全的自我。在他或者她的家庭当中，某人的侏儒症、自闭症、早慧或者跨性别特质都可能退居次席。在理想状态下，这些人首先是父母的子女，是家庭这个小小王国里完全得到承认的国民。尽管子女身负缺陷，父母依然会爱他们。不仅如此，父母甚至还会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些瑕疵与欠缺也自有正当之处。有一位明智的精神病学家曾经这样对我说，“人人都想改善，却没有人想要改变。”不过我倒是认为，只有允许水平身份的所有者们不去改变自身，他们才能真正得到改善。所有人都能设想一个更好的自己，却没有人能真正成为另一个人。

主流化、包容政策、去收容政策、残疾人权益运动、身份政治——所有这些力量不仅强调了差异，也将差异纳入了常规。它们不仅关注非常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还主张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需求。它们希望改造世界，让更多的人们能在这个世界里过上平淡寻常不受瞩目的生活。我采访过的很多父母都致力于将家中营造的良好环境扩展到整个社区，因此他们成为了活动家——有些人将平权活动当成了毕生的使命，也有些人参与平权活动的方式仅仅是接受采访而已。无论如何，他们都希望一个更和善的社会能够扶助子女的一生。经过整合的教育体系不仅能帮助很多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们，还能帮助他们的同学。同理，构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不仅有益于最近刚刚得到宽容的群体，也有益于最近刚刚学会宽容的群体。将非同寻常的人们纳入社会结构确实会耗费大量金钱与时间、心力与物力，这番操练足以令人精疲力竭。但是如果说父母到头来经常会因为问题缠身的子女而抱有感恩之心，那么我们这些更贴近常规的社会成员们也可以学会感恩，因为常规之外的人们体现了非凡的勇气，并且教会了我们宽宏慷慨的意义。甚至就连他们搅乱常规世界的方式也值得我们感恩。

根据一般的说法，多样性意味着体育俱乐部应当招收少数族裔成员，大学应当招收同性恋学生。不过无私并不是驱动多样性的唯一引擎。多样性一词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均衡的投资策略或者森林、海洋与湿地当中的物种构成。我当年上大学的城镇长期以来一直因为种满了榆树而远近得名，以至于获得了榆树城的美誉。可是后来荷兰榆树病侵入了北美，城镇的街道与公园从此失去了荫蔽。每当局势发生变化之时，单一种群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日益加速的变革，全社会的价值观正在激烈变动，物质环境更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进向前，谁也不敢断言怎样的特质才最能适应未来社会。我绝不敢主张侏儒症、耳聋、犯罪或者同性恋一定能够回答任何上述关键问题。但是我确信，将高矮参差的天然森林变成清一色只有榆树的经济林是错误的做法。无论榆树的树干多么直挺秀颀，榆树林的排列多么规整对称，这样的规划都是极为不负责任的。

刚刚开始着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约翰。我一直都想要孩子，曾经想过让一位多年的朋友为我代孕，也接触过关于生育的研究——但是这方面的可能性多年来一直在抽象领域徘徊。约翰赋予了我更大的勇气去成为非同寻常的人，也给了我更多的自信去成为一个寻常普通的人。但是本书当中近百个非常家庭的故事教会了我一条道理：非同寻常与寻常普通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人生目标，非典型的存在方式并不能剥夺任何人投身于典型生活的权利或者能力。艾米莉.珀尔.金斯利让唐氏症患儿上了电视，从而使得其他患儿父母不至于像她一样感到孤独。神经多样性运动与聋人权益活动家们主张接受异常状态是他们的义务。露丝.兹林斯凯说过，“我们家这样的孩子并非生来就是礼物。完全是因为我们的选择，他们才成为了礼物。”苏.克莱伯德说，“科恩拜伦比起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让我觉得我与全人类是一体的。”安妮.奥哈拉认为帮助跨性别女儿的经历“为我的人生带来了我永远无法完全偿还给她的恩赐。”这些平实动人却又振聋发聩的言语令我产生了深切的共鸣。

多年以来我一直因为膝下无子而纠结。正当我已经屈从于这份悲哀的时候，又看到了逆转这份悲哀的希望，并且开始考虑我怎样才能生养众多。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心想要孩子，又或者我只是想要证明一切曾经因为我的性取向而怜悯我的人都是错的。假如你的愿望一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上明月，那么有朝一日陡然间将这一轮银盘清晖抱个满怀之后，你恐怕很难记起当初打算怎样赏玩专属于你的月色。我有抑郁症病史。我是不是为了享受新的幸福而放弃了那个毫无喜乐可言的自我呢？又或者我将会与大量悲哀捆在一起，必须要构建新的生活与心理结构才能应付得来呢？假如我不能保护我的子女免受我自己经历过的绝望，我就不能心安理得地将他们带到人世。我知道为人父母不是完美主义者的活计，因此我一直在受访家庭当中寻求谦卑的教训。满心焦虑的我也一直牢记着我参加驾照路考之前我母亲对我说过的话：生活当中有两件事看上去困难得无以复加，但是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做——开车与养孩子。

我在童年时期很不受欢迎，因此儿童一直令我胆气不足。我觉得在他们的眼里，我依然很不不擅长躲避球，走路的姿势依然很可乐，情感依然很笨拙——我保留了所有这些在童年时期使得其他孩子全都回避我的特质，只不过如今我终于摆正了这些特质与我的性取向之间的关系。我依然害怕被儿童称作同性恋；我的稳固身份在儿童口中听上去依然像极了侮辱。 我回避儿童是因为他们给我带来了太多一言难尽的感受。就像其他强烈的感受一样，力度是显而易见的，本质就不太容易说清楚了。 如果我要陪伴别人家的孩子呆上几个小时，离开的时候总是如释重负。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感受又会如何呢？在我最黑暗的幻想当中，我会厌恶自己的子女，却又不得不与他们一辈子拴在一起。我与我父母的联系为我们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我也希望在余生当中继续承载这份联系。但是我曾经的凄惨与孤寂处境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的家庭的内部动态，以至于很难区分哪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哪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儿子的身份曾经耗尽了我的心力；刚刚从这条巨鲸口中脱身的我很害怕再度被父亲的身份一口吞下去。此外我还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再去压迫与我不同的子女，尽管我自己在身为子女的时候也时而觉得受到了压迫。

我与约翰相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亲生的儿子。他与这个孩子的生母劳拉是同事。劳拉借助工作的便利考察了他好几年，然后才与自己的伴侣泰米一起请求他提供精子。尽管约翰平时与劳拉的关系并不太密切，他还是同意了。他们三人随即签署了一整套法律文件，他放弃了身为父亲的一切法律权利，她们则宣誓要将这个孩子尽心尽力地养大。假如孩子与两位母亲有需要的话，他也愿意力所能及地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但是为了尊重泰米身为养母的角色，他基本上一直都置身事外。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将我引荐给劳拉与泰米。但是在我们两个开始交往之后过了几个月，我们在2001年明尼苏达州展览会上偶遇了她们两个以及她们的孩子，正在蹒跚学步的奥利弗。奥利弗还不能理解捐精爸爸的概念，所以将约翰称作卷卷爸爸，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但是这样说来的话我又是谁呢？一年半之后，她们两个再次请求约翰捐精，这一次劳拉生下了露西。约翰与劳拉一家的关系始终令我不太自在，但是同时也令我十分着迷。约翰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我希望这两个孩子能够提供一点进一步了解他的线索。当时我还没有喜欢上这两个孩子，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影响我对于这段亲子关系的情感与生物学理解。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养育亲生子女的可能性。1999年我去德州出差，期间参加了一场晚宴，出席者当中有一位我的大学同学布琳恩。她在我眼中一直是个充满魅力的人：她的善良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根深蒂固，她具有敏锐的智识却从不炫耀，尽管时光无情，她的面庞却一直容光焕发。此前她刚刚离婚，而且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她说她拥有幸福的童年，而向童年致敬的最佳方式就是成为母亲。当着一桌子其他宾客的面，我半开玩笑地说道，我愿意斗胆请战，为她的孩子充当父亲。她当场乐呵呵地回了一句，说她兴许真会接受我的好意。当时我根本无法想象有朝一日她真会与我生儿育女。我还以为她只是在说客套话而已，就好比说假如我在异国他乡旅游的时候结交了当地的朋友，也会告诉他们日后来到纽约市观光的时候不妨去格林威治村找我喝一杯。但是当我回家以后还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知道她大概是在开玩笑，但是我确实认为她会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母亲，我希望她能与合适的人选生育儿女。

四年之后的2003年，布琳恩飞到纽约参加我的四十岁惊喜生日聚会。第二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席间我们意识到我们两个都希望将生孩子的计划推进下去。我从未感到如此荣幸，也从未感到如此紧张。我们两个之间的安排在有些方面很类似约翰与劳拉以及泰米之间的安排，在另一些方面则不太一样。我将会依法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孩子将会传承我的姓氏。尽管布琳恩会将孩子带回德州抚养，但是我与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明确的父子关系。

当时我没有准备好向约翰坦白我的做法。就像我暗自害怕的那样，当我终于告诉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气炸了。毕竟他仅仅是个捐精人而已，而我却要在余生当中都与布琳恩深切联系在一起。他很担心这份联系会殃及他与我之间的感情。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此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三个谈了好几个月——我与约翰谈，布琳恩和我谈——然后三方谈判的紧张局势日益升级，足以与巴尔干地区相提并论。我们花费了接下来整整三年的时间才敲定了一切细节，但是向来心软的约翰终究还是松口了。于是我就通过试管受孕让布琳恩怀上了我的孩子。与此同时布琳恩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恋爱关系。她的男友理查德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对于我们的安排也抱有或许并不太常见的平和心态。

这套安排越变越奇怪，我们的感受也越来越传统。此前约翰提议与我正式成婚，我决定尊重他的意见，尽管我本人当时对于同性恋婚姻并非全无顾虑。结婚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安抚约翰的手段，随着我与布琳恩的生子计划逐步推进，我需要让约翰确信他始终处于这段三方关系的核心。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有了更深切的目的：我想要向世人宣扬他的英俊、机智与坚定的道德使命感。我的家人与朋友全都很喜欢他，他也能在我的亲友心中看到我所能看到的相同品质。我们两个的正式成婚时间是2007年6月30日。我们在乡间举行了婚礼。言语根本无法描述那一天的我有多么幸福。当时我心想，假如此前人生当中遭受的一切创伤引领我走到了如今这一刻，那么在这一刻回首看来这些创伤也没那么糟糕。我在祝酒词当中说道：“曾经不敢自述其名的爱如今得到了广而告之。”劳拉与泰米也带着孩子参加了婚礼，奥利弗负责保管约翰的婚戒。已经将我们的孩子孕育了四个月的布琳恩也与理查德一起来到了婚礼现场。约翰半开玩笑地说道，这恐怕是全世界第一场奉子成婚的同性恋婚礼。

到了10月，布琳恩身上开始出现怀孕并发症，于是约翰与我提前一个月赶到了她所在的沃斯堡。2007年11月5日，布琳恩接受了剖腹产。我看着产科医生将小布琳恩从母亲高高隆起的腹中取了出来，并且成为了第一个将她抱在怀里的人。我一直在努力提醒自己，我现在是一位父亲了。可是我却丝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简直就好像有人突然告诉我，我不仅是我自己，还是一颗流星。我抱着这个新生儿，布琳恩抱过了她，理查德抱过了她，约翰也抱过了她。面对这个令人颤抖的小生命，我们究竟是她的什么人呢？她又是我们的什么人呢？她的降生会将我们之间的关系推向何方呢？当时我为写作本书而进行的研究工作已经相当深入了，我知道每一名子女都具有一丝足以改变父母的水平身份。我端详着我女儿的小脸，搜索着一切可能的线索。我想知道她是什么人，也想知道她将会把我变成什么人。

十天之后约翰与我赶回了纽约。到家之后我一门心思只想着我那刚刚降生的孩子，不过同时我也一直觉得我仅仅是支持布琳恩作出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不是亲身卷入我自己作出的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与实际为人父母的真切激情相比，即将为人父母的生理刺激无非是一道幽影而已。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一直跟我念叨我的人生将会如何悲惨，如今我终于逃脱了他们口中的悲惨结局并且大感宽慰。但是与此同时我还要应对遮天盖地的现实生活：这世间多了一个全新的人，而我要为这个人负责。这两种感受决不能混为一谈。我不想过分牵挂小布琳恩，以至于使得她在德州的生活不堪忍受，我也不想冷落疏远她，以至于让她觉得我不关心她。我还保留着足够的自知之明，能够意识到我的情感需求此时并不重要。

结婚与生子都是公共事件。就像许多公共事件一样，它们也会将暴露出来的思想与情感化为实体。我对于我与约翰的生活原本有一套打算，可是突然间所有人对于我们的生活也都有了各自的打算。让其他人卷入你的现实处境有助于强化这份现实，而我们两个已经将数量众多的亲友家人卷入了我们的生育大计。他们的爱共同铸就了一道门槛，又为门后的真相覆盖了一层保护甲壳。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我的朋友们毫无保留地庆祝了我们的婚姻，因为约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一度令他戒惧的女儿，还因为约翰与布琳恩终于开始相互信任了。 直到最后我才注意到布琳恩与我的母亲非常相似——都能在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找寻幽默，都很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都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都在几乎所有人面前用端庄的仪态与固执的内敛将这份想象力隐藏了起来，此外她们都具有沾染着一丝悲伤的聪慧同理心。就像很多人一样，我在迎接新生儿的时候也回想起了我的母亲。布琳恩的父亲已经八十六岁了，我曾经担心我们之间的安排会挑战他的价值观，可是事实上他非常高兴。至于我父亲更是乐得情不自禁。

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希望与约翰一起在我们的家里共同抚养一个孩子，以此见证我们的感情。原来约翰与泰米以及劳拉的安排回答了可行性的问题；我与布琳恩的安排在情感层面上又更进了一步。身为男同性恋，从来一直有人告诫我们对于生活应当抱有怎样的正确期待。可是生育一个孩子并且与我们全天生活在一起的前景却将这些所谓的正确期待炸了个稀巴烂。我曾经不想结婚，然后婚姻的现实就迷住了我。因为约翰已经有了他的孩子，因此我坚持认为出于公平起见我也应该有我的孩子。我相信就像小布琳恩出生时那样，这一次将要出生的孩子同样也能抓住约翰的心。 因为约翰对于要孩子的态度并没有我在表面上显现出来的那样坚决，所以我只得充当拉拉队。我满怀希望地迷恋着一个尚不存在的人，并且满心肯定父亲的身份将会升华约翰身上一切令我珍视的品质。但是谈话到了这一步就进行不下去了。我们之间的爱确实是生育子女的前提，却并不能成为生育子女的理由。我们决不能将生育子女当做社会实验、政治宣言或者自我补全的手段。这个决定终究需要我们两个共同作出，只有我一个人满腔热情是行不通的。然后约翰在我生日那天送给我一座扎着蝴蝶结的摇篮当礼物，并且说道：“假如是男孩，就用我爷爷的名字给他起名叫乔治吧。”

一名律师认为，为我们提供卵子的女性与提供子宫的女性最好是两个人，从而使得双方都无法完全声称自己是孩子的母亲。他还列举了这种安排的诸多法律优势。约翰提出这一次的孩子让给我来生，如果日后我们还想要一个孩子的话再轮到他来生。就像许多面临生育问题的中年异性恋夫妇一样，我们两个也踏上了搜寻最佳卵子的征途。我们飞到圣迭戈，向我们选择的捐卵中介说了很多好话。尽管我们的决定充满了喜悦，我心中还是有些许遗憾，因为我恐怕永远也看不到我与约翰的基因混搭在一起之后能够生出怎样的孩子了。我很感激我们得到了一枚卵子，我也很遗憾这枚卵子并非来自我们两个。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要有孩子了；我也很伤心，因为这场冒险始终无法摆脱人为制造的氛围。如果没有辅助生殖科技，我永远不会拥有孩子；可是我们的孩子并非诞生于肉体欢愉的极乐时分，而是来自令人心力交瘁的繁杂手续。此外整个过程也非常昂贵。尽管每一分钱都花得物超所值，我们依然感到难以释怀：尽管我们觉得自己的行为动机是爱，可是想要表达这份爱却必须以经济地位为前提。

我的研究工作让我敏感地意识到，搜寻捐卵/精人的过程具有很类似优生学的一面——我们对于捐卵/精人的选择完全基于对方是否符合我们的智力、性格、健康以及相貌标准。对于我来说，这些个人选择全都具有令人忧虑的政治意味。在创作本书期间，我遇到了无数非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并且学会了尊重它们。我不想贬低这些生活方式。但是我同样无法否认我想要一个与我足够相似的孩子，希望我们与他或她之间的共通之处有助于尽快拉近一家人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我也很清楚遗传谱系多么不可靠。每一份捐卵者的资料都在大肆张扬当事人具有怎样一整套吸引人的特质，简直就像在线汽车广告一样，只不过这辆车我们要一直开到人生终了。车顶有天窗吗？里程油耗低吗？头发是红色的吗？SAT成绩高吗？祖父母一辈都活到八十岁以上了吗？寻找捐卵者的过程不仅荒谬可笑，令人沮丧，而且严重动摇了我的道德立场。但是我们却无法停手：面对着令人手足无措的抽象理念，面对着无边无界的神秘未知，费心费力拣选捐卵人的操劳似乎成为了能够缓解焦虑的切实姿态，为我们带来了一点珍贵的知识。

我们将我们的计划告诉了劳拉与泰米，劳拉对约翰说，“要是没有你，我们肯定不会拥有奥利弗与露西。我们怎样谢你都不为多。我愿意为你们两个充当代孕母亲，表示一下你与安德鲁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她的姿态极为慷慨，我们也接受了她的好意。接下来劳拉、捐卵者与我都接受了查体：我捐出了精子（灯光明亮的捐精室里摆着一只皮箱，里面装满了医院员工提供的色情杂志过刊）；劳拉接受了生育治疗；胚胎移植；超声检测。就像我遇到的许多家庭一样，社会变迁与科技进步同样深刻影响了我的家庭。正是因为这两种因素的交汇，我们家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进行了第二次试管授精之后，劳拉就怀孕了。尽管我们对于卵子的拣选非常严苛，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做一下羊水穿刺。尽管我本人、约翰以及劳拉共同作出了这个决定，事到临头我还是觉得有些猝不及防。此前我们已经做了许多侵入性与确定性都相对较弱的检测，根据这些检测的结果，我们的孩子遭受先天残疾的风险微乎其微，以至于在我看来并不值得冒着流产的风险再做一次羊水穿刺。在我撰写这本书之前，我肯定会遵循这套逻辑行事。但是当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再也无法遵循同一套逻辑了。这套看似清楚明了的思路已经被我的研究砸了个粉碎，我只得无可奈何地做出了以防万一的选择。

假如某人自愿怀上了你的孩子，那么此人在你心中的形象肯定会越发高大。劳拉为我们构筑了一段人生，也为她自己构筑了一段人生，并且还将这两段人生编织在了一起。她的高超编织技艺始终令我惊叹不已。我们不可避免地与她们一家越走越近。奥利弗与露西都将还没出世的孩子称作他们的弟弟。劳拉一家的热情一开始让我觉得有些局促，但是在孕期的最后三个月，约翰与我赶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与她们四个见面。我借助这个机会仔细观察了奥利弗与露西，并且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约翰的机智与温雅。当他们两个得知小布琳恩管我喊爸爸、管约翰喊约翰爹爹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两位母亲他们也想管我们两个喊爸爸与爹爹。

所有这些孩子在深浅不一的程度上其实都是我的孩子，尽管当时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理念。但是约翰毕竟曾经满心甜蜜地庆祝过小布琳恩的出生，这份甜蜜也为我铺平了一条通向接受的道路。一开始我与约翰说好要养育两个孩子，此时我突然开始考虑养育四个孩子是否可行。我相信我能以同样的深度热爱他们，尽管我对他们四个的爱各不相同。劳拉帮助我们两个的动机之一原本就是希望两家之间的关系能更进一步，她的做法确实奏效了。约翰坚持认为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的作法也确实奏效了。没有我的宣传鼓动，小布琳恩或者眼下的新生儿就不会出生；没有约翰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三家人肯定会各过各的日子。这条路确实更容易，但却未必更有利，而我恰恰正是混淆了这一点。我教会了约翰要做事情而不是一味空想，他则教会了我事情完成之后要全心体验。通过小布琳恩，通过即将出世的孩子，通过奥利弗与露西，通过我这一路上结识的众多非凡家庭，我已经改变了我自己，子女再也不会让我感到难过了。

• 关于《去国》一帖以及河内环境的一点想法

乔治出生于2009年4月9日。他出生的那一天早在开始之前就充溢着各种情感。与劳拉以及约翰相比，我对于分娩的危险性有着远远更加详尽的认识；“怀孕期间一切都好，可是到了临产的时候……”像这样开头的故事我已经听得太多太多了。我试图抚平自己的焦虑，但是当乔治的头部露出来的时候，我的掌心还是出汗了。劳拉主动选择了不使用止痛药，这个决定使我再一次对她刮目相看。在过去九个月里，尽管我一直都知道她帮了我们两个一个大忙，但是我心里总觉得她的行为无非相当于于帮我们将一口袋越发沉重的杂货搬上了一道越发陡峭的台阶。但是此时此刻我突然意识到她其实为我们两个创造了一个生命。眼看着她的分娩过程，我目睹了宫颈扩张的最后阶段，目睹了她怎样全身用力，感受到了从她体内挤出来的极端生命力。自从认识她以来，我第一次清楚看到了她体内的某些狂野而又豪迈的特质，看到了身为男性的人生经历从没教给过我的心胸与勇气。她连续用力两次，然后乔治就冒了出来，并且用一声清亮的啼哭与手脚的摆动彰显了健全的心肺功能。产科医生宣布他非常健康。然后我们注意到脐带扭成了绳结。

乔治的出生时机恰到好处。假如分娩的时间再长一点或者再晚几天，绳结就可能收紧，致使他因为缺氧而脑死亡，并且让劳拉遭受可能致命的胎盘出血。我就像其他人忖度命运那样打量着这个绳结——只差一点就是另一个结果——并且亲手剪断了绳结下端的脐带。其实从上端剪断脐带的效果也是一样的，但是我只想让这个危险尽量远离我们来之不易的孩子。我只想把他抱在怀里，看着他的眼睛，感受这具小身体的蠕动。我相信这个孩子将会为我们的余生带来不掺杂质的欢乐，同时我也知道这种信念无非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觉，但是我依然希望这具小身体能将我的幻觉多延续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完成了健康分娩之后的一切半医学仪式与个人仪式。我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我们脱去衬衣，用肌肤接触他的全身。我们看着他接受了称重与体长测量。我们看着护士给他点眼药膏。我们将他介绍给了奥利弗与露西。布琳恩的兄弟从伦敦给我寄来了一盒香槟口味的太妃糖，我将这盒糖全都分发了出去（要不是产房里禁止酒水，我就直接开香槟了）。我们还给我父亲，我继母，我兄弟，布琳恩，以及其他几位对我们关系重大的亲友都打了报喜电话。约翰欣喜若狂——我就知道他会这样——因为分娩如此神秘，甚至比巫术或者星际战争还要怪异，以至于立刻就会让目击者感到自身的渺小。我再一次体验了小布琳恩出生时我心中的感受。这个人以前不存在，现在却存在了。我记得当时我的想法就和所有人一样，相信他的降生能够为我弥补此前人生的一切损失。

等到约翰与我终于在医院的家属休息室里消停下来，护士也为乔治完成了平生第一次淋浴，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我们两个随即陷入了幸福的梦乡。我平时睡得很沉，这一次也不例外。约翰则会每隔几小时下床看看乔治并且给他喂奶。等到我醒来的时候，约翰已经将乔治抱到了楼下劳拉的房间里。 泰米带着孩子们正在房间里吃肉桂面包卷，气氛非常欢快。约翰对我说他要合眼休息一下，让我去找儿科医生了解一下情况。根据我们之间的分工，一切医学问题都由我来负责。我觉得这是乔治人生第一天里的例行公事——听力检测，乙肝疫苗注射，等等。我无忧无虑地坐在屋里吃着面包卷，指导奥利弗与露西怎样抱孩子才安全，然后儿科医生就满面忧色地走了进来。

乔治的双腿并没有像一般婴儿那样蜷起来，而是直挺挺地伸着，一连三分钟都不打弯。医生将这种现象称作“肌肉紧张度偏高”，认为这一点可能是脑损伤的表现，并且打算做一下X光成像。我问她这种情况是否常见，她说在目前阶段并不常见。劳拉欢快地抢着说道乔治肯定没事，其他人也都没有放下手里的面包卷。可是我却感到我心里平时总是热乎乎的那部分突然变冷了，而暴露在外的身体其他部分却突然像火烧火燎一样。医生冷静地解释道，乔治的反常表现可能是脑出血导致的，此类出血可能自行停止，也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她谈到了脐带打结的问题，并且表示我们需要确保这一点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她注意到乔治的头部尺寸大得有些反常，有可能是脑积水或者脑肿瘤的征兆。此外她还补充道，乔治的两条腿的僵硬程度并不一致，这可能意味着他的大脑发育不对称，或者大脑内部有肿块。这位医生很年轻，我能看出来她之所以学会了如此稳健的发言方式就是为了与病人家属开诚布公地交谈。

从乔治受孕那天开始，直到这一天为止，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正在以非常态子女为题进行写作，假如在此期间我自己也生育了一个这样的子女，那可有多么讽刺呢？但是我也知道自然界对于讽刺并不陌生。我问医生X光的结果等多久才能出来，她说她会尽快安排，然后她就干脆利落地离开了休息室。我看着乔治，突然间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不爱他。可是无论怎样努力，我还是做不到这一点。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究竟多么爱他。我还记得我采访过的父母们都曾经四处宣扬新生儿降临人世的喜讯，可是一两天之后却又不得不拿起电话，向亲友们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我心中负责理性的那部分试图决定我将会在怎样的环境里支持一切可能有必要的英勇行为。我心中惊慌不已的那部分正在考虑是否应当将他送进看护机构。我心中最强烈的冲动则是将他紧紧搂在怀里，根本不让他接受任何检测。我希望他能一切平安，可我也希望自己能一切平安。就在我反复思量这道分界的时候，它却轰然崩塌了，我意识到这两者离开对方都无法存在。

我立刻给我父亲打了电话，给我哥哥打了电话，还给几位朋友发了邮件。我哥哥立刻开始联系纽约市的儿科神经学家，我父亲则打电话找到了一位当医生的熟人。我们将整件事彻底讨论了一遍。许多父母都告诉我，应对此类情景的实务需求压倒了他们心中的悲观情绪，而我也在转换进入解决问题模式之后略微松了一口气。我相信自己会做到所有正确的事情，尽量推迟痛苦与焦灼。我记得有些父母告诉过我，医生们并不会一开始就说你的孩子需要经受三十场大型手术，他们只会说这孩子需要接受一场手术，过一段时间再告诉你需要另一场手术，然是是另一场——这样的逐级渐进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因此我决心在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要清醒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给护士站打电话，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做X光成像，结果却得知刚才电脑系统出了故障，我们的申请没有提交成功。然后儿科护士又说她要给乔治进行动脉抽血。她将一根针头深深地插进了他的手腕。动脉抽血？我采访过的五百多位父母有人提到过动脉抽血吗？最后终于有人叫我们去接受扫描，可是一直陪伴我们的护士却被调走了。现在负责照顾我们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她的举手投足就像空乘一样彬彬有礼，不过并不能完全掩饰她心中的厌倦与不耐。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参与过类似的诊疗，“刚出生的孩子就做X光成像？”她说。“不，这种事我从没听说过。”我感到两种负疚感在我心里相互冲突。首先，我孕育了一个可能会一辈子受苦的孩子，我可能会亏欠他一辈子；其次，尽管我见证了这么多在非常规子女的养育过程当中找到深层意义的父母，尽管我从他们那里听到了那么多振奋人心的故事，可是我依然不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当然，绝大多数此类父母都没有主动选择自己的处境；而且我也记得勇气的培养无法遵循时间表。

成像室里的气氛很阴冷，尽管也点缀着几件用来营造欢庆友好气氛的饰品。事实上这种故作欢快的友好气氛正是导致成像室如此阴森的因素之一。如果换一个没那么可怕的环境，也就用不着这些装饰品了。我们无助地看着乔治被人塞进了机器里。此时他多少已经睡着了，并没有乱动。他的头部与机器之间的空隙里塞进了好几叠毯子，一条束带勒住了他的额头。医生允许我们穿着铅围裙等在成像室里，我们试图安慰乔治，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一个还没有学会向我寻求慰藉的人来说，我的存在多么令人不舒服。

回到刚才还十分温馨的休息室里，我们默默地等待着。又来了一个轮班的新护士，我求她去把检测结果拿来。值班儿科医生给放射科打了电话。结果还没出来，于是我们只能接着等。最后我终于挤到护士站跟前，堵住了一位刚上班的儿科医生，他告诉我结果已经在护士站里放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认为我们应当和你丈夫一起谈谈，”他语气生硬地说道。我们回到了约翰一直等在里面的房间，满头大汗的我脱口而出，“他的大脑出血了吗？”医生说没有。然后他开始向我们解释具体的检测项目以及每一张X光照片的内容。最后他告诉我们成像结果完全没有异常。乔治没事了。这场虚惊终于过去了。

我觉得人世间所有的爱都由三部分构成，大约三分之一的自我形象投射，大约三分之一的接受与宽容，至于知识与见解的比重绝对无法超过三分之一。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投射了太多，也接受了太多，以至于知识与见解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我想起了莎拉.海登，她意识到儿子的残疾多么严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让他受洗，借此坚定自己的信念，坚信这个孩子无论怎样都还算是一个人。尽管此时乔治除了哭泣与进食之外还没有做出任何了不起的事迹，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已经具备了丰富且永久不变的人类特质。果实或许会掉落在远离果树的远方，果树却不会生长在远离果实的远方。

当我与约翰成为父亲的时候，同性恋伴侣为人父母依然是刺激的崭新冒险。在医生正式宣布乔治一切正常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希望并不是一只羽毛斑斓的飞鸟，而是一个遍体粉红、哭叫不止的小肉团，而乐观主义的最高体现就是生儿育女。我们对于子女的爱几乎根本无法摆脱具体环境与条件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依然几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强烈的情感。这本书当中的事例与我对我的孩子们的爱相比，大约就是寓言故事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扎实的叙述能让最抽象的理念也变得栩栩如生。我之所以成为了我现在这样的父母，正是因为此前我在书中记述了这么多关于顽强与坚韧的非凡事例。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社会主流观点认为后天养育能够决定子女的一切特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的关注重点转向了先天因素。在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则开始更广泛地谈论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方式。此前我已经在智识层面上接受了这两者之间的精妙结合，但是有了我自己的孩子之后，我开始思考是否还存在着独立于先天与后天之外的第三种因素，比方说某种未知的精神或者灵性变换。每一个人的子女都如此特殊且具体，以至于人们难以想象要是当初未曾受孕的话这些子女居然就不会存在。我在本书当中采访过的绝大多数父母都表示自己不想用另一个孩子替换现在的孩子。鉴于这些子女体现了如此艰难的挑战，父母们的主张乍看上去很令人意外。但是既然所有的孩子都具有某些方面的缺陷，究竟为什么我们当中还会有人更喜欢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另一个真实存在或者凭空想象的孩子呢？如果有一位脚踩祥云的天使降临在我家，提出要用另一个孩子来交换我现在的孩子——一个更聪慧，更和善，更欢乐，更可爱，更听话，更有出息的孩子——我肯定会将我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并且就像绝大多数父母那样祈祷这个凶险的鬼影赶紧消失不见。

英国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曾经发问道，我们的物质世界与柏拉图的理念领域是否是一回事。他认为人择原理或许表明宇宙具有对于意识的结构性需求——换句话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证明了存在的不可避免。人择理论与哥白尼革命的理念针锋相对，认为人类的出现绝非偶然，我们的存在就证明了我们必须存在；一切事物的可理解性都体现了我们自身理解能力的功能，反之亦然。这样说来，主观性或许反倒比客观性更加真实。这一理念对于为人父母也有所启迪。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的子女是我们不得不拥有的子女，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其他的子女。我们的子女在我们眼中永远都不会是偶然的产物；我们爱他们，因为他们正是我们的命运。即便当他们身负缺陷、行为不端、伤害我们甚至先我们而去的时候——即便在这些时候，他们依然是我们衡量自身人生的尺度之一。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是我们衡量生命的整套尺度。我们为子女赋予了生命，而子女也以同样深刻的方式赋予了我们生命。

乔治降生之后，如何协调各方关系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约翰与我完全负责乔治；布琳恩与我同意在涉及小布琳恩的重大问题上共同决策；劳拉与泰米具有分离的父母权威，我与约翰不能干涉奥利弗与露西的成长，劳拉与泰米也不能干涉乔治的成长。这三套安排各不相同。绝大多数父母都会有意压制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我们则要努力避免父母之间的相互攀比。由于我们几个的育儿观念并不完全一致，各自能调用的育儿资源大不相同，并且全都自行灌输了一肚子育儿心经，一开始时常会发生摩擦——但是压倒性的现实却是所有这一切观念、资源与心得全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我们不得不竭力维系令其他人寸步难行的家庭关系，我们之间的相互爱慕就像百战老兵的和平生涯一样可贵。

用不着时刻发明各种新角色、只需按照剧本演下来的生活肯定要简单得多。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刚刚踏上爱之大陆的哥伦布，尽管身为新世界的拓荒者令人兴奋，但是有时候我依然会思念柏油马路与无线网络信号。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生儿育女，这个念想伴随着某些情感弱点；我曾一度不打算生儿育女，这个相反的念想则伴随着更奇怪的情感弱点。 我们做出了很多小心谨慎的决定，但是我们的安排之所以能够奏效，很大程度上却并非因为我们的选择。就像其他父母一样，我也无非是日复一日地过日子，直到最不同寻常的情况也变得司空见惯为止。在本书的开篇我曾经说过，父母并不会复制，而是会创造。其实父母不仅会创造，还会发现。有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四十年的负重爬坡，可是后来我遇到了约翰，布琳恩，以及泰米与劳拉，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遇到了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怎么说，我们全都登上了山顶。站在顶峰放眼望去，整个世界的造物都铺展在了我的脚下。在艰难攀登的途中，我根本不知道山顶还有这样一番壮丽美景，手脚并用的四十年爬坡生涯根本没能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约翰与我向亲友们寄送了很多喜报，每一份喜报当中都附带着我们两个与乔治的合影。约翰的一位表姐将喜报与一封短信一起寄了回来，这封信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生活方式有悖于我们的基督教价值观”，最后一句话是“请不要再联系我们了”。有些人对于我们的家庭嗤之以鼻，认为由包含了五位父母、四个子女并且分布在三个州的群体根本算不上家庭。还有些人担心我们的家庭会在某些方面损害他们的家庭。有一位老朋友在午餐餐桌上对我说，“你父亲能接纳你的孩子真是太好了。”我说我的孩子也是她的孙子，她说：“话是这么说啊。”这层自以为是的否定网膜实在难以承受。有些人情愿相信人世间爱的总量是有限的，我们家的爱耗尽了爱的供给，因此威胁到了他们对于爱的需求。我拒绝接受竞争模式的爱，只接受累积模式的爱。我走向家庭的旅程与这本书都教会了我爱具有放大效应——每一份爱的增长都会强化巩固全世界所有其他的爱。爱家人可以成为爱上帝的方式，一个家庭当中的爱也能加强所有家庭当中的爱。我信奉生殖自由主义，因为假如每人都拥有最宽泛的选择，爱也会随之扩张。我的家人之间的关爱并不是更好的爱，但确实是不一样的爱。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这颗星球的存续至关重要一样，爱的多样性也能强化善意的生态系统。事实证明，就算是人迹罕至的道路也会通向同一个终点。

解决认知失调的方法之一就是透彻理解自己身上的哪些特质已经无法改变。本着这种精神我想知道，假如我的婚姻与子女并非像现在这样来之不易的话——假如我生来就是异性恋，或者假如我晚生三十年并且成长在一个更宽容的社会里——我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快乐。或许我依然会很快乐，或许我不得不想的所有复杂想象都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但是我确实相信，我所经历过的崎岖坎坷扩展了我身为父母的眼界，倘若我的人生一帆风顺，我就不会拥有现在的见解。我的一大部分人生都献给了孤独，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孤独了。如今我的孩子为我带来了幸福。一代人之前，我对子女的爱只能深藏地下无法实现。但是本书当中描述的绝大多数父母对于各自子女的爱在一代人之前也都会面临相同的处境，他们的子女或者会早夭，或者会被送走，或者根本不能算是完全的人。我的家庭也很极端，尽管理由与我记述过的绝大多数家庭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同一场革命的参与者，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弘扬克服万难的爱。

痛苦是亲密关系的门槛，灾难则会擦亮奉献精神。尽管道理我都懂，但是现实案例依旧一次又一次令我感到惊讶。一个人或许会因为自身的脆弱而感到愤然与抑郁，但是却依然不由自主地受到脆弱的引诱。我之所以倾慕我的朋友，是因为他们机智、善良、慷慨并且幽默。可是只有在他们或者我本人最伤心的时候，我对他们的爱才最炽烈，因为艰难时光远比幸福时光更能将心与心贴在一起。我的抑郁症拉近了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假如他从未帮助我挺过那段艰难时日，我根本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多么密切。作为一名父母，尽管我无比珍视欢声笑语，但是我知道亲子纽带只有在黑暗来袭之际才能形成。养育子女是安全环境当中的练习，时刻不断的危险威胁才能将喜爱升华成亲情。如果没有夜间的哭叫，飙升的体温，时常出现的青肿与擦伤，那么养育子女无非是二流的娱乐而已。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理解，对于子女需求的关照正是满足感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理解本书当中如此艰难的爱为什么同时也能如此深厚。我最想要的就是让我的子女幸福，可我之所以爱上他们却是因为他们感到难过。作为一位父亲、一个儿子，一个朋友以及一名作家，将悲哀与欢乐揉成一团的非常使命就是我的人生动力。

多年以来我的首要身份都是研究悲伤的历史学家。我笔下的绝望图景得到了广泛的赞许，我描绘的惨淡经历在读者看来反映了作者的人格。但是当我试图撰写关于幸福的文章时，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洞见：关于幸福的文章难免看上去失之浅薄。人们完全可以同样真诚地强调悲哀或者欢乐，就好比人们完全可以主张头顶的天空是蓝色的，而丝毫不必提及脚下的土地是棕色的。我所遇到的绝大多数家庭都强调过引颈仰望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抬头看天而丧失尊严。我丝毫不因为本书当中偶尔流露出来的欢喜气息而感到羞愧，并且坚决反对美丽与真实相互为敌的说法。我相信，在痛苦与欢乐的龟兔赛跑当中，扮演乌龟的欢乐绝非毫无胜算。

现实主义作家威廉.迪安.豪威尔斯曾经在写给伊迪丝.华顿的信中这样说道：“美国公众向来喜欢大团圆结局的悲剧。”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忍受不了李尔王在荒原上悲愤癫狂却又毫无救赎希望的场景。我对这番话倒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当代人的特点就是日益倾向于寻求转化。早期的心理分析模式侧重于接受生活本身的问题；现代心理治疗则关注如何解决问题、根除问题、或者重新定义问题。像这样的取巧态度是否也潜入了豪威尔斯眼中恬然厚颜的凯旋主义呢？诚然，人们经常假装自己并未感受到的幸福；精神错乱的人们不仅苦不堪言，而且还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场失败，因为自己居然快乐不起来。但是这种趋光倾向的核心却是一条不可动摇的信念：灾难总会得到解决，悲剧总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本书试图在豪威尔斯的贬损评论当中挖掘出几分新意。书中提出的主张甚至更加乐观：悲剧大团圆结局具有喜剧大团圆结局无法比拟的尊严，不仅超越了豪威尔斯暗指的忧闷伤怀，同时还产生了更高一层的心满意足。与未经苦难淬火的满足相比，人们总会更加珍视源自悲剧的满足。有时人们会为了曾经令自己悲恸不已的事物而心存感激。一味寻求悲剧无助于达到这层境界，但是你确实可以尽量想悲伤的丰富含义敞开胸怀，而不是一味沉湎于赤裸裸的绝望。结局圆满的悲剧可能是故作伤感的俗套，也可能彰显了爱的真意。我的这本书不仅是励志书籍，也是培养接受能力的手册；不仅描述了如何宽容不可治愈的境况，还主张就算可行的治疗方法也未必一定合适。嶙峋险峻的阿尔卑斯山历来都是浪漫文学当中的圣洁形象，如此奇异的喜悦对于这些家庭的主人公们来说也是一样——高不可攀，凶险恐怖，却又美得震撼心魄。

五十年前，我现在拥有的家庭简直无法想象。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为社会进步摇旗呐喊。社会变革令我受益匪浅，也让我背负了必须偿还的债务。一股浩荡洪流正在冲刷这个世界的粗粝地表，我希望本书当中的故事也能汇入这股洪流当中。但是直到这颗星球的表面平滑如镜之前，爱依然会因为遭受围攻而越发强韧；爱受到的威胁尽管让爱浸透了痛苦，同时却也让爱变得越发强大。我这本书的主题是遭受损失的艰难时刻，而爱总会在这样的时刻束缚住一颗伤痛难忍的心。当我的儿子躺在科幻电影风格的扫描仪里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阵辉煌而又可怖的感受。小布琳恩并没能让我产生相同的感觉，因为她尚未遭受过这样的困境。奥利弗与露西也没能让我产生相同的感觉，因为在我认识他们两个之前他们就已经长成大孩子了。我与他们四个的关系也因此而各不相同。一旦我将父亲的身份与损失联系起来，也就随即落入了子女布设的陷阱。但是假如我此前没有全心潜入相关的研究，恐怕并不会注意到这一点。遭遇了这么多奇特的爱之后， 我也陷入了这一魅惑人心的模式，看到了爱的光辉如何能照亮最悲惨的脆弱境地。我目睹过、也研习过难以承受的责任会带来怎样动人心魄的喜悦，我知道这份喜悦如何能够征服一切。我曾经以为本书当中的英雄父母们都是些愚人，一辈子将自己与异质的子女困在了一起，试图从苦难当中孕育出一套身份。如今我却意识到我的研究已经为我建造了一块登船踏板，我也做好了与这些父母同舟共济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