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国后的林总之开国政坛架构C 八年病夫 -- 史文恭
如果准确地计算,林总开国后的休养时期从1950年10月去苏联疗养开始,在1958年6月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结束,相当于打了一次抗战。
这八年的休养岁月,林总从44岁到52岁,本来正是盛年,但却消磨在病榻和疗养院上,对于这只红军里最年轻的鹰而言,已然是命运最调皮的玩笑了,但若放在历史的角度,比照此时年轻的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新形势,则这流逝的八年,又是何等金贵的八年啊!
借用司马迁的话,开国十年,是世家和高门形成的十年。从中央的部委到各地方的首长,这十年,是新中国的开国领导人们打造自己领地的十年,——无论是李井泉的四川,江渭清的江苏,还是江华的浙江,彭真的北京,或者空军的刘亚楼,海军的肖劲光,他们,本部门,本地方第一首长的地位,都是到了触及灵魂的文革到来后,才天翻地覆的。(当然,刘司令是个特例)
这么长的时间下来,一方面,固然这些经验丰富,勇于开拓的革命家们都打开了局面,大大发展的其领导部门,但另一方面,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将所管辖的地区打上自己的印章。——-恰如巴斯德所发现的,食物的腐败并不取决于它本身的质量,而在于其所放置的环境和放置的时间,——-仅仅开国13年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各省的府伊县令们,都已经为总督巡抚们的一手遮天而痛哭流涕了,个别跋扈的总督们,甚至要在中央要求他们回避后,下面的属官才敢畅快哭诉,——-无论领导者的能力有多优秀,一旦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则他们的错误是必然的,这不关乎他们的本心,概率本身就已然决定了。——-而且和公事比起来,私心对于当事人而言,要贴近的太多了。
所以,这十年,对于有识之士来说,可以说是占坑、挖坑和植树的十年,——当然,如果你来晚了,恐怕就没地方蹲了。——-不幸的是,林总,一向以善于敏锐捕捉战机闻名的林总,不仅迟到,而且迟到了8年,这个迟到,未免也太华丽了。——而从开国政坛的架构看过去,这个迟到所造成的微妙影响就不止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的翅膀了。
造成这一情势的原因有3点:
其缘起是新中国武运的第一个突破点——-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对于新中国就如同直罗镇之战对于陕北根据地,这一战胜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武力——-美军及其仆从的胜利,使得新生的中国向国内外的敌人和盟友响亮地宣示了她不屈的斗志和强悍的铁拳,从而为她国内的和平建设和国际的大国地位,都奠定了最好的基础。当然,最美好的结果往往隐藏在最凶险的选择之下,在仁川登陆之后,北朝鲜已经一败涂地的情况下,面对汹涌而至的得胜之师,毅然出兵高丽,是一个只有东哥这样远超同时代人的开国领袖才有的魄力和腕力才能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不仅震惊了麦克阿瑟,也震惊了斯大林,更不要说国内一班民主党派乃至还在狱中的前国民党败将们,而最后,东哥的选择赢了。这是他个人作为军事统帅生涯的顶点,但是对于另一个罕见的军事天才,——-林总而言,恰恰成了他的军事生涯的低谷。
在后来文革间复出时,邓公曾经揭发林总说“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反对主席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当时是很合适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从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反对主席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当时是很合适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从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个揭发,考虑到正是邓公受东哥委托让仓促来京的彭总挂帅的,因此可信度是很高的。实际上我们知道,虽说林总那时的健康并不算好,但其实无论是以十三兵团调东北建立后来的志愿军前身,提议刚刚解放海南岛的邓华、韩先楚担当大将,包括调洪学智去志愿军当副司令员等等,都是林总一手经办的,而且他早在7月就去北京参加由时任军委副主席周公主持的关于朝鲜战争的国防会议,一直到决定出兵的十月5日,林总都是活跃在各项活动中的。包括10月8号决定由彭总挂帅后,他还和夫人一起去了遥远的苏联养病。(而不是留在国内养病),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林总确实身体不佳,但未必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事实上,他的病是后来才严重起来的。)
因此,另一则逸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军建国后第三任后勤部长丘会作中将曾问第二任后勤部长洪学智上将,林总智慧作战的特点,洪上将的回答是,林总指挥如打牌四十分,5分,10分的他不检,专门抠底。
这个故事来自四野六纵司令,可信度不用说了,而且非常形象。说明了林总用兵是能够一针见血地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作为统帅,在决策前他又是充分考虑每一个细节的。而这两个特点,对于成功的军事统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两个特点有时也会互相冲突,————当决策者考虑太多细节(或者困难时),他会对最大的战机发生犹豫,——-锦州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抗美援朝对于林总而言,是比锦州大的多的考验,——-喜欢抠底的林总,此时他扣到的美军的底其实还不是对方巨大的装备优势和海空军,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子弹”。
毕竟,1950年,距离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才过去5年,对于毫无空军的林总而言,去打一场头上挂着原子弹的战争,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在此,并不能以“怕死”这样的污名责问林总,美军当时的原子弹和其他压倒性的军事装备优势,确是事实。而没去朝鲜的,除了林总,还有粟裕大将。总的来说,东哥这样的性格,他会认为原子弹固然是压倒性的优势,但美国人未必敢用,而林总的想法可能是,美国人未必就不敢用。而原子弹所涉及的不是林总个人,而是牵涉参战的数十万将士的生命,——-所以,谨慎,或者超越简单谨慎的豪迈,虽有境界和魄力的区别,但和个人品格是两码事。
是以,粗糙地推测,林总不能出兵抗美援朝,应该是他个人的主观原因。而这个原则,使他丧失了称为一个享有国际性声誉名将的机会。(抗美援朝的指挥,在初期,其实主要是东哥的功劳,有些故事说最关键的战役初期,东哥曾好多天就对着地图没出屋。)也让解放战争期间指挥部队和歼敌数量都比林总少了一个数量级的彭总,横空超越了他。
不仅如此,抗美援朝是东哥一生的几个最重大决策之一,而这次林总没有站在东哥身后给他最及时的支持,是一个很大的失分。
综上所述,抗美援朝是林总开国后的第一个大顿挫,而第二个原因呢,。。。请先让铁牛兄扛一下。
所以抗美援朝的影响应该没有这么大
彭总成了有国际影响的名将-〉里通外国。。。
,才好柴庙赶人,。
三分合作, 七分不合作。
其实谁能在每件事情上都和别人意见一致, 除非是傀儡。
如果别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 就当别人是敌人异端, 早晚落得孤家寡人, 人亡政息。
彭总长期担任军队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有着一定特殊权力。但是他从不以领导自居,从不搞特权。在生活待遇、物质享受上,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普通一兵、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他与部队同甘共苦。在苏区,由于敌人的封锁,部队一度缺盐。他响亮而真诚地提出:干部们要和战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并身体力行。供给部规定每月另外补贴他一点生活费,他坚决不要。
过草地之前,军团要求指战员都要采摘青稞作干粮。作为军团长的彭老总也没例外。过草地时,我亲眼看到他和普通士兵一样背着装有他自摘青稞的干粮袋。
从朝鲜回国后,他作为军委首长,经常外出,但他从来都是轻装简从。无论到部队还是地方,都不准招待。1955年彭老总到胶东视察海防,在烟台招待所,看到桌子上摆满了香烟、水果、奶糖,就把所长、管理员叫来,当问知招待费的数量还不小时,就说:“那也只能招待外宾用,不要用于招待我们自己。你们想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了才怪呢!尤其是首长们,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个双份儿,这哪像为老百姓当家作主的样子?升官发财搞特殊,这是国民党的传统,共产党人还能向他们学习吗?”
长期以来,人们对彭总有种偏见,认为他是一个好骂人、训人、不讲感情的人。其实不然。他只是对领导干部要求严格,只是对那些不正派的人不留情面,但也不是动辄骂人、训人,而且对部下、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张爱萍
仿佛赢了是东哥英明,输了是老彭鲁莽。
一方面,一、二次战役的组织、指挥主席都是深度参与了的,和志司之间的电报往来非常频繁,给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这段时间他基本无暇处理其他事务,集中精力参与战役的指挥工作,情形和指挥三大战役时差不多。
另一方面,战役的主要指挥工作,战役计划的制定、执行都是以彭总为首的志司做的,从战役学上来讲,此阶段战役的指挥者还应该算是彭总,主席应该算是整个战争的指挥者,而非战役的指挥者。
至于功劳问题吗,个人不赞成这种会引起争议的表示(教头的文章一向因类似的个人表述引起争议,虽然我尊重教头表述的权利,但还是觉得如表述的更严谨些,少些此类无谓的争执更好),因为战役指挥过程中,彭总和主席通过密集的电报往来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一些对战役有关键性影响的行动,有些是按彭总的意见办的,有些是按主席的意见办的,但都是经过主席同意的,评功不大好分得清。
因为朝鲜战争对于新生政权如此重要,所以,就是两个结局,胜了,可能功高盖主,败了,就要承担责任。彭德怀运气不错,弄个平局,多安稳逍遥了几年。狡兔死,猎狗烹,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但是没有。姑且认为毛时代是五千年变局之拐点,很多都不会有惯例了。
既然如此,这个平局因此彭德怀才可多活几年又从何说起?
当然也可以说是邓华等的主意。
战役部署大多是老彭和志司完成的,当然都得到了主席的批准。一二次战役和三四五次战役并没有截然的区别。
偏向战略层面,初战一次渡四个军三个炮师而不是预定的两个军是彭的建议,主席完全支持。
一次战役及时收手诱敌深入是彭的建议。主席完全支持并决定投入九兵团,东西两线作战,奠定二次战役胜局。
二次战役未能歼灭美军主力,不过三八线是彭的建议。
按主席的意见改为开打三次战役越三八线休整。
四次战役战役安排采用东顶西放部署,得到主席认可,主席的胃口本来更大些。
期间返京和主席商定做朝鲜长期作战准备。
五次战役胃口过大,是彭的问题,也得到了中央批准。
如果讲主席像指导三大战役一样指导了朝鲜战争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