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文革乃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篇半成品 -- 马前卒

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骨架版

要点一 给工业革命作出确定定义――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资源采集业和金属（确切说是可精密加工的材料，后来增加了高分子材料等）加工业在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后互相促进，不断扩大规模，提升加工精度和个人生产效率，将其他部门卷入自升级体系，最终建立大工业体系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稳定的负熵流的过程

要点二 区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不一定靠资本主义触发，虽然在18世纪的欧洲，和军事制度结合的资本主义有利于工业革命的爆发，但这不是把两者混淆的理由。

尽人事 听天命

――一个工程师对工业革命以来历史的简要看法

序

作为一个工程师，作者已经习惯于对所有问题都保持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即便在这本书中，观察和描述的对象是我的祖国，是我亲身经历的历史，我依然不愿意放弃这个习惯。在写作时，我力图减少个人感情和好恶对文章的影响，因为我并不想在这里抒情，也不想抱怨，更不会简单的把责任归结给任何人或社会团体，我要做的是从历史中寻找导致中国现状的关键原因，以及探讨让中国走出困境的解决方案。这个想法似乎很狂妄，似乎远远超出了我这个小人物的知识和智力所能及的范围，但如果读者先生愿意把这一节读到底，您可以从中找到作者写作的原因。

在作者的历史观中，整个古代史和大部分近代史都不是任何人或社会团体有意识创造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历史特征和历史转折都可以把原因归结于长期的经济矛盾、自然条件或是某些非人力所能主导的突发事件（譬如某些大型火山爆发对全球农业的影响）。这是由地球和人类自身的基本特征决定的。作为生物的一种，人类从一开始就把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规律带进了文明社会，众多的人类社会、宗教、文明不断进行激烈的淘汰赛，保证了竞争原则的有效性。只有那些能够使经济和军事力量得到最大扩张的社会和组织才能在历史中保有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古代社会和大部分近代历史的基本原则，而文化、宗教等文明的特征不过是长期的经济-军事运行的一种附属品而已。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既有的文化、宗教、生活方式不得不试图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自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冲突，只有那些能够作出及时调整的文明将生存下去，竞争原则高于一切。个人作用和意愿在这种规律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偶尔有某个特定的人站在了世界的中心，按自己的设想去设计历史，那种主导历史的感觉也不过是一个幻影。因为他之所以能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正是历史力量选择的结果，如果他试图与历史潮流相对抗，历史自然会换一个合适的人来替代你的位置。正如恩格斯对拿破仑一生功业的评价“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若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关于这个问题，几十年后拿破仑三世的认识就深刻的多“历史潮流不可违抗，如果你走在它前面，它推着你前进，如果你走在它后面，它拉着你前进，如果你逆着它走，它就把你推倒”。

同样，作者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特别是相对近邻日本的落后，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问题，而是在工业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整个传统社会的结构、文化相对不适应大工业时代的结果。进一步追寻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由来，我们会发现，身处旧大陆却与其他文明中心相对隔绝，是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稳定的原因。中国社会将农业-手工业社会的制度发展到了极至，以至于在社会规律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无所适从，无法追赶取得先发优势的西方。反观日本，由于相对旧大陆其他文明更加隔绝，农业社会体制的稳定性和精密程度都要差许多，在工业革命浪潮到来之际却能迅速摆脱传统农业社会的尾巴，参照西方工业化历程，建立了更适合建立大工业体系的体制，取得迅速发展。一涨一落之间，中日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但这绝不能说明民族之间的优劣，更不能决定未来，这只是数千年历史发展大潮中一次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小波动而已。当然，对于我们当代的人而言，意义重大。

对于历史运行的方式，古人们毫无疑问是很清楚的，中国人知道“时势造英雄”，对于个人事业，相信“尽人事，听天命”。所谓“人事”，是个人的努力，至于“天命”，中国人其实并不信鬼神，在我理解，应该就是指那以竞争为中心的历史规律，这句话表现的应是渺小的个人对历史大趋势的敬畏。很显然，虽然古人可以了解到这些规律，但在他们的时代，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历史的惯性。

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之所以普遍遵循竞争规律而不为个人努力所左右，有两个关键原因：人类社会分散化和社会内部成员原子化。从整个世界而言，无数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单位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发挥它们的作用，某种文化的影响和某个领导人的意愿都不能独立压倒竞争规律。另外，在社会内部，即使某些成员厌倦了无休止的生存竞争，鉴于古代社会的通讯和教育条件，他不可能用一己之力劝说整个社会改变运行方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永远要以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政府管理为前提。作为古代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不得不把简单的趋利避害作为人生的准则。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工业革命在对历史本身进行巨大冲击的同时带来了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人类对历史的主动影响。一方面复杂的经济组织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普遍教育使大多数人具备了观察社会的能力，甚至组织起来改变社会。与不断发展的大工业体系和各种人类组织相比，一度广阔无边的世界也变的狭小起来。基于这样的前提，即便是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也有可能因为某些人的理智思考和积极努力，扭转传统社会结构的惯性运行方向，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走向富裕和强大。事实上，在20世纪，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就几乎创造了这种奇迹。虽然功败垂成，但至少让作者这样的小人物看到了用个人努力来改变历史宿命，让中国走向富强的可能性，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第一章 工业革命

1 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世界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什么是工业革命？作者是工程师，从职业角度来定义工业革命，就是大工业体系在短时间内建立的过程。而所谓大工业体系，就是只需要输入自然资源和人力就能满足自身的简单再生产并输出工业基础物资的部门。这个定义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重工业”。但在当今社会，至少还要加上包括与大工业相配合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以保证技术和人才的稳定再循环。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观察身边的社会，许多职业其实和我们1000年前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厨师依旧要生火作菜，木匠加工木材，超市的收银员做简单的计算......至于警察、法官、政府官员等职业，更是自从文明起源就出现了。而另外一些职业，譬如汽车司机、打字员、流水线工人等等，固然在农业社会不存在，但我相信，通过时间隧道拉来的唐朝农夫，肯定可以在简单训练后胜任这些工作。上述两种职业基本包括了我们日常接触的职业，既然这些工作和农业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祖先更勤勉，那么，为了解释今天巨大的物质进步，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工作之外寻找解释。

事实上，解释显而易见，拥有电动木工机器和化学处理过的硬木的木匠肯定能比古代的同行做出更多更好的家具，开汽车或许并不比驾马车更复杂，但载重量和速度都上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固定工序的工人或许只是在重复简单劳动，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能力会超出任何古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最传统的农夫，在农药、化肥、优选的种子、现代水利设施支援下也可以轻松获得超过祖先数倍的收获――庞大的钢铁厂、化工设备、万吨轮船看似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工业社会不可缺少的保证，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大工业体系。

大工业体系建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的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矿井的效率（煤、铁的采掘），廉价的煤炭和钢铁通过冶炼工序，又可以反过来提高蒸汽机与机床的产量。另外，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精密的蒸汽机，蒸汽机也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加工能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之多的相关工序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具体点说，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直到自然发展的界限。而农业或手工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2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根本无法想象的。

光是指数化发展能力并不能概括现代工业体系的特征。这个工业体系的指数化扩张依赖于资源-能源的收集和加工能力的扩大，这正是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上面的观点与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现在的经济学看来，由蒸汽机和机床所代表的工业革命固然重要，但也不过是在合适的制度下必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虽然步子相对大一些，但和其他技术进步，比如发明了更省力的拔羊毛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至于后面的一系列技术进步，也被现代经济学解释为制度的结果。制度能创造一切奇迹吗？作者是工程师，更愿意从纯粹的工程思维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把整个经济体系看做一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可以看做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获取负熵流、利用负熵流的一个工具，而大工业体系的两项核心技术――能源采集技术和加工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体现为采煤业和使用机床金属加工业）正好与这两项要求相对应；因此，当这两项技术能够互相促进、不依赖于其他产业的进步而发展时，能够自增殖的煤铁复合体就彻底的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假设，假如地球上从来不曾存在煤炭、石油等矿石资源，或金属的特性与现在略微不同，无法被精密加工到毫米级别。在这样的世界上，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不会受到任何实质影响，但无论制度或社会条件多么优秀，这样的世界上也不会爆发工业革命。不可否认，人类有一天会发展出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电厂，核聚变）和可再生资源（资源回收、生物工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工业体系绝对不是手工加工和肌肉力量可以构筑的。应该说，工业革命是自然的礼物，如果没有足量的矿石能源和可加工物质，再神奇的经济理论和制度也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

虽然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但本文作者并不试图否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相反，作者承认现有的经济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甚至告诉我们如何让资源的分配达到最优化。但是，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持续增长是超出任何投资者理性预期的事件，在工业革命依然在进行的时代，在工业技术的扩张和进步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世界上，与其努力让包括人力在内的所有资源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达到最优配置，远不如建立一个能推进大工业体系扩张和进步的制度。因为经济制度本身只能刺激一般劳动的效率，进行可预期的优化，而不断推进的工业革命可以在大部分劳动力积极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所以，任何长期国家战略必须将如何建立和利用大工业体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2 不平等的根源

上面一节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大工业体系为现代社会的物质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从工业革命到今天，已经2百年了，绝对贫穷却依然是这个世界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是处处富饶？为什么大工业体系的力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本节将分析大工业体系的发展过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西欧，当时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西欧兴起，但这并不是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历史存在无数的偶然性。正如前一节论述的，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一系列与能源采集和物质加工有关的技术相互结合的结果，这一结果唯一的必要条件就是手工业技术的提高――如果手工业技术没有达到制造第一台机床的水平，如果巷道采煤技术没有被采用，工业革命的爆发都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则不然。由于旧大陆各个文明之间的频繁联系和简单手工技术难以保密等原因，在16世纪以后，欧亚大陆各个主要文明的技术水平彼此相近，都基本达到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到具体的社会结构中寻找工业革命爆发的直接诱因。

15-18世纪是欧洲持续上升的年代，虽然支撑这种上升的物质基础依然是手工业和农业，但暂时的海权让欧洲拥有了一个全球物流系统，他们可以选择购买全球的商品或是向全世界卖出产品。另外，欧洲还占有了大片空旷的土地，这和野蛮残酷的宗教战争一起降低了相对人口密度，提高了人力成本。这并不是非常特殊的历史格局，在这以前，旧大陆还出现过2次类似的情况，分别出现在蒙古征服时期和伊斯兰教扩张时期。但惟有这次，整个旧大陆的手工业水平达到了工业革命的突破点，资本主义化的欧洲人可以通过建立大工业体系来满足全球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同时还不必担心重工业会抢走普通劳动者的工作，造成过剩人口暴动――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没有任何前工业化国家拥有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能力。工业革命由此爆发，没有人给它下定单，也没有人能在它爆发前预知它的威力，幸运的欧洲人主宰了世界。

回溯工业革命前后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充分理解工业革命的力量。1830年以后，美国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了庞大的帆船队，吨位直追海上霸主英国，在那个海权决定财富的年代，英国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但无论是英国自己还是它的竞争者都没有想到，工业革命造出了蒸汽轮船.......到1870年，蒸汽轮船的总运载能力已经超过了帆船，海权重新回到英国手中，英国因为工业革命而多占有了一个世纪的世界霸权。显然如果只靠农业-手工业，西方甚至无法和自己的殖民地竞争，更无从指望挑战那些传统强国，获得世界霸权。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17-19世纪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在17-18世纪都不得不用硬通货购买中国商品的西方在1840年居然拥有了强迫中国开放市场的军事力量，但直到工业革命充分展开后的1870年，工业霸主英国才能靠卖工业品而不是鸦片获得主要利润。（愿意详细了解这个过程的读者可以在贡德?弗兰克先生的《白银资本》中得到更多的信息，这里不再赘述，只是想通过强烈的对比来说明工业革命的力量）。不过，问题就在这里，既然大工业体系是现代世界财富与力量的根源，为什么许多国家没有建立大工业体系？为什么世界发展如此不平衡？是这些国家对现代工业体系毫无认识？还是别的原因？

回溯历史，自轴心时代以来旧大陆各个农业文明建立的社会制度千差万别，但都具有稳定和等级化的特点。这是因为因为经济基础相对来说少有变化，精英阶层和社会的指导思想自然没有必要强调扩张和适应变化――不符合竞争原则。只有在因为新农作物引进、发现新的可开垦地区等因素而带来短时间扩张时，才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等具有扩张性的政治制度。当然，由于没有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扩张性制度会伴随发展空间的减少而消亡，这就是韦伯所谈的“古代资本主义”。诞生于18世纪末的大工业体系从本质上说具有扩张性，因此自然优先和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从此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军事制度是另外一个选择，日本的工业化和19世纪埃及夭折的工业化都带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即便是欧洲的工业扩张，其实也和军事制度密不可分，只是被更明显的资本主义制度掩盖了。

资本主义的上帝是利润，利润是通过出卖商品得到的，在工业化的早期，西欧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对庞大的农业社会根本不值一提，因此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轻易的吃下工业化的剩余商品，就连稍微落后一点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可以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西欧的工业化就在这种情况下迅速的成长。但到了19世纪末，西方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整个世界要么是发达的产业中心，要么是依附于发达工业国的经济殖民地，要么是地广人稀的原料产地。等同于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必须在自己的内部找到足够的购买力。但是，资本主义天生就要创造不平等，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鸿沟越来越大，少数上层集团占有大部分工业化的利润，下层则只能拿到维持生计的少量工资。显然，上层社会不会花光他们的所有收入，因为工业化积聚的财富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让工业家们富比王侯，他们无论生活多么奢侈，也只会用掉财富的一小部分。庞大的底层阶级和众多落后国家虽然很想购买琳琅满目的商品，但苦于曩中羞涩，最多花完自己的收入了事。最终，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发现，自己无法从体系内部得到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自己的全部商品――马克思所说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是经济危机爆发了。

当然，许多历史因素都会缓解经济危机，比如说技术的进步，大国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等等，或者通过投资，或者通过公共工程来消耗庞大的过剩产品。但只要以利润还是与资本主义紧密结合的工业体系的主要目标，只要社会依然存在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在地球边界的限制下，购买力限制永远存在，因此大工业体系始终不能扩张到与总劳动力及地球资源相配合的水平。具体而言，就是说前文所述的那些继承自传统社会的简单劳动力相对大工业体系过剩。因为简单劳动和资源必须和大工业体系互相结合才能生产出现代社会的财富，所以占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和社会集团就可以随意压低简单劳动和矿产资源的价格，这反过来又创造了新的不平等和新的购买力缺口，在这种死结下，世界始终保持不平等的状态。

既然大工业体系未能充分扩张，既然整个世界已经被统一的贸易体系所占据，那么，能否占有工业世界的财富就取决于能否能参与完整的工业生产。前面已经得出了大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结论，那么在一个自由交换的贸易体系中，相对稀缺的资源是不会被浪费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高科技工厂、研究所很少闲置，都能开动起来获取利润。除了这些发达工业国以外，从来未能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如巴西、泰国和那些大工业体系已被摧毁的国家如中国、俄国基本上只拥有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和矿产。相对过剩的资源是否能被结合进大工业体系，取决于价格，所以这些国家唯一的竞争手段就是降价，向发达国家抛媚眼，互相争风吃醋，胜利者建立血汗工厂，挣工钱，失败者退化到农业时代，吃救济，只有少数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国家靠卖资源能过不错的日子。这种国家或地区之间巨大的贫富鸿沟又反过来加强了购买力不足的现实，制造新的不平等。落后的第三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死循环中永久的沦为贫民窟。

3 落后国家的宿命

对于19世纪的人类来说，工业革命是一个新生事物。除了少数西方国家，大部分国家并不愿意改变原有的传统农业社会生活方式。但对于20世纪的人类而言，工业时代的到来已经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现实了，要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过上富饶的生活，唯一的途径是建立自身的大工业体系或与原有的大工业体系结合。可是，直到21世纪，发达国家的数量依然屈指可数，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一战二战的列强依然是世界的主导，只是相对强弱稍有变化。至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除了少数孤岛飞地式的发达地带，大部分仍然在穷困中挣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甚至无法保持工业化以前的生活水平，为什么世界格局如此稳定，为什么后发国家无法改变固化的世界格局？这一节将试图解释这个问题。

作者非常赞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本章的序言也阐述了这种观点。具体到工业化问题，我们可以回顾各个落后国家的近代历史。在这些国家，尽管许多人认识到了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必要性，但当这些工业先知们着手在本国实施他们的工业计划时，不得不把本国继承自农业社会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运行惯性连同西方既存大工业体系的干扰、竞争，一并作为现实条件接受下来。试图在第三世界进行工业化的人们能够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些便利条件，譬如大众媒体、现代化政党和教育体系等等，这使他们在历史面前不再是束手无策；但相对于庞大的传统势力，他们的力量实在太弱小了。同时，因为西方大工业体系已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生的工业体系无法从外部得到市场，重复西方靠外部市场获得利润，对抗内部传统势力的老路。内外交困之下，第三世界独立工业化努力很少能成功。下面我们将具体考察这个过程。

西欧的资本主义在触发工业革命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了20世纪初期，即使是最偏僻的乡村也被迫围绕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这个双重体系运转。在这样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完全不受西方影响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政策。即使某个政府可以封锁自己的国界，当他们回头试图解决国内问题时，总是发现西方的文化和经济体制早已经在长期的贸易-文化交流中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所以，任何试图重现西方工业化历程的努力都不可能有结果。

虽然资本主义工业化将导致世界分化为发达的产业中心和只拥有过剩资源-劳动力的边缘地区。虽然两者富裕程度存在本质差别，但经济运行规律却是完全一致的。跨国公司的职员能够轻松的从美国总部调到中国的工厂或是智利的矿场而不会觉得有交流的障碍，老练的商人可以带上以美圆计算的硬通货在整个地球做生意，对于各国的企业决策者（不论他们是独立的老板还是高级经理）而言，决定投资方向的基本原则完全一致――规避风险、追逐利润。但是，不同的国家是以不同的经济地位加入这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已经习惯于从先进工业产品的高额售价中获得稳定的利润，至于第三世界的企业家和政客们，虽然他们的财富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怜悯，但只要能够从发达国家得到订单，他们也能够维系相对自己同胞的优越地位。这种格局维系了一年又一年，不变的是发达国家获得的稳定利润，而具体哪些国家能同发达国家分享财富，要看他们的运气和对发达国家的驯服程度。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根据经济学中投资者规避风险的原则，落后国家的企业家应该试图结束这种仰人鼻息的日子，争取跻身于发达国家，获得稳定的技术利润；而在技术相对稀缺的世界上，落后国家应当持续投资于技术产业，最终会在提供技术装备的国家和提供资源-劳动力的国家之间达到一个价格均衡，消除技术装备的高额利润。这两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现象从未出现过，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源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规律在落后的国家是如何运行的。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一个智利的铜矿主多年苦心经营，攒了一笔钱，试图用这笔钱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改变自己寄人篱下的经济地位，他应该如何入手？（必须说明，这种矿主其实非常罕见，大部分资源已经被少数几个寡头跨国公司所控制，例如全世界80%的富铁矿就控制在3家跨国公司手里）他或许考虑先建一个先进的冶炼厂，不再出卖矿石这种初等产品，而是把矿石炼成高纯度电解铜，获取高一点的利润。但一旦他开始实施这个投资计划，他会发现冶炼厂的设备同样昂贵，维护费用不菲，无数相关技术的专利已经被西方所申请，要使用必须交高额的使用费，本国缺乏管理这种冶炼厂的人才.......更糟糕的是，制造冶炼设备的公司居然和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其他冶炼精铜的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相互控股，或是同为一家基金控制，甚至干脆就是一个托拉斯的不同分支！如此的险恶局势该如何应付？竞争对手或抬高冶炼厂设备的价钱，或在关键工序上有所保留，要求只有制造设备的公司派驻的工程师才能修理机器，或和其他冶炼公司一起压价钱――反正使用精铜制造电缆的企业也在同样的托拉斯里面，堤内损失堤外补。这个智利老板要么破产，要么屈从于跨国公司的代表“合资”的要求，逐步的把企业交出去。要么――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把企业向上下游发展，建造矿山机械厂、铁路、港口、训练人才的大学、研究所等等。但这样建立的各种企业同样面临上面的问题，而且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除非他能建立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教育、科研、文化体系，否则，他将永远面临西方完整、成熟的大工业体系的野蛮挤压和竞争，绝无出头的希望。

很显然，没有哪个私人矿主真的拥有这么大的财力，假如他试图说服自己的同胞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必须解决合作的效率问题，多个企业的协调问题，社会改革的阻力问题，还要承受半途而废的风险，建立完整体系后磨合试车的成本，与西方竞争失败的成本，甚至要考虑西方恼羞成怒发动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在承受了这么大的风险和成本以后，可能会得到利润回报，但收回成本的时间一般要超出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这种投资会有人做吗？所以，对于第三世界的企业家而言，乖乖的开采资源，组织简单劳动力和初等资源出口是最好的选择。虽然有经济波动，虽然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盘剥，虽然有西方转移兴趣，整体失业的危险，但只要循规蹈矩，服从跨国公司的指导，总归是有残羹冷炙可吃。特别是对少数上层人物来说，只要在现有秩序下与西方配合，就能够得到相对丰厚的收入和高高在上的地位，从经济人的考虑方式出发，剩余人口的贫困和苦难和这些上层人物有什么关系！这就是现实社会中落后国家的历史宿命。

上面的例子是虚构的，但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第三世界国家，许多试图“实业救国”、“经济自强”的资本家正是在这样的命运下一次次失败，决定他们命运的原因是大工业体系相对以往经济规律的特殊性。

首先，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各个农业-手工业部门是相对独立的，如果因为战争印度无法从中国进口丝绸，这可能会让某些商人受损失，但这对印度继续生产茶叶和水稻没有任何影响；现代世界则不同，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无论多么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一旦失去机械工业提供的零配件支持、教育体系提供的人才支持、还有交通、能源.....等各种经济部分的协作，也不过是闲人一群、废铁一堆；同样，在完整的大工业体系中拆去一环节，无论是化工、钢铁、铁路.......都可以导致剩余的所有工厂陷入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在落后国家建设现代工业体系的人们发现自己要么放弃努力，要么就得努力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个哪怕只有一个环节不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无法与现存的西方经济竞争。对方可以随意抬高你所稀缺的物资的价格来盘剥你的工业利润。

如果退而求其次，不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大工业体系与西方竞争，而是努力做好某个经济部门，使自己融合进西方现存的大工业体系，甚至取代西方的相应生产环节，分享大工业体系的利润，结果会如何呢？这就必须考虑到大工业体系的标准化特征。大工业体系的各个部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停的交换物资、能源、人力，整个体系才能正常运转，由于工业设备和技术开发的投资巨大，各个经济部门必须统一技术标准才能避免巨大的浪费。在这种局面下，新建的工厂如果想加入既存的的大工业体系，就被必须让自己的生产设备、产品型号、尺寸等各个环节符合现有的技术标准。建设工厂和贯彻技术标准本身并不很难，因为无论是生产本身所需要的科学原理还是技术标准本身都是开放的资源，你可以随便到任何一个工程图书馆去找到这些资料。不过，一旦你具体实施建设过程，你会发现与技术标准相关的无数细节技术已经被少数几个西方公司申请了专利――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科学是全人类的财产，但核心工程技术在西方产权制度保护下属于少数走在科技前沿，参与制订技术标准的跨国公司。这样，你就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购买专利使用权，让你的竞争对手坐享高额利润，要么让对方以“合资”、“合作”的名义控制你的企业。前者会使你的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而选择后者的结果是你的辛苦全部付诸东流。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依附性国家到现代化国家并不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要么安于现状，要么冒风险、克服困难跨越工业化壁垒，没有第三条道路。

（或许许多读者不太熟悉技术标准，我可以用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古罗马并行的两匹挽马臀部之间的距离决定了古代马车的轮距，这个轮距决定了松软的土地上车辙的宽度，后来的马车如果不应用这种宽度标准将会很难走，因此这种马车轮距一直沿用到工业革命前夕。而早期的铁路车厢并不是用蒸汽机驱动的，只是简单的架设2条轨道，用畜力牵引，因此铁轨之间的距离自然的沿用了古代马车的轮距，这进而决定了蒸汽机出现以后遍布全球的铁路标准轨距。最后，航天飞机的推进器必须用铁路运输，为了保证能通过所有与标准轨距相当的铁路隧道，被迫把宽度限定为稍大于四点八五英尺。在这个例子里，罗马时代马的平均身材居然可以影响到航天飞机的设计，就是因为铁路技术标准问题。铁路标准宽度采用四点八五英尺并没有什么科学上的严格论证，如果变成四点八六英尺也未必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试图改变这个数字，就必须更换所有与交通有关的工业设备，以及相关的公式、生产线.......即使是航天事业的巨大预期利润也无法承受这种成本，技术标准的稳定性可见一斑。）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鉴于大工业体系的特性对经济规律的影响，在全球自由贸易下，落后国家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

4 后发国家的道路

这一节将讨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历程。

虽然现有世界格局限制了落后国家的活动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只能服从这种宿命的安排。即便在西方已经建立了稳固霸权的20世纪，至少还有三个国家作出了突破历史规律的尝试。虽然最终只有日本获得了成功，中国和俄罗斯都被重新推回提供劳动力和资源的位置，但这毕竟证明了另一种历史选择是可能的。前面作者认为落后国家落入了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这个论断有一个前提，就是落后国家参与已经存在、但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正是大工业体系的特性和自由资本主义规律相结合阻止了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如果国家政权能够有效的阻断其他大工业体系的干涉，在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内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还是可能的。同时，由于有西方崛起的历史可借鉴，后发国家还有机会抓住经济进步的关键――工业革命，以更快的步伐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当然，所有读者都会想到，在一个地球上同时建立多个大工业体系而不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工业体系是对人类智力和地球资源的巨大浪费。但由于现存的西方大工业体系被资本主义的结构所限制，无法充分扩大为全体人类服务，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是第三世界国家无奈的选择。

虽然大工业体系是无限财富的来源，但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一个不完整的大工业体系无法做到用技术来生产技术，用设备来生产设备，用教育和实际操作来培养人才，这种无法自行升级的工业体系对效率的改善甚为有限，那么，从开始工业化到大工业体系基本建成，这期间需要对大工业体系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而只能取得相对较少的回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工业化的关键问题。根据取得和利用工业化资源的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归纳出三条工业化道路： 第一条道路当然是西欧-美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一过程的开始，宗教冲突带来的人均裕资源富、私人资本的商业经营、海军的野蛮扩张、新大陆的开辟共同触发了工业革命。然后，商人们充分开动起原始的大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向传统的农业文明和新开辟的殖民地倾销商品。在19世纪，新兴工业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富庶面前不值一提，即使是长期的单向自由贸易也不会引起购买力的衰减，商人们很快就赚到了可观的利润，这构成了大工业体系扩张和升级的物质基础。不过，大部分利润并没有被投入大工业体系的升级，因为人们还没有把生产能力的指数化扩张和对工业技术有意识的投资联系起来，在大部分商人看来，大工业体系和其他传统部门一样，持续投资的边际效益也会迅速衰减，与其把利润投入技术开发和基础利润研究，不如把利润投向商业和军事部门，扩大源于传统农业文明的购买力。在最先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初就采用的采煤技术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出现其他大工业的竞争，英、法等老牌工业强国才由政府或主要财团出面对大工业体系的升级进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大工业体系之所以还能不断的升级，主要得益于巨大的利润基数和相对而言无限的市场空间。其实，对于欧美老牌列强而言，说他们“走上了工业化道路”颇有些牵强，因为这种是一个无意识的选择，没有任何人对此进行过设计或规划，身处其中的人们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即便他们认识到了，在这个时代，个人和思想也无法改变历史的大势。

由于建立大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资源来自外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走起来最轻松，但对于21世纪的落后国家而言，这种方式没有任何借鉴作用。在21世纪，试图工业化的国家既无法在工业化以前掌握全球海权，也无法在工业化的初期就向外倾销的产品。另外，既然人们已经可以认识到大工业体系的作用，所有后发国家都会把宝贵的资源用于大工业体系的构筑和升级，不会走西方早期放任主义的老路。

另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关联不大，除了没有什么技术秘密的农业以外，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在这种条件下，任何成熟稳定的传统社会都自然的趋向于分散内部经济权力（对外依然要统一规划资源的使用，如战争 外交），由市场来决定内部资源分配。但正如第一节指出的，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资源采集业和金属（确切说是可精密加工的材料，后来增加了高分子材料等）加工业在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后互相促进，不断扩大规模，提升加工精度和个人生产效率，将其他部门卷入自升级的循环，最终建立大工业体系的过程。受地球资源种类的限制，在工业革命以后，少数关键技术和资源构成了大工业体系的核心，发展经济的根本――建立、维护和发展大工业体系的手段与方式被基本确定，且没有复杂到超出个人或组织的认识能力，因此在大工业体系内部实行计划经济往往是有效率的。这就是后面两条道路存在的基础。

第二条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比较接近，同样要依赖外部市场，通过向落后地区销售工业品换取利润，再用利润换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进一步扩大生产。只是工业利润的使用完全由政府（财团操纵的政府或政府操纵的财团）所主导，投资方向明确指向大工业体系，从历史上看，只有日本在这条道路上获得了成功。这条道路与西方工业化过程相似，都是利用外部购买力解决本国工业化资金问题，同时又有西方历史可借鉴，走起来自然要简单一些，发展也更迅速。但是，由于取得市场，排斥其他大工业体系的行动本身与西方利益相冲突，必须在适当的条件下才可能走这条道路。在日本工业化的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已经称霸全球，但还有一些角落没有完全占领，彼此间的矛盾也没有妥善解决，日本趁机冒险发动两次赌博式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获得了东亚霸权，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但日本企图把中国和东南亚作为独占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这种进一步的扩张终于惹的西方国家出手干涉，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二战的结果是日本战败；但幸运的日本在战败以前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人才和社会体制转型已经完毕，战后稍有机会（美苏冷战）就能弥补在战争中损失的硬件，重新走上富裕的道路。德国的发展历程与日本有相似之处，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德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在20世纪初，政府主导性也没有日本这么强，所以我还是倾向与把德国归为第一类工业化方式。

最后一种选择是中国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建国时二战已经平息数年，这时地球上已经不再有可做市场的空白富庶地域，西方强国之间的矛盾也不如20世纪初激烈，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的大工业体系以美国为中心，已经基本上结合成一体（包括日本），没有根本上的利益分歧。两国不可能再走靠出口获取利润求发展的路线。只能严厉的控制本国农村（这两个国家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中提取剩余的人力和粮食，利用这些农业社会的物资和本国的自然资源，从无到有进行工业革命。同时，为了提高工业化的速度，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把所有的工业资源都用来投入下一代工业的生产，在开始建设的几十年间，基本没有什么工业物资从重工业的循环里面漏出来，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继续保持在前工业时代。经过大概一代人的时间，苏、中两国分别在30年代和70年代完成了大工业体系的建设（当然在水平上和西方还有很大差距）。

至于其他国家，要么一直安于做西方经济殖民地的地位，要么在工业化道路上误入歧途，试图在西方大工业体系已经占绝对上风的情况下靠贸易和国内企业自行发展获得工业化资源，结果正如第二节所述，落入了低水平发展的陷阱。

5 艰难的历程

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虽然可能通过明确的发展路线和集中资源的方式迅速建立大工业体系，但由于先天不足，建立大工业体系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即便大工业体系已经开始正常运转，能够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资源，由于它因新生而不稳固的地位和相对较差的水平，它不得不应对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来之不易的希望。影响它运转和升级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

首先是来自西方大工业体系的压力，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大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大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大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大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大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大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大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大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大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大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大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 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大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大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大工业体系对新兴大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0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大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大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文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大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1000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大工业体系的崩 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从整个世界的视角来看，在以蒙古征服为代表的最后一轮真正蛮族入侵结束后，大部分旧大陆文明地区都大致达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显然，根据序言中提出的原则，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大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抵制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看《站在历史歧路的文士和武士―中日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如何建立现代政治经济体制 ――――从日本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从文化 革命到工业革命》等几篇文章）

第三种阻力缘于大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大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大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 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大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 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 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 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大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参照第一节中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大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大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大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大工业体系。在建立大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大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大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大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 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大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只是在中国苏联的努力相继失败以后，如果再有某个国家试图打破依附性经济的宿命，至少可以借鉴一下失败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

二 中国现状

1 历史遗产

中国地处旧大陆东端，自文明出现起就与其他文明中心有陆路联系，但西部又有戈壁和大片高寒山地阻止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和人口迁移。这种地理形式决定了中国文明既不至象美洲文明一样独立发展，落后于文明中心，又不会受到其他发达农业文明的攻击和干扰。因此，中国文明早早的在公元前后稳定下来，进入了成熟农业社会，消灭了世袭贵族阶层，建立了相对其他地区最完善的农业社会管理体制。不过，在工业革命的机遇到来之际，这种早熟并固化在农业时代的制度既不利于工业革命的自然爆发，也不利于在西方率先转入工业社会的情况下追赶工业化的步伐，结果，从1800年到1949年，中国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从最富饶的国家沦落为贫弱的边缘国家。从经济角度来说，1949年的中国仅比非洲那些尚未完全农业化的部落化国家强一些，还不如当了数百年殖民地的印度和一直依附于英美的拉丁美洲。本文的主旨是大工业体系决定了现代国家的富强，下面就从这个角度看看1949年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历史遗产。

a 工业部门

49年的中国，工业集中分布在东北和少数几个沿海城市（主要是上海天津青岛三大工业中心），从GDP来看，一般认为此时的工业产值占10%，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农业社会提供的原料进行简单加工的工厂，如卷烟厂，纺织厂，罐头厂、火柴厂、造纸厂、面粉厂等。这其中不乏利润丰厚的企业，但这种利润不过是反映了工业的极端稀缺；由于根本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设备、零部件、工程师都完全依赖于进口或外国在华产业，它们的利润和生存依赖于与工业国家的贸易，而真正的利润大头也正是在这样的贸易中流向国外。至于构成工业核心的重工业，除了东北有一些日本留下的残破企业和内地屈指可数的几个矿山之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具体到一些大宗物资产量，1952年（战乱带来的震荡基本消失 各种产品都超出了建国前最高产量）钢产量是135万吨，煤炭6600万吨，电力73亿千瓦/小时，除去行业内部消耗和政府和军队必然要消耗的部分，剩余的物资勉强可以满足今天一个中型城市的需要。至于石油和高级工业产品，产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上面谈到的各个工业部门，不论大小，至少在中国可以找到几个象样的企业，还说不上“一无所有”。其实当时中国最缺的是制造业的核心――机械制造业及相应的材料工业，即便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工业中心”，大部分所谓的“机器厂”，“制造厂”不过是弄堂里面的数十个工人加手工操作的机床。到1949年，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总共拥有金属切削机床5700台（90%是皮带机床），除少量为国内仿制外，均为进口设备；操作人员大多是未接受过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凭经验工作的工人，既接受过工科大学教育又有国内企业实际技术管理经验的工程师全国也没有几个。限于设备水平和人员素质，即便在最大的几个机器厂加工粗糙零件，车削45#钢的极限速度不过80m/min上下，称之为“高级铁匠铺”断不为过。

除了规模小、水平差，标准化也是严重问题，由于中国的工业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和20世纪列强对中国采取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工业的机械、量具、技术标准和技术人员的知识体系居然分别来自十几个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工厂，与西方母国大工业体系配合作业尚可应付，一旦要组合起来提升技术水平，满足国内需求，单是换算问题就够技术人员伤脑筋了，何况产品规格（如钢筋直径）、特性（如金属延展度，化工原料参数）等方面的不协调问题根本不是简单的换算问题能解决的，在西方严密的封锁下，许多工厂就此废弃。

这样残破弱小杂乱的工业基础，能为其他部门提供的物资种类和数量都是异常可怜的，以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计，农业部门只能得到2千吨农药，39000吨化肥，即使不考虑质量上的差异，这些物资在今天也只够一个农业大县使用。至于军事需求与建设现代化工业的投资需求，需要的都是量产的标准化重工业物资，根本不能指望继承自旧时代的工厂帮什么忙，朝鲜战争时，出国作战部队的轻武器居然有13种不同的口径，东北边防部队预储各种枪械子弹合计不过一亿发，45年缴获的日军火炮一直用到了金门炮战。而1958年动用包括中央机关干部在内的无数人力修十三陵水库的场景更是为人熟知。

不过，中国毕竟是传统农业大国，人力和农业资源的潜力远远超过寻常国家，如果进行妥善利用，即便没有自主的工业体系支持，也能创造一些看起来很惊人的成果。比如说：1918年中国江南造船所建造官府号和西立斯希尔号两艘万吨轮。比如说1951年朝鲜战争中空军缺乏配件，东北航校五厂（后来的沈阳飞机制造厂）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用手工打造飞机零件，补充抛弃率极高的副油箱，居然也满足了战斗损耗。比如1919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制造水上飞机等等。这些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但这些成果要么是附着于外国大工业体系，由外国提供图纸、技术组织与指导、关键部件与材料，自己只是出点人力，靠的是简单劳动力的勤勉；要么靠万中选一的工匠反复制作同样的零件，然后选出合格产品，用极高的淘汰率和巨大的浪费来换取少量物资，前提条件是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庞大而勤勉的人口确实可以让农业-手工业经济保持繁荣，但在工业时代，无论是依附于外国大工业打工还是用庞大的人力替代现代工业体系，都只能创造不可持续，不可复制的一次性成就，不能强国也不能真正富民。要想让自己的国家发达强大，唯一的道路是建立大工业体系。

b 科技教育

工厂本身只是大工业体系的硬件，要建立大工业体系，科技力量是更本质也更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中国在近一个世纪时间内处于依附性经济地位，1949年的中国科技能力比工业本身的相对地位更差。按1950年统计，分布在工厂、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种技术人员约有5万人弱（含见习生），专职科研机构只有190个（不分大小），其中59%是农业科研、调查机构。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全国科研力量，尚不如发达国家的一所大学。从成果来看，大部分科研成果与国情脱离，论文内容或是基础理论（如动植物分类）或为外国工商业在中国的拓展提供参考资料（矿业调查，水道勘测），针对本国工业经济，与本国工农业生产直接结合的非常罕见。因为实验条件差，合格操作人员少，许多科研成果在国内搜集资料后，必须到国外实验室才能完成研究。另外，由于类似的生存环境，中国科研机构也和工业部门一样面临标准不统一，人才分布不成体系的严重问题。

科技和工业的基础是教育，从数字来看，当时的情况绝不令人乐观，1949年的文盲率是80%，全国大学生不过14万人，中学生145万，小学生2437万(人口粗略统计为5亿)，到了1952年，大学计划招生7.5万，竟无足够的合格高中毕业生报考；即便在集中了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城镇职工干部中，文盲率依然超过50%，（煤炭，建筑业均为60%以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教育与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教育相去甚远，除了沿海发达地带和东北一些城市（日本人留了一定的基础）大部分乡村小学和部分中学的教师依然包括大量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只受过旧式教育的年轻人，现代科学教育限于初等数学和简单的地理知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闻所未闻。即使在最西方化的大学教育中，工科专业的学生只有20%，约三万人，而且如果没有外聘教师和留学生，理工科教师根本不敷使用。当教育的目标从培养精英官僚转向为现代工业体系输送人才时，原有的教育体系的实际效果必须从表面数字上再打个折扣。

c 基础设施与积累

1949年的中国，只有铁路网和长江水运尚能称的上近代化，铁路共2万公里，一半以上分布在东北，其余均在沿海、平原地带（通车率不足50%，复线率4%,机车4000台），轮驳船5698艘（合计载重吨位37万），沿海泊位（不分深浅水）161个，其中铁路在客、货总周转量中占84％和71％，水路货物周转量占25％。公路名义上有8.07万公里，（汽车5万辆），但破损严重，大部分是继承自农业时代的“官道”，硬化路面的等级公路只有数百公里，运输量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商业民航和管道运输，完全是一片空白。

1949年的电讯网其实只是一个临时军用网络和沿海商业联络网的拼凑物，全国电信传输网络仅有架空明线杆路7万多公里，首都与各省会相互间的通信联络主要靠无线电维持，有线网络只能用于部分区间通信。而且这个残破的网络严重依赖于外国设备、备件和技术支持。一旦西方资本发现在中国再无利可求，转而封锁中国，不仅战乱中破坏、失修的部分不能再使用，剩余部分也在逐渐颓坏。至于邮政系统，当时全国只有2万5千个邮政所（其中自办邮政所4000处，相当于现在各单位的传达室、书报亭），89%分布于县级以上城市，农村与外界的联系依然靠信客、会馆等传统方式，一旦有亲属失散在外，只有专门雇人寻找，十有八九是找不到的。

水利建设的优劣历来是各个王朝是否称职的标准，王朝覆灭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水旱灾害，清朝也不例外。民国数十年战乱频繁，水利设施进一步破损失修，到了1949年全国仅有水浇地2.4亿亩，不足耕地大量被占用后的今天的1/3，（由于缺乏电力提灌系统，许多水浇地也经常因其仰赖的自然水流减小而变成靠天吃饭的旱地），大中型水库20余座，机电排灌总动力7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36万千瓦，机井数量为0。各种灾害频繁，仅1931年，长江干堤就决口300多处。由于缺乏航线勘测、对礁、滩的整治，包括长江上游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航道只能通过小型船只。京杭运河因黄淮流域水旱频繁也损失了大半运力。即使以传统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水利设施也是一片破败，根本满足不了灌溉和防洪需求，更无法为工业建设提供电力和航运资源。

另外一个常被忽视的财富是本国的普查信息资源。任何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都是对本国的地质 地理 人文 生物 农业等方面进行精确普查，掌握人力、资源的分布和数量。但当新政权进入北京的时候，他们发现许多档案资料居然继承自明朝！事实上，由于贫弱和战乱频繁，中国从来没有过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全面、全国性普查。 只有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外国势力进行了一些区域性和针对性非常强的调查，譬如日本对中国东部的地形测绘和长城内外的人文地理调查，英国对长江流域茶叶、蚕丝资源的调查等等。但对于建设大工业体系的目标而言，这些杂乱不成体系的信息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中国人必须在1949年以后从零开始建立自己国家的资源信息库。

除了基础设施，有形的积累还包括外汇和贵金属，但经晚清民国数十年赔款，数百年贸易积累的金银外汇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国民党政府又通过强制手段强征民间剩余金银，虽然积累日益减少，到了1949年，南京政府尚有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说法不一，但数量相差不大）。不过，这所剩无几的财产，大多又被南京政府运到了台湾。只是因为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在上海有6180两黄金、154万块银元、8768.22元美钞未及启运就被缴获。这就是共产党政府继承的全部硬通货。

d 传统资源

在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中，中国最丰富的是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各种资源，如人力、自然资源、手工业技巧、道德规范、组织动员力量等，毕竟中国是最大、连续历史最悠久的农业文明。不过，由于人口总体过剩和中国传统社会运行周期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中期，这些传统资源的总体水平正处在历史的低位，大部分资源都被捉襟见肘地用于支持原有社会的运行和少数人的奢侈享受，很难在不引发动荡的前提下从旧体制中提取用于工业化的剩余。

1949年的中国约有5.4亿人口，大部分人口要靠传统的农业耕作为生，人均拥有耕地2.7亩。由于工业不发达，农村无法得到农药、优选种子、电力等能源物资，粮食亩产仅为70公斤上下，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多。随着土改的进行，粮食的商品率从1951年的28?2%降到了1952年的25?7%，可见普通农民在1949年以前是吃不饱的，只是因为财富的相对集中才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一旦财富被均匀分配消费量反而上升，剩余减少。对于全盘接下了旧政权的行政、教育机构（确切的说，是旧机关中较差的一部分，许多相对精干有效的人员和机关去了台湾和海外），还要抽出资源建设独立工业体系的共产党政权而言，光是一个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就很难应付。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1949年以后出生率由于上一代人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经验（发达农业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高达20%，城市估计为30%，而且这个数字不包括溺杀女婴的数量）居高不下，而婴儿死亡率、青壮年的死亡率却因为战乱消失和基本医疗保障的扩散而迅速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增加，这导致了过剩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迅速提高（迅速增加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在70年代以前无法成为劳动力的儿童和超出劳动年龄的老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工业化促进农业单产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总量。但在50年代，距离工业化全面铺开的70年代还有20多年，计划生育在全世界大国中尚无先例，随着人口迅速增长，粮食日趋紧张，在70年代中期以前稍遇灾害就会出现粮食供需缺口，稍有不慎就会落入粮食紧缺――工业化速度被压制的恶性循环。

粮食问题的根源是土地-人口的矛盾，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玉米、马铃薯、番薯等高产作物在旧大陆的传播和旧大陆内部农业交流的频繁，除了美洲原来的农业文明区外，几乎全球的传统农业区都出现了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随后又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出现了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过剩，只有欧洲得益于工业革命避免了这一点。到了1949年，中国已经背负着超量的人口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太平天国内战曾导致人口下降，但仅数十年就恢复了），过剩的人口开垦了绝大部分可耕土地和许多山地，只在东北尚有少量荒地可开垦，砍伐了农业地区的大部分森林（森林覆盖率约8.6%，不足今天一半，目前华北华东的森林主要是解放后种植的），江河经常泛滥，旱涝频发，土地贫瘠化，许多地区的生态平衡和土壤质量正在崩溃之中。而传统手工业组织和技艺也因为粮食生产的相对不足和西方大工业在低关税条件下的冲击而逐渐消亡。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即便没有共产党政权对整个旧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也不再允许旧制度再运行下去了。

旧制度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物质条件的限制，维系旧制度的道德结构作为一个体系早在清朝灭亡前后就已经解体。首先，明朝和清朝交替之际，儒家知识分子并没有象前几次王朝更替时那样大换血，而是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这导致晚清的儒家知识分子之腐败远甚前代，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失去了以往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到了1905年清朝废科举，打碎了儒家体系最重要的一环，儒家道德体系开始解体。民国建立后，儒家彻底倒台，教育部门在失去指导思想后盲目的引进外国思想。包括儒学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都失去了根基，就连中医都一度被国民政府强行禁止。生长在这个时期的胡适回忆他小时候的学习生活时说：“.....当我在上海做中学生的时代，中学堂的博物，用器画，三角，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往往都是请日本教员来教的。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武昌，成都，广州，各地的官立中学师范的理科工课，甚至于图画手工，都是请日本人教的。外国文与外国地理历史也都是请青年会或圣约翰出身的教员来教的。我记得我们学堂里的西洋历史课本是美国十九世纪前期一个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就说‘洪水’，卷末有两页说中国，插了半页的图，刻着孔夫子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这种教育环境所培养的知识分子自然无法再作地方社区的领袖，随着科举时代具有名望、财富和权威的传统士绅逐渐老去，地方上本来还可以勉强维持的道德政治逐步转变为暴力政治，以劫掠同乡为业的土匪到处滋生，哥老会、红枪会等绿林组织成了地方社区的主宰，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到全国层次就是大小军阀割据。作者曾与家乡老人闲谈，发现在他们的回忆中，连年的战争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经历，真正不堪忍受的是伴随战乱而来的治安混乱、人人自危的生活环境。共产党接手的正是这样一个缺乏基本道德权威的社会，即便新政权愿意用传统道德来维系新社会的秩序，激励公民为工业化而努力，他们也无法发掘到多少儒家道德遗产，所以新政权必须重新为社会定义道德权威。

社会资源中，还有一项是组织资源。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各种组织机构的显著增加。与凭空建立一个组织相比，通过修正结构、转换目标来改造原有组织机构要更容易，而改造后的组织也比新建的组织节省了内部磨合、适应的时间。现代军队建立新军种的时候，往往是从旧部队中抽调成建制的部队进行改编，而不是建立新单位，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同样，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能对旧制度中有效率的组织进行改造，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资源。不过，遗憾的是，旧中国的人力虽然过剩，但有组织有纪律的人力并不多。从农村来看，自宋朝以来农业生产就已经分散到个体农户，新式政治经济组织的精华则跑到了海外台湾，这种情况正如黄仁宇所述：“缺乏中层结构”。成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人力组织方面反而不如刚刚结束严格封建制度的日本欧洲。日本和欧洲都可以把高比例的贵族武士和相应的管理机构转化为工业组织，无法从传统社会得到组织资源的新中国政权被迫把自己的军队组织改变为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因为这是新政权能找到的的最好的组织力量（虽然许多军队建制建立不过数年，尚未稳定下来）。

这一节从建立独立大工业体系的角度简要叙述了1949年前后中国的客观现实。在描述历史的时候，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如果有人并不认同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这个目标，并因此对当时的中国现实给出不同的描述，是不足为奇的。

2 毛泽东时代

a 决策

无论基础多么差，抱怨终归没有半点用处，新的共产党政权必须在这个破败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其实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规律，促使他们走上建设独立大工业体系之路的原因来自内外多个方面。

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敌国强大的军事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就与支持旧政权的美国为敌，在台湾海峡面对第七舰队，在朝鲜战场则直接与美国为盟主的17国联军兵戎相见，并因支持东南亚和非洲西亚的反殖民战争站到了英法等欧洲强国的对立面。在国内，苏联因雅尔塔条约和与前政权的协定而在大连、旅顺、中东铁路有大量驻军，虽无近虑，亦是远忧。随后还有印度在西藏挑衅，苏联在北方施压........种种压力之下，新政权不得不建立强大而独立的军事工业，这是与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选择。但是，正如第一章中指出的，在工业革命以后就不存在真正独立的军事产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造不好汽车就造不出坦克，修不了混凝土楼房也就修不了工事，至于在卫星和导弹，战斗机和民航机，民用通讯与军用电台等诸多方面，军民工业其实根本就是一体化的。从大国的长期战略来看，只有建立一个强大、完整、通用化的重工业体系，并建立与之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才有可能为一支现代军队提供装备和人力。新政权的领导人大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一直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对重工业-军工水平之间关系的认识可谓刻骨铭心，一旦掌握政权，自然倾向于发展重工业。

第二个因素是客观条件的压力

对于某些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一旦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工业化的步伐，除了建立自主大工业体系这一种方式外，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充分发挥资源与土地的优势，靠卖资源和农业过活。这种国家的典型就是中东的石油富国和大工业体系崩溃后的俄罗斯，仅靠出口资源也能过的不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这种国家。另外，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人口密度低、土地肥沃，在经济危机后许多人转而开垦土地，靠自然经济生存；虽然没有现代工业所提供的农业物资，但可开垦土地甚多，也能让部分人口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俄罗斯自苏联崩溃以来也有许多人自发开垦空地，满足衣食。

不过，这种生存方式完全不可能被中国复制。自清朝以来，中国一直不能解决人口过剩，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到了1949年，土地开垦和前工业时代的单产都已经接近极限，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无法通过卖资源，粗放经营耕地等方式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等现象看来，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马尔萨斯式的动荡时期。正如1949年艾奇逊指出的：“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土地受到了不堪负重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的中国如果不能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世界上，无论是援助还是贸易都无法解决中国人未来的吃饭问题。

第三个因素应该归结为领导人的直觉

在20世纪50年代初，没有什么清晰的理论给新中国的领导人指出工业化的道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当然，马克思主义提倡计划经济，但形成于一个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能从技术层面将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规律阐述清楚，更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即便是已经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的苏联人也没有理性、量化的认识到自己现存体制的优点和缺点，还在半盲目的用试错法摸索经济规律；同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大多数出身农民或旧官僚，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力量只有很模糊的间接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高层领导居然选择了基本正确的工业化路线，高效率的利用了仅有的少数既有资源和援助物资，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了初等的工业化体系，使残破不堪的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脱颖而出，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原因外，我只能将最终动机归结为领导人的直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高层自20年代以来经历了无数次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与内外敌友周旋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旦接手国家政权，虽然事出仓促，在细节上不免出错，但当他们面对不熟悉的经济领域时，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却出奇的准确，或许这就是伟大人物的直觉。工业化使人类第一次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当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时，我只能认为中国非常幸运，在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刻恰好得到了这样的领袖。

当然，由于这个决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理论支撑，在共产党官员试图说服旧精英为这个决策共同努力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典型的例子就是1953年9月，毛泽东与梁漱溟在政协扩大会议上的争吵。梁漱溟从传统农业-手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律出发，反对正在实施的工业化政策，毛泽东下意识的认识到梁的理论与时代不合，但一时也无法反驳，怒而失态，只能用“班门弄斧”、“分裂和破坏工农联盟”等口号式语言搪塞过去。事实上，毛和梁都没有错，他们的争吵只是在两个时代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发生冲突的一个缩影。

b 苏联援助下的艰难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