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 语迟
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
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
刘少奇讲，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批评党的一些工作没做好，“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不能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
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刘少奇看到了错误，顶着身家性命也要与知遇之恩的老大翻脸，可见的现实社会情况有多么悲惨，但是老毛不仅不肯承认错误，甚至不惜把培养了几十年的接班人打倒，可见的老毛根本就是偏执狂一意孤行，他勉强承认的表面错误根本就是在为下一次打击积蓄力量，太言不由衷太可怕。
那些年就只有饥饿这一事实，至于抗美援朝、援越，亚非拉的意识形态输出，156项基础工业，三线建设，两弹一星。这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国，一个能在世界强国的谈判桌上放一把椅子成为一个自由的棋手的必不可少的功课。一个曾被所有人看不起，被抢了钱包还要被别人踩上两脚的人。不经历这些，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挺起腰来说话算话。历史没如果，但相似的例子总还是可以找到。
只是论据、观点不搭。
三面红旗，包括彭、刘在内的中央高层都是支持的。即使今天来看，三面红旗本身也没啥太可非议的。
多快好省错了？错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多快和好省没做到平衡，这是工作中的问题。
公社的问题是太快、没章法，这种混乱，到61年广州会议之后就逐渐控制住了。
至于大跃进，这和现在提的跨越式发展，差异大吗？发挥主观能动性，走得快一下，这既是客观需要，也的确存在可能。很多人拿放卫星、浮夸、大炼钢铁说事儿，仔细看时间，放卫星和大炼钢铁时间都不长，只有几个月，不是导致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浮夸纠正时间长一些，这是比较大的失误，上下信息失真，惹出了大问题。
你引的那文章，写得好像只有刘才看到真实情况一样。
在60年7月以前，中央高层都不摸底，粮食紧张暴露之后，大量的人派下去，底下已经瞒不住了。
毛刘决定性的分歧出现在四清，62年只是有苗头而已。分歧倒不是三面红旗，刘和邓观点差不多，认为困难主要是分散主义造成的、责任是下边的；主席则认为，问题出在民主集中制没搞好，打板子首先打中央。
至于应对举措，主席是主张站住脚、加强调查研究、抓具体工作方法和管理，出台公社60条就是主席思路的具体体现。而刘陈等看到困难，主张先退回去，62年，陈云建议实行“包产到户”，他估计，不包产，恢复期至少要8年，包产的话，只需一半时间，4、5年就够了。实际恢复情况，验证了主席的预见。
看到这段，实在是想笑！完全置刘在那几年的行状不顾，恐怕连刘的家人都看不下去吧。要知道，连刘源都婉转承认其父“大跃进”后三年调整不力。
作为一个反思党，应当从体制上找大跃进混乱和三年困难挫折的原因。毛刘真正分歧正是在这点，最终，毛选择了拿掉刘少奇、发动文革。
说明当时的政府存在很大的问题，该不该整顿？实际上有什么举动？制度方面有什么加强监督和管理的举动？刘少奇是什么态度？他怎么看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后来的政府也有一些非常让人失望的表现，他又怎么看？后来东南亚反华、越战升级等等，显然会使中国增加许多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对此他有什么主张？他对苏联是什么态度？我想不搞清楚这些事，说得再多都是空谈。
而是广大劳苦大众一起牺牲换来的
把这个归功与某几个人英明决策
实在是很不恰当的
没有老百姓的牺牲
这样的成就那里能来
不懂什么叫国币的去查一下北洋政府1914颁布的《中华民国国币条例》，里面规定民国货币以元为单位，分为元，角，分，毫四级货币，并规定一元国币可兑换约3个袁大头，而1914年左右，实际民间一个袁大头兑换1.3元国币。见香港名医陈存仁的书《银元时代生活史》，陈存仁刚刚开始当学徒医生时，月薪6块银元，约合8元国币。
1920年代，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做武汉纺织工业现况调查时，统计过纺织女工的工资，纺织女工平均工资为20元国币，工头平均工资约为30元国币。武汉工人还为工资发金属货币举行过罢工，结果是工厂发一半纸币，一半金属货币。这种历史资料现存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湖北省档案馆，都可以轻易查到。
而从1918年后，恰恰是民国货币通涨的时代，纸钞贬值之快让人难以想象，这点香港名医陈存仁的书里面也有讲述。到1933年，据上海地方志等史料记载，上海工人平均工资购买力，以购买大米计算，只相当于1918年的一半。
大革命时期（此处有误，大革命时期在一战后）是民族资本趁一战列强无暇东顾发展较快，等到列强打完腾出手来，民族资本就在生存边缘挣扎了。工人工资高也没几年，更何况，收入高的工人人数也不多，按夏衍的《包身工》所述，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工钱每天三角八分。（这个工钱在三年里面全部归老板和带工头所有）至于包身工的比例，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劳动环境就更不用说了，八小时工作制想都别想，“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
这些包身工基本都是被人从农村买来的，也算是进城了吧。至于农村，可以去看看陈翰笙的文章，陈翰笙在三十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陷入死圈的原因不是经济结构问题，原因就是以前天天说的“三座大山”。
同时期毛在干什么，说了什么。还有286给四川摊1000万亩万斤田指标的时候毛在干什么，又说了什么。
一个党的主席和开国领袖，开会被封锁，骂娘也不灵，讲话被窃听，秘书被策反，还要背黑锅，也够冤枉的。
宏观来说，过了一两千年，总会有革命的。
《民国时期全国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侯杨方
58年，农业部向中央汇报，全年粮食产量有望10500亿斤。
丰收在望是大家都看到了的，但能不能增长这么多（58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说：57年粮食总产3700亿斤）？主席不落底，建议保守公布：7500亿斤。
7500亿斤是啥概念？当年人口6.6亿，人均粮食产量568公斤，接近2013年人均442公斤的1.3倍。
从另一角度看，7500亿斤，按当年粮食播种面积算，亩产不过392斤！考虑复种系数，按年产量算，亩产也就600斤左右，即便是50年代，产个800斤，并不罕见，何况此前已经出了10多个千斤县。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主席是真心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过关了，他甚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样，开始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设想起少种、高产、多收，学学美国休耕，也能搞高大上的花园式农业。
主席是热过，但热的时间不长，把炮击金门那段处理得差不多后，把手腾了出来。10、11月份，视察湖北时批评王任重浮夸、放卫星，在郑州会议上开始布置纠左，这时，他的大多数同事还都烧着呢，和他哓哓争辩，打算趁大家穷赶紧过渡到共产主义！
59年接到春荒报告，发下给六级干部的信，转而强调“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没有这封信，59年播种面积下降就不会只有9.1%了（58年粮食播种面积19.14亿亩，粮食总产量3953亿斤，平均亩产206斤。59年实际粮食播种面积为17.4亿亩，较上年减少9.1%；粮食总产量3394亿斤，较上年减产14.15%；平均亩产195斤，较上年减产5.6%。而59年初书记处批准的农业部计划是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6亿亩。）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主席并报中央：
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之后，农业部留下了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厅（局）长，举行了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八届六中全会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农业生产方针，拟订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计划、主要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农村劳动力的安排计划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计划。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厅（局）长同在北京开财贸会议的商业厅（局）长就农产品产销计划分省签订了协议书，带回请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批准后执行。
在农业工作会议期间，曾经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得到了明确的指示。现在，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如获同意，请中央批转各地。
（一）要继续鼓劲，不可松劲。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九五九年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的生产指标，不能动摇，必须千方百计地保证完成，并力争超过（争取达到粮食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一亿二千万担）。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通过的十大倡议必须努力实现，不仅完成粮、棉生产计划，还要力争油料、麻类和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厅（局）长和商业厅（局）长签订的农产品产销协议，也必须认真履行。
（二）为了实现粮、棉、油、麻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的增产计划，除了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外，还必须保证一定的播种面积。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和耕地三三制的伟大理想，必须有步骤，必须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九五九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不能减的太多。中央书记处指示，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积不能缩到十五亿亩以下，播种面积（不包括绿肥）不能缩到二十一亿亩以下，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棉花播种面积一亿亩，油料二亿八千万亩，其他一亿二千万亩。但是，有些省（市、自治区）减的面积过多，各省在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数字，合计起来，同中央书记处指示的数字相比较，粮食播种面积少一亿七千万亩，棉花少四百万亩，油料少一千一百万亩。因为有些计划是省里谈好了的，厅长在北京难于改动，已告他们回去后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考虑增加，保证达到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粮、棉、油的播种面积的指标。
（三）达到了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播种面积的指标，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还必须在一九五八年的基础上再有很大的提高，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和食油六百万吨的计划才能实现。例如，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亿亩（越冬的大麦、元麦和蚕豌豆、薯类等粮食作物己比上年减少约七千万亩），要做到总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亩产量就必须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二十斤提高百分之六十以上；而由于缩减了薯类所占的比例，减少了杂粮的播种面积，冬小麦的播种面积三亿五千万亩，比上年并没有增加，稻谷的播种面积也不会增加，因此，水稻和小麦的亩产量则必须提高一倍。这显然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如果播种面积再减少，总产量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棉花和油料作物等也是如此。这一点，希望引起各地同志注意。
（四）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系统地总结和充分地运用一九五八年的经验，切实认真执行农业增产的八字宪法。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肥料问题，土地深翻了，也密植了，肥料如果跟不上去，那就反而有减产的危险，必须为麦田、油菜田搞到充足的追肥，也要为春播准备好充足的基肥。现在积肥造肥的情况，同增产指标的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地方甚至不如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必须立即让肥料挂帅，大搞群众性的积肥造肥运动，积极发展土化肥，不仅要求肥料的数量多，还要求质量好。并且推广三圈（牛圈、猪圈、羊圈）到田，田头积肥、沤肥和熏肥，运肥车子化，改进积肥运肥的方法，节约劳动力。当然，冬麦和油菜的田间管理、冬修水利、副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备耕工作也是不能放松的，要以积肥为中心把这些工作带动起来。
（五）牛马驴骡等大牲畜，一九五八年的发展情况还是不好的，在一九五九年必须“翻身”。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十大倡议中提出的增长百分之十左右的指标并不高，工作做得好，每一百头适龄母畜可以繁殖驹子六十五头左右，适龄母畜在全部大牲畜中约占三分之一（个别地区有高有低），就是说，繁殖率可达大牲畜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除去正常淘汰和非正常死亡，百分之十左右的净增率是不高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负责同志亲自认真抓一抓，使大牲畜在一九五九年获得跃进的发展。
（六）目前农村中，劳动力是很紧张的，必须合理安排。使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一般应该不少于农村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否则，耕作势必粗糙，粮棉油增产指标的实现就没有保证。用于水利工程的和调出支援工业和交通的劳动力都不能过多，社办工业主要应该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和加工工业。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大搞工具改革，实行半机械化，把农村中现有的机械尽可能地综合利用起来，列入一九五九年国家计划的农业机械，特别是排灌机械，要求在春旱季节以前尽快生产出来，把城市和厂矿中的一些残破的弃置不用的而又适合于农村使用的机械加以修理，送到农村中去，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劳动工效。还要看轻活重活分别使用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要分轻重缓急，适当地灵活调度劳动力，既要避免劳动力的浪费，又要使分配在各个方面的劳动力能够分工协作，相互支援。
不应该把吃好、睡好、休息好，劳逸调剂，同提高劳动效率对立起来，吃好、睡好、休息好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劳动者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干劲更足，劳动效率更高。
（七）一九五八年组织领导农业生产的一套经验，例如鸣放辩论，现场会议，参观评比，抓两头带中间，种试验田，干部参加劳动，以及“一年抓四次”，书记挂帅，全党动员等等，是在生产运动、向自然作斗争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一些具体的比较成功的经验，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稍一松劲，一九五九年的增产计划便有落空的危险。
（八）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厅（局）长已经同商业厅（局）长分别签订了农产品产销协议书，化肥、农药、农械、农机具以及修配制造农具所必需的原材料等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协议书还没有签订，希望早日签订。
并且建议在厅（局）长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化，认真推行合同制度，由县的商业部门与人民公社签订农产品的出售和收购合同与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合同，双方负责认真履行。这样，通过合同制度来保证国民经济中的农业生产计划和农村商业计划的实现。
以上报告，当否，请示！
农业部党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照此执行。凡是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减少过多的省份，都应当再做调整，增加一点。一般省的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都应当力求做到按全省城乡人口平均每人两千斤，全国一万三千亿斤，向这个目标努力，来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的任务。同样，棉花一亿担、食油六百万吨，以及大家畜增长百分之十左右等指标，都必须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必须鼓足干劲，继续苦战，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首先争取小麦、油菜和早稻的夏季大丰收。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
如果说主席是发了一阵热的话，刘邓算是“发烧”，而且发烧时间更长，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在这里要客观说一句，刘只是也发了一阵烧而已，具体、直接的部署应当不算多。
58年的一线分工格局是刘主持政治局会议、邓主持书记处、周主持国务院，在八大五中全会后，成立了几个小组，直接对中央负责，具体部署归书记处。当年书记处发文是直接用中央名义的，连总理都要向书记处汇报。
所以，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
所以，小平同志讲：宜粗不宜细。
所以，本狐对其睿智还是很钦佩的。
按我的观点来看，依靠拆迁暴富恰恰是剥削的一种，那些人都是食利阶层。
如果其他人得到的不比几个公分更多，那至少不是劣政。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火红的年代，才能明白为什么会有大跃进。五年计划，两年完成。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客观体现。今天的人，仅仅通过看文件看史料根本无法完全理解我们前辈的觉悟有多么高尚。理想情操有多么伟大。大跃进，纯粹就是顺应民意。再不跃进中央就落后于基层群众了。
至于大跃进的失误。说到底，还是由于中华民族缺乏现代工业的基本理念。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大跃进年代我们自己能够生产锅驼机了。报纸上发文章大赞。实际上那锅驼机是欧洲十八世纪的产品。而且我国的锅驼机才像牛犊子那么大。十八世纪法国的锅驼机已经造得跟大象那么大了。一直到一九七零年代，我们的空军飞行员还说杜16有16台发动机。这可是国家精英哦。就那个水平。那文化知识面受教育程度没法跟现在比。
一群没文化的农民，想要快些建设自己的国家，由于没有知识，出了一些问题。跟大跃进的伟大成就相比，错误是次要的。
中国的重工业基础，就是大跃进年代奠定的。就说大炼钢铁吧，这是精英们一直诟病的。但是他们只会选择性地说小土群，咋不说武钢的三槽出钢。这可是当时连苏联老大哥都做不到的哦。我们搞钢铁工业才几年，我们做到了。
世界上有三个国家原创了电渣重熔炼钢技术。其中一个就是中国。连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技术都是从英国买的。
中国人民如果没有冲天的革命干劲，伟大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