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国重器》 -- diamond
出人才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给精英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当前国企的国际化战略给国际化人才提供了空前的机遇,新一轮人才结构的大变化已经初现端倪。
难道在欧美,公众及政府真的管不了私企?如果说是美联储这类,但美联储早就改变了性质,成为国之重器,就算按常理推测,我相信美联储的大老板也不喜欢有一个新兴企业壮大到可以威胁他的地位,还是要管的。再说财产为私,但人总归为一国之民,国家就有权力管。但现在的土共给人的感觉只是在治党,而不是治国,前几天有个村干部豪华嫁女,居然就因为他还有私企业主身份,这个已统治中国64年的党居然找不到相应的法规去处理,这真的不是一个笑话吗?
记得是生产收录机的,好像是莺歌牌。当时报纸上提到过有这么多现金。结果3年后就木戏了。详情不知。
还有一个劳模厂长,平时极朴素。结果贪污了好多钱跑到菲律宾,似乎又给抓回来了。
湖北就这样一步一步从中部资源、人才(高校数量应该在前五吧)、地理位置优越的条件下沦落了
借口而已。
我们曾经想做个耐酸腐蚀的反应釜,对方提出的要用的材料曾经用在生产氟化氢上,再细问是用在无水氟化氢上,只得作罢。
隔壁汽轮发电机厂的,关山地区是建国后规划的重点工业区,城市规划课本上有当案例说,俺很自豪。倒闭潮中汽轮发电机厂是唯一挺住的,这哥们是改开时期的企业领导楷模,余志安,在菲律宾用设备入股搞了个发电厂,然后曲线转移到自己名下,不回来了。外派的工人两个选择,要么回国要么跟他呆菲律宾,后传出祸事挂了!
他也是化工自动化领域的。
而且,对安全规范也熟悉。
小汽车不是重卡,只是最单纯的出行工具,可挡风遮雨。所以汽车业不算大国重器。纯消费行业,一个产GDP的行业。立足于此观点。汽车业重要的不是出口多少,技术上的造诣多少。而是此行业就业多少人,每年对国家经济贡献多少。所以在这个行业越重复越好,简单说,只要条件允许,可无条件重复建设。条件就是增加就业人口,与对经济贡献。
所以倘若外资走了。在外资里就业的人咋办?合资车价高,税也高。假如没有外资了,国产车无良心的打价格战咋办?
工业发展流程,从不会做-->会做-->可以用的次品-->良品。这几个阶段的发展不是顺其自然的,没有一个NB脑袋那里能做得到。
当然大部分人都是普通,都不那么NB。所以很多在没有进化到“良品”这一阶段就被“失业”了。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
发达国家都是“良品”,那是几百年不断NB的人拼出来的。当然挂的也是无数。
别叫了,如果你不NB。那就山寨把。至少混个温饱。
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区别
在西方,不是企业主高收入人群是主不了政的。不需要处理。
近30年的中国,党员干部要先富起来。干部都富起来了,也就不需要处理。作为富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变了,跟穷鬼老百姓的利益方向也就不一样了。所以,党的干部逐渐就有“木面包吃为啥木吃蛋糕”的倾向了。网友很多人觉得土共干部愚蠢,其实不是蠢,是他们不站在你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问题。网友觉得理所当然的事,对他们来讲根本不在乎,连应付都懒得动脑筋,随口说说就是了。
只有在前30年,这才是需要处理的事, 而且是还没能够成为企业主就被处理掉了。
很好奇,随手搜了下,看完很是感慨。
这是他人的评价:
本帖最后由 爱步行 于 2011-8-8 16:37 编辑
一气看下来,佩服推崇比遗憾多。
从一个人的一辈子来看,长度固然重要,但没有理想、激情与意志支撑的长度对有些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于志安过山车一样的惊心跌宕,把生命活成传奇,成就了独特的他自己。他的失败与他的成功一样,不是真正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在于他超人意志的释放。
从一个企业和一个城市来看,于志安们是一个企业和城市的活力、野心与梦想,企业和城市能够走多远,即使在崇尚理性的现代,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最初的出发点仍然是非理性的,即个人内在的'念想"。一个团体不能有太多梦想,但不能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全是于志安,但不能没有于志安。武汉没有于志安已经太久。
不以得失成败论英雄,做人对得起自己的那个“念想”,做事曾有益于社会就够了,他人评说他人眼里的是非成败并不重要。很好奇现在的于志安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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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于志安在山东省乳山市出生。
3岁丧母,10岁亡父,后只身从东北流浪回山东老家;12岁时于途中被八路军收留入伍,16岁入党,18岁出任空军某部政治部青年股长,成为当时全空军最年轻的营级军官。其时为1950年。
据1953年7月28日某空军司令部通令记载,于志安因“一贯反抗上级,不尊重领导,骄傲自满”,“参谋长批评几句,句句反驳争吵”,加上未能出席斯大林逝世追悼会而被降级,留党察看一年,并勒令卸甲。
退伍后,于志安到了武汉,并于第二年进入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
1956年6月,他出任武汉通用机器厂第一副厂长,时年24岁。
1959年秋季,于志安离开工厂,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二次踏入大学校园,成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哲学系主任李达的学生。四年后,于志安大学毕业,随即到武汉柴油机厂当厂长。
56年9月,参观日本工业产品展览时,“一种手扶拖拉机强烈地吸引了我”。据于志安在其著作《走出夹缝》中记载,他正是根据简单的广告照片,竟然带领工人试制出我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开始,于志安因不同意拖拉机生产为大炼钢铁让路而被指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秋,于志安离开工厂,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哲学系主任李达的学生。
四年后(1963),于志安大学毕业,随即到武汉柴油机厂当厂长。
刚上任一年(1964),武汉柴油机厂在于志安的带领下就自制、改制出170多台专用设备、1000多套工艺装备,建立了5条柴油机生产线。到1966年,武汉柴油机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家年产万台柴油机的工厂,跃升行业翘楚。
关于改制设备:
于志安回来后,立即和在破败中挣扎的职工一起,根据柴油机主要机件制造的关键工序需要,利用被丢弃的废旧机器和零件,用创新发明化腐朽为神奇,设计制造出170多台专用机床和5条流水生产线、1000多套工艺设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没要任何资金建成中国第一家年产万台柴油发动机的现代化工厂,国家农机部和有关部门联合验收,证明自制的专用机床、生产线和工艺设备质量好、效能高,所生产的柴油机都是优等产品。
1965年于志安还发明成功锟锻技术,并与华中工学院刘颖教授合作,研究发明成功“油膜燃烧室”等两项全球创新发明成果。
1965年底,“样板厂长”于志安与“铁人”王进喜一起,被推举为全国六大标兵。只是不久,于志安因“在武大期间与两名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动学生同居一室,关系甚密”,而被取消标兵称号。
“文革”爆发后,成名甚早的于志安也未能逃脱不幸的命运,“一贯反抗上级”“一贯反党”的过去成为极大罪证,有关资料记载他甚至被打入“薄一波叛党集团”名单。
1967年8月29日,惨遭殴打的于志安因“凶手们商量把他装进麻袋投入江里,被他听见”,“为了留下一个尸体做造反派的罪证,他大喊救命之后从三楼跳下去。”,于志安大难不死,被妻子周馥砚辗转送往上海治疗,由此成为被通缉的“逃犯”,继续遭受批判。
据1979年8月13日中共武汉市委“武文【1979】119号”文件记载,于志安同志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利用职权,压制民主;目无组织纪律,对抗上级组织决定;歪曲事实真相,诬告上级领导,?? 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一年后的8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布“武文【1980】49号”文件撤销上述决定,称“当时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处理错了,责任在市委”。
1981年10月,在家赋闲一年之后,经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提议,于志安出任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厂长。因跳楼摔伤,拄拐杖进厂,获封“于跛子”。
1981年“汽发”产值仅2000万元,亏损240万元。
于志安每周只回一次汉口的家,吃住都在“汽发”办公室,表现出冲天的干劲。在1980年代初,于志安的改革显得出类拔萃,又立竿见影。1982年,于志安上任首年就实现扭亏为平,1983年盈利77万元,此后逐年翻番,到1990年已突破8000万元。同时,在1989年上缴国家利税费达3563。4万元,1990年超过4000万元。
这时的于志安赢得了“汽发”上下职工的一致拥护。在陈树斌的记忆里,“当时的‘汽发’职工待遇是武汉三镇最好的”
他相继获得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首批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并相继出任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务。
此时的“汽发”也因此成为武汉最大的财主之一。在于志安事发后,武汉市有关部门和官员“钱在汽发出,发票在汽发开”的说法广为流传。
1986年2月,于志安以“汽发”为依托组建了“长江动力公司”。
短短两年时间内,“长动”公司通过兼并、购买等方式,建成了横跨水电、机械、建筑、建材、交通、造船等六大行业,以及科研、设计单位在内的大型企业集团,下属公司遍布全国15个省市和香港地区,共计180余家单位。
为搞好长动集团,他先后从武汉“汽发”厂拿出4个多亿用于兼并。
1986年4月,“长动”集团承包天津碱厂自备热电站工程。
于志安甚至还破天荒的于1992年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武汉市建材工业局兼并,将其变成“长动”公司建筑材料总公司,创造了“一个企业兼并一个局”的先例。
在管理企业事物之余,于志安还长期担任高校教师。一次于志安给清华大学全校讲大课,面对数万师生员工,他宣称:“我们这个自古以‘学而优则仕’传国的民族历来不乏为当官而读书的学子,但是,我希望在出过很多领导人的‘清华’,在一些同学继续追求仕途的同时,能有越来越多的学子,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昌盛,努力成为科学家、企业家、工程专家、工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实干家”。
1995年初,召开的中纪委五中全会上,中央常委决定,在全国选5个廉洁反腐、办好国有企业的先进典型,并促进国有企业的廉洁反腐。经过各省、市、区和解放军纪委评审,选出4个(包括于志安),但又经各纪委和中纪委最后审定,发现4个廉洁反腐的典型中有3人有问题,结果只有于志安一人被审定为廉洁反腐、办好国有企业的典型人物。此次中纪委全会,只印发了于志安廉洁创业的事迹文件。这在中国企业史上绝无仅有。
时间进入1995年。6月4日清晨,于志安独自赶往机场飞离武汉,此后,直到如今再也没有踏入国门一步。
1995年,官方文件显示:鉴于于志安经济犯罪,出逃国外,1995年12月21日,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撤销于志安的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关于菲律宾电厂:
他把长江动力公司在菲律宾的电厂,在注册初期便以个人名义注册。见时机成熟,于1995年5月叛逃国外,将电厂据为己有。经过外交努力,1997年春,菲律宾方面正式承认电厂为中国国有资产,从而避免了境外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
另有文回忆说,出去的33个工人,只有1个炊事员跟随一段时间,其他32人均由国内派来的接收小组接送/劝说回国。炊事员后也辗转回国。
出走之后:
在他出走美国以后,十几年间,他在美国一直从事着研究工作,过着简单甚至简陋的生活。他研制的以热裂解为方法,用添加剂生产脱硫再生胶的项目。获得美国联邦政府专利,除此以外,他还完成了多项全球首创的重大发明。一个在美国与于志安共事过的人在写他所认识的于志安时这样评价他:经过近一年的相处,感觉他是一个“怪”老头,偏执倔强,极具个性,不懂享受,不懂娱乐,不讲吃穿,只想发明创造的“狂”人。
外逃境外的于志安曾投书辩解,因为无法同腐败等黑恶势力抗争而深感痛苦,“才怀着愤恨的心情离开了我心爱的国家与企业”,“被迫出走”。
外逃之后:
1995年8月30日,“长动”公司发布“长动监字(1995)第001号”文件,称“根据有关指示精神,为查清问题”,“决定胡训林自即日起停职检查。”胡训林介绍,此后他就被限制人身自由,取消休假,每月只发放90元生活费。
一个月后的9月30日,胡训林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收审,其住宅和办公室也一并查抄,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羁押生活。与他前后被收审的还有“长动”集团副总经济师、经营计划处处长戴润芝、集团车队队长陈演生,以及留在武汉的于志安妻子周馥砚。在于志安案件中,检方将于志安代号编为1号,胡训林为2号。
1996年10月30日,武汉市检察院解除羁押,下达取保候审决定书,同时向胡训林宣布三条禁令:凡被收审羁押的人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向社会和新闻媒体传播内情;不准申诉、上访。
随后,胡训林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申诉,要求武汉有关部门下达审查结论。1998年10月14日,武汉市检察院以“情节显著轻微”,“不宜作犯罪处理”,向胡训林下达“撤销案件决定书”。2006年4月5日,“长动”公司终于决定结束对胡训林的十年停工检查,恢复其工人身份。
家庭情况:
于志安外逃后,妻子周馥砚留在汉口,儿媳、孙女随侍身边。胡训林称,于志安大儿子于东明今年已是年届50,尚未成婚;小儿子于东辉痴迷佛学,一度有传言称已在北京某寺庙出家。
传闻外逃直接原因:
胡训林回忆,于志安曾举报时任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不法,“在洪山宾馆301房间,叫我当面把举报信交给孟庆平。”两人遂由此交恶。在于志安叛逃后,孟庆平也于1998年落马,并于1999年12月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长动集团旗下湖北省工业建筑公司(原国家建委二局)经理薛小根1993年底经查实有严重的经济犯罪,公司决定对其免职审查,并于1994年元月由检察院立案侦查。薛为了逃脱法纪的惩处,串通管建设的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要把已成功兼并四年多的“长建公司”回归省政府。“孟庆平可以把一个3000多职工的建筑公司搞乱,更可搞得我几年甚至一生都难以辨明是非,这会使我更气更恨,所以我才怀着愤恨的心情离开了我心爱的国家与企业,不能继续为理想而献身,无法为事业而奋斗,是痛苦的。”
1996年3月11日,《湖北日报》以“于志安没拿走菲律宾长动的国有资产”报道说,注册资金50万美元和经理、秘书的身份押金各7.5万美元共65万美金分文不少全部拿回。在不到两年时间,于志安给长动和中国赚回1000多万美元。经武汉检察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长时间的调查、取证,于志安没有贪一分钱。至于贪污一亿的说法,也没有任何人拿出过可考的证据。
另外有个评论提到了武锅,一并放这儿:
在武汉,有心干企业的干不好企业,如于志安之长动;无心干企业的把企业给整没有了,在武汉政府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武锅之一帮领导。
武汉市领导层,历来就没有出个真正干事的,好端端的优越条件就是做不出惠及国家和市民的好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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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里有一篇记者文章,大多是揣测之词,可以对照一看:
此处是天涯一篇文章,资料和视角更多一些:
不仅仅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要就业,大中专学生也需要就业,甚至没有上学的也需要就业。即使在大学本科中,985也算还可以的,很多非985的呢?即使在985中,也只敢说大户,不是说想去就去的,也要挑挑拣拣。
就业真正的大头是建筑业和服务业,在建筑业中,国企实力最强,但是就业占比很少。现在的国企也很精明,因为裁员不便,就减少招聘,大量的简单工作都外包给民企、甚至是包工头,自己只负责最核心的。服务业里也是这样,通讯、银行里面大量使用的是临时工(这个词现在很有名),如果这样算解决就业问题的话占比还能大一些。
1996年3月11日,《湖北日报》以“于志安没拿走菲律宾长动的国有资产”报道说,注册资金50万美元和经理、秘书的身份押金各7.5万美元共65万美金分文不少全部拿回。在不到两年时间,于志安给长动和中国赚回1000多万美元。经武汉检察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长时间的调查、取证,于志安没有贪一分钱。至于贪污一亿的说法,也没有任何人拿出过可考的证据。
随便搞个子公司,就翻20倍,太厉害了。
事实上,菲律宾水电站:是菲律宾政府60年代初投资上亿美元建造的,该水电站永远属菲律宾国家所有。由于水电站已营运30多年,水库蓄水量减少,造成当地严重缺电。因此,菲律宾政府决定:通过世界性招标,解决缺电问题。
参加次此投标共5个国家7个公司,在投标中被列为第二的公司,需8-10年才能恢复水库库容发电。其他5家均以10-18年、10-20余年恢复发电。只有于志安先生主持,全球难找第二人的独特创新设想、科学的管理方案,保证3年内达到最初设计该水电站的库容蓄水量、发电收益。最后,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被评审为第一标,以“ROL”方式获得租赁该水电站。用50万美元在菲律宾组建、注册《长动租赁公司》,并交纳经理等二名高管人员押金〔每人7.5万元〕15万美元,共计65万美元。
于志安先生用他独特胆略、聪明的智慧、科学的方法指挥着每一工程项目。利用当年二次洪水的力量,发挥射流船独特作用,打开泄洪闸,把淤积20-30年的淤泥、杂物等全部清除。于志安先生高兴的形容:射流船利用当年二次洪水的力量打开泄洪闸——水库像吃了“巴豆”〔‘巴豆’是一种非常厉害牲口吃的泻药〕一样,将淤积的各种杂物泄的干干净净。顺利达到最初设计该水电站库容蓄水量,不到一年开始发电收益。不到两年,于志安先生就为中国长动公司〔集团〕赚回1000多万美元,及用于注册的50万元和15万元押金也全部收回。于志安先生作出那样辛勤而又卓越的贡献,将水电站发电收益的钱全部汇往长动公司财务。怎么就变成了侵吞一亿元的“大贪官”了?
其一生确实是不唯上,铮铮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