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近代纪事】褪色的记忆 -- 沈醉先生回忆拾零 -- 萨苏

日前有位朋友写文章要查戴笠的死，向我证实，因为某有一位亲戚是沈醉先生的助手 -- 当然是解放后，八十年代沈先生写回忆录的时候曾经帮助整理过文稿，平时和我们谈天说到过这个问题。回忆起来，颇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干脆花些时间整理整理，和朋友们分享吧。因为是聊天聊出来的，可能有支离破碎的感觉，请大家原谅。

沈醉先生，原军统少将，曾是戴笠的得意部下。我那位亲戚回忆（他姓杜，是基督徒，后来做税务工作了。后面我就用杜公来称呼他吧），沈先生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同，身上没有官气，外表十分儒雅，虽然干了多年体力劳动，这时已经全然看不出来。 面色白皙，金边眼镜，常穿灰呢子的短大衣，风度翩翩，一只眼睛有些视力下降，看起来象一个大学教授，有一位中统的巨头徐恩曾，沈先生晚年和他形象很相似。但这只是他的外表，实际上沈生性好动，走路很快，杜年轻他30岁，但根本跟不上他的步子。

更令人惊异的是沈有一身很好的武功。沈先生总是柱一根拐杖，其实他根本用不着，那是他防身的武器。照他的说法，要是碰上截道的七八个人他一根拐杖就应付了。截道的没有见过，杜公可是见到沈先生吃核桃，从来不用锤子，都是手一捏就解决了 -- 那时候沈先生都七十多了。

他的武功是入军统前练成，并不是特务训练的结果。这一点在军统非常有名，也给他带来很大麻烦，1949年卢汉起义，沈醉和余程万等在昆明都被扣留，别人都是软禁，只有沈先生不但加上手铐脚镣，而且严令看守的哨兵到他身边盯着.“他们不怕我点穴。”沈先生笑对杜公说。大概是做特工出身，观察东西非常细致，他说一般人睁眼看到的，只有一样东西，他呢，一睁眼，全屋里每样东西都能看到。某回来试了一下，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

杜公开始帮沈先生整理文件还相当拘谨。没想到沈先生交给他的第一个活儿就十分有趣。沈先生让他查一个人名，叫龙飞虎。

杜公没反应过来，也不敢问，一想，说《封神演义》里头姜子牙有一个徒弟好像叫这个名字，等等翻出来给沈先生。沈先生大笑，说不对不对，这个是龙须虎，龙飞虎要是有，肯定是现代人， 共产党的，再查。末了，发现真的有这样一位人物，原来是周恩来总理的参谋，后来做到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原来沈先生回忆当年曾经见到一份 共产党人士的名单，对这个名字印象十分深刻，别的都不记得了，前几天有人请他回忆，吃不准所以查查。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有一个李士珍，土法上马也搞特务活动，经常制造一些假情报骗取老蒋信任，看来仿佛侦探小说一般，实际全不可信，沈先生怕这个龙飞虎也是他伪造的，查了，才放心。

以后，他发现，和沈先生谈话十分随意，沈先生自己对自己的地位和加之非常明白，所以有文史，回忆的问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现在的采访对象这样的可不多。但是他有两个原则，第一，绝少说人家的不是；第二，国共双方的争执，尽量不说。所以他的话语中，名人逸事比较多，而锋锐的地方就不多。比如杜公曾经好奇向他打听白公馆烈士的事情，被他把话题引到中美合作所，知道了四川军阀白驹建造的白公馆，原来是很好的别墅，但是听的过瘾，最后自己要问的，却没有问出来。

杜公说，沈先生当年有怕见三个人。

第一个，是军统局秘书长郑介民的老婆。这个半老徐娘是有名的财迷，经常指着名向军统要东西。沈醉本人是总务处长，正是首当其冲。找他要紧俏东西的国民党官员不少，唯有这位太太个别，她要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用，自己喜欢，而是为了送到当铺里头换钱，所以是永远填不满的坑。而郑介民本人，沈先生颇为推崇。说这个人做官不在行，而且胆小，实际是个情报专家，平时的乐趣就是阅读特务们送来的材料，他不审犯人（戴笠就不行，急了还有过亲自动手的时候），就是看材料，但是好多大案子都是这样破的，说起过的，一个是吴佩孚的日本混血女儿吴冰特务案，被他从一封可疑的信件中看出了端倪，一个是当年《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案子，当然李侠的真名不是这个，也没有死在军统手中。说到这儿，沈先生就打住了；

第二个，是蒋介石，沈多次见过蒋，还差点当了宋美龄赴美的随从武官。但是他怕见蒋介石。原因是沈醉的性格活跃，喜动难静，而且随便惯了，而蒋介石对部下的仪表非常重视，往往从看人的衣着，姿势，精神面貌，就决定他的好恶。戴笠是特别重视对蒋投其所好的，因此每有军统人员去见蒋，必要反复嘱咐，交待，有时还要向蒋的随员预先打听蒋的心情，决定何时谒见。这种严格的要求，对做惯了外勤的沈醉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另外就是蒋说一口难懂的宁波官话，沈是湖南人，往往担心听错，心情很紧张。

但是对于蒋介石，沈先生有一个独家的“新闻” -- 老蒋喜欢唱歌！

老蒋喜欢唱歌可是以前没有听说过。沈先生说老蒋不但每天必唱，而且有的时候能唱相当长的时间，颇为自我陶醉。警卫人员都听过他的歌。有趣的是老蒋不唱京剧，不唱一般的歌曲，只唱三样：军歌，党歌，国歌。按照沈先生的记忆，如果唱国歌多的时候，就比较正常，如果唱军歌多的时候，那就是比较有麻烦了。党歌，一般都是有纪念日的时候才唱。老蒋的嗓音一般，但是就是这几首歌，居然百唱不厌，或许也是一种休息吧。奇怪的是蒋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唱过歌。

饱吹饿唱，难怪老蒋搞经济总是出毛病。

第三个呢，是蒋的持从室主任钱大钧。钱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黄埔军校军事教官，资格老的可以对陈诚一类的人物指手画脚。

此人形容威武，在西安事变的时候负过枪伤，对于特务颇有些瞧不起，因此也不太好相处。后来从别的特务嘴里听到钱大钧曾经为了娶太太险些自杀，让沈醉大吃一惊之下，也对这位将军的看法大为改变。

那是钱大钧任武汉警备司令时候的事情了。

下面这段是杜公讲的，是否是沈先生的原话不可知，大约有所补充。

钱大钧在武汉担任警备司令是从教导第三师师长职务上面提拔的。因为他善战，善治政但不善治军。武汉警备司令这个职务，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华中军区司令员。

钱风度阳刚，身材高大，相貌英武 -- 可以到军事博物馆看黄埔军校人员的照片，最为英俊的三个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校长蒋介石，军事教官钱大钧，-- 而且文武双全，对佛学很有研究，通晓英文。更兼身为国民革命军的青年将领，前途无量。

如此人物，称为黄金王老五应该说并不过分。名门闺秀之使络绎不绝。偏偏造化弄人，钱自己，却对舞会上认识的一位欧阳藻丽小姐一见钟情。起初一切都顺理成章，钱将军拿出东征陈炯明的功夫发动猛攻，欧阳小姐招架不住，很快就堕入情网。钱将军随即派人上府求婚。欧阳小姐家为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家，一对姊妹花沪上有名。但老爷子家教森严，对于女儿私定终身大为愤怒，及至知道未来乘龙是一位“丘八”，更是坚决拒绝。想想也有道理，中国政治翻云覆雨，今天的将军，明天就是断头冤魂，谁家的女儿肯安心嫁给军人呢？钱将军攻城不克，遭到断言拒绝。

自古军人做事坚定，钱再三派人上门说项，但欧阳家就是不同意。最后搬动了蒋委员长出面，还是吃闭门羹。想想当时的政治局势，欧阳家也真算骨头够硬。奇怪的是这些国民党大员也真就没办法。

某以为当时能够成就非常功业的人物必有非常性格。这位素以稳重沉毅著称的钱将军也不例外。他和欧阳小姐洒泪而别，回了汉口，按照他自己的方式铨叙爱情去了。他丢下公务不干，带上马队上街巡视，礼服洋刀，一副威仪。但是表情怪异，似笑非笑，举止失常。突然抽出手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就搂火。

幸好他的副官久经沙场，早就看到长官今天表情不对，一直留心在意，见势不妙，抬手就是一马鞭。子弹顿时飞到爪哇国去了，一群官兵赶紧把他们的司令官拉下马来，拖回司令部去。当时高级将领自杀的例子并不少见，沈先生说，这个级别的，抗战前有三大自杀未遂事件，第一个是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期间，因为壮志难酬，无法为国建立一支国防军军官队伍愤而吞枪，第二个是军委会高参，老同盟会员续范亭，为了日本侵占东三省在中山陵前切腹。第三个呢，就是这位钱大钧将军为情所困了。 -- 数他没出息，杜公笑言。

消息传到上海，欧阳家发生了家庭革命，一直看不惯此事的二小姐欧阳生丽挺身而出，护送大小姐“私奔”武汉。实际上，沈先生认为，大概欧阳家也怕事情闹大，对这个“私奔”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于是，在武汉的警备司令部，钱大钧否极泰来，洞房花烛。这位将军可算痴情，在国民党的腐败阶层之中，有名的贪污而不纳妾 -- 当然，后来也纳了，是太太逼的。后面另说。

沈先生和钱将军打交道，是因为军统特务往往负责蒋介石出巡的外层防卫，归钱的侍从室指挥，沈为人精明干练，多次担任这个职务。而钱总是神情踞傲，很不好合作，极少给特务提供方便。因为他是上级，沈等特务都吃过不少苦头，因此不愿意去见他。后来才知道，钱是在西安事变里和军统结下的梁子。

当时钱也和蒋一起去西安。华清池附近原来有一个火车头，为了防止蒋乘火车逃跑，张学良找到钱大钧，说要让自己的好马“盖西北”和火车赛跑，诱骗钱同意将火车头调到临潼车站。这个细节事变后被特务密报上来，认为钱和张有勾结的嫌疑。钱因此受到审查。当时钱曾指挥侍从拼死抵抗，掩护蒋逃走，自己被东北军的子弹打穿胸部，却遭到如此对待，内心极为痛苦。因此终生对特务没有好感。

钱大钧后来在抗战的时候指挥过武汉行营，当时日军空袭武汉，钱指挥空军应战，有一个奇怪的命令，就是飞机升空必须绕武汉一圈然后才去迎战。那时空战都是讲究抢占高度，等绕完一圈再爬升，往往就吃亏了。有的空军人员就有所抱怨。军统的特务收集到这个情况，就准备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但是被有军事经验的大特务文强扣下了。文强说，抗战本来就是以弱对强，军事上的胜利是很难的，保持民心军心士气与日军相持下去才是目的，空军绕武汉飞行给军心的鼓舞，远不是多打下一两架日本飞机能够补偿的。可见，钱大钧对军事政治的理解，还是颇有造诣。

钱后来娶妾非常传奇。因为他的妻子欧阳藻丽后来身染重病，垂危之际夫妻情深，不忍钱后半生寂寞，要钱同意自己死后娶自己的妹妹为妻。欧阳二小姐早就对这位姐夫情有独钟，长期不论婚嫁，自是垂泪答应。

钱表面答应，却在同僚面前露出后半生独身之意。钱夫人遂强要钱发誓，并在自己有生之时即让二人同居。一时传为美谈。不料阴差阳错，钱夫人心事已了，病势却一天天好了起来... 没办法，就形成了姐妹同嫁一夫的奇事。军统里茶余饭后之余，便有人一边羡慕钱桃花运好，一边笑话欧阳老先生阻婚不成，把两个女儿都赔了进去。

这后面一段是某所知道的，和沈先生无关了。钱后来很长寿，到台湾后蒋拔撰新血，钱退役转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

后来某在一部台湾关于黄埔抗日的纪录片里看到过他。那部片子里片头是一位国民党将军回忆8.13上海抗战，说开战前中国军队将领在南京开会，由蒋介石宣布参战部队，那时将星云集，军容整肃，每个人都期盼能念到自己的名字，能够被编入战斗序列的将领无不激情澎湃。此后的八年中，这些黄埔之光有二百名以上的将领，倒在了异族的枪口下。片子的结尾，是年近百岁的何应钦将军，戎装佩剑，领唱黄埔校歌亲爱精诚，背景就有耄耋之年的钱大钧将军，阳光绿草之间，在双杠上作慢起手倒立。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黄埔精神。

有一个说法，讲戴笠是反共老手，沈先生的看法是，这句话言过其实，戴笠从反共角度，相当的没有地位。

假如说戴笠不是反共高手，只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胡话。可戴笠的确不是。军统的主要工作不是对付共 产 党，这方面，戴笠的成绩并不突出。

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政出多门，但是各自有自己的主要业务范围，其中军统的主要工作目标，初期是各类军阀，第三党派势力，抗战开始后，主要是敌伪。邱开基系统主要是侦毒缉私，邓文仪所部是空军系统（前二者最终被戴笠排挤吞并），康泽是武装特工，而国防部二厅是军事情报。反共，是中统的主要任务。

蒋介石从自己的生存出发，不断平衡两统的工作，也不总是以 共 产 党 为优先。在1932年，军统的经费为80万元，中统仅仅为20万元，相差四倍之多。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对 共 产 党 主要是军事围剿，情报工作的威力不及军事进攻，而对军阀政客，军统那一套江湖功夫比洋枪洋炮还管用，纵横折冲中原大战，搞垮唐生智，陈济棠，蔡廷楷都是戴笠的得意之作。蒋宁可把买枪买炮的银子放到戴笠身上，收兵不血刃的好效果。

这也和两统的历史渊源有关。军统以戴笠为首，大量吸纳军界和帮会人员，是职业特务，普遍没有太高的政治素养，戴笠做事好像有个五字诀，“群办师才干”，对付出身于旧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相当有效，连胡宗南都说戴笠“人情世故熟”。但他本人对 共 产 党 的理论并不熟悉，这一套惯技用在组织严密，崇信信仰的 共 产 党身上用处很小。

戴笠为人好胜，且知道蒋介石对于反共的功绩最为看重，故此从没有停止过反共的特务工作。可惜收效甚微。这主要是因为戴笠根本就不允许军统特务对 共 产 党 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防赤化，同时一旦得到线索，必急功近利的进行逮捕，审讯，往往人也打死了，线索也断了。而中统就不一样，中统的人员多是出身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人员，对 共 产 党 理论有较深的理解，不依靠刑讯，而依靠所谓“说理”的办法造成基层 共 产 党 人对信仰的动摇，制造叛徒，然后利用叛徒逐步深入，象多米诺骨牌一样给 共 产 党 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故此抗战之前，中统在反共的效率上面，远远超过军统。

军统唯一一次比较大的成果是抓住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总书记约翰.华尔敦（沈醉亲自执行的密捕，没想到华尔敦也是个徒手战高手，沈醉加上几个特务居然抓他不住，惊动了租界巡捕，密捕变成了庭审）。华尔敦在法庭一言不发，军统竟然无法查出他的身份！而中统就成就斐然，顾顺章案，向忠发案，盛忠亮案等等，连连奏捷。戴笠对这一点非常恼火，但又不得要领，称他为反共老手未免太高，他在这方面比较外行。

中统在抗战中因为对局势认识不深，同时受到军统排挤，普遍人员意志消沉，高级特工人员纷纷投靠日伪，抗战后被大量整肃或闲置，是国民党解放战争期间反共特工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是戴笠不反共，实在是“共军太狡猾”。戴笠的专长，不在对付 共 产 党 。

但是军统内部却不乏 共 产 党 。

沈先生笑称军统内部 共 产 党 有两派，一派称为老 共 产 党 ，一派称为新 共 产 党 。

老 共 产 党 ，就是被戴笠利用的 共 产 党 叛徒。戴笠对这些人虽然考察严格，但欣赏他们高超的工作水准和忘我的投入精神，故此每每重用，甚至引起一些老特务的嫉妒。其中比较有名的 共 产 党 叛徒，包括余乐醒（戴笠的智囊，沈醉的姐父），谢力公（军统训练专家，负责苏联方面问题的大特务），王克全（原 共 产 党 江苏省委书记）。其中王克全工作最为认真，成为军统内勤的台柱子之一，沈先生回忆此人后来因为重庆局本部遭到日机轰炸物资损失惨重，自认为准备不周，责任不可推卸，竟开枪自杀了。

这些 共 产 党 叛徒虽然叛变，但往往都是有才之人，而且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务组织克格勃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不只军统，其他国民党特务系统也都有重用者。张学良系统的特务头子黎天才，本是李大钊的亲信，就是在不肯叛变的情况下，由张学良爱惜其才气，保留了下来，后来受到“感动”的黎投桃报李，改变了立场。

还有一批新 共 产 党 ，就不是戴笠想留的了。他们是打入军统内部的 共 产 党 员。

军统组织严密， 共 产 党 怎能打入呢？沈先生说多半是军统自己招的。军统对于人员，要求还是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那时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隐性的 共 产 党 人或 共 产 党 同情者就越多。而军统因为自身名声不佳，招生又采取许多欺骗手段，使学生往往感到上当。这样，有机会的时候变成 共 产 党 的潜伏人员并不奇怪。

比如军统著名的电讯总台案，就逮捕了一张姓报务员（张蔚林）为首的六名 共 产 党 员。其中，职位最高的报务主任冯传庆，本来已经接到警报渡江脱险，避开了军统的搜捕半径。但是他没有经验，疲劳停下来休息，因出手阔绰，被当地农民作为日本间谍举报，假如他当时亮出军统的身份，大概也能逃过一劫，可是冯试图隐瞒身份，终于暴露。这六个人后来全部被戴枪决。

戴笠包庇的东北救亡总会，更是 共 产 党 人刘澜波等活动的重要据点。

但也颇有一些 共 产 党 人，最终作为军统人员在抗日的战场上以身殉国，直到解放后有关部门向沈先生核对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些“殉职英烈”是 共 产 党 。不过，笔者以为，讨论这些人在殉国的时候属于哪个党派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献出生命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烈。

沈先生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假如说国民党不抗日，军统不抗日，老先生就会很和蔼，但同时很坚决的给你纠正。比如戴笠，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政治思想的特工头子，而沈先生唯一谈到可算是戴笠政治思想体现的话，正是关于抗日，而且相当经典。

戴笠并非全无政治头脑，但大多数时候他是跟着蒋介石的思想运转，蒋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的反共，蒋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唯独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据沈醉先生提供，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因为材料的限制，这里大概只能从片面的角度描述一下抗战中的军统吧。

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于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

要知道那时候沈先生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沈说其实是六大金刚，好包括文强和吴庚恕[牺牲于上海]后面还要详细叙述），居然舍得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

根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特别是抗战前期，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往往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象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地狱般的拼杀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格斗。

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沈先生还记得他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原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原平原订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原平再坚守十天。原平守军只有一个旅，而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直打到巷战。其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城内。卫立煌到达忻州已经是原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原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

结果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晋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哭。”原来就在那一天清晨，原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守军五千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百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原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是这样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不禁感到“吾河山终不变色”。

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的逃将，败将，也并非那样丑陋。对比原平，淳县的防守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晋军指挥官王靖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靖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这些，都使我们作为后人，感到对当时历史认识的苍白无力。

戴笠本人，抗战初起，既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沈先生回忆那些天戴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沈先生的原话是：“他是中国人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却乐此不疲。

沈先生说他有一个奇怪的休息方法。戴笠好色是有名的，而他的好色居然能够帮助他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时他白天奔忙一天，坐车去南京的时候，必要带上两个女特务和他坐在后排，一左一右，要求要漂亮，风趣，开朗善于说笑。一路从上海到南京和女特务说笑解闷，有时候给他作按摩，也不用睡觉，顶多靠在女特务身上打个盹，去见了蒋介石，谈话后又一起回上海，一路又是说笑不眠，第二天居然又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也是奇人。更奇的是他居然从这些女特务中挑出一个最出色的叫做叶霞娣，送给了他最亲密的朋友胡宗南作老婆！

军统的女特务多半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经过各种训练以后从事从军统文书到暗杀刺杀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些就被派到军事机构，她们往往从事译电，秘书等工作，同时对部队主官进行监视。杜先生曾经在北京给某讲过一个关于她们的旧事，是某印象极为深刻的。

那是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但陈诚因为卷入和美国方面合谋推翻蒋的一件案子，远征军改为由杜（津去三点水）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星子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38师退往印度，在孙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 中 华民国万岁！ 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新38师是远征军损失最小的部队，其它部队延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连200师师长戴安澜也壮烈战死。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38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看来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场面，在我们那场八年的血战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某在看电影中对“军统女特务”形成的成见。

当年的四月一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绍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漕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我在杜公那里见过当时这些女译电员的毕业照片，那时大概她们还没有换装美式军服，一顶顶大盖型的军帽使她们看起来有点儿象苏联人。那个姚姓女译电员的头像上有个圆圈，其他的人都没有标记。她是个个子相当高的女孩子（从年龄上看，她可能不过二十岁），鼻梁很高，短的卷发，应该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笑的灿烂而明亮，很难想象这女孩子会和如此惨烈的故事拉上关系。在这张照片上，我无法想象这样强烈旺盛的生命和死亡的接吻竟然是那样的一瞬。很遗憾，这张照片在80年代曾经在孔庙作为军统展览的一部分展出，它的意义只是说明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特务的训练。沈先生解放后在接受外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 产 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某以为这并不重要，她们牺牲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是不是共 产 党，她们是全体中国人的英雄。

沈醉先生对自己在抗战中的贡献很少提及，但是杜公以为以他好动的性格，决无如此平淡之理 -- 在租界抓共 产 党，沈醉先生是中弹以后照样抓人的凶狠。有一次，他看沈先生整理的日记，发现有一段提到在贵池一带，沈曾亲自带人到日占区侦察海军布雷情况，结果和日军遭遇，只有沈醉一个人带枪，并掩护两个没有武装的调查员脱险。（群众出版社的《沈醉日记》第一版没有包括这个内容，第二次出版则包括了），杜公以此问于沈先生，沈先生十分不快的说：“唉，白丢了三辆自行车，后来才知道日本兵只有两个人，后悔啊，应该抓个活的回来...”

[完]

• 老兄说的国民党烈士老萨在《抗战中的军统》中写过的。

此人后来做到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也是个军级干部，因为给周恩来做过警卫，所以，特意

给周恩来邮来两筐水果，请总理尝一尝，周恩来下令让把价钱两倍的奉还给他，周围的人问

为什么？周恩来说那样他以后就不会在搞这类明堂了。果然龙飞虎不敢了。他说这不成了敲

总理的竹杠了吗？

事情办好，不伤感情，是他典型的风格了，不知丞相从何得来的逸闻？我对龙飞虎其人一直深怀好奇，但是找不到多少有关他的材料。这么说龙后来地位还比较高呢，我这篇文章写完后，还有人提到龙曾经写过回忆录，不知道谁有见过。

权延赤就是靠着他发的财

老实说我写此文的时候还没有核实龙的身份，还以为龙是周的普通警卫干部，从名字看象武侠小说的人物。

当时就是因为有龙飞虎和陈龙（后来的公安部副部长），其实是指毛泽东和蒋介石。

你自称是兄弟我，像电影里面的国民党军官的称呼，至少时解放以前的称呼吧，挺逗的。

您大可自称“本爵”，或者“本督”...

沈醉说他在军统电讯处和大特务倪耐冰很好，所以冯传庆跑了以后还有人不信他是共产党。

他到八办去以后是叶剑英、曾希圣接待的他，叶帅还给他一个皮大衣，给了他200元，让他显得阔绰点，结果冯传庆没有地下斗争经验，一上岸没有住豪华旅社，反而住进了渔民的小房子被当作汉奸举报给水陆交通检查处，这个处是军统的底子，所以很快抓了回去。这是叶剑英回忆的。

福建日报 要 闻

1999年7月12日 星期一 己卯年五月廿九

龙飞虎同志逝世

　　本报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指挥员，原福州军区顾问龙飞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1日在福州逝世，享年85岁。　　龙飞虎同志逝世后，张万年、贾庆林、宋平、刘华清、薄一波、吴阶平、叶选平、王兆国、习仲勋、彭冲、杨成武、张震、洪学智、于永波等同志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南京军区领导陈炳德、方祖岐、董万瑞、郑炳清、黄信生、雷鸣球、李继松、朱文泉、刘永治、吴继科、张诗明；福建省领导陈明义、袁启彤、游德馨等；驻闽部队领导陈明端、陆凤彬、林炳尧等；与龙飞虎同志共同战斗过的部分老同志；以及生前友好和龙飞虎家乡的党委、政府等。　　7月11日上午9时，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殡仪室里庄重肃穆、哀乐低回。走完85载人生旅程的龙飞虎同志，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躯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龙飞虎同志夫人孟瑜率子女敬献的花篮摆在遗体前。南京军区和军区机关领导李继松、苏京、史水洲、王顺和、许援朝等；福建省领导陈明义、袁启彤、习近平、赵学敏、丘广钟等；驻闽部队领导陈明端、陆凤彬、林炳尧等；部队和地方老同志何云峰、王直、谢家祥、颜红等；龙飞虎同志的亲属、生前友好和他家乡的代表共1200多人到殡仪室向龙飞虎同志遗体最后致哀。　　龙飞虎同志1914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在中乡斜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为当地农会站岗放哨、传送信件。192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龙飞虎同志历任红三军团八军六师交通排排长、七团四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科长等职。他出生入死，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先后参加了进征赣南、回守井冈山和攻占长沙等战役战斗以及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他作战勇猛顽强，不怕牺牲，战功显著，出席了少共中央召开的苏区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1934年，龙飞虎同志随红军三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又参加了东渡黄河、转战山西等战役战斗。期间，他先后破获了机枪连连长投敌叛变和阎锡山坐探等案件，有力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为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前夕，龙飞虎同志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2月后历任西北保卫局情报科科长，八路军驻太原、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副官、科员、科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谋求和平解决，龙飞虎同志任随从副官，负责警卫任务。他临危不惧，缜密部署保卫工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1938年12月，龙飞虎同志随周恩来同志到重庆，从事八路军办事处交通运输和安全保卫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山城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与敌人巧妙周旋，机智灵活地开展斗争，并出色地完成了护送大批进步青年、党政军干部和物资等艰巨任务，受到了党中央的嘉奖。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消除内战、实现和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龙飞虎同志负责谈判期间的警卫安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6年4月，龙飞虎同志受组织委派，赴南京为中共代表团安排住处和办公地点，后担任了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总务主任兼副秘书长。龙飞虎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期间，以顽强的斗志与敌特分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保卫中央首长、发展壮大党的地下组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龙飞虎同志于1946年11月任毛泽东主席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在胡宗南大举进犯陕北的形势下，他临危不惧，精心护卫，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1947年，龙飞虎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离开中央机关，奔赴作战前线。之后历任四川干部支队三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八师八十二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政治委员、八十二师副政治委员、八十四师代理政治委员等职，指挥部队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战斗。1949年7月，他率部随第十兵团南下，进军福建，参加福州战役，以坚决、勇猛的军事行动扫清福州外围之敌，迅速向市区扩大战果，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龙飞虎同志先后担任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治委员、二十八军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先后参加了金厦战役和闽北剿匪战斗。1955年2月入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后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在1958年炮击金门、1962年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紧急战备中，他组织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较好地保证了任务的完成。“文革”期间，他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遭受打击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拥护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思想上自觉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离职休养之后，他仍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为军区部队建设献计献策。龙飞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龙飞虎同志长期跟随毛主席、周总理转战南北，历尽艰险，为党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政治立场坚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机智勇敢，不怕牺牲，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计划周密，决策果断，讲究策略，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出色的组织指挥才能。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秉公办事，有着良好的党性修养和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他谦虚谨慎，言行一致，关心爱护官兵，体贴群众疾苦，深受部属的尊敬和爱戴。他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　　龙飞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他为革命事业建立的功绩永载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龙飞虎同志永垂不朽!

我觉得比那种非要当第一把手死死活活的还要完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