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看抗战作品《腹地》的杂想 -- 侧翼
还有什么，忘了吗？你不是常说：他们有今天的疯狂，我们有最后的胜利吗？
--------------------引自小说《腹地》
本来该贴应该发在文化百家或西河文苑更合适，但我还是决定发在英雄本色。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描写抗战的伟大作品。发贴的起因是我在假期赶去加班，发现实验室暂时没有试验用水，等待时无意间在网上发现有人推荐小说《腹地》。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部禁书！
但凡沾了“第一”两字，任何事似乎都变得有点意思。我国第一部禁书！那个年代，大部分禁书和黄色内容还不怎么搭界，但和政治却脱离不了关系。考虑到作者王林是位老革命，这本书在当时会有什么政治上的问题呢？建国伊始，政治风气并未左得离谱，一位老革命即便“话语有误，人物不够高大全”，他的书怎么就成了第一部禁书呢？
我决定买一本看看。按照网上描述，该书最初为1949年版本，后因被禁，作者被迫又写了不同年份的修改版。这次，我买的是2007年出版的忠于1949年原著的版本。我准备以我自己对历史的了解，来看看《腹地》为什么被禁。更重要的是，我想知晓更真实的历史情境，哪怕那么一星半点，买这本书也值了。
《腹地》描述了华北一个村庄在五一大扫荡时的情况。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回到村庄养伤，爱上了一名乡村剧组的女演员。村里的支书是破落地主出身，也想娶这名女演员。两个男人就成了情敌。正逢鬼子开始大扫荡，支书害怕，就离开本村，逃了。而这名八路军伤员却带着大家与进村的鬼子进行了抗争。
《腹地》内容不复杂，但贵在真实，仿佛你当时就是一名村民，亲眼看到了一切。为什么真实？当时鬼子进村，把村落变成了人间地狱，王林就是趴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像写遗嘱”一样，写下了扫荡的情境，写下了村民的百态。
让我感慨的有两点：
1 与众不同。《腹地》写的不是一种单纯的无可奈何的苦难，也不是单纯的高大全的传奇人物。这是一幅严峻的甚至有点残酷的现实图画，这是风暴中奋开的花香，这是炮火中充满信心的笑语，这是灾难中民众血泪浇灌出的民族新生的灵魂。
《腹地》的用语，是当时华北平原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话语；《腹地》的画面，是严肃温柔、沉痛奋发的画面。真正让《腹地》出彩的，是写出了抗战时冀中人民生活的战斗的情绪。怪不得吕正操将军写的代序中，评说作者王林是“冀中活字典、活地图”。吕正操说王林同志“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主编《冀中一日》一书，成为冀中一代文献，直至今日，仍为海内外有识者所珍视”。什么叫“和群众打成一片”？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当年共产党的一名文艺工作者，都和民众贴近得如此之近，当真是军民一体，不可战胜！
2 《腹地》独特地揭示了当时基层中，“共产党里也有坏人”。小说里党内的这种好与坏的斗争，其实部分地预示了几十年后文革。按说小说《暴风骤雨》里也有基层共产党组织混进坏人的事情，但《腹地》中却没将“坏人”脸谱化。那个地主破落户支书，为夺女演员，对八路军伤员展开批斗，同时也为夺权；平时的丝丝算计；鬼子扫荡时开小差；开小差后的羞愧和懊悔；为弥补自己的罪行去将功赎罪，刻意努力表现以争取机会……读着非常自然，感到这就是一个特定环境下的十足的投机分子，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今天的读者非常熟悉他们。
凡是后来的抗战作品，村支书一般是慈祥的老者形象，或者是英俊精干的青年形象，出身全都是“贫下中农”。《腹地》中的村支书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在地主间的争斗中输了，当初投身革命的动机是为了报私仇。如果后来的读者历史不好，早忘记了“三三”民主制，还认为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中，村支书怎么能够是地主出身？《腹地》中描述的真实基层情况，现在又有几部影视作品能反映出来？
那位八路军伤员，也有着非常真实的形象，不高大全，也不像现在一些作品中刻意描写的“痞”。他和村支书的私斗中，也有过吃醋、小心眼等事情。在不被自己人理解的情况下，他也想过离开。他为救心上人，与鬼子兵打斗，当心上人和村支书等人一起趁乱逃出时，他居然在生死关头还在吃醋。小说里有：“她能逃了活命也好，反正这祸是闯下了。可是，跟范世荣那小子一块逃的…….”，这又使他心酸起来。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恰恰是《腹地》的“真实”，让王林倒了霉。
当时的宣传部门（1948-建国初）对《腹地》其实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不能出版这本小说”；另一种意见认为该书写出了冀中人民真实的情绪，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专管宣传文化的周扬甚至说“别人说这本小说把解放区写得太黑暗了，我看写的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那个时候的工作就那样深入吗？”。（我以前认为周扬在文艺作品审查上是奇左无比，看来有时我对某些人物的看法并不真实。）
50年初，反对该书出版的人占据了控制地位，《文艺报》发表长文批判《腹地》。一些《文艺报》的领导人物认为小说“暴露黑暗”、“否定党的领导”。当时的《文艺报》，实际是文宣领域的风向标。
《腹地》终于成了禁书。王林不服，在剩下的生命里不断抗争，但是没有丝毫用处。例如，他找到丁玲反映问题，在北戴河度夏的丁玲说：“陈启霞同志那篇文章（批判《腹地》的）发表的时候我虽然正在文艺报当主编，可是我没有看过《腹地》。”当王林问她为什么不亲自看一看，她说：“我听说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漩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王林则在旁边打冷战。（看到这里，我对丁玲的看法也有改变，有时候对某些人物的认知，真还说不清楚呢。）
王林在随后的政治年代里，被迫修改《腹地》，努力塑造高大全。可想而知，自然是越改越差。王林22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1931年），直至80年代去世，此事都窝在心中，他带着遗憾离开了。
王林有二子，其中大儿子王端阳是一名作家，小儿子搞美术创作。王端阳年轻时不理解父亲，认为父亲是一个三流作家。文革后，王端阳认为父亲作品里充满高大全和“三突出”，不值一读，为此和正在努力改稿并进行“自我反省”的父亲爆发过激烈的矛盾。王林认为两个儿子的作品“最终会出卖民族”。老革命家庭中，父辈和后辈的此类矛盾，一直都在上演，直到有一天。
2006年初，王端阳清理父亲的遗物，意外发现父亲对《腹地》的检查，几年中竟有八处之多。虽说是检查，但那种愤懑不平之心强烈地感染了王端阳。
王端阳毫不犹豫地找出王林保存的唯一一本1949年的《腹地》，刚看几章，就被强烈地震撼了。拿我们现在的观念看，这是一部伟大的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说其伟大，在于真实。但正是真实，太真实了，所以最后成了禁书。
王端阳接着把吕正操、周扬、孙犁、陈启霞、丁玲、侯金镜、鲍昌等人的评论全找了出来。这时的王端阳，对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可惜，王林已经去世多年了。
王端阳四处奔走，终于，在2007年，1949年版的真实《腹地》出版了。
我最想说的，就是“真实”这两个字。建国初，共产党受到绝大部分民众爱戴和拥护。也许出于传统文化糟粕中的“为主子唱赞歌”，也许出于“打击不同意见”，也许出于感情上的偏袒，有人就背叛了真实。一味的高大全只是表象，内里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和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只要对手的说法揭示了阴暗面，不管这阴暗面是否存在，就先扣上“造反煽动”的帽子，再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打倒对手，获得权力；至于怎么消除阴暗面，怎么促进和保持党的进步性，那是毫不重要的。
《腹地》中描述了党内的斗争，尽管发生在基层，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革命失败的原因。小说里的支书，比很多人聪明；因为自己父亲在地主争斗中失败，从小尝遍了人情冷暖；有一颗复仇的心；此外，正巧赶上革命时代。于是，为报私仇投身革命，从革命中捞好处，搞小集团，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者。其他大多数人呢，淳朴，虽然坚持为穷人(大多数人)闹革命的理想，有优良品质和坚强的阶级意识，但因为文化低，缺乏计划性和组织能力。自然地，投机者和野心家在权力交替中占了优势，成为村支书。很多民众意识不到这种人的危害，等认识到了，也晚了。我一直在想，主席当年启动文革，发动群众斗部分官员，可能就是斗这种投机分子吧。权力，掌握在民众（大多数人）手中，民众才不会吃亏。我很赞同河友的一句话：现在看来，主席只是把民众扶上马，送一程，人民最终还是要靠自己醒悟，才能真正站起来。
不管怎样，真实的《腹地》出版了。它的内容，它的曲折出版经历，都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小说里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抗战中我军民和外敌的战斗，也适用于真正共产党员和投机份子的斗争：
他们有今天的疯狂，我们有最后的胜利！
“真实”似乎是这部作品的最大卖点，但我有个疑问，那就是在1949年的当时，这个“真实”就是转眼之前之事，或者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在那些和作者一样出生入死，甚至比作者经历了更多尸山血海的人们眼里，这个“真实”真的就有那么大的价值吗？
波澜壮阔慷慨激昂是真实，营营苟苟自私猥琐也是真实。回到1949年的时代背景，当时战争还在继续，大军正在席卷国统区，一些大中城市正在发动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新区正在发动群众巩固政权，甚至在残余的国统区也正在营造箪食壶浆之势。作为以青年人为受众主体的小说，当时的党和军队希望把什么样的真实展现给大家，我想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吧。作为当时组织体制内的一员，作者其实应该感到庆幸，如果这个事情早几年发生，也许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就是前车之鉴。
时过境迁几十年，现在的人们再对那时的“真实”表现出种种新奇或震惊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毕竟那时的“真实”已经不是现在的“真实”，那时的“真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或者真正成为了一部小说。
TG里面也是鱼龙混杂大浪淘沙，太祖早就有“革命的同路人”一说。
把各种极端事件整合到一起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手法。你看了之后感觉“啊！原来是这样，可见之前都是错了的。”说明你本身就对事实不了解。
你还是在坚持当年的那种片面宣传。
就算当时的作品暴露了阴暗面，共产党一样受到民众拥护和爱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恰恰是这种刻意的“展现”，刻意的隐瞒，为以后埋下了炸弹，给对手的反宣传提供了材料，后患无穷。你只要是正确的，真正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就算有负面因素被揭露，有什么可怕？怕被对方利用？怕失去民众支持？究竟在怕什么？
这种宣传指导思想即使是在当时，实际上也是有害的。这就像是种牛痘，你如果认为那是病菌体（尽管是灭活的、低毒的）而不打针，那么等真正的病菌体来了，人就完蛋了。
在王林同志进行创作的那个时期，没有同代人描写革命战争的经验可以遵循。只是那么多的艰苦而感人的生活向作者涌来，激励作者迅速地把这时代的面貌加以记录。这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尝试。
顺带发表个人意见：你得先看了原著，才能说真不真实。
就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品首先具有的是宣传属性，这样就好，咱们有了共同的认识基础。
所谓“片面宣传”，听起来很耳熟，但怎么好像总是来自对方的指责。对我方自己来讲，既然是“宣传”，那就是一个导向胜利的工具，当然要穷尽一切因素来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只有成功的宣传，或者是失败的宣传，没有其他。说到“为以后埋下了炸弹”，老实讲，只有胜利者才有“以后”，才能在以后让人反思，甚至让人指责。而对失败者来说，没有反思，只有哭泣。
谈到“种牛痘”，那总得先把孩子生下来吧。
共产党的实际行动，就是最好的宣传！那种脱离真实、刻意隐瞒不足和阴暗面的宣传，其实不止是画蛇添足，更是为以后埋炸弹。考虑到有的人喜欢树立高大全，并用这点打击对手并获得权力，这简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似乎为共产党添光，实际是害了整个组织。借口无非是当时斗争需要，我看是满足自己升官需要才对。
真正高明的宣传手段，是不隐瞒自己的不足。你说的宣传手段和指导思想，个人认为是不聪明的。
建国初期面临解放全国，抗美援朝，的激烈斗争，如果承认这种历史的真实，由于文学的典型性作用，实际是在放大那种真实，放大之后其实又是不真实的了，因为那个真实只是个别的，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大部、承认这种真实就是对现实力量的削弱。
亲切，自然，认可他的高大全。然后愿意爱他，跟随他。
就是那种明明他是上帝，你却以为可以爱到他，拥有到他，甚至可以与他共同进退。
韩国的电视剧里的男主角基本上都是没有缺点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哈韩的中国人？就因为这一点。
美国的电视剧其实也是如此，表面上主角们都有各种烦心的生活，但是他们本身却都是高大全的。烦心的生活更能表现他们的高大全。
日本的电视剧也是如此，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哈日迷。
人其实都喜欢完美的事物。我们中国人，被外国人骗了，所以这么多年，总是喜欢质疑高大全，总要写出主角的缺点，来表现自己所谓的客观公正。
没错，是人都有缺点的。但是你看美韩日的大多数电视作品，他们至少在电视剧中避免表现男女主角这样那样的缺点。
只是把他们的优点写得动人，可人，令人爱，令人敬，令人迷。所以日迷，韩迷，美迷就这样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正明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宣传他们的理念，那种要让人追随的理念，不能有污点，要像上帝一样清白无辜才会有人愿意信并为之赴汤蹈火。
国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普通人站出来，力挽狂澜，拯救了人类，还记得真实的谎言吗？美国英雄把恐怖分子玩弄于股掌，直到911我们才清楚导演没骗我们，人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谎言。
美国人不怕受骗，美国人不怕高大全，美国人喜欢英雄，中国人为啥就不行呢？中国人就不能搞英雄主义吗？我记得小时候：雷锋，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还有李玉和，杨子荣，这些英雄人物激励着我克服困难好好学习，好好帮家里干活，不怕吃苦，不甘落后！
时代变迁了，理想主义破灭了，现在中国时兴宣传黑暗了，看中国这些导演排的垃圾：《色戒》告诉人们不能相信女人。《投名状》告诉人们不能相信兄弟。《结集号》告诉人们不能相信组织。有宣传中国人拯救地球的吗？全是揭露阴暗面的，还是完全不顾历史真实的揭露，这又和坏的社会风气互相影响，到处都是骂声，有骂Tg的，有骂zf的，可是我扪心自问，小时候那些宣传真的全是坏处吗？作为一个靠打工刨食吃的平头百姓，在英雄主义感召下形成的好的作风和习惯，一直在让我受益啊！
1949年，新中国刚建立，亿万人民心情激动兴奋，抱着一颗火热的心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我记得李慎之的回忆录里说他兴奋得不能用语言表达，后来看到胡风一句“时间开始了”觉得太形象了，佩服得不得了，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拿出一个反映党内黑暗面的白描式的小时合适吗，我认为不合适，刚从延安出来，这些领导层不知道宣传和实际有差异，不知道真实情况吗？还是毛主席说梁漱溟的话，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区别。
这一点本人是非常非常赞同的，尽管您在这里把概念稍微地变动了一点。虽然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都知道，“吆喝”还是需要的吧，所以您看，咱们这就又回到作为工具的宣传上来了。
咱们在这里是在评论历史，而不是在预测未来，所以“失败的宣传”也好，“成功的宣传”也罢，这好像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吧。至于说到高明啊，聪明啊什么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老祖宗在天国慈爱地看着地上的子孙们褒贬着祖先，心里想：你们的存在不就是我成功的证明吗，呵呵。
说到“有的人”如何如何，其实啊，这“有的人”和你所说的作者一样，都是当时时代潮流中的一朵浪花，都是宣传工具上的一颗螺丝钉。执拗于某个人怎样怎样，个人浅见，这样的视野可能有点窄了。至于所谓“脱离真实的高大全”，见仁见智吧，好在那个时代没有“被禁”的作品还有很多，大家自有判断。
高大全是可以的，但是普通村支书不会一下成为高大全。如果旧的思想这么容易转变，新的行为模式这么容易建立，tg的改造社会行为就不会显得难得可贵了。
个例当然可以写各种各样有缺点的小人物，偶尔有一本书专门写黑暗题材来发表，还会被称为这个政府有民主和自由。但是在一些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就肯定要慎重，写主流题材，主角99%还是要高大全较好，至于如何写得让人信服，这就看作者的本事了。其实美国的主流大片，那些主角有几个是有缺点的？最多也就是点到即止到个性与缺点可以互换的灰色边缘地带，至于为何要这样做，前贴我已说了。这也是美国人从来不允许说华盛顿的原因。
改开后的史学总是说太祖也是有缺点的，好像很客观。其实旁人看了，不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连他都有这么大的错误，其他的土共党员能好到哪去？
再细化到楼主说的那本书，其实可以查一查当年发表的其他小说有没有类似的形象，这一类形象做为主要配角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做为主角出现的题材被禁只怕也是情理之中的。毕竟土共是一个由无数成年男女组成的成熟政治党派，而不是一个追求思想先锋行为朋克的激进艺术组织。
现在这本书能出版了，只能说时代观念都变了，看问题的眼光也不同。有些事，现在能做，过去不能做，有些事过去能做，现在不能做。都是时代的选择。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当时禁这本书也是对那些党员的一种保护和信任吧。保护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土共党员抗战的积极性。在当时来说，日本战犯都要进行教育，发挥他们的才能和积极性。更何况是这些已经投身到土共当中参与革命的这些人，这些人已经是同志。
在战争生死面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分得很清楚的，要保护和支持那一类，当时的人们应该也看得很清楚，权衡之下选择放弃这本书，也可以说得过去。
说句比较阴谋的话，现在选择出版这本书，只怕编辑的想法也不是那么单纯厚道的。
除了谈谈恋爱，跟雷锋，黄继光没什么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