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读郎教授 -- 跳楼跳三年

可以慢慢写啊，长篇需要时间消化。。：）

这个银行是汇丰，很有意思的老牌银行。30年中年纯利居然从香港GDP的0.9%上升到9.2%，30年前是6.8亿港币。

那个地产商是碧桂园吧。汇丰的历史很有意思，能把当年一起辉煌的怡和洋行、沙逊洋行熬走，并总是发展壮大，不能不说汇丰的省时度势。

1935前中国实际上的央行，上海滩实际的金主，身段却没有沙逊、哈同、怡和那般张扬，外滩中心的两头狮子守护的那座大厦说明的就是汇丰实际在旧中国的地位，宋子文的中国银行也不过在那条街上是个陪坐。低调、霸气的雄踞在远东。

汇丰的背后就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广阔天地的代言人，他们这些苏格兰商人组成的集体，总是恰当处理和帝国的关系和中国各个时代政府关系，在公司就是国家时代过去之后，大英帝国的利益代理人很快就是他们了，他们和自己的股东怡和洋行、沙逊洋行一样迅速的掠食了煊赫如大英帝国本身的东印度公司的尸体，适应了大英帝国的新的需要。即使在日本人占领的痛苦岁月之后，他们也能很快卷土重来。

即使1949之后中国换了天空，守着香港一隅，汇丰也牢牢站稳脚跟，在30年前历史性的那一刻，他们坚定的把屁股坐到需要他们的TG那边，于是有了他们的新辉煌。

这是英国人的公司吗?不是，这就是资本的代言人。

对汉初秦令的删减，我倒是觉得，从行政体系上是继承了，但是从律令上删减也具重大的意义。首先，秦时期的律令纷繁，教条甚多，这个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全貌，从兵马俑发掘和秦代武器发掘中可以略知一二。物质和人员被极其有规划地组织起来，非常细致，一个兵器都能追溯到是谁监造的，一个器具能追溯到是谁做出来的，这非明确律令不可办。就是在今天，去一个村子，要求村民必须定时打农药，且每次必须将所用体积等记录在案，这对村民来说也是一件难于完备执行的事情，秦的执行力之强大，商鞅以下，必有庞大的律令来规划和保证。

然而，庞大律令保证，在当时的社会缺乏必要的支持。从政府部门来讲，需要大量的识字人员，并接受一定培训。否则，就难免令出不行。虽然从目前对当时社会的部分了解来看，当年中国识字人口已经具相当比例，然而浩繁的律令，对官吏的培训也是个沉重负担。须知当年还都是用竹简的。

另一方面，按照黄仁宇的说法，政府要有商业组织充分开展活动以支持，否则不免就繁难简，劳苛百姓。也不能避免官吏从自己喜好出发，欺下瞒上。

从秦来看，确可能有其迹象。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就能看出端倪。因此，至汉代，删减律令，存其筋骨和基层体制，推行所谓的“无为之治”，确实是对前代行政环境的一种改造和纠偏。如果继续当年的状态，秦或许像斯巴达；但一味强调无为，极端化汉代的状态，却又开一端倪，就是后世政令不行，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化。在当年的以农业为根基、不能放开工商业的背景下（这很可能也是基于和土地生产力比起来当年中国的人口负担已经相当沉重的问题上产生的），豪强和政权就形成一个矛盾，一直到隋唐时期才做了个了账。

古时中国的文化典籍相当的严谨浩繁，然而人口太多，战乱纷繁。为了保证大量人口受到教育，则对一些典籍，如孔子所删减修订的几部书，做一定的改造，有其时代意义。当年孔子删减修订这些书，很可能也就是自己教学做课本，没有想到几次战乱洗地，加上汉代初年为了统治独尊儒术，典籍很快流失殆尽。今天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人的课本读物，而大量的课外读物，已经丢失。这就好像是再过几百年，如搜集现在的书籍，则很可能存世最多的还是课本。无他，量大而已。然而自秦到汉，短短百十年时间，不仅书籍几乎散失殆尽，通晓诸子百家的人员也未能将学说传递下去，这也足以让人慨叹了。

虽然看起来有些荒唐。

一官一民，两边的走向让人唏嘘。

王安石一派，又是从哪里汲取了自己的学术思路呢？纯粹原创还是修正主义呢？

好大一张网络啊

多谢葡萄

文章里已经梳理了脉络。王安石新学，是继承唐朝中后期开启的儒学革新的脉络。直接越过汉朝以后的儒者，自己开出一条儒学新路。不过三经新义，现在根据后人考证唯《周官新义》是没有悬念的王安石作品。我们不妨来看看王安石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在说王安石著三新义目的是，一道德易民俗。大白话就是，用把自己的学说确立为对儒家学说的唯一标准，这个就是一道德，既统一儒门道统。进而改变官民人等的价值观世界观这个就是易风俗。这个易风俗，就是鼓励发展生产力，追求现实生活质量的改变，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而王安石，在《周官新义》选择《周礼》为突破口可谓别出心裁。在王安石眼里，儒家今天之中与治理国家最为密切的又在现实里有可行性参照价值的就是《周礼》。并且王安石在写《字说》之前，曾经当时存本的《春秋》已经是在历代流传过程中在儒家前人传承过程中已经根据他们当时需要删改失真的版本。因为王安石，做《字说》试图从文字源头重新梳理对儒家经典的见解。这实际在两宋儒学改革终始，不管什么派系都在做的事情。比如程朱理学就公然喊出了，六经注我注六经的口号。

简要的说，王安石重新解释的《周礼》服务于他新法施行过程中的制度改革。并开创性的，在对儒家经典重新诠释的过程里，加入了国家财政与武装军备的内容。尤其是把国家财政纳入礼的范围，这在儒家学说历史上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也成为后来，程朱理学在攻击王安石新学时候所不遗余力的那个指向。

虽然外皮是理学的袈裟。

纯感觉。

那么后人批的外濡内法，虽然从学术的角度上糙了点，却是一语道破。东哥给王安石司马光的定位，竟然是有这么个传承。

葡萄兄请继续。

你有时候应该看我联系今天的那几句。我提了是联系到政改。我用王安石的新法变迁，其实是劝人对改开三十年能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不能像对建国前三十历史那样任意抹黑改开三十年的人与事。那种建立在根据一时需要随意删改与编排以为可以制造历史的自信，恐怕最终都要扫进历史垃圾堆。那才是联系今年及以后那些事情的一个破题。

儒家就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争（现代考古在今年的发现，终于可以写结论古文尚书为汉朝人伪造的），最后在今文古文的路线斗争中，东汉王朝走向了内部四分五裂的境地。徒然给后人留下了，历代以国弱而亡国，唯汉以强而王不禁令人扼腕。话说，汉朝末年。鲜卑檀石槐一统大漠之后，活生生被汉王朝逼入绝境。一战之下，直到百年之后才重新崛起。这种游牧民族一统大漠之后，被中原王朝绝地击溃的情况，中国历史仅此一例。另外，儒家史观中一代昏君明武宗，在有生之年也做到了御驾亲征一举击溃北方蒙古部族威胁的壮举。可世人徒知游龙戏凤尔。好一个道统，好一个春秋笔法。

有些傲慢和偏见。

突然想起上学的时候特意到纪念碑那边看了后面的字了。

人家的禁脔了。。。

虽然葡萄的文字我至今有许多不懂，但如果没有葡萄，我不会发现我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这么的少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所记内容上起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１００篇，其中《虞夏书》２０篇，《商书》、《周书》各４０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记有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

汉初，《尚书》存２９篇，为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１６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后被明清代众多学者定为伪书。

外链出处

抱歉，上文对今古文解释有误，请原谅。

另附上伏生资料

伏生系孔门弟子轌子贱后裔。秦统一后，朝廷设博士70员以备顾问，伏生即为其一。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秦亡汉立，儒家学派逐渐复兴，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尚有29篇保存完好，这便是成为中国古代史宝贵资料的《尚书》。伏生壁藏《尚书》并将其传播的事迹传到朝廷，汉文帝非常重视，欲召他进朝，但此时伏生已年愈九十，不能出行。于是文帝派时任太常掌故之职的晃错到章丘伏生家中，当面授受。伏生因年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他的话只有其女羲娥才能听懂，只好先由伏生言于其女羲娥，再由羲娥转述给晃错。终于将伏生胸藏《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补叙出所失篇章，才使《尚书》得以完整流传。

自此迄后世，《尚书》之为学，伏生实为传授的渊源。以后伏生弟子又据他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一书，属“外传”之体。后人评伏生传书之功曰：“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西汉思想文化界，是今文经学的天下，在文、景、武、昭、宣诸帝统治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皆为今文经学派，其中《尚书》一经所立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博士，悉出于伏生门下。由于伏生对传授《尚书》的特殊功绩，后世今文经学家将其与在汉武帝时期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相提并论，合称“董伏”。济南伏氏，自伏生至献帝皇后伏寿，在秦汉时期，历四百余年，世传经学，号为“伏不倒”。伏生在儒门中算是开了，学阀士族的先河了。

为儒家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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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儒家一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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