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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失信于敌的节度使

开元二十五年即公元737年，同时也是藏历的牛年，血腥的战争在唐蕃这两个亲戚间重新爆发。关于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如此记载：

“及至牛年，论.结桑龙则布引兵至小勃律国。冬，赞普牙帐驻于扎玛，小勃律降。唐廷使者王内侍前来致礼。是年，唐廷败盟。”

按照吐蕃人的说法，是唐朝首先破坏和平条约挑起了战争，也就是所谓的“败盟”，那么事情果真如此吗？让我们这些唐朝后人感到惭愧的是，翻阅了祖先编写的有关史料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确实有过这么一码事发生。

事情还要从吐蕃文书里说的那个小勃律国开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6年），已攻占大勃律的吐蕃继续向临近的小勃律发展，后者已是当时唐朝通向中亚阿姆河流域诸国的唯一通道，大唐自然不能答应，《旧唐书》的《吐蕃传》记载道：

“其年，吐蕃西击勃律，遣使来告急。上使报吐蕃，令其罢兵。吐蕃不受诏，遂攻破勃律国，上甚怒之。”

也就是说吐蕃外甥拒绝了大唐舅舅要其停止进攻小勃律的要求，导致玄宗皇帝非常愤怒。参照前面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率军进攻小勃律国的应该就是那位论.结桑龙则布，随着大小勃律的相继失守，吐蕃人取代了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联合打击下江河日下的突骑施汗国在中亚的主导地位。但是具体到此时，吐蕃还并没有对大唐进行主动进攻，两国的边境仍保持着相对和平状态。

当时唐朝负责河西走廊防务的战区总司令即河西节度使是一位名叫崔希逸的将军。尽管崔氏是唐朝顶级的大姓，但研究者查阅所有现在能见到的各种史书、家谱以及姓氏录，都未发现对崔希逸家世的任何记载。按照常理来说，家族中如果出了如此高官的族人，谱牒应该是有所记录的，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任何史料都没有相关记载，崔希逸的家世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疑问。

尽管身世存疑，但这位崔希逸在历史上却并不是一个打酱油的，他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以名士的身份被朝廷辟为劝农判官，并摄监察御史，与其他判官一起受命负责“检责田畴，招携户口”的人口与土地普查工作，据记载他们做得相当出色，普查出了八十多万户没有登记的人口，“得户八十余万”，皇帝对他们相当满意，从此刻意提拔——“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秩”。

崔希逸步步高升，先后担任过郑州刺史、河南转运使等要职，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5年）秋天，他以右散骑常侍的身份接替了名将牛仙客的河西节度使之职。在此后短短数年的戎马生涯中，崔希逸建立了显赫一时的军功，却也因此抱憾而终。

《旧唐书》记载说，崔希逸到任后，就与边界对面的吐蕃大将乞力徐商量，要求拆除边界上设置的障碍物，并撤销巡逻岗哨也就是所谓的“守捉”——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

这位乞力徐尽管与赤玛蕾太后时期的三巨头之一同名，但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后人认为他是吐蕃朝廷中的“鸽派”，一直致力于实现唐蕃间的和平。虽然心存疑惑，但乞力徐仍做出了比较友好的答复，并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顾虑——乞力徐报曰：“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万一有人交抅，掩吾不备，后悔无益也。”

我是相信崔常侍你本人的诚意，但怕就怕我们两个的朝廷之间未必能建立彼此的互任，万一以后有人挑拨离间，趁我们不备杀过来，我们又已经撤下了防卫，那可就再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但崔希逸节度使“固请之”，甚至不惜赌咒发誓，一定要对方答应，乞力徐最后实在抹不开面子，只好同意了崔的要求，“遂发使与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

自此之后唐蕃边境都不设防，吐蕃人因此放松了警惕，牧民们也不再畏惧战争，纷纷出来正常放牧，青海湖边牛羊遍地，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史载“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崔希逸当初提出边界撤防要求时，很可能确实怀着相当大的诚意，但事情的发展却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举日后导致的悲剧性结果，早已被乞力徐不幸言中。

前面已经说过，趁着唐朝、阿拉伯与突骑施在中亚混战的机会，吐蕃军团挺进勃律也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严重威胁了唐朝与西域的通道，玄宗皇帝为此大为光火。

就在这个时候，崔希逸派自己属下的一个“傔人”入朝奏事——“傔人”指的是随从佐吏。到朝廷后，这个名叫孙诲的小官相当机灵，立刻从皇帝的怒火中感到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乘机向玄宗上奏，说现在吐蕃在青海完全没有防备，如果我们派兵突然杀过去，一定能获大胜。

生气归生气，唐玄宗还没有丧失理智，毕竟率先撕毁盟约并不是一件多有面子的事情，更何况对于皇帝。于是，玄宗派了一个叫赵惠琮的内给事与孙诲一起回去看看情况，即“审察事宜”。所谓的“内给事”，其实是唐朝宦官的一种，属于内侍省管辖，内给事共十人，官阶为从五品下，其职责是“掌承旨劳问，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贺皇后，则出入宣传；宫人衣服费用，则具品秩，计其多少，春秋宣送于中书。”大致相当与内宫与外廷之间的联络员。

也许因为某种东西残缺的缘故，许多宦官的心理都很阴暗，相当喜欢折磨和虐待正常人，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便更是无法无天，施展阴谋诡计惟恐天下不乱。这个赵惠琮也不例外，很可能在路上就和渴望功名的孙诲一拍即和，打定了自己的主意。到了河西节度使驻地凉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后，赵公公立刻向崔节度宣布，咱奉了皇帝的旨意，要你马上组织军队向吐蕃发动突袭，“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无奈之下，崔希逸只得从命。

尽管不情不愿，但崔希逸仍尽到了一个军事将领的责任，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农历二月，唐军向吐蕃发起了突然袭击。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场由凉州到青海湖西跨越两千多里的长途奔袭搞得相当成功，边界那一边的吐蕃军民毫无防备，他们根本没想到一直把“两国通好，今为一家”挂在嘴边的崔节度会突然翻脸不认人，仓促之间被打得大败，起码有两千多人被杀，主将乞力徐仅以身免，史载：

“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馀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

收到消息后，玄宗皇帝不但没有处分按矫诏罪当处死的赵、孙二人，反而相当高兴，下令重奖他俩，“惠琮、诲皆受厚赏”。赵公公此后一路官运亨通，尽管无法与高力士这样的同业大老比肩，但按照唐朝史料记载，这厮最后也升到了普通宦官所能达到的极至，而且皇帝对这名爪牙的评价相当高——《全唐文》中保留的唐朝政府公文里有一张皇帝给门下省的命令，也就是所谓的“制”，其名为《授赵惠琮云麾将军守左监门卫将军仍兼知内侍省事制》，内容如下：

“门下：中大夫守内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赵惠琮，素韫智谋，早周慎密。顷令衔命，委以临戎，既逾险而深入，亦乘危而苦战。遂清狂寇，且振边威，不有赏功，将何劝善。宜列爪牙之任，仍真印绶之荣。可云麾将军守左监门卫将军，仍兼知内侍省事，勋如故。”

遭到突然攻击后，吐蕃随即遣使赴唐紧急交涉，《册府元龟》记载：“十二月，吐蕃遣其大臣属庐论莽热来朝。”唐玄宗早已下定了战争的决心，因此这场谈判不出意料地以破裂告终——“自是吐蕃复绝朝贡”，也就是吐蕃外甥再也不相信唐朝这个不讲信用的舅舅了。

这场战争两个月后，大唐盛世的最后一位名相张九龄被玄宗罢免。此前，另一名宰相、那个以“口蜜腹剑”著称的李林甫故意向皇帝推荐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入朝当宰相，果然遭到张九龄的强烈反对，但自命清高的张宰相的理由竟然是雷人的“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这让自诩为对臣下一视同仁的皇帝很不爽，李隆基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给牛仙客“实封”——唐朝大臣的封户多徒有虚名，只有加实封者，才能真正得到封户上缴的租税。

不料张九龄仍“固执如初”，玄宗大怒，放出了“难道凡事都你说了算吗”这样的狠话——“事皆由卿邪？！” 李林甫暗地里“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玄宗对张九龄越发讨厌，最后硬是让牛仙客不仅得了实封，还当了宰相。而这位曾威震河西走廊的牛将军入相后，果然战战兢兢不敢多说话，“专给唯诺而已”，彻底成了李宰相的应声虫。

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农历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惹得玄宗又一次大发雷霆，李林甫乘机提醒李隆基：“子谅，张九龄所荐也。”于是张九龄终于在劫难逃，被愤怒的皇帝贬为荆州长史。随着这位最后名相的离去，李林甫彻底把持了朝政，大唐盛世的星光已经暗淡，而伟大的开元年号也已经延续不了多久了。

突袭吐蕃大胜后，唐军总指挥崔希逸节度使自然让皇帝相当满意，玄宗命一位右拾遗（唐朝谏官的一种）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慰问他，这名朝廷使者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王维。塞外雄奇壮丽的风光果然让王大诗人诗兴如潮，从而为后人留下了那首名为《使至塞上》的千古绝唱：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只可惜，诗中所歌颂的主人公却一直处于痛苦的煎熬之中，失信于吐蕃的良心谴责让崔希逸愧疚难当，耿耿无法释怀。但尽管如此，崔将军仍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一年后的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三月，怀着复仇怒火的吐蕃人大举进攻河西走廊，再次被强打起精神的崔希逸率军击败，史载“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与此同时，唐朝鄯州都督杜希望乘敌人在青海空虚之机发动了进攻，一举攻克吐蕃的新城，“以其地为威戎军，置兵一千戍之”，后人考证，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青海的门源县。

取得胜利后，崔希逸的精神和身体都已经无法再支撑下去，不得不调回内地，皇帝对这位战功显赫的将领相当体贴，任命他为河南尹，这是一个从三品的高官，管辖着洛阳及附近一大片区域，而洛阳不仅是大唐的东都，更是帝国的经济中心，此职无疑是皇帝慰问功臣让其修养病体的一个肥缺。但仅仅过了两个月，一直抑郁难安的崔希逸终于彻底崩溃，他在无尽的苦闷中撒手人寰，《资治通鉴》不无遗憾地写道：“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

对于崔希逸的死，其他史书中还有更离奇的说法——《旧唐书》中的《吐蕃传》记载道，崔希逸和败盟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赵惠琮去长安朝见皇帝，结果他们都莫名其妙地看到了白狗搞怪，随后两人便相继死去，而败盟事件的始作俑者孙诲最后也不得善终：

“行至京师，与赵惠琮俱见白狗为祟，相次而死。孙诲亦以罪被戮。”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宿命吗？

后来，在宋人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崔希逸的形象则被彻底颠覆，他成了地狱中掌管人生死的判官：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于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骑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如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

军人的荣誉与皇帝的命令到底哪个优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不是吗。

花一朵

谁是盛唐最牛的节度使？是那个身兼三镇，统率天下四成兵马的安胖子吗？错！

他曾是兵部尚书萧嵩和信安王李祎两位大唐名将的部下，而他的部下里则同样崛起了哥舒翰和李光弼这样的大唐名将；他是当朝玄宗皇帝的养子，也是后任肃宗皇帝的发小；他同时兼任着四个节度使，大唐天下超过一半的兵马掌握在他手中......

他是谁？

呵呵，咱也标题党一回。

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四镇兵力总共有26万7700人。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都是他当时麾下。

王不迎圣意、不贪军功, 不肯听玄宗命令强攻石堡城，失宠于玄宗，最终被李林甫构陷。惜哉。

四十五就死了，这个有点太短了。

另外，我很想买您的书。但是，我还有点没想明白。黄仁宇的万历，偏重经济。谭伯牛的晚清偏重趣味。如我等对历史并不明白之人，看了难免管中窥豹。

如果说有侧重的话，那就算侧重于景观吧，那么些自然和人文的景观，自己觉得即使当个旅行指南也还不错，旅游的同时也能看看故事。

介不就是血统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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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给事中李栖筠、李廙、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议。栖筠等议曰：

　　“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行。且谥号述行，莫美于文，文兴则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观行，则及辞焉。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袭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乱臣贼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大，是犹以蜗蚓之饵垂海，而望吞舟之鱼，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且夏有天下四百载，禹之道丧而商始兴；商有天下六百祀，汤之法弃而周始兴；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废而秦始并焉。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是以风俗淳一，运祚长远。汉兴，监其然，尊儒术，尚名节，虽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专政，而亦能终彼四百，岂非学行之效邪？魏、晋以来，专尚浮侈，德义不修，故子孙速颠，享国不永也。今绾所请，实为正论。然自晋室之乱，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必欲复古乡举里选，窃恐未尽。请兼广学校，以明训诱。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儒臣、师氏，禄廪无向。请增博士员，厚其禀稍，选通儒硕生，间居其职。十道大郡，置太学馆，遣博士出外，兼领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见其利。”

--------------------------------------------俺也瞎白话一哈。

李栖筠等说，夏朝靠忠心，商朝敬天，周朝靠文字记录。人在做，天在看。好事坏事都会记录在案。所以不怕现在叫得欢，就怕秋后拉清单。因此以前当官的，都要看个人言行记录。公务员的标准就是能背黑锅。现在这些孩子，就知道跟郭小四学，哪懂得以文载道的道理啊。现在来公考，就是为了票子、房子、婆子、儿子来的，来的都是虫子，木有智子。夏商周1800多年了，当然，断代还没整完。三代选人都是不看广告，看疗效。就算汉朝，也有四百年。反观魏晋，都是白专，所以都长不了。现在的问题是三非外国太多。怎么办呢？在国内设立孔子学院，要把孔子学院建在乡里。这个事，早上干了，晚上就能整了。

老兄，俺的担心看来是有一屁股的道理的。下面的奇文，如有烦闷，可以解忧。

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Fine.do?articleId=1338213777768

刘志军的“道德败坏”让笔者想起中唐时期的一则故事：

李異担任尚书左丞，有清廉的德行。他的妹妹，是当朝重臣刘晏的妻子。而刘晏，字子安，唐曹州南华人。历任京兆尹、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等使。

刘晏曾经有一次到李家探访，被请到李異的寝居之室。他见这屋子的门帘已经十分破旧了，就让人悄悄地量下这门帘的尺寸，回去后用粗竹编了一个，没有加以装饰，打算送给李異。刘晏三次把门帘带到李異门前，都因不敢进去说，最后还是把这竹门帘带了回去。

之所以想到这则故事，是因为此官也姓刘，也是省部级高官，甚至放在今天应该是更高一级的官员，也曾任过相当于刘志军一级的职务，甚至有如刘志军相似的官职。笔者没有考证转运使是否也有负责交通运输之职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度支、盐铁、转运、铸钱、都是管钱、管财、管物的肥差，用现在的话说，没有一个是“清水衙门”的，但他却连送亲戚一个竹门帘也不敢。

这是为何？因为尚书左丞佐尚书令，总领纲纪的。俗话说：武将不怕死，文官不贪财，国家必然强盛。尚书李異为官，清廉之威使亲戚都不敢冒犯，真可谓一代廉吏，为世人敬仰。为官如此，也可无愧于天地。用现在强国论坛上许多网友的话说，是令谁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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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不是以三字经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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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廙[唐]绅族子。自拾遗为河南曹。文学知名，能精学书，著名当时。

王不迎圣意、不贪军功, 不肯听玄宗命令强攻石堡城，

失宠于玄宗，最终被李林甫构陷。惜哉。

2、“青蝇之点，几危其身”——盛唐最牛节度使（上）

谁是盛唐最牛的节度使？是那个身兼三镇、统率天下四成兵马、最后终结大唐盛世的可恶安胖子吗？错！

他曾是兵部尚书萧嵩和信安王李祎两位大唐名将的部下，而他的部下里则同样崛起了哥舒翰和李光弼这样的大唐名将；他是真正的御儿干殿下——当朝玄宗皇帝的养子，也是后任肃宗皇帝的发小；他同时兼任着四个节度使，大唐超过一半的兵马都掌握在他手中，但与后来安禄山不同的是，他却从来没有动过谋反的心思；更重要的，他曾是大唐强敌吐蕃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是谁？

事情还要从玄宗刚掌权不久的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说起。那一年的十月，唐蕃两军在洮河爆发大战，进行得极其惊险和惨烈，当时唐军已经被吐蕃军队分割成两部分，形势十分危急。就在此时，唐军先锋官猛将王海宾率先拔阵，他“盘矛赴敌”，“跃马先其掩袭，挫彼锋锐”。在王将军身先士卒的激励下，唐军一举突破吐蕃军阵地，原来被吐蕃人分割的两支部队则趁机将劣势演化为优势，他们“犄角夹攻之，大破贼众”。

吐蕃残部退到一个叫长城堡（在今甘肃临洮）的地方，再次结阵拒敌，此时他们已经背水一战退无可退，只能拼死向前。王海宾仍纵马横枪，率先领兵冲向敌阵，随即被敌人团团包围，双方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但就在这时候，唐军将领们纷纷展现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史载“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最后，孤军奋战的王将军血战陨身，吐蕃军亦受重创损失惨重。

见到两败俱伤，唐军将领们知道摘果子的机会终于到了，于是“将士乘势进击，又破之，杀获数万人，擒其将六指乡弥洪”，吐蕃遭到空前惨败，损失战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最后不得不从河曲退却，唐军则乘胜毁掉了敌人在河曲建立的桥头堡和挺进基地。

战后，玄宗做的一件事让人们感动不已——皇帝宣布，自己将收养洮河之战大英雄王海宾烈士的遗孤、当时年仅九岁的王训，并将孩子改名为“忠嗣”，从此“养于禁中累年”，与李嗣升（后改名李亨，即后来的肃宗皇帝）等皇子一起成长。

按照史料记载，玄宗与王训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相当感人，皇帝甚至当场将其称为霍去病般的孤儿，想必从那时起就对这个孩子寄予了厚望——（王训）入见帝，伏地号泣，帝抚之曰：“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

也许真是由于出身将门，小小年纪的王忠嗣就表现出在战争方面具有惊人的天赋，史载“玄宗以其兵家子，与之论兵，应对纵横，皆出意表”，最后养父感慨地说：“尔后必为良将！”当然，这情况可不一定就是好事，正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更何况赵括“纸上谈兵”的殷鉴就在眼前，王忠嗣如果真想成长为皇帝所说的“良将”，光靠动动嘴皮子是不够的。

就这样，在人们疑虑的目光中，少年时的王忠嗣离开宫廷加入唐军，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开始与自己的杀父仇敌吐蕃人直接面对面。他先后在两大名将河东副元帅、信安王李祎和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萧嵩麾下服役，其职务是兵马使，这个官衔是节度使的属官，并没有固定品级，大概可归于中下级军官。

在此期间，王忠嗣很有可能跟随自己养父的老族兄李祎参加了那场著名的石堡城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尽管吐蕃人因毫无防范而被唐军突袭成功，但军事要塞石堡城险要的地理位置和固若金汤的工事大概给年轻的王忠嗣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对敌人过于深入的了解似乎也注定了他日后的悲剧命运。

根据史料记载，王忠嗣从军后相当低调，并不像赵括那样毛躁，即所谓的“雄毅寡言”。但另一方面，他一旦作战又相当勇敢，其拼命三郎般的精神让养父玄宗十分担心，怕他年轻控制不了为父报仇的情绪而带来人身危险，特意下令不许让他上前线当将军，“诏不得特将”。

后来，他曾短暂离开西北前线，担任过一段帝国北方边疆代州（今山西代县）的别驾，可别小看这个官，唐朝的州别驾与以往不同，从高宗时候起就已经改原来的别驾为长史，另以皇族为别驾，因此这个职位并不经常设置，从中也可以看出，玄宗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养子当成自己的家族一员了。

在担任代州别驾期间，王忠嗣对那些坏蛋相当严厉，史载“大猾闭门自敛，不敢干法”。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只带几名随从就出塞刺探突厥军情，消息传来，和他一起长大的皇子忠王也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十分担心自己这个小哥哥的安全，于是劝父亲说：“忠嗣敢斗，恐亡之。”皇帝也有着同样的担心，“由是召还”，王忠嗣就这样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西北战场。

到了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这位御儿干殿下给自己的皇帝养父大大长了一回脸。这一年，功勋赫赫的河西节度使萧嵩被提升入朝当宰相，临别的时候，王忠嗣对自己的老长官抱怨说：“我跟了您三年，还没有机会报答皇帝的恩情呢！”想必他还为养父不许自己上前线而愤愤不平。

于是在萧嵩的默许下，王忠嗣率领着数百名骑兵对吐蕃人发起了突袭，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杀过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正在那里举行大阅兵，见到对方有那么多人，军旗招展战马嘶鸣，跟王忠嗣一起来的部下们都害怕了，纷纷表示还是悄悄撤退的好。

但好个王忠嗣，果然艺高人胆大，他不仅不听部下的收兵建议，反而带头提刀略阵，突然呐喊着杀向对方热热闹闹闹的阅兵队列，毫无防备的吐蕃人大乱，当场被斩杀数千人，藏王不明敌人底细，为保险起见只好草草结束阅兵下令撤退。于是王忠嗣赶着缴获的上万头羊马，风光无限地回到军营。充分了解自己老板心理的萧嵩乘机为皇帝这位勇敢的养子请功，玄宗接到新任宰相带来的奏报后，果然相当高兴——“嵩上其功，帝大悦”。

另一方面，这场遭遇战很可能对成长于深宫之内、一直在祖母赤玛蕾太后羽翼下生活的赤德祖赞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阴影，这位年轻的藏王只有26岁，当他突然看到浑身溅满鲜血的王忠嗣凶神恶煞般出现的时候，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在参加阅兵式的吐蕃军队这么多，可还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谁知道哪天唐军的那个愣头青又会突然杀来？赞普于是下定了和谈的决心，不久之后唐蕃之间的第二次和平条约即赤岭之盟终于达成。

由于皇帝的关爱，加之他本人也实在争气每每用战功给养父长脸，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4年），年仅二十八岁的王忠嗣已经是帝国男爵（清源男），并拥有了一长串官衔，包括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兼检校代州都督等等。

但就在这一年，厄运降临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首倡唐蕃和平盟约的皇甫惟明此时正红得发紫，他担任了主管监察工作的侍御史，因为王忠嗣曾经抨击过皇甫惟明的结拜兄弟王昱，皇甫御史相当不满，于是就捏造了罪名弹劾他。一方面，此事似乎证明皇甫胆子确实够大，竟然敢陷害皇帝的养子，但另一方面，皇甫其实相当了解皇帝的心理，一直自诩公正的玄宗果然上套，任何为自己养子辩解的行为都会给世人造成袒护的印象，为避嫌疑，皇帝只好下令将王忠嗣贬为东阳府左果毅。

“果毅”是果毅都尉的简称，是当地府兵的指挥官，具体品级根据所在地的重要性，从正五品下到从六品下不等，大概相当于团级干部，而无论左威卫将军还是代州都督都是从三品，品级远在果毅之上，也就是说王忠嗣实际被降了好几级使用。

此时，唐朝和它最强的敌人吐蕃之间已经实现了和平，与后突厥之间也相当和睦，皇帝的主要精力正放在与阿拉伯帝国联手做掉不听话的中亚霸主突骑施汗国，而王忠嗣对西域战场毫无概念，应该也帮不上大忙。皇帝将养子下放到地方锻炼，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嫌，另一方面未必不是想让一直征战的他休息一下，

干殿下在地方部队并没有蛰伏太久，三年后的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三月，机会终于来了，因为唐朝和吐蕃这对亲戚之间重新爆发了血腥的战争，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让自己的养子出山效力了。

前文说过，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三月，吐蕃人大举进攻河西走廊，被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率军击败。与此同时，唐鄯州都督杜希望乘敌人在青海空虚之机发动了进攻，一举攻克吐蕃的新城，后人考证，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青海的门源县。

在这场战争中，杜希望属下的王忠嗣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不过，还在贬官中的王忠嗣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杜希望的队伍中呢？要知道，王贬官所在的东阳在今天的浙江，离青海的鄯州相隔几千里，根本不可能归杜希望管辖。而我们翻开史书，就会发现此事的过程相当耐人寻味。

《新唐书》写道：“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谋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闻，诏追忠嗣赴河西。”有人向杜希望推荐了王忠嗣，并认为此战如果想要取胜，就必须用王忠嗣不可，杜听了以后立即启奏朝廷要求把王调来，皇帝马上下圣旨要王忠嗣赶赴河西。

这明显是一出预先安排好的双簧啊！前面表演的是鄯州都督杜希望，而藏在后面说话的却是皇帝自己，为的就是找个好借口让自己的干儿子出山。

不过，王忠嗣也确实没有辜负养父的期望，在新城之战中表现相当勇敢。按照史书记载，唐军攻克新城后论功行赏，王忠嗣独得头功，自然被朝廷顺理成章地提升——“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卫郎将，专知行军兵马”。尽管与他以前曾经担任过的左威卫将军和代州都督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皇帝看来，王忠嗣毕竟又回到了凭军功上进的正轨。

这一年的秋天，吐蕃为了报新城战败的仇，大举向唐军进攻。由于敌众我寡，唐军上下都相当害怕，颇有畏难情绪，“众不敌，举军皆恐”。好个王忠嗣，与他爹王海宾当年一样生猛，见形势危急，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一马当先向敌军杀去。要说他的武艺也确实了得，史载“单马进，左右驰突，独杀数百人”，一举鼓舞了整个唐军的士气。

王忠嗣不仅在敌人包围中如入无人之境，“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而且似乎杀得不过瘾于是还玩出了花样——“出而复合”，也就是杀出重围以后突然又杀了回去，颇有常山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的遗风。敌人遭此突袭阵脚大乱，挤成一团互相践踏。随着“贼众遂乱”，唐军上下趁势发声喊，壮着胆子纷纷掩杀过来，“三军翼而击之”，吐蕃终于大败。

不用说，王忠嗣这次又立下了无可争议的头功。深感养子给自己长脸的玄宗皇帝大喜，于是官职和荣誉自然滚滚而出，“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寻又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小王终于成为方面大员。河东节度副使是节度使的副手，这个军区在今天的山西，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蒙古高原的突厥人而设立。

到了两年后的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三十四岁的王忠嗣已经是河东节度使兼代州都督，并拥有御史大夫、云麾将军等一堆官衔。一年之后，王忠嗣调任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按照《旧唐书地理志》所说“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王忠嗣开始主持帝国北部边疆防务，辖区相当今天宁夏全境、内蒙古河套南北地区、陕西北部以及甘肃一部。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朝组织了一场针对奚怒皆的讨伐行动。所谓“奚怒皆”，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奚族内迁唐朝的酋长，此时在桑干河源头附近也就是山西北部朔州作乱。后人考证，此战发生在朔州马邑县、代州雁门关北一带，由于主战场的关系，担任朔方节度使的王忠嗣自然成为了唐军总指挥。

此战进行得极其惨烈，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首乐府诗《战城南》，道尽了天宝年间唐王朝发动的几场大战的残酷，而起首头一句，说的就是这场“桑干源”之战：

“去年战，桑干源，

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王忠嗣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表现相当出色，史载“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会而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网文看到“奚怒皆”带了个“奚”字，就错误地以为唐军讨伐的是东北的奚人，甚至附会成唐军大破契丹与奚人的联军，这完全是胡乱联想的结果——战场并非在东北而是在山西北部，那里是唐朝与后突厥汗国的边界。

这场战争爆发时，后突厥汗国已经过了它的巅峰期，正逐渐向深渊滑落。公元734年，后突厥最杰出的统治者——毗伽可汗默棘连被大臣毒杀，默棘连在位期间一直与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甚至不惜“父事”唐朝皇帝，他的死不仅标识着后突厥汗国繁荣时期的结束，而且也引起了汗国内外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此，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写道：

默棘连的死引起了一系列动乱，在动乱结束时，突厥帝国崩溃了。不久，默棘连之子伊然可汗也去世，由其弟登利可汗继位，年轻的登利可汗在默棘连遗孀的辅助下进行统治。然而741年登利被其部下左杀处死。人们认为左杀已经宣布自己为乌苏米施可汗。

这一事件标志着突厥帝国的结束，因为乌苏米施可汗立刻就面临着三个主要的臣属突厥部落的反叛，它们分别是居住在今古城周围的拔悉密部，地处科布多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回纥部和巴尔喀什湖东端，额敏河附近的葛逻禄部。

身为唐帝国朔方军区最高指挥官的王忠嗣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也许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边境隐患的机会终于到了。他果断地采取了行动，率领大军驻扎在吕梁山中黄河边的碛口，“以威振之”。与此同时，他又派人挑拨上面所说的拔悉密葛逻禄、回纥三部与后突厥的关系，“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导致三大部族进攻并赶跑了乌苏米施可汗。

到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在三部族之一的拔悉密部的追杀下，乌苏米施可汗死于非命，可汗的人头随即被献给唐朝，“传首京师”。一年之后，后突厥最后一任可汗——白眉可汗被三部族中的回纥部杀死，困扰了唐帝国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汗国彻底灭亡，以东、西突厥汗国为代表的突厥正统——阿史那部族也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自此，王忠嗣统辖下的帝国北部边疆再也没有敌手，史载“塞外晏然，虏不敢入”。养子立下如此大功，玄宗皇帝自然大喜过望，他下令将王忠嗣调任，回到更舒服一些的河东节度使岗位，同时加封帝国公爵。“徙河东节度使，进封县公”。

到了天宝五年正月，王忠嗣当年的死对头、玄宗皇帝曾经的宠臣皇甫惟明因与李林甫争权失利而罢官，其河西节度使的官职被玄宗转授给自己的养子，不仅如此，王忠嗣又兼任了陇右节度使，“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其月，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

此时，王忠嗣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同时还代理朔方、河东节度，他一人担任了四个节度使的职务，而唐朝当时只有十个节度使，也就是说王一个人就占了其中的40％！那么，他究竟掌握着多少军队呢？

按照《资治通鉴》引用的唐朝史书《唐历》记载，唐朝在742年分布于各军镇的兵力是48.69万：安西节度兵24,000，北庭节度兵20,000，河西节度兵73,000，朔方节度兵64,700，河东节度兵55,000，范阳节度兵91,400，平卢节度兵37,500，陇右节度兵75,000，剑南节度兵30,900人，有岭南五府兵15,400。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兵1500人。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兵各1000人。合计镇兵约49万人，马8万余匹。

而王忠嗣一个人统率的兵力，就达到了267,700人，占全国所有镇兵数量的55％！或许有人说了，上面的只是唐朝边防军的兵力，并不代表唐朝军队的总数，因此王忠嗣所占的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此说固然有理，那么我就回过头看看当时的唐军总数吧。

在另一部唐朝史料《旧纪》写道：“是岁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研究者认为，“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这个数字是兵部掌握的在籍军队总数，“彍骑等”指中央宿卫军队，而健儿、团结则是边军，可即使以唐军总兵力而言，王忠嗣所指挥的部队比例仍然高达46.6％！

他一个人占据着各大军区司令中40％的位置，他一个人掌握着帝国将近一半的部队，天啊！与王忠嗣相比，后来那个闯出滔天大祸的安胖子的职责（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和兵力（兵183,900，占帝国总兵力的32％）简直就是浮云，他如果要谋反的话……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因此《旧唐书》不无感慨地写道：“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可这位控制着倾国之兵的王忠嗣却偏偏是个大忠臣，不仅自己一直毫无特殊的想法，而且还时刻警惕着其他人的异动，比如他对那位安胖子就一直——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安禄山意图谋反，他以防御契丹和奚人的入侵为借口，在范阳以北修筑雄武城，对外宣称是防御工事，城内却储存了大量军用物资并窝藏亡命之徒，“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洛河八千余为己子，又蓄单于获真战马数万匹，牛羊五万余头”。

安胖子还打起了王忠嗣属下那些在与突厥人的厮杀中身经百战的劲旅的主意，于是向朝廷申请让王忠嗣来帮忙，其实是想趁机把王的部队给留下。既然皇帝答应了，王忠嗣也不好推辞，但怎么才能避免对方阴谋得逞呢？

也许是想起了当年孔子见阳虎的故智，王忠嗣也照方抓药，故意提前到了约定的地点，然后不出所料地发现对方没有到场。节度使的时间多么宝贵，自然不能浪费，于是王忠嗣就宣称太遗憾了，既然安节度没有来，那我只好先回去处理公务了。从此以后，王忠嗣彻底看穿了安禄山谋反的野心，于是频频向自己的养父提醒，“数上言禄山必反。”

也许在王忠嗣的心中，自己仍是当年那个“入见帝，伏地号泣”的孩子，但是这时候，他的养父还是那个抚着他说“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的慈祥皇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