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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边有个为你所用的设计所，你也会不遗余力地吃掉603。这就是宿命。

就得面对被强邻兼并的风险，世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

如果说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是衔玉而诞、众星捧月般的嫡长子，那么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则更像是姨娘养的，611生于乱世、成长坎坷。谁又能想到，几十年后611终成大器，而601所却像康熙的太子胤礽一样惨遭两度被废的厄运呢？

1964年讨论米格21改进和新歼击机研制计划的时候，实际上确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双发动机的方案，由601所总设计师黄志千和总体室主任王南寿负责，就是歼八；另一个是单发动机方案，由副所长叶正大和总体室副主任谢光负责，就是歼九。 双发方案的歼八实际上是宋文骢提出来的，他当时是气动布局组的组长。宋文骢和谢光的关系很铁，宋文骢刚结婚时没房子住，谢光军衔比老宋高，把自己的单间让给老宋，老宋才算安了家。

歼八的综合技术论证结束后，老宋被抽调出来主持歼九总体气动论证。歼八进行的比较顺利。歼九的方案却一改再改，搞了I、II、III、IV、V五种方案，后来全被否了。文革期间乱哄哄的，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航空科研机构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自然是重灾区，时不时就有人被送去种地，老宋也不例外，成了“五一六”分子。歼九的研制实际上被搁置了好几年。1969年601所被编为几个型号大队，研制歼八的是六大队，歼九是四大队。

1969年跟毛子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东北一下子变成了前线，老毛说我睡不着觉，要搞三线建设，把重要的军工企业迁到大后方。1970年，中央航空领导小组决定从601所抽调300多人，到成都组建一个新的歼击机研究所，一开始叫 601所成都分所，后来改叫第二歼击机设计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1研究所。被抽调到成都的300多人中，就有负责研制歼九的四大队。王南寿被调到成都任总设计师，主持歼九的设计。据说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没有宋文骢，但老宋割舍不下歼九，于是带着老婆搬着行李自己跟着大队去了成都。

611所到了成都的第一件事儿，是争地盘儿抢房子。611所一开始被安排在空军第十三航校，地处成都南郊，与武侯祠仅一墙之隔。十三航校院子很大，院区西侧还有四十亩稻田地。土共走到哪儿都自己种地，那是传统，611所也不例外，自己组织生产队开荒种地、施肥插秧。每年都能分给职工每人几十斤粮食，十多斤菜油。1970年代生活困难，也算是改善了生活。那时候房子也不够用，还得自己组织建筑队盖房子。十三航校的营区原来属于空军，1970年601分迁三线时，空军已经同意把营区交给601分所使用，也办了移交手续。但是，1972年，空军成都指挥所又变卦了，给十三航校留守干部下命令：今后调走的人不再将空出的房子交给611所，由成指后勤部接收，并报告军委“后勤部已进驻大院”，军委只能同意十三航校营区由成指后勤部与611所合住。埋下了双方争地盘儿抢房子的祸根。双方甚至发生武斗，知识分子当然打不过当兵的，挨了揍，四十多人被打，三人重伤，其中一人脾脏被打破，做手术摘除了。一直闹到叶剑英派出调查组，给双方重新划定地盘儿才算把事儿了了。

歼九的设计目标经常变动，而且越来越高，甚至不切实际，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甚至提出要搞“升限26000，马赫数2.6”的“双二六”方案。以当时土共的技术实力，根本达不到。但负责主持歼九设计的总师王寿南对下面的科研人员从来不说实现不了之类的话，因为他知道，建设队伍最重要，一旦队伍散了，就什么都完了。

611所主要的工作除了歼九的研制之外，还有歼七的改型工作。1976年，611所调整了歼九的总体气动布局和设计参数，叫做歼九VI-II方案，特点是：鸭式布局、60度三角翼，两侧进气。是不是有点儿像歼十？没错，后来的歼十就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改进的。

1980年，太宗耍大刀，削减军工项目，航空是重灾区，歼九、沈阳601所的歼13、南昌的强6攻击机、上海运十、黎明的涡扇6发动机、西安的涡扇9发动机等统统下马。歼九研制工作全面中止，共投入科研经费2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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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成熟的技术又可以用几十年。

只要中国经济放缓，以现今文官政府的做派，一定会削减军工投入。而航空部必定甩包袱，到那时纸上谈兵的必定被手握剪刀榔头的肢解。

现在生产“歼十”、“歼二十”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以前有个挺土的名字叫“峨嵋机械厂”，代号132厂。其实航空系统的企业，出于保密的需要，对外都有个“XX机械厂”的名字，比如沈飞叫“松陵机械厂”，代号112厂；哈飞叫“伟建机器厂”，代号122厂，等等。

132厂是1958年开始建设的，厂址设在成都温江黄田坝。起初，132厂建厂的目的不是生产飞机，而是生产导弹。

按照1958年中国与苏联签订的协定，毛子向土共提供三种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542岸舰导弹、544舰舰导弹和1060潜地导弹。除提供导弹技术外，协议还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629潜艇、205导弹艇和183P鱼雷艇。这就是当年著名的“三弹三艇”协定。 其中的542导弹（苏联叫KS-1飞航式导弹，外号“小火山”，北约代号SSC-2B）是在米格-15战斗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气动布局与米格-15战斗机基本相同。1959年中期开始，苏联向中国先后运送了导弹和相关的技术资料图纸。

这就是542导弹，跟米格-15非常相像：

正在往“图-16轰炸机”上挂载542：

“图-16轰炸机”发射542的情景：

成飞建厂的目的就是要仿制这种542导弹。当时南昌飞机制造厂同时在仿制544导弹，544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冥河”反舰导弹，1967年埃以战争期间，埃及曾用4枚“冥河”击沉以色列最大的战舰“埃特拉”号驱逐舰，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阿三用“冥河”击沉巴基斯坦大型驱逐舰“开伯尔”号，另一艘驱逐舰的舰桥被导弹摧毁。阿三的导弹艇还用“冥河”袭击了卡拉奇港的岸上目标，摧毁了码头的贮油罐。

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当技术员，仿制“伊尔28”，国产型号叫“轰五”。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设计科长，当时陈一坚是他的手下，是设计组组长。成立沈飞设计室时，屠基达和陈一坚都被调到沈阳。

屠基达的第一个作品是“初教六”，后来交给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直到今天结实耐用又便宜的“初教六”仍然是土共空军的初级教练机。

1960年，屠基达被调到成都132厂，当时132厂正在热火朝天地仿制542导弹，国产型号命名为“5079飞航式导弹”。结果第二年“大跃进”的大潮退去，成飞发现自己没穿裤衩，5079下马了。屠基达也很郁闷，主管过的东风107流产，参与过的东风113流产，现在刚到成飞第二个年头，5079导弹也流产了，估计屠老的头发就是那几年“习惯性流产”时开始掉的。

成飞还在基建阶段，铺了一大摊子，要是真没事儿干可就难看了，于是航空工业局下令，让成飞测绘仿制“歼5甲”全天候歼击机。当时毛子没给全天候型米格-17（给的是白昼型）的技术资料，只给了两架样机。

1962年“歼5甲”测绘完成，共计15个月，测绘图纸占全机图纸的60%。01架运到沈飞做全机静力试验，02架运到西安阎良试飞，1964年11月11日光棍节首飞，只飞了19天就定型了。可见那时候空军要夜间型的急迫心情。歼5甲一共生产了124架。

空军当时用乌米格喷气式教练机，全是从苏联进口的，不够使而且越来越旧。沈飞自己研制的“歼教1”由因为发动机的问题下了马。所以空军急需喷气式教练机，而国内又没有厂家生产。于是屠基达建议在歼5甲的基础上改型生产教练机，这就是“歼教五”。歼教五1966年首飞，试飞员是程荣生。

歼教五是成飞的“第一桶金”，到1984年，共生产了上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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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近年来广大师生、校友的意见，大家提议并希望将温家宝总理2007年9月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诗歌《仰望星空》作为北航校歌的歌词。因为，北航师生对温总理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爱戴之情，都铭记着他两次莅校亲切看望和勉励大家的情景

就在川南某地，我家乡，那个太白云：青山横北郭，绿水绕东城的小地方。

离市区不远不近。不远是指开车不过10分钟，当然是私家车，不近是指没有公交车，要座班车才能到。哭死，和我们大院一样。

607所原来叫内江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已经整体搬迁到无锡，后来又与苏州长风有限责任公司（171厂）合并，现在全称叫“中航工业雷达与电子技术研究院”，简称“雷电院”，总部和生产基地在苏州，研发中心在无锡。607所搬迁的时候，内江死活不放，后来形成了雷电院在苏州，税却交到内江的奇怪现象，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样。

内江人民穷啊。为了钱，

连市委书记的脸面都敢落，还有什么不能发生的。

土共1962年就从毛子那儿拿到了米格-21的设计资料，自己仿制的型号叫“歼7”。不过，土共拿到的只是白昼型的资料，所以早期生产的歼7不是全天候型的。

土共拿到米格21的设计资料后，先花了两三年时间翻译整理图纸，研究相关技术，也就是所谓的“摸透”。1964年由沈飞（112厂）开始生产，1965年完成全机静力试验，1966年首飞，试飞员是葛文墉。基本型的歼7只生产了十几架，因为沈飞要全力试制歼8，所以1968年把歼7的生产全部转移到了成都132厂和贵州。

文革刚开始那会儿武斗，成都132厂是重灾区，市区的造反派在北京来的造反派鼓动下冲击132厂，132厂的造反派架起机枪就打，结果死了50多人，好多都是学生。后来老毛发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才算稍微安定下来。屠基达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进了劳改大队，1969年才“解放”。

132厂在歼7基本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加了左机炮，机头进气锥改成无级调节的（原型为三级可调），换装增大推力的发动机等，后来发现发动机毛病多，又改回老发动机。1970年试飞，称为“歼7I”型。歼7I的产量也不大，一共生产了188架，其中40架给了朝鲜。

后来，歼8用的涡喷7乙发动机成熟了，换装了新发动机（歼8用2台，歼7用1台）、安装了改进型弹射座椅的型号称为“歼7II”。歼7II生产的也不多，总共375架。

歼7基本型和早期的改进型，空军都不太待见。最大的问题是雷达。早期的歼7装的是雷达测距器，只能看到前方5-7公里的目标，而且不能给出方位。眼睛好一点儿的飞行员目视就能看到10公里，所以这个测距器聊胜于无。空军给歼7起了个外号叫“跑得飞快的近视眼”。

1970年代，毛子的出口型是米格-21MΦ,与原型相比已经做了很大的改进，土共艳羡不已。但是那时候跟毛子的关系很僵，叫人家“苏修”，拿不到技术资料。

土共跟朝鲜的关系还行，听说朝鲜买了米格-21MΦ，于是成飞派了技术人员去朝鲜又是看又是摸又是捏，测量了一些尺寸，要回来雷达、弹射座椅、发动机等实物还有一些技术资料。

埃及、罗马尼亚也有米格-21MΦ，那时候跟土共关系不错，屠基达等人参观的时候也测量了外部尺寸，还要了一部分文字资料。想想看，后来的工程院院士屠老先生拿着把卷尺测量人家飞机的情景，还蛮好笑的。

孟加拉国也装备了米格-21MΦ，土共与孟加拉国的高层领导人关系不错，屠基达带队去进行了测绘，那时候苏联专家也在孟加拉国，为了防止中苏两方面的人照面，所以中方只能在晚间戒严后去现场。两架米格-21MΦ停在机库，均不完整，一架无发动机，另一架仪表拆去甚多。孟加拉天气炎热，蚊子很厉害，条件相当艰苦，吃了不少苦头。屠基达他们拆开的地方，当晚必须恢复原装，有铅封的、或者拆开后必须换新件的地方，都不让拆。除了进行测绘，还要回来一堆说明书和十七项系统成品。

虽然有这些渠道可以让土共了解米格-21MΦ的情况，但没有样机就不能把飞机拆散了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测绘。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土共对这米格-21MΦ朝思暮想，终于让土共逮着个机会，把米格-21MΦ弄回了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1978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美国的斡旋下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埃以和解，但是几乎所有阿拉伯小兄弟和苏联都表示反对，苏联逼埃及还债，萨达特一怒之下废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跟苏联决裂了。当时埃及手里有不少米格21和米格23，经过谈判，埃及把10架米格-21MΦ、6架米格-23、10枚AS-5“凯尔特人”空面导弹给了土共，以换取土共为其庞大的米格-21机队提供零部件和技术支持。美国也如法炮制，把剩下的米格-23和一些米格-21弄回了美国，作为训练和评估使用。萨达特后来遇刺身亡，主要原因也是与以色列和好。

样机到手了，土共开始测绘仿制，国产型号定名为歼7III。那时文革也结束了，军委要求加快生产歼7。

那时候屠基达是成飞的总工程师，手下是成飞的设计室，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原来属于国防部，后来划归航空部（三机部），与成飞不是一个单位，一个是厂，一个是所，互不隶属。一开始是屠基达主持仿制工作，由132厂、611所还有另外两个单位组成联合设计室。611所原来一直在研制歼9，为了研制歼7III，歼9的设计工作“全面暂停”，后来干脆下马了。

屠基达与611所的设计人员意见不太一致，屠基达主张“全面测绘”，611所一部分人主张测绘数据可以做参考，还是要自己研制。屠老说，那玩意儿时毛子60年代的技术，就算完全测绘，我们也晚了20年，要是等你们自己研制出来，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要自己研制你们可以去鼓捣自己的歼9。屠老在工厂呆的时间很长，先是在哈飞，又调到沈飞，在南昌干过“初教六”，在成飞搞过歼5夜间型和“歼教5”。屠老干事儿比较实际，看哪里不合适，直接打个补丁，有些结构，让设计人员去分析，根本找不到设计依据，按照码农的说法，这叫“dirty hack”。研究所的人则不同，很多人是从大学里出来直接进的研究所，做事儿比较教条，没有理论依据的事儿，一般不干，对于工厂里的人“瞧不上”。

屠基达也指挥不动611所的人，毕竟不是一个单位的。三机部曾经发文，把611所合并到132厂，但也执行不下去，后来不了了之了。部里没办法，后来还是把歼7III的研制工作完全交给611所，联合飞机设计室解散，屠基达退出设计工作，但是设计原则还是按照屠基达的意见“完全测绘”。611所与132厂的磨合在后来研制歼10时好了一些，但从立项到首飞还是用了15年，双方真正找到最佳体位，还是现在的歼20研制过程中，歼20从立项到首飞只用了5年多。

歼7III首飞是1984年，定型都到了1988年了。

后来歼7的改型工作一直在持续，歼7也出口到很多国家，买的最多的是巴铁。

歼7系列于2006年停产。

歼7的终极改进型“枭龙”将在巴基斯坦的天空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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