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变迁看重庆事件 -- 铸剑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毛泽东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⑴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推选教皇的程序，隐秘莫测，既有约定俗成的旧规，又不断因时代变化而添进新的内容。1059年，尼古拉二世决定，从今以后教皇必须通过枢机主教开会产生。1268年10月，克雷芒四世与世长辞，众枢机主教聚首意大利中部城市维泰博，开了一次破纪录的马拉松式选举会。各派势力互不相让，对峙了一年半而毫无结果。教会还有耐心，百姓却已是怒不可遏。1270年6月，他们在市长和商会会长的带领下把枢机主教悉数赶进教皇宫，选不出新的教皇，谁也不准迈出大门。主教大人们不肯轻易就范，吃着送进来的清水和面包，仍然不紧不慢地扯皮，还威胁说要把带头闹事的人逐出教会，并且扬言罢工。等待新教皇产生的信众不甘示弱，他们甚至把议事大厅的房顶掀掉，讽刺说这样可以方便“圣灵”光临会场。只吃清水面包，过着头顶青天的日子，17名“坚贞不屈”的枢机主教坚持了两年零九个月之后终于投降。1271年9月1日，他们把耶路撒冷主教特巴尔多·维斯孔蒂推上教皇宝座，是为格列高利十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幸运儿当时既不是枢机主教，也从未列席过枢机主教的大会。

令人欣慰的是，虽然作为折衷人物当选，格列高利十世却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于1274年颁布敕令，不仅为教皇选举规定了详尽的议事程序，而且连选举会的“工作餐”都安排妥当。届时，枢机主教都被关进会场，封闭讨论，直到新教皇产生。头3天为与会者提供日常饮食；此后的5天，每天只提供一顿饭，如果会议仍有必要继续，从第9天开始只供应干面包和清水，直到会议结束。为避免暗中勾结，会议期间所有人必须同住一间卧室。事后证明，格列高利十世的敕令行之有效，此后两届教皇的产生都很顺利。到了约翰二十一世，这位教皇迫于枢机主教的压力，于1276年宣布取消这敕令。混乱局面于是一如继往。

沦为政治争斗的附庸

卜尼法斯八世在位时，教会与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冲突激烈。当时，欧洲各国君主因互相角逐而用度浩繁，不经教皇同意纷纷擅自向神职人员征税。1296年，卜尼法斯八世发布通谕加以禁止，腓力四世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后来还伙同他人拘捕了卜尼法斯。教皇被释放后回到罗马，几个星期后便去世了，这是发生在1303年的事。卜尼法斯八世薨逝后，腓力四世强迫教廷从罗马迁到法国南方城市阿维尼翁，迎立克雷芒五世即位，开创了阿维尼翁教廷的历史。当时，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这几个主要欧洲君主国在教皇选举问题上非常警觉。17世纪时，它们甚至成功地在教会里安插进一名权力极大的“否决者”，对一切决议拥有至高无上的否决权。“一票否决”的特权一直持续到1904年被庇护十世禁止。事实上，庇护十世能够当选，恰是深受“否决权”佑护的结果。选举会上，他最有力的竞争者——枢机主教兰博拉因为在政治上过于亲法而被奥地利国王否决出局，庇护十世方能扬眉吐气。

有时，参加选举会的枢机主教面临来自诸侯、豪门巨室甚至政治流氓的数重压力，不得不草率收兵，以便早日脱身泥潭。1378年4月7日，拥有16名成员的枢机主教团里，只有4名意大利籍主教。前一年，前任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刚刚把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于是，意大利民众一心企盼由意大利人执掌教廷，从而把教廷留在罗马。如果让法国佬得了意，就是政治上的失败。参加选举会的枢机主教两股战战、心惊肉跳，第二天就把那不勒斯人普里亚诺推选为新教皇（乌尔班六世）。此时，未参加选举会的普里亚诺尚不知喜从天降，而民众看见宣布新教皇产生的白烟从会场升起，已欣喜若狂地打开门锁冲进会场，争睹圣父尊容。人们赶紧把这位白发苍苍的高级教士拖上御座，手忙脚乱地给他套上法袍。当市民争先恐后扑倒在新教皇脚下施行吻礼时，他早被这阵势吓得四肢颤抖，而枢机主教则一个接一个溜出会场。几天之后，12名法籍枢机主教（一说13人——译者注）逃到意大利的阿纳尼镇，他们逐个把手按在福音书上发誓说，假如不是受到死亡威胁，自己决不会选举乌尔班六世。8月9日，乌尔班六世正式加冕。与此同时，日内瓦枢机主教罗伯特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宣布就任新教皇，称克雷芒七世，驻阿维尼翁。这时，乌尔班六世改组了枢机主教团，一口气任命29名本国人，势力已经得到巩固。接下来，两个教皇互相攻讦，开除对方教籍，坚称自己是惟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并以“伪教皇”互称。站在乌尔班背后的，是神圣罗马帝国、英格兰、匈牙利、波兰、佛兰德、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国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为克雷芒撑腰的，是法兰西和它的盟国卢森堡、苏格兰、奥地利、阿拉贡、纳瓦尔、洛林和萨瓦。

混乱局面的产生，是法国与德意双方争夺对教廷控制的结果。天主教会成为牺牲品，由此陷入分裂。不久，两位教皇相继去世，各有后人继续这场游戏。1409年，分裂双方在比萨举行会议，决定同时废黜阿维尼翁的本笃十三世和罗马的格列高利十二世，另立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本笃和格列高利在一些国王的支持下拒绝退位，天主教会竟出现三位教皇并立的奇事。

1417年，荒唐的局面终于走到尽头。历史上第一次，枢机主教、18个国家的大使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三位教皇走进同一间会场。第四位教皇马丁五世产生，前三位教皇被迫屈服，承认自己的伪身份，教会终于渡过难关。

人有千算，终不及天

几个世纪以来，各种政治势力彼此交织，是左右教皇产生最主要的因素。1241年，马泰奥·奥尔西尼把参加教皇选举会的全体枢机主教困在一处废墟中，使他支持的人顺利当选，这就是切莱斯廷四世。奥尔西尼选择强攻得手，无奈人算不及天算，切莱斯廷四世年老多病，只做了17天教皇便去世了（也有传闻说他是被人毒死）。整个中世纪，意大利的豪门望族从未停止对教皇人选的干预，各大家族利益纠缠；奥尔西尼家族与科洛纳家族虽然势不两立，却站在一起反对加埃塔尼家族，后者还与萨维利家族矛盾重重……到文艺复兴时期，家族之争愈演愈烈，大家都想让教皇听命于己，斗争激烈而残酷。1503年即位的尤利乌斯二世依附德拉·罗韦尔家庭的势力，靠贿选在一天之内荣登大宝，从而创下教皇选举的最快纪录。尤利乌斯二世之后江山易主，新人利奥十世的背后，已经换成著名的梅迪契家族。在其统治期间，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著名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与该家族渊源颇深。

谁左右教皇的产生？古老的格言让每一个野心家英雄气短：走进聚满枢机主教的教皇选举会场，那些自认胜券在握、非我莫属的家伙，从来都是垂头丧气地走出来。1978年10月，没有人意识到那个默默无闻的波兰人会接过圣徒彼得的三重冕。当他的名字——卡罗尔·沃伊蒂瓦——通过窗户喊出来，回荡在圣彼得广场上空的时候，罗马的百姓还以为选出了一个来自非洲的教皇。通向教皇之路，永远神秘莫测。每一个与会的枢机主教都深信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们始终跟随在一个伟大的力量后面。这个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往不胜，它就是“圣灵”。在西斯廷教堂的穹顶下，主教们看到，主的样子渐渐转化成凡人的形象。

派系相争的底子没有变。有人到站离场，有人妥协交换影响力的延续，本质上与选教皇没有分别。